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鄒崇銘】
Gerbaudo, Paolo. 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 London: Pluto, 2018.
邱林川、阮耀啟：《平台點合作》。香港：印象文字，2018。
不知大家有沒有玩過《Age of Empires》或《Civilization》這類網絡策略遊戲？以我們這個世代的人來說，回應日常生活中的大小實務已夠忙了，又哪會有閑睱去理會這個那個帝國或文明的事務？
即使大家不玩網絡遊戲，也準會用社交媒體吧。它彷彿已成了討論公共議題、參與政治事務最主要的場域。但問題是，用社交媒體會否和玩網絡遊戲一樣，只是終日聚集某個同溫層的人，活在自己遙遠和「離地」的國度裡？
政治能量的成功轉化
網絡上的政治世界，當然不會和現實政治完全分割。社交媒體的興盛，更令群眾動員的成本大減，各方素人也能輕易投入政治活動。毋庸贅言，這在佔中和反送中運動中皆已清楚反映。但對於我們這些 old seafood 來說，種種疑團卻始終揮之不去：網絡政治真能擺脫「自 high」，真能長期和持續地介入、以至改變現實政治嗎？
今天，終於等到了 Paolo Gerbaudo 的《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這本書，讓我們可以更嚴謹地審視，近十年歐洲的年青人社群，是如何將網絡上「冇大台」的政治能量，轉化成有組織的政黨力量，長遠而有系統地與建制力量抗衡，甚至取而代之；而這些新興的數碼政黨，又是如何有別於官僚化的傳統政黨，促進更開放和直接的公民參與。
Paolo Gerbaudo 是倫敦國王學院講師，主要研究網絡世界對政治的衝擊。他在書中集中分析了意大利的「五星運動」（Movimento Cinque Stelle）、西班牙的「我們能」（Podemos）和北歐的海盗黨（Pirate Parties），它們是如何在短短數年之間，一躍而成當地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難得的是，書中並無太多誇讚和貶斥，而是能相對平實地介紹這些政黨的各種面貌。
或許也應先簡介一下，五星運動是意大利的右翼民粹政黨，成立於 2009 年的金融海嘯之後，現已晉身成國會第一大黨。「我們能」則屬於左翼民粹政黨，成立於 2014 年，現在是西班牙的第三大黨和聯合政府成員。海盗黨在 2006 年成立於為瑞典，其後散播至奧地利、丹麥、芬蘭、德國、愛爾蘭、荷蘭、波蘭、西班牙以至歐洲以外的國家。它們會聯合奪取歐洲議會議席，主要關注網絡時代的相關政策議題。
線上民主凌駕代議民主
毫無疑問，傳統政黨除了充當選舉機器，已愈來愈無法應對新的社會訴求，與一般公民的關係漸行漸遠。正如 Gerbaudo 指出，傳統政黨乃是工業社會的產物，主要反映相對穩定的階級利益。政治精英與支持者的距離很遠，代議士擅用花俏的語言偽術，議會政治常讓人感到厭倦，一般公民對政治都比較冷漠。但在資訊發達的網絡時代，一切傳統都受到了根本的挑戰。
相比之下，數碼政黨較能吸引在網絡時代成長的新生代。他們缺少了上一輩的階級認同，往往只會以「人民」或「公民」自居，指向現存政治制度沒照顧到的社會大多數。從這個角度來說，數碼政黨並非主動塑造新的政治版塊，只是將過往未能整合的政治訴求串連起來。不無弔詭的是，網絡經濟加劇西方社會的就業零散化和貧富懸殊，與此同時又為人提供了渲泄怨氣的新渠道。
《The Digital Party》的深刻之處在於，能將政黨發展放在宏觀歷史脈絡看待。假如傳統政黨就像工業社會的大工廠和流水線，則數碼政黨完全建基於當代的社交媒體 — 它們首先會藉社交媒體對外吸納大量支持者，然後再建立自己的內部民主參與網絡。而重點是，不少人都懂得通過 FB 或 IG 提高支持度，惟獨數碼政黨能將之轉化為內部組織資源。
Gerbaudo 將數碼政黨的特質稱為「平台化」（platformisation）。就和社交媒體一樣，它有效提高了政黨決策的透明度，以及普遍支持者的參與度。數碼政黨毋須再依賴臃腫的官僚或「樁腳」組織，亦能有效聯繫和凝聚數以十萬計的黨員。這令過去被視為無法實現的直接民主（或稱商議式民主），終能通過科技力量展露在眼前。
由此而言，平台化的政治參與兼具集中和分散的特質。集中是指高度標準化的平台運作程序，就和 FB 或 IG 一樣，所有帖子皆按照大同小異的格式，讓黨員能根據清晰的遊戲規則行事；分散則是指在標準化程序之下，一般黨員的進場門檻大大降低，參與黨務和使用社交媒體一樣方便，數碼政黨的兼融性和政治活力得以大大強化。
網絡能量如何「落地」？
數碼政黨能夠像社交媒體般迅速擴大支持度，但讓人意外的是，它們同時又能避免網絡上的眾聲喧嘩，黨員意見紛紜的混亂局面，並有效地整合和聚焦各種聲音。數碼政黨的內部決策機制，正是最令人感到好奇之處。設計獨特的討論及決策軟件，正是其成功的主要秘訣，近年並已吸引到傳統政黨的爭相仿效。
正如 Gerbaudo 明白無誤地指出，數碼政黨軟件並非政治中立的工具，它反映了背後的意識形態基礎。軟件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容許黨員就不同議題進行深入和反覆討論，經過充分商議才作出最後結論。以海盜黨和五星運動採用的 Liquid Feedback 為例，它會先開放募集各種提案，當提案獲得一定支持度後，便交由參與者提出意見和表達意向，最後再由草擬人修訂提案再付諸表決。意向表達亦會以加權方式處理，從而確保少數意見受到尊重。
至於「我們能」採用的 Loomio，則是以建立共識為主要目標。參與者可就不同提案，表達贊成、中立、反對和否決四種意向，並可在討論過程中不斷修訂意向，直至提案修訂至獲得大多數、甚至所有人同意為止。此一機制既確保少數意見受到尊重，亦對邁向共識定下明確方向，能有效避免漫無止境的議而不決。
從上述例子可清楚顯示，決策軟件像社交媒體一般，能容納百花齊放的意見或提案，但重點是它能放之餘、亦要能收 — 通過開放透明的商議過程收窄分歧，最終達至多數人同意、少數人仍獲尊重的決定。當然，《The Digital Party》亦只提供了極為粗疏的介紹，讀罷仍大有意猶未盡的感覺。不同軟件和商議過程有何優缺點，更加適用於哪些組織形態和需要，只能留待讀者自行進一步研究。
數碼政黨的局限與前景
然而，正如 Gerbaudo 同時強調，我們不能盲目相信決策軟件的力量，因為畢竟進行決策的乃是人自己。他以「我們能」黨著名的 PCI（Podemos Citizens Initiatives）機制為例，說明任何黨員只需獲得 0.2% 全體黨員的支持，就能將提案放上「公海」；在三個月內獲得 10% 全體黨員的支持，便會成立工作小組跟進提案；最終並將其付諸全民公投表決。但自 PCI 機制設立以來，從來沒有提案能通過第二關！
Gerbaudo 乃是想藉此指出，看似中立的提案或決策門檻，無非仍由管理者一手包辦，「冇大台」背後總有個「隱藏的大台」。這正是數碼政黨所兼具的、權力集中和分散的兩面性，大概亦是面對現實政治鬥爭所需作出的妥協。畢竟多數黨員只會在公投時出現，平日的深入討論和提案，更多仍是由專業政客來執行。以民粹主義作號召的數碼政黨，實際權力仍難免落在少數領導層手中。
《The Digital Party》是否如《國王的新衣》中的女孩，指出了數碼政黨此等「令人為難的真相」？意味「冇大台」的直接民主只是假象，寡頭壟斷才是現實政治的本質？若是放諸歐洲以外、民主傳統更加薄弱的地區，數碼政黨會否更易淪為政客的工具？民粹主義者所倡議的政治理想，最終卻變成獨裁者崛起的溫床？
同樣正如書中不斷強調的，我們不應偏向靜態和絕對的立論，而應從動態和相對的角度，了解數黨成員和領導層、政黨與外部環境的長期互動關係。我們不應只看見眼前的不足，而應從更宏觀歷史的角度，審視數碼政黨未來的各種可能。畢竟決策軟件和商議過程落在不同人手中，自會發揮出迥異的功能和效果。未來仍是充滿著各種可能性，實不宜太早作出過於武斷的結論。
在民主面臨大幅倒退的香港，傳統政黨的議會道路似已走到盡頭，數碼政黨又能否提供另類的可能？
合作運動也是有力政治工具？
原意是希望再找一些本土的著作，以香港的政制以至政黨生態作為對照，探索數碼政黨在香港孕育滋長的可能性。萬萬也無法想到在這個政治風起雲湧的年代，要找本近年像樣一點的政治學研究，竟然就連一本也找不到。也不要怪人家老是在壓迫你了，連自己的基本認知也完全欠奉。除了每天在學院象牙塔裡自說自話，也不明白一眾專家學者每天都在幹什麼的。
最終勉強能與這個課題搭上的，就只有邱林川、阮耀啟編的《平台點合作》。二人皆是香港中文大學學者，但卻與政治學完全無關。本書的主題乃是近年歐美方興未艾的「平台合作運動」（platform cooperativism），一個與主流商業「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抗衡的運動。出版緣起是 2018 年在中大舉行的相關國際會議，主辦方期望趁機把這個國際議題引進香港。
所謂「平台合作」，可以理解為傳統合作社運動的進化版，和數碼政黨不無相似之處是，它正透過網絡平台尋求新的突破，以促進經濟賦權和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嶄新的「平台合作社」既包括汽車共乘平台、社區減廢和工具共享，亦包括藝術家的合作實踐，以及另類勞工平台等，皆旨在主流商業平台如 Uber、TaskRabbit 等以外另闢蹊徑，探索更包容、更民主、更多元、更進步的平台另類可能性。
可惜的是，相對於歐美的平台合作運動，書中能夠搜羅到的本地案例，只能算是可有可無、寥作點綴。大概編著者亦已花了不少力氣，但在香港就是無法找到具說服力的案例。或許可以說，香港在政治民主的組織和動員上，未見有人能提出什麼未來的想像；就算是在社會和經濟民主的組織和動員上，亦未見有人能作出什麼實質的行動。
撰寫這篇書評，原意是探索改變香港現狀的可能性。但在收筆之際，卻竟只剩沉重得不堪的無力感，實在始料未及。
鄒崇銘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畢業，香港理工大學博士及講師。近作包括：《後就業社會》（2018）、《開放合作》（2017）、《再造香港》、《重構香港》（2016）、《流動、掠奪與抗爭》、《香港在地農業讀本》、《這一代的鬱悶》（20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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