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國安法》實施三年半有餘，特區當局早已大權在握，施政隨心所欲，只是經濟狀況日走下坡，說好的「由治及興」無法找數。不過，儘管特區高官束手無策，但只要振振有詞，說好香港故事，不失「愛國」立場，能否走出經濟低迷，看來大可一切隨風。
三年疫情過後，香港復甦情況與中國大陸同樣遠遜於預期。股市樓市表現不濟，零售物流貿易等行業紛紛下滑，2023年整體經濟增長估計只有3.3%，總產值比2018年還有不如。換言之，轉眼之間，香港失落了五年。
同樣無法否定的，香港已被新加坡拋離了。國際輿論近年的共識是，不論經濟表現、管治效能、言論自由等，新加坡都領先香港。1997年，兩地人均年度收入十分接近（香港領先新加坡不到4%），但至2023年中，新加坡的收入已超過香港七成。
疫情期間，特區當局緊跟大陸，推行以嚴防人口流動為主的清零政策，但新加坡防疫措施則以注射先進疫苗為主，更特別針對長者，結果疫情死亡率遠低於香港（約三分一而已），更顯得新加坡處事手法靈活變通。甚至在言論自由方面，新加坡近年稍稍放鬆公民自由權利，例如勞動節，有數百人集會為外勞爭取權益，反觀香港卻與昔日的新加坡換位，變成和諧至上，鴉雀無聲。
簡單說，新加坡與香港之別，是前者的價值、政策、制度較接近西方國家，自然可讓這些國家的企業、投資者以至專業人士較易適應。反觀香港，隨着《國安法》的實施，中港兩地制度拉近，香港與西方國家的距離擴闊，美國甚至對香港實施高科技貿易禁運，因此新加坡對外國企業及人員的吸引力，也就比香港優勝。
其實新港兩地能否吸引外資 ，不在乎兩地政府怎樣說好自己的故事，更重要是西方智庫組織的定期評估，通過他們系統地比較各地的各項自由和權利，讓人作出投資和就業的決定。例如美國傳統基金會每年發表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過去20多年一直名列榜首，基金會的報告等於免費宣揚香港的市場自由全球第一，是尋找經濟機會的好地方。但到了2021年，《國安法》實施八個月後，傳統基金會從評級對象之中剔除香港，因為香港與中國制度差異不大，沒需要分開評級，兩者合計即可，也就變相宣告「一國兩制」正式結束，去大陸和香港投資的風險同級。
其他取態較溫和的智庫，亦指出香港已經出現重大的變化。如去年底，加拿大菲沙（Fraser）研究所及美國加圖（Cato）研究所發表「人類自由指數」排名，便指香港跌至46位，比2022年再跌12位。同時，香港雖然在經濟自由一項排第二（新加坡第一），但法治及言論自由分數均下跌，人身自由排名跌至82位，集會及結社自由更降至第146位（全部165個地方）。再如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按照「經濟表現」、「政府效率」、「營商效率」和「基礎建設」等四方面分析競爭力，結果香港由前年全球第5位跌至第7位，落後於新加坡及台灣。
香港當局若真的在意挽回昔日的光輝，便不能沒有西方資金、投資者及專業人才的參與，也因此必須以這些智庫表現評估的標準為工作指標，具體改善每項要求，謀求評估機構的認同，再贏取外資回心轉意。
相反，面對困局或劣評，特區高官不是嘴炮唱好，就是戰狼反噬，但同樣無補於事。例如香港金融業不振，股市低迷疲軟，上市生意淡薄，特首無疑努力大聲唱好，左一句香港有國家支持又有「一國兩制」，將繼續是中國的及國際的金融中心，「為亞洲及全球企業創造機遇」，右一句「香港是國際金融市場間不可或缺的資本橋樑」，「擔當超級連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聯繫東西」，必定作出貢獻云云，但口號連篇有助改變困局嗎？既然一向如此，又何來眼下的淒迷狀況？
同樣，戰狼上身，如政務司長痛罵評級機構穆迪，直斥其抹黑香港，更指是美國不斷尋找機會，透過香港，企圖壓制內地發展，只因為穆迪下調香港評級展望至「負面」，並指《國安法》和選舉制度「完善」後，降低香港對跨國企業的吸引力。不錯，破口大罵，便可避過穆迪提出那些投資者難以釋疑的問題，但看過官員的七情上面，跨國企業最後會相信穆迪的評級，還是官員的罵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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