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应从封控隔离政策失败，反思高压管制模式的弊害，并摒弃错误的理念、政策、行为。
虽然本次放开封控后，中国各地都出现大规模死亡，但是大多数中国国民并不愿意再被封控，而是乐于共存。除夕元旦，全国各大城市人潮涌动，说明了民心所向。这也意味着国人默认和接受了高强度封城隔离政策的失败/弊害，表达了对侵害权利的封城隔离政策唾弃、对自由生活的强烈追求。
因此，中国国民应该认真反思本次疫情的教训，明白高压管控、封锁隔离，以及其他类似的反人权手段，并不总是能取得胜利。六四后，中共政权主导的、以“稳定压倒一切”和“低人权优势”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曾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这其实是侥幸，中国人却似乎当成了成功的诀窍。无论是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卫生防疫，凡是重大事情皆鼓吹不惜代价、牺牲权利和自由换取目标达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经济上的血汗工厂到教育的衡水模式，从强制拆迁到移民并村，从严酷计生到粗暴环保，都是类似逻辑。而这些行为虽有一些成就，但是代价太大，如果把人权因素算入，是得不偿失的。
本次防疫也是这样的模式，中共不惜把全中国人民关起来，从国家、城市，到小区和家庭，都闭锁静默，试图以此以达成“清零”。结果三年抗疫以彻底失败告终，也是给盛行多年的“中国模式”一个沉重打击。
从这场损失惨重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防疫中，中国官方和民众都应该有更多反思。不仅防疫不能再如此行事，经济发展、教育医疗、基建住房、环保，都不能再这么粗暴、反智、罔顾人权，而应该采用相对温和的方式，将整体和长远利益，与个体权利和当下生存并重考量，因势利导、科学理性，坚持人道主义。
例如通过严酷纪律和高强度学习提高高考成绩而闻名的“衡水模式”，就应该有所改变了。中国各地中学尤其效仿“衡水模式”的学校，应该多给学生一些自由和自主，而非让学生每天只睡不到六个小时、从早上5：30学习到晚上10：30，连吃饭都限制在20分钟之内。这太过于摧残人性和伤害身心。虽然“衡水模式”的形成，涉及到许多更根本问题，但还是要想方设法想办法卸掉过重的负担，避免陷入毫无建设性的“内卷”之中。
虽然我非常明白，习近平和中共出于维持统治等原因，大抵不会在各种政策上放松管制，仍然会通过指令型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压制大众自由和社会活力。但发出这样的呼吁，起码聊胜于无。而且其实即便中共执政集团的理念和政策不改变，国民价值观和言行也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微调的。在能够自主的、不和当局发生剧烈冲突的情景中，人们应多考虑一些权利、自由、尊严，而非为狭隘的物质利益或者其他目的，而不顾一切、孤注一掷，要过好当下、守护生活。
（二）
国人未从哲学层面如生命观方面思考讨论“共存”和“清零”差异，是如今防疫争议陷入歧途和混乱的重要原因。
西方的“共存”的确比中国的“封城”造成的新冠死亡人数多，如果算上次生死亡，应该也是西方的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共存、应该封城。 人的生命价值不仅在于长度，还在于质量；不仅在于存活，还在于自由。人各种不健康生活方式都会造成短命，吸烟喝酒熬夜过劳都会影响健康和寿命，但这就应该从国家政策上禁绝这些吗？
现在许多人批评中国抗疫，其实并没有批评到点子上，或者说没有说清中西方抗疫的本质差异。抗疫方式不同不止是现实利益问题，还是生命观和价值观的差异问题。 如今的中国人虽然生活在21世纪，但是还是没搞清为何而活、如何活的有尊严有价值。所以才导致抗疫、环保、教育、医疗等议题上认知立场的混乱。
西方的“共存”其实更准确说是一种给人自由选择的抗疫方式。西方各国并没有强迫人们去直面病毒。如果想自我封闭的人，完全可以在疫情中不出门、生活用品由亲戚朋友送进来，自己与人接触带着口罩穿着防护服，送东西的走了后喷洒消毒液。这样自己想封多久封多久。而不想这样的人则可以出门工作生活。
为封城政策辩护的人这样说，“除新冠疫情外，中国的防疫措施还带来了其他好处。大陆和香港的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实施的封锁措施，预防了347,000宗与冠病无关的死亡。死亡率下降与严格的限制措施有关，使得空气污染好转，卫生状况改善，交通事故减少。” （见风闻网：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646172&s=fwzwyzzwzbt）
按这个逻辑，把全中国人都关监狱里，更加能够减少死亡。
国人还是没有“活明白”，活出人性尊严。对于低概率的死亡事件，人们不像接受通识教育的西方人那样坦然，而是更受宣传和风气影响，不是麻木（如对空气污染）就是过敏（如对新冠）。刚刚脱贫的国人心理也更脆弱，没有建立起理性客观的生命观，更被文化惯性和生存基因诱导，顾此失彼、顾头不顾腚。
说白了，东亚国家尤其中国的国民，普遍缺乏理性的认知能力和坦然面对生死的态度。对于从极端贫困中成长的亚洲人，缺乏对尊严、权利应有的意识，却非常怕死，哪怕死亡几率不高。这就像从大饥荒和短缺时代过来的老一代，特别喜欢囤积货物、占小便宜一样，缺乏应有的理性。
国人热衷于在技术问题上奋斗到极致，但方向错了，事倍功半，甚至起到反作用。国人在抗疫上的偏执与扭曲，以及造成的恶果，只是相对最突出的一次表现罢了。
（三）
中国三年封城隔离对不对？是不是早就应该放开？如何对待疫情、权衡生命和权利自由？
我认为，中国从一开始搞高强度封城隔离就是错的。或者说，最多封一两个月，再控制不了就不能封了，因为影响太大了。封城隔离对人的自由、权利、生计、身心健康，都是极大的损害。即便死亡率达到埃博拉、黑死病，也不能继续封。
另外，即便封锁，也应该像韩国、台湾、日本、新加坡那样，相对软性封锁、以罚款等方式事后惩戒且需依法行事，但是对于紧急就医、购买基本生活用品，都不能阻挠，更不能不顾法律、直接把门封死不让出来，或使用其他各种野蛮极端方式暴力“执法”。
即便出现大规模死亡和残疾，也是应该放开的。西方的“共存”的确比中国的“封城”造成的新冠死亡人数多，如果算上次生死亡，应该也是西方的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共存、应该封城。 人的生命价值不仅在于长度，还在于质量；不仅在于存活，还在于自由。
另外，封锁期间政府应该提供补贴补偿，以及出台各种扶助政策，还有提供国民隔离期间的各种生活服务。西方乃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就是这样做的。而中共中国在防疫过程中，不仅不给钱、让失业破产者自生自灭，还要卖高价菜、高隔离费用、催生高价机票，拼命发国难财。
中共在封城期间，本来应该增建医院和ICU、扩招医护并提高待遇、引入安全高效疫苗、为新冠患者及家属提供各种救助，而不是发展核酸产业、大建缺乏长久价值和普惠作用的方舱医院。
总之，应该更多服务而非管理，应该以人为本而非为上峰意志和社会稳定罔顾人权、应该顺其自然而非逆势而行，坚持人道与科学。
然而中共尤其习近平政权所作所为，完全相反。其持续三年的封城隔离政策，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王庆民 | 疫情问题引起的反思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494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