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 March 2017

程翔 - 「六七暴動」，遺害至今

星期日生活   2017年1月22日

【明報專訊】今年是香港1967年暴動的50周年。這件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事件，其爭議性和敏感性至今未稍減。香港主流社會稱之為「左派暴動」，但香港左派則堅持要稱之為「反英抗暴」。即使是十分同情左派的北大法學院副教授強世功試圖用一個比較中性但仍然帶有肯定意義的名詞「六七抗議運動」來稱呼它，也遭到極左人士的鞭撻，其敏感性於此可見。

這場暴動的成因，既有內因（即香港自1949年以來積累下來的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又有外因（即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向境外蔓延），而以外因為主，如果兩者可以量化的話，我認為內因三成、外因七成。為什麼內因只佔三成？我們以「六七暴動」之前發生的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五分錢，引起民憤造成騷亂為例子，其大背景同樣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匯聚，但當時香港左派沒有介入，騷亂雖然也造成1死18傷，1800多人被捕，但只不過幾天便平息下來。所以，單是內因，不可能造成持續半年多，遍及全港九新界、傷亡近千人的大規模暴亂。
香港左派當然不會同意這個「三七開」的分析。2013年12月，工聯會印發《工聯會與您同行——65周年歷史文集》，形容這場暴動為「愛國、反殖、反迫害、要求人權」的鬥爭，它說：「1967年的反英抗暴，是哪裏有壓迫，哪就有反抗理論的印證，其性質是一場香港市民不滿港英高壓統治及民生困乏而進行的反擊，是愛國、反殖、反迫害，要求人權、生存和維護權益的鬥爭」。工聯會的論述只字不提文革因素，這種非常偏頗的論述，至今仍然是左派的主流看法。

本來，任何社群對任何事情都可以抱持任何看法，這是社會多元化的一種現象。問題是，隨着中共的崛起以及對香港的影響日益增長的情况下，香港左派這種偏頗的看法，愈來愈影響着主流社會的正常運作，這就值得我們關注。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必須分析一下「左派」這個群體在「六七暴動」前後的狀態。這裏必須界定什麼是「左派」。在香港這個特殊的政治環境，左派可以有狹義和廣義兩種解釋。狹義的，是指凡是在組織上加入了中共地下黨以及其領導的機構的人士，以及生活來源主要依靠這類機構（企業、學校、社團、各類事業）的職工。廣義的，則除了上述群體外，還包括在思想上感情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及其領導的都可以稱為「左派」。換言之，狹義的，以組織劃線；廣義的，以思想劃線。本文所指的「左派」主要是指狹義的「左派」。但筆者必須在此聲明，我絕對無意「一竹篙打沉一船人」，在我認識的「左派」人士中，絕對有好人，例如被《消失的檔案》紀錄片羅恩惠導演所讚許為「香港的恩人」吳荻舟和我《文匯報》的原上司金堯如等，他們是「左派」裏極開明、理性和具有良知、具有反省能力的人，可惜這些人鳳毛麟角，「左派」作為一個整體，仍然是一個比較落後的群體。

六七前後的「左仔」

「六七暴動」前，香港「左派」代表一股新興的社會力量。「左派」事業蓬勃發展，人才輩出，在香港愈來愈受主流社會接受乃至歡迎，這是事實。但是在「六七暴動」期間，「左派」由於採取「極左」的鬥爭方法，漸漸脫離群眾，而且因為鼓吹和使用暴力，使「左仔」成為「恐怖分子」的代名詞。所以，暴動之後，他們長期受到主流社會排斥，原本很興旺的左派事業一蹶不振。左派群體處於一種「政治上慘敗，經濟上困頓，社會上遭到邊緣化」的狀態，這使他們在往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抬不起頭來，長期處於強世功教授所描述的「無言的幽怨」的狀態中。

但是，對他們造成更大傷害和令他們感受到壓抑的，恐怕還是中共對「六七暴動」的全盤否定。毛澤東逝世後，中共全面否定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由於「六七暴動」是文革的境外延伸，自然也受到全面否定，這就使很多懷抱着「愛國、反殖」旗幟積極參與「六七暴動」的人頓失精神支柱，很多人因而精神崩潰，筆者有位《文匯報》同事更因此而走上自我了斷的絕路。

如果僅僅是香港社會對他們的排斥，他們還可以勉強以「愛國反帝」為由替自己開脫。但是遭到「阿爺」的否定，則從根本上摧毁了他們的自信心：一覺醒來原來是犯了「左傾」幼稚病，盲目地執行了錯誤的路線。對他們來說，得不到港人的諒解他們並不在乎，但得不到「阿爺」的認可就真的是要了他們的命。

在這種精神狀態下，他們唯有自己「抱團取暖」。在「六七暴動」之後的15年（1967至1982年）裏，他們過着一種「兩邊不是人」的日子。作為一個群體，他們不但被香港主流社會邊緣化，更被「阿爺」冷落了。直到1982年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阿爺」需要借助「基本群眾」的支持，他們才總算開始「政治翻身」。

邊緣化後形成性格缺陷

在這15年間，香港的「左派」形成一種十分不健康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一直持續到今天，並且影響着今天的政治生態，其特點如下：

一，「唯我最愛國」、「唯我最革命」的心態十分嚴重。由於「愛國」、「反帝」是他們在「挾着尾巴做人」的日子裏唯一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他們在「兩邊不是人」的日子裏相濡以沫的信念基礎，所以這種自詡「愛國」的心態令他們千方百計要壟斷對「愛國」的解釋權（什麼叫「愛國」）和定義權（誰愛國誰不愛國）。形成他們動不動就質疑人家是否「愛國」，一切以是否符合他們的「愛國」標準來劃分敵、友、我。問題是，他們的愛國標準，是非常狹窄的，這一點詳下。

二，「階級鬥爭覺悟」很高，「對敵鬥爭立場」很堅定，所以，他們的「鬥爭」神經線始終繃得很緊，這種「立足於鬥」的特點是今日很多「左派」人士普遍存在的性格特點，尋找鬥爭對象則成為他們存在的最大價值。

三，「排他性」很強：對內則排斥非我族類的政治人物，對外則形成狹隘的民族主義。由於他們長期處於社會邊緣，環境迫使他們一方面孤芳自賞（這是「唯我獨愛國」的結果），另一方面疑神疑鬼（這是「鬥爭」意識過高的結果），形成他們只認同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內的人物，對小圈子外的人持有猜疑、防範、排斥的心態。

四，文化水平偏低，外語能力薄弱，現代知識匱乏，欠缺國際視野。香港「左派」由於受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接受了毛澤東「知識愈多愈反動」的錯誤觀點，在香港掀起「抵制奴化教育」運動，所以普遍不重視文化，對英文更是鄙視。由於仇恨西方世界，使他們不願意接受現代知識，所以都不具備國際視野。

五，獨立思考能力欠奉，「盲目服從上級」變成他們習慣性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由於中共強調「五個統一」（即「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使到整個「左派」群體最要命的地方是無法培養出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們只知道盲目服從上級而不論其對錯。

香港左派社群呈現這些「性格缺陷」（character flaw），也許他們自己也不自知，非左派人士更無從了解。筆者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加入《文匯報》，從「非左派」的大社會進入「左派」這個小社會，頓覺極大的反差，正是這些強烈的反差，令我很早就思考將來一旦他們掌權會對這個社會帶來一些什麼消極的影響。

「陰謀論」上綱上線

這裏不妨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種嚴重的性格缺陷如何形成他們對人、對事、對政策的扭曲的看法。

1. 對「美孚新邨」的攻擊

在1968年，美資的美孚石油公司（Mobil Oil HK Limited）將其位於荔枝角的油庫遷往青衣牙鷹洲，將原址改建為美孚新邨，這是香港第一個以中產人士為主的大型屋邨，亦是香港進入小康社會的一個標誌。在當時，它是物業管理上的一個創新，是香港第一個建立現代屋邨管理制度的地方。所以當它推出的時候很受香港中產階級歡迎。1974年我加入《文匯報》不久，負責經濟新聞的採訪。我收到新華社（即今天的中聯辦）的通知，不能「宣傳」美孚新邨，因為它是美帝國主義藉地產發展輸入美國的管理意念和生活模式，從而間接輸入美式的意識形態。我接到這個通知，簡直是啼笑皆非。

從這個例子人們可以看到很多問題：一個地產發展項目，可以被扭曲為意識形態入侵的計劃；發展這個項目的動機是發財，卻被扭曲說成是政治陰謀；明明是一個社會進步的象徵，不但不歡迎它，反而是刻意去貶損它。

2. 對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的懷疑和防範

美孚新邨是對事情的曲解，對人又如何呢？我這裏可以舉已故香港大學黃麗松校長為例。1972年黃麗松教授出任香港大學校長，是港大60多年來第一位華人校長。當時我尚在大學，我們普遍認為這是經歷「六七暴動」後，港英當局有意緩和華洋矛盾，主動地在重要的非政權機構實行華人化政策，是值得歡迎的事。我加入《文匯報》後，報社領導告訴我，黃麗松長期在馬來亞的大學教書，配合英國殖民地政府圍剿馬共，所以，英國政府派他來港，就是要配合港英鎮壓香港的共產黨。中共這樣看待黃麗松，完全是站在「政治陰謀」、「對敵鬥爭」的角度看，我當然無法認同。黃麗松是否有配合英國圍剿馬共我不知道，但斷言他來港是要協助港英圍剿港共則難以置信。「左派」對他的偏見一直持續到1982年鄧小平接見黃麗松請他協助培養97後的治港人才後才漸漸消除。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左派」動輒以「政治陰謀」、「對敵鬥爭」的角度看待別人，造成對人的錯誤定性，也強化社會敵對意識。

3. 批判「夏令時間」

1973年石油危機後，西方國家普遍實行「夏令時間」藉以節省能源，香港作為西方經濟體的一部分亦都跟隨實行「夏令時間」。但是「左派」領導竟然說這是港英一個分隔香港和內地的陰謀，使兩地無故出現時差，從而在生活上離間兩地人民。這種謬論持續到八十年代大陸也跟着實行「夏令時間」後才銷聲匿迹（大陸是在1986年實行，1991年取消）。

夏令時間這些雞毛蒜皮的事尚且可以上升為政治陰謀，則他們對港英七十年代以來種種社會改革都持批判態度就可以理解。港英在總結「六七暴動」後採取的社會改革措施都被認為是用來麻痹群眾的「改良主義」懷柔政策，藉以同「愛國陣營」爭奪群眾。「爭奪群眾」一詞，說明他們感受到香港社會愈發展，抱殘守缺的「左派」就愈失民心，他們被邊緣化的情况也就愈嚴重。

所謂見微知著，從這些對人、對事、對政策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原來在「左派」眼中，遍地是陰謀，到處是敵人。小事尚且可以上綱上線曲解為政治陰謀，則到真正重大政治事件發生時，陰謀論就會更加鋪天蓋地而來。這些都是我親身經歷的事例，它使我自此對「左派」散發出來的任何「陰謀論」都嗤之以鼻。

回歸後 落後取代先進

「左派」這些與香港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文化特徵，符合社會學家所稱的「受圍困心態」（siege mentality）。這種心態，形成於「六七暴動」後長達15年的龜縮期，卻嚴重地影響着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和環境。本來，任何社會都會有一些有嚴重「反社會」傾向的人，不足為奇。社會學家稱之為「亞文化群體」（sub-cultural group），通常這些群體由於缺乏政治能量，對社會不會帶來太大的危害。但是，香港「左派」由於與中共有血緣關係，當中共對香港的影響力日益增長時，香港「左派」（中共的「親兒子」）哪怕再愚昧落後、無知無能，也終於有「揚眉吐氣」的一天。問題就在這裏：當一個在回歸前相對落後的「亞文化群體」，在回歸之後憑借「阿爺」的權威（而不是自身的能力）要取代比之先進的主流社會時，香港就無可避免地會出現倒退和撕裂。

回歸以來，這種以落後取代先進的例子比比皆是，筆者認為，最嚴重的有以下幾種：

第一，以水平較低的人取代水平較高的人。

香港的左派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依靠的群體，他們自身承擔不了「治港」的任務，辜負了國家多年的培養，卻對一些有能力但不盡認同他們看法的人進行排擠。這使香港很多能人都無法貢獻社會。

從中共「白區」工作的經驗看，地下黨以及它所領導的親中共群眾（即本文所說的「左派」）是承擔着在「解放大城市」後對該城市的領導及管理工作的。中共對香港雖然並不打算採取過去的「解放大城市」的模式，但在「六七暴動」前的左派不少人仍然是肩負這個任務的。但是，經過「六七暴動」後，香港左派陣營整體而言急劇退化並落後於主流社會，使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文化水平和國際視野去管理一個現代化大都會。這從臨近九七才匆匆派譚耀宗去英國惡補英文可見一斑。

中共對香港「左派」的不濟是瞭如指掌的。早在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時，筆者就不止一次地聽到中央一些官員私底下憂心忡忡地指出，「九七後我們自己的人無法有效管治香港」。據筆者了解，若干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港澳事務的曾慶紅就曾經對民建聯的訪京團說，中央對民建聯很失望，國家培養了你們這麼多年，到現在還是改不了形象，出不了人才（大意）。其實，這不是一個民建聯的問題，而是整個「左派」的共同問題，其根源就是我上文提到的「文化缺陷」。只要這個問題不解決，整個「左派」都不可能出人才。

舉一個例子：民建聯的創黨主席是曾鈺成。作為創黨主席，他自必然會受到外國傳媒的追訪。由於他經常接受外國傳媒的訪問，竟然成為他不見容於民建聯的罪狀之一，而理由卻是十分可笑：民建聯有人認為他經常接受外國傳媒採訪，是想突顯自己英文好，使其他人不能挑戰其領導地位，因為民建聯內部沒有人具備他的外語能力。這種責難簡直是滑稽無聊。難道作為香港第一大黨，派出不懂英文的人進入香港的最高決策部門行政會議（他們連用英文撰寫的報告都看不懂）才是香港之福？對一個民建聯的創黨主席仍然百般刁難不服氣，你能期待「左派」能出人才嗎？

對根正苗紅的曾鈺成，尚且因為他會說流利英語而不見容，其他人就更等而下之。筆者認識幾個港大校友（例如為國捐軀的陳毓祥）都願意加入民建聯做中常委可惜始終都未能如願以償。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自從「六七暴動」後形成的「一左二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對「左派」的評語）的群體性格特點，是如何妨礙「左派」產生一些讓港人折服的人才。倘若出不了真正的人才，卻動輒欲佔據香港的領導地位，其不令香港倒退撕裂幾稀矣！

第二，以落後的意識形態來取代比較先進的意識形態。

隨着左派話語權的逐漸增加，他們那種比較扭曲的意識形態逐漸蠶食了香港社會原有的比較正常的意識形態。這裏舉兩個比較嚴重的例子。

1. 顛倒了香港的「是非觀」和「價值觀」。

回歸後，在「左派」的壓力下，特區政府通過頒授大紫荊章給楊光的舉動，變相為「六七暴動」平反。在2001年的授勳中，特區政府給楊光頒授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同年卻頒發低一等的金紫荊星章給商業電台總經理何佐芝。前者是發動「六七暴動」的（台前）主將，卻得到最高榮譽，後者是反「六七暴動」電台（其播音員林彬因反暴動而被活活燒死）的老闆，只能得到次一等的待遇。這種完全顛倒香港主流社會價值觀、罔顧大多數香港人感情的處理方式，必然會造成社會的撕裂。

2. 通過壟斷對「愛國」的話語權，宣揚一些「盲目愛國主義」。

上文指出，「愛國」是左派藉以度過「兩面不是人」的充滿「無言的幽怨」日子，也是回歸後他們最大的政治資源，因此他們有必要設法壟斷對「愛國」的定義權。所以，「愛國」的定義愈窄愈好，否則這種政治資源就會被人分沾。根據他們同中共的血緣關係，他們眼中的「愛國」，必須同時要：

愛黨以及黨的最高領袖；
愛黨建立的「一黨專政」制度；
愛黨建設的社會主義事業、中國夢；
愛以中共為領導的中國；
愛中共提倡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這就使「愛國」成為只能夠由他們自己享有的一種特殊的政治權利，同廣大人民無涉。這種險隘的「愛國」定義，與鄧小平當年設計「一國兩制」時的定義相去甚遠，完全背離了鄧小平的原意。

美國三名政治心理學家Robert T. Schatz、Ervin Staub和Howard Lavine發表了一篇文章，論述兩種愛國主義，一種是「盲目愛國主義」，另一種是「建設性愛國主義」，前者的思想特點是：1，毫不置疑的正面評價；2，毫不動搖的支持；3，不能接受批評；4，對象徵性行為（如對國旗致敬）賦予過高的重要性。與此相適應的行為模式則是：1，政治上不妥協；2，狹隘民族主義；3，強調外來威脅；4，選擇性地接收對國家好評的信息。相反，建設性愛國主義的思想特點是為謀求正面的改善而對現行政策進行質疑批評，與此相適應的行為模式則是：1，政治包容度高；2，對異己的吸納性強；3，政治運作效能較強；4，個人的利益、知識和行為都比較包容寬宏。

從以上所列舉的特點看，香港左派所提倡的「愛國主義」完全符合「盲目愛國主義」的定義。這種意識形態，同香港社會長期來形成的多元、開放、包容、理性的特點格格不入，這就造成很大的撕裂。近年社會湧現出的「愛」字頭組織，打着「愛國」的名義，採取紅衛兵、義和團式的手段去「肢體攻擊」被他們認為不愛國的人，又發動內地「五毛」去群起而攻一些有民主傾向的香港影藝界人士，杜絕他們在內地登台演出的機會，這些情况，在在說明香港社會原先比較先進的文化、意識形態正被一種水平比較落後的文化、意識形態所侵佔。

第三，以「極左」觀點誤導中央，使中央無法準確判斷香港的實際情况。

2003年香港發生50萬人示威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中共高層非常緊張，要求各部門認真研究香港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一時之間，黨、政、軍、警、特、商、學、人大、政協等部門紛紛派人來港做調研，出現所謂「全黨辦香港」的局面。據筆者了解，不同渠道的收料員幾乎都從香港左派得到相同的信息，例如：

香港人長期生活在殖民地，沒有國家觀念，連立法維護國家安全都不願意，而回歸後，由於沒有系統地進行「非殖化」教育，形成「收回主權，未收回民心」的情况，因此今後不但要加強國民教育，培育愛國心，還要進行「非殖化」教育才能切斷與英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聯繫。

香港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是美英帝國主義用來顛覆中國的一個重要據點。香港所有政治風波都可以看到美英的黑手。在美英帝國主義影響下，香港人「民主抗共」的意識非常強，這會直接威脅到國家安全。

香港的所謂「泛民主派」，匯集了傳統的反共勢力如：法律界、宗教界、新聞界、教師界，是「民主抗共」的最堅定的支持者。因此，「我們」同「泛民主派」的矛盾是敵我的矛盾，必須堅定不移地予以打擊。

在「全黨辦香港」的背景下，全黨不同部門都不約而同地接收到這樣的信息，顯然就會誤導中央，使中央無法準確判斷香港的實際政情。這些錯誤信息就導致中央和特區關係出現一個不斷向下盤旋的「惡性循環」。

筆者總結出危害香港社會的這三大問題，都是植根於香港左派這個群體的性格缺陷，而這些性格缺陷的形成則可以直接追溯到「六七暴動」，是以筆者認為，「六七暴動」禍延至今。

文：程翔
圖：資料圖片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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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首次国情咨文

世界说
降临翻译组 译

众院议长、副总统、国会议员们，第一夫人，全美的公民，今晚，我们在这里，也正值全美庆祝非裔历史月之际，我们铭记国家为争取民权所历经的道路和仍有待完成的工作。

最近针对犹太社区中心的威胁、对犹太公墓的破坏，以及上周在堪萨斯城的枪击，提醒着我们：虽然我们可能在政策上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但是当谴责各种形式的仇恨和邪恶时，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美国的每个世代都传递着真理、自由和正义的火炬，这一过程至今从未断绝。那个火炬现在传递至我们手中，我们将用它来照亮世界。

我今晚在这里，传递团结与力量的信息，这是我心中深信的理念。美国伟大的新篇章现在开始了。一股新的民族自豪感正在我们国家蔓延，新的乐观情绪激增，把不可能的梦想牢牢地掌握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今天目睹的是美国精神的复兴。

我们的盟友会发现，美国重新准备成为领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朋友或敌人，会发现美国是强大的，美国是自豪的，美国是自由的。

九年后，美国将庆祝国家诞生250周年 – 自宣布独立以来的250年。它将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之一。

但是，当250周年来临时，美国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将为我们的孩子留下一个怎样的国家？

我不会允许最近几十年来的错误决定我们未来的道路。长期以来，我们看到我们的中产阶级在收缩，因为我们向外国出口了工作和财富。我们资助、创建了一个接一个的全球项目，但忽视了我们自己孩子的面容。我们忽视了在芝加哥，巴尔的摩，底特律等地较为贫困的内城，还有我们国土上的许多其他地方。

我们保卫其他国家的边疆，却让我们自己的边境敞开着，随意让任何人、让毒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基础设施如此老旧。

2016年，地动山摇。这场巨变起初从一个安静的抗议开始，不同肤色、信仰的家庭发出了声音，这些家庭只是希望为他们的孩子争取公平的权利、为他们关切的议题争取被公平聆听的机会。

但这种安静的声音变成了一个合唱，当成千上万，在全美大小城市的民众，开始齐声大喊，这种合唱变成了一场地震，他们走出来投票，数百万的人，他们全都因为一个简单而关键的需求团结在一起：美国必须把自己的公民摆在一切考量的首位。

奄奄一息的产业将重现生机；英雄的退伍军人将得到他们急需的关怀。英勇的我军将士将得到他们应得的资源。

年久失修的基础设施，将被遍布大好河山的新路、新桥、新隧道、新机场和新铁路替代。我国像瘟疫一样蔓延的毒品问题将得到遏制并被彻底消灭，被忽略的贫困内城将在希望、安全与机遇中迎来新生。

最重要的是，我们会信守与美国人民的承诺。我已就任一月有余，此时此刻，我想向国民汇报这些承诺的兑现情况。

自我当选以来，福特、克莱斯勒、通用汽车、斯普林特、软银、洛克希德、英特尔、沃尔玛和许多其他公司已经宣布他们将在美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并将在美国创造数以万计的新工作。

自11月8日的选举以来，股票市场已经增加了近3万亿美元的价值 – 创了一个记录。我们通过降低价格——这简直太棒了，通过降低超赞的新F-35喷气式战斗机的价格，节省了纳税人数亿美元。我们将从与政府各部门的合同里再节省数十亿。

我们对非军事和非必要的联邦公职冻结了招聘。我们已经开始要抽干政府腐败的沼泽，对行政部门官员施行五年内禁止参与游说的禁令，他们也将终身被禁止成为外国政府的游说者。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历史性的努力，将大规模地减少那些令工作机会锐减的监管法规，每个政府部门里都会有特别工作组来减少监管。我们现在在实施一个新政策，规定如果要增加一个新规定，必须同时减少两项旧规章。

我们将终止那些威胁我们伟大的煤矿工人们未来与生计的法规。我们已经为建设Keystone输油管和达科他管道铺平了道路，从而创造了数万个就业机会。我发布了一个新的指令，新的美国管道必须用美国资产钢铁制造。

我们已经从扼杀工作的环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中退出。在特鲁多总统的帮助下，我们已经与邻国加拿大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帮助确保女企业家有机会进入他们开展业务所需的网络、市场，获得资本，实现他们的财务梦想。

为了保护我们的公民，我已经要求司法部成立一个减少暴力罪行的专责的小组。我还命令国土安全和司法部，国务院和国家情报局局长协调一项有力的战略，打击我国各地蔓延的犯罪团伙。

我们要阻止毒品肆虐，毒害我们的青年人。我们扩大帮助范围，救助那些已经严重上瘾的人。

同时，我们回应了移民和边境安全部门的请求。我们会实行移民法，提高工资，帮助失业者，省下几十几十亿的美元，让我们的社区更安全。

我们希望，每一个美国人都能成功。但是在一个乱无法纪的环境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法律完善，边境安全。所以，我们会很快建造一座伟大的南部长城。

就在现在，我们说话的工夫，我们就在驱逐帮派，毒贩子，罪犯，每一个威胁我们的社区，伤害无辜人民的人。就像我竞选时保证过的一样，坏蛋都要离开！

国会里那些质疑我们应不应该推行这些法律的人，我要问你这个问题：有些美国家庭失去工作，失去收入，失去所爱，就因为美国不愿意实行她的法律，保护她的边界，你对这些家庭有什么话说？我们必须服务、保护、守卫美国的公民。对恐怖组织我们也会采取强硬手段。

根据司法部提供的数据，9/11以来，绝大多数在美国实施恐袭的人都来自这个国家之外。

我们曾经在家看到波士顿、圣贝纳迪诺、五角大楼，到处都是恐袭，甚至还有世界贸易中心。还有法国、比利时、德国，全世界都是。

允许进入，而又不加以控制，这不是同情，而是鲁莽。

那些被允许进入美国的人，应该支撑这个国家，爱她的人民和价值观。我们不能允许一帮子恐怖分子在我们国家内部组建团体。我们不能允许我们的国家，成为极端分子的避难所。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政府要致力于改进检查机制，很快我们就会一步一步地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不让伤害我们的人进入。

正如我保证过的一样，我授意国防部提出计划，摧毁ISIS组织——一帮目无法纪的野蛮人，残害穆斯林和基督徒，以及各种信仰的男女和儿童。

我们会和盟友合作，包括来自穆斯林世界的朋友们，一起让这些邪恶的敌人，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

对那些支持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人和阻止，我也要加以制裁，并且重申和以色列的牢不可破合作关系。

最后，我遵守了我的承诺，在20个守卫我们宪法的法官中，挑选出一名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我很荣幸，他今晚也在现场与我们作伴。

谢谢你，莫琳。她伟大的已故丈夫，安东尼.斯卡利亚，将永远是美国司法的象征。

我们选择了法官尼尔.戈萨奇来填补他生前的职位。这是一个能力卓越，对法律心怀深沉之爱的人。上诉法院全票通过了他的提名，我也正在督促参议院尽快通过提名。

今晚，当我陈述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未来应采取哪些行动之时，我们必须首先诚实地面对我们接手的现状：九千四百万美国人没有在工作，超过四千三百万人处于贫困之中，超过四千三百万人依靠食品救济度日。

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劳动能力丰沛却没有工作。我们财政处于六十五年来最糟糕的境况。过去八年新增的政府债务，比历届政府累加起来还要多。

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我们失去了制造业四分之一的工作岗位。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们关闭了六万家工厂。

去年，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达到八千亿美元。我们要接手应对的是一场重大的、悲惨的外交政策灾难。

为了解决这些以及其他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必须抛开两党间的分歧。这要求我们发扬美国精神，在漫长辉煌的美国历史上，它曾助我们克服所有艰难险阻。

但是为了实现国内外的目标，我们必须重新发动经济引擎。为公司在我们国家的运作提供便利，不让他们轻易撤离我们的国家。

目前，美国企业的缴税位列世界最高水平。我的经济团队正在开展税务改革，减少公司税收，让我们的企业在任何地方，面对任何对手都可以赢得竞争并繁荣发展。

这会是大幅度的税收削减。同时，我们会给中产阶级大大减轻的税收负担。我们会给美国企业和工人们提供一流的运作环境。

现下，当我们把货物运出美国，其他国家会向我们收取极高昂的关税。可是当外国公司运输货物到美国，我们却几乎不收取任何费用。我刚刚和一家大型本土公司哈雷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见过面。实际上，他们自豪地在白宫草坪前向我们展示了五款摩托车，美国制造。他们想让我试骑一下，我说，不了，谢谢。

会面时，我问他们最近怎么样？生意如何？他们还不错。我又问他们和别的国家交道打得怎么样，主要是国际贸易上。他们毫无怨言地说——因为长久以来总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已经习惯了——生意很困难，因为其他国家设置的关税太高。他们举例说，某国给摩托车收的税是100%。他们没有提出抗议要求改变——但是我要。

我坚信自由贸易，但同时，也必须是公平贸易。公平贸易历史由来已久，第一任共和党总统林肯，警告过我们“美国政府抛弃保护政策，会导致人民生活艰难、遭受打击”。林肯说的对，是时候听取他的建议了。

我不会再让美国、美国的公司和美国工人受他人利用。他们已经利用我们的国家很久了。到此为止了。我会把几百万工作岗位带回美国。

保护我们的工人也意味着变革我们的移民法律体系。现有的过时系统使我们最贫穷的工人只能拿到很少的薪水，使纳税人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移民系统都是基于移民的个人能力和品质。寻求进入我们国家途径的人应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这是我们应该坚守的基本原则。

但是在美国，我们却没有设置这样的规定，我们最贫穷公民依凭的公共资源正在变得紧张。据国家科学院估计，我们现在的移民体系每年会消耗纳税人几十亿的资金。如果废除现有的不加区分的移民体系，采用基于移民个人能力的体系，我们会在多方面受益。

我们将会节省大笔资金，提高工资水平，并为挣扎中的家庭提供帮助，这些家庭包括那些中产阶级的移民家庭。他们会很快走出挣扎，他们当然会十分高兴。

我相信真正的积极的移民政策改革是可以实现的，只要我们坚持以下目标：为美国人增加就业和提升工资水平、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重塑对我们法律的尊重。

如果我们以美国公民的福祉为指导原则，我相信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共同努力来实现我们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都未能实现的成果。

另一位共和党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发起了最后一项真正的全国基建项目，建设了跨州高速公路系统。发起新项目来进行国家重建的时候到了。

美国已经在中东花了大约六万亿美金，与此同时，我们国内的基础设施却破败不堪。六万亿足够我们将国家重建两次了，如果我们具备有谈判能力的人才，我们甚至可以用这笔资金将国家重建三次。

这一努力将由两项基本原则指引：买美国货，雇美国人。

今晚我呼吁国会废除奥巴马医保，并推行替代方案，来扩大选择范围、增加参与途径、削减成本的同时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保障。

强制每个美国人购买政府批准的医疗保险，这对我们国家来说从来不是正确的解决方案。

要实现对所有人的医疗保障，应该压低医疗保险的成本，这就是我们将要着手的工作。全国范围内，奥巴马医保的保险金在成两倍、三倍地攀升。

举个例子，亚利桑那州仅去年就增长了116%。肯塔基州州长马特·贝文之前说奥巴马医疗在他的州正在走向失败，奥巴马医疗是不可持续的，这一体系正在崩溃。

三分之一的郡县只有一家保险公司，而这些保险公司也将离他们而去。这些公司马上就要离他们而去了，一旦它们离开，很多美国人就毫无选择了。还记得当初他们对你说，你的医疗将会一直得到保障吗？我们现在知道了，所有那些承诺都已经被打破了。

奥巴马医疗正在崩溃，我们应该采取坚决的行动来保护所有美国人。行动不是选择之一，而是必需。所以我们呼吁国会的所有民主党和共和党人与我们合作，共同保护美国人不受即将爆发的奥巴马医疗灾难的侵袭。

以下是当为全体美国人建设一个更完善的医疗体系时、国会应坚持的原则。第一点，我们应该保证美国人有途径获得资金来治疗投保前就患有的疾病，应该保证现在参与医保市场交易的美国人可以实现平稳过渡。

第二，我们应该通过税收减免和扩大医疗储蓄账户的使用来帮助美国人支付他们需要自己承担的部分。但是这样的计划必须是他们希望享有的，而不是政府强制施加于他们的。

第三，我们应该给予我们的州长官更多资源和灵活性，这样他们才能推行医保时保证不会有任何人会被遗漏。

第四，不必要的成本拉高了保险的价格，我们应该推行法律方面的改革来改变这一点，保护医生和病人。我们应该致力于拉低药品不正常的高价，致力于立即推进低价的实现。

终于，是时候赋予美国人选择是否购买医保的权利了，这会在国内创造一个真正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成本会大幅削减，医保的质量也会大幅提高。这一点十分重要。

我们国家的每处破裂都可以修补，每个问题都可以解决，每个受伤的家庭都可以痊愈并看到希望。我们的公民值得拥有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不团结各方力量，把这工作完成并完成得很好呢？

在这一点以及其他许多方面，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应该走到一起，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美国人的利益而团结起来。

我的政府想要同时和两党成员进行合作，以确保公众有途径且经济上有能力享受儿童保育的福利，以保证新生儿的父母可以带薪休假来照顾孩子，以推进对女性健康的投资，以提升空气和用水质量，以重加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基础设施。

要寻得真爱，我们需要找到共同的立场，我们需要推进公共福利，我们需要为每一个值得拥有更美好未来的美国孩子而进行合作。今晚有一位杰出的女性与我们相伴，她将启发在场的每一个人。今天是罕见疾病日，与我们相伴的这位女性是战胜了罕见疾病的梅根·克劳利。

梅根被诊断患有庞贝氏症，一种罕见的重疾，她当时只有15个月大。医生认为她活不过5岁。得知这一噩耗后，梅根的爸爸约翰，倾尽所有去拯救自己宝贝孩子的生命。他建立了一家公司来找寻治愈方案并协助研发了拯救梅根的药方。今天梅根已经20岁了，在圣母大学读大学二年级。

梅根的故事诠释了父爱的无限力量。但是食品药品监管局缓慢、繁琐的批准程序阻碍了很多处于需要中的人获得有效治疗方案，像挽救了梅根那样的治疗方案。如果我们可以打破这些限制，不只是食品药品监管局的限制，还有其他所有政府部门的限制，更多像梅根一样的奇迹就会发生，我们将得到佑护。

实际上，我们的孩子们将会在一个充满奇迹的国家中成长。但是为了让这样的未来成为现实，我们需要武装每个孩子的头脑，丰富他们的灵魂。教育在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公民权利问题。

我呼吁两党成员通过为贫困儿童提供教育资助的法案，这些儿童包括几百万非裔和拉丁裔孩子。这些家庭应该有能力在公共学校、私立学校、特许学校、“磁铁学校”（设置特殊课程的公立学校）、宗教学校和家庭教育中进行自由选择，这是他们的权利。

今晚旁听席有一位杰出的女性与我们相伴，德利莎·梅里威瑟。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在学校很努力地读书，却连续两年在三年级留级。后来，她得以进入一家享受税收减免并设有奖学金项目的私立学习中心。今天，她成了家里第一个拿到毕业证书的孩子，不是高中毕业证书，是大学毕业证书。今年她会被授予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学位。我们希望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像德利莎一样，打破贫穷的桎梏。

但是，要打破贫困的循环，我们必须打破暴力的循环。2015年的凶杀案增长率是半个世纪以来最高的。

在芝加哥，仅去年就有4000人被枪杀，今年以来的凶杀案增长率比往年还要高。在美国社会，这是不能容忍的。

每个美国孩子应该成长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中，他们应该接受优良的教育，有途径找到高薪工作。但是要实现这样的未来，我们与执法部门的男男女女一同工作，而不是与他们相对立。我们要架设起合作和信任的桥梁，而不是助长不团结——不团结的本质即分裂，是纯粹的、彻底的分裂。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警察都是我们社区的成员。他们是朋友、邻居、爸爸妈妈、儿子女儿，他们每天离家之后，这些爱他们的人便终日担心他们是否能平安无恙地回来。我们必须支持这些执法部门优秀的男人和女人们。

我们必须支持那些犯罪事件的受害者。我已经指示国家安全部建立一所办公室，来为美国的受害人服务。这所办公室将被命名为VOICE，是移民犯罪受害者的简称。

我们会为那些被媒体忽略和被特殊利益团体禁言的人发声。今晚与我们相伴的有四名勇敢的美国人，政府曾辜负了他们。他们的名字是杰米·肖，苏珊·奥利弗，珍娜·奥利弗和杰西卡·戴维斯。杰米17岁的儿子被黑帮组织的一名非法移民成员残忍杀害了，凶手刚刚被释放出狱。

小杰米·肖是一名优秀的青年，潜力无限。他刚刚准备好去大学就读，他本可以在那里成为一名突出的四分卫。但是他永远失去了机会。他的父亲，今晚正坐在观众席，他已经成为了我很好的朋友。

杰米，谢谢你。谢谢你。

和我们一起的还有苏珊.奥利弗和杰西卡.戴维斯。她们的丈夫，副警官丹尼.奥利弗和侦探迈克尔.戴维斯，在加州执行任务时被杀害。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栋梁。这些勇敢的人被一个非法移民残忍地枪杀，该移民有犯罪记录，曾两次被驱逐出境。

这不应该发生在我们的国家。

和苏珊坐在一起的是她的女儿珍娜。珍娜，你要知道你父亲是一个英雄，今晚你拥有全美国的爱，支持你，为你祈祷。

我们将永远珍视她们的付出。

最后，为了保证美国的安全，我们必须给军队中的男性女性提供预防战争的工具。如果他们不得不去战斗，那么他们一定会胜利。我在给国会提供重建军队的预算，消除国防削减，要求美国史上最大的国防预算增加。

事实上，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正在投入很多的金钱。我们希望我们的伙伴，无论是北约、中东、或太平洋国家，都可以介入直接有效的战略和军事行为中，并且付出他们应该承担的费用，必须得这样。我们会尊重历史成型的种种，但我们也会尊重所有国家的权利，他们也必须尊重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利。

自由的国度是表达人民意愿的最佳场所，而美国尊重所有国家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我的工作不是代表世界；我的工作是代表美利坚合众国。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个世界上少一些冲突，美国也会有好处。我们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有所学习，我们目睹过战争的爆发和它摧毁整个世界的可怕。解决这些人道主义灾难的唯一途径就是让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回到家乡，并开始重建家乡的长期过程。

美国愿意去寻找新的朋友，锻造新的合作关系，结成利益同盟。我们想要和谐与稳定，而不是战争与冲突。我们要在一切能得到和平的地方追求和平。

我们曾经和有些国家交恶，但它们现在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些最亲密的战友，数十年前在那些可怕的战争中曾与我们交战。这一历史理应给我们信心，期待一个更好世界的可能。

但愿在我们建国250周年时（2026年）能看到一个更和平，更公正，和更自由的世界。

在建国100周年纪念时，那是1876年，我们的公民从全国各地赶来费城庆祝美国这一时刻。在那场庆祝仪式上，这个国家的建造师和艺术家和各种发明家展现了他们的各式创意。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第一次展示了他发明的电话。雷明顿揭幕了第一台打字机。电灯第一次被尝试使用。托马斯·爱迪生使用了电报和电笔。想象一下等到建国250周年时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吧。

想一想如果我们能让人们自由梦想后所能达到的成就吧。能治愈人群中瘟疫的是让他们各得其所。我们可以让数百万人不再依靠福利过活，而是可以给他们找到工作；我们可以让街道变得安全，妈妈们走在上面不再恐惧；我们会让孩子们在平静的校园学习；我们可以满足美国人的期待，制造那些可以让美国繁荣与成长的岗位。

当我们得到了这些，我们就令美国变得比以前更伟大，对所有的美国人来说都是如此。这是我们的任务。但我们必须一起抵达这个目标。我们是一个团体，有着共同的命运。我们留着同样的血。我们向同一面伟大的旗帜敬礼，而且我们都被同一个上帝制造出来。

当我们实现了这一前景——当我们庆祝我们250年有着闪耀自由的历史–我们会回望今晚，开启美利坚新篇章的时刻。格局不大的时代该终结了。小打小闹的时期结束了。我们只需要能分享我们心中梦想的勇气，说出希望的用该，以及实现这些梦想与希望的信心。

从现在开始，美国将由我们的志向推动，而不是被恐惧压倒；由我们的未来激励，而不是被束缚在过去的失败中；由我们的前景引导，而不是被疑虑遮蔽。

我请求所有的公民都可以拥抱这项美国精神。我请求所有的国会议员和我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梦想那些伟大与勇敢的事情。我请求今晚所有的观众的抓住这一刻，相信你自己，相信你们的未来，并且再一次相信这个国家。

谢谢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利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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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1 March 2017

中国内部危机的风险是什么？

作者: 梁京

美国深陷内部危机，令不少中国精英松了一口气。他们的逻辑是，如果你的竞争对手陷入困境，就意味着你会赢。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最近对天下大势发表的演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种心理。

在张五常看来，美国的危机说明，只要不打仗，世界上已经没有力量能阻止中国先拔头筹，成为执全球牛耳的大国。我的理解是，张五常这样说可谓用心良苦，他是在委婉地劝诫当权者不要选择战争。但是，他的这个逻辑没有回答两个问题。靠扮演鹰派来谋私利的精英会问：既然中国已经强大，为什么要怕打仗？另一个问题，则来自对中国危机理解深刻的精英，那就是中国内部的危机本身恰恰是战争风险的一大来源，而张五常显然不想或不能正视这个风险。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借市场化和全球化之力，迅速崛起。张五常本人有不容争议的贡献，他有效地说服了中国当权精英和知识精英，不要怕市场化，因为只有市场化才能充分发挥中国人的才智，创造大量财富。事实证明，张五常是对的，但事实也证明，只赋予中国人经济自由而不让他们获得政治权利，不让他们学会自治，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风险。

能够佐证这种风险的是目前正在迅速激化的两个地域性危机，一个是东北的经济危机，一个就是香港的治理危机。东北的经济危机，当然与沉重的国企包袱有关，与当地弥漫的腐败有关，但也与大量人口外流，尤其是与人才和精壮劳力大量外流有关。很显然，只要不给东北人民自治的机会，东北的经济危机很难找到出路。

香港人民不仅享有除台湾地区外最好的法治，也享有大陆人民没有的政治权利。而香港的法治和自治越来越受到中央政府的侵蚀和威胁，是香港治理危机最深刻的原因。可以想象，如果香港人民捍卫法治和自治的努力失败，将会有更多人选择移民，而大量信仰法治和自治的人才出走，固然可以被来自内地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但香港将活力不再。

张五常高度赞扬深圳奇迹，但深圳在经济上超越香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移民。问题是，深圳两千万常住人口，只有小部分人有本地公民的权利，更不用说所有人都没有香港人的政治权利。以这种发展模式击败香港甚至毁掉香港，真的对深圳自身发展有利吗？对整个中国的发展有利吗？

事实上，中国数亿人口处于高度流动状态，既没有法治保障人身权利，更没有与当地居民平等的社会权利，这样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和威胁，张五常不可能看不到这个问题，但他依然鼓吹这种既没有法治也没有民主自治的体制，甚至敢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其实，中国当权者自己也已经深刻地感觉到了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给城乡治理带来的严重危机。当权者今年确立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解决农村恶势力膨胀的严重问题。但是，能人和有正义感的人都跑掉了，农村靠什么力量来解决恶人治村的问题呢？

中国确实面临历史性的机会成为世界领导者，但你可以说历史上中国也有过这样的机会。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实力都曾经拔过世界“头筹”，但为什么当时没能抓住这个机会，反而酿成了改朝换代的人间惨剧？

可以想象，如果当权精英不放弃迷信中央集权的“弱民”治国理念，会有更多人逃离治理失败的农村和城市，跑到目前尚能维系基本秩序的南方和大城市，从而给这些地方带来治理危机，以致迫使更多人选择移民甚至逃亡海外。这难道不会增加内战和国际战争的风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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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休主教陈日君：为何担心中梵可能达成的协议

来源:
美国之音

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对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可能达成的主教任命协议表示担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时说，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会放松对宗教的控制。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会做出让步。

过去一年来，罗马教廷与中国当局之间关系回暖。多方消息显示，双方派出代表，组成工作组，就中梵关系中的主教任命等问题进行谈判。今年2月初，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撰文说，多轮谈判已有初步成果，并有望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

汤汉枢机在文章中说：“根据天主教教义，教宗是决定主教人选的最后与最高当局。如果教宗在主教候选人的资格及合宜性上有最后的发言权，那么地方教会的‘选举’就只是‘主教团’的‘推荐’而已。”

但是，与汤汉枢机的乐观态度不同，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对可能达成的这一协议表示担忧。他说，中国的主教团和所谓的选举都是假的，实际上都是被共产党政府所控制和操纵，因此，如果是让中方提供主教人选名单，实质上也就是政府提出人选，如果教宗不断反对政府的人选，压力反而转嫁到了教宗身上。他说，如果主教任命协议确立的是这种方式，那并不能保证教宗和教廷在主教任命上的真正权力。

陈枢机说：“由教宗开始，由教宗结束，这是可以的 。 ”

主教任命一直被认为是中梵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中国1957年与罗马教廷断交，并在之后奉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宗教政策，但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成立的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主教团一直未获教宗承认。中国自行任命的100多位主教中，仍有七位未获教宗赦免，被梵蒂冈认为是“非法”主教。

天主教在中国也因此一直存在“地上”和“地下”的问题。前者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成员，而后者是不承认官方教会、只忠于罗马教廷的中国天主教徒，他们多年来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甚至是迫害。

中国一些地下教会的人士也对可能达成的协议感到不安。据统计，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信众估计在800万到1200万人之间。

陈日君枢机说：“他们的担忧恐怕是，梵蒂冈说，我们现在对任命主教有了协议了，那么我们可以信政府了，你们都出来吧，可以跟政府走了。他们当然是很失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希望是这样，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受很多苦，就是为忠于教廷，现在教廷不要他们了，要他们跟政府走了，他们很失望，是吧。……如果一个坏的协议出来，国内的，地下的，或者地上的那些好的神父主教教友们呢，觉得他们被出卖了。”

汤汉枢机在上述提到的文章中，也指出中梵关系中除了主教任命之外的其他几个问题，包括如何解决爱国会的问题、如何处理七位非法主教以及促使中国承认30位地下主教。

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对于在许多天主教徒，尤其是地下教徒看来违背天主教教义的爱国会，汤汉枢机认为，这个组织的未来可以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专注于“鼓励神长教友为社会公益事业献爱心，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兴办社会公益事”。而后两个问题，汤枢机认为，在主教任命问题解决之后，都有望通过双方的磋商逐渐得到解决。

但是，在陈日君枢机看来，这所有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政府是否允许天主教自己办教。他说，天主教是一个普世教会，是唯一的，如果接受政府管理，天主教就不是天主教了。

他说：“看起来他们没有任何的计划要放弃他们管理的权，最近中央开了宗教会议，他们是要收得更紧嘛，抓得紧嘛，看起来是没有希望有什么改善。”

去年年底，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和中国宗教局局长王作安都强调，中国的天主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并且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陈枢机说，中国去年年底允许一名“非法”主教参加两名主教祝圣仪式，并且召开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这些事例都表明，中国在改善中梵问题上没有释放善意。

以下是采访实录：

记者：现在对于中梵关系之间可能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渐趋明朗，汤汉枢机2月初在《公教报》上撰文说，双方谈判取得初步成果，有望达成主教任命协议。您如何看这项可能达成的协议？

陈日君枢机：在现在的情形下，我看不出来怎么可能有一个好的协议。当然，这个协议写成什么样，我没有看过，没有机会看。但是听他们说的，就是不能放心的。听说好像这个协议主要就是任命主教，听说任命主教就是从选举开始，然后中国的主教团把名字交给教宗，让教宗任命。我看这是不太好的方法，因为第一，国内没有真正的选举，大家都知道，选举是政府操纵的，而且有的教区人很少，怎么选的出来嘛？五个、六个神父， 你一定要选个主教出来嘛，所以我说这个选举是假的。第二，主教团也是假的，主教团就是个名字，主教团没有任何权力的，他们是跟爱国会一起开会，而且开会的时候呢，是政府的官员在领导的，所以说，主教团把名字提交给教廷，也就是说政府把名字提交给教廷，所以这整个选举、任命主教的前提都是在政府手中，教宗是最后一句话，这并不保证他真正的权力，因为很可能，他不断地要反对他们提出的名字。一方面呢决定就僵下来了，另一方面在别人看来又好像是他（教宗）没有道理嘛，如果中方政府提出很多名字，他都反对，好像他是没有诚意是吧？所以这个方法是绝对不行的。我情愿看到倒过来说，让教宗提名，让中国政府提意见，它可以反对，教宗还可以提另外的名字，那么决定权还是完全在教宗手里。因为只是让他讲最后一句话，是靠不住的。

记者：所以您认为，如果是教宗提名主教人选，那么这样的协议是可以接受的？

陈日君枢机：由教宗开始，由教宗结束，这是可以的。这是比较有希望，是一个好的协议。由政府开始，是不行的。

记者：对于中梵之间从去年开始的谈判，您怎么看？是不是中梵关系的积极迹象？

陈日君枢机：我看到现在中方没有表示什么善意嘛。你看最近的事情就明显了。在四川那两次祝圣主教，本来是好好的，两边都同意的，但是有一个绝罚的主教去参加了，这是完全没有善意嘛。他去参加，政府肯定知道的，是吧，是政府准许他去的，恐怕是政府鼓励他去的。那么这就是一点不赏脸给教宗了，谈判那么久了，他们都一点不客气。有人说，这是给教宗打了一个巴掌，所以我说这是没有善意。而且最近他们还开了一个全国代表大会。当然教廷也很奇怪，让他们开那个会，说我们要看他们怎么做，再来批评。我说你们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吗？这个所谓全国代表大会，最明显他们办的是一个立教嘛，因为这是大问题，主教们完全是跟别的神父教友们一样，就是可以投一票。而且选举完全是假的，以后五年的领导层完全是忠于政府的那些人嘛。所以这是绝对不让我们有什么可以乐观的。

记者：主教任命问题被认为是中梵之间的关键问题。除了这个问题，汤汉枢机也在文章中指出了其他问题，包括爱国会、非法主教和地下主教的问题。您认为，中国的天主教的现状是什么，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陈日君枢机：这些问题都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就算主教是两边都赞成的，其实现在有很多主教都是两边赞成的。可是是不是保证这就是我们的天主教呢？一点没保证啊。为什么？因为有的主教运作的时候，还是完全在政府借着爱国会的控制之下嘛，所以主要的问题是政府是不是准备放手了，让我们的天主教真的自己办了，是吧？那就行了。如果没有这个许诺呢，什么都不行嘛，什么都是假的嘛。看起来他们没有任何的计划要放弃他们管理的权，因为最近中央开了宗教政策会议，都是说要收得更紧嘛，抓得紧嘛，看起来是没有希望能有什么改善。如果全国的宗教政策是这样，我们天主教是不可能跟别人不同的，是吧。

记者：所以，在您看来，爱国会和“一团一会”是最主要的问题？

陈日君枢机：是政府要管教会，这是大的问题。因为一会一团，就是他们主持他们的会议，不是主教们自己组织的，所以主教们一点权都没有的，在自己的教区里，恐怕还能做些事情，但是在全国的组织里，他们一点权都没有，是政府在办教。

记者：中梵之间达成一个主教任命协议，是否有助于解决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地上”和“地下”的问题？

陈日君枢机：不能解决嘛。解决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合议了，是在哪里合议，是在政府的权下合议还是在教宗的权下合议？这个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嘛，是吧？如果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合议，那就是完全不是我们的天主教了，是吧？不是进步了，是退步了。我看地下的也不会接纳，他们还是留在地下，他们还是不会上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政府放手了，真的让我们天主教自己办了，那就好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是这个政府不会做嘛，政府现在抓得更紧嘛，他们说。

记者：所以您担忧的是，政府不会放松对宗教的控制。

陈日君枢机：我们看不出它要放手，它说要抓得紧嘛。他们这么多年了，已经抓得很好了，他们怎么会放手呢，绝对没有理由嘛，是吧？共产党最主要的就是要管嘛，他们管得了，只有他们许你做的，你才可以做，是吧。这就是问题。宗教是要他们管的，那我们觉得，这样我们天主教就不是天主教了。

记者：您此前接受其他英文媒体采访时表示，您是在为包括中国地下教会人士在内的天主教人士发声。就您的了解，中国地下教会的担忧是什么？

陈日君枢机：他们的担忧恐怕是，梵蒂冈说，我们现在对任命主教有了协议了，那么我们可以信仰政府了，你们都出来吧，大家跟政府走了。他们当然是很失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希望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很失望的，因为这么多年，他们受很多的苦，就是为忠于教廷，现在教廷不要他们了，要他们跟政府走了，他们很失望，是吧。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协议，他们肯定很痛苦。

记者：汤汉枢机在文章中提出“全面的自由”和“必要的自由”。他认为如果北京愿意与教廷在主教任命方面达成协议，这是让中国的天主教徒拥有“必要的自由”，虽然天主教会还暂时没有“全部的自由”，但是抓紧了“必要的自由”，可以在希望中争取“全面的自由”。您认为什么是宗教自由？什么是天主教的自由？

陈日君枢机：我们在香港讲这个普选，不是也有一样的问题吗？他们说，你们不能一下子要完全最好的方案。但是我说，问题不是全面的、局部的，问题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做个比方说，你差我10块钱，你现在给我5块钱，是真的5块钱，那我就要，我拿了5块钱，你还要给我5块钱。如果你给我一张假的10块钱的钞票，那我当然不要了，你侮辱我嘛。你给我假的钞票，你给我做什么？你给我100块也没用，是假的嘛。所以是真的假的自由的问题，不是全面、局面的自由的分别，我看问题在这里。

记者：英国《卫报》早前报道说，您说，如果达成一个不好的协议，那将是对耶稣基督的背叛。您为什么这么说？

陈日君枢机：这句话我就没有说。当然，你问我，是不是这样，我说，客观地说，是这样。可是，这句话，我没有说。我说的是，如果一个坏的协议出来，国内的，地下的，或者地上的那些好的神父主教教友们呢，觉得他们被出卖了。我没有说，出卖耶稣。当然，事实上，如果一个协议，把教宗的权交给了政府，那当然是出卖了耶稣。可是我没有说过这句话。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3/%E8%8D%A3%E4%BC%91%E4%B8%BB%E6%95%99%E9%99%88%E6%97%A5%E5%90%9B%EF%BC%9A%E4%B8%BA%E4%BD%95%E6%8B%85%E5%BF%83%E4%B8%AD%E6%A2%B5%E5%8F%AF%E8%83%BD%E8%BE%BE%E6%88%90%E7%9A%84%E5%8D%8F%E8%AE%A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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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公众形象因国会演讲而开始改观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川普的民调成绩一向乏善可陈，但是，他的公众形象看来正在改变。几家民调机构在川普在国会发表演讲后进行的调查都显示，川普的得分有了重大的提升。

CBS/YouGov的民调结果是，76%的受访者对他的这个演讲持正面看法，82%的人认为，这个演讲有点“总统范”。CNN/ORC的调查也差不多，70%的人表示，这个演讲让他们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更加乐观。

这两家民调机构过去对川普进行的调查结果大多不好，对川普持正面看法的比例平均在45%以下。美利坚大学分析师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指出，自从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开始进行民调以来，川普是所有总统中民调成绩最差的，不是之一。

维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的分析师杰瑞米·梅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是我看到的这个男人发表的最好的演讲，我一直在非常密切地观察着他。（演讲中）透出了妥协的味道、冷静的味道，和‘让我们一起努力’的味道。这些是人们过去很难在唐纳德·川普的言辞中看到的。”

华盛顿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捷赞同梅耶的观察。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已经习惯看到一个非常富于战斗性的唐纳德·川普。（但他这次讲话的）调子要比以前更加乐观。他在竞选中都讲过这些话题，但这次做的要正面得多。”

在川普讲话的时候他的听众（参加联席会议的两党议员们）做出的反应总体上看是泾渭分明，共和党一边不时地起立鼓掌，而民主党一边却非常冷淡，在整个讲话期间，极少有人起立鼓掌。但是，非常明显，在讲话的最后，会议大厅洋溢起两党一致的气氛。当时川普呼吁所有美国人“拥抱”他所说的“振兴美国的精神”。

川普说，“我要求今天晚上观看（演讲）的人都要抓住这个时刻，相信你们自己，相信你的未来，再相信一次美国。”

会后，共和党人对川普的讲话基本上是赞成的。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演讲。副总统迈克·彭斯说，这个演讲展示了总统“宽阔的肩膀”和“博大的心胸”。

但是许多民主党人依然对川普讲话调子的变化是否能够持久感到怀疑。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对媒体表示，“他的演讲总是完全脱离现实。”

很多人都知道，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华盛顿两党政策中心的福捷对美国之音说，“（川普的宏大计划的）许多细节和实施措施对他来说仍然有着相当的难度。” 福捷表示，现在他需要做的是向大体与他站在一起的共和党人展示出一些领导能力，“但是，前面还有许许多多的障碍。我认为，这才是他需要用智慧去做的事情。”

福捷估计，要真正推动川普的一些目标，比如废除和替代奥巴马的平价医保法和税制改革，可能会需要几个月，或许需要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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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中国在萨德问题上走火入魔，暴露了什么？



尽管中国抗议，但韩国与美国已经达成一致，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阻击萨德入韩，中国无疑失败了，是因为不够强硬吗？其实不是，反而是中国对自身战略利益和国际规则的认识走火入魔，对如何获取利益却一知半解。

萨德部署的具体威胁

中国官方对韩国部署萨德“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的具体表述──“无助于半岛无核化目标，借半岛核问题侵害中国正当权益，导致地区形势复杂化，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本地区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和地区战略平衡”——并不好理解。

许多专家，已评估过萨德的具体威胁，结果还算客观：萨德的拦截弹对中国威胁不大——它只拦截下降中的弹道末段的目标，但中国战略导弹，包括从黄海或渤海发射的潜射导弹，经过韩国附近时尚在上升中的助推段。

确实，萨德雷达的探测距离最远达2300公里，足以覆盖中国战略导弹的助推段，包括释放弹头和诱饵的过程，从而为反导弹积累数据。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星球大战”计划时代，美国就知道通过多年监视对手靶场，掌握其弹道导弹诱饵母舱与真弹头的细微差别。但即使对这种“技术情报搜集器”式的威胁，也有专业人士指出：韩国的这部雷达，只能为监视中国实战中可能射向韩日方向的导弹，提供重要补充，其设置位置，却不利于观测中国平时射向西部内陆靶场的导弹，更不会使拦截更容易。

因此，将这种雷达能力归结为“远超半岛防卫需求的对华直接军事威胁，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或称其实为“进攻”，都无视基本常识：所有国家的军用雷达波无时不回荡在他国领空，并不为国际法禁止，也不受道义谴责。

讽刺的是，就在韩国宣布部署萨德前两天，俄罗斯媒体就介绍了探测距离5000公里，足以全境监控“东风”导弹发射的雷达。包括中方近日从山西试射的新型东风—41洲际导弹，都被俄全程监控。

单方军备利益，欠缺地缘道义基础

韩国防长要求：中国先拆除在东北的大型远程战略预警雷达，才有理由指责萨德。面对这番表态，中国媒体一面强辩“你怎么不先拒绝萨德”，一面立刻对中国一系列此类雷达“世界第二”的规模洋洋自得，并号称战时可用最大功率直接烧穿萨德的雷达，可一旦话题回到中国保护导弹核心机密上，这些人立刻就自如地切换到“中国核力量还很稚嫩”的论调上来。

其实，即使在地面上不被窥视，中国弹头飞出大气层也会进入外国卫星视野，公海上空的美国侦察机也有机可乘。关键在于，“导弹不被敌国过早预警”是中国单方利益，而“适合攻击美国本土的发射阵地仅有东北、华北等有限国土，均距韩国不远”则属于自身客观情况，哪里有权要求别国照顾？国与国利益矛盾多如牛毛，但只有在“不法”基础上，才能要求对方承担国家责任；只有在“不义”基础上，才能迫其让步或赢得外界支持。

有人批评，韩国部署萨德，会将美国沿第一岛链“对中国围堵式的反导弧”推到岛链之内，对中国威胁加倍。这种说法也有同样盲点。该雷达的确可补充美国防御中国导弹的预警体系，但一些亚太国家愿意为美国提供观测阵地，正是其对美战略结盟的内容。中国可以嘲笑、离间和威慑，却没有道义和法律上的权力，可以去阻止。

广为忽视的是，这些国家对与美国反导合作的兴趣，除来自朝鲜核导弹威胁外，也来自中国常规弹道导弹。萨德除了帮韩国拦截朝鲜的近程导弹，也能防御射程3500公里以内的中程导弹，这些导弹只能来自中国。

不管是“保持对美核威慑”或“对周边常规导弹优势”，还是中国不满在韩萨德雷达能更准确观测中国潜射导弹，与东部沿海发射的反舰弹道导弹，这些考量都是中国单方利益──虽说无可厚非，但用于对周边与美国的反导合作发起道义攻势，注定缺乏成效。难道说为保证中国战时打击韩国的能力，韩国平时就不能睁着眼睛，否则就无异于“封锁中国东南沿海”？即使以对中国大国地位极为重要的对美战略核威慑为由，仍只在国内舆论场引起共鸣。

在萨德问题上，中国另一个自认为有力的理由是：它部署得太近构成威胁。这与朝鲜对中国的“唇亡齿寒”价值一样，无不源自那点“保卫伟大领袖和祖国心脏”的传统地缘不安全感，和对依托两大半岛完成防御的信心不足。

其实，在现代海陆空天网电一体的全域立体战争中，地理屏障和相邻关系对强国军队已失去意义。首尔已在朝鲜炮口下生活了半世纪，也没有象中国今天这样对“抵近”满嘴怨言。

可惜中国的认知恰好相反，不仅没有盟国战略，也缺少与之相配合的海外行动，却对萨德等“抵近威胁”耿耿于怀。实际上，中国海基核力量的部署地点，早就从黄海转向隐蔽条件好得多的南海。而美国在亚太的反导弹体系来说，在关岛已部署萨德，在日本、台湾和驻日舰队均有多型反导雷达，菲律宾也是潜在选项，更何况萨德全系统均可快速机动，因而对中国来说，最大的压力根本不在韩国的萨德系统上。

美国反导已然成型是中国必须适应的现实。作为以弹道导弹见长，同时也依赖于它的军队，希望保持强项可以理解，但武器的相生相克永无止境，中国为什么不去研究更新的攻击手段？

可见，萨德问题的本质，无非是中国不满于美国顺手牵羊地获取某种军备竞赛上的技术领先。但中国的反应，却是将其当做国家尊严与地缘利益借题发挥，以便于让国内公众相信：当局为了国家安全，敢于对美国强硬。其方向已经南辕北辙，自然是越兴师动众，越徒劳无功。

协商谈判、军备竞赛或战略互信

中国如果真以萨德为心腹大患，缓解的办法不是没有。

第一种办法正是中国整天挂在嘴边的“协商谈判”。但中国近年仿佛早已忘了谈判的实质是利益交换和共同让步。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1972年美苏对军备竞赛不堪重负，约定严格控制战略反导研发和部署规模的《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今天美国发展反导弹系统，是主动废除这个条约的结果，但以利益交换实现军备利益的原理，仍然成立。

美国的反导弹部署，中国已没有理由和能力阻止，但仍可以未雨绸缪，主动以接受这一局面为条件，换取“不在第一岛链关键要点部署助推段拦截手段”。美国相关技术早有开发，一直因技术和战术难度而停滞，而中国的技术还相距甚远。对中国来说，尽早谋取这种限制更实际，也更有利。如苏联，当年从古巴撤走导弹，尽管在大局上落败，但至少换取了美国从土耳其撤走导弹。

不过，这么做可能破坏中国正享有的一个重大利益——不卷入战略核裁军进程。这一利益倒也未必总是好事。中国从拥核的第一天起，就声称追求销毁核武，平时处处以正义使者自居，却幻想自己军费猛增，核力量突飞猛进，并长期不受任何异议、阻碍和限制。不参与核军控的代价之一，就是无法用军控手段解决军备利益问题。

解决萨德问题的第二种办法，是开展“军备竞赛”。最近，中国初次尝试用“战略稳定”、“力量平衡”等西方政治概念自辩，国内情绪上也早已对战略军力猛增洋洋得意；中美也已在一定领域和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军备竞赛，只是需要特别谨慎。

不管长远是否玩得起，中国为追赶美国军事优势，已投入巨资，以求在导弹数量和突防等性能上平衡美国反导压力。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在理论上自相矛盾，在实践上讳莫如深。观念不转变，要玩大国游戏，又不正视军备竞赛，总想靠遮遮掩掩不受限制，一来当不了大国，二来想要限制别人时，才发现“鸡同鸭讲”。

与军备竞赛类似的方法，还有直接威慑，如俄罗斯警告中东欧国家：部署美国反导系统之地将是俄“合法打击对象”。美国的盟友当然可能不怕中国发出这种威慑，但至少在危机中会感到压力，平时面临的不利，战时能迅速打掉，也算一种抵消。然而在这方面，中国并不像其羡慕的俄罗斯那样强硬，哪怕是虚假强硬。

当然，中国希望韩国成为美国东亚联盟体系的缺口，这就涉及到第三种办法──建立战略互信。可是，中国对东亚反导体系大，骂“司马昭之心”；台湾也长期面对中方千枚导弹。中国又如何让东亚国家相信，中国的弹道导弹不是在威胁他们，如何增强他们拒绝与美国反导合作的决心？

中韩互信并非没有空间。在韩萨德雷达可探测1200公里，韩国愿限制在600到800公里，直到7月21日，韩国国防部长仍表示萨德不与美共享情报，然而，中国一直以性能随时可升级为由拒绝相信。其实大功率雷达波到底有没有增加探测距离到800公里以上，很容易知道，而互信都是有时限和条件的，任何克制和承诺都可能反悔或被暗中违反。但只要符合战略利益且对等，双方都会愿意赢得对方信任，否则人类也不会取得任何军控进展。中国还可以宣布战时将打掉萨德，但明确只用常规手段，由此体现的克制，也有利于建立互信。

朝鲜因素造成中国偏执

中国的举动已然一团乱麻，大量舆论完全被对于军事无知，对地缘政治偏执的人所控制，极力强调萨德对华威胁，否定妥协前景。“一盘大棋”派更将萨德问题与南海、中国战力和动武决心胡乱联系。另一些舆论，则兴奋于韩国某前外交官因党派之争而反对萨德，或韩国总理遭萨德部署地民众抗议（其实基地用地早属韩国空军）等现象，放大“萨德祸害韩国，该国完全被胁迫”等幻觉。

近年，中国围绕此事的对韩外交未尝没有收获，但多数舆论却固守“指望中国让步无异于天方夜谭”的藩篱。2016年初朝鲜核试后，中国拒接热线电话，大失所望的朴槿惠4月就当面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萨德乃堂堂正正的主权自卫措施，不容干涉。

在毫无把握压服韩国的情况下，中国官方和社会继续攻击，结果是7月中旬，韩取消中韩首脑会谈，明确表示部署萨德绝无争论余地，还将加快并扩大部署。对中国可能采取的经济制裁，韩国也没理由担心，因为中国经济也经不起贸易战，民间消费抵制正被滥用到一切利益争端中，变成一场闹剧。

中国在萨德问题上的自负和乱象，与最高层出于意识形态利益，不顾羞辱主动靠近朝鲜大有关系。正是在一心一意的亲朝基调下，极左势力和军队等利益集团全力推动围绕朝鲜的中美对抗。在朝鲜战争、朝鲜核危机等基本是非问题上，彻底不顾事实的反美论调，以及王毅及其外交部与共青团的唱合，也都是迹象。

7月11日，大陆一批官办主流智库研讨萨德问题，除了坚持极左亲朝立场和自负，他们其实也普遍承认：中国对韩对美均无太好反制措施。其诸多态势预期和政策建议，也均被现实所“打脸”否定。会中仅有一人提及：能否与韩国谈判约束雷达功能。

当前，中国手上主要的筹码，无非在（本来就三心二意的）“对朝制裁”上放水，或者将萨德与制裁甚至更多问题挂钩。放水不难，从安理会对朝鲜最新导弹发射的谴责久拖不决，萨德与制裁的挂钩也可见端倪。但中国的困难，在于一心护朝鲜，却不便放弃半岛无核化底线。而只要朝鲜坚持拥核，中国就难以阻止萨德。无论中国怎样拉拢和讨好，朝鲜近几十年挑衅的目的和最大利益，均不在与中国携手。既然这样即足以将中国玩弄于股掌之间，朝鲜又何必真心实意。

至于将把萨德部署与中韩经贸、政治关系等挂钩的倡言，从中国一直“压韩不压美”，便可见其投鼠忌器。倘若真这么做了，还可能促使韩美将中朝一并当作规则破坏者。即使中国重建中朝军事同盟，美国也早有准备──美国清楚朝鲜战事必须考虑中国，但中国保住朝鲜，对美韩并不构成根本威胁，中国自己却将跳进前苏联的角色。而美韩若放手对抗，完全可以将战术核武器重新部署到韩国。届时，中国能与金正恩联手，打赢离北京不远的地区核战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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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戈：義和團真的來了

歷史上義和團的本質特徵是愚昧和被利用，但這種現象在一百多年後，中國經歷天翻地覆的變化後死灰復燃，不能不說是中國最大的悲哀。當代義和團一直以橫行於網上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輿論為主要表現，但從2012年全國多地（政府暗中組織或默許下的）反日大遊行開始，這股勢力開始為當局所用，近日吉林群眾抵制中韓合資的樂天超市為最新表演，而且官民兩方的愚蠢和荒謬程度變本加厲。

如果說反日遊行多少還有日本侵華戰爭為理由，抵制薩德的群眾就純屬被煽動和愚弄。道理再簡單不過。

第一，朝鮮不顧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強行發展核武器和彈道導彈，對中國的善意、利益和庇護均還以響亮的耳光。這個所謂的盟國其實一天也沒有給中國帶來過利益，配合甚至尊重過中國。然而，由於中國高層政治上迅速極左化，將與朝鮮這種極權在意識形態上的親近和依存遠置於國家利益之上，拼命為朝鮮掩蓋暴政罪行，歪曲朝鮮核危機中一系列國家利益關係，甘願為金正恩玩弄於股掌之間。

第二，薩德作為一種主要針對朝鮮彈道導彈的防禦性武器，在韓國社會獲得了普遍支持，其對中國核威懾力量的削弱無非體現在也能探測到中國射向更遠處的彈道導彈的部分軌跡，但這完全是附帶的、純技術的，中國彈道導彈要想沿途不被雷達測到，更應該靠自己的技術，禁止沿途存在外國雷達是所謂霸權主義也不敢幻想的霸道和幼稚。

類似的監視手段，美國在日本、台灣都已經部署而且更強大，中國不針對美國，甚至不提及同樣長期敵對的日本和台灣，只針對韓國，顯然純屬為庇護朝鮮而蓄意滋事。可笑的是，這種附帶監視能力，中國自己也無法避免，比如中國在吉林監視東亞地區來襲彈道導彈的同類雷達，不是也順帶測到了朝鮮彈道導彈的軌跡嗎？是不是也威脅了朝鮮的核威懾力呢？請注意，在歇斯底裏的朝鮮眼中，中國與美韓勾結也不是新鮮事，早就罵得唾沫橫飛過。

然而近幾年來，薩德的雷達對中國導彈的附帶監視能力儘管被官方控制的大量所謂軍事專家和媒體連篇累牘地誇大和強調，大陸仍然有大量公眾認識到美國在東亞的反導即使對中國不利，也是朝鮮送上的口實，中國不敢責怪朝鮮，更不敢切實施壓阻止其窮兵黷武的挑釁世界，也無話可說。

第三，即使有戰略利益衝突，國家之間的利益博弈也應有技巧和分寸。中國常常指控以制裁大棒橫行世界的美國，為軍備領域利益衝突所動用的制裁也頗為講究，比如對伊朗和朝鮮實施的全面制裁，針對的是其長期強行發展核武器和遠程彈道導彈，直接違反國際核不擴散制度和秩序的行為，而中國針對的薩德部署並未違反任何國際法律和規則，相反還屬於應對朝鮮核威脅的正當舉動和貨真價實的「內政」，中國只是單方強行認定其間接威脅了中國一部分針對更多國家的核威懾能力，就加以制裁，而且還裝作不知道美韓合謀的背景，不僅自食視為圭臬的「不干涉內政」原則，還因其欺軟怕硬和借題發揮而顯得下作。

同時，中國還在具體手段上自以為無手段不可用，為軍備利益而制裁純文化交流和商業企業，這種牽強附會不光並不高明，從「薩德部署，華對韓有40多種制裁法」一類標題，其對國際制裁規律的無知和無能反而暴露無餘。

第四，吉林這些到樂天超市門前抗議的中國人，有幾個看得懂薩德系統的雷達性能介紹，更有幾個有資格知道中國射向遠方的核彈頭會經過哪裏？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清楚地知道朝鮮核試驗場距吉林省的距離有多近。為何不敢抗議朝鮮核爆，而揪住薩德不放，原因無非是抗議前者會被官府鎮壓和算賬，而抗議後者是中國近幾十年極為少有的「合法遊行」，弄不好還有補貼。

而在他們的生存經驗裏，從戶口、上學、經商、買房到進棺材，沒有哪個環節政府沒法為難你，因而主動接受政府的愚民、煽動和操縱，實在是為好死不如賴活，為子孫後代造福，為保住來之不易的比朝鮮人民稍幸福一些的生活而已。

最後，再看看煽動和利用這些人的強大力量。有標題稱「樂天遭抵制，被曝與日本關係密切」，這種手段的一脈相承和黔驢技窮也一覽無餘。由於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所迫，官僚機器雖然開動起來依然驚天動地，但其手段之荒謬，效果之空洞，也暴露了無人可用，無計可施，無心賣力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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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添馬男：曾蔭權案 — 與內地看齊　選擇性反腐打貪達政治目標

曾蔭權正在赤柱服刑，原因冇申報租用了一層自己從未入住，由卡拉ok場改裝而成的所謂「深圳豪宅」！相信好多香港人都會慨嘆「罪不至此」。和黃前大班馬世民在《南早》投稿，認為荒謬，充滿報復意味，案件瑣碎不堪。更慘是重審第一條控罪，一切又回到起點，重新準備上庭，唔單止律師費要繼續大燒銀紙，心理仲要繼續受折磨，恐怕以他年紀可能捱唔到。我一直在問，為何要如此毀了曾蔭權？是他咎由自取？還是被人抓到小辮子，上綱上線往死裏打。

此案件政治檢控成份相當高，眾所周知，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乃普通法，範圍相當廣泛，舉證門檻亦低，取決於陪審團對當事人印象，是否相信當事人出於疏忽，而主控只要懂得「講古仔」，就好容易釘得入。前事不忘，當年財政司梁錦松偷步買車、前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九十年代內部認購新地樓、榮太子南灣豪宅轉讓予其堂兄，係咪應該全部再開file？

而最明顯係發展局長陳茂波2013年被揭其家族在新界東北發展區囤地，有利益衝突之嫌。廉署在2015年中通知報案人指已諮詢律政司意見，經由譚惠珠任主席的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同意，決定不再調查。據悉陳並冇向行會申報，最可笑是律政司從冇公開解釋為何不作起訴。

至於梁特首UGL五千萬有冇向行會申報，可以拖延成兩年都完全未有結果，究竟ICAC調查結果如何？公眾完全不知，只見到執行處一姐李寶蘭去職，而梁則以他個人名義發律師信予傳媒。如果冇case，點解唔係由ICAC宣佈終止調查，還梁特一個公道。

正由於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乃一張巨網，告親必死，律政司檢控決定如果有選擇性成份，咁香港以後就大大鑊。當年梁愛詩放生胡仙案，立法會都要開會討論，迫使政府交代理據，曾蔭權案大家心態係「抵佢死」，做花生友，不理會其政治影響。今次毀曾蔭權一生，下一個會係毀邊個？ICAC如果變成東廠，奉勸好人好姐千萬不要從政，往後香港政治只容下大奸大惡之徒。

前律政司長黃仁龍呈交十頁紙求情信，表面為曾求情，實則是寫出做律政司要頂住政治壓力，不應屈服於無理的政治干預。他在求情信中暗示2011年的「剛果案」，曾蔭權期間頂住中方壓力，政府不主動提請人大釋法，而是留待終審法院提請；又說他擔任律政司司長期間，曾蔭權往往都是尊重他的法律意見。相反袁國強在曾蔭權案中，究竟係專業判斷定係政治判斷？心照不宣。

過去幾年官司糾纏，曾蔭權其實名聲早已盡毀，而最後所有最壞的情況同時出現，既在赤柱服刑，又要面對重審。當大家為「貪曾」伏法而歡呼時，在歡呼聲中，香港，已經同內地搞運動式「反腐敗工作」睇齊，以選擇性反腐打貪去達到政治目標。

（文章原刊蘋果日報）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7/02/selectiv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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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强制落实26条非法宗教细则 全面禁止非官方宗教活动

来源:
自由亚洲电台



非法宗教活动的26个种表现。（志愿者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期强制落实“非法宗教活动的26种表现”的细则（附图），全面限制伊斯兰教、基督教及藏传佛教等各宗教非官方批准的宗教活动。该细则还包括，不准未领结婚证者以念“尼卡”等宗教仪式结婚，不准擅自编辑、翻译、出版宗教出版物和电子音像材料，不准未经批准擅自进行“活佛转世”，以及跨地区进行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当地居民称，上述规定内容之详细，可谓前所未有。

一份据称是由新疆自治区民族宗教部门出台的限制宗教活动的细则“非法宗教活动的26种表现”的文件，近期曝光。该文件对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乃至藏传佛等宗教活动，甚至带有宗教色彩的婚姻、音像制品，都做出了严厉限制。新疆自治区各地宗教部门近期已派人到各乡镇传达“26条规定”，并组织基层民众讨论。

不过，该规定没有注明出处，也无日期。新疆一位不愿具名的居民28日向自由亚洲电台证实确有其事：“他（官员）说是自治区发的（规定），我说自治区发的为什么连标题都没有，注明都没有。我说如果是国家法律应该盖有印章。我说你这个啥都没有，代表啥。但是今天叫他们（居民）都去学习。学习就是讲那些26条”。

上述“26条规定”包括，禁止“由未经爱国宗教团体聘任、无宗教教职资格证书的人员组织、主持宗教活动、举行宗教仪式，强迫、唆使、纵容、放任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礼拜、学经、封斋”；未经批准，不得进行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如讲经布道、擅自从外地搬请宗教教职人员；不准擅自邀请内地宗教教职人员来我区进行宗教活动；不准自封传道人，随意发展教徒；不准擅自祝圣神职人员，接受国（境）外宗教组织的祝圣；不准非法开办教经班（点），修道班、神学班；不准在各级各类学校和非学历机构，开设宗教课程或进行其他宗教活动。

该规定还以更多的条款，限制维吾尔族的伊斯兰宗教信仰。限制包括：不准给未领结婚证者以念“尼卡”等宗教仪式结婚；不准未依法办理离婚手续而以念“三个塔拉克”就离婚等方式干预婚姻，不准搞“教主”继承，放口唤，派阿訇，收宗教课税；不准利用参加婚礼、葬礼、家庭聚会，以及“麦西来甫”等机会，进行“太比力克”等讲经布道活动；不准以“阿拉力”和“哈拉木”为名宣扬、传播宗教极端思想；不准内地非法宗教组织以派遣人员、培训骨干和提供资金等方式，拉拢新疆的信教人员，培养地下势力，建立非法宗教组织。

新疆居民李先生对此表示：“你看转世活佛都限制，对藏传佛教也要约束。（当然）他主要针对伊斯兰教地下讲经点，包括内地来拉拢（信教人员）这也是讲回民回教在新疆的势力。所以这个（26条规定）更大的是对所有的不在他（政府）管辖范围之内的所谓的地下讲经点，自封的传道人，什么祝圣的包括天主教，都在他的打压范围，都在他所谓的非法传教范围之内”。

该规定还对藏传佛教做出限制，第16条称，禁止未经批准，擅自进行“活佛转世”，以及跨地区进行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

李先生说，26条规定对宗教的限制一向存在，但是从未像现在这样具体的要求民众逐一落实：

“在实际操作当中，细致到每一个教派不同的细则点，他都给你描述出来。应该是他深入渗透到各地下组织（教会）汇集的（内容）”。

在文化方面，“26条规定”中被禁止的项目还包括，未经批准，擅自编辑、翻译、出版、印刷、复制、制作、发行、销售和传播宗教类非法出版物和音像制品；利用数字出版和互联网、手机、移动存储介质等媒体宣扬、传播宗教；非法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收听、收看、传播境外宗教广播电视节目；擅自组织、参加非由伊斯兰教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组织的赴国外朝觐活动；擅自接受国（境）外组织或个人宗教性捐赠；接受境内外非宗教组织宗教性捐赠；境外组织和个人以经商、旅游、讲学、留学、文化交流以及给受灾地区捐款、捐资助学、扶贫帮困、防病治病等为名，进行宗教传教活动。

记者致电新疆自治区民族宗教局办公室，对方听到记者表明身份后，立即挂断电话。本台于数日前获新疆宗教事务官员证实，全区已全面禁止非官方的宗教活动。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3/%E6%96%B0%E7%96%86%E5%BC%BA%E5%88%B6%E8%90%BD%E5%AE%9E26%E6%9D%A1%E9%9D%9E%E6%B3%95%E5%AE%97%E6%95%99%E7%BB%86%E5%88%99%7C%E5%85%A8%E9%9D%A2%E7%A6%81%E6%AD%A2%E9%9D%9E%E5%AE%98%E6%96%B9%E5%AE%97%E6%95%99%E6%B4%BB%E5%8A%A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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