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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中文
博图斯从中国紧急反澳，于周二早上抵达澳大利亚。
那是一个周三的晚上，我开始感到情况不对头，倍感压力。
我临时通知了十几位朋友来到我在北京所住的公寓，与之告别。然而，这场欢送会在最后变成了帮助我收拾打包我在北京生活五年来存留下来的物品。
临近午夜，我感到很为难，不知道是该继续招待朋友，还是该收拾行李了。
因为我的行李箱还是空的。
根据澳大利亚大使馆的建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安排我搭乘早班飞机从北京首都机场离开。
当时的我并不想走。尽管最近有些令人不安的新闻报道称，为中国官方媒体工作的澳籍主播成蕾因一起保密的国家安全案件被拘留，但我还是感到很安全，一切似乎正常。
我甚至在想，使馆建议我离开北京，是不是太过谨慎了。然而，在午夜十分，有人敲我的门。
七名中国国安警察突然造访
我打开门，看到两名身穿标准制服的警察。起初，我以为可能是有人报警投诉我们噪音太大。
然后，我伸出头一看，又看到他们身后有五名便衣。
我心想，“天啊，原来使馆的担心是对的”。
当时场面很混乱——在此之前，我的朋友们一直在“帮我消灭掉”我的葡萄酒存货。国安人员来了以后，他们就都聚在门口，对警察说不能把我带走。很快事情就弄清楚了，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把我带走。
相反，国安人员给我看了他们的中国国安部徽章，说我因“卷入”了一起案件，已被禁止离境。
接下来，他们又说，除了离境外，我有“行动自由”，他们会在第二天下午打电话给我，安排一次约谈，说完就离开了。
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我从未听说过外国记者卷入像这样的国家安全案件。
但这起午夜查访一事没有澄清多少问题，反倒留下了更多疑问。如果只是送信通知，为什么要在午夜，还来了七名警察？
为什么要等到第二天下午约谈？为什么不是早上呢？
至少多出了打包行李的时间。第二天早上，我前往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就中国国安人员深夜造访一事寻求建议。
我不知道我会被困在“澳大利亚酒店”多久
我的同僚、由《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派驻上海的迈克•史密斯（Mike Smith）也同样经历了中国国安人员的深夜造访——这显然表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事先的精心策划和安排。
整个情况扑朔迷离。但令我惊讶的是，我被告知要待在澳大利亚大使馆内，如果国安部打电话来，要以缺乏个人安全保障为由拒绝约谈。
实际上，我也是这样做的。电话那头的人似乎早已预料到我会这样回答，一切如同照本宣科。
随着高层谈判的开始，我突然发现身在北京的自己已安全置身于澳大利亚的一把保护伞下。我能够看到和听到这个我所生活了五年的城市，但却不能踏出使馆的大门。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谈判也在来来回回地进行，我不禁花大把的时间来思考自己是如何成为这场“四维棋局”中的一枚棋子。
我有时觉得自己好像要在“澳大利亚酒店”里住一段时间。于是，我叫朋友从我的公寓里拿些衣服和用品送给我。
但整个周末，中方约谈我的要求成了两方拉锯战的症结点。最终，博弈的焦点转为如果确保我在这场约谈中的安全。
正如记者们所熟知的，中国国安人员有成形的套路。
近年来，多起涉及外国人的国家安全案件都存在着秘密拘留、限制会见律师以及模糊、旷日持久的法律程序。
我绝不希望被迫签署任何不实或会被用来指控他人的材料。
有人告诉我说，没法百分百确保找我约谈不是用来拘留我的幌子。
但一些与中国常打交道、洞见敏锐的澳大利亚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至少在安排约谈时，北京方面是说话算话的。
在酒店房间接受中国国安人员约谈
有人告诉我，我要自己做决定。但如果有两国外交磋商谈崩的消息传出，中国的立场将会如何变化，这一点还很难说。
作为一名记者，我的好奇心在一定程度上驱使着我，但我也认为，如果他们真的想通过拘留一名澳大利亚媒体记者加剧两国外交紧张关系，那么那天晚上就会直接把我从公寓带走了。
所以，我同意了约谈要求。显然，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回到我在北京的正常生活了。
第二天，直到下午晚些时候才有最新消息传出——显然中方并不着急。
最终，他们在三里屯的一家中档酒店安排了一次夜间约谈（三里屯是北京一个夜生活区丰富的区，离我住的公寓不远）。
我并不是一个人去的，事先已有安排。但中国国安人员不允许陪同我的任何人走出酒店大厅的范围。
我到达后，被带到楼上22层，把守的几名男性工作人员指给我一个房间。
房间里三名警察、一名翻译和一台摄像机都对着我坐的沙发。
这间屋子原本是一个普通的酒店房间，一瓶葡萄酒和一些饼干放在沙发旁边的一个小冰箱上。
主要盘问的还是那天午夜查访我的那名年龄较大的警察，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北京口音对我说，我们想“聊一聊”。
提问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我的名字，我的工作——然后问我在中国当记者多久了。
他又接着问，我的任何报道是否与中国有关，这时气氛变得有点滑稽。我告诉他我的所有报道都是关于中国，他让我举出一些较为“重点的话题”。
然后，问我是否报道过香港国安法，以及我通过什么“渠道”获得信息。
但他们问的都是些不疼不痒的问题，一点也没有要深入盘查，找出我的消息来源的意思。
问话的国安人员有时还会开玩笑
然后，问话转到了我应该牵涉的案件——关于成蕾女士的国安调查。
我认识她，但不是很熟。对于成蕾女士的案件，我绝对不会是最先需要审问的人。
我向审问的国安人员提出，这次约谈与澳中关系有关，然后他们问了我对当前澳中关系的看法。
随着约谈临近结束，我变得越来越放松。
这位年纪稍长的国安人员似乎很享受不断拒绝回答我针对这次约谈具有政治动因的问题，并教育我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问话期间他甚至还说了几个笑话，他有一位同事在一旁打字记录这次约谈的内容。
他们给了一份文字记录稿，上面全部都是中文，我一丝不苟地看了一遍，确保不会在扭曲我原意的材料上签字。
其中记录的内容是准确的，但稍微概括了一些内容，我不得不签字。之后，我要求要一份存底，但他们以法律为由拒绝了。
我返回酒店大厅，被带回了大使馆，虽然感觉到相对安全，但已疲惫不堪。
经过这次约谈后，我心里有了底，感觉第二天他们会像许诺的那样准许我离开中国，尽管在最后一刻出现了离境禁令的问题。
我通过在上海转机，和史密斯在航站楼里吃了离开中国前的最后一餐，然后搭上了回国的长途航班。
离开“第二故乡”北京是什么感觉？
我在北京为ABC做了五年的报道，前后在北京一共生活了七年，对于这样的结局，我只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悲伤。
令人难过的是，我不得不仓促地告别在北京分社工作的优秀的同事，他们经常面临艰难的处境并且没有别的国家可去，如果情况变得更加危险。
还有一点也让我感到难过，那就是我成了外交博弈中的一枚棋子，也因此不得不匆忙离境。
但这样的事情并非单单发生在我的身上。今年早些时候，两名驻中国的顶级澳籍记者——《纽约时报》的储百亮（Chris Buckley）和《华尔街日报》的温友正（Philip Wen），以及他们的许多美国同事同样被迫离开中国。
随着中美关系恶化，中国官媒记者也被迫离开美国。
北京方面日益追求新闻报道要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步调相一致，这种趋势目前在不断的扩大，而我的离开只不过是这一过程的小插曲罢了。
这个过程将让澳大利亚、中国，甚至其他国家的民众之间的了解和理解变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