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 RFA 20240110
大陸媒體人胡舒立創辦的《財新周刊》自去年11月起，連發數篇文章如《改革亟須新突破》、《重溫實事求是路線》和《2023終有一別》，都被迅速下架。海外評論界對胡舒立的年終吶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的說，她是跪諫；有的說，她豁出去了；還有的說，她的《財新》已成黨內反習大本營。而我感興趣的是，胡舒立的啄木鳥使命還能繼續嗎？中共會如何處理它？
胡舒立有一句關於啄木鳥的名言。她在任職《財經》十一年期間，曾經多次把《財經》比作啄木鳥，稱它「永遠在敲打一棵樹，不是為了把樹擊倒，而是為了讓它長得更直」。以新聞專業實現新聞理想，以傳媒為中國改革進程守望把脈，是胡舒立的「啄木鳥」使命，也是她主持《財經》和《財新》的一貫理念。這個使命離不開胡舒立在體制內的特殊角色、關係網和相對獨立的身份。她2009年在接受《紐約客》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的採訪《禁區》（The Forbidden Zone）時直截了當地說，《財經》是在承認現行政府權威的前提下去關注中國改革進程，並希望推動與完善。而她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推動了中國進步。她和她的採訪團隊屢屢揭露財金黑幕，包括《銀廣夏陷阱》、《基金黑幕》、《誰的魯能》、《SARS調查》等，憑著一系列嚴謹、扎實、專業的重磅報道，他們將《財經》的影響力伸向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
胡舒立對中共政權的容忍度有一種相當準確的判斷力。對每一則報道，她幾乎都要計算這個政權能夠容忍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釁，自己能夠走多遠。她在江胡執政時遊走言論自由的邊界成功過好多次，關係網也經常發揮微妙的作用。這給了她十足的勇氣和自信。對於那些可能會給他們帶來麻煩的負面新聞，她總是有辦法解釋，而且經常成功。她的成功或許就如歐逸文描寫的那樣：她將自己置於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邊緣，置於共產主義歷史和資本主義現實的邊緣，置於維護中國利益和擁抱世界的邊緣，並成為一名無價的溝通者、翻譯者。
不過，胡舒立也碰到不少壓力。《基金黑幕》發表後，10家基金公司在《中國證券報》等三大報上發表嚴正聲明，對《財經》施壓，胡舒立反駁說：「我覺得媒體的批評權、公眾的知情權遠遠大於利益集團自賦的或他賦的歷史使命。」《財經》學術顧問汪丁丁總結說，既堅持效率原則又堅持正義原則，既贊同市場化改革又批判市場之弊端，既引領潮流又批判社會，這便是《財經》雜誌對中國轉型期社會根本問題的根本立場，是貫穿始終的新聞追求和取得業界認同的基礎。汪丁丁的總結顯示，那時的《財經》和胡舒立的新聞理想路走的還算順風順水。
當然，與其說胡舒立的新聞理想路那時走的還算順遂，還不如說，作為「樹」的中共政府，還曾經允許啄木鳥或多或少的存在，胡的啄木鳥使命和她的體制內改良主義才有了用武之地。但是習近平執政後一切變了，胡的新聞理想路變得非常難走。體制變成一塊鐵板無縫可鑽。而中共根本不在乎自己那棵大樹有多爛，他們要的是唱高調的喜鵲而不是治病的啄木鳥。胡舒立的三篇文章被接連下架說明，習政府對《財新》這只治病的啄木鳥已經煩不勝煩了。
至於習近平會如何對付胡舒立和她的《財新》，在我看來，以習近平的小肚雞腸，堅持大倒退的固執，及對個人獨裁的迷信，他會恨不得像判任志強那樣至少判胡舒立18年。可是他不得不仔細掂量，拿下胡舒立，他會捅多大的馬蜂窩。胡舒立在國際國內都是響當當的人物，她是美國《時代》雜誌評選出來的全球百名最具影響力人物，《財富》選出的50位全球傑出領袖；也是國內媒體良心的標桿。習若判胡，不僅激起民主國家的新一輪憤怒和反擊，也會在國內掀起反習新高潮。
胡舒立的啄木鳥使命是一條異常艱難的路。中共這棵大樹寧願從上到下被蟲子洞穿，也不允許啄木鳥敲打，因此胡舒立們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更顯得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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