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 Aggregator

Tuesday, 3 January 2017

中国军队招兵广告现罕见中日军机对峙画面

来源:
美国之音

日前中国军方发布的招兵广告视频中出现中国军机在尖阁列岛（中方称钓鱼岛）附近驱离日本军机的画面。中国军方发言人称，采取多媒体手段吸引年轻人参军是“通常的做法”。

这部题为《海空在召唤》的宣传片长度约为5分钟，发布在“中国军视网”，看起来包括录像和电脑特效画面。视频中出现了疑似中国军机在尖阁列岛附近驱离日本军机的镜头。片中的飞行员以中、英、日三种语言喊话：“注意，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你即将进入中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宣传片中并未写明这段视频的来源和时间。

这段视频在中国互联网上吸引了不少年轻网民的关注。中国军方发言人12月29日答记者问时，采取视频、多媒体等手段开展国防教育，激励有志青年献身国防，这是一种通常的做法。

此前，中国军方和官媒也制作过不少针对年轻受众的招兵宣传。去年5月，中国军方发布了一段约3分钟的说唱，配以电脑特效和军队训练的画面，在开头处有一高亢的男声配音：“战争随时爆发，你们准备好了吗！”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1/%E4%B8%AD%E5%9B%BD%E5%86%9B%E9%98%9F%E6%8B%9B%E5%85%B5%E5%B9%BF%E5%91%8A%E7%8E%B0%E7%BD%95%E8%A7%81%E4%B8%AD%E6%97%A5%E5%86%9B%E6%9C%BA%E5%AF%B9%E5%B3%99%E7%94%BB%E9%9D%A2.html

美国电力网出现俄罗斯黑客踪迹，网络战前哨？

来源:
美国之音

上周四佛蒙特州的伯灵顿电力局接到国土安全部的通知，说在他们公司内部的一部电脑内发现了一个俄罗斯黑客使用的恶意软件，引发各界对于俄罗斯入侵美国电力网络的恐慌。之后证明受感染的电脑并没有连接上电力网，但依旧凸显了外国黑客的企图，以及保护美国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美国基础设施将是下一个网络攻击目标

国土安全部发现感染了伯灵顿电力局（Burlington Electrics）一台电脑的的恶意软件，而与这个恶意软件相关的黑客行动，包括之前入侵美国政党总部电脑的黑客行为，在2016年12月29号，由联邦调查局FBI、国土安全局等情报单位联合发表的报告当中，称之为Grizzly Steppe（灰熊草原）。不过伯灵顿电力局内部受到感染的这台电脑，并没有连上该市的电力网络。虽然这次并没发现电力网受到入侵，但这也彰显了俄罗斯黑客的企图。

过去几年外国黑客攻击了美国许多方面，包括中国黑客主要攻击目标是美国联邦政府部门，窃取情报，以及窃取私人企业的知识产权，包括窃取人事管理局所有现任以及前任的联邦雇员资料，还有攻击国防承包商，窃取美国武器的机密资料。俄罗斯则是除了攻击美国国防部之外，今年在大选期间，以黑客攻击并选择性公布窃取的资料，影响美国舆论。前美国众议员，前美国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曾经说过，在川普任内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巨大的网络攻击事件。

去年12月初，我专访了前白宫国安会网络安全主任罗伯特肯拿基（Robert Knake），问他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大型攻击会是什么，他的预测就是外国黑客将攻击电力网，而他也提到俄罗斯黑客对于乌克兰电力网的攻击。前白宫国安会网络安全主任肯拿基说：

“我所担忧的，同时也是许多人关切的，是针对电力网络的攻击。在美国，我们鉴定出16个对我们经济来说至为关键的行业，这当中每一个行业都依赖电力供应，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要依赖电力。所以从这出发，我们电力网络当中已知的弱点，或是我们看到外国的案例，如俄罗斯对乌克兰电力网络的攻击，都彰显这应该是最优先的。确保我们能够查觉，阻止，并且反击对于电力网络的攻击，这会是我的头号关注目标。至于要如何避免，当然要做好保护电力网络的工作，当然要在信息分享上作的更好，但我想川普政府最优先要作的是，要在这方面有非常明确的吓阻政策。我们必须要让敌人清楚明白，任何试图阻断我们电力网络的攻击，我们将如何严阵以待，也将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所以要让他们了解，如果他们只是对美国有所不满，阻断我们的电力网络不会是最佳作法，如果他们这样做，将会让事态越来越严重，并且将导致他们不会喜欢的后果。”

肯拿基或许是预测，或许是当时已经掌握某些资讯，不过他上个月在美国之音节目当中所说，以及本次国土安全部的发现，的确点出美国的基础设施，将会是未来网络攻击的目标。这样的攻击会造成极大的无辜平民伤亡。试想在美国严峻的冬天，许多家庭的暖气、照明等，都依靠电，如果电力网受到攻击，百万甚至千万户停电的话，会有多大损害。

川普能否对普京强硬起来？

刚才说到前白宫官员跟前情报委员会主任都认为电力网将会是下一个网络攻击的目标，时间点上就是川普任内。

前白宫国安会网络安全主任肯拿基表示，奥巴马政府认为，针对像电力网这种民生设施的网络攻击，是战争行为，将会以相同程度的手段反击。

肯拿基说：“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奥巴马政府内部，针对这个议题我们有许多争论。我会认为针对电力网络的攻击，等同于武装攻击。我会说在处理上面，用相同程度的方式处理。我们不会说这是网络破坏行为（Cyber vandalism），也不会说这是微不足道的行为，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具有敌意的武装攻击行动，而我们将以同等级的手段回应，不一定是在网络空间，我们可能向海外派兵，我们可能调动航空母舰，对于造成那样的损失，造成那样破坏的网络攻击，你可能会看到实体战争的回应。这是任何美国的敌人必须要了解的，美国对这样的事情十分看重，这不是污损网站（website defacement），也不是阻断服务攻击（DDos attack），如果有人做了，就等同于在美国境内炸掉变压器，要瘫痪美国军队这样等级的事情，我们就需要这样反击。”

佛蒙特州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彼得·韦尔奇（Peter Welch）说：“俄罗斯电脑针对美国网络的黑客活动是系统的、狠毒的和劫掠性的。”奥巴马政府的立场是对俄罗斯这样的攻击行为要采取强硬手段报复，目前已经对俄罗斯实施多项制裁，并驱逐俄罗斯外交官跟情报人员，如果到达战争行为的程度，则要以相同程度的手段还击；至于川普目前对俄罗斯的态度比较亲近，甚至质疑美国17个情报部门作出的调查报告。但俄罗斯最近才刚宣布与中国合作，学习中国网络防火长城以及网络审查的技术跟手段，而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也说过，“俄罗斯不是我们的朋友”。未来川普是否能够对俄罗斯强硬起来，将成关注的焦点。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1/%E7%BE%8E%E5%9B%BD%E7%94%B5%E5%8A%9B%E7%BD%91%E5%87%BA%E7%8E%B0%E4%BF%84%E7%BD%97%E6%96%AF%E9%BB%91%E5%AE%A2%E8%B8%AA%E8%BF%B9%EF%BC%8C%E7%BD%91%E7%BB%9C%E6%88%98%E5%89%8D%E5%93%A8%EF%BC%9F.html

蔡慎坤：2016年最具代表性的汉字

如果有人问我，刚刚过去的2016，用一个什么汉字来表达更为贴切？对一个时评人来说，2016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个“删”字！这个“删”字也应该是2016年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热字。

2016年从年初到岁末，一个“删”字足以概括过去的一年，无论是写作者还是读者，都深受“删”字之苦！即使“删”的如此干净如此彻底，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删不掉抹不去的。

2016年，这片土地上发生过许许多多的大事小事，对我而言，几个陌生人或自愿或被迫终结生命给我乃至更多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些影响舆论的重大事件频频敲打着我，也催逼着我不忘初心，在自媒体上发出声音。虽然我的呼吁我的微不足道的文章不能改变这个社会，但做为一个社会忠实的记录者，有责任把观察到的点点滴滴告诉大家。

2016年，我在个人公众号上发表原创文章297篇，被用户投诉或责令被莫名其妙删除的文章多达172篇，有些文章一发出来，稍等片刻，就被无情秒删。其中几篇不疼不痒的文章，甚至直接导致禁言，禁言时间每次长则一个月短则一周。比如《台湾大选我们不过是看客》、《向公权力要真相人民好天真》、《天堂如此美丽人去哪儿了》、《今夜月光如此美丽》、《你的奢华，我的赤贫……》等等。

实际上，我的原创文章取材基本上都是官方主流媒体公开发表过的新闻报道，既不杜撰也不传谣，更不会捕风捉影，做为时评人，我固然有自己对热点事件的基本立场和不同看法，其观点也不可能与CCTV完全一致，但很遗憾的是，2016年，大凡说真话说实话的文章都难逃被删的厄运。谣言并非止于智者，而是止于公开。所谓辟谣言最好的方式是让真相公之于众，如果说公众缺乏辨别谣言的能力，但起码应该有知道真相的权利。

我不知道公众平台的举报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又是谁在掌控，但2016年删贴之快删贴之多前所未有，大凡稍有不同观点或者隐含某种立场的文章，就有可能被无情删除。许多我熟悉不熟悉的朋友，动辄就被永久封号！如此环境，导致每一个想说真话说实话的时评人，每天发文都是如履薄冰，生怕文章发不出去，也生怕文章被秒删。

对我来说，每一次发文都是一次折磨，有时候文章无论怎样修改删减，依然达不到那个无形的标准，有时候一篇文章从早上发到晚上，依然发不出来，这不由得使我常常很沮丧也想放弃！如今，连一些基本常识现实话题往往都不能碰触，许多国际问题财经问题也不能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每一个写作者早己无所适从。

自媒体刚刚兴起的那些年，删文并不象现在如此快捷如此严厉。令人忧心的是，公众号除了灌输心灵鸡汤，真正有思想有深度有价值的文章越来越少，针贬时弊的文章更是难以存活，写作者自由言说的空间越来越小，许多人只好远离现实政治与社会话题，去追逐所谓的诗和远方，用无聊的呻吟来填补心灵的空虚和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的无奈乃至沮丧。

2016年，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连串舆论热点事件绝非偶然，是种种社会问题体制问题民生问题环保问题乃至执政问题长年积累而成，并在所谓矛盾多发期和转型期集中爆发。这些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热点事件，也不断冲击着我的眼球敲打着我的神经，催逼着我透过纷繁的现象去找寻所谓的真相，也让我明白：在这个繁花似锦的盛世，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有所谓的诗和远方……

（以下部分章节因故自动删去，敬请读者谅解！）2017年，删文的节奏会不会更快更狠？我不敢轻言乐观。新的一年，很可能仍将是苟且、无奈和删帖，唯愿每一个写作者和每一位读者都能耐心等待，如同在每一个黑暗的日子里等待黎明的到来，也唯愿这个时代彰显公义，让真理永存！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Monday, 2 January 2017

陶冬：2017年世界经济，记住这十个日子

来源:

博客

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胜出，是2016年国际政治领域最大的黑天鹅事件，特朗普的政策当属2017年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美国股市叠创新高，市场对特朗普新政的期待甚高。在经济政策上，特朗普新政聚焦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减税，估计3-4月可以见到特朗普财政计划的细节，他如何找到足够多的资金来填补预料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的财政敞口仍是未知数，而此对美元走势、美国债市、联储政策、全球资金流向均至关重要。同时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取态，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贸易也极其重要。
2017年3月法国总统选举
上次法国中间偏左与偏右两大主流政党联手，才绞杀了国民阵线的选举胜利，避免了法国政坛的一场冲击。在此之后，极端政治势力在欧洲全方位崛起，恐怖袭击阴霾笼罩法国，现任总统政绩不堪回首，英国意大利选民在公投中说No。玛丽-勒庞目前大幅领先于其他竞选对手，几乎肯定进入第二轮选举角逐，如果她当选法国总统，欧洲联盟面临坍塌，欧元出现生存危机，这可能对欧洲金融机构构成系统性风险，可能令全球市场的风险溢价飙升。
2017年3月英国启动脱欧程序
英国脱欧公投后，政府在启动里斯本第50条款上并不积极，因为他们发现欧盟并没有给他们讨价还价软脱欧的空间。梅政府最终决定2017年3月启动脱欧程序，不过谈判过程估计会非常漫长。这个谈判在2017年可能会制造出不断的新闻，冲击欧洲选举，制造市场乱局。英镑已经贬值了许多，不过英国经济的下滑才刚刚开始。英国在欧洲市场的地位一日妾身未明，海外投资就会止步，资金流失就会不断。
2017年5月伊朗总统选举
伊朗选举并没有引起多少市场关注，不过其结果对地缘政治、石油市场可能是巨大的。鲁哈尼在过去三年中，缓慢地改变了伊朗的政治轨迹，最终实现了伊美核协议的历史性突破，凸显出他温和、务实、变通的特点。但是他也受到保守势力（尤其是来自革命卫队）的强大压力，又受到特朗普撕毁核协议的威胁。目前看来，鲁哈尼获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支持，但是如果他一手主导的核协议猝死，则伊朗选举面临新的变数，中东局势面临新的变数。
2017年5-6月石油价格
OPEC时隔八年首次达成减产协议，石油价格低位反弹。及至年中，沙特阿美石油公司重组大体完成，进入IPO前的准备阶段，需要油价助兴。更重要的是，油产品的需求已经明显复苏，原油供需重现平衡，石油市场由流动性驱动转向市场供求驱动。原油价格在2017年能否更上一层楼，对股市重要，对新兴市场资产重要，对全球通货膨胀前景及央行政策更重要。
2017年夏季央行政策
2016年第四季度，全球货币政策已现拐点。美国加息，欧日变招，中国收缩流动性，全球范围内债券利率大幅上扬。这个趋势在2017年上半年还会持续，不过笔者认为央行需要在年中重新审视其货币政策的走势和有效性。届时，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已经成型，中国的金融风险日渐积聚，欧日经济增长下滑，各国政府所谈的财政刺激到底兑现了多少，货币政策能否继续休息，一切都会变得清晰。2017年夏季，应该是全球QE之后各国央行下一个决断日子，而此对全球流动性、资产价格十分重要。
2017年10月德国大选
默克尔是世界上最后一位仍屹立着的以自由主义为核心政治理念的执政政治家（小国领袖不算），她的政治情怀以及在欧债危机中的中流砥柱，为其赢得了时代杂志2015年封面人物。但是她的难民政策给她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在近期地区选举中一再败北。这位欧洲战后最重要的政治领袖将寻求第四次连任，也很可能遭遇滑铁卢。德国反移民、疑欧情绪空前高涨，默克尔的传统盟友已经衰落，且看德国选民会不会用选票发出No的怒吼。默克尔如果失脚，德国势必减少对欧盟、欧元的承诺，金融市场由此所承受的冲击估计是巨大的。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
中国领导人有一代两届的习惯，不过这次的中期换届中可能的人事变化应该多过平常。十九大将彻底树立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对中国的改革进程至关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改革设定了基调，但是之后的进展并不顺利，雷声大雨点小。究其原因，地方政府与国企出于利益考虑，在执行上多不作为。强势领导，是中国推进改革不可缺少条件之一，也是笔者对十九大的期待。
2017年X日通货膨胀
宏观风险仍在积聚中。QE政策实施七年有余，各国央行均面临变招的压力，但是经济和市场如何适应货币环境的改变，目前尚不得而知。2017年新浮现的变量是通货膨胀，美国的工资和中国的生产者物价都已呈现加速上涨的趋势，石油价格也明显回升（以非美元的本国货币计算更是如此）。如果通胀压力出现，则整个宏观环境的假设需要重写。
2017年Y日市场风险
流动性主导的资产价格狂飙，已经将市场环境推到了极端的水平，其中美国股市、中国房市和全球债市的估值尤其令人咂舌。极端的估值带来极度的价格波动，这在过去一年已屡次出现。笔者的问题是，牛市的终结何时到来。
2017年仍是充满变数的一年，选举与地缘政治随时可能爆出新的黑天鹅事件。不过变数的重心，似乎从政治移向经济与市场，笔者密切关注央行动态，留意通胀走势，准备市场的大起大落。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1/2017%E5%B9%B4%E4%B8%96%E7%95%8C%E7%BB%8F%E6%B5%8E%EF%BC%8C%E8%AE%B0%E4%BD%8F%E8%BF%99%E5%8D%81%E4%B8%AA%E6%97%A5%E5%AD%90.html

端传媒 | 铜锣湾书店一年后，禁书读者、作者与岀版商之死

端传媒记者陈倩儿张洁平孙贤亮发自香港
香港“禁书”出版业当下面临灭顶：作者不敢写，出版社不敢接，印刷厂不敢印，书店不敢卖，房东不敢租房给书店，货车司机不敢送，大陆旅客不敢买——甚至网购也会被抓。

重磅调查：禁书的多米诺式死亡。图：Wilson Tsang / 端传媒

继铜锣湾书店之后，香港最老牌的独立书店、发行代理商田园书屋，也快要维持不下去。与前者的突然死亡不同，经营了田园四十年的老板黄尚伟觉得，自己几乎是在跟整个行业一起慢慢没顶。
“你问起这些我就伤心……”在旺角的咖啡厅，黄尚伟低着头，语速飞快：“捱不下去了，很难捱。没有书可发，有书也发不出去。”

或许我们静静地收了它算了，不要惹来麻烦，我们以为自己做得很正，但可能别人觉得不是。

香港田园书屋老板黄尚伟

他今年70岁，个子不高，头发花白，低调精明，做书商的日子超过人生的一半，但却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样灰心。2016年原本是书店四十周年纪念，黄尚伟却说：“或许我们静静地收了它算了，不要惹来麻烦，我们以为自己做得很正，但可能别人觉得不是。”

田园书店专营文史哲图书，也做大量书籍代理、发行，发行的书籍大多有关中国政治与历史，不少是外界俗称的“禁书”。黄尚伟有闲钱时，也会为欣赏的作者出书。2016年，田园的零售额比上年下跌三成，而发行生意大跌九成。

另一间主打禁书、奶粉的独立书店“人民公社”也告诉端传媒，“今年生意惨淡，每个月要亏几千到一万。”而2012年，在禁书销情最火红的日子，这家书店每个月的营利可有五六十万。
这是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的一年。

铜锣湾书店事件后一年，香港“禁书”出版业面临灭顶。摄：卢翊铭/端传媒

2015年12月30日，书商李波在香港突然失踪，在没有回乡证的情况下“返回”内地，更早之前，他所在的专售政治禁书的巨流出版社及铜锣湾书店，有四名同事先后从大陆、泰国失踪。不久，五人先后登上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承认不同罪名。其中，书店店长林荣基失踪8个月后现身，召开记者会说出拘留经过，震惊香港。
事件之后的这一年，在香港，只要经营和中国有关的政治出版物，所有人都感受到彻骨严寒：作者不敢写，出版社不敢接，印刷厂不敢印，书店不敢卖，房东不敢租房给书店，货车司机不敢送，大陆旅客不敢买——甚至网购也会被抓。
曾经在香港风光了二三十年的禁书产业，一两年间，几近灭顶。
与产业萎缩、生意难做相比，让老书店人更忧心的是恐惧的蔓延：
邓子强说，有内地顾客上来书店后第一句就问：“这里有没有监控的？”
黄尚伟提到，朋友们现在都变得很敏感，有大陆作家来香港，大家见面，都避免问对方住在哪儿：“免得到时候你被朋友抓了，以为是我漏出来的（消息）。”
“我都不想讲话了，多可怜，以前哪有这种事？完全没有。”这个老书商苦笑着说。

田园书屋的书架上摆放着《争鸣》、《动向》等政论杂志。摄：卢翊铭/端传媒

一本禁书救全行的时代

1976年，黄尚伟从台湾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香港，创办田园书屋。
那时，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冰冻的思想市场刚刚解封，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重又兴起。黄尚伟记得，在香港，关注中国政治历史的政论杂志开始接到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的投稿，昌盛热闹起来，比如金庸创办的《明报月刊》、李怡创办的《七十年代》、温煇创办的《争鸣》，到了八十年代，又有金钟创办的《开放》等等。
香港出版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子鲍朴告诉端传媒，“在80年代，香港的政治出版物对北京的政局确有影响。”1985年，香港新闻人陆铿专访胡耀邦并在自己创办的杂志《百姓》上发表，这次采访中胡耀邦说的话被认为是“一言丧邦”，甚至牵连到他下台。鲍朴说：“在当年，北京中南海还有一帮老人拿着香港的书相互送。六四以前，大陆高官也会用香港媒体来放消息。”
1989年六四枪响，震惊海内外。港台两地对中国时局更为关心，政论文章、放风消息不只在知识圈流传，更变成市面上的畅销品。
黄尚伟回忆，九十年代环境宽松，海关搜检不严格，“满街都堆满政论杂志，卖得最好的是《争鸣》，最好的几期卖过百万本”，“机场是最大的热销点，许多大陆游客买了带回去给亲戚朋友”，他特别提到，当时机场书店以新加坡的华捷为主，不像现在，“都几乎被联合集团垄断了”。
杂志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九十年代初，一批有关中国政治的禁书开始冒起。
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当时就在田园书屋打工。他记得，第一本在香港卖超过一万本的禁书是1991年出版的寓言小说《黄祸》，作者是中国民族问题专家王力雄，当时笔名“保密”。该书描绘中国深陷政经、人口和生态危机，最终奔溃，大批难民逃出中国的意象，深入人心，至今仍时常被引用。

其实在香港做书一直很艰难，《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可以说是救了全行

田园书屋张小姐

1994年，现象级禁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简称《毛医》）出版，业内盛传“一本书养活田园书屋20年”。这本书由毛泽东贴身保健员李志绥移居美国后所写，披露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私人生活，先在美国出版，中文版则在台湾出版。黄尚伟记得，《毛医》甫一上市，便在香港一书难求，田园作为发行商，前后引进了三十万册，仅靠这一本书，净盈利195万。
“其实在香港做书一直很艰难，《毛医》可以说是救了全行，当时书店即使不打折，也有很多人买，每本书书店可以赚50多元。”田园书屋负责发行工作的张小姐说。
这是人们第一次尝到禁书的巨大收益。禁书产业自此兴起，在香港长盛20年，养活了书商，也让历史冷板凳上的诸多声音，得以被世界听见。

中国当代史的“禁书”地图。图：端传媒设计部

中国著名纪实作家戴晴在接受端传媒记者采访时感谢香港：“1989年后，我的名字上了黑名单。所有已经出版的书被下架，出版社也不再接受我的作品。但没有改行，我这辈子只会写作，所以我所有的作品，想和读者、同胞说的话，全部通过香港出版。我可以发出声音的地方只有香港。”
作者戴晴生活在中国大陆，她的绝大多数读者也来自大陆，而他们之间以出版物为媒介的交流，只能通过香港。这也是香港禁书产业的特别之处，它像是一个飞地，写书的，看书的，甚至大部分卖书的，都来自中国，禁书的主题也全是中国，和本地人生活交集甚少；但这一块飞地，又成了香港一国两制的温度计，和金字招牌。

“把反共当成一门好生意”

从2003年开放大陆游客到香港自由行，直至2012年前后中国政坛变乱丛生，禁书的顾客和题材一路翻了数倍，市场急剧膨胀，一度出现了“书店像超市”的盛景。
在书店里，历史冷板凳题材只能靠边，摆在头排的，常常是那些独特美学的封面设计：高官大头像逐一排布，顶着“秘闻”、“内幕”、“桃色”等悚人标题。

人民公社由最初出售“禁书”，其后引入cafe及兼卖奶粉。摄：卢翊铭/端传媒

出版人鲍朴说：“自由行之后，禁书总体上多了，但是质量下降了，因为消息就这么多，出书门槛很低，市场又这么大。特别是2012年王立军事件出来以后，那年关于王立军和薄熙来的书恐怕有几百种，有些是这周有新闻，下周书就出来了。”
端传媒通过网络加密采访，联系到一位禁书写手，他从2012年开始和巨流出版社合作，描述了“这周有新闻，下周出书”的运作模式：
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笔名，其中有个笔名叫段晓峰，你可以用这个名字来指代我。我跟阿海（桂民海）合作了3年，写了大概20本书，都是王立军事件、薄熙来案以及后来的令计划、徐才厚、周永康等人。
一本书一般14万字，需要20天到一个月，出版需要10天。我一天至少写一万字，还得留些时间修改。比较急的话还能快点，最快的是我们合作的第一本书《王立军火并薄熙来》，写了10天，出版5天。阿海逼得太急，我叫他黄世仁（编注：《白毛女》中的反派角色，无恶不作，欺压百姓），后来他就用来做作者名了。一般书名和作者名，都是老板决定的。
最初我是用网上盛传的东西写的，但后来的基本就当小说写，因为我们没有来料了。比如“攻打政法委”、“北京三一九政变始末”，“令计划灭门案”、“三峡案喋血记”等，阿海有时在书里写什么中南海爆料，其实都是为了卖书，故弄玄虚。不过这些书里面，习近平、王岐山的形象都是正面的。
卖出一本书，我可以拿到3美金，5个月后才结帐。一本书一般首印2000册，有的书卖得好，能够多印几次，比方说《王立军火并薄熙来》，说是印了上万册，但有的不行，1000册都卖不掉，老板亏了我们也没钱。
“很多特殊的书以特殊的方式很特殊地出现了。”人民公社的邓子强这样评价。
他发现，2006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落马之后，市场上开始涌现一些追政治热点的“快编书”，这类书在2012年迎来高峰，人民公社也是受益者。“2012年是最风光的日子。书店好像超市一样，好多旅客来扫货，我们都应接不暇。”邓子强记得，高峰时，书店一天可以卖300本书。

“禁书书店”人民公社十年销量走势。图：端传媒设计部

巨流出版社正是在2012年成立，他们和明镜、前哨（即夏菲尔）这两家老牌出版社，成了这个政治八卦书市场中的最大玩家。
邓子强回忆，自己当时每个月都会收到来自巨流出版社的起码10本新书，“他们的书出得很快，我们都跟不到，一开始我们还会先收到他们email，知道会来什么书，到后来，都是收到书才知道内容是什么。”有时候甚至书来了，却发现出版社的名字从来没听过。邓子强说，慢慢才知道，这些都是没有商业登记的“影子出版社”。

和主流的、认真的出版业不同，他们是神秘的、另类的一个圈子，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开放出版社负责人金钟

开放杂志及出版社的创始人金钟曾在接受端传媒记者采访时笑谈：“所谓狡兔三窟，明镜、前哨、巨流三个集团，不知道注册了多少出版社，用了多少假名。”
“和主流的、认真的出版业不同，他们是神秘的、另类的一个圈子，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金钟坦言，自己和他们“谈不上理念相投，只是利益均沾”，“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信仰，只信仰Money（金钱），把反共当成一门好生意”，他们的顾客群也“并非一般香港人，而是十三亿大陆人。大陆人生活在封闭的环境，出来简直是饥不择食，他们读书和杂志没多少品味，看到封面过瘾（就买）”。
表面上赚得盆满钵满、得意狂欢，但禁书玩家们并非没有感受到危险。他们保护自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跟某些部门保持沟通，比如避开对习近平、王岐山等在位高层的直接攻击，比如关键时刻听从合作。然而，并没有用。

关于香港［禁书］，有哪些你不得不知道的出版社？图：端传媒设计部

暴风雨前夕的蛛丝马迹

在香港出版界，几乎没有人听说过“南岭工程”，也没有人知道，中国的“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香港书商只是发现，2012年开始，客人跨境买书，会偶尔遇到意外：
黄尚伟记得，他一位朋友常常在深圳给内地顾客邮寄香港政治书籍，长期相安无事，但2012年的一次，朋友的书籍包裹被扣查，不仅没收，公安还一路追查到他深圳居所，幸好拍错了邻居的门，朋友即时逃脱。
也是从2012年开始，邓子强发现，大陆旅客开始从旅行团处收到提醒——“千万不要买违禁书籍回去”，不敢买书的旅客多了起来。
林荣基经营铜锣湾书店以来，一直少量带书由香港过关到大陆，第一次被海关扣查书籍，并写下“检讨”，是在2013年。从此，他很少亲自带香港书籍过关。
零零散散的意外到了2013年10月，第一次形成大案：香港晨钟书局创办人姚文田，在深圳因“走私工业化学品”的罪名被捕，其后被判刑十年及罚款25万人民币。被捕前，他正筹备出版流亡作家余杰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
许多人将变化的源头指向中国强势领导人习近平的上台。而较熟悉中共系统运作的鲍朴则认为，打击海外禁书是一项更系统的工程，早于2010年就开始运作：
这个代号“南岭工程”的打击“非法出版物”专项行动，由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简称“扫黄打非办”）发起。“扫黄打非办”开设于1989年，由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海关总署等27个部门联合组成。根据2010年新华社报导，“南岭工程”要“建立并运行信息共享、案件协查等五大联防协作机制，加大联合打击各种非法出版物的工作力度”。到了2012年2月，十八大会议召开前夕，专项行动缩窄至针对“香港政治性有害读物”，并下放到全国各个省市县落实。
搜索可发现，2013年5月开始，诸多地方政府网站，如辽宁大连市、江西九江市、江苏苏州市、山西省襄垣县等地，都先后公布《查堵反制香港反动出版活动专项治理“清源”行动工作方案》，规定要从“进境、邮运、印刷、市场、网络”等途径“查堵反制非法出版物”，并特别强调“严禁党员干部在境外出版发表政治性有害出版物和文章及携带有害出版物入境的通知”。
当带书入境变得困难，买书的旅客自然减少。虽然整个出版行业转型，纸本出版本身在下滑，但禁书作为一个特殊的市场，更受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比如：反腐。人民公社老板发现，他们曾经的大客源——来自中国内地的官员变少了。
“他们通常有跟班、助手，感觉是猛人，会说‘这几本帮我多拿一些，送给谁谁谁’，小书记就在旁边记下，有时一买就几箱书。”邓子强回忆说，现在，这类大客户已经很少出现在书店里。
不仅中国买书人在减少，在香港，卖书的渠道也在收缩。黄尚伟见证着最大的中资出版机构联合集团如何越来越少售卖政治类书籍。
联合集团在香港开设55家书店，包括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占目前香港书店数量超过一半。与挤在楼上的独立书店相比，它们更通常占据有优势、面积更大的临街商铺。
黄尚伟记得，大约2011年开始，联合集团就将进书的权力从各书店店长统一收回至集团旗下负责发行的利源书报社公司，此后，田园书屋向联合集团发货就越发困难。2015年10月，田园书屋代理发行开放出版社的新书《告别总参谋部》，该书由中国将军罗瑞卿之子罗宇所写，回忆多年见证的中共党内斗争。当时，田园书屋曾应要求给联合集团旗下某门市发货20本书，但两周后，20本书被完整退回，未曾开封。
在铜锣湾书店事件还未发生之前，田园书屋的发行只剩下四个重要销售点：自家的书店、铜锣湾书店、人民公社和天地图书。由于发行工作越发困难，又面对仓库加租，2015年12月，田园书屋决定退租一个6000平方呎的大仓库，仅仅保留了一个早于80年代已经买下的、1000多平方呎的小仓库。整个冬天，田园的所有员工一起撕毁了16万册库存书籍，价值数百万。
而这还不是最冷的冬天。

2016年6月16日，失踪八个月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举行记者会。摄：吴炜豪/端传媒

四散东西，所有原本想像的事情都变了

2015年10月中旬，巨流传媒股东桂民海和吕波先后在泰国和深圳失踪，10月下旬，巨流传媒业务经理张志平在东莞被捕，巨流旗下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深圳失踪，12月30日，巨流传媒股东李波更是直接在香港失踪。
新华社此前报导过扫黄打非办一批新的专项行动，代号“清源2015”，称要全面打击“境外有害文化、港台反动有害信息”。不过，没有人预料到，打击会以如此粗暴直接的方式发生。
直至李波失踪，整个香港瞠目结舌。此前禁书商人在大陆被抓，舆论愤愤然之外，常解释为“倒霉”：在中国境内，按中国法律，什么都有可能。但李波事件是首次有书商在香港被带走，引发的舆论不安是空前的：所谓“禁书”，在香港是合法印刷、出版、销售，若在港被抓，一国两制何存？
2016年1月17日，中央电视台播放桂民海认罪片段，桂承认自己多年前在内地醉驾致人死亡，并在服缓刑期间偷渡出境。“共产党的策略，向来是选择对手道德最薄弱的环节下手”，一位不愿具名的出版界资深人士对端传媒分析。他说，自己尽管不喜欢巨流等出版社搅浑了禁书市场，但无论如何香港有言论自由，有法治，铜锣湾书店极大地动摇了这些底线，不仅对禁书产业是灭顶打击，对香港，更是羞辱。
而1月28日，吕波、张志平、林荣基三人登上凤凰卫视，承认自己从事“非法经营”。1月29日，李波登上凤凰卫视，声称“自愿偷渡回内地，配合调查”。3月，吕波、张志平、李波三人先后回港，从此对媒体噤声。
直至6月，林荣基返回香港，讲出自己被抓的全过程，成为唯一公开对媒体爆料的失踪书商，至今仍被内地司法机关敦促其“返回内地接受调查”。
“真是平地一声雷。”田园书屋的张小姐忆述，2016年一整年，禁书产业中的恐惧螺旋不断上升，一向不怕敏感的某大书店也开始退掉田园代理的图书，“巨流出事之后，他们也很惊，无端端一间书店的人都被抓了”。
很多出版社都遇到了作者不再敢供稿的情况。“今年有一本书，《历史岂能永远地错误下去》，其实没什么敏感内容，只是名字特别一点，但作者在内地也被找麻烦。”黄尚伟说。

香港人民公社书店老板邓子强拿着余杰在台湾出版的新书《走向帝制——习近平和他的中国梦》。摄：卢翊铭/端传媒

也有大胆的作者，找不到香港出版社愿意接。余杰的新书《走向帝制——习近平和他的中国梦》因在香港无法出版，最终转而在台湾出版。
鲍朴甚至第一次遇到被香港印刷厂拒绝的事。他今年出版大陆非虚构作家袁凌的新书《秦城国史》，他说相比起自己过去的出版，实在算不上敏感内容，但跟自己合作了十年的香港出版社竟然拒绝印刷，令他慨叹香港“自由出版”的名声要完蛋。
书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不愿透露姓名的独立书店也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卖政治敏感书籍，因为收到房东警告：“敏感书你不要卖，卖的话我不租给你了。”
更有甚者，联合集团自己发行的书籍，联合旗下的书店也没有卖：2016年12月，曾写作大饥荒纪实作品《墓碑》的中国作家杨继绳刚刚在香港出版新书《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天地图书出版，联合集团发行，但联合集团旗下的所有书店都没有售卖此书。端传媒致电三联书店查询，对方仅表示：“不知道，反正这本书连大仓库都没有，所有店都没有”。
买书的人一直在减少。每一个城市的机场、铁路、海关都设立了严格的印刷品检查通道，带书变得愈发难，而在一些经营繁体字书的淘宝店上网购，可能也会带来危险：2016年3月至7月，大陆至少有6宗个案，个人由于拥有港台出版的书籍，而被警方上门要求收缴、或召唤约谈、或被指“涉嫌购买贮存非法出版物”。这些人里，有期刊编辑、出版社编辑、有做研究的院校学生、还有知名律师。他们的书大多是通过网购或代购所得，有的涉及政治，或不能在内地出版，有的则不过是风花雪月的文艺小品，在内地亦有出版，如董桥的《夜望》。
某知名出版社遭遇了小货车带书过境，却连司机带书一起被抓的事，不敢声张。
多米诺骨牌一般，产业链条上的每一环都在倒塌。
“现在这些书是不见天日。”田园书屋的张小姐叹息，他们还不知怎样捱过2016年的冬天。
邓子强比以前谨慎了很多，但他相信，禁书的市场会一直存在。香港的出版社和发行都减少后，人民公社计划多向台湾出版社进书，相比香港，台湾出版业现在更加自由。另外，邓子强也准备用各种渠道，探索为内地顾客寄书的服务。
“demand（需求）还在，你只要一天国家内部不开放，人们依然hunger for（渴求）一些资讯，一些他们觉得你隐瞒的资讯。”邓子强说。

铜锣湾书店十大畅销书店／林荣基点评。图：端传媒设计部

林荣基也觉得，既然书禁不住，禁书也不会死。他说自己最近逛书店时发现，巨流出版的书被盗印了，重新在市面流通。“赚到钱一样照翻印。正如台湾人所说﹕‘赔本生意没人做，砍头生意有人做’，就是这样的道理。”
但黄尚伟对未来并不乐观，禁书不会死，但香港会死吗？
禁书，做的是言论自由的生意，信息从不自由之地向自由之地流动，再从自由之地兜售回不自由的地方。但中港之间，这样的言论自由落差会一直存在吗？这是黄尚伟心中巨大的问号。
他回想1984年2月中英联合声明刚刚签署，那时候他乐观，兴奋。“现在所有东西都改变了，和最初的想像完全不一样。”九七前夕，黄尚伟一家人移民加拿大，他自己舍不得书店，一个人回到香港，守着田园书屋的世界。
2016年12月30日，他再次离港返回加拿大和家人团聚。未来他还打算继续支撑田园书屋，但什么时候再返回香港？他“说不定”。
他不是唯一一个离开的。
曾在香港经营溯源出版社的中国流亡者孟浪，把全副身家搬到了台湾，并专注在文学方向。“2009年的时候，我还在晨钟书局和姚文田合作，当年正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我们12个月出了11本书，那是『全盛期』。但到了去年，我只出了三本，今年，我一本也没有出。”孟浪说，他曾想“利用香港这个出版自由的地方，将内地看不到的信息搜集起来，不加我们的判断，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
但现在，巨流股东桂民海仍在内地被拘押，李波看似自由身，但业内多名人士透露，他患有自闭症、需要长期照顾的儿子目前身处中国内地，他与妻子两人中必须要有一人在内地，另一人才能返回香港，“劫一个，才放一个，保证不会出现另一个林荣基”。而75岁的晨钟书局创办人姚文田也在内地服刑，五七出版社的武宜三已经迁往马来西亚，而开放出版社的金钟，则选择了移居美国。
（端传媒记者苏昕琪对本文亦有贡献。）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6/12/%e7%ab%af%e4%bc%a0%e5%aa%92-%e9%87%8d%e7%a3%85%e8%b0%83%e6%9f%a5%ef%bc%9a%e9%93%9c%e9%94%a3%e6%b9%be%e4%b9%a6%e5%ba%97%e4%b8%80%e5%b9%b4%e5%90%8e%ef%bc%8c%e7%a6%81%e4%b9%a6%e8%af%bb%e8%80%85/

劉仲敬：世界體系和中國系統的融合與衝突

2015年5月29日日本演講 — — 「中國的現狀與未來 — — 青年學者對話演講」
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表面上有點大，超出了正常的歷史學研究那種細碎化的方法，但是由於中國目前的局勢正在對世界造成的問題，是中國自身和世界各國都沒有充分意識到的，所以我們必須退回到比較長的時間段，回顧我們當前所處的這個世界的來龍去脈。
我們當前所處的這個世界，是由眾多民族國家為單位所組成的國際體系。在四百年以前，這樣的國際體系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全世界都並不存在。國際體系最先在歐洲內部產生，首先它所需要的就是把多層次、多實體組成的封建式的網絡狀權力體系加以改造。改造，或者說演化，造成的效果是，把原先的各個政治實體劃分為國內和國外這兩組。國內的各個實體要通過憲法體制實現利益和觀點的共識，通過國家利益，統一地表達他們的利益和觀點。各國之間的交涉，要通過國家利益和國家單位進行，使原先沒有什麼明確區別的國內憲法衝突和國際間的利益衝突，從此以後劃分為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
在奧蘭治親王時代的國際交涉中，你還必須對親王的宮廷、荷蘭的三級會議和阿姆斯特丹的市議會分別進行交涉；但是在維也納會議的時候，你已經可以只跟荷蘭的外交代表進行談判就能解決問題。這個過程在歐洲是通過自發演化實現的，但是在亞洲和歐洲以外的其他國家，基本上是歐洲國際體系的擴張強加於他們的。就遠東的情況來看，中國、日本和其他國家近代的命運，無論是他國家內部的憲法體制還是外交體制，還是國家認同和歷史敘事，都是隨著國際體系的演化，根據國際體系演化的需要而產生的。
在這個過程中，你需要做到模仿歐洲的先例，做到幾件事情。
第一，你要划定邊界，確定哪些政治實體屬於國家內部，應該通過國內的憲法體制來協調他們的利益和關聯；哪些政治實體屬於國外的政治勢力，需要通過外交關係，作為國際體系的一部分來加以處理。
第二，在做到這一點以後，你必須對你建立的這個國家實體的自我形象、自我定位、和他將來在國際體系中扮演的角色有一定的規劃。
第三，在這些規劃確定以後，你要根據你的自我定位和你的未來使命感，對國民進行教育，培養出一種新的國家認同，利用這種新的國家認同，來鞏固你的共同體，加強你在國際體系中的力量。
如果你的自我認同不太明智、或者說對國際體系的認識不太清楚、對國民的教育不太符合未來國際體系演變的方向，那麼你在加入國際體系的過程中間，就很容易引起嚴重的衝突。相反，如果你在這三方面的認識都比較清楚，做法都比較好，那麼你在融入既有的國際體系的過程就會比較的順利，代價就比較少，成就就會比較大。
就中國和日本近代的情況來看，同樣的事物在不同的認知結構之下，會產生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我們回顧過去1937年的中日之間的衝突，就可以看出，如果交涉雙方對國際體系和自身的角色都有一個比較合理的認知的話，衝突也不是必然的。
中國方面的問題在於，他的自我認同要求他建立一個排除帝國主義勢力的獨立主權國家。這個國家的首要使命就是修改從清朝末年以來簽訂的一系列條約，這些條約允許列強在他的邊境之內行使眾多的權利，例如：保留庚子條約留下來的從北京到天津的非軍事區，把這些區域的巡邏和治安托付給外國軍隊；保留上海的自由貿易區，對這個貿易區，中國政府不能有效地按照自己的需要徵收關稅，必須經過列強的協商；而當地的議會和政體，要取決於當地納稅人，而不是取決於中央政府。
從中國清末梁啓超時代，一直到國民革命以後，逐步養成了一種新的國家敘事，要求未來新的中國修改原有的國際體系，取消這一系列原有的遠東條約體系對他造成的約束。然而，如果列強並不是全都願意修改這些條件，例如蘇聯和日本不願意通過和平協商的方式來改變他們在條約體系中的既得利益的話，那麼實際上衝突是無法避免的。如果他願意像原先的北洋政府一樣，在承認既有國際體系的情況下，緩慢的演化，那麼衝突並不是一定會發生的。
在日本這方面來說，日本也有兩種不同的自我想象，他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為國際體系的普通一員，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為負有特殊使命的國家，負有解放亞洲甚至是所有有色人種的使命。按照前一種解釋方法，所有的衝突其實都是技術性的和局部的，他完全可以，首先忍受地方性的衝突，然後通過國際斡旋來解決問題，不會對日本本身的地位造成重大的挑戰；按照後一種解釋，日本就可以把他面臨的種種衝突看成現有國際體系無法允許日本實現他的國家想象的一個重大障礙，最終這個問題必須通過推翻既有國際體系才能夠伸張他自己的使命和正義。
中日兩國的這兩種想象的衝突，使在1920年代本來可以作為地方事件解決的技術性衝突，在1930年代終於演化成為破壞整個國際體系的大規模戰爭。在1930年代的衝突中，日本處於主動地位，因為他當時的實力已經強大到足以破壞國際體系的地步；而中國儘管自身的國家想象同樣不符合國際體系的需求，但他的實力不足以對國際體系構成整體性的挑戰，所以他的作用顯得不太明顯。
但是現在的情況不一樣：因為經過一百多年的演化，日本在國際體系中的融合度已經很高。可以預見，他將來的發展渠道不會發生重大的偏差，只會在現有的情況下進行細微的調整；而中國，在經過一百多年的長期震蕩以後，他對自我的定義、自我的想象、對將來在國際體系中發揮的作用、和自身的憲法結構和國民教育，都仍然處在非常模糊和混沌的狀態。他存在著多種發展和選擇的可能性：在一個極端上，他錯誤的想象可能使他跟現有的國際體系不能相容；在另一種情況下，他決心把融入國際體系當作自己首要的任務，那麼他必須對自己的國內體制和國民教育、整個歷史敘事都做出根本性的改造，才能使他現有的結構符合未來發展的需要。
目前的中國，它的自我想象包括兩種成分，這兩種成分都不大符合未來它的需要。
第一種敘事產生於列寧主義的革命敘事，他要求把整個舊世界的政治經濟體系看成是不公正的，給自己賦予改善整個體系的特殊使命。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它發生什麼具體的問題，那麼這種具體的問題就不能通過純粹經濟發展的方式來解決，而是會把它解釋成為，在現有的不公正的國際體系之下，他最終還是沒有辦法通過合法的和常規的手段，改善自己的地位。
第二種敘事，就是中國國恥教育的敘事，這種敘事假定近代以前的華夏文明，是一個比歐洲更為悠久和古老，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道德觀念高於歐洲的文明，他在近代接受國際體系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不得已的妥協，在他自身強大起來以後，他應該擺脫這種束縛，給自己以更高的地位，對他來說，是恢復原有的光榮和偉大的地位，也給世界提供一種比歐洲人能帶來的這種世界秩序更好的新秩序。這種歷史解讀的方法雖然在性質上不同於列寧主義的歷史解讀方法，但是它對現有的國際體系都是一種革命性的衝擊，使中國自身承擔了一種他目前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承擔的巨大的負擔。
有許多跡象表明，目前的情況和目前的政策已經深刻地受到這兩種歷史想象的影響。像一帶一路這樣的工程，如果你僅僅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應該說很難是合理或者是合算的。它涉及的地區，在政治安全上是如此之複雜，在金融方面的信用很差，如果你貿然地捲入這些地方，提供大筆貸款，從純粹經濟的角度來講，收回貸款的時間非常之漫長，利潤非常之微薄，不確定性很大，應該說很難成為一個純粹追逐利益和經濟發展的政治集團所追求的目標。
但是你如果從自身的特殊使命感和自我想象來考慮的話，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根據革命敘事，如果你自身的發展受到現行的舊秩序的約束，因此無法有效地展開，合理的辦法就是像蘇聯在1920年代所採取的那種辦法，把你的力量投送到國際體系相對薄弱的遠東地區，從側背開闢新的陣地，或者說相當於共產黨在1930年代長征到西北那種情況。按照第二種敘事，中國在恢復它原有的國際體系，那麼重點就不再是近代體系所體現的海上支配力量，而是要在傳統的、1500年以前的亞洲大陸帝國的模式，把文明的中心從英美所主導的海上重新移回到以內亞為中心的大陸上去。根據這種邏輯，即使通向巴基斯坦的中亞道路很不安全、經濟上無利可圖，但是它就是恢復漢唐輝煌所必需的、不可避免的途徑。
這兩種想象既然已經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現有的政策，那麼我們不得不考慮它會給中國未來造成什麼樣的命運。照我看來，只有一點是確定的，像現在冷戰以後的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很難容納剛才所描述的那兩種衝突：無論是列寧主義的，堅信自己是宇宙的真理的這樣的中國；還是堅信自己是漢唐文明的繼承者，必須恢復大國榮耀的中國。
如果說現在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能夠容納誰的話，那他頂多能夠容納一個地方性的邦國，這個邦國願意遵守美國在冷戰以後根據威爾遜總統理想所設計的那種集體安全體系，放棄自己採取單邊行動的自由。但是按照中國現有的歷史想象，接受這種地位的話，等於是放棄了它在過去一百多年時間，經過長期犧牲和巨大代價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機會。如果雙方的認知圖景都沒有辦法做出重大修改的話，各自堅持各自的路線，就會造成巨大的衝突。在這個衝突當中，很難會有什麼絕對的正義，因為你所堅持的正義標準是由你自己的認知圖景決定的。如果你堅信你自己的自我定位是正確的，那麼你為了實現這個自我定位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正義的，而別人為了妨礙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正義的。所以這件事情到最後，還是要依靠決斷來判斷：你必須確定你的最高目的是承認現有的國際體系，然後根據現有的國際體系改變自身；還是要堅持自己對自己原先的想象，強迫國際體系做出相應的調整。這個決斷是非常關鍵的，它涉及到中國將來能不能夠像現在，根據現在的路徑繼續走下去。
我們都知道在1978年開始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為中國的發展設立明確的目的，照鄧小平那個很生動的說法來說，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之所以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因為所有各方對於遠期的發展目標其實並沒有一個充分的共識，只是對近期要改善自身的地位能夠達成共識，所以我們可以近期摸著石頭過河。但是在現在，在財富和實力已經積累到一定階段，世界體系不能對中國視而不見，而中國對世界體系也不能視而不見的情況下，你就要考慮，摸著石頭過去以後，你真正的目的是什麼?未來的中國應該是怎麼樣的？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中國人？現在這個政治實體的中國和歷史上的華夏文明是什麼關係？現在的共產黨和歷史上負有世界革命使命的那個共產國際和共產主義理論是什麼關係?未來的中國人應該建立怎樣的政治實體?應該怎樣處理它和世界的關係？在這些問題得到解答以後，然後你才能夠根據你對這些問題做出的解答，重新塑造你的國民認同，重新塑造你的歷史敘事。只有在這種前提下，所謂的歷史正義，或者說是中國的發展目的，才會有真正的意義。
就目前的情況來說，這幾方面還處在完全脫節的狀態下。中國的經濟發展是非常依賴於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因此從事這一方面的官員、知識分子、或者是其他的人，對國際體系是抱著，可以說是抱著比較理解和擁護的態度的。但是在安全方面，情況顯然不同：儘管柏林牆倒塌已經結束了歐洲的冷戰格局，但是從朝鮮戰爭到金門危機，所形成的這個遠東冷戰邊界，仍然是存在的。從隔離朝鮮南北的三八線，一直延續到金門島，伸向南方，這條邊界，1955年的冷戰邊界，目前仍然存在。從經濟上講，冷戰的雙方已經具有高度的依存性，誰也離不開誰，雙方關係的任何削弱都會對雙方造成極大的損害。但從安全上講，他們沒有辦法達成任何共識，重新採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歐洲各國採取的那種相互威脅的做法，這在最近的釣魚島危機和南海危機上面表現得非常明顯。安全結構和經濟發展需要的脫節，這是目前遠東形勢最明顯的特徵。
歸根結底，它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中國的自我定位和目前的世界體系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的衝突。這個衝突不是存在於中國和日本之間，因為日本的自我認識和憲法結構和外交結構融合度已經很高，而中國大體上來講，在很多方面，仍然處在這個結構之外。可以說，中國現在已經結束了1978年以後，相對還能夠達成共識的一個穩定平穩發展期，進入一個相對高風險的窗口期。在這個窗口期中間，豐富的政治想象力和明智的決斷才是你最主要的資產。謝謝。
答問部分
提問(一)：中國這種體制能不能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
提問(二)：日本究竟是不是軍國主義國家?日本怎樣才能真正認識中國?
答：關於中國能不能夠融合進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問題，我們首先要明白，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它有特殊的性質，它是一種威爾遜主義體系，因此你就不能說，只要有了足夠的實力，把實力足夠強的國家都加入進去就能夠解決問題。我們要注意威爾遜主義提出的時代背景，那就是十九世紀和十九世紀以前的國際關係。在那種環境中間，所有的政治國家都享有戰爭和和平的完全自由，沒有超越國家的組織能夠對他的權力進行約束。同時，國與國之間的聯盟是有限的和具體的。因此這些制度和社會形態非常不同的國家，只要在某一個或者幾個具體目的上需要合作，他們就能夠簽訂有效和具體的盟約，加以執行，不會對國內的政治生態發生重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國與國之間的衝突以及國家聯盟和國家聯盟之間的衝突，要依靠實力均衡的方式維持，實力均衡的定期破裂會導致戰爭。
威爾遜主義的意思就是說，這種定期戰爭的體制對人類文明是不利的，最好是通過集體安全的方式，使文明達到一個更高的層面，這當然是一個偏理想主義的界定。這個集體安全體系，實際上是要限制其所有成員國發動戰爭的無限權力，同時，把集體安全體系內部各國的承諾從有限和具體的承諾變成無限和不明確的承諾。這後一點是非常至關緊要的。我們可以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外交協約，比如說英法兩國之間的協約，它們都是非常具體的，例如英國皇家海軍要負責保護法國的北部海岸，但是不負責保護法國的地中海海岸，諸如此類。英日聯盟在某種情況下，英國要支援日本，但是在其他那種情況，例如在日俄戰爭情況下，英國並不是必須要為了日本對俄國宣戰。這些條約都是非常具體的。可以說是，英法兩國無需政治體制一致，或者英日兩國無需國家認同一致，他們都能夠實施這種有限的盟約。但是美國提出的威爾遜主義，就要求各國具有非常高的信用度，因為他的承諾是無限的。
威爾遜主義有兩個典型的成就，一個是聯合國，一個是北約。它們都是美國影響力擴大的結果，基本上都是進一步兌現了威爾遜主義的基本精神。像北約對法國提供的安全保障，那就跟大英帝國對法國的安全保障是極不相同的。它是非常模糊和浮泛的。如果法國的安全受到威脅，那麼就要通過北約安全理事會進行一系列討論，也就是說，法國必須信賴美國和北約其他國家的決策程序。他們在法國認為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也一定會感同身受的認為法國受到威脅。這樣的高信任度，只有在美國的核心盟國都跟美國的政治體制和決策程序高度相似的情況下才能維持。北約之所以能夠維持，就是因為它的核心成員，大體上都是我們通常所謂的民主國家，能夠實現高信任度。而聯合國其實成立的初衷也是威爾遜主義的，也是按照美國人的想法設計的，但卻實現不了。因為它的核心成員包括像蘇聯這樣的，跟美國體制相差甚大，決策程序相差甚大，既沒有辦法達成共識、也沒有辦法實現決策透明度的政治實體，因此聯合國最終不可避免的，實現不了集體安全，變成一個扯皮的機構。
所以現在中國的問題是，我們不能說是，中國強了以後，就按照以前英法結盟或者英葡結盟那種方式，結成一個霍布斯式的主權國家的聯盟。這樣的聯盟只能適用於具體的事項，例如在伊拉克戰爭中或者反恐戰爭的時候，中美確實可以達成這樣的具體的合作，但是這樣的合作實現不了威爾遜主義集體安全的目的，也沒有辦法把中國納入這個體系。中國想要進入這個體系，實際上，他不能像昭和日本一樣，存在著不確定的、模糊的決策中心，而必須像戰後的日本一樣，實行跟美國大體上相同的體制，實現兩國之間的高度互信。在這種前提之下，同時包括中美兩國的集體安全體系才能順利運作。所以集體安全體系跟十九世紀的結盟體系不一樣，它不是一個純粹的外交問題，它是要求國內憲制進行高度配合的。中國如果想要進入這樣的體系的話，他是要對自身進行重大改造的，這一點恰好是最關鍵、最困難的地方。所以，一方面中國無法進入國際安全體系，另一方面，集體安全體系之外存在著足夠強大、能夠對他進行挑戰的政治實體，這就會造成一個衝突。
關於軍國主義，因為軍國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宣傳上的名詞，因此它有很多種不同的意義。我只能說我自己的定義。我自己對軍國主義的定義就是，一個國家內部，存在著憲法之外的政治勢力，軍隊可以在違背國民和國會的意志，行使憲法之外的權力，符合這個條件的國家就是軍國主義國家。昭和時代的日本間斷性的處在軍國主義的支配之下，但現在的日本肯定不是軍國主義國家。即使日本修改了他的憲法，恢復了他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權力，甚至恢復他進行戰爭的權力，只要他自己的軍隊仍然處在內閣和國會有效的控制之下，沒有獨立的政治地位，他都不能說是軍國主義國家。同時，現在的中國也不是軍國主義國家，只要黨指揮槍的原則仍然存在，軍隊只能通過共產黨這個集團行使它的權力，就仍然不能說是他是軍國主義國家。如果說中國存在著法外的政治集團，那麼這個政治集團是中國共產黨本身，中國軍隊是不可能越過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治集團發揮影響力的。所以我們得回到老生常談的說法，就是說，承認現在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列寧主義國家，而不是什麼軍國主義國家，黨也是文官管理的。這雖然是老生常談的說法，但是比起初級階段的、宣傳性質的說法，還是要相對來說靠譜一些。
至於日本人怎樣認識中國的問題，我想，關鍵在於沒有人能夠正確認識中國，因為這一點根本上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自我認定、自我認同和國家定位還沒有明確，在「中國人自己不知道中國應該是什麼」、「中國和歷史上的華夏應該有什麼樣的關係」、「中國共產黨和歷史上的共產主義運動應該有什麼關係」以前，這個問題是無解的。我們要明白國家和國民的概念不是像自然人的概念那樣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一個政治建構的產物。政治建構是人為的，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修改的，未來的中國需要怎樣的自我建構，這恰好是目前我們面臨的最危險、最重大的問題。謝謝。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Info Aggregator

Pages

Tuesday, 3 January 2017

中国军队招兵广告现罕见中日军机对峙画面

美国电力网出现俄罗斯黑客踪迹，网络战前哨？

蔡慎坤：2016年最具代表性的汉字

相关日志

德国之声：“北京要让本土非政府组织取代国外NGO”

相关日志

Monday, 2 January 2017

陶冬：2017年世界经济，记住这十个日子

端传媒 | 铜锣湾书店一年后，禁书读者、作者与岀版商之死

一本禁书救全行的时代

“把反共当成一门好生意”

暴风雨前夕的蛛丝马迹

四散东西，所有原本想像的事情都变了

劉仲敬：世界體系和中國系統的融合與衝突

相关日志

塵翎 - 一手見證

王建勋《驯化利维坦：有限政府的一般理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