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一篇文章，正好涉及到我这两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些问题。这篇文章讲的是，一名叫做贾康的经济学专家建议：以南方养老金滚存结余调到东北救燃眉之急。
说实话当前中国的各路专家和砖家是实在太多了，哪怕是一些名声很大的，所发表的意见也以扯淡为主。这位贾康我没听说过，但他的确谈到了一些实在的、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的养老/医保等等体系都是各地各自为政，更不用说城市/农村分别了。就没有任何其他现代国家是这么干的，大家都是全国统一的养老/医保账户。现代化的一个趋势就是人口和经济越来越向若干个超级都市集中，造成的问题是大部分人口外流地区所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这种情况下如果医疗养老等等社会福利不能统一，就会出现很可怕的局面。就像中国南方地区有大量的养老金结余，东北衰败地区却攒了一堆老人而没有养老金。
但如果有了统一的全国性福利制度，很多问题一瞬间就都不再成为问题。比如甚至不用专门谈“振兴东北”，“帮助贫困地区”，因为既然东北老人多了，穷了，各种福利就会自然而然的按法律要求流入东北，送达急需用钱的普通老百姓手里，然后他们花了这些钱使用这些服务之后又会形成消费而提振当地经济。
但现在到了需要专门向南方伸手要钱的地步，像是贫穷国家请求发达国家援助一般，又会被骂凭什么我们南方攒下的钱要给你们东北养老——其实评论里就有很多这种声音。但完全也可以说，那凭什么东北的年轻人和各类人才都外流到你们南方我们东北这么困难还要帮着养这些剩下来的老人？
出现这种争论，在一个非常重视“祖国统一”的国家里是极其奇怪的，什么叫“东北的老人”，难道不都是中国的老人吗？同样的还有农村进城打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仍然有不少人动不动就是农民家的小孩怎么样怎么样好像要占城里人便宜一样。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看的日本热播剧《阿信》里面就有个情节，讲的是20世纪初明治时期阿信很小的时候去地主家给带孩子想读书但没有机会，被当地小学老师知道后就来地主家商量让阿信去上学，地主婆非常不快说佃农的孩子怎么还要上学，老师就说，佃农的孩子也是日本的孩子呀。所以这是其他国家在至少一百年前就已经想通了和解决了的问题。
其实不同地区相互抱怨谁赚了谁的便宜的论调在其他国家也不是完全没有，但那些国家的这类争论均伴随着相应的国民分裂倾向，或者是统一未久的国家。非常典型的例子大概有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东西德刚统一时因需要大量补贴东德，也出现一定抱怨。
比如意大利南北差距极大，北方经济发达地区长期有人抱怨财政方面输血南方太吃亏了，这种人以政党北方联盟为核心，该政党巴不得北方独立。我在意大利的时候甚至还闹出过一次修宪公投，如果通过，就能改变意大利财政结构，减少北方对南方的财政补贴，但这个公投被压倒多数击败，似乎仅在北方一个很小的大区取得多数。这说明一般意大利人都不愿撕裂做为共同体意大利共和国。
比利时不用说了，近两年来西班牙闹得加泰罗尼亚独立问题，背后也有类似的财政背景。美国的南北矛盾（确切地说是红蓝州矛盾）虽然很大，但还真没人计较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在长期补贴密西西比这类问题。
既然中国老百姓强烈的持有表达为”祖国统一”的基本国家信念，就该建立面向全体国民的基本财政安排，而不是地方各自为政。
中国之所以形成这种制度格局我感觉和存在户口制度有关。毕竟户口制度阻止人口流动，才使得各地各自管理的现行制度成为可能。否则如果人口一直能够自由流动，一开始就只好搞成一个全国性的制度。
而户口这种有极大缺陷和危害的制度造成的中国这类独特特点曾被中国模式的鼓吹者看成良好的feature而非bug，例如张五常在快二十年前就认为中国的所谓各地诸侯竞争的制度比美国和欧洲都要高明。我估计张五常老师要是照这思路再想想能想到刘仲敬大仙的封建自由上去。但当然，那时候中国经济高速前进，所以有何问题也不容易看出来。但到了经济放缓的今天，就知道这类事情还真不是没有后果的。
另附：
经济学家圈 | 贾康建议：南方养老金滚存结余调到东北救燃眉之急
经济观察网 见习记者 吴小飞
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日前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罕见的谈到了减税降费，并建议尽快提升养老金统筹机制，用南方多年的滚存结余调到东北救燃眉之急。
贾康称，在全面“营（业税）改增（增值税）”之后，中国的第一大税——增值税，需要进一步降低。企业和民众的诉求也非常明显，中国要降税当然绕不开这第一大税。此外，企业和社会高度关注的企业所得税，国务院给出的减税安排，也主要侧重于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
贾康认为，光减税还不够，企业和社会层面的负担，很多是税外的。减税要有配套改革，比如“五险一金”怎么降低，个税改革暴露的如社保费用问题等，必须赶快把标准缴费率、尤其是最主要的基本养老金缴费率往下调。落实到具体，应尽快把全社会基本养老的统筹机制提升，把原来分散的至少好几十个蓄水池，合到一起以后，它的整合补给功能会马上提高，南方多年的滚存结余就可以调到东北救燃眉之急，缴费率就有下调空间。“这种改革是要突破原有既得利益的阻碍，需迈出实际步伐，趁势把税和非税联动的配套改革做好。”
贾康还透露，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财政改革三大任务的优先顺序已发生变化，财政体制的理顺成为首要任务。
贾康介绍，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审批的第一项改革方案就是财政税收的配套改革，明确指出三大改革任务：预算改革、税制改革、理顺中央地方体制关系的改革。当时还有非常明确的时间表，即财税改革重点和基本的事情，到2016年要做出来。“很遗憾，在改革深水区的种种条件制约之下，到现在为止，也不能说‘三中全会’之后政治局审批通过的财税配套改革方案中重点的事情都做出来了。”
理顺财政体制方面，中央要求要塑造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财政制度安排。贾康表示，从财政和经济的理论视角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必须优化政府和市场主体，以及公共权力主体和公民、纳税人间的分配关系。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公权体系和公民，三大基本经济关系，必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目标，适应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
其次是税制改革。贾康强调，税制改革的重点是构建地方税体系，在实际生活中，地方近年一直关注的基层财政困难、隐性负债问题、以及所谓土地财政等问题，与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有关。
对前述问题的解决，贾康表示，基本思路可以勾画为：要从中央到地方，理顺体制的源头。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以清晰的法规形式对行政体系授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得到授权以后，形成清晰的政府职能。与事权对应的，是可操作的、与预算科目可一一对接的支出责任。在操作层级上，不应能延续过去的五级框架，应该实现中央、省、市县三层框架。
最后是预算改革。贾康认为，预算改革在推进中，除进一步提高透明度，让社会各界越来越能够知道政府预算的信息所代表的政府活动的范围、方向、重点之外，在具体的管理形式上，必须攻坚克难，把三年滚动预算，从中央到地方运转起来。他表示，预算机构必须要有三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测能力，考虑三年时间段内财源和支出的各种变量、要素，以偏差较小的预测结果作为依据，才能编制出在实际生活中有意义的预测。“老百姓批评了多年的年底突击花钱等问题，这里的技术原因、管理原因，跟过去只有每一年度的预算运行计划直接相关，我们必须突破这样的局限。预算改革怎么全面计入绩效管理，这将是比较艰辛的探索过程。”
贾康回应“南方养老金拿去支援东北”：越拖越被动
针对“一些地方结余较多，一些地方钱不够花”的局面，近日，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支招，用南方多年的滚存结余调到东北救燃眉之急，同时也就可以降低缴费标准，回应企业和社会有关的“降负”诉求。
相关的报道已引起较广泛的关注，贾康特别补充称：
一、基本养老金的全社会统筹是提升其“共济”、“互济”功能的必然选择，全国各地至少几十个“小蓄水池”的共济功能，怎么能与全国一个“大蓄水池”的共济功能相比？过去多年间，东北辽宁等老工业基地早已出现基本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危机，但却完全无可能把南方越滚越大的结余资金调过来救急，只得依靠中央财政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平缓危机局面，全中国的基本养老资金体系，被形容为带荒谬意味的“持米叫饥”。
二、此次个税改革带来的“矛盾暴露”之一，是足额缴纳基本养老金的企业是少数，约3/4的企业没有缴足，而现在如要求依法规缴足，则许多企业承受不了，那么亟应乘势推进“全社会统筹”的改革，在提升共济功能的同时，也降低缴费标准，使大多数企业“过得去”，也使中国这一重要的社保机制规范化程度提高起来，此举可谓功莫大焉。
三、过去对全社会统筹已说了多年，除了提升共济功能之外，其还有促进统一的人力资本市场培育与发展等积极意义。之所以迟迟不能推出，一些技术层面的顾虑，可说基本都是借口，实质是原已形成的几十万人管理缴费的“利益固化的藩篱”，如何能够冲破，属于“改革啃硬骨头”的问题。这个实质性改革势在必行，越拖越被动。现在做个“攻坚克难”，此其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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