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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美国《华尔街日报》1月7日披露了中国与马来西亚前政府2016年数次秘密谈判的内容。会议纪录显示，中国高官曾向马来西亚提出：以“一带一路”计划协助偿还“一马发展公司”（1MDB）的债务；中方帮助马方监听调查“一马丑闻”的《华尔街日报》驻港记者，以寻找泄密者身份。中方还承诺运用影响力，尝试让美国和其他国家放弃对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的亲信涉嫌挪用高达十亿美元的“一马基金”公款案的调查。作为交换条件，马来西亚政府要批准由中国公司融资并兴建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铁路及输气管工程合同。
报道说，马来西亚官员向中方建议，可以抬高工程费用，让中国公司获得高于市价的利润。根据马来西亚顾问公司的估价，东海岸铁路计划的成本大约只是72.5亿美元，但马来西亚纳吉布前政府发给中国公司的合同造价却高达160亿美元。
马来西亚现任总理马哈蒂尔，去年叫停了“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项目，并谋求与中国重新谈判其中一些项目的条件。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前任总理纳吉布也因涉嫌贪污，被马哈蒂尔政府起诉。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研究员戴昕昊（Thomas S.Eder）认为，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招标过程中的不透明性，带来了很多问题。
“这些项目自动交给中国公司做，有的参与融资，有的不参与融资。该过程的不透明性，也显然让东道国内围绕这些项目的使用滋生腐败。如果关上门，当地的官员把合同交给与他们有关系的人当然更方便，也会导致预算资金的浪费。”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亚洲项目资深政策研究员安吉拉·斯坦泽尔（Angela Stanzel）指出，很多参与“一带一路”的穷国从中国大量贷款，却无力偿还，只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依附于中国。
“在斯里兰卡，来自中国的贷款，实际上把该国对中国的债务增加到了无法偿还的程度。因此，我们讨论的是对中国的长期依赖，中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利用对这些国家的影响。”
2017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力偿还中国债务，把汉班托塔港口以及港口周围15000英亩的土地租给中国99年。这让中国获得重要的商业、军事航道沿线战略立足点，也引发其他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的警惕。
2018年6月，越南胡志明市等多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越南国会拟审议的《经济特区法》。该草案计划在越南设3个特别经济区，以吸引外资，并允许经济特区生产和经营用地的租地期限长达99年。尽管该草案并未提及中国，但斯里兰卡的前车之鉴，让很多心生警惕的越南人举行游行，反对越南政府把土地租借给中国。
越南民众的抗议，令越南国会取消了草案中关于外商租用土地可长达99年的规定，《特区法》草案也被推迟到2019年审议。
“全美越南裔美国人社团”（The Vietnamese American Community of the USA）曾在2018年7月，在越南驻美国的使领馆外举行抗议活动，声援越南国内民众反对《特区法》草案。该组织主席阮芝美（TraMy Nguyen）近日向本台记者表示，越南《特区法》草案中向外商租借99年土地的条款，罔顾越南人民的利益，令越南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如果将土地出租给中国99年，越南将处于不利地位。想想吧，如果这些投资者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获得了特定权力和控制权，他们就会制定自己的规则，定居并扩展他们的统治。这将导致文化入侵，取代越南文化。”
中国政府在越南经济特区内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的可能性，也令包括阮芝美在内的很多越南人担心。
阮芝美认为，“一带一路”并不像中国政府宣传的那样，会给沿途国家带来双赢。越共政府的腐败官员，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获得好处，越南整个国家却在经济上更依赖中国，并可能受制于中国，因为一旦越南政府无法偿还贷款，中国就可以合法的攫取越南的丰富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亚洲和中国项目副主任杜懋之（Mathieu Duchatel）认为，中国最初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未必有政治战略意图。不过，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中资企业和银行，在外国的投资，往往会改变该国跟中国的政治关系。
“投资成功了以后，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的话，必然会改变这个政治关系，因为塑造了很多对中国投资的依赖的关系。有一些政治人物或者企业，从这个关系中获得利益，原本是一个经济关系，后来逐渐的变成有政治内涵的伙伴关系。”
美国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认为，中国现在的“一带一路”是上世纪90年代末推出的“走出去”战略的加速版，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引发了很多问题，包括合同不透明、用中国劳工到海外搞基建、无视项目社会环境影响等。‘一带一路’包括了更多的国家，中国的影响更大。但是，中国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旧有的问题，现在又引发了人们对债务可持续性问题的关切。”
易明认为中国“一带一路”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中国最初提出“一带一路”是为了输出过剩产能，促进联通性，把中国一些贫穷的内陆省份与外部世界和外部市场联系起来。随着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数目增多，中国政府部门开始看到新的机遇，提出数字“一带一路”，中国海军开始停靠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港口。目前，“一带一路”已从最初的投资、贷款、基建，演变成具有安全和政治内涵的国际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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