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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 February 2018

美国政府或将再次关门移民法案尚无定数

来源:
美国之音

川普总统星期二在他首次国情咨文讲话中对国会表示，是时候改革美国的移民政策使之适用于21世纪了。然而，他的四个包括拨款修建边境墙以及为180万年轻无证移民提供路径成为公民在内的主要提案，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都受到了批评。

边境墙曾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最大分歧，现在却是议员们最少去担心的一个议题。他们现在正忙于协商对美国的合法移民系统进行重大改变。

川普总统清楚的表达了他的优先考量。

他说：“我的责任，以及这里所有被选举出来的官员们的神圣责任，是捍卫美国人——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区、他们践行美国梦的权利。因为美国人也是热爱梦想的人。”

民主党人也已经清楚地表明，那些被称为“追梦者”（dreamers，又译“梦想生”）的幼年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不会被放弃。

川普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说当晚代表民主党做答辩演说的乔·肯尼迪众议员说：“对于所有今晚正在收看电视的‘追梦者’，让我清楚地告诉你们：你们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将为你们而战，我们不会放弃。”

民主党人正在阻止川普提出的永久取消多元移民签证抽签制度和基于家庭的移民项目。

民主党籍众议员杰奎因·卡斯特罗说：“美国凭借正在实行的移民政策，成为地球上最坚韧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允许人们申请把家人也接到这里的部分原因是，让家庭成员与他们在一起，会使他们更有可能走向成功，同时会更少的依赖政府的帮助。”

川普的推特和他的不可预测性，令可能想要达成协议的民主党人感到困难重重。

民主党籍参议员本·卡森说：“一次又一次，我们前一天晚上听他说的话和第二天早上发的推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总统让我们在美国的参议院工作，我认为我们能够达成一项两党合作的协议。”

而在共和党一方，党内更多的保守派成员不希望给“梦想生”公民身份。

共和党籍众议员斯蒂夫·金说：“法律是没有协商余地的。特赦不仅原谅了那些违反移民法的人，还给他们犯罪的目的以奖励。”

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反对这种立场，他们希望帮助“追梦者”。

共和党籍参议员杰夫·弗雷克说：“180万人能够成为公民，这是一件好事。边境安全也要到位。至于多元化签证制度，取消吧。如果你谈到链式移民，这会将讨论扩大化，导致更难达成协议。”

川普总统总结这一系列复杂的要求时说：“一种公平的妥协——没有任何一方达成了其全部目的，但我们的国家能从中得到它需要且是必须的改革。”

议员们希望在2月8日政府资金再次截止之前推进这些改革。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2/%E7%BE%8E%E5%9B%BD%E6%94%BF%E5%BA%9C%E6%88%96%E5%B0%86%E5%86%8D%E6%AC%A1%E5%85%B3%E9%97%A8%7C%E7%A7%BB%E6%B0%91%E6%B3%95%E6%A1%88%E5%B0%9A%E6%97%A0%E5%AE%9A%E6%95%B0.html

“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代人的和平”：传苹果接受相关部门要求，空气质量数据从天气应用程序中消失

网易号

有外媒报道，苹果的天气应用程序正在接受相关部门的审查，原因是空气质量数据，当它达到不健康或危险的水平时，对于全球观察来看，可能会有问题。

从iOS 11.1或者11.2版本开始，注意到苹果公司的天气和地图默认应用程序将间歇性地审查中国用户的空气质量数据。所有其他天气信息仍然可用，但AQI评级消失。令人吃惊的是，当AQI达到非常不健康和危险的水平时，这似乎更常发生。

空气质量指数（AQI）从0（最好）到500（最差）的空气质量评分，其中151-200评分为不健康，201-300非常不健康和301-500危险。在不健康的水平，建议人们避免剧烈的户外活动，而所有户外活动最好避免在危险的水平。

目前还不清楚这个问题是技术故障还是实际的审查。如果是后者，那么这可能是苹果根据相关审查的要求对数据进行了修改，但是更可能的解释是苹果的天气数据源中隐藏了数据。

去年，相关部门禁止非官方来源的空气质量数据展示出来，而苹果也是按照要求做事。

2014年，它下令手机污染应用程序放弃非官方的数据展示，最近，空气质量给出更详细的描述，苹果官方的天气应用程序受到了审查。

然而，我无法弄清楚这个事情是否遭到审查。但目前来说，天气这个程序的确已经没有天气质量的数据了，如果想要的话，推荐下载第三方程序，可能是目前最佳的方式了！

中国数字时代摘编部分网民评论——

原来苹果天气显示重度污染，现在改成＂不利于敏感人群，这个用词我给100分

真的唉！我刚刚看了，空气质量没有了

我们不存在空气污染，一定是你们的指标有问题。你看，上调到500不就没污染了么？什么，你说同呼吸？抱歉，我们都是园林办公，还有大功率净化器全力工作，包括住宿区，确实不行我们还有公费出差嘛

不用报了，老夫睁眼一看就能估出 PM2.5的值!

真理部666

现在知道谷歌为什么走了吧。

见识了什么叫大国自信！

我们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问题的人！

哈哈哈各位你们还觉得这是一句玩笑话么

不让报道，问题就不存在了吗？说好的言论自由、公开透明去哪里了？

谁给你说好了……

以前头痛医头，现在头痛医口

改善空气质量的主要办法就是捂嘴，这也是这个政府一切施政的办法

这下子空气终于好了

你没听说过云上贵州公司吧？2月底你的所有苹果数据都将存在国内，且随时配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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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28362

《大西洋月刊》毀滅性的巴基斯坦悖論

原文：The Devastating Paradox of Pakistan: How Afghanistan’s neighbor cultivated American dependency while subverting American policy
作者：Mark Mazzetti
日期：2018年3月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轉載請保留此聲明。***

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兩個月後，副總統拜登和阿富汗總統卡爾札伊一起坐在阿爾格宮—那是一座位於卡布爾，面積83英畝的建築物。對那位多變而孤獨的領䄂來說，那建築物好比鍍金的籠牢。
拜登和卡爾札爾的對話氣氛本來就很緊張了，當卡爾札伊促請華盛頓幫忙清除巴基坦內的塔利班份子藏匿地點，並暗示美國需要對巴基斯坦領䄂施加更大壓力的時候，拜登的回應使卡爾札伊默然無語。
拜登告訴卡爾札伊，新上任的奧巴馬政府對事情緩急先後自有排序。“總統先生，”拜登說，“對美國來說，巴基斯坦比阿富汗重要50倍。”

那無疑是個失禮的時刻。但同時，那也直白的表達了攸關美國史上歷時最長戰爭核心的毁滅性悖論。在16年裡，美國花費了數以十億計美元在一個華盛頓認為對其在區內戰略利益無關重要的國家打一場令數以千計士兵陣亡、也奪去不計其數平民性命的戰爭。同時，它視為關鍵所在的巴基斯坦，一個擁有核武、政局動盪、長久以來是美國在南亞最密切軍事盟友的國家，則暗中在阿富汗實行一個計劃，確保在那裡花費的金錢以及犠牲的人命都毫無意義。華盛頓認為，押在巴基斯坦的賭注太大，不能輕率與之斷交或做出可能使該國不穩定的行為。而押在阿富汗的賭注卻並不高，所以接二連三的戰略失敗也是可以接受的事。

即使這樣，9/11後的年頭，為了擊敗基地組織，美國在無奈之下與巴基斯坦結成的關係還是逐漸瓦解。正如科爾在他於2004年贏得普立茲奬之作 “ 幽靈戰爭” (Ghost Wars) 的延續篇—“S 總局” (Directorate S)中所說，不信任的種子早就埋下了，而互相指罵的情況也日益增加。在2011年擊斃本拉登的襲擊後幾星期，巴基斯坦軍方領䄂，灰心喪氣的卡亞尼 (Ashfaq Parvez Kayani)把他那“無助” 的國家比作一座抵押了的房子，而美國則是銀行家。對和巴基斯坦打交道的美國官員來說，另一個本國的比喻可能更適合：巴基斯坦是那個把家庭銀行戶口的錢花光後，和不老實鄰居上床的妻子。

使美國方面更為惱火的是，他們逐步發現華盛頓打從戰爭開始就容許巴基斯坦對美國的戰略施加太大影響力。在2001年後期，塔利班自卡布爾轉移到坎大哈的同時，中情局在伊斯蘭堡的情報站站長發了一則轉達巴基斯坦軍方考量的電報。那電報說，由北方聯盟接管的話，將可能使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傳統盟友普什圖族遭到屠殺，並且破壞巴基斯坦為當地政局作調解的意願。自然而然，巴基斯坦最想要的莫過於由它支持的勢力—而不是其對手印度扶持的力量—掌權。

喬治布什的戰爭小組已經在為新爭端的 “惡夢場景” 感到惶恐了，那就是—暴力溢出到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的政府倒台，而巴基斯坦核軍火庫則落入同情塔利班的將領之手。在許多年裡，穆沙拉夫本人很有技巧的激起這些恐懼。他時不時向美國官員說，華盛頓的要求他答應得越多，軍方內部對他的支持就會降得越低，惡夢成真的可能就會越大。

科爾說，要是美國軍方在第一年的戰術敗績沒有使穆沙拉夫那個 “無視巴基斯坦會有很大風險” 的說法顯得更有力的話，難題可能已經解決了。情報失敗，加上托拉博拉和沙伊科特谷戰事中兵力不足，塔利班得以越過阿富汗東部的邊境，在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區和城市重新安頓。在那個武裝組織來到之後，穆沙拉夫指示他的軍方情報機構ISI和中情局合作追捕在巴基斯坦城市藏身的塔利班領䄂。同時，穆沙拉夫向美國官員表示，部份由於美國的失敗，巴基斯坦應該獲得更多軍事援助。阿布‧祖巴耶達赫、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和其他人分別在2002和2003年被捕，使布什更堅定的認為，巴基斯坦視為與美國同一陣綫，是個可信任的盟友。

科爾令人信服的顯示，ISI在布什政府已經開始無視阿富汗，把注意力放在即將在伊拉克發生的戰爭的時候交出那些基地人員，使美國察覺他們在許多年都沒注意到ISI的秘密活動：為塔利班和其他同情巴基斯坦而非印度的武裝力量提供武器和資助。美國跌跌撞撞的進入了一個非正式、沒有明說的交易，即接受巴基斯坦幫忙打擊基地組織，而交換條件則是默不作聲的放任—同時徒勞無功地制止—巴基斯坦對以美國為首的阿富汗軍事行動搞破壞。美國不時提出的終止秘密行動要求被置至不理。

對伊斯蘭堡來說，這筆交易極有賺頭。每一年，五角大樓把數以億計的現鈔交給巴基斯坦，表面上是在償付巴基斯坦軍方的反恐行動開支。事實上，科爾說，聯軍支援款項就好比“一種對巴基斯坦將領合法的賄賂”。五角大樓會收到防空開支的賬單，而基地組織沒有空軍。巴利‧沙派羅 (Barry Shapiro)回憶巴基斯坦海軍交來的發票，上面列出每日向 “在全球反恐戰爭中執勤”的水兵支付的工資。沙派羅試圖質疑當中的一些開支：巴基斯坦軍方要求償付的那些導彈，有沒有證據證明他們真的有發射？可是，沙派羅的上司叫他不要多話，付錢就是。

由於布什政府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伊拉克戰爭上，那個安排基本上都是在自動執行。國會沒有多少保留的批淮了撥款，到許多年後，國會議員才貌似意識到他們在那個鬧劇中所起的作用。在2012年的一次國會公聽會中，眾議院外事委員會成員，民主黨高層成員加里‧艾克曼(Gary Ackerman)感嘆，巴基斯坦已經成為“美國援助的黑洞”。 “我們徵稅得來的錢進去了。我們的外交人員偶然進去了。我們專職援助的人有時進去了。我們的希望進去了。我們的禱告進去了，什麼好事都沒出來。”他說。

國會成員開始要求實行一個以削減每年援助的方式向巴基斯坦施壓的策略，可是政策制定者面對另一個困局：隨著美國在阿富汗訂立的目標越來越大，華盛頓越益需要巴基斯坦的協助來達成目標。初期的軍事行動迅𨒪達成了相對上比較卑微的目標—作為對9/11襲擊的報復，他們摧毁了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根據地，把塔利班趕出了城市，並且在卡布爾扶殖一個更有能力的政府—使他們高估了在一個經歷了幾十年戰亂、非常貧困的國家可能達成的事。

國家建設的事業意味著要達成不切實際地試圖終結貪腐、依靠卡爾札伊把令人厭惡的軍閥翦除、促使農民種植利潤遠低於罌粟的作物來重新規劃阿富汗的鴉片本位經濟等沒有特定先後次序的目標。在2004年，我和一隊美軍特種部隊一道越過庫納爾省美麗的、正值花開的罌粟田和各個村落的長老會面。“在卡布爾的政府想你種小麥”是士兵主要說的話。會談中，一個長老聲言，“明年我們會種小麥！”其他長老大多在竊笑。

美國在阿富汗戰爭投入得越多，華盛頓看起來就越像在握住一個脫離了汽車其餘部份的方向盤。向駐阿富汗部隊提供汽油、食物和儀器等使戰爭機器繼續運作的一眾主要供應綫都取道巴基斯坦。在伊斯蘭堡的政府可以(也確實一度在長達7個月的時間)截斷那些供應，使貨車隊在卡拉奇和眾多其他邊境口岸呆等。

許多中情局官員對美國應否終結貪腐抱懷疑態度，而且主張集中用無人機空襲來嘗試消滅基地組織及其支持者。在奧巴馬的年代，中情局官員一再和將領以及受到把反貪努力視為重點的反叛亂教條影響的政策制定者爭吵。儘管有充份證據顯示美國的取向不一致，對一些關鍵人物，特別是卡亞尼和卡爾札伊來說，美國在阿富汗可能沒有全盤計劃是一個難以接受的概念。

他們選擇了以陰謀論來填補空白。卡亞尼和其他巴基斯坦軍方高層相信美國在暗中和卡爾札伊政府合謀加強印度在阿富汗的影響力，從而制衡巴基斯坦。卡爾札伊則採信了一個更精心策劃的陰謀：華盛頓在他的國家部署的越來越多的兵力，圖的是在中亞建立一個永久的立足點，並籍此和俄羅斯以及中國爭奪區內霸主地位—大博奕的終極版。

但這是瘋狂的想法，也是使拜登在2009年於阿爾格宮那樣直率向卡爾札伊說話的部份原因。那次會面的時間正值拐點；新政府正在上台，而拜登對阿富汗計劃的價值感到疑慮。美國的經濟正陷入危機，而將領眼看就會向沒經驗的總統當選人提交一個增派上千軍人的昂貴新計劃。

拜登開始建議奧巴馬走另一條路。如果巴基斯坦是真正問題之所在，他問，何不用錢防止巴基斯坦內爆？同時，美國為什麼不考慮跟巴基斯坦的傳統盟友沙烏地阿拉伯和中國直接合作，向ISI施壓，使之停止支持塔利班和其他激進組織？科爾表示，這個構思從沒有怎麼得到落實。奧巴馬同意了將領增兵的要求，在2009年年底批淮了更大規模的增兵。至於在一場失敗的戰爭中，巴基斯坦這個幻影敵人該如何處理的問題則大體上沒有人回答。

科爾的《幽靈戰爭》紀錄了自1979年蘇聯入侵起到9/11襲擊前夕為止，中情局在阿富汗的經歷。這本書記載了最終帶來可怕結果的情勢演變，讀來使人痛心不已。而《S總局》讀起來就像在看著一個汽車衝出懸崖的慢動作影片，每一格都使人感到錐心刺骨。而看起來就像沒了沒完那樣。科爾或許想嘗試完整紀錄戰爭的開端直到終結，可是歷史並不合作。奧巴馬在2014年宣佈，計劃結束美國在阿富汗的戰鬥。到奧巴馬任期屆滿的時候，將領說服他在阿富汗永久派駐數以千計的士兵。

上任沒幾個月，新總統—那個在競選時說要縮減美國海外行動規模的人—同意了五角大樓再增兵千人的計劃。在一個宣布其策略的演說中，特朗普很快的提到對巴基斯坦的批評，並要求對方終止支援美國正在阿富汗打擊的那些組織。他也呼籲巴基斯坦的死對頭印度加大對阿富汗內部事務的影響力—一個看來是想迫使巴基斯坦官員就範的威脅。隨著一年過去，事情的發展使人沮喪。在宣佈中止對巴基斯坦提供安全支援之後，總統大動肝火的在推特上開罵： "這些年來，就只有謊言和欺騙"。這會造成怎樣的反響可沒有人知道。

科爾把戰爭總結為"一個對美國力量侷限的、使人謙卑的研究案例"，"但是，由開第一槍起，15年過去了，美國總統並沒有顯得謙遜，更不要說展示出一個新的，有連貫性的政策。"

(本文在三月號印刷版的題是：巴基斯坦陷阱)

兰德报告：解放军攻台湾成功可能性大增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防务智库兰德公司2月1日发表报告说，中国解放军攻打台湾的成功可能性大大提高，美国和盟友必须加大军事投入。

兰德公司的报告说，一般认为，大规模的两栖进攻极为复杂，防御方占主要优势。报告说，主要原因是：进攻方受宽水域构成的天然屏障阻绝，必须依靠水面舰艇和运输机装载军力，很容易受到多种武器的打击，对目标进行直接攻击的速度也受到影响；两栖攻击部队的登船港口也容易受到直接袭击。

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在分析中国解放军2020年前后攻打台湾的假想情况时认为，因为中国持续的军事投入和在训练和准备方面取得进步，台海两岸双方的胜算平衡正在向中国大陆一方倾斜，部分原因是台湾方面在国防采购方面做出了欠妥的决定，以及美军未能及时应对中国常规军事能力的快速现代化。

报告说，解放军攻台的策略关键有两点：在冲突发生时快速抢占先机，以及防止美军获得和利用信息上的优势。

报告认为，中国在常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方面火力充沛，让中国有能力对美国的关键海外军事设施（机场、港口、后勤中心和航母战斗群）进行打击；另外，中国也有能力运用包括电子干扰、反卫星拦截、地对空导弹和空对空导弹和网络战武器在内的多种手段袭击美国的信息系统——侦察、通讯和定位卫星、机载情报平台、海底通信线路和军事指挥控制系统等。

兰德公司说，即使美国和台湾的军队能够部分抵抗来自中国大陆的进攻，大规模、长时间的进攻模式可以将美台方面的防御努力复杂化。

报告认为，中国这一策略的目标在于制造一个机遇期——让防御方（台湾和美国）忙于应对多个角度的袭击并尽力防止损失，而不能有效阻挡敌方攻入台湾这一最主要的进攻努力。

报告说，中国具备打击美国和台湾空军基地的能力，在现代战斗机和空对空导弹方面也有大量投入，可以给战区内美台空军带来严重损失，并可以让中国军队争夺台湾附近的空中优势，加上中国具备干扰美国侦察活动和信息系统的能力，中国有可能创造出成功攻占台湾的条件。

报告建议，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需要在作战平台、武器、基础设施和补给系统上增加投资，并且需要新的武力投射的操作概念，提高在中国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情况下及时袭击进攻方部队的反应能力，向前沿部署军力和包括水面舰艇在内的军事设施和基地，快速压制或摧毁敌方空中防御系统，加强网络作战和干扰敌方卫星系统的能力，并提高中国沿海邻国的防御能力。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2/%E5%85%B0%E5%BE%B7%E6%8A%A5%E5%91%8A%EF%BC%9A%E8%A7%A3%E6%94%BE%E5%86%9B%E6%94%BB%E5%8F%B0%E6%B9%BE%E6%88%90%E5%8A%9F%E5%8F%AF%E8%83%BD%E6%80%A7%E5%A4%A7%E5%A2%9E.html

台海航线争议中美将把毒刺导弹交运台湾

来源:
美国之音

在台海两岸因北京决定启用台海中线新民航路线导致彼此关系更加紧张的时刻，美国国防部准备开始交运台湾250枚FIM-92毒刺（Stinger，台湾称“刺针”）便携式防空导弹。

美国《华盛顿时报》星期四的“五角圈内”专栏一篇报道说，五角大楼上星期宣布一笔给毒刺导弹制造商雷神公司的9200万美元合同，这笔合同包括对台湾和波兰的军售，不过其中并没有提到这是生产毒刺导弹的资金。

肩扛发射

FIM-92肩扛发射式毒刺导弹被视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地对空导弹，采用红外线导引热追踪击中目标。这是奥巴马政府2015年宣布的一批18亿美元对台军售其中一部分。

18亿美元的军售共有10项武器系统，台湾国防部上星期公告，其中包括250枚批肩射型毒刺导弹、鱼雷延寿套件及标准2型导组段等3项共4亿5千300万美元的采购案已完成决标，250枚毒刺导弹美方将在今年起分批交运台湾。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机构（DSCA）2015年公布的对台军售称，这批Block1-92F毒刺导弹执行期间是2017年到2020年。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军方官员称，这批肩射型毒刺导弹是台湾新采购的武器，与台湾现有的车载型毒刺导弹不同，它们将被部署于光华六号导弹快艇、沱江级巡逻舰，并提供陆战队步兵营使用，以便提升部队野战防空能力及战场存活率，并且“让敌军的航空器产生重大损伤。”

航线之争

不过台湾将毒刺导弹部署于在海军舰艇的计划可能引起北京的反应。《华盛顿时报》的报道说，这对北京发出的信号是：台湾有能力以毒刺导弹捍卫M503航线一带的空域。

报道提到，在美国准备运交台湾毒刺导弹的时候，台海两岸正为近来中国启用M503航线一事而僵持，台湾政府说，中国单方面启用这个航线影响飞航安全，不过私底下台湾外交官更担心，中国的做法不仅是要迫使台湾军方将有限资源消耗在监控这个航线的活动上，在万一有中国飞机接近台海中线时升空拦截，同时这也是中国“运用‘锐实力’对台施压的一种策略。”

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贾斯丁·希金斯（Justin Higgins）的话说，美国对北京未与台北协商即修改民航路线使用一事感到担忧，他说，美国“反对台海任一方采取单方面行动改变现状，涉及台海民航及安全的议题应该由台海双方通过对话来决定。”

台湾政府指责中国未经双方协商即启用M503北上营运及三条连接航线，这个航线过于接近台海中线影响飞航安全，要求北京勿使用此一航线并与台北尽速展开协商，不过中国方面则称，这个航线是中国民航空域管理的常规工作。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说，“航线运行的精度、安全性以及可靠性”都符合国际民航组织规范，“不存在因为飞行安全而需要协商的问题。”

硬的更硬

根据台湾两岸政策协会最近针对M503航线所作的民调，74.2%的台湾民众不赞成中国单方面开通此一航线，不过台湾学者说，中国已不考虑台湾民意因素。

在公布这个民调的记者会上，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黄介正说，中国对台工作会议即将举行，3月的两会将调整对台工作人事，未来两岸关系只会紧不会松，中国对台湾的做法已脱离两岸协商处理共同事务的模式，改为片面制定法律或发布规定来定位两岸关系，M503航线的启用只是一个开端。

黄介正说，许多学者的看法是中共19大后，中国对台政策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不过以现在北京对台湾的做法来看，他认为今后中国对台湾的做法将是“软的更毒，硬的更狠”。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2/%E5%8F%B0%E6%B5%B7%E8%88%AA%E7%BA%BF%E4%BA%89%E8%AE%AE%E4%B8%AD%7C%E7%BE%8E%E5%B0%86%E6%8A%8A%E6%AF%92%E5%88%BA%E5%AF%BC%E5%BC%B9%E4%BA%A4%E8%BF%90%E5%8F%B0%E6%B9%BE.html

习近平的中国与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

来源:

民报

一、习近平从民族主义走向军国主义？

习近平上台后，倡导他所谓的中国梦，而他也强力推动他的中国梦。尽管中国的经济成长已经开始下滑，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土地广大，因此如果把国内生产毛额除以人口数，其所得到的平均值就会变成是难以威胁世界的数值，但是如果把其国内生产毛额除以共产党统治者的人数，那么这个数值就会变成很大，尤其庞大的国营企业与政府财政乃至发行人民币的中国人民银行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它又是一个不必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因此习近平在扩展他的中国梦上，可以说拥有大量的银弹与绝对的权力来推动。

正因为习近平有其他国家领袖所没有的优势，因此他就大胆地扩大国家军备、在南海造岛建设军事基地，对欧美民主国家进行渗透，收买东欧国家要分化欧盟，对台瓦解台湾的邦交国、以航空母舰、飞机骚扰台湾，……这一切的作为其实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并要称霸世界、恢复中国汉疆唐土的作为，这就让人们联想到：习近平所统治的中国跟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德国之发展有着很相似的地方。

很多人都担忧习近平在扩大中国民族主义的方向上，是要把中国带向极端军国主义的发展上面。而从另外一层面来看，中国衰败百年以上之后，因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崛起，这与“德国原本处于分裂的状态，却因俾斯麦的努力而在德国统一之后，使得欧洲的国际局势丕变”非常相像，当时德国的崛起与今日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政治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冲击。也就是说：全世界要如何面对一个新的中国？

当然，德国的发展与中国的发展在许多面向上是不同的，我们无法完全从德国的发展来类推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依剑而立者，因剑而亡”，从德国一战的失败或许可以让我们来推测习近平的中国透过武力建立霸权的可能发展结果。

二、德国的容克与德国的军国主义

1、1871年以前的德国

在1871年以前，德意志并没有统一的国家。在1806年以前，有一个名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帝国存在，但这个德意志帝国分成300多个领邦国家，这些领邦国家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各自拥有官僚与军队，并与外国缔结外交关系。当时德意志皇帝的地位是由奥地利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来担任，不过，哈布斯堡家族虽然拥有德意志帝国的帝冠，但这只是“虚饰的帝冠”。

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打败而解体。拿破仑就将“神圣罗马帝国”的300多个领邦国家加以整理成大约40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将西南德意志的16个国家组成“莱茵联邦”。拿破仑失败后，维也纳会议重新划定欧洲各国的疆界，于是“德意志联邦”在1815年诞生，“德意志联邦”由35个君主国与4个自由市组成，但这个“德意志联邦”只不过是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所形成的联合体而已，这个“德意志联邦”就持续至1867年。

2、克服国家分裂是德国必须完成的课题

像上述这样，德国在很长的期间当中，持续着国家分裂的状态，它在18世纪的时候，约有300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在19世纪时，约有40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欧洲在进入19世纪之后，无论在经济上乃至政治上，它都已成为列强竞争与进出的舞台，因为这个缘故，德国无论是要发展其工商业，乃至要进行政治的统一以支撑其工商业的发展，它就必须克服国家分裂的状态，而这也成为德国人必须完成的课题。

3、统一的两条道路——“自由主义之路”与“由最强的国家来推动统一之路”

当德国人想要达成其国家的统一时，主要有两条道路，第一条是：透过民众由下而上的力量，使大约40个国家走向自由主义，并在这个基础之上，树立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统一国家。另一条道路是在现存的国家当中，透过最强的国家（奥地利与普鲁士）之力量来统一德国。显然地，透过民众运动的力量统一德国是采取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革命之路，而透过最强国家的力量来统一德国之路则是保守的、反革命的。

在第二条道路上，要将统一德国的力量放在那一个国家的身上呢？这就有“大德意志主义”与“小德意志主义”两种方式，其中“大德意志主义”是要把奥地利包含在内去形成统一国家的方式，而“小德意志主义”则是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去形成统一国家的方式。而从历史的结果来看，以普鲁士的国家力量去推动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小德意志主义就成为德国历史的主力。

4、自由主义的失败

事实上，从19世纪初期，透过民众运动由下而上去推动“统一与自由的运动”就在进行着。例如19世纪初期，就有被称为“学生同盟”（Burschenshaft）的学生运动，学生们打着“名誉、自由、祖国”的口号，呼吁德国的统一。在1830年时，法国爆发7月革命，有3万人在汉巴哈古城进行政治的集会（Hambacher Fest）。1837年，当汉诺瓦废止宪法的时候，哥丁根大学的7位教授发起抗议运动，这被称为“哥丁根7教授事件”。

但是这些运动都一一受挫。相对地，这个时期却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德国为了对抗来自英国大量而且便宜的棉制品，就不得不导入机械制工厂，但是德国分成大约40个主权国家，其经济制度各自不同，要守住德国的经济以免于外国商品大量流入的关税防线并不存在。于是在普鲁士的主导之下，于1834年形成了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普鲁士因为组成这个同盟，就立于德意志经济盟主的地位，使普鲁士能够在日后掌握住统一德国的主导权。

5、普鲁士如何统一德国

普鲁士在1845年至1847年中间，于各地爆发了饥荒暴动，1848年，法国爆发2月革命，这在以普鲁士为首的各个德意志邦国当中，就变成3月革命而爆发。但在普鲁士，这些革命运动都无法建立起自由主义的国家体制。其最重大的理由是普鲁士的容客（Junker）这个保守势力非常坚固。容客本来是易北河以东的封建贵族，他们在15世纪的时候，把农民赶出领地，而将农地变成直营地，进行谷物生产而将之出口至英国与荷兰等地。到了18世纪，他们把他们的子弟送至普鲁士中央而独占国家的高级官吏与军官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大致独占了东易北河地方的县长之地位，将地方的审判权与警察权掌握于手中。

因为3月革命的缘故，普鲁士在1850年制定了《普鲁士宪法》。1850年代是德国工业革命展开的时期，拥有经济力量的资产阶级就追求政治发言权力的扩大，要挑战容客贵族的优越地位。1860年代前半，普鲁士发生了宪法争议。俾斯麦所提的预算案被下院否决，但是俾斯麦却强行实施没有预算的统治。尽管下院的攻击，俾斯麦成功地利用对外战争来缓和国内的政治紧张。跟着，1866年，普鲁士对奥开战，普鲁士获胜，这使得“北德意志联邦”诞生，统一了北德各邦。1871年，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以普鲁士国王为德意志皇帝的“德意志帝国”于焉形成，德国的统一完成。

在这个德国统一战争当中，自由主义势力对于俾斯麦与普鲁士政府加以反对的尖锋就钝了下来，而在军事上主导战争的军事当局其威望就大幅提高，普鲁士以及德意志帝国从此就浓浓地染上军国主义的色彩，而走上军国主义。

6、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形成

德国的自由主义无论在1848年3月革命时，或是在1860年代的宪法争议当中，在建立“控制、支配军队的体制”上是失败的。相反来说，德国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办法瓦解统帅权独立的体制。不只如此，这反而使军队，特别是普鲁士的军官团队的精神当中酿成了对自由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憎恶与反感。这个反自由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军队在德国统一的战争中就成为很有效的手段，而在思想上保守的军队就在军事上充分发挥了它的效率。

从1848年至1871年的23年之间，军队成为镇压革命与推动统一战争的手段。在普鲁士，军队的存在不单单只是成为政治的手段而已，它变成是具有自己的意志与感情的军事集团。在军队发挥其有效性的过程当中，军队的首脑集团=参谋本部就扩大了它的威望与发言力，有时会反抗国王（皇帝）与首相（宰相），有时候会具有自己的主张。于是，军事当局就像这样子化成巨大而且自立的武装集团。

三、军国主义的误国

1、走上自立化的军事集团

在这个巨大而且自立的武装集团影响之下，军队，特别是参谋本部这个军事中枢对于德意志帝国成立以后的内外情势就会做出一定的判断，并依照此一判断来拟定军事策略，并要求国内外的政策要符合这个军事战略。德意志帝国成立以后的军事当局正是依照此一动向在指挥着德国的走向。

换句话说，德国统一的战争不只是带来国家的统一与新帝国的出现，它对于德国的军事当局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对内来说就是走向军国主义与反议会主义的出发点，对外来说就是成为欧洲强国乃至世界强国的出发点。

2、德国的世界强国政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上述的情况如果更具体来说，威廉二世在俾斯麦时代所形成的军国主义之下，推动以军备为优先的重工业，而在19世纪末叶，德国就一举进入第二次的产业革命，并达成帝国主义。威廉二世就在德国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实力之下，推动其积极的世界政策，想要获取海外的殖民地。但是当时由列强所进行的殖民地分割已告一段落，因此德国的这种举动就提高了列强之间的紧张关系。德国想要从巴尔干半岛进入西亚，提出3B政策而想要建设巴格达铁路，这就与英国的3C政策冲突。在北非的摩洛哥问题上，德国与法国引发两次的摩洛哥事件。另外，德国想要进出巴尔干半岛就与俄国的南下政策尖锐对立。在这当中，在巴尔干半岛分别接受奥地利与俄国援助的斯拉夫国家的对立非常严重，而且巴尔干半岛诸国之间也展开了两次的巴尔干战争，使得紧张关系更加升高。

1914年6月，塞拉耶佛事件爆发，7月28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威廉二世基于三国同盟的规定，于8月1日对俄国宣战，于8月2日对法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

3、军事当局自我拟定战略

在塞拉耶佛事件爆发的当时，德国的首相霍威克（Bettmann Hollweg）已经决定要与俄国开战，他认为德意志帝国要在这个战争获胜，要有3个条件，亦即：奥地利要参战，社会民主党要加入，英国必须保持中立。但是参谋本部却已经拟出与首相不同的战略。前参谋总长施立分（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所定出的是两面作战计划（所谓施立分计划，Schlieffen Plan）。当时，与俄国的开战纵然不可避免，但德国期待英国的中立，英国当时也有居间协调的意图，曾向德国、奥地利、俄国提议召开国际会议进行调停，把战争限于奥地利对塞尔维亚之间。但是德国的战争指挥并没有统一到政府手中，而是由军队掌握领导权，德国就拒绝英国的调停，而由德意志帝国陆军实施施立分计划。结果，德国想要在西部战线进行突破而要通过比利时被拒绝，德国就进攻永久中立国比利时，这就使得英国对德宣战。英国乃派遣陆军至欧陆，并用海军封锁德国，于是德国就开始在海上与英国进行战斗，另一方面，俄国援助塞尔维亚参战，德国也必须把兵力分配至东部战线上。德国就因此在其东西两个部分形成东西战线，而被迫打一场困难的战争，最后终于投降。

德国军队的误国可以从如下的插曲中得知：

在8月1日时，皇帝威廉二世把首相霍威克与参谋总长摩特克（Moltke）叫过来，要做最后的决定。这个时候，英国表明中立立场的报告（不过这是对于电文解释的错误）已经传来，威廉二世就说：“我们立刻以全军来攻击东部吧！”但是，摩特克就回答：“已经在西部展开的战争不能变更，东部的军队不是已经完成准备战争的军队，……他们将成为丧失秩序的暴徒大军。”威廉二世就很不爽快地回答：“假如是你的伯父就不会这样回答朕。”这个插曲就显示出军队即使违反皇帝与首相的意志，也要固执于施立分计划的实施，军队的独自化就造成了参谋本部忘记了遵循政府的方针去拟定战略的原则，而想要使政府遵循自己的战争计划。

普鲁士一路透过武力壮大自己，进而统一德国，但是最后却也亡在军事武力之下。

四、习近平政权的强国政策与其军国主义的方向

习近平上台之后，他要推动强国政策，这一点跟统一后的德国是相同的，而且习近平在推动这个政策的过程中，以军事为后盾的姿态就不断出现。中国的解放军在平时会采用骇客战术，窃取情报资讯，对于在南海有领土争议的国家，它会先使用渔船、民兵武装、海警局的监视船等准军事手段进行骚扰，它又更进一步无视东南亚国家的抗议，在南海不断填海造陆，辟建军事基地；它透过武力的展现要成为地区霸权，并透过先进武器的采购、发明要和美国竞逐世界的霸权。对于台湾，它更是明目张胆地，以军机绕行，单方面强划M503航线……。这种采用军事武力的对外扩张，可窥见习近平的手法与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有类似之处。

只不过，习近平的中国与一战前的德国有不同的地方。德国在1873年的前后，其经济已是达到要超越英国的规模，它的科技与学术非常先进，普鲁士在俾斯麦的领导下，透过巧妙的政策解决国内的矛盾。但是在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表面上虽然登上权力高峰，但他却面临种种的政治困局。在内政上，高层的权力斗争加剧、人民反抗日增，在经济上，债务问题持续恶化、贫富不均，一个国家因为人民所在地方的不同，形成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而工业发展造成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都面临挑战。最近两周之前，北京市接连实施了“清理低端人口”、“拆除违建和广告牌”，以及“煤改气”的政策，却引发了北京许多民众的游行示威，三项措施因而被迫终止。显见，习近平政权执意推动违背民意的政策，终于踢到铁板而不得不收手。

本来，中国经济要顺利转型，塑造和平的环境，只要如同开放之初与诸国和平相处，并引进技术与资金即是最上策，但是习近平却是反其道而行，他是否会“依剑扩张，因剑而亡”，大家且慢慢走着瞧。

倒是习近平政权面临愈来愈严重的内外压力，为了解除压力，习政权发动武力攻占台湾的机率可能会增高，这是台湾人要开始思索应变的时候，孟子曾说：“国无外患者恒亡”。这个危机对于台湾来说，其实正是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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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 February 2018

强世功：权力、技术与反抗——重读《一九八四》

在1949年完成的经典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51年出版）中，阿伦特（Hannah Arendt）试图揭示一种与传统的政治治理彻底断裂的全新的政治治理模式的起源，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政治治理模式。而就在此前一年，奥威尔（George Orwell）出版了《一九八四》，它讨论了与阿伦特的著作同样的主题，只不过采取了迥然不同的讨论方式而已。阿伦特的著作依赖于一个历史学家特有的史料分析方法，沿着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从政体的角度入手分析这种全新的政治治理模式，而奥威尔则借助一个天才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见，细致刻画了极权主义政治的治理技术，可以说，《一九八四》是极权主义的治理机器的操作手册或者技术大全，它揭示了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秘密。如果说，阿伦特的著作直接针对法西斯统治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统治，并且试图比较其中的不同，那么《一九八四》不是针对任何具体的政治统治，它所探讨的是一种超越这些具体治理模式之上的极权主义政治治理的理想类型，我们从中可以找到各种极权主义政府治理的影子。如果我们不了解极权主义政治治理中权力具体运作的技术秘密，就不理解极权主义的理论原则是如何取得胜利，我们也不可能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找到反抗极权主义的手段。正是在这种权力与反抗的关系中，正是在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谓的微观权力技术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一九八四》对政治哲学或社会理论的独特贡献。

《一九八四》的故事极其简单，说的是一个生活在“老大哥”的极权主义统治之下的知识分子型党员如何反抗极权主义最后被征服改造的过程。全书共分为三部，这不仅是故事情节发展意义上的三个部分，实际上也是理论逻辑上的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极权主义的种种权力技术；第二部分介绍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为追求自由而采取的反抗；第三部分则是极权主义对反抗的征服。这部权力、反抗和征服的三部曲正是在对极权主义治理的权力运作和反极权主义的策略，以及极权主义征服反抗的技术和原则的分析中，才使我们看到现代极权主义的政府治理是如何通过权力的技术和原则组装成利维坦式的国家机器的。

一、柔软的权力

“权力的眼睛”

“大洋国”是一个在“老大哥”领导下的党所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这是一个领袖（“老大哥”）、组织（党）和政治原则（社会主义）的三位一体的统治。“老大哥”并不是通过武力征服或者暴力获得统治权，他之所以能统治是由于他代表了科学真理、代表了道德至善。然而，没有人见到过“老大哥”；精确地说，“老大哥”没有身体，因此他没有时间上的起源，也不会死，在这个意义上，“老大哥”或者“英社”没有历史，它们就意味着永恒。总之，“老大哥”的身体不再像古代国王的身体那样成为权力展开的中心，它不过是一种象征，一个人们容易辨识的伪装，真正的统治者是他身后的体制或权力机制，而不是这个具体的身体的个人，这正是古代专制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之间的重要区别。

尽管“老大哥”可能没有身体的存在，但是，人们能够随时随地感受到“老大哥”的形象和目光。这个人造的形象和目光已经构成了政治体制运作的权力技术的一部分，这就是那无所不在的“权力的眼睛”。福柯在边沁（Jeremy Bentham）设想的“圆形监狱”的建筑风格中，敏锐地洞察到了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的特征：权力是可见但是无法确知的。福柯将现代纪律社会的这种治理模式称之为“圆监体制”。这种治理技术在大洋国发展到了极致，那个可怕的“电幕”，一块椭圆形的金属板，安放在办公室、楼道里、公共场所等等，电幕视野内的一举一动和每一个声音都会被电幕所接受。

在大洋国里，监视针对的与其说是行为，不如说是思想。在这种权力眼睛的凝视中，人们暴露的不是行为，而是思想。思想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是一个通过身体等物质条件而展现的存在。如果想在电幕下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就意味着形成一种“本能的习惯”：面对电幕脸部要表现一种安祥乐观的表情。由此，电幕技术的效果则使这种“权力的眼睛”的外部监视通过内心的自我监视来完成。

“新话的技术”

语言不仅具有表达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具有建构生活事实的力量。因此，控制了语言也就意味着控制了思想，进而控制了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大洋国中所谓“新话的技术”就是控制语言并最终消灭语言的技术。这种技术的目的就是消除一些旧的词语，发明一些新的词语。这种经过删改后的词语变成了“新话”，其目的是限制思想，缩小思想的范围，并最终取消思想。在所有的犯罪中，最难察觉的犯罪可能就是思想罪，而铲除这种犯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取消思想。

正是出于这种目的，大洋国对词汇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一些用来表达复杂丰富情感或思想的形容词和副词被取消了，即使不能取消，词义也变得简单明确。有些词进行了改造，因此又创造了一些新词，这些创造是为了减少含义中的联想成分，直接达到其有限的目的。因此，大洋国不仅每年编纂新话词典，用新话来发表社论，而且用新话来改写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等等历史上的文学家的作品，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写历史。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如果说用新话改写历史上的作品可以改写历史的话，那么如何改写还没有进入文字记载的刚刚发生的历史呢？这并不是依赖简单的撒谎，而是依赖复杂的“双重思想”。

“双重思想”

人的日常思维往往依照形式逻辑，是与不是界限分明。这样的思维遵循“2+2=4”的逻辑。这样的思维可能不符合党的需要，但是，党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将谎言当作真话，这种说法不过是隐蔽的形式逻辑而已。党的高明之处在于彻底改变这种形式逻辑，而采用一种辩证思维模式，使得谎言既是谎言同时又是谬误。

就以伪造粮食亩产量为例子吧，一方面你必须意识到你自己在伪造纪录，这样你才能够根据党的需要来伪造，由此才能做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是，另一方面，你必须忘记自己在进行伪造，必须将伪造看作是真实发生的，这样的伪造才是真实的。因此，必须在伪造的同时忘掉伪造，这个过程“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就会有弄虚作假的感觉，因此也就有犯罪的感觉”。

“双重思想”是一种“细致的精神训练”。因为党员不仅需要有正确的观点，而且也需要有正确的本能。要实现高级的“双重思想”，首先必须经过最基本的精神训练技术：“犯罪停止”和“黑白”。前者意味着“在产生任何危险思想之前处于本能地悬崖勒马的能力”，后者意味着“不顾明显事实硬说黑就是白的无耻习惯”。基于这种双重思想，我们就可以理解党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柔软的权力

无所不在的监视的眼睛，限制思想可能性的新话的表达技术，取消真理的双重思想的思考技术，以及其它训练集中情感或者弃绝情感的种种诉诸身体的日常生活的权力技术，这些技术结合在一起，从外部到内心，从身体到思想，从情感到本能，对每个人都进行了全面的训练，最终使得服从“老大哥”的统治成为本能。由此可见，极权主义统治不仅仅依赖于阿伦特所谓的“暴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恐怖”，更主要的是依赖这些细致入微、精巧柔软的权力技术。即使是新话的技术，我们很难概括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符号暴力”，它不是语言或者思想的无形强制，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灌输，它并没有强迫你接受，而仅仅是取消了思想的可能性，这些技术往往是“反暴力”的。如果没有这些细致入微的、精巧的权力技术，阿伦特所谓的“恐怖政治”也是不能持久的。

和这种技术相比，中世纪的火刑、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日本法西斯的大屠杀、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甚至中国古代的凌迟和五马分尸等等，这些以“暴力”和“恐怖”为基础的权力技术显得多么拙劣和愚蠢。中世纪的火刑不但没有征服异教徒，反而使异教徒成为“殉难者”或者“圣人”，竟然成就了异教徒的名声；断头台、集中营、大屠杀和凌迟分尸针对的仅仅是被统治者的身体，或者囚禁或者消灭。如果把臣民都囚禁起来或者杀光，那么统治者统治谁呢？谁来供养统治者呢？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用征服取代了屠杀的策略，并且汲取了中世纪的教训：“决不能制造烈士”，因此它们在公审中发明许多技术来打垮敌人的人格尊严，但是几十年之后这些人依然成为殉难的烈士，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供认是逼出来的，是屈打成招的，是虚假的，因此是可以平反的。正是基于这种经验教训，大洋国权力技术的目标是彻底的改造。对于这一目的，军队、警察、监狱之类直接的、暴力恐怖的、赤裸裸的权力技术是不能实现的，只能采取监视、新话、双重思想之类的针对语言、思想和内心世界的种种柔软、流变、富有弹性的权力技术。实际上，前一种技术只是作为后一种技术的补充而存在的。　

二、反抗：思想与身体

“2+2=4”

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在一开始就出场了，但是在第一部中，他的出现仅仅是为了将上面所提到的种种权力技术通过人物的活动组织起来。他的故事实际上是从第二部开始的。在这种权力技术网络中，温斯顿思考的是反抗，但是反抗的支点是甚么？这是令温斯顿颇为苦恼的事情，“我懂得方法，我不懂得理由”。尽管他熟悉种种极权主义的种种权力技术，即方法，但是，是甚么样的原则或者理由将这些方法统一起来呢？在这些方法中，温斯顿发现党的哲学否认经验的有效性，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因此，反抗的支点就是坚持“2+2=4”这样的简单真理。

这一反抗原则意味着必须找到那些经历过革命、知道革命成功后历史如何被歪曲或伪造的人。但温斯顿最终发现普通人，或者说无产阶级，并不是反抗的力量。正是基于对普通人或无产阶级深深的鄙视和失望，温斯顿开始寻找在“2+2=4”的自由原则下确立的反抗组织，包括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且现在依然在暗中活动的“兄弟会”。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将记忆建立在抽象而关键的历史事件上。

“腰部以下的叛逆”

在寻找“兄弟会”的过程中，温斯顿结识了在革命红旗下长大的裘莉亚，一个肉感、健康、活泼开朗、表现积极、洞悉党内生活技巧的年轻女子，开始了他幽暗的反抗与爱情生活。其实，他们的幽会谈不上甚么爱情，幽会对于他们二人来说是一种反抗行为。在此之前，裘莉亚和许多党员睡过觉，温斯顿甚至认为她和党员睡觉越多，他就越爱她，因为这样就能够腐化、削弱、破坏党，这种“动物的本能，简单的不加区别的欲望……就是能够把党搞垮的力量”。因此，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是一种政治行为。

尽管温斯顿和裘莉亚的欲爱成为一种政治的反抗，但是，他们两人对反抗的理解是不同的。尽管裘莉亚憎恨党，但是她对党的批评无法上升到一般的理论层次上来，她的反抗仅仅是因为党禁止她享受生活。这种反抗理念的不同不仅反映出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因为裘莉亚是在党的红旗下长大的，从小就接受了党的教导和理论灌输，而且反映了两种反抗方式或者反抗的风格。温斯顿的反抗是一种系统的、有理论原则、有组织体系的整体性反抗，这种反抗建立在抽象的思想原则的基础上，而裘莉亚的反抗代表了一种随机的、分散的、偶然的、局部的、机智的、随时随地的反抗，这种反抗建立在身体的基础之上。每当温斯顿给她谈起党的理论、英社原则、新话技术和双重思想的时候，她就感到厌倦。但是，每次她都是兴冲冲地来到他们幽会的小屋，就是为了在脸上涂脂抹粉，撒上香水，“我要穿丝袜，高跟鞋，在这间屋子里我要做一个女人，不做党员同志”。这就是反抗的宣言：反抗正是通过展现一个女性的身体来实现。因此，在温斯顿看来，裘莉亚的反抗仅仅是“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

裘莉亚的反抗要“推溯到她自己在性方面的强烈意识”，但是这种身体的反抗与温斯顿思想的反抗是紧密相关的，身体的反抗本身会产生类似于思想反抗的效果。在思想反抗中止的地方，正是性爱本能发酵的地方；在没有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的地方，唯有原始的性本能才能创造出自己独立的自由空间，彷佛唯有这个地方是党所不能控制的。这种不受意识控制的自由比起“2+2=4”来说，要更为具体，更加真实，更有力量。

爱情：反抗的新支点

正是在思想与身体的这种关联中，温斯顿和裘莉亚的关系发生了转化，如果说温斯顿和裘莉亚第一次做爱是作为政治反抗的“意志行为”，那么第二次之后，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厚的柔情”，来自情感的爱取代了来自思想意志的反抗。这使得温斯顿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以前对无产阶级或者群众的鄙视。无产阶级可能没有甚么理论，也没有甚么组织，但是他们拥有最朴素的情感，他们并不忠诚于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思想，他们却相互忠于对方。因此，爱一个人，是党唯一不能剥夺的财产。这种爱的力量使温斯顿认识到无产阶级仍有人性，他们没有麻木不仁，保持着原始的情感。无产者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性爱生活延续了生命，从而延续了保存“2+2=4”这一秘密的头脑。

在这种爱的情感意识中，原来两种格格不入的反抗——革命前后成长起来的两代人的反抗、基于思想的整体性反抗与基于身体的随时随地的分散化反抗以及知识分子的反抗与无产阶级的反抗——相互融合在一起。爱的力量突破了所有反抗的界线，并且为反抗带来了新的支点：这个反抗支点不再是“2+2=4”的理性认识，而是连自己都无法改变的人性。因此，温斯顿对自由有了新的理解，自由不再是承认“2+2=4”，而是不出卖裘莉亚，只要自己不出卖裘莉亚，即使承认“2+2=5”都无所谓，这是反抗的新的力量和支点。

三、“最后一个人”：身体、思想和情感

“痛苦面前，没有英雄”

温斯顿如愿以偿地加入了秘密组织“兄弟会”。这是一个和党组织一样具有铁的纪律、为了革命事业不惜将镪水泼在小孩脸上的组织。然而，就在他们接受这个反抗组织的系统理论，享受爱情生活的快乐的时候，他们被捕了。电幕就隐藏在房间里一幅油画（传统自由生活的象征）的背后。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党如何征服和改造这两个反抗者了。征服的第一步就是让温斯顿招供。在这个阶段，各种各样的酷刑成为最为普遍的征服方式，因为“在痛苦面前，没有英雄”。不过，对于温斯顿这样的党员来说，仅仅采取肉体的惩罚和折磨是不够的。肉体的拷打和折磨不过是一种威胁，最终要在思想上认罪。因此，以拷打为主的粗汉子警察被戴眼镜的党内知识分子所取代了。尽管后者也采用身体上的折磨，但是这一切不过是为了侮辱他，打垮他的辩论说理的能力，因此无休止的拷问比拷打更为有效。在这拷问中，让他说漏了嘴，让他前后矛盾，然后抓住这些矛盾追问，直到他说出思想警察想要的东西。

“2+2=5”：党的哲学

仅仅承认自己的罪过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种承认的罪过可能是酷刑加诸身体的产物，是屈打成招的结果，这样的东西是不可靠的，有可能被后来的人们所平反。这也正是苏联肃反运动中采取的这种拷问技术的缺陷。大洋国的极权主义正是要克服这种拷问技术的不足，它不满足于消极的服从，而要出于自由意志的投降。实际上，这种技术关注的是如何改造一个人，争取他的内心，使他脱胎换骨。

因此，征服的第二步就是让温斯顿在思想上放弃“2+2=4”的自由原则，真心实意接受“2+2=5”这样的说法。这一层次的改造主要诉诸思想的斗争，身体的折磨仅仅是为了促进思想认识的转变。对于温斯顿来说，“2+2=4”是一个外在的客观规律，一个人如何能够相信“2+2=5”呢？对于这种关于存在与意识的哲学本体论思想，必须用哲学的原则来摧毁。党的哲学就是：一个人没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只有经过训练的头脑才能看清楚现实。你以为现实是一种客观的、外在的、独立存在的东西，这可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个人的头脑可能犯错误，而且反正很快就要死亡；真正的现实只能存在于党的头脑中，党的头脑是集体的、不朽的。因此，党认为真理就是真理。除了通过党的眼睛，是没有办法看到现实的。

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存在绝对不是某些人的利益需要，而是真理的需要，哲学的需要，因而也是所有人的需要。党的存在正是为了克服个人的无知、错误、渺小、死亡，而成为全知、真理、伟大、不朽之所在。因此，党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它是我们渺小个人的永恒的监护人。一个人“如果他能绝对服从，如果他能摆脱个人存在，如果他能与党打成一片而做到他就是党，党就是他，那么他就是全能的、永远不朽”。

文明与人性之恶

在存在与意识、个体与集体这种复杂的哲学关系中，温斯顿还能如何反驳呢？党的统治并不是为了人们的利益或幸福，或者人人自由平等的天堂。在大洋国看来，纳粹党和苏联共产党的主张依然是一种伪善，它们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动机，而英社的党尽管在方法上和它们类似，但是重大的区别就在于公开承认自己的目的：“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它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有兴趣。……迫害的目的是迫害。拷打的目的是拷打。权力的目的是权力”。

党之所以对权力如此感兴趣，就是因为权力意味着对人的控制，对身体的控制，尤其是对思想的控制，通过对思想的控制进而实现对外在物质世界的控制。但是，党追求赤裸裸的给人带来痛苦和耻辱的权力，不是为了实现更美好的社会，而是为了将文明建立在“恐惧、仇恨和残酷”之上：“这种世界与老派改革家所设想那种愚蠢的、享乐主义的乌托邦正好相反。这是一个恐惧、叛徒、折磨的世界，一个践踏和被践踏的世界，一个在臻于完善过程中越来越无情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里，所谓进步就是朝向越来越痛苦的进步。以前的各种文明以建筑在博爱和正义上相标榜。我们建筑在仇恨上。”

这是一种新型的文明。如果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明是对人性中恶的遏制和善的张扬，那么这种文明完全与此相反，它是对恶的彰显和善的摧残。问题在于：为甚么文明不能建立在人性恶之上呢？在这样的文明中，没有人性，只有党性。而温斯顿所坚持的“人性”使他成为旧的文明中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人”。在这种新的文明中，人已经绝迹，他处在历史之外。这种关于存在与意识的认识论哲学，这种关于集体和个人的历史学，这种关于人性善与人性恶的伦理学，与权力的种种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它们构成了这些权力技术的原则，构成这些成为权力技术运作的原理，成为统摄这些权力技术的力量，成为温斯顿一直搞不清楚的支撑权力技术的“理由”。

“最后一个人”

在思想意识的层面上，“最后一个人”被彻底地征服了。当黄昏的阳光穿过了牢房的铁窗，温斯顿不自觉地写下：“2+2=5”。但是，这里征服的仅仅是思想上的人，他如同在海上与鲨鱼搏斗的老人，失败的大旗上依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党性没有成为他的人性，仇恨、残酷没有他的人性。他没有被征服，征服的仅仅是思想，在心灵深处，在情感无边的海洋中，他依然保持着裘莉亚的爱，对裘莉亚的爱和对“老大哥”的恨成为他最后的自由。

然而，这样的自由也是不可能的。党要的不仅是你在思想上的忠诚，而且需要情感上的忠诚。“你必须爱老大哥。服从他还不够；你必须爱他。”这是“老大哥”的要求，控制温斯顿的情感就是对他最后的征服。这样的征服既不是诉诸肉体的折磨，也不是诉诸理论的辩驳，而是伸入到每个人神经深处最为隐秘的地方。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最软弱的恐怖，对于温斯顿来说，老鼠就是他的天敌。当装满饥饿的老鼠的笼子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剎那间丧失了神志，成了一头尖叫畜生”。他出卖了裘莉亚。

四、政治哲学的危机

对于生活在极权主义统治之下的温斯顿而言，他熟知的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技术，令他困惑的是统摄这些技术的原理；相反，对于我们这些熟知极权主义治理的人们来说，我们知道的仅仅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原理，但是我们对极权主义的治理技术却知之甚少。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让我们明白，极权主义建立在以建构理性为基础上的知识论之上，柏林（Isaiah Berlin）让我们明白极权主义隐含在“积极自由”的概念之中，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让我们明白极权统治来源于社会结构夷平化过程中公民精神的衰落，阿伦特告诉我们极权主义来源于恐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治。但是，有谁告诉我们，极权主义的治理术是甚么？极权主义是如何有效地进行统治的？这些极权主义统治的原理是通过怎样的技术组合而构成一个利维坦式的国家机器的？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政治哲学家，政治哲学追求形而上的一般理论而将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排除在外，导致它在对应现代性问题的时候，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

古代的政治哲学是围绕着德性政治以及政治组织体制展开的，这两个主题在后来发展为合法化政治和政治体制问题，前者讨论政治的基础，社会契约论、正义论、平等理论就是在这个主题下展开的；后者讨论的是以“民主”和“宪政”为核心的政治体制问题。政治哲学在两方面的繁荣恰恰是以治理术的缺席为代价的。实际上，在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中，治理技术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对家庭和个人的治理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些内容在我们今天往往纳入到伦理学中来讨论，但是，在缺乏现代人严格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区分的古希腊，个人的伦理生活实际上就是公共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邦的治理首先就体现为对个人的治理、对灵魂的治理，尤其是对君主和家长的治理。然而，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开始的去道德化的现代政治哲学不仅使得政治哲学与伦理学彻底分离，而且使得治理技术与合法性政治相分离。治理技术主题最终被政治哲学所拋弃，变成了与政治哲学毫无关系的政治科学或管理科学，“国家理性”的学说发展为政治经济学和治安科学，由此构成了福柯所谓的权力的法律理论与权力的治理理论之间的紧张。

正因如此，政治哲学在近代以来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一方面现代政治哲学拋弃了古典哲学中对德性的探索而转变为一种“低度的政治”；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实证科学化的努力中，拋弃了作为伦理德性的个体化的技术纬度。从而当我们在理论上陷入到种种关于正义、自由、平等的宏大构想中，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却陷入到政治科学支配下的全面治理之中。政治哲学与全面治理的现实生活之间具有无法跨越的鸿沟，由此构成了政治哲学在面对现代性问题时暴露出自己的危机。这意味着政治理论不仅丧失了哲学的纬度，而且更主要的是丧失了社会学的纬度。如果说现代社会理论的出现是为了解决政治哲学在现代所面临的困难，那么这种社会学的解决问题从来没有进入到政治哲学的纬度中。于是，韦伯（Max Weber）关于官僚制的组织技术的分析，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关于监视和书写的分析，以及福柯关于微观权力技术的分析，在政治哲学中除了用来作为对现代性的抽象批判之外，并没有自己的真正的独立位置。如果用福柯的话来说，政治哲学的危机可能就在于仅仅集中在围绕主权权力展开的权利理论，而忽视了围绕作为全面治理社会的纪律权力。

因此，如果说温斯顿仅仅知道极权的技术而不知道极权的理由，那么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熟知的是自由的理由，但是我们不知道自由的技术。把《一九八四》作为政治哲学的经典来读，正是为了在政治哲学中恢复被遗忘的治理技术这种传统的主题，它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解剖、解构极权主义的权力技术，而且要发掘、恢复和发明自由的技术。自由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宏大的理论上，而同时应该附着在可操作的技术之上。这正是福柯晚年关注伦理学，尤其是古希腊的自我技术所具有的政治意蕴。实际上，他正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继承了启蒙的传统。

极权主义将极权主义的理论和极权的技术组装成国家的机器，而我们对极权主义的反抗仅仅限于理论层面，自由主义仅仅限于理论，我们缺乏的是自由的技术或者自由的牙齿。因此，我们当下迫切的工作就应当像《一九八四》那样，在揭露极权的技术秘密的同时，发掘自由的技艺，发明自由的艺术，在不同领域中开辟自由的可能，从而将自由的理念建筑在生活的实践中，而不仅仅是奠基在抽象的理论之上。

如果回顾自由的历史，我们发现一些古代的自由技术失传了，比如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在大学的学术思考中彻底失传了，讲坛不再是启发思考的地方，而是灌输真理的地方；一些古代的自由技术被极权主义征用了，比如古希腊展示自我、个性和美的身体锻炼被纳入到国家治理（比如军队和学校的训练）中，成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比如国际体育比赛）；一些自由的技术萎缩了，比如古希腊的演讲辩论技术从公共生活中引退到今天狭小的司法审判领域中，法律修辞技术直到目前才成为法律与文学运动的一个主题。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发现人们在追求自由的实践中，尤其是60、7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不断地发明种种全新的自由技术。非暴力抵抗可以说是当代社会中一项最重要的自由技术的发明；通过法律实现自由不仅是美国的司法制度（尤其是司法审查制度）的追求，也是60年代以来美国民权运动的成就；计算器技术也不过是60年代的自由解放运动的产物。正是这种自由的实践，将自由的原理转化为一种自我技术（self-technique）。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需要重新回到古典的传统中，将法律技术和伦理技术纳入自己的思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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