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7 July 2017

未普: 十九大动向之一:孙政才出局

最近,胡锦涛时代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有可能入常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突然被免职,被立案审查,在中国官场引发一场地震,也引发外界广泛猜测。这场政治地震,跟十九大有关系吗?有多大关系?

笔者认爲,和十九大有关系,且关系很大。如果今年不开十九大,孙政才可能还会在他现在的位置上存活一段时间。但是十九大转眼即至,在习近平要处理的问题清单上,孙政才可能名列首位。原因如下:

第一,各种迹象显示,习近平似乎铁定要在十九大废除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党内约法,处理孙政才的问题,因而极具紧迫性。隔代指定是由邓小平发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无不亦步亦趋。邓隔代指定了胡锦涛,江隔代指定了习近平,胡隔代指定了胡春华和孙政才。到了习近平时代,一心要超越胡锦涛、江泽民甚至邓小平的习近平,显然不想就此接受胡给他安排的接班人。这显示,中共的已行之有效30年的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很可能会寿终正寝。

这种接班人制度可能会寿终正寝的根本原因在于,习近平两任后并不想下台,他希望在2023年后继续掌权,就像俄罗斯的普京一样,能够在政治舞台上持久地发挥独一无二的影响力。由于没有任何正式文件限制党的总书记能担任多久,爲了他的中国梦和世界梦,习近平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延长自己的在位期限。当年同样被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胡春华,也可能凶多吉少。因此有分析家调侃说,即便是储君也不可高枕无忧,"今天还是太子,明天就可能变成狸猫"。

第二,是否向习核心看齐,坚定不移地拥护习近平权威,是十九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能否上线的硬标准,孙政才显然没过这一关。咋一看,孙政才是个"错误的人物,出现在错误地点"的倒霉蛋,其实不尽然。孙政才的问题除了被隔代指定这些"先天不足",还有政治方面的"后天失调"。

据中纪委网站消息,2016年11月6日至2017年1月5日,中央巡视组对重庆开展巡视,结论是,重庆党的领导弱化,担当意识不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有差距,清除"薄、王"思想遗毒不彻底等等。这些结论都是相当严重的政治指控。这些指控被7月15日中央组织部长赵乐际到重庆宣布中央决定时所证实。赵在宣布免去孙政才重庆市委书记职务时特意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自觉地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爲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显然,没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爲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孙政才出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而当一向谨慎低调的孙政才意识到问题很严重时,已经too late!几天前,他还在肉麻地吹捧习近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发誓对习近平绝对忠诚,现在却已经被"双规",弄不好还会以腐败或与某政治大案有关联而被治罪。

第三,安排习近平亲信进入中共高层,很可能是十九大人事布局的主旨。一向被看作习近平亲信的原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空降重庆接掌市委书记,陈敏尔因而可能会在十九大上取代孙政才进入政治局。非亲信下,亲信上,这种人事更换的模式,已非新鲜事。今年5月,习近平把在主政福建和浙江时的"政治心腹"蔡奇以三级跳的方式安排爲北京市委书记,之前,习近平也换上了忠于自己的上海市长应勇和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

这4个直辖市的党委书记或市长,十有八九会在十九大上晋身政治局。另外,有报道称,习近平已经更换了三分之二强的各省省委书记和省长。如果他们进入政治局,这就意味著,在十九大産生的25个政治局委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委员会忠于习近平。而这个人事布局的步伐,会因十九大即将来临而进一步加快。

总之,三个因素——"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再加上习近平立志要在中共高层建立习家帮,致使曾经的接班人孙政才笃定成了政治上的倒霉蛋。至于其他罪名,是不是欲加之罪,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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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专家:须尽快扩大舰队规模以威慑中俄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军事专家表示,扩大海军舰队规模将向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他们想在海上取胜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也表示,增加海军军舰数量需要稳定的经费支持。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就如何让海军实现打造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舰队的目标听取专家们的意见。

三五五艘

去年12月,美国海军在一份新的评估报告中要求打造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舰队,远高于海军现有的276艘军舰数量,也高于海军早前提出的打造一支拥有308艘军舰舰队的目标。美国海军试图打造的这支舰队包括12艘航空母舰、104艘大型水面作战舰只、52艘小型作战舰艇、38艘两栖作战舰只、66艘攻击型核潜艇、12艘弹道导弹核潜艇、32艘作战后勤舰船、10艘远征快速运输/高速运输舰船、6艘远征海上基地支持舰船和29艘指挥与支持舰船。

中俄挑战

前美国海军上校、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防务战略与评估项目主任杰瑞·亨特里克斯(Jerry Hendrix)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说,355这个数字不是随意提出的,而是代表美国在北大西洋、西太平洋、南中国海、印度洋、北冰洋等八个拥有国家利益的海上地区提供持续存在所需的最低军舰数量。

他说:“中国和俄罗斯利用美国近来将战略重点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的机会,试图在公海对美国形成挑战。为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美国海军必须尽快扩大扩大规模,以便让他们确信,他们最终在海上取得军事胜利是毫无可能的。因此,海军必须在10年内达到355艘军舰的舰队规模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耗资巨大

国会预算办公室海军与武器装备(Naval Forces and Weapons)高级研究员埃里克·莱博思(Eric Labs)说,将海军舰队规模扩大至355艘军舰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时间。他说,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海军至少需要18年才能达到拥有355艘军舰的目标,而且前提是海军在这18年中能够获得充足的经费。他表示,以30年的时间跨度进行预算测算,建设和维持355艘军舰舰队规模的平均费用为每年1020亿美元(以2017年美元计),比2016年财年的经费多出超过三分之一。

莱博思说,为满足355艘军舰的需求,美国的七个造船厂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升级基础设施,招聘和培训新员工。

参加听证会的一些专家和议员的一个担忧是,美国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关注美国舰队的年龄以及美国是否有能力在建造新舰艇上花钱。

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高级研究院布莱恩·克拉克(Bryan Clark)说:“我们的对手盯着我们的预算过程,并加以利用。”

他说,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对他们的邻国说,美国靠不住,因为美国海军在各方面面临压力。他认为,要威慑中俄这些对手,美国需要拥有规模更大、能力更强、更有效的舰队。

国会研究服务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海军事务专家罗纳德·欧罗克(Ronald O’Rourke)认为,尽管了解造船厂可能要在几年后才能开始建造更多的舰艇,但是国会可以选择在2018年财年就开始为新增额外军舰提供充分经费。他认为,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一种释放信号游戏,而国会的支持是向外界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号。

他说:“在短期内为额外新增的军舰建造提供充分资金是向业界发出信号,同时也是向中国等潜在对手发出一个威慑信号。”

欧罗克认为,除了设计建造新的舰艇之外,还可以延长即将退役的军舰的服役年限或者将新近退役的军舰重新编入现役来达到355艘的目标。

但是他也指出,这两种做法也要确保花费的资金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而不只是为了达到355这个数量而已。

主持星期二听证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杰·威克(Roger Wicker)是国会中力推扩大海军舰队规模的议员。上个月,他和另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罗伯·惠特曼(Rob Wittman)共同提出了一项旨在将海军舰艇数量增加到355艘的提案。

但是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海军舰队基本上难以负担,也难以实现。他们认为,提案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性声明,也就是,海军应当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拥有355艘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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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朗对峙的地缘政治因素

来源:
美国之音

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的中印在两国与不丹交界的对峙丝毫没有缓和之势。中国官方的新华社7月26日再发措辞强硬的评论文章,要求印度将越界军事人员全部撤回。印度回应称,愿意与中国就解决对峙进行对话,但决不撤军,反指中国违法进入不丹境内修建公路。

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中印边界对峙的背景是中国加速推动“一带一路”,对印度在南亚的“后院国家”产生巨大离心作用,让印度感到极度不安,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经过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被印度认为是侵犯了其主权,此番在洞朗地区修路已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谁先撤军

新华社7月26日的文章说,印度军事人员非法越界,在洞朗地区(印度称都克兰Doklam)与中国边防部队对峙一个多月,这是在双方敏感的边界问题上“玩火”,若继续执迷不悟,拒绝撤回越界军人,“到头来灰头土脸的只会是印度自己。”

不过,《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称,印度在中印边境对峙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仍然是愿意对话,但决不撤军。

与此同时,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即将于7月27日至28日前往北京,参加金砖峰会前的五国国家安全顾问会议。外界对多瓦尔此行寄予一定期待,认为中印两国有可能会借多瓦尔在北京的机会就边境对峙进行协商。

但北京已在这一问题上划下“红线”,即印度首先撤军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7月24日发表的社评,称“印度军队无条件撤出中国领土之前,中方不会与印度开展所谓‘谈判’。”

严重对峙

中国和印度过去时常在两国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军人对峙,但此次对峙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且仍有进一步升级的态势,是3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此次对峙的直接起因是中国在洞朗地区修路。洞朗地区是中国、印度和不丹三方有争议的一片狭长高原,东西约10公里,南北约15公里。该地区原本被不丹实际控制,但2007年以来中国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全面控制了这一地区。

目前中国在该地区修建的公路直通不丹的一个哨所,引发了印度的高度紧张。印度认为,道路修通后,中国将对被称为“鸡脖子”(chicken’s neck)的西里古里走廊(Siligurui Corridor)构成战略威胁。西里古里走廊是连接印度东北部,包括阿鲁纳恰尔邦(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藏南地区)在内的各邦与印度在南亚次大陆主要领土的一条狭长地带,最窄处仅22公里。洞朗最南端据西里古里走廊仅80多公里,再加上洞朗地处高处,中方可在这里全面掌握印度的一举一动。

中国认为,中国和印度在洞朗地区并不存在主权争议,在这一地区筑路是完全在自己领土上的主权行为,印度无权干涉。印度则认为,中国在地缘战略要地修建公路改变了地区现状。印度还指责中国推土机摧毁了两个印军碉堡。

边界军力

印度一直对中国在与其交界的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心存忧虑。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国际安全与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Tellis)认为,印度从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学到的教训就是在边界及其向内延伸100英里地区集结大规模兵力和火力,对中国始终保持绝对优势。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2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在边疆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大大提高。他说:“中国西藏地区的基础设施在过去十年得到了大规模提升,这改变了(中印之间)的实力对比,不仅仅是军力数量的对比,而且意味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将把区域外的军队调集到边境地区。”

特利斯表示,传统上中国的边防在和平时期通常由武警负责,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全和维稳,而真正具备战争能力的解放军是在远离边境的军区,例如负责中印西线边境的是兰州军区,负责东线的是成都军区。

“印度现在不仅仅要考虑在数量上的对比,也就是印度与中国在军队数量上的对比,而且也要看动态的力量对比(dynamic balances),即中国动员兰州、成都两个军区军队的能力,因为这一因素很可能改变中印的力量对比。”他说。

此次中印边境对峙的背景是中国今年开始加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今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28个国家元首、130多个国家代表和60多个国际组织出席。印度是唯一缺席的主要大国。

印度国内的主流观点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几乎完全是出于地缘战略考量,因为基础设施项目在和平时期是民用,但在战争时期就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前印度高级外交官普拉巴特·舒克拉说:“一带一路是高度的地缘战略项目,被(中国人)包装成了经济项目,但其实不是。”

对于一带一路经过印巴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印度一直耿耿于怀。前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退役中将纳拉辛汉说:“(缺席一带一路)是印度出于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考虑,因为中巴经济走廊(CPEC)经过巴控克什米尔。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是中国声称一带一路是包容的、合作的项目,但实际上却是中国的一言堂。实际上,一带一路的很多方面都不为人所知。印方多次把这些担忧转达给中方,但没有得到中方回应,特别是领土主权问题。”

除克什米尔因素之外,印度认为“一带一路”是带有极强的地缘政治目的,其沿线都是对印度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如伊朗、阿富汗,和传统上印度的“后院国家”如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还有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仅能够拉拢沿线国家,也能实现自身的地缘战略目的。而此次中国在洞朗地区修建公路,已经让印度在国内外承受巨大压力,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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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寒冰:严控金融风险对趋势的意义

来源:
博客

这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于金融等领域存在的各种风险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它透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这种重视程度必然会对国家未来的一些政策的出台及相关走势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地方政府一直把政绩当作自己的追求目标。这种追求一方面基于地方政府本身的利益,一方面是基于官员个人的利益——GDP出政绩,也出干部,有利于干部的升迁。因此,地方官员通常不惜代价举债摊大饼、上项目,让地方政府成为中国债务飞速增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推手。

地方政府在盲目上项目方面几乎是没有底线的。曾有知情专家介绍说,地方政府要做1000亿元的项目,并非只做累加起来总额1000亿元的项目,而是做10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是1000亿元,每个项目上只投100亿元,剩下的巨大资金缺口怎么办?就是借助各种渠道“筹集资金”,根本不用担心偿还的问题,等政绩一出来,自己早就升迁走人了。

地方政府的这种惯用做法如今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对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地方政府负债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中央在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极为严厉的问责制度:“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地方债务终身问责是什么意思?敢越界敢超额举债上项目,不管结果如何,地方政府官员都将被严厉问责,无论身在何处,在“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制度下,谁都很难逃脱被问责的后果。

很显然,中央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听任金融风险继续发展继续膨胀,那么必然会造成极为可怕的后果。防患于未然,提前化解风险才能掌握主动权。

但同时,这对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大家很容易想清楚,对资本市场又意味着什么,大家也很容易想明白。回顾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政策变动,从来都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放”的同时中国的GDP就能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机会也多,而“管”字当先的时候,就需要多一些谨慎。

在“放”的时候,比如“四万亿”救市计划出台的时候,中国上下一片如火如荼全面放手刺激经济,当时带来了无数的机会,当然,这些机会很快被更大的弊端和更多的隐患所取代,此也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心腹大患。

现在的“管”可以说是对此前盲目大宽松大刺激的拨乱反正。那么,在“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的压力之下,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就很可能在工作上处处谨小慎微,坚决避免犯错误或者至少少犯错误,这也将表现为某种程度上的懒政与不作为——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现存的各种风险,追根溯源,一个集中在地方政府,一个集中在企业,地方政府庞大的负债与企业庞大的负债,共同构筑了中国巨大的金融隐患。

对于企业负债风险的化解,有关部门是以国企央企为重点来操作的。怎么办?最有效的做法,当然是提高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所以,打击地条钢等小民营企业的竞争之后,国企的竞争力就被充分地释放出来了。而去产能所导致的钢材、煤炭等的价格上涨,直接大幅度提高了国企央企的盈利能力,使得国企央企更容易降低杠杆,而那些无法及时有效地降低杠杆的民营企业,则将来很可能会成为国企央企大收购计划中的一部分,或者,直接就被淘汰出局。

在当前金融风险高悬的情况下,煤炭、钢材等价格却屡创年内新高,成为经济低迷阶段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站在这道风景下,国企央企率先实现了自我救赎,业绩大幅度增长,而下游企业则必须为由此而导致的成本上升痛苦地埋单。这其实也显示出整体性救赎的艰难,既然整体性的救赎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拯救重点便成为选择——如果从这道靓丽但孤独的风景中,看不到其中所含射的内容,是无法理解当下很多品种的走势的。

中国当下所面临的一个极为棘手的难题,是风险控制与经济稳定的平衡。要促使经济稳定增长,就需要保持一定的宽松,但这容易加大风险,而采取严厉的风险控制手段,又很难避免对经济稳定增长带来伤害。

选择是如此艰难。

但不管做什么选择,促使资金脱虚入实都是必然要做的。如果虚拟经济继续创造疯狂的赚钱效应,如果投机者继续获取比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更多的收益,那只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即资金继续脱实入虚,从而,把整个经济体的基础掏空。尽管脱虚入实喊了很多年,但忧患意识与紧迫感从来没有如今天这般强烈,这更像是与时间赛跑的游戏,要么自己被风险扼杀,要么得到别人被风险扼杀后的机会。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个人都是如此。当许多人惋惜李首富提前抛售资产错失这两年楼市大涨机会的时候,他正在安详地喝着咖啡,而有些人由于时间的问题,在拥有更好机会更大财富的情况下,也只能在惶恐不安中被动地应对。

普通人很容易被眼前的利益诱惑,并因被诱惑而迷失,正在具有超前眼光的人,会根据大趋势安排自己的事业、财富、投资和生活。

世界人民应该感谢特朗普,这位无论情商和智商都出淤泥而独染、濯清涟却成妖的总统,正孜孜不倦地干着拖美国大战略后腿的事情,从而为世界人民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去自我救赎,至于抓不抓得住这个机会只能看个人的机缘与选择了。

莫说听任风险继续累积,即使现在就着手大力挤压泡沫,也正由于时间的紧迫而倍感压力骤增,在这种生死时速下,虚拟经济终将走向何方?至少,不应该再以侥幸的态度来对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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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 - 兰宁利警告:航母及共机绕台拟围困攻略台湾

作者 台北特约记者 陈民峰

最近中国大陆航母辽宁号和战斗机群频频绕行台湾,台湾退役海军中将兰宁利今天警告,这些有计划的军事行动完全针对台湾,尤其是开辟巴士海峡通道,必要时共军将可以单独围困台湾,避免美日联合阻绝,直接解决台湾问题。

兰宁利今天在联合报发表专文指出,共军舰队从2009年就开始穿越宫古海峡,2013年起各式军机也开始进出第一岛链,让穿越常态化。

接着是打通巴士海峡通道。去年11月25日共军轰炸机从台湾南端的巴士海峡沿东部外海北上;两周后四架电侦机由北而南再绕台一次。12月25日辽宁号战斗编队经由宫古海峡到西太平洋、南海,再由台湾海峡北返,完成第一次顺时针方向绕台湾一周。

7月20日起十架共军战机再度绕台,并连续好几天南北穿梭,这些完全是针对台湾。

兰宁利指出,这些轰六K都具有远程场外精准打击能力,航母在350海里外就能对台湾发起快速打击。这种从东向西发起的攻台行动,将迫使台湾军队的正面作战颠倒,经营几十年的战略纵深化为乌有。

他警告,巴士海峡通道的开辟具有重要军事意义。对共军而言,台湾完全没有防堵的战略认知,又可避免被美日联合阻绝。还可以回旋向北,单独围困台湾,直接解决台湾问题,而不会波及日本,让美日两国不介入。陈兵外围更可以阻挠日本、关岛,甚至澳洲等方向来援的美军。

台湾该怎么办呢?他指出,扩大对外围海域的监视已经刻不容缓,面对共军海空兵力的场外远攻,台湾如果仍固守六十海里的一线阵地,恐怕只有处处受击而没有还手余地。




from RFI http://cn.rfi.fr/%E6%B8%AF%E6%BE%B3%E5%8F%B0/20170726-%E5%85%B0%E5%AE%81%E5%88%A9%E8%AD%A6%E5%91%8A%E8%88%AA%E6%AF%8D%E5%8F%8A%E5%85%B1%E6%9C%BA%E7%BB%95%E5%8F%B0%E6%8B%9F%E5%9B%B4%E5%9B%B0%E6%94%BB%E7%95%A5%E5%8F%B0%E6%B9%BE

中國軍艦進入日本領海的多重意義

張冠李戴的「吐噶喇海峽」

7月2日,中國海軍的情報收集艦穿過日本北海道與本州之間的津輕海峽,在此過程中,中國艦隻進入了日本領海。15日,再有中國海警船進入九州北部對馬海峽的日本領海。17日,兩艘中國海警船又駛入津輕海峽的本州青森縣領海。接二連三的進入領海事件引起日本媒體的警覺,中國則以「無害通過」、「符合國際法」、「日方不需小題大作」而輕描淡寫。

中國軍艦此前進入日本專屬經濟區的次數頻繁,但進入日本領海則非常罕見。撇除進入釣魚臺爭議海域的事件,此前中國艦隻(包括軍艦與海警船)進入日本領海只有兩次:第一次在2004年,中國核潛艦駛入沖繩縣周邊領海,當時引起日本很大震動。

第二次發生於2016年6月,中國情報收集艦駛入鹿兒島縣口永良部島以西日本領海(2016年事件)。這是中國一連串進入日本海域行動的一部分。2016年6月8日上午三艘中國三艘海警船也進入了釣魚臺的12海里領海。6月9日,中國軍艦進入了日本釣魚臺附近的毗連區,幾乎同一時間,俄國的三艘軍艦也出現在釣魚臺毗連區海域。 6月15日淩晨3點半左右,中國海軍情報收集船進入了鹿兒島縣口永良部島以西的日本領海。6月15日下午,中國另外三艘海警船再次進入釣魚臺領海。6月16日中國軍艦情報船進入沖繩縣北大東島以北的毗連區。短短不足十天,中國在日本附近活動頻頻,令日本大爲頭痛。

這五次事件中,第一次顯然是孤立事件,後四次則有相同的思路。其國際法意義,比軍事意義更爲重要。由於最近這三次事件還沒有充分發酵,這裡以2016年事件為例進行分析。

據稱,當時日本一開始的初步意見是利用「領海的無害通過權」處理,但經過更深入的分析之後,傾向認爲中國違反了「無害通過」的規定。但中國方面則堅持,中國在實踐「航海自由」:國防部和外交部相繼表示,中國當時實踐的是對吐噶喇海峽的「海峽過境通行權」,和「領海中無害通過無關」。在日本政府還在研究立場為何的時候,中國學者劉海洋已經發表評論,說日本在航行自由問題上「很虛僞」,「干擾西太平洋海域航行自由的做法應該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警惕。」 這樣,日本主張的「無害通行」與中國主張的「海峽國境通行權」成為雙方交鋒的關鍵,吐噶喇海峽也一度成為熱門關鍵字。

那麼,究竟什麼是「過境通行權」?它與「無害通過」有何不同?

「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與「海峽過境通行權」

1982年制定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簡稱公約)中絕大部分的條文都是在1958年日内瓦四大海洋法條約的基礎上把國際習慣繼續「成文化」(codify),但是在「國際海峽」這個問題上卻是「新問題」 [1]。經過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大會上的激烈爭論之後,公約專門為此訂立了第三部分「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straits for use of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這裡簡稱「國際海峽」),並為其度身定做了「海峽過境通行權」(right of transit passage)。

關於哪些海峽或者水道才是國際法意義上的「國際海峽」意見極為紛紜。根據公約第37條,「國際海峽」的定義是「在公海或專屬經濟區的一個部分和公海或專屬經濟區的另一部分之間的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這個條文故意為「國際海峽」的定義留下模糊之處,也沒有列舉具體的水道。但根據本條和相關的規定,一般認為「國際海峽」具備三個因素:地理因素、法律因素和功能因素。

地理因素較為容易理解,主要是天然和窄長的水道(但何為窄長有爭議)。法律因素主要包括兩項:首先需要兩端都是公海或專屬經濟區(即國際水域);其次,海峽的寬度(最窄處)不足24海里。由於公約規定領海的寬度最大為12海里,因此這樣的海峽的一段就完全成為一國(或多國)的領海。相反,如果一條海峽比24海里寬,那麼必然有貫穿海峽的水域屬於國際水域;船隻享有自由航行的權利,無需引用過境通行權。

功能因素更為重要的,即這條水道必須是「用於國際航行」。這裡首先涉及可航行性,即是否適宜航行;其次是如何理解「用於國際航行」:是有可能被用於國際航行?是偶爾還是經常被用於國際航行?是否需要有一定的流量?這些問題都存在爭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功能因素是公約所規定必須的,否則符合地理因素和法律因素的水道有很多,這項規則極容易被濫用;世界上幾乎任何鄰近的兩個島嶼(或者大陸和島嶼)之間的水域都可以說成是國際海峽。

在公約制定之後,從航行的自由到不自由,海域大致依次被分為國際海域、國際海峽、領海和內水(此外還有群島水域,見後),相應地,各國擁有在前三個水域內的自由航行權、過境通行權、無害通過權。

過境通行權比無害通過權有更高的自由度體現在:潛艇不需要浮出水面,飛行器可以穿越,以及沒有明確規定其他適用於無害通過的要求(比如不能操作武器、不能在船上起降飛行器、不能搜集情報等)的限制。但它的自由度比在國際水域的自由航行權要低:根據第39條,船舶和飛行器必須「毫不遲延地通過或飛越海峽」,「不對海峽沿岸國的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進行任何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不從事除繼續不停和迅速過境的通常方式所附帶發生的活動以外的任何活動」;根據第40條,「非經海峽沿岸國事前准許,不得進行任何研究或測量活動」;根據第41和42條,沿岸國可以為海峽指定航道和制定過境通行的規則。可見,過境通行權設置的目的是為了讓外國軍艦和飛機可以順利通過,而不是為了讓外國船隻「任意(有害地)穿插」一國之內的水道。

包括日本在內的很多海峽沿岸國家,故意把海峽附近的領海寬度定得比一般的12海里窄,以便海峽成為國際水域,讓外國的船隻可以用自由航行規則通過海峽,而不需要進入沿岸國的領海。比如日本就把五個海峽規定為國際海峽,沿岸的領海寬度為三海里:宗穀海峽(北海道和庫頁島之間)、津輕海峽(本州島和北海道之間)、對馬海峽東西兩水道(日本與朝鮮半島之間)和大隅海峽(九州和屋久島、種子島之間)。

中國專家劉海洋認為日本虛偽的一個理由,就是指日本的這種做法:「看似日本對其海洋權益進行了自我限制,實則嚴重限制了國際社會共同享有的航行自由。因為在三海里領海寬度下,只為國際社會留出一條狹窄的航道,且不一定是可航水道。如果在這五處實行12海里領海,則這些海峽都成為適用過境通行制度的領海海峽,國際社會享有的權利範圍會大很多。」劉海洋的不滿在於日本這樣做之後,中國就無法以過境通行的方式,進入日本沿岸三海里之內的水域。要想進入的話,就只能用「無害通過」的方式,於是潛艇和飛機就不可以太靠近日本海岸。

但劉海洋這個指責是無法成立的。因為,第一,這是沿岸國家的一種普遍的實踐,也是公約允許的;第二,實際上日本在這五條海峽留出的航道,都是可航水道,不存在劉海洋所指的前提;第三,威脅沿岸國的安全本來就不是過境通行權的目的;第四,日本在海峽留出公海之後,船隻和飛機可以用自由航行的方式通過,享有的權利只會更大而不會變小。第五,能在海峽的國際水域中自由航行加上在領海中無害通過,與在整條海峽行使「過境通行」,那種方式對使用國更爲便利,實在是見仁見智。以筆者之見,按照這種制度的設計初衷為標準,還是前者的便利更大。

中國軍艦穿越什麼地方?哪裏才是吐噶喇海峽?

在2016年事件中,中國軍艦在日本領海的活動是否合法,這視乎它在當時行走路線如何,具體做了什麽。根據日本公佈的情況,海上自衛隊的P-3C巡邏機發現中國海軍一艘情報收集船於淩晨三時半左右進入鹿兒島縣口永良部島以西的日本領海,至淩晨五時左右,從屋久島以南駛離日本領海,駛入太平洋。 根據這種説法,中國是從永良部島及屋久島,與吐噶喇群島的口之島之間的水域從東海進入太平洋。

中國沒有具體指出航線,但在其國防部發言人所說,「吐噶喇海峽是適用於國際航行的領海海峽,中國通過該海峽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的航行自由原則。」這暗示了中國當時的路線是「通過了」 吐噶喇海峽。在《環球時報》和《中國新聞網》的報導中,附加上「小知識」:吐噶喇海峽,連接東海與太平洋,是吐噶喇群島各島之間的三條水道統稱。三條水道具體是口之島和中之島之間的口之島水道(Kuchinoshima Channel),中之島和諏訪之瀨島之間的中之島水道(Nakanoshima channel),諏訪之瀨和惡石島之間的諏訪之瀨水道(Suwanose Channel)。

由此可見,雙方描述有很大差異。根據日本的説法,中國並沒有通過所指的「吐噶喇海峽」三條水道中的任何一條。由於日本給出了相對詳細的信息,似乎其説法更爲可靠。

其實,只要翻查詳細一點的地圖,就可知內裡乾坤。國際上說的吐噶喇海峽,正是前文說的「永良部島及屋久島,與吐噶喇群島的口之島之間的水域」,而不是中國說的「三條水道的統稱」。如果記者不知就裡,一找吐噶喇海峽,就必然會找到正確的那條。比如親中的香港《文匯報》附帶的地圖,就把「吐噶喇海峽」標註在正確的位置 。

如果日本政府的說法屬實,那麼中國並沒有行使對(假的)吐噶喇海峽的「海峽過境通行權」,而是行使了對真正的吐噶喇海峽的「通行權」。

這樣一來,中國是較爲無理的一方。因爲吐噶喇海峽是一個寬度超過24海里的水道(在海峽内有一稱爲「平瀨」的暗礁,它沒有產生領海基線的權利),於是在法律屬性上,首先不符合「國際海峽」的要求。中國完全可以用自由航行的方式穿過這片海道的國際水域部分,或者用無害通行的方式穿過日本的領海,但是無權引用「過境通過」的方式進入日本領海。

中國官方的地理知識不至於這麽差,但對廣泛流傳的《環球時報》提供的「小知識」也沒有作出糾正。貌似中國是有意張冠李戴。

若中國軍艦真如中國所說通過了假的「吐噶喇海峽」(以下稱呼為三條水道),這又是否合法呢?這首先牽涉到三條水道是否國際海峽的問題。中國有專家認爲一個水道,只要兩端都是公海或專屬經濟區,就可以算是國際海峽。從以上分析可知,這種理解實在偏頗。三條水道,都滿足地理因素和法律因素,但三條水道是否國際海峽必然要考慮其功能屬性,而是否滿足功能因素卻充滿爭議。日本駐華大使館向中國反駁,吐噶喇海峽並不是國際海峽,因爲歷史上幾乎沒有什麽國際船舶在吐噶喇海峽內航行。如果如日本所說的,沒有什麽國際船隻穿越的話,很有可能不能算是國際海峽。

即便三條水道是國際海峽,外國船隻也不一定能引用過境通行權。這是因爲在公約第36條規定:

如果穿過某一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有在航行和水文特徵方面同樣方便的一條穿過公海或穿過專屬經濟區的航道,本部分不適用於該海峽;在這種航道中,適用本公約其他有關部分其中包括關於航行和飛越自由的規定。

真正的吐噶喇海峽距離三條水道很近,它中間又存在穿過公海或經濟專屬區的航道,所以它可以算是屬於「在航行和水文特徵方面同樣方便的一條穿過公海或穿過專屬經濟區的航道」。因此,三條水道符合第36條的要求,過境通行權就不再適用。外國船隻在從東海穿越到太平洋的時候,完全有理由使用吐噶喇海峽行使「過境通行權」,而不是三條水道。(當然,在這裡,如何界定「在航行和水文特徵方面同樣方便」這個條件,會存在爭議,但在我看來,吐噶喇海峽與三條水道之間的關係可以滿足條件。)

過境通行還是無害通過

分析了以上國際法的地位之後,我們可以再來考察中國船隻穿越的時候,是否符合過境通行的標準。

從前面的討論可以知道,過境通行權是為了讓軍艦和飛機能順利通過國際海峽,於是它帶有一些限制。根據上文所述,它必須要「毫不遲延地通過或飛越海峽」;「不對海峽沿岸國的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進行任何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不從事其繼續不停和迅速過境的通常方式所附帶發生的活動以外的任何活動」;「非經海峽沿岸國事前准許,不得進行任何研究或測量活動」。

從報導看,中國在領海中逗留1.5小時左右,這個速度是否能算「毫不遲延地通過」以及「繼續不停和迅速過境」的方式難以肯定。按照日本所說的路線,在永良部島及屋久島到口之島之間的水域,長度有限,以最長直線距離計算永良部島最外沿12海里+永良部島到屋久島之間的距離+屋久島最外沿12海里,也不過是30海里左右。以一艘現代化的軍艦,最高航速可以輕易超越30節(即每海里/小時),但如果稍微慢一些,只要不太「過分」特別是沒有停頓,也算是可以滿足這個條件。

從日本方面的報導看,中國軍艦配備搜集情報用的天線。但即使中國開動了這些設備(很可能如此),也不能說是威脅了主權、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的武力。而且,單純開動了這些設備,也不能視爲「海洋研究」及「水文測量」(和無瑕號事件不同)。

如果勉強要算的話,就只能說中國開動了這些設備,算是違反「不從事其繼續不停和迅速過境的通常方式所附帶發生的活動以外的任何活動」。但中國和日本沒有聲稱軍艦真的開動了這些設備,實際上,即使開動了這些設備,是否能算是違反了這個規定也存在很大的主觀性,極具爭議。

因此,我傾向認爲,中國在這個過程的活動中並沒有超出「過境通行」的標準。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在國際法上,外國船隻在國際海峽可以行使兩種權利,過境通行權和無害通過權。兩者的主要區別如前所述。在具體每一次通行的時候,行使了哪一種權利,需要用具體的行爲來做出宣示。(比如,如果中國飛機或海底潛艇穿過了國際海峽,就可以確定是在行使過境通行權而不是無害通過權。)

但問題在於,根據現有信息,無法確定中國真的是「過境通行」,而不是「無害通過」。根據船隻通過的實際情況,有可能被認爲是「過境通行」,而不是「無害通過」的舉動,只能是「任何目的在於蒐集情報使沿海國的防務或安全受損害的行為」。但既然中國沒有承認搜集了情報,也就沒法以此説明自己確實是「過境通行」而不是「無害通過」。

根據以上的分析,如果中國軍艦在三條水道中穿過,若堅持行使過境通行權,那很大機會是違反公約的。如果中國軍艦在吐噶喇海峽通過,由於它不是國際海峽,所以根本無法行使過境通行權。所以,中國軍艦的行爲,如果要解釋,只能說是無害通過,才能符合國際法。中國認爲自己行使過境通行權,這還需要在有證據表明中國軍艦「真正在搜集情報」的基礎上。但這一來,又違反了國際法。

只遵守「自己説了算的國際法」

中國利用國際法推進自己的利益

在分析過這些問題之後,可以進一步探討這個事件背後的意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把行爲定位為「航海自由」。這令不少人感到「拿錯劇本」。畢竟,這個詞語經常出現在美國人的口中,而中國一直是反對者。但事實上,只要仔細觀察中國在2008/2009年這個關鍵節點前後海洋政策的轉變,就可以看到這並非偶然。

中國傳統上是一個陸地國家,對海洋關心甚少。在中共建國後,部分由於實力不足的原因,陸地權益還長期是中國政治和軍事界所最為關心的問題。但改革開放以來,海洋權益一步步成為中國所關心的問題。這一開始是出於防衛的需要。1982年,劉華清出任海軍司令員後,中國海洋戰略從早期的「近岸防禦」調整為「近海防禦」。所謂近海防禦就是「第一島鏈內是依據海洋法公約規定的我國管轄範圍。和原來的近岸防禦相比,這種海區的概念必須擴大,隨著經濟發展與技術的進步,將逐步擴大到第二島鏈」[1]。

所謂島鏈,是指中國認爲自己是一個「海洋不利國」。雖然有漫長的海岸線,但同時又被一系列島嶼所包圍。第一島鏈指千島群島、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等一線的島嶼;第二島鏈是指小笠原群島、北馬里亞納群島、關島和帛琉(三者均受美國保護)等一線的島嶼。於是進出大洋,都需要通過各個海峽。台灣是唯一的例外,可是台灣還沒有被中共控制。實現劉華清的目標,海軍能自由進出日本群島各海峽是首要條件。

中國近年來在東海和南海的活動頻繁,不必多言。但在這種進程中,中國遇到了最大的尷尬就是國際法,特別是公約。現在常有中國專家抱怨,國際法是西方制定的遊戲規則,但公約卻不是西方制定的,它是包括中國在内的幾乎所有國家一起制定的。

制定公約當年,中國還是一個大陸國家,對海洋的需求幾乎沒有,海洋意識還停留在「圈地」的階段,再加上一向的反美(和反蘇)意識,所以在公約制定過程中、國内法對相關内容的立法中,以及對公約的實踐中,完全站在了「弱國」的一方,「沿岸國」的利益,而不是通行國的利益。在美國、蘇聯和英國等海洋強國的支持下,公約保留了很多對航海自由有利的規則,但中國一向在實踐上都反對和違反這些規則。列舉幾個例子:

瓊州海峽從各個角度看都屬於國際海峽,但中國規定為「内水」,剝奪了其國際海峽的地位;中國在有爭議的西沙群島(實控)和釣魚臺列嶼(日本實控)都劃定了「直線基線」,群島内水域視爲内水;中國規定外國軍艦不能「無害通過」領海,除非得到預先批准或者預先通知;中國企圖用「歷史性水域」之類概念的定義九段線,但是在公約中只有「歷史性海灣」這個概念,而九段線從地理形態看顯然不是海灣(九段線這個問題較為複雜);中國甚至否定外國軍艦在專屬經濟區的航海自由權,比如在2009年的無暇號事件中,中國宣傳,外國軍艦在專屬經濟區「只有無害通過權」。

但是中國要發展成為海洋強國,採用海洋強國的立場則更有利。比如,中國要通過國際海道,自然希望海峽「道道暢通」;中國遠洋漁業的發展,希望沿岸國劃出的專屬經濟區越小越好;中國軍事上需要靠近其他國家進行偵查(像美國一樣),也不能任由沿岸國說「專屬經濟區只有無害通過權」。

這種變化,讓中國陷入「國際法的雙重標準」:她反對美國軍艦在南海專屬經濟區自由航行,自己卻跑到日本的專屬經濟區刺探情報;她反對沖之鳥礁擁有200海里專屬經濟區,但卻聲稱南海諸島(比如原生地理形態為低潮高地的美濟礁)擁有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她認為沒入水底五米左右的蘇岩礁(韓國控制)不具有領土資格,卻認為自己可以把沒入水底18米的曾母暗沙列為「中國領土的最南端」。

中國式的雙重標準在國際自然影響極差。它和中國在其他問題上的雙重標準一起,形成臭名昭著的「中國邏輯」。平心而論,這些雙重標準反映的是中國在以強國身份「融入世界」過程中的利益和價值取向的搖擺不定:是繼續自己圈地,還是阻止其他國家圈地?最簡單粗暴的做法,當然就是要兩種好處都佔了。它不對,很霸道,但值得從發展的角度去分析這種行為。

中國在國際法問題上的轉向

中國一再認為,美國要阻止中國崛起,但美國的戰略意圖,並非要遏制中國,而是希望中國崛起的同時要尊重國際法。而尊重國際法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全面」遵守國際法,不能雙重標準,不能只遵守「自己説了算的國際法」。以美國為例,她絕不會一方面在南海展開軍事活動,一方面又不允許中國跑到關島和夏威夷的專屬經濟區進行軍事活動。

其實,中國成為海洋強國之後,在海洋問題上的利益將會和美國越來越相似。這正如蘇聯在航海自由的問題上和美國一致一樣。如果中國不堅持雙重標準的話,就應該向美國的立場靠攏。而在近幾年,美國一直在鼓勵中國和向中國施加壓力向這個方向發展,其手段當然也包括美國的航海自由計劃在南海的實施。

在美國的壓力之下,中國在實踐上逐漸向美國期待的方向轉變。最明顯標誌就是在2015年底,中美達成了在南海應用《海上意外相遇規則》處理軍艦相遇的問題。這個規則其實一直是國際法的一部分,在無瑕號事件中,美國就認爲美國沒有違反公約(公約規定在專屬經濟區,軍艦有航海自由),反而是中國違反了《海上意外相遇規則》。中美達成了這個協議,意味著中國不再堅持專屬經濟區内軍艦只能「無害通過」的違反公約的要求。與此同時,中國也大模大樣地在美國關島和夏威夷的專屬經濟區從事軍事活動。美國對此表態「符合國際法」和「歡迎」。在美國的壓力和鼓勵下,中國部分地放棄了雙重標準。這就是一個令美國滿意的例子。

嘗到了甜頭的中國在此之後更進一步利用公約推行自己的戰略日程。這次的吐噶喇海峽爭議正是一個好例子。中國需要航海自由的首要原因不是要針對美國,而是針對日本。因爲日本列島完全遏制了中國向西太平洋的出洋口(除了台灣),而且日本也是(除了美國之外)中國在亞洲稱霸的最大反對力量,和中國有領土爭議,日本還有美國的大量駐軍,如果中國和美國發生衝突,日本就會是最重要的戰略位置。從種種角度看,中國既需要能保證在日本出海,也需要長期在日本展開軍事偵察活動。所以如何能更加「合法地」接近日本,就是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

正如以上所分析的,堅持「海峽過境通行權」,就是一個良方:它可以讓軍艦盡可能地接近日本海岸。如果任何兩個島嶼之間的水域都被認為是「國際海峽」的話,這簡直為中國刺探日本的情報提供極大的便利。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堅持在(錯誤的)吐噶喇海峽擁有海峽過境通行權之故。

其實,在航海自由這方面,中國和美國有相近的利益。在參加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會議之前,美國編輯了一部國際海峽的文件,裡面列舉了245條國際海峽 [2](當然對國際海峽並沒有明確定義,所以美國當時列舉的國際海峽並不都滿足日後國際海峽的條件)。而當中,吐噶喇海峽以及三條水道都赫然在列(同樣在列的也有瓊州海峽以及渤海海峽)。在談判達成之後,美國官方沒有再説明哪些是美國認可的國際海峽。

對於美國來說,並不存在雙重標準的問題,因為在245條海峽中,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和夏威夷群島中的許多水道也都在列。但是,在「無害通過」還是「過境通行」方面,美國也有保留。2015年9月,中國海軍穿越阿留申群島的水道(具體航線是從北太平洋穿越美國阿拉斯加最西方領土Attu Island與俄羅斯之間的水域進入白令海,再從白令海穿過島鏈中的Tanaga Passage水道回到北太平洋。後者是引起爭議的水域),由於當時歐巴馬正在阿拉斯加,也是中國軍艦第一次穿越阿留申群島,於是引起輿論關注。這也是美國決心重啓2012年以後沒有執行過的南海自由航行計劃的誘因之一。當時,雙方已經開始在這個問題上有爭議:儘管美國認爲中國的行爲符合國際法,但判定這次的行爲是「無害通過」;對此中國並不滿意,認爲自己是行使「海峽過境通行權」。

在這件事上,中國也混淆了「有沒有這個權利」和「實際上有沒有實踐這個權利」的這兩個問題。從報導中的通過方式來看,中國軍艦完全符合「無害通過」的規定。於是美國把它定義為無害通過就順理成章了。那麽中國爲什麽不在通過海道時,展現出只有「過境通行」才允許的行爲呢?原因不詳,可能是國際法不夠精通,或者是政治上不想太冒進。總之,這次的行爲並沒有説明中國行使了「海峽過境通行權」。

在日本的這次事件中,中國同樣也沒有展示出「海峽過境通行權」才允許的行爲。所以日本視之爲「無害通過」也是算是蕭規曹隨。對於日本來說,堅持否認中國實踐了「海峽過境通行權」還有另外一個意義,即阻止中國構成「先例」。即如果認爲了中國行使「海峽過境通行權」又不提出抗議,即説明這條水道確實是被用於國際航行的「國際海峽」,以後中國要以「海峽過境通行權」方式通過就有理據可持了。

日本對中國的行爲必然是很頭疼的,但日本在應對上卻很謹慎。其實,日本一點都不缺乏應對的方式。最簡單粗暴的方法,就是把三條水道定義為内水,像中國對瓊州海峽一樣。這樣不符合國際法,但足以援引中國的例子應付中國的詰難。

而最合適的方法,就是宣佈日本是「群島國家」,實行群島水域。群島國家是指所有領土都是在島嶼上的國家,在公約中對她們有特別的優惠條款。菲律賓和印尼等早就宣佈自己是群島國家,但是日本雖然具備了這種地理條件,卻一直沒有宣佈自己是群島國家。如果日本這樣做,根據規定,就可以在群島水域之内指定海道,專門供外國使用,實行「群島海道通過權」。這樣,外國則無法穿越進入未經規定的水域。而且,「群島海道通過權」對穿越的要求,也比「海峽過境通行權」的限制要大。

但日本是否會宣佈成爲群島國家,還需要考慮很多因素,比如美國的態度,以及日本自己的利益。因爲日本一向是站在海洋強國的一方,不主張限制海路。如果要避免雙重標準,就必須通盤考慮。

結論

進入日本領海事件,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對海洋利益的追求(包括軍事和經濟利益),又反映了中國企圖利用國際法的解釋,去合理化這種追求。這是中國正在面臨海洋利益問題上角色轉換的矛盾。

中國現在放棄了「專屬經濟區」無害通過的要求,但是在領海「無害通過」的問題上還是雙重標準。比如最近美國自由航行穿過西沙群島中建島12海里,符合「無害通過」的要求,但中國譴責了美國的行動。這與中國以「無害通過」日本領海的舉動,顯然還是雙重標準。

但也要看到,這種角色變換確實需要一定的時閒來完成。而且我們也看到了中國在經濟專屬區問題上放棄了雙重標準,這是值得鼓勵的,也為中國日後可以完全放棄雙重標準看到希望。而且,對於中國積極利用國際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是把中國納入國際法體系中的結果,對國際社會不一定是壞事。當然,在這個過程中,要防止中國過度濫用國際法,但只要讓中國往這個話語體系中靠攏,那麽還是利大於弊。

附註

[1]《劉華清回憶錄》,437-438頁,轉引自蘇冠群《中國的南海戰略》,70頁。

[2] Alexander, Navigational restrictions within the new LOS context: Geograph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fshore Consultants, 1986


from 黎蝸藤的歷史博客 http://dddnibelungen.blogspot.com/

黎廣德 - 一地兩檢變質 高鐵錯上加錯

2017年7月26日
【明報文章】要來的終於來了:政府拖延了8年的高鐵邊檢安排,昨天終於揭開鍋蓋。這種戲碼一點也不新鮮,特區官員的如意算盤是把生米煮成熟飯,無論鍋裏添加了多少死魚腐肉,市民揭鍋後只能捂住鼻子嚥下去,一地兩檢就是如此這般的把戲。究竟這次香港人會否見怪不怪、乖乖就範?
其實市民判斷政府方案的對錯,毋須被官員故意扮高深的法律術語嚇怕。如果真有合法合情合理的一地兩檢方案,為何2009年時任運房局長鄭汝樺被議員質詢時不敢堂堂正正拿出來,反而一拖8年,還要動用市民稅款發動鋪天蓋地的宣傳?特首林鄭月娥聲稱不希望公眾討論「政治化」,這套籌備了8年的「攻心計」難道不是「政治化」的最佳佐證嗎?
假若在西九站實施一地兩檢,接受大陸公安享有不受香港法律限制的執法權,勢必衝擊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關鍵在於香港是否值得為此付出代價?因此任何「非政治化」的討論必須回歸到兩個核心問題:一、沒有了西九總站一地兩檢,高鐵是否無法有效營運?二、放棄高鐵是否等同前功盡廢?
盜版深圳灣模式
首先大家要明白行政會議昨天通過的方案是「盜版深圳灣模式」,因為深圳灣一地兩檢的地段位處深圳,毋須從香港境內劃出土地,不會有大陸公安在香港特定範圍內持械執法,更不會把內地司法管轄權延伸到香港市區。所以一眾司局長多番把西九一地兩檢類比深圳灣口岸,意圖淡化香港人的戒心,是徹頭徹尾誤導市民。
如果西九總站不設一地兩檢,是否必定效率大降?大家須看清事實,讓數字說明真相。
按照政府於2015年12月23日向立法會提交的修正推算,在2018年通車時,預計每天有109,200人次乘搭高鐵,當中67,500人次來往深圳、4800人次來往東莞虎門、18,300人次來往廣州南,最後才有18,600人次使用長途服務。按比例算,短途和長途的比例是83%對17%。由於短途車乘客不管在哪裏過關檢查也不影響總旅程時間,所以他們不會受惠於政府方案;至於長途車乘客,沒有西九站一地兩檢可能有利有弊,視乎他們本身的居住地點和替代方案而定。
正版深圳灣模式
事實上,根據客觀分析,如果廣深港高鐵實行「正版深圳灣模式」,營運效率足可媲美「盜版深圳灣模式」,甚至在特定情况下有過之而無不及。
「正版深圳灣模式」是把一地兩檢設於深圳福田站及龍華站,市民從西九總站上車時完全毋須過關,與現時在紅磡上車到羅湖或落馬洲一模一樣。高鐵列車往返西九與深圳之間需時14分鐘,到深圳的乘客(佔總客量六成)下車後過關便直入深圳市區,便捷程度等同西九方案。其他乘客經一地兩檢後可轉乘另一班高鐵列車到廣州或以外城市,由於深圳客流量大,鐵路局可以從深圳提供更多列車直達內地更多城市,所以旅客可以有更多城市選擇和享受更頻密的班次。
換言之,一地兩檢設於深圳,長途旅客可享有更多列車選擇的便捷,足以抵消在深圳轉車的不便。其實同類安排早已在航空界行之有效,這就是航空樞紐的概念:香港人飛到杜拜或倫敦等樞紐機場轉機到其他城市,早已甘之如飴。如今把同樣安排應用於高鐵營運,實有一舉兩得之妙:提升高鐵營運效率,避免對一國兩制的衝擊。由此可見,政府聲稱「沒有西九一地兩檢,高鐵便無法發揮效益」的結論,完全站不住腳。
釜底抽薪模式
再進一步分析:如果此時此刻放棄高鐵,是否等同800多億元投資血本無歸?究竟有沒有「釜底抽薪模式」,令港人受騙了8年後全身而退?
經歷了多年工程,高鐵項目形成兩項主要資產,恰好是香港最貴重的土地資源:其一是西九市中心38萬平方米地下樓面面積,比國際金融中心二期18.5萬平方米大一倍有多;其二是石崗菜園村27公頃已平整土地。
西九總站連地面共有5層,總樓面面積共約400萬平方呎,地面層主要是商舖,第二層是商舖和售票大堂,第三、第四層分別是入境和離境大堂,最底是延伸至西九海濱的月台層。按照原設計最頂兩層已預留32萬平方呎作商業用途,因此只需把售票大堂和離境大堂改裝,便足以提供約200萬平方呎作商業用途。參照圓方商場每月呎租400元計算,假設七成面積可供出租,每年租金收入67億元。按照上市大地產商平均市盈率8倍推算,該200萬平方呎面積市值約540億元。
除此之外,另一半共200萬平方呎可作公共社區用途,例如第四層可變身為九龍中央圖書館、室內運動場、青年創業共享空間或民間團體活動室;第五層月台面積最大,由於地下空間與西九文化區相連,全層近100萬平方呎面積可用作文化區的延伸,無論用作藝術展覽、工作坊、黑盒劇場、香港文學館等等,足以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最大地下文化空間。
第二項資產是從石崗菜園村平整出來的27公頃平地。由於地權已在政府手中,可以馬上改劃成為石崗新城,配合錦上路一帶的房屋發展,參照錦田南規劃,27公頃中有六成可闢作房屋用地,按中密度3倍地積比率計算,建築樓面面積約523萬平方呎,可建單位1.1萬個,容納3萬人,地價總值逾300億元。
光算這兩項資產的市場價值已逾800億元,遠高於估算營運高鐵50年收益136億元(按今天價格計算)。
無法跨過市民這一關
如果林鄭月娥政府確有自信,應該開誠布公,任由市民考慮3個方案——「盜版深圳灣模式」、「正版深圳灣模式」或「釜底抽薪模式」——派出官員大辯論,再全民投票供香港人三揀一。究竟是官員面子重要?還是市民信心和經濟效益重要?高鐵揭鍋後是否臭不可聞?最終無法跨過市民這一關。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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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台】呂秉權:自己破壞法治 如何信你一地兩檢?

「一些領導幹部法治意識比較淡薄,有的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徇私枉法等問題,影響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和威信」——習近平,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全面依法治國研討班講話,2015年2月2日。

「中國認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習近平,於巴基斯坦議會引述《論語》,2015年4月21日。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昨天,特區政府公布廣深港高鐵西九總站「一地兩檢」方案,在香港境內設內地口岸區,由內地執法人員在內行使內地法律,希望香港市民相信內地講法治。

港人對內地法治信心已被破壞

可惜,「回帶」一看,香港人對內地法治的信心已被嚴重破壞,正如習主席所講有些領導幹部有法不依、徇私枉法,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舊事包括:銅鑼灣書店案的越境執法疑雲,無回鄉證者被「擄走」,「強力部門」對目標對象可行使「專政」,超越法律行事;2013年,禁書商姚文田被誘騙到深圳拘捕,判刑10年;2013年,港商潘維曦被人在香港綁架回內地,判囚16年半;1995年,港商蘇志一被內地拘捕,肇慶公安多次「押人」回港取證,蘇被囚終身;2004年,內地公安懷疑到摩星嶺跨境執法被警方拘捕,最後不了了之釋放。

在推銷「一地兩檢」時,官員多次以英法和美加情况對比。但筆者認為中國的情况難以與歐美國家比較。

第一,法治排名。根據統計世界法治排名的「世界法治項目」(World Justice Project),在全球113個國家和地區之中,英國法治排名第10、法國第21、美國第18、加拿大第12、中國內地第80、香港第16。「一地兩檢」的必要條件,是司法地區的文明程度相若,像英法相差11位,美加相差6位。但內地跟香港則相差64位,難以與美加等國的例子相比。因此,美國如何擴大與外國的「一地兩檢」,也不會與古巴「一地兩檢」,英國不會與俄羅斯「一地兩檢」,南韓不會與北韓「一地兩檢」。

第二,遵守國際難民公約。美國目前已與加拿大等6個國家15個機場實行「一地兩檢」安排,正考慮增加日本、冰島、巴西等11個機場入列,但客流龐大的中國機場不在其中。美國對「一地兩檢」國的其中一個要求,是要她遵守聯合國兩條有關難民的公約和議定書(1951年和1967年),尊重尋求庇護者,保護他/她免受迫害。2015年,有取得難民資格的中國異見人士滯留泰國,被強行遣返中國,聯合國難民署對此「深切擔憂」。

第三,美加的「一地兩檢」,美國在外只有拒絕入境權,沒有拘捕權。駐外的美國執法人員如想拘捕疑犯,只會暗中通報美國機場的執法人員在飛機抵埗時行動,不會跨境執法。

2014年10月,一名從溫哥華前往美國西雅圖的美國女公民,被美國駐溫哥華的邊檢人員發現其為本國盜竊和搶劫的通緝疑犯,美方邊檢人員沒有當場阻截反而讓她登機並暗中通知西雅圖警方,在該名疑犯落機之時,迅速將其逮捕。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的數字顯示,美國用同類方法與駐外邊檢人員裏應外合,每天大約在美國的機場等候拘捕22人。可是,在西九的「一地兩檢」,內地執法人員有拘捕權,分分鐘可押送港人回內地處理。

第四,突發情况。內地的司法管轄權不包括路軌和隧道,那麼如果有人犯了事跳軌是否香港執法人員接管?有人掉了財物進路軌,但遭人冒認起爭拗,這又歸誰管轄?列車在香港境內行駛中,如果有港人因政治問題被公安找麻煩,這時他拉動煞車手掣,甚至打破玻璃跳車,香港警察會否將其交回內地?在月台違法上網轉載法輪功等信息會否被內地拘捕?

「誠信」到用時方恨少。將人治包裝成法治,特區官員真的不易為。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7月26日)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7/07/571.html

Wednesday, 26 July 2017

徐瑾:从万科到万达,大佬的黄昏

2017年的夏天酷暑不退,中国资本市场场内场外,也酣战正炽。

7月19日,北京万达索菲特酒店的“三国杀”被各路大小媒体自由演绎,从推迟发布会到背景板上“富力”字样的神出鬼没。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融创集团董事长孙宏斌、富力地产董事长李思廉三人觥筹交错之间,六百多亿的交易敲定。融创以438.44亿收购万达13个文旅城项目91%的股权,富力以199.06亿收购万达旗下77家酒店。

万达从2000年起就发力商业地产,和地方政府合作紧密。全国大小城市的94座万达广场铺就其成功之路,将商业中心、酒店、步行街等模式结合得驾轻就熟,仅万达旗下酒店就有四个品牌;而2010年之后万达在文化旅游等领域更投入不少,王健林在6月30日还为哈尔滨万达城开业站台。

如今,说卖就卖,急于成交之下,价格并不高,军人出身的王健林果断可见一斑。

万达为什么要卖资产?万达一直有转型轻资产的战略,但此次王健林表示打算是还银行贷款,降低负债率。但细究下来,万达的负债率其实并不算高。中国房地产企业平均负债率大概是80%左右,万达负债率在2017年年初为70.61%,以万达的发展速度和地位,如此负债率实属难得,负债率并不是如旁人设想那般是万达的软肋。

如果加上这次交易所得,那么万达的负债率会更低。那么低的负债率目的是为了什么?这位曾经的中国首富在交易结束后,在对财新的书面采访中表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这个夏天,或许是中国商业大佬从国际市场上回撤的开始。王健林前段时间接受FT总编莱昂内尔•巴伯采访中,也提到海外收购美国电视制作公司迪克•克拉克制片公司交易告吹。王健林解释是两边的政策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放弃,“两个国家的有关政策都发生变化,美国也有人不同意我们收购,中国这边的一些有关的政策也有变化”,“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海外自己融资解决,只是不愿意成为一个不守规矩的公司。”

所谓守规矩,既是对市场,也是对监管者而言。一边在出售国内资产,一边强调投资回国,对应的大背景是中国企业尤其是民企在海外投资大跃进。根据胡润研究院与易界Deal Globe合作的《2017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特别报告》,中国企业去年海外投资并购交易金额大幅增长150%。其中,制造业、金融服务和能源成为跨境并购交易最集中行业;就企业而言,海航、安邦、万达等俨然是最活跃的并购企业,可谓当之无愧“头羊”。

以万达为例,这些年万达海外并购总额折合下来接近2500亿人民币。6月期间,媒体报道银监会要求各家银行排查包括万达、海航集团、复星、浙江罗森内里在内数家企业的授信,据悉“排查对象多是近年来海外投资比较凶猛、在银行业敞口较大的民营企业集团。”这一表态,导致了万达复星等几家企业突遭股债双杀,万达电影股价一度暴跌9.87%。

面对如此狙击,王健林展现其枭雄本色,大举甩卖之下断臂求生,急流勇退之举,倒也令人想起两年前举国议论的李嘉诚。对比之前海外买买买颇为得力的安邦,其海外并购规模估算接近200亿美元,2014年更高调把纽约华尔道夫酒纳入囊中,但今年局面急转直下,其传奇董事长吴小晖被公司公告表示“个人原因不能履职”。

中国改革开放,其起步本身就是不断和国际接轨的一个过程。过去,以市场换技术是不少地方吸引外资的重要目的,如今中国不再缺钱之后,随着外汇储备不断积累,官方态度对于企业走出去收购资源技术一直是鼓励为主,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与随后的人民币升值,更是给予民营企业“海外捡便宜”的动机。

时移事往,当人民币外汇储备近些年降低到3万亿之下后,以往官方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变得微妙起来。从2015年8月人民币贬值开始,保持金融稳定成为首要底线,意味着即人民币汇率以及外汇储备都不能出现太大变化,这其实是两难选择,对企业而言直接后果则是资金出海变得困难起来。2017年以来,关于加强金融监管的官方口风日益严厉,2017年7月,五年一度的金融工作会议更是强调防范金融风险。

如今,对于海外收购盲目批判四起,这也让人反思,海外收购如何做才好?有意思是的是,中国批判民企海外收购,往往以日本海外收购作为教训案例,日本企业国际化似乎成为失败案例。

事实上,日本企业国际化不可简单称为失败。日本企业国际化从60年代起步,早期经历了出口导向与海外生产阶段,再到8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战略与90年代之后的全球本土化发展不同阶段。在80年代广场协议前后,日本政府为了缓和贸易摩擦,也希望从制造业立国转向贸易立国进而投资立国。

对比之下,当下中国发展阶段,其实和80年代日本有些类似。当时对日本企业而言,一方面本币升值,另一方面是海外投资回报率更好,日本对海外投资有其合理性。在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之后海外投资一度有所下降,但是后来再度回升。多年来日本企业持续的走出去战略,虽然在日本国内也引发制造业空心化等争论,日本企业在泡沫经济时代高价买入日后低价卖出在海外也曾是新闻,但其正面效应不可抹杀,评价日本企业海外投资需要公允。

恰恰是因为日本企业持续的国际化,使得日本经济即使国内萎靡,海外资产仍旧能够带来不菲收益。其经济结果,虽然不能如一些评论者所言再造一个“海外日本”那么夸张,但是日本企业依靠海外投资其实也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持续下滑的同时提升了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以购买力计算,2016年GNP为5.444 万亿美元,对比之下,GDP为4.939 万亿美元。更不用说这些海外投资,对缓和贸易争端、整合国际资源、带动亚洲等国家工业化的无形贡献。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对中国有何启示?企业海外投资,不可避免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是经验和教训都是企业摸索所得,并不存在政府的统一战略步调。企业尤其私有企业在合理激励之下,或许有冒险与杠杆,但是其自身也承担了结果。

今年的热闹令不少人始料未及,中国企业家不少老面孔离场,比如王石离开万科。我当时在个人微信号《徐瑾经济人》感叹“王石退出,偶像黄昏,枭雄末日,小丑狂欢”。

万科和万达模式,一直是很有意思的对比。万科被誉为中国房地产的头牌,在住宅产业化等领域贡献不少,万达则一直在商业地产领域可谓独树一帜。

王石退出,一点引发不少纪念追思热潮。我在《徐瑾经济人》评论说王石的伟大,不如说那个时代的伟大。柳传志、王健林、孙宏斌甚至贾跃亭,彪悍如斯,何尝不是借92南巡春风占得改革开放先机。野蛮生长的时代,英雄狗熊凡人都能有机会上场,如今一切,真是俱往矣。更关键的是,英雄或许不问出处,但是一定要择时,或者英雄也要迎合时代,而很多自诩挑战时代的人物,无非是时代挑选宠儿而已。须知,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

房地产是中国商业最贴切缩影,7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除了再次强调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也强调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我多次感叹,土地财政之下,权力浸润着房地产业方方面面。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之最大动力,政治与商业结合成为企业做大做强通行证,不知多少企业对此食髓知味。

问题在于,这一道路有超额收益,自然也存在意外风险。从统计看,中国富豪数量不少,但十亿美元之上富翁分布一直显著低于他国,这说明商业做大到一定程度,也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在这个燥热而多事的夏天,或许中国商人大佬们,应该重读一下胡雪岩,这次不是学他的成功,是学习如何避免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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