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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02月 13日 17:47
揭秘遊擊戰 / Max Boot
對於軍事史專業的學生來講，如今國際形勢下最令人詫異的事實便是現今並不存在任何一起涉及兩個正規軍事力量的對抗沖突。此類沖突最近一次發生是2008年俄羅斯和格魯吉亞之間的短暫交火。自從古希臘重裝步兵誕生之日起，正規軍之間沖突的可怕陰影就一直籠罩著西方社會。而現今，這種陰影幾乎已經煙消雲散。
但是世界遠未和平。阿爾及利亞日前在一處天然氣田展開了對人質劫持者的武裝行動。在馬裡，法國正與伊斯蘭極端分子進行著較量。以色列在同伊斯蘭抵抗運動組織(Hamas, 簡稱哈馬斯)交戰。在阿富汗，美國及其盟友正在打擊塔利班(Taliban)。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正在鎮壓試圖推翻他的反對派。哥倫比亞政府和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且戰且和。墨西哥則在追剿販毒集團。此外，多個非洲國家都在打擊聖主抵抗軍(Lord's Resistance Army)。
研究遊擊戰的歷史不僅有助於揭示該類戰爭的特徵和消除相關謬論，還能從中探索當代國家安全問題的解決途徑。本圖集回顧了歷史上的一些遊擊戰。
這類戰爭是沒有前線的戰爭，也沒有可以明確界定的起止時間。這類戰爭是殘忍血腥的戰事，而這類戰爭的進攻方──他們通常不著制服──從事的則是打了就跑式的突然襲擊，並經常以平民作為襲擊對象。這類戰爭，簡而言之，就是遊擊戰。遊擊戰是致命的。根據聯合國(United Nations)的統計數據，單以敘利亞為例，2011年以來已經有六萬多人死於戰爭。在墨西哥，自2006年以來，已經有近五萬人死於毒品暴力事件中。而在非洲國家的內戰中，更是已有數十萬人喪生。在過去這個十年期，從美國911事件到伊拉克自殺式炸彈襲擊，恐怖活動也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為了理解當今的世界，你必須瞭解遊擊戰以及遊擊戰的近親──恐怖活動。
不幸的是，就在我們意識到人類正日漸陷入遊擊戰泥潭的當下，我們對遊擊戰的無知仍然無以復加。和普遍觀念相反的是：遊擊戰並非由切•格瓦拉(Che Guevara)或毛澤東開創；恐怖主義的誕生也遠早於慕尼克奧運會慘案發生的1972年。而“武裝暴動”，也並非像有些人聲稱的那樣，是一種西方人難以理解的、“東方式”的特殊戰爭形式。
研究遊擊戰的漫長歷史不僅有助於揭示該類戰爭眾多扣人心弦卻幾近塵封的特徵；相關研究還將消除有關這類戰爭的諸多謬論，並使我們得以應對當代最需迫切解決的國家安全問題。下文將講述我們早應從遊擊戰歷史中獲知、卻尚未獲知的啟示。
1. 遊擊戰不是新生事物。部落戰爭──兩股遊擊力量之間的較量──可以追溯至人類誕生之初。而遊擊戰的新形式──遊擊力量和“正規”力量之間的對決──也僅是稍晚一點點的產物，它起源於5,000年前的美索不達米亞。把遊擊戰稱為“非正規”或“非傳統”其實是說反了：遊擊戰才是武裝沖突的常態。
當今世界的許多國境線及政府形式都是由常規軍隊和暴動武裝之間的戰爭確定的。以英國（全稱：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為例，其“聯合”正是基於英格蘭人成功地擊敗了幾個世紀以來蘇格蘭和愛爾蘭遊擊活動的結果。而大英帝國的衰落也在一定程度上由成功的武裝抵抗所引發，發起武裝抵抗的團體包括從20世紀20年代的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到40年代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更早時，一場由美洲殖民者發起的內戰締造了美利堅合眾國，當時部分殖民者就曾以遊擊隊員的身份參戰，這場戰爭還同時奠定了美國現在的版圖；反過來，美國在誕生後的數百年間也從未間斷與美洲原住民之間的戰事。
很難找出世界上哪個國家曾未遭受過遊擊戰的蹂躪，同樣也很難找出哪個有組織的武裝力量未曾耗費過大量精力抵禦遊擊戰。
2. 遊擊戰是弱勢方普遍青睞的戰鬥形式，而不是所謂的“東方”戰爭方式。主要因中國及越南共產黨人均於20世紀成功獲取政權，所以人們傾向於將遊擊戰戰術描繪為孫子和其他中國哲人思想的產物。人們普遍認為，這些中國哲人的見解與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等西方軍事大家提出的西方傳統戰術大相徑庭。
事實上，在軍隊定位方面，古代中國和印度的軍隊就像古羅馬軍團一樣，龐大並且正規。並非古代中國人，而是古代中國人的敵人──那些來自亞洲內陸的遊牧民族──對遊擊戰存在著文化傾向性。對於這些部落，以及從印第安蘇族到普什圖族等其他部落而言，非正規戰鬥是一種生活方式。
但即使是使用遊擊戰術而崛起的突厥、阿拉伯及蒙古等部落，後來也都轉而組建了正規軍以保衛來之不易的帝國。他們的經歷印証，幾乎沒有人會自發地選擇遊擊戰；這是那些弱小到不足以組建常規軍隊的戰鬥力量不得已而為之的策略。同樣的，恐怖手段是那些弱小到不足以組建遊擊隊伍的勢力最後的救命稻草。
3. 遊擊戰在歷史上既被低估過，也被高估過。在1945年以前，遊擊戰的價值通常都被低估，這種錯誤判斷將喬治•阿姆斯壯•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等許多自負的軍官引向了毀滅。因為非正規軍不願置身於正面交鋒之中，所以他們並未獲得應有的尊重；盡管自蠻族入侵羅馬以來，非常規軍的堅韌不拔曾令那些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紛紛敗北。
自1945年以來，對於遊擊戰的認識倒向了另一個極端──人們視遊擊運動戰無不勝。這主要是因為由毛澤東、胡志明(Ho Chi Minh)以及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等幾位反政府領導人發起的革命取得了勝利。但是聚焦於他們的豐功偉績卻轉移了人們對大多數革命者所遭受屈辱下場的關注，比如聲名遠揚的卡斯特羅的追隨者格瓦拉。他於1967年被玻利維亞士兵殺害。
實際上，雖然遊擊隊通常都能堅持戰鬥數年，並使對手遭受重大損失，但是他們很少能實現既定目標。恐怖分子得手的幾率則更低。
4. 1945年以來，武裝暴動成功的幾率越來越高，但是武裝暴動大多數時候仍以失敗告終。筆者編制的數據顯示，在1775年以來發生的443次武裝暴動中，武裝暴動者取勝的佔已結束鬥爭總數的25.2%，而當權者取勝的佔其中的63.8%。在其餘鬥爭中，雙方旗鼓相當。
歷史上屈指可數的成功例子顯然與人們普遍對格瓦拉等遊擊隊員的神化不符。1945年以後，武裝暴動者的勝率確實已增至39.6%。但是同期鎮壓武裝暴動的勝率仍高達51.1%。而且，上述數據誇大了武裝暴動者的勝率，原因是雖然有很多武裝暴動組織仍在作戰，卻幾乎勝出無望，比如緬甸克欽(Kachin)的獨立軍。如果將正在進行中的武裝暴動計為失敗的話，那麼在1945年以後的時段內，武裝暴動者的勝率將降至23.2%，而武裝暴動鎮壓者的勝率將增至66.1%。
就像大多數初創企業一樣，大多數武裝暴動組織也最終分崩離析。然而，諸如臨時愛爾蘭共和軍(Provisional IRA)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等一些武裝暴動組織，雖然未能達到他們的最終目標，卻仍能迫使對手做出讓步。
5. 遊擊戰近期最為重要的發展就是輿論影響力的增強。是什麼原因使1945年以後遊擊戰的成功率得到了提高？輿論力量的增強可以作為這一問題的主要解釋。民主、教育、通信技術、大眾傳媒及國際性組織的發展提高了輿論的影響力，而這些因素又使得國家長期鎮壓武裝暴動，尤其是在境外開展鎮壓行動的意願降低，增強了武裝暴動者即便在遭遇挫折之後的生存能力。
“輿論”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出版物上是在1776年，該詞的出現恰逢其時，它在說服英國人與美洲殖民地進行停戰的協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希臘19世紀20年代發起的反抗也得益於西方輿論的影響，如拜倫勛爵(Lord Byron)等希臘同情者紛紛為本國政府反對奧斯曼帝國對希臘的壓迫而搖旗助威。在古巴19世紀90年代反抗西班牙以及阿爾及利亞20世紀50年代反抗法國的鬥爭中，他們都運用了依靠國際支持這一相似策略；這一策略目前仍是巴勒斯坦對抗以色列的關鍵策略。
這一策略在越南戰爭期間又得到了精彩演繹，當年美國言敗並不是因為其失利於戰場，而是因為輿論轉向反戰。同樣的事情幾乎在2007年的伊拉克重現，並很可能也會發生在阿富汗。
6. 幾乎沒有反遊擊戰運動曾經通過實施大規模恐怖活動取得過勝利──至少在境外是如此。面對難以琢磨的敵人，軍隊往往訴諸於拷問嫌疑犯來獲取資訊──就如同911事件後美國的做法，和對平民實施血腥報復──就如同阿薩德軍隊目前在敘利亞的所作所為。這樣的策略偶有成效（通常發生在反叛者失去外部支持的情況下），但大多情況下都會以失敗告終。
通過在本國實施暴行獲得成功的例証之一是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時期的軍隊：18世紀90年代，他們為鎮壓旺代(Vendee)地區的反叛對其實施了血洗。正如一位共和派將軍所寫：“沒有一名囚犯等著我宣判。我把他們全殺了。”但是法國沒能在海地復制這種成功，雖然法國人在那裡採取了同樣野蠻的行徑，但卻未能平息由“黑人斯巴達克斯”杜桑•盧維杜爾(Toussaint L'Ouverture)領導的海地奴隸起義。
即使是在沒有人權活動家和有線新聞頻道的古代世界，各大帝國就已發現平定不滿的民眾通常既需要胡蘿蔔也需要棍棒。比如，羅馬和平(Pax Romana)給羅馬民眾帶來了相當可觀的好處，而羅馬帝國正是用這些“小恩小惠”贏得了臣民的支援，這些好處中包括提供道路、溝渠以及──最重要的──免受流竄遊擊隊和土匪侵襲的安全保障。
7. 作為一種反遊擊戰策略，“贏得民心”常常會奏效，但是這一策略並不像公認的那般煽情。美國和其他自由民主國家不能像獨裁政權那樣殘暴，或者更準確地說，選擇不那樣殘暴，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能力成功地鎮壓武裝暴動。他們只是不得不採取更為人道的方式。在2007年至2008年的伊拉克戰爭中，戴維•彼得雷烏斯將軍(Gen. David Petraeus)通過派遣軍隊進駐城市、向遜尼派部落示好，為我們展示了“以民眾為中心”策略可以多麼成功，至少從安全方面來看是如此。
這一策略最為人所知的名稱是“贏得民心”，英國傑拉爾德•坦普爾將軍(Gen. Gerald Templer)對其推崇倍至，並使其風靡一時。20世紀50年代，坦普爾將軍將馬來西亞拖出了共產主義革命的泥潭。但是這個詞語具有誤導性，因為它暗示著暴動鎮壓試圖通過民眾支持佔得上風。事實上，武裝暴動只有當支持政府比支持暴動武裝的危險性更小時，民眾才會擁護政府。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成功的“以民眾為中心”策略致力於通過部署全天候的安全部隊來管理民眾，而不是通過發放足球、醫療物資和其他物品來換取民眾的愛戴與感激。
8. 大多數武裝暴動都是持久戰；速戰速決的嘗試往往事與願違。1775年以來，武裝暴動的平均持續時間達七年之久。1945年以後，武裝暴動的平均年限甚至長達近10年。對於交戰雙方來講，低強度沖突的全過程都不啻為一種煎熬。但是縮短戰鬥期限的嘗試經常適得其反。美國就曾經利用正規武力搜捕暴動者，試圖在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最初幾年速戰速決，這種意圖後來被傳奇越戰顧問約翰•保羅•瓦恩(John Paul Vann)批判為“快速、虛無的戰果”。只有當美國放棄了速勝的希望時，才開始轉敗為勝。
“速戰速決”戰略的一個特別吸引人的說法是設法“擒賊先擒王”，美國和以色列就經常通過空襲對付基地組織(al Qaeda)和哈馬斯等反叛組織，以試圖達到這一目標。這一策略有時會奏效。例如，西元前139年，羅馬人就通過唆使一些西班牙反叛者殺害自己的領袖維裡亞圖斯(Viriathus)，從而撲滅了西班牙的反叛。
但是同樣不勝枚舉的是：當武裝暴動領導人被鏟除後，武裝暴動開展得更為如火如荼──1992年，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總書記在以色列的空襲中身亡後，情況就是如此。只有當結合了其他更多旨在把暴動武裝和民眾分離的鎮壓策略後，“擒賊先擒王”的做法才是最有效的。如果在暴動武裝被孤立的狀況下實施上述突襲，可能將取得剪虜若草的效果；因為武裝暴動組織通常都能夠得以重生。
9. 以前，科技在遊擊戰中的作用相對不那麼重要──不過這一點可能正在發生改變。從劫持飛機、自殺式炸彈到挾持人質、路邊伏擊，一切遊擊戰及恐怖主義策略都旨在令正規軍隊的火力優勢失效。和正規軍的沖突相比，科技在這類戰爭中的價值較小。即使擁有核彈，蘇聯和美國也未能逃脫在遊擊隊手中一敗塗地的下場。科技在低強度沖突中的作用通常並不體現在武器裝備上。正如T.E.勞倫斯（T.E. Lawrence，又稱“阿拉伯的勞倫斯”）所說：“印刷機是現代軍官彈藥庫中最終極的武器。”在當今的武裝暴動中，“印刷機”也許應當替換成“因特網”，但是其中的基本見解並未改變。
然而，一旦暴動者掌握化學、生物及核武器，那麼今後毀滅性科技的影響力將可能陡增。那時，一夥兒恐怖主義組織可能將擁有比一個無核國──比如巴西或埃及──整個軍隊還大的殺傷力。此外，網絡武器也有可能會引發浩劫。
筆者在最後進行了冷靜的思考。未來的遊擊戰和恐怖主義可能會給世界強國帶來較過去更為嚴峻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從來都是重大的、千變萬化的並且歷時長久的。
（本文作者是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資深研究員和《看不見的軍隊：由古至今的遊擊戰史詩》(Invisible Armies: An Epic History of Guerrilla Warfa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Present) 一書的作者。該書由利夫萊特出版社(Liveright)出版，本文即選編自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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