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會大學近日宣布連串新措施，以配合新形勢的政治需要，迅速又周到，卻偏偏遺忘了教育的原則。
新措施首先是推行國家安全教育必修科，課程除涉及政治，亦包括網絡、環境、公共衛生等等國家安全問題。正如新任校長衛炳江說，《港區國安法》是重要法例，香港學生需要理解其內容，但他似乎不明白高等教育機構，是探討知識的場地，因此學生需要的國安知識，不是由校方單向灌輸官方的國家安全觀念、規範和條文，而是多角度思考國家安全，發掘問題，深入討論及批評，以至提出改革建議。
例如《國安法》實施至今，不少被告仍未入罪，已經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還押兩年才正式開審，究竟是否司法觀念和實踐有何問題，使無罪假定變成有罪假定？再如《蘋果日報》，即使未經定罪，已被截斷財政動脈，被迫宣布停刊，是否代表當局執法權力欠缺制衡，令被告未經庭審已付出沉重代價？近日唐英傑被高等法院裁定違反《國安法》，但法官不用細究被告人自己的想法和政治信念，單憑外在環境，即可斷定他是有意宣揚及煽動他人分裂國家，但這樣做又如何排除一切合理的懷疑，以符合刑事罪行的定罪要求呢？
可見《國安法》有不少問題值得探討，認真的教與學也有助掌握香港當前的形勢和挑戰，因此國安教育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只是宣傳不等於教育，而教育是注重思考、討論、分析和批判，因此浸大單單強調國安教育內容涉及國家安全的多個領域，是錯重點，若欠缺觀念探討、制度比較和價值辯論的話，教育只是虛有其表。
若說灌輸不是教育，大學不代學生會收取會費，更是反教育之舉。大學教育從來不限於課室和書本，大學生從組織及參加學生活動、改善學生福祉、參與校政以至社會改革，都是大學生活多元學習和個人成長所不能或缺，而學生會作為大學生的龍頭機構，更起着組織和領導的作用。但隨着學生會需要自行招收會員，人數必定減少，財政資源削弱，活動量降低，大學生通過自發自主的課餘活動體驗人生和實踐理想，將成過去。
當然，學生會人數急降更影響其代表性，但對於大學教育，往往是弊多於利。有研究指出，大學學生會近年較注重其學生代表角色，因此處事和主張更貼近學生的實際想法和需要，結果帶來兩種轉變，一是減少脫離群眾，行事盡量以學生利益行先，二是更能與大學管理層交往，雙方對校政也較容易取得共識。
換言之，校方若出於教育考慮，應提供方便，提高學生會的代表性，再讓學生領袖在民主機制下自行調整角色，反映學生訴求，而不是削弱學生會的群眾基礎和代表性，因為若剩下政治積極份子參與，走偏鋒的機會就更高，與校方在校政上就更難言信任和合作，甚至逐步走向校方與學生雙輸的局面。
不過，校方蓄意削弱學生會的強硬取向，不是反映他們無畏無懼，而是代表他們害怕有強大的學生會。這種害怕學生的心理，同樣見諸他們害怕面對學生，探討真相。例如「張國興傑出青年傳播人獎」今年取消紀錄片獎項，衛炳江解釋是為怕紀錄片內容引起不必要的討論，並把社會爭議帶入校園。
負責任的大學校長不會知難而退，迴避爭議，反會鼓勵不同見解自由交鋒，學生想法若果有錯，更應當面據理力爭，辯明真相，痛陳利害，甚至直斥其非，才是教育家本色，而不是鴕鳥政策，自欺欺人，以為停止頒發獎項，從源頭上制止話題形成，問題便消失於無形。再者，有關獎項由專業評判鑑定，決定均有所依，不會受政治左右，大學當局若想學習環境回復正常，應該一切按專業準則行事，而不是削足適履。
可笑的是，衛炳江的所謂新政都出於政治考慮，以迎合二次回歸後的政治需要，但誠實的身體卻擺出「我討厭政治」的氣派，自言大學不是政治場所，不應糾纏於政治問題，不僅口是心非，更浮露出只許州官放火的專橫和荒誕。
原刊於自由亞洲電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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