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正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审议中国及港澳人权情况。港澳政府分别派代表团出席，大批亲北京团体早前也相继向联合国提交报告，"唱好"当地人权情况。部分报告背后，更怀疑有政府部门的身影。有民间人士表示，港澳政府假借"公民社会团体"之名，在联合国为当地人权情况"洗白"。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15日至16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审议香港、澳门及中国的人权情况。约30个公民社会团体早前已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介绍香港实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约》)，以及保障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情况。
香港经社文情况如何？ 两派组织报告截然不同
这些团体除了有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以及香港监察等国际人权组织外，也包括香港劳权监察、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及29原则等，由海外港人新成立的公民团体。一批身在海外的前香港区议员也撰写报告，由海外港人组织“苏格兰香港人”提交，讲述香港在实施《港区国安法》后，港人教育权利及参与文化生活权受到严重侵蚀的情况。不过他们发现，约30个提交报告的团体当中，至少有15个都是亲北京团体，他们的报告纷纷唱好《港区国安法》。
正在日内瓦出席会议的“苏格兰香港人”发起人、前香港区议员郭子健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以往不少真正关心香港经社文状况的公民团体，会向联合国提交报告，然而随着近年香港公民社会解瓦，大批公民团体相继解散或处于“弥留”状态，大量亲北京团体涌现，以“人海战术”向联合国递交内容类近的“洗白报告”。
郭子健说：“联合国原意是邀请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去交报告，但这些所谓的亲北京团体并非普通的基层民间团体，撰写报告的人是亲北京政党的人士。而我们这次看到，这些亲北京团体的报告，有部分报告只有两版纸，报告九成都是围绕国安法的内容。”
亲北京人士疑一人撰写三份报告
他们逐一研究这些亲北京团体的背景，发现不少都是由前港府高官、亲北京商人及亲北京政党人士控制。例如当中的“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创立成员包括前政协常委、商人郑家纯，以及香港前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而其中的“元朗青年协会”，其执行委员会主席李启立是香港亲北京第一大党民建联的元朗支部委员。他们更发现，至少有三份报告的档案，作者一栏同为“Jonathan Chow”，怀疑三份报告同属亲北京人士周元谷之手。
而部分报告的背后，更怀疑有香港政府部门的身影。香港《明报》发现，其中一份由地区组织“明基金会”提交的报告，档案追踪修订功能显示两处经“CMAB”修改，与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英文缩写相同。局方回应查询时，承认曾就该报告“提出建议”，但强调并无参与撰写报告。
澳门一半报告出自同一人之手 疑为公务员
而同样的情况，也在澳门的相关报告中出现。今年共有4个团体就澳门的经社文状况向联合国提交报告，其中3个都是亲北京团体，包括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澳门青年联合会及澳门妇女联合总会。然而澳门青联和妇联的报告，档案作者一栏同为“Betty, Lam Mong Chi”。
本台翻查澳门印务局过去的公报，有一位英文名为“Lam Mong Chi”、中文名为“林梦芝”的人士，曾历任澳门国际法事务办公室及法务局，并于2017年在法务局升为第一职阶顾问高级技术员，属澳门高级公务员。本台再翻查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去年提交的报告，档案作者名为“DSAJ”，和澳门法务局的缩写一致。
借“公民团体”之名瞒骗联合国 有效吗？
正在日内瓦出席会议的澳门社运人士周庭希，也有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他接受本台访问时，质疑两份由亲北京团体提交的报告，到底出自谁的手笔？他认为外界有合理理由怀疑，澳门政府直接向亲北京团体提供报告初稿，借“公民团体”之名向联合国提交。
过去已有研究发现，包括中国等人权纪录欠佳的国家，会利用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GONGO），以“民间社会组织”身份“狂轰滥炸”地向联合国委员会提交报告，意图欺骗联合国。
周庭希表示，联合国的委员早已对此见怪不怪，认为港、澳政府重施故技，不能扭转委员对港、澳人权情况的评估，只会拖慢委员会的审议进度。
周庭希说：“政府认为一些官办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说好中国故事，但其实联合国委员看完报告后，发现和在正审议的事情无关，或和事实不符，其实政府是自己毁坏自己的信誉，或使联合国委员对这些报告更加憎恨。”
本台向澳门法务局及青联查询，至截稿前未获回复，而妇联则以“已转交有关部门”作为回应。
记者：吕熙 责编：嘉远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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