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 20240502
美国之音 王刚 华盛顿 - “1989年的春天，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能在街上跟路人交谈，没人拦着你。那时候报道中国是很自由的一件事，直到几个星期之后被彻底压制。”
中国报道的“黄金时代”
2024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31周年到来之际，67岁的英国记者亚德里安·布朗(Adrian Brown)这样追忆起他1989年5月3日第一次前往北京报道中国的经历。布朗告诉美国之音：“和现在的媒体环境相比，我们那个时候简直是黄金年代。”
1993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3日设立为“世界新闻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亦称“世界新闻日”，旨在提高人们对新闻自由重要性的认识。
布朗后来报道了当年震惊世界的中国学生运动和“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来的三十年间，布朗为数家英国和澳大利亚媒体驻北京和香港分社工作，最后担任半岛电视台驻京记者，直至2019年离开中国。
布朗回忆说，报道中国的另一个相对自由的“黄金年代”是2000年前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他说：“那时候的中国确实敞开了大门，而且门开得很广，感觉中国不光经济上开放，甚至政治上也在开放。那是中国的高光时刻，整个世界都在关注。那时候担任驻华记者也是个特别令人兴奋的工作。你可以到处走动和探索，甚至包括西藏。”
布朗说，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的时候，也令他激动。“我天真的想，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虽然我没觉得中国能变成一个彻底的民主国家，但还是能感觉到很多地方都在朝正确的方向开放。甚至到了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我还想，哇，来了个新的年轻领导人，中国正在向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外媒记者的“自我审查”
但是，与布朗想象的不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实施了严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控政策。习近平自己也不接受任何外国媒体的采访。
布朗用“开倒车”来形容越来越困难的工作环境。外出采访时，被当地政府的外事办公室和警察盘问、盯梢，甚至阻挠成了家常便饭。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中国的所有其他城市都对当地酒店、宾馆设立规定，一旦有外国媒体记者入住(酒店会查看记者护照是否印有记者签证)，必须立刻报告公安局。
作为记者，他还面临一个问题：报道往往会对受访者产生“负面影响”，迫使他不得不开始“自我审查”。
布朗说，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因为豆腐渣工程失去孩子的母亲愤怒的告诉布朗“我恨共产党”。采访结束后，布朗犹豫了很久，要不要采用这位母亲的发言，因为他担心这会给她带来麻烦。最后，他还是决定为了她的安全，不在报道中提及这位母亲。
“我在工作中开始了‘自我审查’，”布朗说。“我在英国、德国或者美国，都不会有这种自我审查，因为在那些国家，批评政府很正常。但是中国不是。哪怕被采访人自己说不在乎后果，我都还是会思虑再三。这是在中国做记者面临的一大困境。”
布朗说，在中国工作的最后几年里，也就是习近平的第二任期开始之后，被采访人在答应受访之后突然变卦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甚至有受访人在采访结束之后要求删除采访内容。“这也是我最终离开的原因之一。后来在香港采访也变得越来越难，几乎没人愿意接受媒体采访。随着国安法的通过，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所以干脆不说话。”他说。
布朗认为，当下的中国，新闻自由显然正在遭受更大的威胁。他说：“比方说我们做个经济报道，现在有个财政部门的政府官员私下里跟记者说，中国的GDP其实是1%而不是官方所说的4%。那这个官员完全可能会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被捕。”
“悲哀的是，对于很多依然想在实地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来说，中国政府直接把门关了。他们现在不需要外国媒体。外国记者见证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已经过去，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说。
外媒在中国“苟延残喘”
2024年4月，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发布了2023年年度调查。调查发现，81%的受访者表示报道条件“有所改善”，但几乎所有记者都表示，许多关键问题依然存在，包括难以获得长期签证，导致外国新闻机构人手不足；记者在执行任务时受到警察或其他官员的阻挠，在新疆和边境地区进行报道时受到高强度骚扰；几乎所有外媒的中方雇员都经历了警方的“喝茶”待遇，等等。截至2023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媒体已经四年没有常驻中国记者。
“新闻自由日可能只会让这个行业的人感到感伤和无可挽回吧，”曾经在某外国驻华媒体工作了近十年的记者迈克·赵(此处应本人要求不使用真名)告诉美国之音。
迈克·赵说，随着记者人数的减少和对他们的限制，外国驻华媒体的现状可以用“苟延残喘”来形容。他说，疫情前，外媒记者出去采访的时候会遭遇来自地方政府的直接干扰，比如跟踪或者阻挠，但是疫情之后这种现象似乎变少了。“也可能是因为更智能了，他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不需要跟着你了，”迈克说。
来自普通中国人的敌视
不过，他依然认为做新闻采访还是比以前更困难：“倒不是说来自直接的干扰，而是社会氛围对外媒的观感是非常差的，尤其是宣传国家安全教育啊，抓间谍啊这些。外媒在寻找采访对象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来自普通人的敌视。比方在上海人民公园做相亲角之类的非政治类的新闻，保安都不让拍摄。而且在保安之前，首先周围很多的老百姓就会过来阻止。”
另外一位也在外国驻华媒体工作了很多年，但不愿意透露全名的章先生也认为整个中国都在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外国媒体：“即使不算敌视，那也是对立的。中国一直也没有真正的民间态度，民间态度就是跟风官方的。以前还说要和谐社会，现在就是斗争、斗争、斗争。”
2021年，中国河南郑州发生水灾时，德国之声(DW)驻北京特派记者马蒂亚斯∙比灵格（Mathias Bolinger）在郑州街头进行报道时，突然遭到不明身份的几位中国男女的围攻和阻拦。有人高声指责这些外国记者借郑州灾情抹黑中国，还有人要他滚出中国。
鸟瞰暴雨后的郑州街道 （2021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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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记者郑州街头报道水灾遭身份不明人士围攻
2023年7月1日生效的中国《反间谍法》修正案给在中国境内进行报道的外国记者带来更多挑战。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媒驻北京记者曾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很多人都担心那是什么以及它可能意味着什么。目前很难说，因为还不完全清楚它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实施。”
“任何形式的新闻采访似乎都可能被解释为违反这项法律，”这位记者补充道。
一名北京居民走过三里河街道普法宣传栏。（2021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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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扩展《反间谍法》令外国媒体担忧
“媒体黑洞”和媒体的“历史垃圾时间”
“新闻越来越不被需要了，”迈克·赵总结说。“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没有这个认知。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居民不在乎新闻自由，不认为新闻自由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不认为大家需要去维护，政府也不愿意有这个东西。”
在外媒工作的章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用一个最近很盛行的网络词汇“历史垃圾时间”来形容当下媒体人的无力感。“现在哪怕一个汽车着火都不能去报道，公司都会去威胁媒体，可见整个媒体环境有多差，”章先生说。
“垃圾时间”指的是篮球、足球比赛中，如果比赛结果已成定局，在剩下的时间里，不论球员多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历史的垃圾时间”则用它来形容中国历史上各王朝在结束之前的倒计时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能够逆转历史进程，老百姓能做的只是陪伴或者说“熬日子”，这与中国社会流行的“躺平”这个词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章先生提起疫情初期李文亮医生所说的“这个世界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时感到无可奈何：“李文亮不幸言中了。在中国改革开放被逆转的整体大环境下，叠加大数据的技术手段，中国已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媒体黑洞。”
附：
中国媒体人在窒息的空间里失声求生
VOA 岳戈 20240203
奥克兰 —
同意、犹豫、婉拒。态度三天三变的，是在中国北京工作的一位知名调查记者。刚刚过去的2023年是中共20大后第一年，这一年与往年有何不同，美国之音邀约他分享这一年的经历。
事情并不容易。这位记者坦言自己有顾虑：“现在这个时候说，其实比的就是胆量。你让我琢磨琢磨，请允许我再考虑考虑。”截至发稿，美国之音记者都没有等到他考虑的结果。
2024年1月底、2月初，中国农历新春渐近，不少机构媒体循例做年度盘点。美国之音记者联系到包括上述记者在内的多名媒体人，请他们复盘2023年的个人故事。
机构叙事和个人讲述有明显不同。多位受访者提到赚钱少、发稿艰难、舆论监督压力大，谈及更多细节时他们欲言又止。
目前赋闲在家的一位前调查记者，点评了新闻人2023年的表现：“现在媒体人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说这帮后辈、小辈不勇敢，主要是他们没发挥出来。”
借酒浇愁
婉拒美国之音的采访请求后，三天三变的知名调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帖：56度，正喝着呢。稍早前他透露：“我听说单位正对我个人进行调查，所以是否接受你的采访，我也有顾虑。”
他没有透露内部调查是否涉及相关报道。2023年12月下旬，这位媒体人曾组织编发稿件，报道某市一官员涉恶性事件，结果遭遇多人说情，甚至有人威胁说“大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要求其删除稿件。
借酒消愁愁更愁。在中国，记者因为调查、报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时不只是心理压力。1月中旬，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协会，发布了一位全球报告，提到中国有“令人不安的现实”：2023年，中国有44名新闻工作者入狱，位居榜首，占全球数据的13.75%；其中19人是新疆维吾尔人，6成拘禁案涉及从事间谍活动、煽动分裂主义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或许因为这些数字的存在，即便谈论非涉疆涉藏话题，不少受访媒体人看上去仍很谨慎。
中国第五届“记者的家”新闻奖评选活动1月底落幕。区别于中国官方组织的新闻奖项，这一评选是纯粹的民间行为，近年来也被媒体圈人士称为“中国版的普利策奖”。美国之音尝试采访活动的主办人，得到的回应简单明确：不方便说。
发生于2023年12月18日的甘肃积石山县地震，造成了数以千计的房屋倒塌、数以百计的人员伤亡。有机构媒体记者和独立记者在震后进入积石山县，了解到该县近年来投入到危房改造的资金，达到了5.4亿元人民币，而投入与震后情况出现强烈反差。美国之音记者在1月份联系到一位去了现场的独立记者，对方表示：不知道墙绘使用了多少危房改造的资金，能写的都在文章里，不想说更多了。
讨薪和赚大钱
黄女士和她的同事们，维权了近一年，仍然没有得到薪水。她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河南一家行业类媒体工作，新冠疫情期间这家媒体改制，接下去是一连串的问题和疑惑：“2023年开始没工资。我们先找单位、再找报社的上级单位，上级领导刚开始说等一等、要协调。一下子几个月过去了，领导又说他们也上当受骗，原因是目前运营报社的资方没有兑现合同里的承诺。”
在这家报社一干就是20多年，退休近在眼前，横亘眼前的尽是扯皮。黄女士告诉美国之音记者：“我们现在天天去要，快过去年了，也不知道会不会给。”她拒绝提供资方老总的电话：“他不可能接受采访，而且现在新闻单位也不要介入吧。”
黄女士在苦守，上海的小何则在2023年选择了离职：“文广可能很赚钱，但我们虾兵蟹将根本不赚不到什么。我转行啦，赚钱去啦！”小何提到的老东家文广，指的是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中国国有传媒巨无霸之一。
欲走还留是职场常态，而媒体人因为技能相对单一，犹豫两三年、思忖三五年还没下决心的情况更是普遍。小何显然不是这一类：“你也不要问我的2023年了。李克强在上海是怎么回事，怎么评价上海老记者顾万明为李克强鸣不平，说实话，我不知道，也不再感兴趣了。干媒体是怎么回事，我不说你也明白。现在，我的目标就是趁年轻想赚钱。”
在上海2022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封控期间，位于浦东新区的东海老年护理医院发生大量住院老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在为数不多希望挖掘真相的当地媒体人中，小何是积极付出行动的一份子。在封控结束之后，她假冒家属陪同多位逝者家人与院方进行谈判，也想法设法录音录像、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但没有得到播出的机会。
小何的个人见闻、媒体的报道和家属的反馈形成交叉验证：在新冠院内感染失控后，东海院方工作人员和护工仓促撤退，不少失能老人因无人照料而死亡；事发时家属因封控在家并不知情，不少拖了几个月才见到老人遗体；解封后，院方为一具遗体补偿2万至8万人民币不等，家属普遍不满和院方展开谈判——这一幕幕，绝大多数新闻从业者一辈子未必会遇到一回。对相对年轻的记者而言，有时知道的细节太多，新冠长疤痕酿成的悲情长时间浓得化不开。抑郁不如出走，离开或是解脱。
也有中国媒体人以积极姿态坚守。获得“记者的家”新闻奖大奖的李微敖，目前供职于经济观察报。1月中旬开始，李微敖连续报道马树山案而备受关注。马树山是河北唐山迁西县退休干部，因举报当地县委书记被捕并被起诉。
自觉因为马树山案报道得到了“过誉之词、不虞之誉”的李微敖，1月29日凌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中国一直不乏真正的新闻人，有志于新闻业的诸位同行，有志于新闻从业的大学生们，找到适合你的平台，找到你的“伯乐”，至关重要。
“不是说后辈们不勇敢”
中国一位资深媒体人告诉美国之音记者：“现在媒体一塌糊涂、万马齐喑。一帮人——实话说，我看不上的——在那里蹦蹦跳，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这位资深媒体人目前赋闲在家。中国媒体行业的风风雨雨，他曾经是亲历者，现在是观察者：“媒体是双重衰败。不光是中国的纸媒，全世界都这样，中国就败得更惨一点。纸媒这种形态是已经过时了，除了做深度媒体，周刊、半月刊或者月刊，还有一些印刷价值。像日报这种，真的是该死。”
“电视也差不多。电视台很多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原来的好日子都过完了，主要是制作成本比较高。互联网时代，原来的门户网站包括现在的短视频，已经颠覆了以前主流媒体的各种模式，现在基本就是新媒体时代。”
双重衰败的第二条原因，这位媒体人点到为止：“中国还面临全球媒体独有的威胁和危机，就是政治气候非常严酷。我们那时候，二三十年前，全国还可以说出几十号调查记者在做深度新闻，各个媒体也经常搞些自己的东西，现在哪个媒体还敢弄，深度板块基本上都撤完了。”
他提到了《财新周刊》和《南方都市报》：“也不是说这帮后辈、小辈不勇敢。主要是他们没发挥出来，因为国内已经没有平台了。财新的三姐王和岩还在那里干，最近做的刑讯逼供的稿子还不错，但也是我们那时候的常规报道，并不见得有多么高大猛。那是一个个案，只不过是财新敢给她发。还有南方都市报，现在是没法看了。”
这位资深媒体人没有提到《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一样，这份报纸隶属于中国广东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曾经一纸风行多年。2月2日，《南方周末》透过社交平台发文报道2023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其党委副书记披露该报社当年实现总收入2.22亿元、总利润1121万元，双双创出10年来新高。南方周末在人们的印象里是一张深度新闻纸，但这篇年度盘点性质的文章没有列出获得内部新闻奖的名录。
来自南方报业的一位记者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空间大不如前：“此一时彼一时。南都不是报道孙志刚案、披露非典时代的南都了，报业集团派下来的老总对都市报主编不满、要边缘化都市报主编，然后所有中层都敢去抗议、随时准备罢工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南周经过这么多任宣传部长一轮又一轮的整肃，也早就不是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的那份报纸了。忘掉吧，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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