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即将于5月20日上任，中国在台湾周边的活动渐趋频繁，不断加强对台的军事威胁。在此情形下，美国多位国会议员提出一项新法案，旨在加强美台军工业合作，增强台湾产业链韧性。
台湾国防部3日发布实时军事动态，表示截至星期五（5月3日）上午6时的过去24小时，国军侦获共机26架次、共舰5艘次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高达17架次中国军机逾越海峡中线，进入台湾北部及西南空域，最近距离台湾北部港口城市、主要海军基地的所在地基隆仅41海里（76公里）。
此前一日，台湾国防部称，中国在一星期内二度在台湾附近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因中国正处于五一假期之中，中国国防部未回复媒体的置评请求。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则在3日于其微博上发布“五一”假期第71集团军“江淮雄鹰”部队的实战化演练，并表示随时保持蓄势待发，“做到随时能升空，随时能作战”。
为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扩张，5月2日，美国内华达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基·罗森、阿拉斯加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朴银珠、内华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史蒂文·霍斯福德四分分别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领衔提出全名为《跨太平洋盟友投资武器以推进国家安全法》的新法案，内容要求美国国防部在法案生效180天内，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美台签订军工业合作可行性及可取性的研究报告，包括与台湾签订协议的战略益处与影响。
参议员罗森发布声明称，“正当中国在加大其军事扩张和对台湾的咄咄逼人行动之际，我们必须不仅要确保我们的实力，同时也要壮大我们民主盟友台湾的实力”，该法案“将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加强美台之间的国防工业基础合作，以深化美台防务关系、促进供应链安全，并协助缓解台湾的战备挑战”。去年，罗森曾推出《台湾网络安全韧性法》，以促进美国国防部扩大与台湾的网络安全合作。
众议员霍斯福德也表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在力求维持平衡并确保印太和平的同时也能够支持台湾，法案将加强我们与台湾的防务伙伴关系，强化我们的供应链安全与韧性。以我们与印度的合作为模式，这项立法将能在面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挑战下加强印太稳定”。
美国之音/中央社
from 博聞社 https://bowenpress.com/news/bowen_340504.html
Friday, 3 May 2024
香港又輸給新加坡 《華爾街日報》撤出香港遷往星洲
再有國際傳媒機構於23條立法後撤出香港，曾多次被中國外交部及港府批評的美國《華爾街日報》，在世界新聞自由日前夕宣佈，將亞洲區的總部由香港遷往新加坡，駐香港的編採人員亦會大幅減少。據《明報》報道，部分在港記者會調去新加坡，同時亦有近半駐港編採人員被裁。
《華爾街日報》總編輯Emma Tucker周四（2日）向員工發出內部通訊，公佈撤離香港的消息。信中指，會將亞洲的重心由香港遷至新加坡，Emma Tucker特別強調這舉措「就如我們報道的許多公司一樣」（as many of the companies we cover have done），但信中並沒有說明撤出香港的原因，亦沒有提及23條立法或、香港政治氣候或營商環境等內容。不過據《明報》報道，多名《華爾街日報》編採人員都認為不排除與香港近年發生的事件有關。
Emma Tucker表示，香港部分員工會離開，同時會在新加坡新增一名編輯，帶領新成立的小組，專責中國股樓市、電動車業以及香港經濟等。據《明報》了解，香港的記和編輯會大幅減至個位數，部分人會調去新加坡。
港府曾點名批評《華爾街日報》
律政司長林定國周一（29日）在報章撰文，聲稱《基本法》23條立法後，只要傳媒貫徹基本專業原則，毋須顧慮違法風險。但根據無國界記者早前統計，單在今年，港府至少7度公開譴責香港及海外傳媒，包括《華爾街日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3月12日，公開強烈反對及譴責《華爾街日報》評論部一篇《香港以新安全法加倍鎮壓》的評論文章，直指該文章「具誤導性及不當言論」。
除了《華爾街日報》外，《紐約時報》早前亦將香港的分社遷往南韓首爾，以回應中國政府在香港施加的新聞自由限制；而同樣被保安局長鄧炳強點名譴責的美國自由亞洲電台，上月亦結束在香港的辦事處。
孖士打律師行重組後獨立運作
另外，總部設於美國的大型律師行Mayer Brown，宣佈將與香港的老牌律師行「孖士打律師行」拆伙。孖士打將脫離Mayer Brown獨立經營，亦會沿用08年合併前的名字「Johnson Stokes & Master」，Mayer Brown則會透過新合伙人繼續在香港運作。
根據分拆協議，有關安排有待香港律師會批准，有望於今年年底前生效，明年中完全過渡。孖士打暫未有裁員計劃。
孖士打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律師行之一，1863年在港營運，目前在港有170名律師。孖士打近年亦曾牽涉香港的政治事件，2021年因退出代表港大處理「國殤之柱」一案，而被前特首梁振英批評；但該行去年的160週年酒會，中聯辦亦有派人出席。
編輯：李榮添 網編：程皓楠
from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htm/hk-wsj-05032024011111.html
《華爾街日報》總編輯Emma Tucker周四（2日）向員工發出內部通訊，公佈撤離香港的消息。信中指，會將亞洲的重心由香港遷至新加坡，Emma Tucker特別強調這舉措「就如我們報道的許多公司一樣」（as many of the companies we cover have done），但信中並沒有說明撤出香港的原因，亦沒有提及23條立法或、香港政治氣候或營商環境等內容。不過據《明報》報道，多名《華爾街日報》編採人員都認為不排除與香港近年發生的事件有關。
Emma Tucker表示，香港部分員工會離開，同時會在新加坡新增一名編輯，帶領新成立的小組，專責中國股樓市、電動車業以及香港經濟等。據《明報》了解，香港的記和編輯會大幅減至個位數，部分人會調去新加坡。
港府曾點名批評《華爾街日報》
律政司長林定國周一（29日）在報章撰文，聲稱《基本法》23條立法後，只要傳媒貫徹基本專業原則，毋須顧慮違法風險。但根據無國界記者早前統計，單在今年，港府至少7度公開譴責香港及海外傳媒，包括《華爾街日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3月12日，公開強烈反對及譴責《華爾街日報》評論部一篇《香港以新安全法加倍鎮壓》的評論文章，直指該文章「具誤導性及不當言論」。
除了《華爾街日報》外，《紐約時報》早前亦將香港的分社遷往南韓首爾，以回應中國政府在香港施加的新聞自由限制；而同樣被保安局長鄧炳強點名譴責的美國自由亞洲電台，上月亦結束在香港的辦事處。
孖士打律師行重組後獨立運作
另外，總部設於美國的大型律師行Mayer Brown，宣佈將與香港的老牌律師行「孖士打律師行」拆伙。孖士打將脫離Mayer Brown獨立經營，亦會沿用08年合併前的名字「Johnson Stokes & Master」，Mayer Brown則會透過新合伙人繼續在香港運作。
根據分拆協議，有關安排有待香港律師會批准，有望於今年年底前生效，明年中完全過渡。孖士打暫未有裁員計劃。
孖士打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律師行之一，1863年在港營運，目前在港有170名律師。孖士打近年亦曾牽涉香港的政治事件，2021年因退出代表港大處理「國殤之柱」一案，而被前特首梁振英批評；但該行去年的160週年酒會，中聯辦亦有派人出席。
編輯：李榮添 網編：程皓楠
from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htm/hk-wsj-05032024011111.html
Thursday, 2 May 2024
就缔结军事互惠准入协定，法国和日本同意启动正式谈判
在印太地区海上紧张局势加剧和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法国总统府和日本政府表示，法国和日本周四同意就两国缔结军队之间的互惠准入协定启动正式谈判。
在印太地区海上紧张局势加剧和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法国总统府和日本政府表示，法国和日本周四同意就两国缔结军队之间的互惠准入协定启动正式谈判。这标志着法国和日本之间军事合作的加强。这一宣布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会见正在巴黎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后做出的。
虽然法国和日本近年来在双边或更广泛的框架内进行了一定数量的联合军事演习，但一年多以来，法国一直在敦促日本就互惠准入协定（RAA）启动双边讨论。
这样的协定建立有利于军事合作的框架。特别是，这样的协定可以为来自相关外国的士兵和军事装备的入境提供便利。
法国总统府在一份新闻稿中说，马克龙和岸田文雄在共进工作午餐时“同意通过启动正式谈判来加强法国和日本之间的战略和防务合作，以期达成互惠准入协定，旨在促进两国军队之间的互操作性”。
一名日本代表强调了这一决定的重要性。他说，“鉴于已经积累的合作和演习，我们认为这很重要”。
日本是美国在海外部署士兵最多的国家，日本于2022年12月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RAA）。日本还与菲律宾就此进入了讨论。
日本代表表示，东京和巴黎可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来达成协议。日本与澳大利亚的谈判持续了大约两年的时间，与英国的谈判持续了大约一年的时间。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5%9B%BD%E9%99%85/20240502-%E5%B0%B1%E7%BC%94%E7%BB%93%E5%86%9B%E4%BA%8B%E4%BA%92%E6%83%A0%E5%87%86%E5%85%A5%E5%8D%8F%E5%AE%9A%EF%BC%8C%E6%B3%95%E5%9B%BD%E5%92%8C%E6%97%A5%E6%9C%AC%E5%90%8C%E6%84%8F%E5%90%AF%E5%8A%A8%E6%AD%A3%E5%BC%8F%E8%B0%88%E5%88%A4
助俄侵乌 美国对准给莫斯科输血的中国
美国周三公布最新一批对俄罗斯侵乌有贡献的制裁名单，包括300多个俄罗斯和他国企业，其中有中国的几家实体。美国制裁这些实体的理由是，它们为俄罗斯军队继续侵乌提供支持。
俄罗斯最初在乌克兰战场遭遇重挫，人员和物质损失巨大，然而在所谓战时经济支撑下，坦克、大炮、导弹源源不断而来……。西方的强大制裁竟然没有减缓俄罗斯生产军火的节奏，谁能有如此实力向俄罗斯快速提供生产军火的设备、零件及其他必须的元件？原来，中国的企业在背后向俄罗斯军工企业输血。
如此，美国把打击方向直接指向藏在俄罗斯军火工业背后的实体，周三的制裁目标包括向俄罗斯提供用以制作火药和火箭推进剂成分的硝化纤维素的两家中国集团，以及这些化学产品的俄罗斯进口商。
武汉环球传感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同盛科技有限公司上了名单。美国财政部最近披露，两家企业正在帮助俄罗斯。并指武汉环球传感科技有限公司为俄罗斯一家军用光学制造商生产了红外线探测器。
美国财政部还把目标对准了总部位于深圳的巨航航空，这是一家生产无人机相关设备，包括螺旋桨、信号干扰器、传感器和发动机的集团。
不久前访问中国的美国财长耶伦周三宣布，“今天的行动将通过打击俄罗斯的军事工业基地和为其提供物资的逃避网络，进一步扰乱和削弱俄罗斯的战争努力”。耶伦和随其后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来不断发出警告，为俄罗斯侵乌提供支持的中国公司将面临严重后果。
华尔街日报4月22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美国正在起草制裁措施，可能切断中国一些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希望通过此举阻档北京对俄罗斯军工生产的商业支持。不过，周三公布的制裁实体尚未包括任何中国金融机构。
4月初，布林肯在欧盟和北约外长举行的会议上对欧洲盟友发出警告，中国正在深化对俄罗斯军工业的支持，中方提供的援助不仅有助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事，也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布林肯说，北京正以“令人担忧的规模”向莫斯科提供援助，这些援助包括提供工具、建议和技术专长 。
布林肯提到，中方提供的援助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光学设备和推进剂的生产，也包括在太空领域。他说，这些援助“不仅有助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性行动，也威胁其他国家”。布林肯要求欧洲盟友与中方举行双边会谈时，直接向中方表明他们的关注点，公开谈论中俄的深化合作，同时对支持俄罗斯工业的实体和公司采取适当行动。
布林肯4月24日访问中国前，在七国集团部长会议后再次表示，中国是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主要贡献者，为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的要素和零部件，帮助俄罗斯重建了因制裁和出口管制而削弱的国防工业基础。
根据美国最近的一份评估，中国向俄罗斯出售的机床、微电子和其他技术近几个月以来大幅增加，莫斯科则利用这些技术生产导弹、坦克、飞机和其他武器，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
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和欧盟第一时间向中国发出警告，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火，否则会遭受严厉制裁。至少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任何致命性武器，尽管中国从俄罗斯大量进口原油及其他物质填补了俄罗斯财政空虚。
周三美国国务院的制裁名单向北京发出一个明确信号，无论以何种形式，对俄罗斯提供战争支持，是要付出代价的。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A6%81%E9%97%BB%E5%88%86%E6%9E%90/20240501-%E5%8A%A9%E4%BF%84%E4%BE%B5%E4%B9%8C-%E7%BE%8E%E5%9B%BD%E5%AF%B9%E5%87%86%E7%BB%99%E8%8E%AB%E6%96%AF%E7%A7%91%E8%BE%93%E8%A1%80%E7%9A%84%E4%B8%AD%E5%9B%BD
世界新闻自由日，外媒记者谈中国报道：“他们现在不需要外媒”（附：中国媒体人在窒息的空间里失声求生）
VOA 20240502
美国之音 王刚 华盛顿 - “1989年的春天，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能在街上跟路人交谈，没人拦着你。那时候报道中国是很自由的一件事，直到几个星期之后被彻底压制。”
中国报道的“黄金时代”
2024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31周年到来之际，67岁的英国记者亚德里安·布朗(Adrian Brown)这样追忆起他1989年5月3日第一次前往北京报道中国的经历。布朗告诉美国之音：“和现在的媒体环境相比，我们那个时候简直是黄金年代。”
1993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3日设立为“世界新闻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亦称“世界新闻日”，旨在提高人们对新闻自由重要性的认识。
布朗后来报道了当年震惊世界的中国学生运动和“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来的三十年间，布朗为数家英国和澳大利亚媒体驻北京和香港分社工作，最后担任半岛电视台驻京记者，直至2019年离开中国。
布朗回忆说，报道中国的另一个相对自由的“黄金年代”是2000年前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他说：“那时候的中国确实敞开了大门，而且门开得很广，感觉中国不光经济上开放，甚至政治上也在开放。那是中国的高光时刻，整个世界都在关注。那时候担任驻华记者也是个特别令人兴奋的工作。你可以到处走动和探索，甚至包括西藏。”
布朗说，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的时候，也令他激动。“我天真的想，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虽然我没觉得中国能变成一个彻底的民主国家，但还是能感觉到很多地方都在朝正确的方向开放。甚至到了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我还想，哇，来了个新的年轻领导人，中国正在向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外媒记者的“自我审查”
但是，与布朗想象的不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实施了严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控政策。习近平自己也不接受任何外国媒体的采访。
布朗用“开倒车”来形容越来越困难的工作环境。外出采访时，被当地政府的外事办公室和警察盘问、盯梢，甚至阻挠成了家常便饭。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中国的所有其他城市都对当地酒店、宾馆设立规定，一旦有外国媒体记者入住(酒店会查看记者护照是否印有记者签证)，必须立刻报告公安局。
作为记者，他还面临一个问题：报道往往会对受访者产生“负面影响”，迫使他不得不开始“自我审查”。
布朗说，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因为豆腐渣工程失去孩子的母亲愤怒的告诉布朗“我恨共产党”。采访结束后，布朗犹豫了很久，要不要采用这位母亲的发言，因为他担心这会给她带来麻烦。最后，他还是决定为了她的安全，不在报道中提及这位母亲。
“我在工作中开始了‘自我审查’，”布朗说。“我在英国、德国或者美国，都不会有这种自我审查，因为在那些国家，批评政府很正常。但是中国不是。哪怕被采访人自己说不在乎后果，我都还是会思虑再三。这是在中国做记者面临的一大困境。”
布朗说，在中国工作的最后几年里，也就是习近平的第二任期开始之后，被采访人在答应受访之后突然变卦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甚至有受访人在采访结束之后要求删除采访内容。“这也是我最终离开的原因之一。后来在香港采访也变得越来越难，几乎没人愿意接受媒体采访。随着国安法的通过，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所以干脆不说话。”他说。
布朗认为，当下的中国，新闻自由显然正在遭受更大的威胁。他说：“比方说我们做个经济报道，现在有个财政部门的政府官员私下里跟记者说，中国的GDP其实是1%而不是官方所说的4%。那这个官员完全可能会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被捕。”
“悲哀的是，对于很多依然想在实地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来说，中国政府直接把门关了。他们现在不需要外国媒体。外国记者见证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已经过去，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说。
外媒在中国“苟延残喘”
2024年4月，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发布了2023年年度调查。调查发现，81%的受访者表示报道条件“有所改善”，但几乎所有记者都表示，许多关键问题依然存在，包括难以获得长期签证，导致外国新闻机构人手不足；记者在执行任务时受到警察或其他官员的阻挠，在新疆和边境地区进行报道时受到高强度骚扰；几乎所有外媒的中方雇员都经历了警方的“喝茶”待遇，等等。截至2023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媒体已经四年没有常驻中国记者。
“新闻自由日可能只会让这个行业的人感到感伤和无可挽回吧，”曾经在某外国驻华媒体工作了近十年的记者迈克·赵(此处应本人要求不使用真名)告诉美国之音。
迈克·赵说，随着记者人数的减少和对他们的限制，外国驻华媒体的现状可以用“苟延残喘”来形容。他说，疫情前，外媒记者出去采访的时候会遭遇来自地方政府的直接干扰，比如跟踪或者阻挠，但是疫情之后这种现象似乎变少了。“也可能是因为更智能了，他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不需要跟着你了，”迈克说。
来自普通中国人的敌视
不过，他依然认为做新闻采访还是比以前更困难：“倒不是说来自直接的干扰，而是社会氛围对外媒的观感是非常差的，尤其是宣传国家安全教育啊，抓间谍啊这些。外媒在寻找采访对象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来自普通人的敌视。比方在上海人民公园做相亲角之类的非政治类的新闻，保安都不让拍摄。而且在保安之前，首先周围很多的老百姓就会过来阻止。”
另外一位也在外国驻华媒体工作了很多年，但不愿意透露全名的章先生也认为整个中国都在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外国媒体：“即使不算敌视，那也是对立的。中国一直也没有真正的民间态度，民间态度就是跟风官方的。以前还说要和谐社会，现在就是斗争、斗争、斗争。”
2021年，中国河南郑州发生水灾时，德国之声(DW)驻北京特派记者马蒂亚斯∙比灵格（Mathias Bolinger）在郑州街头进行报道时，突然遭到不明身份的几位中国男女的围攻和阻拦。有人高声指责这些外国记者借郑州灾情抹黑中国，还有人要他滚出中国。
鸟瞰暴雨后的郑州街道 （2021年7月23日）
请同时参阅：
外国记者郑州街头报道水灾遭身份不明人士围攻
2023年7月1日生效的中国《反间谍法》修正案给在中国境内进行报道的外国记者带来更多挑战。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媒驻北京记者曾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很多人都担心那是什么以及它可能意味着什么。目前很难说，因为还不完全清楚它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实施。”
“任何形式的新闻采访似乎都可能被解释为违反这项法律，”这位记者补充道。
一名北京居民走过三里河街道普法宣传栏。（2021年11月8日）
请同时参阅：
中国扩展《反间谍法》令外国媒体担忧
“媒体黑洞”和媒体的“历史垃圾时间”
“新闻越来越不被需要了，”迈克·赵总结说。“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没有这个认知。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居民不在乎新闻自由，不认为新闻自由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不认为大家需要去维护，政府也不愿意有这个东西。”
在外媒工作的章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用一个最近很盛行的网络词汇“历史垃圾时间”来形容当下媒体人的无力感。“现在哪怕一个汽车着火都不能去报道，公司都会去威胁媒体，可见整个媒体环境有多差，”章先生说。
“垃圾时间”指的是篮球、足球比赛中，如果比赛结果已成定局，在剩下的时间里，不论球员多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历史的垃圾时间”则用它来形容中国历史上各王朝在结束之前的倒计时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能够逆转历史进程，老百姓能做的只是陪伴或者说“熬日子”，这与中国社会流行的“躺平”这个词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章先生提起疫情初期李文亮医生所说的“这个世界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时感到无可奈何：“李文亮不幸言中了。在中国改革开放被逆转的整体大环境下，叠加大数据的技术手段，中国已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媒体黑洞。”
附：
中国媒体人在窒息的空间里失声求生
VOA 岳戈 20240203
奥克兰 —
同意、犹豫、婉拒。态度三天三变的，是在中国北京工作的一位知名调查记者。刚刚过去的2023年是中共20大后第一年，这一年与往年有何不同，美国之音邀约他分享这一年的经历。
事情并不容易。这位记者坦言自己有顾虑：“现在这个时候说，其实比的就是胆量。你让我琢磨琢磨，请允许我再考虑考虑。”截至发稿，美国之音记者都没有等到他考虑的结果。
2024年1月底、2月初，中国农历新春渐近，不少机构媒体循例做年度盘点。美国之音记者联系到包括上述记者在内的多名媒体人，请他们复盘2023年的个人故事。
机构叙事和个人讲述有明显不同。多位受访者提到赚钱少、发稿艰难、舆论监督压力大，谈及更多细节时他们欲言又止。
目前赋闲在家的一位前调查记者，点评了新闻人2023年的表现：“现在媒体人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说这帮后辈、小辈不勇敢，主要是他们没发挥出来。”
借酒浇愁
婉拒美国之音的采访请求后，三天三变的知名调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帖：56度，正喝着呢。稍早前他透露：“我听说单位正对我个人进行调查，所以是否接受你的采访，我也有顾虑。”
他没有透露内部调查是否涉及相关报道。2023年12月下旬，这位媒体人曾组织编发稿件，报道某市一官员涉恶性事件，结果遭遇多人说情，甚至有人威胁说“大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要求其删除稿件。
借酒消愁愁更愁。在中国，记者因为调查、报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时不只是心理压力。1月中旬，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协会，发布了一位全球报告，提到中国有“令人不安的现实”：2023年，中国有44名新闻工作者入狱，位居榜首，占全球数据的13.75%；其中19人是新疆维吾尔人，6成拘禁案涉及从事间谍活动、煽动分裂主义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或许因为这些数字的存在，即便谈论非涉疆涉藏话题，不少受访媒体人看上去仍很谨慎。
中国第五届“记者的家”新闻奖评选活动1月底落幕。区别于中国官方组织的新闻奖项，这一评选是纯粹的民间行为，近年来也被媒体圈人士称为“中国版的普利策奖”。美国之音尝试采访活动的主办人，得到的回应简单明确：不方便说。
发生于2023年12月18日的甘肃积石山县地震，造成了数以千计的房屋倒塌、数以百计的人员伤亡。有机构媒体记者和独立记者在震后进入积石山县，了解到该县近年来投入到危房改造的资金，达到了5.4亿元人民币，而投入与震后情况出现强烈反差。美国之音记者在1月份联系到一位去了现场的独立记者，对方表示：不知道墙绘使用了多少危房改造的资金，能写的都在文章里，不想说更多了。
讨薪和赚大钱
黄女士和她的同事们，维权了近一年，仍然没有得到薪水。她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河南一家行业类媒体工作，新冠疫情期间这家媒体改制，接下去是一连串的问题和疑惑：“2023年开始没工资。我们先找单位、再找报社的上级单位，上级领导刚开始说等一等、要协调。一下子几个月过去了，领导又说他们也上当受骗，原因是目前运营报社的资方没有兑现合同里的承诺。”
在这家报社一干就是20多年，退休近在眼前，横亘眼前的尽是扯皮。黄女士告诉美国之音记者：“我们现在天天去要，快过去年了，也不知道会不会给。”她拒绝提供资方老总的电话：“他不可能接受采访，而且现在新闻单位也不要介入吧。”
黄女士在苦守，上海的小何则在2023年选择了离职：“文广可能很赚钱，但我们虾兵蟹将根本不赚不到什么。我转行啦，赚钱去啦！”小何提到的老东家文广，指的是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中国国有传媒巨无霸之一。
欲走还留是职场常态，而媒体人因为技能相对单一，犹豫两三年、思忖三五年还没下决心的情况更是普遍。小何显然不是这一类：“你也不要问我的2023年了。李克强在上海是怎么回事，怎么评价上海老记者顾万明为李克强鸣不平，说实话，我不知道，也不再感兴趣了。干媒体是怎么回事，我不说你也明白。现在，我的目标就是趁年轻想赚钱。”
在上海2022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封控期间，位于浦东新区的东海老年护理医院发生大量住院老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在为数不多希望挖掘真相的当地媒体人中，小何是积极付出行动的一份子。在封控结束之后，她假冒家属陪同多位逝者家人与院方进行谈判，也想法设法录音录像、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但没有得到播出的机会。
小何的个人见闻、媒体的报道和家属的反馈形成交叉验证：在新冠院内感染失控后，东海院方工作人员和护工仓促撤退，不少失能老人因无人照料而死亡；事发时家属因封控在家并不知情，不少拖了几个月才见到老人遗体；解封后，院方为一具遗体补偿2万至8万人民币不等，家属普遍不满和院方展开谈判——这一幕幕，绝大多数新闻从业者一辈子未必会遇到一回。对相对年轻的记者而言，有时知道的细节太多，新冠长疤痕酿成的悲情长时间浓得化不开。抑郁不如出走，离开或是解脱。
也有中国媒体人以积极姿态坚守。获得“记者的家”新闻奖大奖的李微敖，目前供职于经济观察报。1月中旬开始，李微敖连续报道马树山案而备受关注。马树山是河北唐山迁西县退休干部，因举报当地县委书记被捕并被起诉。
自觉因为马树山案报道得到了“过誉之词、不虞之誉”的李微敖，1月29日凌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中国一直不乏真正的新闻人，有志于新闻业的诸位同行，有志于新闻从业的大学生们，找到适合你的平台，找到你的“伯乐”，至关重要。
“不是说后辈们不勇敢”
中国一位资深媒体人告诉美国之音记者：“现在媒体一塌糊涂、万马齐喑。一帮人——实话说，我看不上的——在那里蹦蹦跳，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这位资深媒体人目前赋闲在家。中国媒体行业的风风雨雨，他曾经是亲历者，现在是观察者：“媒体是双重衰败。不光是中国的纸媒，全世界都这样，中国就败得更惨一点。纸媒这种形态是已经过时了，除了做深度媒体，周刊、半月刊或者月刊，还有一些印刷价值。像日报这种，真的是该死。”
“电视也差不多。电视台很多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原来的好日子都过完了，主要是制作成本比较高。互联网时代，原来的门户网站包括现在的短视频，已经颠覆了以前主流媒体的各种模式，现在基本就是新媒体时代。”
双重衰败的第二条原因，这位媒体人点到为止：“中国还面临全球媒体独有的威胁和危机，就是政治气候非常严酷。我们那时候，二三十年前，全国还可以说出几十号调查记者在做深度新闻，各个媒体也经常搞些自己的东西，现在哪个媒体还敢弄，深度板块基本上都撤完了。”
他提到了《财新周刊》和《南方都市报》：“也不是说这帮后辈、小辈不勇敢。主要是他们没发挥出来，因为国内已经没有平台了。财新的三姐王和岩还在那里干，最近做的刑讯逼供的稿子还不错，但也是我们那时候的常规报道，并不见得有多么高大猛。那是一个个案，只不过是财新敢给她发。还有南方都市报，现在是没法看了。”
这位资深媒体人没有提到《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一样，这份报纸隶属于中国广东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曾经一纸风行多年。2月2日，《南方周末》透过社交平台发文报道2023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其党委副书记披露该报社当年实现总收入2.22亿元、总利润1121万元，双双创出10年来新高。南方周末在人们的印象里是一张深度新闻纸，但这篇年度盘点性质的文章没有列出获得内部新闻奖的名录。
来自南方报业的一位记者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空间大不如前：“此一时彼一时。南都不是报道孙志刚案、披露非典时代的南都了，报业集团派下来的老总对都市报主编不满、要边缘化都市报主编，然后所有中层都敢去抗议、随时准备罢工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南周经过这么多任宣传部长一轮又一轮的整肃，也早就不是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的那份报纸了。忘掉吧，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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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王刚 华盛顿 - “1989年的春天，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能在街上跟路人交谈，没人拦着你。那时候报道中国是很自由的一件事，直到几个星期之后被彻底压制。”
中国报道的“黄金时代”
2024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31周年到来之际，67岁的英国记者亚德里安·布朗(Adrian Brown)这样追忆起他1989年5月3日第一次前往北京报道中国的经历。布朗告诉美国之音：“和现在的媒体环境相比，我们那个时候简直是黄金年代。”
1993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3日设立为“世界新闻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亦称“世界新闻日”，旨在提高人们对新闻自由重要性的认识。
布朗后来报道了当年震惊世界的中国学生运动和“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来的三十年间，布朗为数家英国和澳大利亚媒体驻北京和香港分社工作，最后担任半岛电视台驻京记者，直至2019年离开中国。
布朗回忆说，报道中国的另一个相对自由的“黄金年代”是2000年前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他说：“那时候的中国确实敞开了大门，而且门开得很广，感觉中国不光经济上开放，甚至政治上也在开放。那是中国的高光时刻，整个世界都在关注。那时候担任驻华记者也是个特别令人兴奋的工作。你可以到处走动和探索，甚至包括西藏。”
布朗说，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的时候，也令他激动。“我天真的想，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虽然我没觉得中国能变成一个彻底的民主国家，但还是能感觉到很多地方都在朝正确的方向开放。甚至到了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我还想，哇，来了个新的年轻领导人，中国正在向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外媒记者的“自我审查”
但是，与布朗想象的不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实施了严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控政策。习近平自己也不接受任何外国媒体的采访。
布朗用“开倒车”来形容越来越困难的工作环境。外出采访时，被当地政府的外事办公室和警察盘问、盯梢，甚至阻挠成了家常便饭。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中国的所有其他城市都对当地酒店、宾馆设立规定，一旦有外国媒体记者入住(酒店会查看记者护照是否印有记者签证)，必须立刻报告公安局。
作为记者，他还面临一个问题：报道往往会对受访者产生“负面影响”，迫使他不得不开始“自我审查”。
布朗说，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因为豆腐渣工程失去孩子的母亲愤怒的告诉布朗“我恨共产党”。采访结束后，布朗犹豫了很久，要不要采用这位母亲的发言，因为他担心这会给她带来麻烦。最后，他还是决定为了她的安全，不在报道中提及这位母亲。
“我在工作中开始了‘自我审查’，”布朗说。“我在英国、德国或者美国，都不会有这种自我审查，因为在那些国家，批评政府很正常。但是中国不是。哪怕被采访人自己说不在乎后果，我都还是会思虑再三。这是在中国做记者面临的一大困境。”
布朗说，在中国工作的最后几年里，也就是习近平的第二任期开始之后，被采访人在答应受访之后突然变卦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甚至有受访人在采访结束之后要求删除采访内容。“这也是我最终离开的原因之一。后来在香港采访也变得越来越难，几乎没人愿意接受媒体采访。随着国安法的通过，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所以干脆不说话。”他说。
布朗认为，当下的中国，新闻自由显然正在遭受更大的威胁。他说：“比方说我们做个经济报道，现在有个财政部门的政府官员私下里跟记者说，中国的GDP其实是1%而不是官方所说的4%。那这个官员完全可能会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被捕。”
“悲哀的是，对于很多依然想在实地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来说，中国政府直接把门关了。他们现在不需要外国媒体。外国记者见证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已经过去，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说。
外媒在中国“苟延残喘”
2024年4月，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发布了2023年年度调查。调查发现，81%的受访者表示报道条件“有所改善”，但几乎所有记者都表示，许多关键问题依然存在，包括难以获得长期签证，导致外国新闻机构人手不足；记者在执行任务时受到警察或其他官员的阻挠，在新疆和边境地区进行报道时受到高强度骚扰；几乎所有外媒的中方雇员都经历了警方的“喝茶”待遇，等等。截至2023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媒体已经四年没有常驻中国记者。
“新闻自由日可能只会让这个行业的人感到感伤和无可挽回吧，”曾经在某外国驻华媒体工作了近十年的记者迈克·赵(此处应本人要求不使用真名)告诉美国之音。
迈克·赵说，随着记者人数的减少和对他们的限制，外国驻华媒体的现状可以用“苟延残喘”来形容。他说，疫情前，外媒记者出去采访的时候会遭遇来自地方政府的直接干扰，比如跟踪或者阻挠，但是疫情之后这种现象似乎变少了。“也可能是因为更智能了，他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不需要跟着你了，”迈克说。
来自普通中国人的敌视
不过，他依然认为做新闻采访还是比以前更困难：“倒不是说来自直接的干扰，而是社会氛围对外媒的观感是非常差的，尤其是宣传国家安全教育啊，抓间谍啊这些。外媒在寻找采访对象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来自普通人的敌视。比方在上海人民公园做相亲角之类的非政治类的新闻，保安都不让拍摄。而且在保安之前，首先周围很多的老百姓就会过来阻止。”
另外一位也在外国驻华媒体工作了很多年，但不愿意透露全名的章先生也认为整个中国都在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外国媒体：“即使不算敌视，那也是对立的。中国一直也没有真正的民间态度，民间态度就是跟风官方的。以前还说要和谐社会，现在就是斗争、斗争、斗争。”
2021年，中国河南郑州发生水灾时，德国之声(DW)驻北京特派记者马蒂亚斯∙比灵格（Mathias Bolinger）在郑州街头进行报道时，突然遭到不明身份的几位中国男女的围攻和阻拦。有人高声指责这些外国记者借郑州灾情抹黑中国，还有人要他滚出中国。
鸟瞰暴雨后的郑州街道 （2021年7月23日）
请同时参阅：
外国记者郑州街头报道水灾遭身份不明人士围攻
2023年7月1日生效的中国《反间谍法》修正案给在中国境内进行报道的外国记者带来更多挑战。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媒驻北京记者曾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很多人都担心那是什么以及它可能意味着什么。目前很难说，因为还不完全清楚它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实施。”
“任何形式的新闻采访似乎都可能被解释为违反这项法律，”这位记者补充道。
一名北京居民走过三里河街道普法宣传栏。（2021年11月8日）
请同时参阅：
中国扩展《反间谍法》令外国媒体担忧
“媒体黑洞”和媒体的“历史垃圾时间”
“新闻越来越不被需要了，”迈克·赵总结说。“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没有这个认知。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居民不在乎新闻自由，不认为新闻自由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不认为大家需要去维护，政府也不愿意有这个东西。”
在外媒工作的章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用一个最近很盛行的网络词汇“历史垃圾时间”来形容当下媒体人的无力感。“现在哪怕一个汽车着火都不能去报道，公司都会去威胁媒体，可见整个媒体环境有多差，”章先生说。
“垃圾时间”指的是篮球、足球比赛中，如果比赛结果已成定局，在剩下的时间里，不论球员多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历史的垃圾时间”则用它来形容中国历史上各王朝在结束之前的倒计时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能够逆转历史进程，老百姓能做的只是陪伴或者说“熬日子”，这与中国社会流行的“躺平”这个词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章先生提起疫情初期李文亮医生所说的“这个世界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时感到无可奈何：“李文亮不幸言中了。在中国改革开放被逆转的整体大环境下，叠加大数据的技术手段，中国已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媒体黑洞。”
附：
中国媒体人在窒息的空间里失声求生
VOA 岳戈 20240203
奥克兰 —
同意、犹豫、婉拒。态度三天三变的，是在中国北京工作的一位知名调查记者。刚刚过去的2023年是中共20大后第一年，这一年与往年有何不同，美国之音邀约他分享这一年的经历。
事情并不容易。这位记者坦言自己有顾虑：“现在这个时候说，其实比的就是胆量。你让我琢磨琢磨，请允许我再考虑考虑。”截至发稿，美国之音记者都没有等到他考虑的结果。
2024年1月底、2月初，中国农历新春渐近，不少机构媒体循例做年度盘点。美国之音记者联系到包括上述记者在内的多名媒体人，请他们复盘2023年的个人故事。
机构叙事和个人讲述有明显不同。多位受访者提到赚钱少、发稿艰难、舆论监督压力大，谈及更多细节时他们欲言又止。
目前赋闲在家的一位前调查记者，点评了新闻人2023年的表现：“现在媒体人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说这帮后辈、小辈不勇敢，主要是他们没发挥出来。”
借酒浇愁
婉拒美国之音的采访请求后，三天三变的知名调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帖：56度，正喝着呢。稍早前他透露：“我听说单位正对我个人进行调查，所以是否接受你的采访，我也有顾虑。”
他没有透露内部调查是否涉及相关报道。2023年12月下旬，这位媒体人曾组织编发稿件，报道某市一官员涉恶性事件，结果遭遇多人说情，甚至有人威胁说“大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要求其删除稿件。
借酒消愁愁更愁。在中国，记者因为调查、报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时不只是心理压力。1月中旬，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协会，发布了一位全球报告，提到中国有“令人不安的现实”：2023年，中国有44名新闻工作者入狱，位居榜首，占全球数据的13.75%；其中19人是新疆维吾尔人，6成拘禁案涉及从事间谍活动、煽动分裂主义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或许因为这些数字的存在，即便谈论非涉疆涉藏话题，不少受访媒体人看上去仍很谨慎。
中国第五届“记者的家”新闻奖评选活动1月底落幕。区别于中国官方组织的新闻奖项，这一评选是纯粹的民间行为，近年来也被媒体圈人士称为“中国版的普利策奖”。美国之音尝试采访活动的主办人，得到的回应简单明确：不方便说。
发生于2023年12月18日的甘肃积石山县地震，造成了数以千计的房屋倒塌、数以百计的人员伤亡。有机构媒体记者和独立记者在震后进入积石山县，了解到该县近年来投入到危房改造的资金，达到了5.4亿元人民币，而投入与震后情况出现强烈反差。美国之音记者在1月份联系到一位去了现场的独立记者，对方表示：不知道墙绘使用了多少危房改造的资金，能写的都在文章里，不想说更多了。
讨薪和赚大钱
黄女士和她的同事们，维权了近一年，仍然没有得到薪水。她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河南一家行业类媒体工作，新冠疫情期间这家媒体改制，接下去是一连串的问题和疑惑：“2023年开始没工资。我们先找单位、再找报社的上级单位，上级领导刚开始说等一等、要协调。一下子几个月过去了，领导又说他们也上当受骗，原因是目前运营报社的资方没有兑现合同里的承诺。”
在这家报社一干就是20多年，退休近在眼前，横亘眼前的尽是扯皮。黄女士告诉美国之音记者：“我们现在天天去要，快过去年了，也不知道会不会给。”她拒绝提供资方老总的电话：“他不可能接受采访，而且现在新闻单位也不要介入吧。”
黄女士在苦守，上海的小何则在2023年选择了离职：“文广可能很赚钱，但我们虾兵蟹将根本不赚不到什么。我转行啦，赚钱去啦！”小何提到的老东家文广，指的是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中国国有传媒巨无霸之一。
欲走还留是职场常态，而媒体人因为技能相对单一，犹豫两三年、思忖三五年还没下决心的情况更是普遍。小何显然不是这一类：“你也不要问我的2023年了。李克强在上海是怎么回事，怎么评价上海老记者顾万明为李克强鸣不平，说实话，我不知道，也不再感兴趣了。干媒体是怎么回事，我不说你也明白。现在，我的目标就是趁年轻想赚钱。”
在上海2022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封控期间，位于浦东新区的东海老年护理医院发生大量住院老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在为数不多希望挖掘真相的当地媒体人中，小何是积极付出行动的一份子。在封控结束之后，她假冒家属陪同多位逝者家人与院方进行谈判，也想法设法录音录像、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但没有得到播出的机会。
小何的个人见闻、媒体的报道和家属的反馈形成交叉验证：在新冠院内感染失控后，东海院方工作人员和护工仓促撤退，不少失能老人因无人照料而死亡；事发时家属因封控在家并不知情，不少拖了几个月才见到老人遗体；解封后，院方为一具遗体补偿2万至8万人民币不等，家属普遍不满和院方展开谈判——这一幕幕，绝大多数新闻从业者一辈子未必会遇到一回。对相对年轻的记者而言，有时知道的细节太多，新冠长疤痕酿成的悲情长时间浓得化不开。抑郁不如出走，离开或是解脱。
也有中国媒体人以积极姿态坚守。获得“记者的家”新闻奖大奖的李微敖，目前供职于经济观察报。1月中旬开始，李微敖连续报道马树山案而备受关注。马树山是河北唐山迁西县退休干部，因举报当地县委书记被捕并被起诉。
自觉因为马树山案报道得到了“过誉之词、不虞之誉”的李微敖，1月29日凌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中国一直不乏真正的新闻人，有志于新闻业的诸位同行，有志于新闻从业的大学生们，找到适合你的平台，找到你的“伯乐”，至关重要。
“不是说后辈们不勇敢”
中国一位资深媒体人告诉美国之音记者：“现在媒体一塌糊涂、万马齐喑。一帮人——实话说，我看不上的——在那里蹦蹦跳，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这位资深媒体人目前赋闲在家。中国媒体行业的风风雨雨，他曾经是亲历者，现在是观察者：“媒体是双重衰败。不光是中国的纸媒，全世界都这样，中国就败得更惨一点。纸媒这种形态是已经过时了，除了做深度媒体，周刊、半月刊或者月刊，还有一些印刷价值。像日报这种，真的是该死。”
“电视也差不多。电视台很多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原来的好日子都过完了，主要是制作成本比较高。互联网时代，原来的门户网站包括现在的短视频，已经颠覆了以前主流媒体的各种模式，现在基本就是新媒体时代。”
双重衰败的第二条原因，这位媒体人点到为止：“中国还面临全球媒体独有的威胁和危机，就是政治气候非常严酷。我们那时候，二三十年前，全国还可以说出几十号调查记者在做深度新闻，各个媒体也经常搞些自己的东西，现在哪个媒体还敢弄，深度板块基本上都撤完了。”
他提到了《财新周刊》和《南方都市报》：“也不是说这帮后辈、小辈不勇敢。主要是他们没发挥出来，因为国内已经没有平台了。财新的三姐王和岩还在那里干，最近做的刑讯逼供的稿子还不错，但也是我们那时候的常规报道，并不见得有多么高大猛。那是一个个案，只不过是财新敢给她发。还有南方都市报，现在是没法看了。”
这位资深媒体人没有提到《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一样，这份报纸隶属于中国广东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曾经一纸风行多年。2月2日，《南方周末》透过社交平台发文报道2023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其党委副书记披露该报社当年实现总收入2.22亿元、总利润1121万元，双双创出10年来新高。南方周末在人们的印象里是一张深度新闻纸，但这篇年度盘点性质的文章没有列出获得内部新闻奖的名录。
来自南方报业的一位记者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空间大不如前：“此一时彼一时。南都不是报道孙志刚案、披露非典时代的南都了，报业集团派下来的老总对都市报主编不满、要边缘化都市报主编，然后所有中层都敢去抗议、随时准备罢工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南周经过这么多任宣传部长一轮又一轮的整肃，也早就不是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的那份报纸了。忘掉吧，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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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更像斯大林，而不是毛泽东"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法的前夕，法国著名汉学家白夏（Jean-Philippe Béja）周四在法国《世界报》的论坛栏目发表文章，分析习近平如何通过官僚、中共机构、对民众监视的加强来强化对国家机器的控制。白夏并指出，“习近平更像斯大林，而不是毛泽东”。
白夏写道，2012年，在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的前夕，中国自由派人士都把希望寄托在习近平的身上。这是第一次一位在1962年受到毛泽东镇压的中共领导人的儿子、属于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的人获得了最高权力。
2000年，当时还只是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接受《中华儿女》采访时，讲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的迫害：“我被开除出高干子弟学校，红卫兵把我抓了起来（……）指责我各种坏事。我被称为帮派头目，因为我很固执，因为我说我什么坏事也没做。”被送到农村后，习近平逃回北京，然后又被送回农村。作为反革命的儿子，他受过“黑五类”家庭的苦：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为逃避迫害而自杀。他的父亲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可能谴责过1989年军队对人民采取的行动。
在自由派圈子里，习近平的形象不错。何况，他的首批措施之一还是很多进步知识分子所要求的：取消“劳动教养”。
可是，在习近平上台后的几个月里，他们惊讶了！有点像斯大林，习近平被提拔是因为他看起来没有什么攻击性，似乎也没有什么性格。每个派系都认为他们可以轻松地操纵习近平从而避免兄弟间残杀式的对抗。可是，他们错了。事实上，是习近平明白，为了获得最高权力，就必须避免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一旦被任命为总书记，他就毫不犹豫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自由派人士还曾认为习近平会遵循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做法，汪洋曾与抗议的农民们谈判并容忍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但习近平似乎是受到了薄熙来的启发。习近平甚至比薄熙来走得更远：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习近平通过发起反腐运动，清除了潜在的竞争对手以及那些让中共在民众中失信的领导人。习近平把反腐斗争的领导权交给了中纪委，而中纪委则毫不客气地逮捕高级领导人，不经审判就将他们关押起来。
个人崇拜
白夏继续写道，为了加强对中共的控制，习近平设立了数不胜数的、他自己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来掌控各机构，将李克强领导的政府边缘化，并违背邓小平的坚持党政分工、避免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政策。如今，政府机构几乎没有任何权力，而是由党委来制定和落实新舵手习近平决定的政策。
为了给中国留下自己的印记，习近平把自己的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到了指导思想的高度，现在，任何讲话都是用它作为开场白。
习近平还摆脱了邓小平的指示。邓小平把总书记的任期限制到两个，以避免再度出现大舵手毛泽东的情况，可是，2022年，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授予了自己第三个任期。习近平实行的个人崇拜是自毛泽东以来前所未有的。
2015年7月，习近平还组织了一场律师围捕活动，打击民权运动，其中许多律师被判长期徒刑。另外，像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这样的大型私营企业家也受到恐吓。习近平上台以来，私营企业里也必须有中共的基层组织；在国有企业中，党委书记再次行使大部分权力，使厂长边缘化。高校也成立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在新冠疫情期间，专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中国式法西斯主义
白夏指出，习近平经常被拿来和毛泽东比较。事实上，习近平更像斯大林，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通过“人民群众”消灭了他的对手，而习近平则是通过官僚建立自己的控制，他依靠中共机构及新技术强化对民众的监视。习近平像斯大林一样，毫不犹豫地镇压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他将数十万人送进被称为是“职业培训”的“再教育营”，压制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和宗教信仰。习近平甚至在内蒙古煽动民族主义示威，而自1949年以来，内蒙古就没有发生过叛乱。
白夏表示，今天，中国似乎是平静的。然而，新冠疫情让很大一部分公民对党和新舵手面对国家所面临挑战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中共通过消除一切的社会自主空间，通过建立以民族主义为基础、以梦想的传统文化的狂热为基础的中国式法西斯主义，强化对社会的控制。但这是不足以满足人民的期望的。无论怎想，民众是渴望畅所欲言、和平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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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耀明評論】講好新聞自由故事，不如做好三件實事
特區官員近日頻頻放話，鄭重表示《國安法》對新聞自由不加設「額外不合理的限制」，政府又「重視善意批評」，彷彿甚麼也沒有發生過，當局如常尊重香港人享有的表達權利。
不過 ，此地無銀的官話並不能洗白歷史。北京於2020年領令於七月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香港言論及新聞自由遭逢劇變。例如《壹傳媒》集團連根拔起，《立場新聞》被迫結業，兩間傳媒的多位高層被當局按《國安法》或《煽動法》起訴，至今官司未了，由此掀起的寒蟬效應，直接窒礙傳媒表達民間異見的聲音。
高官真的不察《國安法》對自由的破壞力就是無知，但若心知肚明還來鄭重聲明，以為官方澄清過後，新聞自由便雨過天清，若不是敷衍了事，就是不負責任。其實正是他們也發覺《國安法》不斷被人質疑過份侵害言論自由，壓縮傳媒批評的空間，他們才會連番發話，否則豈非多此一舉？
他們的自知之明，也可從他們的說話看到。律政司長林定國強調沒有「額外不合理的限制」，不是說現在的限制不會比過去多，而是在他眼中，新加的限制合理，所以便沒有「額外不合理的限制」。又如政務司長陳國基表示「重視善意批評」，但需要「提出一些有效、有建設性的建議」，政府才會歡迎。官員咬文嚼字，無人可以阻止，但若相信加些形容詞便可以贏取市民信任，改變對《國安法》的看法，以至令大家放胆批評政府，看來低估香港人的智慧。
例如林定國不回應聯合國六位人權專家質疑《國安法》力量無比，其權威和效力都超過本港其他法律，包括可凌駕受國際人權公約保護的自由權利。沒有國際人權專家的認可，限制言論還算合理嗎？再如批評政府，疫情期間批評「清零政策」弊大於利，或者反對眼下一黨專政促成獨裁，不利中國長遠發展，卻沒有提出建議，又或者建議的效果未必有效，陳國基又會否認為「不愛國」，以至顛覆國家呢？
講好話不如做正事。特區官員若誠心尊重言論及新聞自由，倒不如做些實事。首先是遵守法律，為新聞界提供官方資料。終審法院去年六月裁定記者蔡玉玲上訴得值，並批評運輸署沒理由禁止「真誠的新聞調查」（如懷疑車主使用車輛作非法行為），作為車牌查冊目的理由。
不過，今年一月以來，運輸署反而加強戒備及審查，規定新聞工作者申請車牌查冊時，須以「例外情況」申請，並需要運輸署長信納有關申請符合「重大公眾利益」。因此，署長要求記者詳細解釋他們索取的資料符合甚麼公眾利益，又是否非此不可，導致申請過程異常漫長。根據香港記者協會記錄，今年至三月底，共有16宗申請，但至今沒有一宗獲得批准。一個歡迎傳媒批評的政府，會這樣手緊嗎？
其次是不再無理攻擊傳媒，讓新聞界安心工作。保安局長鄧炳強公開批評《明報》尊子漫畫，正是一例。事緣政府要求立法會預留52億元，替紀律部隊添置先進通訊器材，尊子漫畫借題發揮，諷刺通訊系統改善之後，可以捉拿更多疑犯，有需要多起兩座監獄，聘請更多獄卒，遂借漫畫人物的口，要求撥款增至200億元。保安局長不知諷刺與幽默為何物，自然破口大罵，指漫畫帶有誤導的指控。
這類官方批評不是第一次了，但鄧炳強今次責罵後大約一個月，尊子漫畫停刊。由批評到停刊之間，政府官員有否面見《明報》高層，曉以大義，不曉得，也不重要，因為鄧炳強早已表明立場，因此《明報》的停刊決定，他顯然喜見樂聞，但傳媒中人只感到空間進一步收縮。
最後是阻止「不可抗力」日漸強大。新聞自由只能存活於活潑自由的公民社會，但當下香港，記協主辦音樂籌款晚會，因為「不可抗力」被迫取消，一拳書館為一間學校籌辦推理小說展覽，因被匿名投訴，臨時無法舉行，而見山書店結業前，遭到此起彼落的投訴，引致不同政府部門調查，令經營者疲累不堪，知難而退。倘若政府無法遏止「不可抗力」對公民社會組織的干擾，甚至淪為被它利用的工具，又如何保障新聞機構和記者行使新聞自由的權利？
要改善新聞自由的環境，特區當局無須問傳媒和市民，而是反求諸己，問自己可以做什麼。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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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 ，此地無銀的官話並不能洗白歷史。北京於2020年領令於七月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香港言論及新聞自由遭逢劇變。例如《壹傳媒》集團連根拔起，《立場新聞》被迫結業，兩間傳媒的多位高層被當局按《國安法》或《煽動法》起訴，至今官司未了，由此掀起的寒蟬效應，直接窒礙傳媒表達民間異見的聲音。
高官真的不察《國安法》對自由的破壞力就是無知，但若心知肚明還來鄭重聲明，以為官方澄清過後，新聞自由便雨過天清，若不是敷衍了事，就是不負責任。其實正是他們也發覺《國安法》不斷被人質疑過份侵害言論自由，壓縮傳媒批評的空間，他們才會連番發話，否則豈非多此一舉？
他們的自知之明，也可從他們的說話看到。律政司長林定國強調沒有「額外不合理的限制」，不是說現在的限制不會比過去多，而是在他眼中，新加的限制合理，所以便沒有「額外不合理的限制」。又如政務司長陳國基表示「重視善意批評」，但需要「提出一些有效、有建設性的建議」，政府才會歡迎。官員咬文嚼字，無人可以阻止，但若相信加些形容詞便可以贏取市民信任，改變對《國安法》的看法，以至令大家放胆批評政府，看來低估香港人的智慧。
例如林定國不回應聯合國六位人權專家質疑《國安法》力量無比，其權威和效力都超過本港其他法律，包括可凌駕受國際人權公約保護的自由權利。沒有國際人權專家的認可，限制言論還算合理嗎？再如批評政府，疫情期間批評「清零政策」弊大於利，或者反對眼下一黨專政促成獨裁，不利中國長遠發展，卻沒有提出建議，又或者建議的效果未必有效，陳國基又會否認為「不愛國」，以至顛覆國家呢？
講好話不如做正事。特區官員若誠心尊重言論及新聞自由，倒不如做些實事。首先是遵守法律，為新聞界提供官方資料。終審法院去年六月裁定記者蔡玉玲上訴得值，並批評運輸署沒理由禁止「真誠的新聞調查」（如懷疑車主使用車輛作非法行為），作為車牌查冊目的理由。
不過，今年一月以來，運輸署反而加強戒備及審查，規定新聞工作者申請車牌查冊時，須以「例外情況」申請，並需要運輸署長信納有關申請符合「重大公眾利益」。因此，署長要求記者詳細解釋他們索取的資料符合甚麼公眾利益，又是否非此不可，導致申請過程異常漫長。根據香港記者協會記錄，今年至三月底，共有16宗申請，但至今沒有一宗獲得批准。一個歡迎傳媒批評的政府，會這樣手緊嗎？
其次是不再無理攻擊傳媒，讓新聞界安心工作。保安局長鄧炳強公開批評《明報》尊子漫畫，正是一例。事緣政府要求立法會預留52億元，替紀律部隊添置先進通訊器材，尊子漫畫借題發揮，諷刺通訊系統改善之後，可以捉拿更多疑犯，有需要多起兩座監獄，聘請更多獄卒，遂借漫畫人物的口，要求撥款增至200億元。保安局長不知諷刺與幽默為何物，自然破口大罵，指漫畫帶有誤導的指控。
這類官方批評不是第一次了，但鄧炳強今次責罵後大約一個月，尊子漫畫停刊。由批評到停刊之間，政府官員有否面見《明報》高層，曉以大義，不曉得，也不重要，因為鄧炳強早已表明立場，因此《明報》的停刊決定，他顯然喜見樂聞，但傳媒中人只感到空間進一步收縮。
最後是阻止「不可抗力」日漸強大。新聞自由只能存活於活潑自由的公民社會，但當下香港，記協主辦音樂籌款晚會，因為「不可抗力」被迫取消，一拳書館為一間學校籌辦推理小說展覽，因被匿名投訴，臨時無法舉行，而見山書店結業前，遭到此起彼落的投訴，引致不同政府部門調查，令經營者疲累不堪，知難而退。倘若政府無法遏止「不可抗力」對公民社會組織的干擾，甚至淪為被它利用的工具，又如何保障新聞機構和記者行使新聞自由的權利？
要改善新聞自由的環境，特區當局無須問傳媒和市民，而是反求諸己，問自己可以做什麼。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from RFA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tym/com-tym-05022024081511.html
中国如何渗透非洲媒体开展认知战（二）
2018年4月19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挂牌成立，对内统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即“总台”，对外统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由原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台合并而成，是中共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结果。中国之声由国务院直属，主要职责为“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统筹组织重大宣传报道，引导社会热点，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之声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媒体平台。
美国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保罗·南图亚在近日发表的一片题为《中国打造非洲媒体空间战略》的长文中指出：中宣部通过全球最大的媒体平台“中国之声”监督中国宣传，中国之声将新闻媒体整合为一个单一的载体，其主要任务就是“夺取话语权”，即夺取“发言权和被倾听权”。
文章特别指出，资金是“争夺话语权”的关键。中国媒体集团为许多因设备简陋、工资低廉和预算紧张而苦苦挣扎的非洲媒体提供财务支持，以期他们用“正面报道中国”予以回报。为了强化中国的声音，中宣部提供免费内容，与政府和私营广播公司签署内容共享协议，支付丰厚的补贴，提供最先进的设备，收购有影响力的媒体集团股份，并提供中国顶级的内容。
训练有素的肯尼亚记者鲍勃·韦克萨（Bob Wekesa）将自己视为中国的“免费代言人”。 这意味着非洲记者似乎无穷无尽地前往中国进行免费旅行，在那里他们接受一流的待遇和导游，同时被灌输正面的中国形象和体验。韦克萨表示，“中国老师不会直接告诉你要亲中，但如果你足够敏锐，就会明白，他们期望你做一些不言而喻的事情作为回报。”
中共在媒体发展、媒体攻势和叙事管理方面的政策架构是多方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PLA)也参与其中，将认知宣传战与陆、空、海等其他战争种类相提并论。中国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事宣传教研室资深教育家段文岭和刘家丽表示，中国的媒体战是一个“塑造目标受众认知、定义和传播的宏观框架”。用习近平话说，就是“读者在哪里，观众在哪里，宣传报道就必须把触角伸到哪里。”
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定期通过决议，以加强中国的国际交流、提高“中华文化的全球吸引力”和“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这些内容由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宣传思想领导小组）转化为政策。中央宣传思想领导小组是由高级政策制定者组成的小团队，负责协调整个政府和政党的政策实施。中央宣传思想领导小组（CLG）控制着中共和中国政府的所有宣传和信息发布。该委员会由蔡奇领导，他是中国最高领导机构、七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第五位成员。他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和总书记（习近平）办公室主任。蔡奇的代理人是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央宣传思想领导小组由高层人物领导的事实，凸显了中共对国际媒体运作的重视。他们的职责范围包括中共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及中共统战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国际政治协商会议等其他政党机构。这些部门都在不同的非洲国家开展业务。
肯尼亚提供了中国如何巩固其在非洲话语权的相关案例研究。2006年，新华社在内罗毕设立非洲总部——这是北京以外最大的分社——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日报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它们在内罗毕高档郊区韦斯特兰的同一栋大楼里工作。从那里，他们以多种当地语言向非洲其他地区传输内容。
中共打造非洲媒体的努力是通过一系列战略（包括虚假信息传播策略）多方位地控制信息流。这些策略相辅相成。中共用来影响媒体报道的方法往往是不透明的，并且违反非洲记者的职业道德，比如人为地传播虚假信息误导受众，特别是在社交网络的匿名对话中。这些媒体和虚假信息策略经常结合使用，通过多种媒介扭曲非洲的信息生态系统。比如，中国驻非洲外交官在Facebook上分享中共官媒新华社文章，文章将立刻由大量虚假账户转发，以扩大网络影响力。在津巴布韦，中共散布虚假信息，声称有阴谋破坏政府权威，成为政权镇压记者和民间社会的借口。中共对非洲媒体空间的投资影响了信息和主要叙事的获取。
不过，中国媒体在普及中国治理模式方面并不太成功。非洲晴雨表民意调查显示，非洲人并不认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府、军队和社会绝对管控的模式。相反，71% 的非洲人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存在形式。81%的人反对一党专政，80%的人反对独裁统治，82%的人反对军政权。尽管中国的影响力在非洲保持高位，达63%，但《非洲晴雨表》发现，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非洲的受欢迎程度丝毫没有削弱非洲人民对民主和问责制的强烈需求。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81%9A%E7%84%A6%E9%9D%9E%E6%B4%B2/20240502-%E4%B8%AD%E5%9B%BD%E5%A6%82%E4%BD%95%E6%B8%97%E9%80%8F%E9%9D%9E%E6%B4%B2%E5%AA%92%E4%BD%93%E5%BC%80%E5%B1%95%E8%AE%A4%E7%9F%A5%E6%88%98-%E4%BA%8C
Wednesday, 1 May 2024
北京为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悄悄准备？
特朗普假若重返白宫，会宣布与台湾建交吗？或者把台湾当作贸易谈判的筹码，迫使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说，北京为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做准备。
该报报道说，特朗普任内国务卿蓬佩奥回忆录『寸土不让』去年在中国高层内部流传，书中一段话激怒了习近平，蓬佩奥在书中写道：美国应该给予台湾“全面外交承认”。
习近平的愤怒预示北京方面的担心，如果特朗普及其核心圈子重返白宫，等待中国的将会是什么？
特朗普任上中美关系十分动荡，他卸任后北京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新华社当时发了一条推文：“总算走了，唐纳德.特朗普!”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中国正悄悄地为特朗普重返白宫，中美关系再起波折和有一场贸易大战做准备。
不过，现任总统拜登并没有让北京的日子变得好过，他保留甚至扩大了特朗普对北京祭出的强硬经济政策，并且联手盟友共同对抗中国。但是拜登也尝试降低与北京的紧张，习近平对此表示肯定。比如，台湾1月份大选期间，白宫小心翼翼避免激怒北京。
有些中国官员认为，特朗普如果胜出对中国有利，因为习近平相信，美国独霸全球的地位正在衰落，而特朗普上台会加速这一衰落，在美国国内制造更大的政治和社会混乱，并且吓跑拜登赢得的盟友，使北京有机会与欧洲重建关系。
报道援引接近中国领导层的人士表示，中国官员总体上认为特朗普连任后对中国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任何潜在的好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会进入特朗普的核心圈子。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之为“末日小丑和世纪笑话”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已表示愿意再次加入特朗普执政团队。
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韵说，中国方面认为，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美中关系的上升空间将被封死，而下降空间将是无底深渊。
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也让北京无从把握。报道分析，相比贸易立场，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更为模糊。去年7月，当福克斯记者询问美国是否在中国入侵时保卫台湾，特朗普回答称：“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就会让我在谈判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外界据此猜测，特朗普可能会把台湾问题当作一桩商业交易，当作贸易谈判的筹码，比如籍此让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40501-%E5%8C%97%E4%BA%AC%E4%B8%BA%E7%89%B9%E6%9C%97%E6%99%AE%E5%8F%AF%E8%83%BD%E9%87%8D%E8%BF%94%E7%99%BD%E5%AE%AB%E6%82%84%E6%82%84%E5%87%86%E5%A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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