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4日
這個星期，正是我新聞生涯的51歲「生日」。其間，我如夢如幻，醒醉難分，有高潮有低潮，有熱戀有失戀，故曰「半世紀時代悲戀」（這也是我的新書《夢醒癡人瘋語嘲》的副題）。與同輩相比，也許我最跌宕難測，所以「命運中各自隨緣」（鄭少秋《輪流轉》歌詞），正合眼前光景和引入標題。
不過在這半世紀中，中國內外時局起了令人陌不相識又似曾相識的變化。容我透過這51年的新聞隧道，簡略回顧昔日，再看今日風雲；聚焦主流趨勢，細探興利除弊。
（1）香港由港英年代到特區年代
──51年前，我這個「番書仔」進入幾乎是清一色左派員工的《文匯報》，採訪過各類新聞，連娛樂、體育和突發新聞也跑過；後來適逢其會，長駐英國跟進中英會談，再長駐北京投入《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前世今生，所以我把這一切視為「沒有名分的私生女兒」。意想不到的是，無論在倫敦或北京，我先後遇上一些少有的「紅色歷程」（在此略去）；但「六四」被點名「動亂精英」後，又像驚變的荒島之鳥，情歸何處？我說這些，非為緬懷過去，而是想各位替我深思夢境，教我該醉還是該醒？
──在這51年中，香港由經濟落後的工業小港，變成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確是來之不易。這裏有港英政府為吸引民心、與中國大陸周旋的政策；也有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盡最大程度使用香港的原因。無論如何，這也反映了港人的靈巧和應變能力。
最值得一提的是51年來的民智提升，市民不再單靠官方（無論中英）的政策和指揮，而是在官方政策下尋找自我發揮的空間，形成不衝突的雙線發展，把香港變成以中產為骨幹和成熟的公民社會，並在不同性質（包括中外）的周旋中，扮演獨特的角色，從而爭取官民之間在平衡中共存，進退則各自隨緣。如今這種角色和公民社會是否動搖？值得關注。
──由此思考前路：香港由殖民地轉為中國的一部分，「一國」是沒有質疑的，但香港應扮演怎樣的角色，才可對長遠發展產生最大的動力和助力，並把「兩制」的效益最大化？這數十年來我經常思考一些問題：到底「兩制」應體現在什麼地方？重點應在經濟，還是政治或社會管理模式？「兩制」既然有其好處，為什麼內地（連有條件的省市）卻不能享有「兩制」？如果說情况不同，但不同在哪裏？所以，我愈來愈糊塗，「兩制」到底是為「一國」增添活力？還是為過渡「一國」而生？
──在剛結束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裏，也有涉及香港的內容。不久前才提及的「八大中心」，不知何故忽然又只談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也許「三中」是黨的大會，未能涉獵全面，可以理解，惟有一句話值得細味：「構建跨行政區合作發展新機制」。外界無法有統一的解讀，只關心這個方向會否對「兩制」的靈活性產生矛盾？這與官方強調的「尊重『兩制』差異」，又會否出現差異？
（2）中國由弱國變強國 如何保持勢頭
──過去51年，我親身經歷中國由文革的大破壞，發展到後來的經濟高速增長，綜合國力大幅提升，躋身經濟大國，確感到與有榮焉，因為當中也有我的一根毫毛和一滴汗水。當我1973年加入左派時，很多人都笑我「癡人自招風雨嘲」（這是《夢醒癡人瘋語嘲》的原句）。後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笑我的人反而更積極地北望神州、以身相許。這是當年中國的吸引力，我不會吃醋，只希望中國更進一步，從經濟改革進而政治改革（至少逐步改革）。這確是當年的心境。
──此外，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內地人民在過去半個世紀裏也是「命運中各自隨緣」，惟不約而同地修煉「潛變化」的功力，雖然無法擺脫某些大政策，但不斷努力爭取最大空間和活路，令官方不能採取純高壓的手法處理問題。如果沒有長期跟進內地的民間變化，或者沒有同樣經歷，很難感覺到這種「要用年代積累」的變化。
用一個簡單例子說明：今天還能推動文革式瘋狂嗎？不能！雖然今天仍有一批「小粉紅」和「因利益而左」的人，但他們只能利己和甘於為勢利用，製造混亂，而不能翻雲覆雨、顛倒乾坤。當然，這種「左」仍需不斷清理，否則官方也會作繭自縛。
──雖然我看到上述兩種積極的因素，但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仍有很多弊病，尤其在「趨利基因」催化下的官場文化。以下例子可以生動說明：大凡內地有什麼新動向和政策，需要大力宣傳，就會出現層壓式的教育；近年來這類活動同樣在香港基層硬銷，「走過場」不要緊，總之「篤數」為重。
宣傳時只講今天的英明，不講過去的「失明」。舉例說，「三中」前後，官方提出強化法治，要求「先立（法）後破（現有規矩）」，惟不會有人問：就是因為過去「先破後立」（先解決眼前需要，法治建設其後配合），今天才要求「先立後破」。
這種政治氛圍已導致現代版的《三言二拍》（明代作品）。「三言」者：反對和不滿的人不能言（因為各種禁制），知情的人不敢言（因怕失去利益），理性的人不想言（因為說了沒用）；「二拍」者：掌聲照拍，馬屁照拍。這些現象跟我剛入左派時的氣氛如出一轍。能改變嗎？如此這般因循陋習，怎樣凝聚力量「由治及興」？
（3）書展「下架事件」 令人深思
──今年書展出現區家麟、邵家臻等作品被要求下架的新聞，反映言路不暢。這跟以前言論打壓的程度雖尚有一段距離，但這又令我彷彿回到1970年代前的港英政府時期。我的很多左派新聞前輩都曾受過牢獄之苦；出版界的翟暖暉等，也因印刷而獲罪。再看遠一點，早期的中共黨員和統戰對象，很多都受過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打壓新聞及言論自由之苦：瞿秋白、蔡和森、鄒韜奮、邵飄萍，數之不盡；連周恩來青年時期出版《覺悟》也受到打壓，出版不久後即被捕。為什麼歷史如此簡單地重複？能不能不重複呢？這是我半個世紀經常思考的夢話。
──有人比喻這次「下架事件」是「出版界的輝煌快餐店」（被投訴牆上塗鴉令人聯想「黑暴」，最後消失）。何解？因為「有人投訴敏感」就馬上行動，惟到底被投訴的內容是什麼？當事人和出版社無法得知。假如傾向建制的出版社也被人投訴，不知會否同樣處理？
──事件發生後，有關方面表示按機制處理。但機制是怎樣的？有沒有抗辯權利和上訴機制？時效如何？也是外界關心的。必須指出的是：不能因為這次事件而埋怨主辦單位貿發局，它有權力定下各種條款，參加者必須遵守。不過，有些事件的起因不是圈中人能夠解決的。
回顧過去「半世紀時代悲戀」，由積極投身想美夢成真，到後來血紅的夢變成驚黑爆破，不知如今是夢是醒才好？罷了！「命運中各自隨緣」，算了！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24/07/20240724-5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