Tuesday, 11 March 2025

日奎允 | 中國對台野心所為何來:比較余茂春及華安瀾觀點

日奎允 思想坦克 2025 年 3 月 11 日

中國吞併台灣的野心與慾望從不是房間裡的大象。以「共機」為關鍵字在中央社APP搜尋,三月以降,日日都有共軍機艦甚至空飄氣球擾台、國軍嚴密監控應處的新聞;一月時,高檢署起訴收受中共資金、意圖整建武裝組織作為中共襲台內應的相關人員,領頭者甚至是國軍退將。此外,具爭議性的「灰色作戰」更是層出不窮,似乎將要麻痺台澎金馬居民的身心,只怕「放羊的孩子」寓言的效果會在最不應該時浮現。
中共併台野心有歷史、意識形態與利益考量

但另一方面,中國的步步進逼,卻又不僅僅是近年來針對「傷害中國人民情感」的「分裂主義分子」的新舉措——回顧歷史,國民黨內戰失利敗逃來台,共軍持續窮追不捨,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的同月發動襲擊(古寧頭戰役)。儘管最後由中華民國金門守軍取得勝利,解放軍不得不接受隔海遙望的現實,解放軍仍在數年後陸續發動大二膽戰役、九三砲戰及八二三砲戰。國民黨方面則以高壓軍事手段防堵任何可能威脅,甚至以百姓的生命、財產與自由為代價。

儘管過去有相當時間,兩岸未有一方具有單方面改變對峙情勢的實力與條件,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解放軍的實力已不可同日而語。如今解放軍是地球上人數規模最為龐大的武裝力量,近年更新增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此二者作為與陸、海、空三軍並列的新軍種,在在體現其提升總體作戰實力的決心——「必須奪取台灣」已昭然若揭。 

問題是,為什麼「奪取台灣」是「必須」?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展開一系列探察。目前,我認為有余茂春、華安瀾論述特別值得注意。二者皆有顯赫資歷與豐富學養,並且積極以提醒台灣社會重視中國威脅與呼籲國際民主政體關注台海局勢為己任;更重要的是,余氏(美國海軍學院教授、川普第一任期國務卿蓬佩奧之首席中國政策顧問)與華氏(Alan Wachman,2012年逝世,時任塔夫茲大學國際政治學副教授)對於中國「必須奪取台灣」的解釋卻是大相徑庭。

首先來看余茂華。

早在2023年四月,余茂春便在《台北時報》刊有一篇名為〈Why Is China So Obsessed with Taiwan?〉的評論,其中列舉的四大理由分述如下。 

余茂春著重於中共馬列主義的運用

第一,中國共產黨將收復台灣視為其「解放」論調——也就是,將全世界受資本主義荼毒的受苦者解放出來──至為關鍵的一步;其次,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共篤信「東升西落」。作為過去毛澤東時代「東風壓倒西風」宣傳在當代局勢的呼應,習意圖透過攻佔台灣向世界證明作為強權的中國,具有巨幅牽動世界局勢的實力;第三,中國擔憂台灣所採行的政治制度與開放的社會氛圍會持續影響其管轄的廣大群眾,因此必須透過攻佔台灣來消除台灣對中共治下群眾的啟發甚至煽動:最後,為了支應當局對台的野心與迷戀,解放軍的發展不僅超越應對潛在台海衝突的需要,更已朝往不惜與美國一戰的方向推進。

換言之,余茂春直接點名中共的意識形態、乃至於將意識形態目標化為現實的種種手段,正正說明為何中國必須「纏著台灣不放」。

另外,在今年的三月三日,余氏也在《華盛頓時報》發表〈A War Built on Fiction: China's Baseless Claim over Taiwan〉。該文駁斥北京藉以持續施壓的領土主張(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更指出「中共認為自己正與自由世界進行一場意識形態之戰,而美國是其主要對手。台灣是一個蓬勃發展的民主國家,既是全球商業和科技革命的重要參與者,也是美國的重要夥伴,因此對北京的威權模式構成了直接挑戰。這就是為什麼中共如此決心要將其控制在手中。」

稍後的三月五日,余氏更在其官方 X(前推特)帳號發布〈China's Obsession with War Rhetoric: A Legacy of Ideology and Legitimacy〉。文章首先引用中國駐美大使館「如果戰爭是美國想要的事情⋯⋯,我們都準備好戰鬥到底。」的 X 推文,說明遵循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中共將「治理」視為必須與對手鬥爭至你死我活境地的零和遊戲,並強調:正是由於中共之治理欠缺民主正當性,因此必須維持「不可戰勝、不可阻擋」的幻象以維繫其合法性;此文也呼應2024年四月余氏發表在胡佛研究所的投書〈The Importance of Being Communist—Evolution of China's Ideological Orthodoxy and Its Vision for Global Dominance〉——一則以簡短文字精要說明中共意識型態及局勢演變的評註。

透過以上整理不難發現,余茂春的論點聚焦於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源流,並指出,中共致力於突破「圍堵」、發動世界性革命之心態,致使其必須將地理上近在咫尺、治理上遠在天邊的台灣納入管轄——為拯救並領導「人類命運共同體」開第一槍。

如此,讓人不禁好奇,倘若未來統治廣袤中國大地的政權易主、繼任者不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依歸,台灣有否可能超脫來自海的另一邊的威脅?或至少,有否其它觀點能夠回答指出中國侵略台灣之「必要」?華安瀾早在2007年發表的《為什麼是臺灣?中國領土完整的地緣戰略理由》提出的主張深刻而有洞見,儘管並未令人舒心。 

華安瀾認為掌控台灣是大陸政權視為其安全屏障的頑強認知

一言以蔽之,華氏認為北京對台政策、或說將台灣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手段並非出於意識形態,而是數百年來大陸上的中華政權將台灣視為其安全屏障的頑強認知。在此認知下,大陸上的中華政權必須將掌控台灣——或至少確保台灣不受他人掌控——才能確保大陸的安全。中國共產黨領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是這艘疾駛的快艇最新的舵手。

自建國起,中國的領袖便不斷表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必須統一」的觀點,至於如何統一,則能梳理出「硬—軟—軟硬兼施—硬」的變遷過程。

與余茂華的論點不同,華安瀾在書中更詳細界定出所謂「解放」論調存在於內戰後兩岸分治的最初三十年;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在1971年取代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成為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國是直到1978年與美國建交才暫緩軍事手段,也就是終止對金門列島的「單打雙不打」。

中共當局接著判斷,愈發孤立於列國體系的台灣當局最終將投入中國懷抱,武力於是不再必須。但是,隨中華民國第一位台灣出身的總統李登輝就任,其一系列彈性外交、務實外交的手段無疑擴展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國際生存空間」,卻也令中共當局認識到,李登輝不過是破壞領土完整的「分裂份子」,其「實質台獨」的立場一覽無遺。兩岸具官方色彩的高度交流遂戛然而止,對立更在1996年中華民國第一次總統直選的台海飛彈危機中升到最高。既然和平統一主張與軟硬兼施手段無疾而終,如今,中國官方主張「硬的更硬」,於是解放軍各方面實力大幅提升。

然而,華安瀾在《為什麼是臺灣?》的貢獻並非僅止於爬梳中共建國以來的政策與領導階層心態演變,而是強調地理與1949年以前歷史變遷所形成的綜效對於當今紛爭的解釋與啟發。 

大航海時代以來臺灣愈發凸顯其地理重要性

事實上,華氏提到「從歷史裡顯現的是中國統治者對於該島戰略重要性的一套關注模式,這份重要性源自臺灣的位置。激起這份關注的,幾乎總是對於某個外來勢力試圖將台灣納入其戰略領域,及/或利用臺灣為『橋頭堡』影響該勢力對中國的認知」。

以荷蘭東印度公司試圖佔領澎湖,藉以打破葡萄牙藉由領有澳門壟斷對明帝國的貿易而未果、退而求其次佔領台灣西南沿海地區為濫觴,稍後的鄭氏政權更在鄭森、鄭經父子的經營下持續對甫入主中原的滿洲人發起「驅除韃虜」、「反清復明」的挑戰;儘管鄭氏政權在施琅水師的攻擊下覆滅,令此一危機似乎暫時解除,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帝國卻又來勢洶洶,利用琉球漁民失事為掣肘,終於迫使清廷建台灣為一省。

數十年後,當轟炸上海的日本軍機從台灣基地起飛,一系列外患壓力不得不讓時任中國領導人蔣介石在其著作《中國之命運》記述道:「河淮江漢之間,無一處可以做鞏固的邊防,所以琉球、臺灣、澎湖、東北四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這些地方的割裂,即為中國國防的撤除」,並且,開始斡旋於其他列強之中,為可能迎來的戰爭勝利設想「收復1894年甲午戰爭以來的全部失地」的未來;也正是此時,中國共產黨也一改過往對於日本戰敗後中國是否納台灣為領土的消極態度,積極考慮將台灣視為失地、因而必須收復的見解。

中共何以背棄由共產國際所啟發的指導:「少數民族有權自決,重申中國對臺灣主權則是令人不齒的帝國主義行徑」?確切的原因固然錯綜復雜,至今仍賴進一步考究,但華氏於文中引述中國共產黨「聚焦於眼前,而不顧一致性」,並簡結道「中共理直其壯地出於政治投機而行事」。正是地緣戰略理由所牽動的巨大效應,在他看來,中共只是表面上以意識形態的傳承為原則,事實上種種手段均無不考量其實際利益。

了解歷史與現實才不致被紅色中國所惑

當然,余茂春、華安瀾的論述各有優勢與局限。面對瞬息萬變的局勢,台灣為何對中國至關重要是複雜而無法輕易回答的問題,但至少,兩方的論點為亟欲瞭解歷史與現實、願意付諸行動希求扭轉局勢、不惜以一切可能保衛家園的有心人士而言,是通往廣闊認知世界進行深度探索的門票:有志者不妨揉合雙方長處以求對情勢有更全面的理解。

舉例而言,正召開的中國「全國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便是最近值得關切的內容。即使中國近年甫經歷一場權力風暴,令習近平得以收攏權力核心並無礙地步入第三任期,導致會議相較過往稍嫌平淡,但是,兩會中可能釋放關於中共官方對於俄烏戰爭在內等國際情勢的研判以及對台政策的方針。又是一次檢視中國對台野心與慾望的時刻——不論由意識形態觀點切入、抑或由地緣戰略理由探討。

正是因為中國官方不論透過對內的宣講文件或對外的外交發言,其呈現過程往往致力於令其敘事邏輯前後一致。著重於官方口徑的連貫性,一方面是為了(至少在表面上看來)維持其黨內對於修正主義路線的批判傳統;另一方面,乃是為了局勢所需、必須出於政治投機或利益考量進行路線轉向時,仍能符合宣傳上的政治正確以弭平來自群眾或是黨內競爭派系的質疑聲浪。

其次,當中共不斷利用其意識形態追求統——不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式的、或是民族主義式的——強化並合理化其侵略意圖與侵略行為且謀求其地緣政治利益時,理當作為反侵略者、反壓迫者的台灣人更應該堅守民主、自由、人權、多元、開放、包容等價值;自信於一個民主政體、一個開放社會進行內部糾錯、瀆職者汰換、意見交流、協商與共識凝聚的機制,以及積極走入世界——作為「世界的台灣」的成就。

認識中國的侵略理由、主動積極應對,如此,是為構築一種反侵略者的心境。

作者是賽夏人也是台灣人,1998年生。目前任職於非營利組織,從事社會工作。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布朗社會工作學院社會工作學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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