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 Aggregator

Sunday, 2 March 2014

何清涟：两会代表观刑：被囚之虎与打虎路线图

2014年的两会，注定没有前几年那样轻松“和谐”。女代表大概没有心思再秀高级时装与貂皮大衣，陈光标大概也不会再免费派送罐装“新鲜空气”。因为本次两会有一重头戏，即朝廷让代表群观“老虎”受刑，并预告新的“打虎路线图”，附送“苍蝇”数百只。面对未能再现身两会的本届代表的灰色身影，这个“精英俱乐部”的成员们有的感慨万千，有的则兔死狐悲。

*两会前夕国内媒体竞爆“打虎”猛料*

新华网3月1日发出的节目预告是：“2014全国两会十大热点：深化改革反腐治霾受关注”，反腐列为“热点三”。文曰：“反腐败持续发力……过去一年，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省部级高官接连落马，……2014年，如何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还会有哪些“大老虎”被揪出，……人们无比期待。”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资料照)

财新网同日发表重头文章《周滨家乡成“康居乡村”先进典型》，各网站立即转载，旋即都被删除，估计是为了给两会代表观刑时用。财新网这篇发而又删的文章内容其实就是昭告天下：“周老虎”得意之时在家乡衣锦昼行，家人皆仰仗“得道”老虎“升天”致富。如今，老虎窝已经被端，周滨已于去年12月初从自己在首都机场附近的别墅中被警察带走，同时被带走的还包括他43岁的妻子、持美国护照的黄婉，其岳父黄渝生也同时失去联系，周滨的三叔周元青、三婶周玲英和堂弟周峰去年12月被带往北京。国内虽然打不开这篇文章，但国外多个网站已转载此文。

至此，习近平让王歧山主管的“打虎”大业让人刮目：有条不紊，颇有章法与节奏感。财新网在舞台上充当了主要的“打虎将”表演打虎：拖着一只被拔去牙齿与利爪的周老虎，今天抛到空中，横腰一棒；明天摔到地上，当头一棍，变着花样击打。其他的媒体在旁助兴，齐声追问“虎父究竟是谁”？这一过程，颇让旁观的那些超级大“老虎”们心惊。

*未来“打虎路线图”轮廓初现*

两会前夕，北京未来的“打虎路线图”已由最高检察院与国内媒体“联手”昭告天下。准确地说，是最高检用官样文字画出轮廓，几家媒体浓墨重彩勾勒部分画面。

2月27日，广州的《时代周报》（第274期）突出奇兵，发表两篇让人意外的文章：《三峡堵“漏”：巡视组公布腐败问题，三峡办公室搬迁应对》、《独家还原三峡集团利益输送链：被指集资建设“福利房”招投标涉嫌沦为腐败温床》，文章前所未有地尖锐指出：“三峡沦为私人定制的牟利机器才叫人痛心疾首”，“根据巡视组和审计署的报告，三峡集团内部人员多年来利用各种方式侵占国家资产、垄断公共资源、贪腐浪费、输送利益，几乎到达失控的地步”，“巡查已引起集团内部大地震。在三峡内部，领导及相关亲属染指工程招标、输送利益的事不计其数，已是公开的秘密。领导，分门别派，甚至个别退休的老领导，也继续插手其中。目前集团上下人心惶惶，随时牵一发而动全身，拔出萝卜带出泥。”

地球人都知道，三峡工程过去这些年算是谤满天下，无论从环境生态影响、移民、以及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质量问题、腐败问题，都给中华民族留下创痛巨深的伤口，但因为水电系统是某政治大佬的势力范围，没人敢惹，每次媒体上一出现批评声音，立刻就会有政府主管部门出面让媒体噤声。因此，业界都知道，《时代周报》敢发表这两篇文章，背后是“有关方面”借了胆子给它，否则，谁敢说“甚至个别退休的老领导，也继续插手其中”？

截图：《南方某媒体追问：插手三峡的退休领导姓甚名谁》

长期在政治高压下中生存的中国媒体立刻嗅出其中味道，打蛇随棍上。紧接着，各大门户网站都登出：《南方某媒体追问：插手三峡的退休领导姓甚名谁》在人们心中萦绕已久的一些话语，终于堂而皇之地在这些文章中出现：“三峡集团每年招标的工程总规模至少在100个亿以上。2014年以前，绝大部分都没有经过正规招标，说暗箱操作是客气了，实际上全是‘明箱操作’”， “哪些工程是哪些领导的亲戚在经营、控制”、“谁是谁的人”、“哪些领域是哪些领导的势力范围”……语带神秘，口耳相传，领导级别也从小到大。”

如果说《时代周报》只是“市场化媒体”，在中国政治中，其政治权威似乎不足，但新华社这一官媒龙头出来为这消息板上钉钉。3月1日，新华网刊出《最高检：今年重点查办金融电力等垄断行业腐败案》，引述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副局长詹复亮的话，称今年，检察机关将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重点是利用组织人事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司法权等实施犯罪的案件，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国土资源管理以及水利、环保、节能减排、金融证券等国家重点投资领域、资金密集行业特别是铁路、电力、石油、电讯等垄断行业的案件。

金融、石油、电讯行业当中，卸任高层家族染指者众多，但电力集团除了“国字号”之外，几乎是李鹏家族专属领域，这在国际社会都是公开的秘密。中共党内老人李锐先生是中国国内主要的三峡工程反对派代表人物，1980年代初著有《论三峡工程》一书，并多次上书高层指出，将来三峡工程完工，库尾洪水位剧升，必然要为重庆“准备后事”。他还引用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的话说，今后要在白帝城山头上建个庙，如岳王庙前一样立三个铁人请罪，其中就有“退休老领导”李鹏。

曾为“共和国总理”的李鹏不好惹。2001年11月24日，中国《证券市场周刊》第93期刊发《“神奇”的华能国际》（作者是武警部队作家马海林）一文，揭露李鹏家族掌控的华能国际利用特权赋予的发债方式，敛聚60亿巨额资产。李鹏对此反应强烈，除了利用官媒辟谣之外，秘密逮捕作者马海林，至今外界不知其死活。该刊总编虽然也属于红二代，被迫作深刻检讨。
　　
“电力一姐”、“红色公主CEO”李小琳每年盛装出现在两会上，面对记者采访“曾开诚布公地表示‘能力之外的资本都等于零’”。经过这些持续不断的“公关宣传”，中国人都知道，“完全依靠个人能力”获得财富、名声、地位的李小琳家族与电力系统的鱼水关系，了解到三峡与电力系统是谁的势力范围。但想到老总理的树大根深，以及传说中他与开国元老周恩来的养父子关系，都以为其家族的财富帝国坚如磐石，难以撼动。没想到2014年“两会”前夕，突然由南方媒体发动对三峡工程的追问，再由最高检出来宣布2014年反腐的查办重点，这个过程让前朝大佬们很受煎熬，谁也不知道中纪委手中待查的那些个传说中的“X号专案” 有多少，其中都有哪些人。　
　
因为有了三峡与电力系统的腐败猛料，国内媒体前后脚相跟发布的消息，比如人民日报发表的《中组部通报3起行贿买官案》、新京报发表的《出逃贪官经济领域扎堆部分官员外逃前已是裸官》，已经吸引不了围观者眼球。人们除了等待着“周老虎”案件最后揭盅之外，还等待公示或者暗示新的“大老虎”是谁。两会代表中那些心中有病的人，在观刑之余心中未免忐忑，不知自己与明年的两会是否有缘？

from 美国之音 www.voachinese.com/content/anti-corruption-20140302/1862544.html

遭判重刑藏人政治犯临近死亡被释放

【西藏之声2014年2月25日报道】遭判重刑的西藏安多甘南州玛曲县政治犯洛桑，因在监狱中遭受军警残酷毒打和折磨，临近死亡后被释放。（录音）现居澳大利亚的流亡藏人德炯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2008年西藏境内发生大规模和平抗议活动时，玛曲县藏人洛桑（又称：果西•洛桑）带头民众开展和平示威活动，随后到2010年5月16日一直在躲避中共的迫害，但就在这一天洛桑不幸落入中共军警的手里，遭受酷刑折磨和虐待。
德炯表示，（录音）洛桑于2010年遭捕后，起初5、6个月时间被监禁在玛曲县监狱中，遭到军警的残酷毒打和折磨，几乎被毒打致残，后来玛曲县人民法院对他非法判处12年有期徒刑后，押送到兰州市一座监狱中服刑，在此期间也同样遭到狱警的毒打和折磨，因此，洛桑的健康状况变得更加恶化。

备受毒打的藏人政治犯洛桑（图片受访人提供）

中共当局为了推脱相关责任，通知洛桑的家属，将这名临近死亡的藏人政治犯带回家中。德炯说，（录音）2013年农历10月27日，洛桑被提前被迫释放时，不能说话外，必须要靠两个人扶助才能站立，回到家乡后，病情日益恶化，经济条件不富裕的家人想尽办法先后到果洛、黄南和合作市就医，但一直不见效。一旦病痛发作，洛桑通常高声哭叫，全身冒汗，让人心痛。德炯表示，(录音) 据说洛桑在监狱中，经常打一种名叫阿三特热（音译）的麻醉药物，除了这种含有毒品的药物外，其他药品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而这种麻醉药在其他医院中也根本买不到，所以洛桑的处境更加恶化，当前无法吃饭，无法说话。

西藏政治犯洛桑遭捕前后的对比照（图片受访人提供）

德炯最后强调，（录音）西藏政治犯洛桑的悲惨处境，真的惨不忍睹。他当前的照片和拘捕前的照片对比，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忍不住落泪。而更加让人痛心和无法原谅的是，一个国家却如此使用暴利打压一个平民后，为了推卸责任，把人面临死亡时才交给家属，这也是中共一贯使用的政治手段，非常可悲。据介绍，西藏政治犯洛桑，现年43岁，是西藏安多甘南州玛曲县阿万仓乡吉擦部落人，母亲名叫达尔卓，妻子名叫达瑞，现年40岁，18岁的儿子叫西热，15岁的女儿叫卓玛。

from 西藏之声 http://www.vot.org/cn/%e9%81%ad%e5%88%a4%e9%87%8d%e5%88%91%e8%97%8f%e4%ba%ba%e6%94%bf%e6%b2%bb%e7%8a%af%e4%b8%b4%e8%bf%91%e6%ad%bb%e4%ba%a1%e8%a2%ab%e9%87%8a%e6%94%be/

铁哥们的腐败

铁哥们的腐败
徐贲

媒体上有题为《四川刘汉兄弟以"血路"敛财,遇"贵人"后发迹》的报道说，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21项罪名被检方提起公诉。此案中共有9条命案，其中5人是遭枪杀。这位大亨人物一面在房地产、矿产、建筑等多个领域合法经营，坐拥400亿资产，一面掌控一个杀气腾腾的黑手党式的贪腐、犯罪网络。以刘汉为典型的官商勾结、涉黑经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的一个现实案例，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腐败呢？

“腐败”（corruption）的原意是“彻底崩坏”，在哲学和神学里一般是指精神或道德因偏离某种“理想”状况而污秽和不纯洁。今天，我们把贪污受贿、沉溺酒色视为腐败，也是相对于某种“道德纯洁”理想而言的。但是，17世纪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提出过两个对“腐败”更为根本的见解。

首先，腐败是重新退化到一种野蛮无序的自然状态中去。霍布斯认为，人性本恶，权势欲是人类共有的普遍意向。人在自然状态中，常常受到自己内心无止境欲望的驱使，从而人的激情常常凌驾于人的理性之上而不能自已。如果没有公共权力来约束和规范这种自然状态，必然导致听由丛林法则支配的仇恨、争斗和弱肉强食。这种战争状态使产业无法稳定，“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寿”。每个人都像一只孤独的野兽那样行动，只受求生和自我满足这两种基本冲动支配，不受道德约束。自然状态是一个人性恶的败坏状态。

在自然状态中，人们之间彼此的争斗原因不外乎三种：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第一种原因是为了求利，第二种是为了安全，第三种是为了求名誉。霍布斯相信人性的真实情况就是如此。公共权力的缺失使得最具权力和金钱势力，手段最毒辣、最卑鄙的那些个人有机会最快进入自然状态，最迅速地借腐败之力而在所有这三种争斗中成为全胜、通吃的赢家。“红色商人”刘汉就是这样一位成功的赢家。

霍布斯对腐败的另一个更为重要见解是，任何腐败的行为后面，都存在着某种“认知腐败”（cognitive corruption）。认知腐败指的是由于思维扭曲、心态变异、逻辑混乱而造成的一种观念上的败坏。我们今天深受其害并痛恨的一切腐败都是从某种认知的扭曲和谬误开始的，也是由某种错误和有害的观念所支持的。这些观念因为看上去很“合理”，所以有极大的欺骗性。霍布斯所关注的认知腐败观包括了理智、欲望、思考、教育、观念灌输等一系列因素，因此，“认知”也就可以理解为几乎所有与政治和社会有关的观念。

从公共权力的“公共”要求来看，认知腐败还包括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说什么是真理就是真理、把匪首当英雄来看待，把帮规当原则来信奉、恣意压制异见，甚至明目张胆地反对人类已有的公共价值共识。认知腐败使人陷入一种 “意义的无政府状态”，重要的公共政治价值观念（如民主、宪政、法治、人权）被武断强梁地肆意歪曲，结果是——用政治学家坦嫩鲍姆（Donald Tannenbaum）和舒尔兹（David Schulz）的话来说——“政治词汇一片混乱，因为没有权威来宣告正确的定义是什么”。从认知腐败来看待“腐败”，比只是把腐败局限于金钱、女色的贪污腐化或者杀人越货、强奸偷窃的罪恶行径，要更能触及腐败发生的认识和制度本源。

霍布斯所说的公共权力虽然重要，但它本身并不能保证就能遏制或消除腐败，公共权力是可以成为腐败的监督者，但是，谁又是监督者的监督者呢？早在公元一、二世纪，罗马诗人和作家尤维诺(D. J. Juvenal, 55～127) 就提出了“谁来把守守卫者”（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的问题。只有能有效对抗监督者的力量才能有效地监督监督者。美国著名历史教授托马斯·哈斯克尔(Thomas Haskell)说：“在缺乏对抗力量的情况下，所有的人类组织都可能会退化为乡村俱乐部和兄弟会。”如果不能建立起权力制衡的制度，自称的人民共和国都“将退化为‘铁哥们共和国’。针对这种退化趋势，就个体而言，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有意接受与之抗衡的价值。”

退化为“铁哥们共和国”其实是一种向“自然状态”的退化。任何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都应该是公民们用共同价值来奠定的共同体。一旦它失去了这样的价值基础，它便开始向某种“自然”的血缘或类血缘关系退化，这可以是血缘上的“某二代”，也可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利益均沾的“哥们”、“同志”或“自己人”。铁哥们制度犒劳效力，回报输诚，是金钱、物质、女色腐败的主要原因。刘汉有他的铁哥们，他为之效力的“神秘大人物”又有更大、更有权力的一大帮铁哥们。一层一层的铁哥们盘根错节、层层包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首先应该检讨的是它的制度原因。人类的所有制度都可能出现腐败，但是，制度性的铁哥们腐败却是可以防备的，也是必须避免的，一个盗贼可能盗走一个金库，而一帮铁哥们却可能盗走整个国家。

from 徐贲的BLOG http://ift.tt/NjQdmq

蔡英文紀念二二八籲團結阻不公義

今日是台灣「二二八事件」67週年，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今午出席紀念活動，表示面對二二八，希望能釐清真相，因為只有真相才能令大家知道曾在歷史上犯過什麼錯誤，避免悲劇再發生，此舉對台灣社會的和諧和發展「非常必要」。蔡英文昨午亦在其Facebook上載一段影片紀念事件，又介紹一群大學生自發主辦，紀念二二八的「共生音樂節」。她形容，人民團結在一起，用行動阻擋不公不義，就是二二八精神。

蔡英文說，大家應該正視國家政府長期以來對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的不正義，並為他們抱不平，就如很多十多、廿多歲的青年、學生「面對當權者的腐敗和不義，勇敢挺身抵抗一樣」：

紀念二二八，不只是悲情的二二八，更是記得前人面對不公不義，選擇站出來，勇於把台灣的未來扛起來的勇氣和堅毅。

蔡英文又認為，教科書已經不能壟斷年輕人對歷史的認識，不要再用威權思維扭曲歷史，讓年輕人自己挖掘歷史才是真正的教育：

教科書不寫的，他們自己找資料，沒有被記錄的，他們主動去作口述歷史。自己組織團隊、舉辦活動，和同伴分享，讓更多人知道。

蔡英文又說見到年輕人漸漸成為歷史的主體，又見到他們近幾年都站在第一陣線，以行動阻擋不公不義，大家應該要聽到而且一起參與。她回顧當年的台灣人被血腥鎮壓，近代的人前仆後繼爭取民主，才可令大家有自由生活。她表示爭取公平正義是一條長路，趁著二二八的日子到來，希望大家持續用行動實現二二八精神。

學生蔣介石像上噴漆「威權疑害歷史兇手」

共生音樂節由台灣國家聯盟、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等組織籌辦，今午至晚上於台北中正紀念堂外的自由廣場舉行，活動有短劇、口述歷史、演講等。

台灣各地民間均有紀念活動。今晨4點，台北政治大學有學生在校內蔣介石像上噴漆，用白漆寫上「威權疑害歷史兇手」八字，指蔣介石正是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時期「迫害人權的元兇」；學生對台《蘋果日報》表示，蔣是「阻礙台灣民主發展的政治霸權始作俑者」。

噴漆字樣早上被校方清走，校方表明尊重學生的表達自由，但事件屬破壞公共財產，會交由學生獎懲委員會處理。

在台南，成功大學學生組織將於校內「南榕廣場」舉辦追思會，由二二八受難者代表與學生代表致詞。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於1947年2月底發生的大規模民眾反抗政府事件，以及3月至5月間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鎮壓屠殺台灣人民、捕殺台籍精英事件。

事件源於當年2月27日，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和多名警察破獲一名寡婦販賣私煙，糾纏下發生衝突，該名寡婦最後被槍傷。翌日民眾召集罷工罷市，國民政府開始鎮壓。其後發生多宗民眾與政府間的衝突、軍隊鎮壓平民、當地人對新移民的攻擊，以及台灣士紳遭軍警捕殺等等情節。據行政院官方調查報告，數個月的事件造成1.8萬至2.8萬人死亡。

852郵報:香港人為什麼要知道台灣「二二八事件」？

今天2月28日，對不少香港人而言，或許只是2月最後的一天；但對台灣人來說，尤其是經歷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白色恐怖統治的台灣人而言，這天是
「二二八事件」的67周年，以總統馬英九為首的台灣政界高層，仍紛紛出席連串紀念活動。

簡單來說，二二八事件的背景是，一邊廂，抗戰後剛從日本收回台灣的「外來政權」中華民國政府，貪污腐敗，管治無方；另一邊廂，不少替前日本殖民政府服役的台籍人士解甲歸台，生計無著。

結果，在1947年2月28日，因台灣警方血腥鎮壓一宗民眾示威，觸發全台軍警民武裝衝突，最後台灣當局將民眾鎮壓下去，並展開白色恐怖統治超過三十年。然而，其間民間力量堅持反抗抵制政府不斷，加上美國向台灣政府施壓，終致台灣最後在九十年代全面邁向民主化，二二八事件也獲當局平反。

學者：香港民主領袖太柔弱

上述情節，香港人或在某些部分感到似曾相識，甚至感同身受。然則，香港人應從二二八事件中，再進一步知道什麼？

《852 郵報》就此請教過早年曾在台灣參與反政府學生運動的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助理教授譚志強。他坦言，若果將當前香港民主運動，跟當年台灣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民主運動相比較，香港至今的民主運動領袖，都較傾向精英柔弱，不願訴諸激烈群眾運動，亦較容易跟建制妥協，所以他相信，香港無可能會出現類似二二八事件的血腥事件。

但譚志強提醒港人，台灣的經驗也證明，當權者必須長期感受到民間壓力，才有誠意認真推動順應民意的政治改革。香港市民雖或不想為民主「流血」，但若連「流汗」都不願，往後政局將如何發展，也就不要怨天尤人。

（圖片說明：台灣南投縣二二八紀念碑誌，碑文代表台灣官方對事件的觀點）

二二八紀念碑：尊重和民主是贏回族群共融的要件 (Cody)

1947 年2月28日，是臺灣回歸當時國民黨執政的中國政府第二年。臺灣人從原先的期盼變成失望和憤怒；政府充斥貪污、官員橫行欺壓、衣食住行騰漲，臺灣的資源大都被挪去支應國民黨政權；加上相對外省人，本省人生活習慣（例如守規矩，重衛生）以及文化水平差異極大（據聞有外省人以為把水龍頭裝入牆壁就會有自來水），種種原因終由臺北發生緝私隊打傷煙販引爆全臺民變（政府指有臺共煽動滲透）；經過大規模鎮壓（清鄉），以最激烈的「烏牛欄戰役」結束（學生軍對抗政府軍）。整個事件死傷逾萬，後繼清算，牽連甚廣。事件伴隨國民黨政府長期歧視本地人政策，成為日後族群矛盾的記憶傷痕。

要彌補長年的外省/ 本省人之間的矛盾，臺灣的經驗告訴我們民主制度和對人的尊重。民主制度首先根絕了制度上歧視，例如不會因說臺語會被罰錢，政權及公共事務也不會由外省精英壟斷，恢復社會公義。其次是對人的尊重，臺灣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就以總統身分向受難家屬公開道歉，繼後陸續賠償、恢復他們名譽，各地設置紀念館及紀念碑。

曾幾何時，臺灣大選特別是陳水扁時期，經常以族群矛盾作為動員選票的策略，甚至加以政治消費二二八受難家屬，但至2012年大選以至馬英九執政後，族群議題已被淡化。事實上，社會也不認同操弄族群矛盾。然而，臺灣經驗也告訴我們，憎恨是容易造成，但要彌補是需要長時間、政府的決心，還有機遇及運氣。

讓人憂慮的是，儘管今日香港回歸狀況與當年臺灣不盡相同，但中港各層面的急速融合，雙方文化以至生活習慣（不太排隊、讓小孩就地便溺）的差異及生活品質下降（過度擠迫），再加上輸入通漲、地價騰漲及刻板印象，而陸客自由行加速拉緊港人對大陸人的心結，終以「驅蝗」將兩地矛盾表面化；所以香港現況與當年臺灣已經是本質相同的，只是程度和比例不同。

只可惜，特區高官並未以此為鑑，只知奉承上意，斥責「驅蝗」野蠻，卻不知安撫群眾，檢討政策（例如疏導遊客、對違規人士加以警告或處罰、開闢景點、重分配自由行經濟成果）。再者，由於不見得香港會落實全面民主制度，無法讓港人參與決策，這樣，「驅蝗」也可能愈演愈烈。大家必須警醒，族群間厭惡久則成怨恨，也是二二八事件的社會條件之一。
from Just Getting By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4/03/blog-post_992.html

呂大樂﹕政府與激動分子的拉鋸狀態

九七後歷屆特區政府均有同一項弱點，就是在面對一些政治上的小眾時，束手無策。這裏所指的小眾，是一些嘗試公開表達不一定很有代表性的意見，或以未受廣泛認同的方式來發表政治主張的小群體。一般而言，這些意見和行動會被視為較為偏激，以至在取得一定的新聞曝光率之後，往往無以為繼。但在過去10多年特區管治的政治環境裏，這類有異於主流的政治意見或行動，卻總是揮之不去，而特區政府亦難以找到有效的對付方法。究竟原因，特區政府處於弱勢，是重要因素之一。但同樣重要的是，儘管一般市民不會照單全收，又或者挺身支持，那些形式上較為偏激的意見和行動，卻並非完全跟民情完全脫節：市民不同意或不認同具體的口號或表達方式，然而在信息的內容上，則觸及大眾的某些神經，以至雖然他們對激動分子沒有好感，可是亦不覺得特區政府就此可以對相關議題置之不理。基於以上的原因，過去多年我們經常見到市民旁觀特區政府與這些政治小眾以頗具戲劇性的方式拉拉扯扯，而不會明確表態支持（或全面否定）某一方。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方面特區政府缺乏足夠的民意支持去採取強硬行動，而另一方面激動分子亦無法進一步進行政治動員。兩者之間是處於一種拉鋸的狀態——誰也不佔上風，但誰也沒有方法將對方壓下來。近期針對內地來港遊客的各種激動的、情緒化的言論和行動便是生活中的一個例子。

市民未挺身支持政府確存在值得深思的問題

曾聽過政府官員私底下批評，今時今日香港人已變得是非不分。他們有這樣的想法，不難理解：在他們眼中，當有人採取一些過往香港人普遍否定的態度或手段來表達意見時，社會上卻看不見有一種制衡的力量的出現，這肯定是這個社會出現問題了。過去我們可以假設社會上有一套多數人都認同的規範、價值，以至社會內部可以產生一種自我制約的機制，令偏激的言論和行動難成氣候。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現在這種平衡與制約的機制失效，很難會覺得問題出在自己那一方。按這種思路來分析問題，責任一是推到傳媒之上（例如：因為個別傳媒對特區政府不友善，自覺或不自覺的將反對意見放大），又或者索性推到市民身上（例如：覺得市民迷失自我、失去信心，以至黑白是非都混淆了），總之就是不會認真想想，為何大部分持旁觀態度的市民，一點兒也不會覺得自己置身事外，同時他們又看得渾身不舒服。市民未有挺身支持特區政府，背後的確存在值得深思的問題；他們之所以沉默，並非因為對特區政府有偏見而搞得糊塗了。
近年多留意低薪人士的生活，間中也有機會跟他們閒聊幾句。當然，這並非正規研究，更談不上有系統的蒐集資料。但有時聆聽他們主動提出的話題，頗受啟發。舉例：兩位在一間街坊店舖工作的售貨員，她們在九七前後分別由內地來港居住，屬至今每年農曆新年例必回鄉探親的社區人士。她們主動談到有人組織行動衝擊「自由行」遊客時，還未講完行動是否過激之前，已立即補充說近年內地來港旅客實在太多了。她們對該等人士所採取的行動的回應是「唔知做乜」，但卻認為「唔係咁又點會逼到政府做嘢吖」。她們表示「平時好日都唔會去一次銅鑼灣，但最近去過一次就怕咗」，而結論是「咁唔係幾掂」。

「唔係咁又點會逼到政府做嘢吖」
如果特區政府的領導層更多走入群眾，他們應該知道，大多數市民並不支持偏激的行動，但同時又不覺得政府已經回應了市民的感受和正面面對問題。對少數市民來說，他們未必有翻過官方統計，知道即日來回的內地旅客不斷大量增加，但憑覑日常生活經驗中的感覺，他們已察覺得到，問題的性質又豈止是旅遊。他們未必有區域融合的概念，但在遊客區以外，亦感受得到內地遊客所帶來的衝擊。而對大多數市民而言，這些衝擊已進入了他們的日常生活，起居飲食亦更騷擾；各種在社區層面上出現的問題，絕非政府所言，可通過發展旅遊設施而令問題紓緩。至於什麼將內地遊客分流，亦不見得是可行的應變方法（如一位街坊所言：「佢懐一日來回，唔通剩係過關買完嘢就走，點解唔搭火車去沙田、九龍塘啊！」）。市民其實有很多聲音，特區政府至今未有以同樣的聲頻作出回應。

假動作無助正面處理問題
當然，特區政府還有另一套解釋，就是內地遊客來港，有助推動經濟、就業。這個題目一經提出，把討論劃分為不同群體利益各異，引來誰會得益，誰要付出更高代價的辯論。現屆特區政府自認以港人利益為先（具體見諸限奶令、港人港地、停止進一步推展一簽多行），且看日後政府領導層如何自圓其說。更重要的是，市民心目中旅遊事業作為四大經濟支柱之一，並非（亦不應）不成比例的向國內遊客傾斜，只看到短期效益，而沒有長期打算。同樣重要的是，表面的市道興旺，消費服務其門如市，卻不足以說服市民，這就是香港的經濟發展方略，這就是年輕一代的未來。簡單的說，特區政府未能說服市民大眾，少少犧牲，可以換來長遠的、可一直發展下去的經濟出路。
可以想像，特區政府必定會充分利用那些激動的、情緒化的反內地遊客的言論和行動來作掩護，引領公眾的注意力放在手段的問題之上，而避開矛盾的根本。但在市民大眾眼中，這些假動作並無助於正面處理問題，而相關的問題繼續見諸日常生活的不同細節。對一般市民而言，特區政府和激動分子，同樣都很難看。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from Just Getting By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4/03/blog-post_6262.html

克里米亚的出走 —— 乌克兰即将来到的分裂

连清川
普京大帝终于动手了，宛如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了下来。在整个乌克兰的革命之中，普京几乎一直沉默着。虽然索契冬奥会牵扯了他的注意力，但是对发生在卧榻之侧的革命无动于衷，这不符合一个具有雄才伟略的民族主义领袖的行为模式。人们终于知道他的棋子下在哪里，但是已经有点晚了。
3月1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批准了普京在乌克兰领土动用武装力量的提议，看起来像是一个授权，但是恰如美国《大西洋月刊》所指出的那样：1.普京根本不需要议会的批准来动用武力，这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或者是一个宣告；2.俄罗斯本来就在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有军事部署，何必多此一举？
普京要宣告的是什么？一来给了美国、欧洲和联合国一个巴掌：任何企图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举动都没有意义；二来是宣告俄罗斯绝对不会允许乌克兰通过革命、政变或者任何其他形式脱离它的控制而投奔欧洲。
而这一切，都从克里米亚开始。
这很蹊跷。乌克兰奔向欧洲的革命，一夜之间为什么突然间变幻成了克里米亚独立问题？为什么克里米亚刹那之间成了军营和阵地？作为乌克兰领土的克里米亚如何成了俄、乌角力的战场？
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克里米亚的出走，是历史的命定。克里米亚（另译克里木）自治共和国早期的历史记载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的儿孙，是它们首先在那里建立了独立政权，之后几易其手，成为欧洲列强领土征战的沙场。一直到18世纪，俄罗斯帝国正式完全将其纳入领土。进入了前苏联时期之后，克里米亚的主权亦从未曾有过争议，以加盟共和国的方式保留在前苏联领土境内。
潘多拉的魔盒在1954年打开。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庆祝“乌克兰与俄罗斯结盟300年”，把克里米亚划入了乌克兰境内。一个具有长期民族历史和记忆的领土，便如此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了乌克兰。
这个“礼物”却从此开始了艰难而困顿的斗争。苏联解体之后，1992年克里米亚半岛一度短暂宣布独立，但随后又决定以“自治共和国”的形式留在乌克兰境内。但是从那时开始，克里米亚的分离主义分子就开始谋求独立或者重返俄罗斯。
在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之前，亲俄罗斯的总统库奇马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打击分离主义倾向，一方面保持与俄罗斯亲密的沟通。在缺乏俄罗斯支持的前提下，分离主义逐渐烟消云散。橙色革命之后，在尤先科-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争夺乌克兰前途的三国杀之中，克里米亚的独立倾向越来越清晰。
在2月的乌克兰革命之中，克里米亚内部的争斗徒然悸动。27日，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占领了亲乌克兰新政府的政府大楼和议会大厦。怪异的是，被占领的议会大厦内当天就举行了议会会议，选举了亲俄罗斯的阿克肖诺夫为政府总理，并且决定5月25日就克里米亚去向进行全民公决（稍后又决定提前至3月30 日）。几乎可以肯定，这次武装占领根本就是一场军事政变，意图在乌克兰无从顾及之时决定克里米亚的前景，其后若非俄罗斯策划，也必有俄罗斯的支持。
克里米亚61%的人口是俄罗斯族，虽然惟一的官方语言是乌克兰语，但是多数人的日常沟通语言却是俄罗斯语。前苏联的黑海舰队基地就在克里米亚。2010年，俄罗斯与乌克兰签订条约，将其租借的塞瓦斯托波尔军事基地延长至2042年，使俄罗斯长期在克里米亚保持了军事存在。
在克里米亚历史中，值得一提还有1854年至1856年的克林米亚战争。俄罗斯帝国和英法等欧洲国家联军打了一场恶战，虽然最后失败，但是克里米亚战争塑造了俄罗斯军队的军魂，如今仍然是俄罗斯军队的灵魂和骄傲。另外，其境内的雅尔塔在二战末期，迎接了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了著名的雅尔塔协议，直至1989年的整个世界格局，都是《雅尔塔协议》所定下的调子。
在如此的历史缔结中，俄罗斯自然是要定了克里米亚：无论是克里米亚的民意所向，还是其军事存在的现实。
况且，这就是普京在面对其“属国”叛乱时所采取的一贯方法。2008年，当亲欧洲的格鲁吉亚政府进军南奥塞梯共和国之时，俄罗斯毫不犹疑发动战争，战事在6天之内宣告结束，南奥塞梯共和国和阿布哈兹共和国宣布独立，虽然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但是在俄罗斯的荫翳之下，这两个共和国迄今为止仍然保留着在格鲁吉亚之外的独立身份。
对于当下的乌克兰政局而言，对于克里米亚的离心倾向，自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新政府虽然在亲西方的势力控制之下，但是总统选举的日期日益逼近，整个东部地区反对的声音依旧强烈。军方虽然不干预政治变动，但是在群雄无主的情况下，要与俄罗斯进行一场军事对抗，缺乏有力的政治指挥是难以想象的。季莫申科尽管拥有很高的呼声，但是她的政敌也绝非弱势。因此，乌克兰政局在短期之内都难见明朗，若进入与俄罗斯的战争，新政府未必不会在一夜之间崩坍，而战争也必然导致经济大幅下滑，甚至国民经济崩溃。这是一场无望的冒险。
设若俄罗斯大举进军克里米亚甚或是乌克兰，西方也无计可施。欧洲和美国无论如何不可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采用任何军事对抗行动。这几乎是一场世界大战的规模，于欧洲得不偿失。相对于欧洲而言，美国在乌克兰的利益极小，战争介入殊无意义，议会也决不可能授权。况且，欧美与乌克兰之间的地理距离，也使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过，俄罗斯也不大可能全面进军乌克兰。与格鲁吉亚相比，乌克兰拥有30万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军队，打败乌克兰需付出极大代价。况且，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实在没有战略意义，它本意就不是要吞并乌克兰，而不过是让乌克兰消除加入欧盟，脱离俄罗斯控制的步伐。
但克里米亚是普京一张打破欧盟东扩和乌克兰脱俄的绝佳好牌。克里米亚独立原本就是其内部的民意所向，俄罗斯不过是顺水推舟地帮助其实现独立。恰如俄罗斯官员所言，这是应克里米亚总理所请，且符合俄罗斯与克里米亚之间的协定。议会授权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不过是一种军事威慑：一方面，假如乌克兰敢于对克里米亚动手，那么俄罗斯自然有权出兵保护“克里米亚自主权”；而另一方面，也是对欧美的一种警告，不要低估了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决心。
更加诡异的问题是：在乌克兰全国发动了亲西方的革命，要求脱离俄罗斯控制，获得民族自主权的时候，克里米亚的变局，同样是一场脱离乌克兰控制，获得民族自主权的革命。难道乌克兰可以有要求民族自主权的权利，而克里米亚就不应该有吗？为克里米亚的“独立事业”保驾护航，俄罗斯具有着充分的道德正义性。
克里米亚问题犹如一根楔子打进乌克兰，使乌克兰局势瞬间转向。要么选择重返俄罗斯，要么选择放弃克里米亚。这是普京给乌克兰新政府制造的一个终极两难。
不过，无论局势如何发展，在我看来，克里米亚的出走几乎已成定局。乌克兰在此次革命之后，其总体国家局势与倾向，已基本偏离俄罗斯，走向西方。俄罗斯终究不可能对乌克兰全面动武；但同样的道理，克里米亚已经启动了独立或重返俄罗斯的道路，而俄罗斯的军事存在和侵入，一经部署，即成定局，在短期之内都不可能回撤。从短期之内看，克里米亚即便不是独立，也成俄罗斯实际控制的一块飞地。而其全民公决，无论何时发生，都将是分裂。
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政治哲学家弗兰西斯·福山快速地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它认为世界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从此结束，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将流布全球。现在看来，这个论断多么可笑。仅就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而言，已经打了几次大战。而乌克兰的此次变局，再一次向世界呈现了民族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可以到如何残酷的地步。
乌克兰的革命之所以发生，乃在于亲西方的民众和一些天真的政治领袖，急于脱离俄罗斯的控制，奔向欧盟的怀抱。然而，在他们还来不及举行庆祝舞会的时候，克里米亚即给了这些人一记重拳。国际格局的变化，从来不因为人们有善良的愿望，便有理想的结局，其后果，往往是令人忧伤的。耐心与智慧，从来都是政治的必然条件，而夹在列强之间的小国，其每一个步伐，都必须谨慎与小心。
冒进的乌克兰，终于可能以克里米亚的出走作为代价结束一个革命时代。而之后托着残肢的乌克兰，就能够雨过天晴，顺利与欧盟合体了吗？我还是不敢那么乐观。

Saturday, 1 March 2014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香港人」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

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曾經說過：「文化本是渾閒事。」最閑常不過的生活習慣往往會不知不覺地成為了大眾文化。由於香港的本土文化枝節甚多，根牙盤錯，要梳理出一套香港文化體系就要往歷史尋根。香港人自50年代英殖時期就身處一個尷尬的位置，他們既不是大英帝國的子民，又不願當中共口中的「中國人」，自不然成為了中英博奕的棋子。雖然香港人在政治上無法建立一個擁有主權的共同體，但是當一套主流文化冒出之時，他們就有了重新建構（套用民族理論學者 Anthony Smith的用語）香港民族的機契。隨著六十年代末始的一系列歷史事情，包括娛樂產業的誕生，香港節的創辦等，香港人的文化身份逐漸成形，這個文化身份固然包含了香港既有的嶺南風俗，也融合了由英美傳入的普及文化。本文旨在探討香港七八十年代興起的文化產業如何塑造了「香港人」這個文化身份，並就此說明香港並不單純是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而是一個具備公共文化的共同體。

文化沙漠非原罪非中非英也非誰

香港自1842割讓給英國以來，一直背負著「奴化」及「殖民」的指控，一浪接一浪的反帝反殖情緒，加上傳統中國的文化大一統主義，令「文化沙漠」這個扣在香港頭上的緊箍咒愈來愈緊。於50年代末期香港與大陸文化割裂初期，部分避難南來的香港人未能放下中華民族的傳統包袱，其身份自覺依然薄弱，故此在定居初期並没有發展本土文化的意識。但二戰後出生的新一代香港人，受上一輩的中華民族論述影響，反而對遙遠的中華文化傳統感到親切，而不認同中國共產主義。到了 70年代中期，以中國民族主義為題的學生運動逐漸消沉，走回歸祖國路線的國粹派也失去民心，新一代香港人轉而關心本地社會事務，要求改善社區環境和政府政策的聲音此起彼落，香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亦有增無減。與此同時，香港經濟急速發展，對比起封閉的大陸，香港整個城市充滿機遇，市民從生活在香港之中得到實際利益和優越感，「安定繁榮」遂成為城市至高無上的主旋律。

另一邊廂，經濟好景帶來的消費熱潮造就了文化產業的興盛，令香港的學術思潮不再流於反共反殖等意識形態爭論，轉而討論香港發展本土文化的可能性。且看七十年代相繼崛起的香港的電視、電影業和流行音樂產業，它們的出現不但呈現了香港人的集體心理，更令香港成為強勢的文化輸出重鎮。民族理論大師 Anderson曾經提出，印刷技術與資本主義的結合促成了民族這個「想像的共同體」的主張，而閱讀某一語言印刷出版物的人群，就會對「彼此是一體的」有具體的圖像。正好香港的普及文化如粵語電影，電視和音樂就發揮了恰如印刷術的作用，以香港人的母語將香港人結合在一起，形成香港人與香港土地的佔有關係。而這些普及文化帶來的幾個影響 (1) 培育庶民精神 (2) 突出香港人與「他者」的身份區隔 (3) 促成粵語成為民族語言，就成為了香港人重新建構香港民族的土壤。

無線麗的崛起統一港人口味
電視向來是香港受眾最多的大眾傳媒，它播放的節目及劇集自然反映著香港人的大眾口味。雖然麗的映聲和香港電視台早於1957年和1967年分別成立，但兩台成立初期播放的節目大多是外國舶來品，只有新聞和氣象報導才用粵語播映。到了1974年後，香港電視業才正式本土化。由於電視製作人才多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們擅於捕捉港人的需要，以社會剪影，時代變遷為題，製造明星魅力和經典場面去換來香港市民的共鳴。電視長篇劇《狂潮》和《家變》的出現，讓電視劇開始成為港人日常生活的話題。久而久之，電視長篇劇的本地色彩愈來愈濃烈，成為年輕一代經常消費的文化商品。電視很快就躍升成為香港普及大化的權力中心，是眾多娛樂文化的搖籃，縱使它的魅力於八十年代始就逐漸衰落，它的出現體現了香港人重視個人利益，追求物質生活的集體心理。

粵語戰勝國語本土音樂自主
粵語流行曲在1974年以前一直被人冠以低俗、市井、粗糙等罪名，未能登上大雅之堂。即使是粵語電視劇的主題曲也得用上上海傳入的國語時代曲，情況令人費解。直至「香港人」的身份觀念基礎建成之後，粵語流行曲才找到市場的定位。1974年正是粵語流行曲的誕生元年，因為當年無線電視劇主題曲《啼笑姻緣》成為第一首能夠大熱的粵語歌，象徵著香港各階層接受粵語流行曲的開始。《啼笑姻緣》的成功催生了更多粵語流行曲，很多歌詞名句因而變成港人的口頭禪，香港音樂也找到屬於自己的獨特聲音。粵語流行曲的興起固然要歸功於可以承載主題曲的電視長篇劇，但70年代早期萌生的本土意識也成就了粵語流行曲的普及與流行。

經六六與六七暴動一役後，年青人對中國共產主義的美好幻想固然灰飛煙滅，但面對貪污腐敗的殖政府，他們依然是不信任的。縱使以麥理浩為首的殖民政府在後暴動時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去修補市民與政府的關係，如舉辦香港節，成立民政司署等，但由於措施未有惠及基層市民，港人對殖民政府的依賴依然有限。正如 1972年的大雨災，市民要自發組織救援工作，顯示港人大多懷疑殖民政府的辦事能力。這段日子中，港人對共產中國的想像盡失，對殖民政府又無甚指望，結果自發地培育了一種生存靠自己的庶民精神，以發奮拚搏的生活態度貫穿社會上各行各業。

當這種庶民精神遇上經濟好景，港人自然變得富裕，消費主義也隨之而生。經濟成果為港人帶來的優越感令他們不再自慚於「香港人」這個身份，反之，他們樂於承認自己是香港人，並透過消費本地色彩濃烈的文化商品，如粵語流行曲去表現香港人的優越感。此外，六七十年代香港正值歐美流行音樂傳入之時，國際級搖滾樂隊披頭四及David Bowie相繼來港演出，激發年青一代追隨時代感較強的洋曲。因此以洋曲為底，廣東話入詞的粵語流行曲尤其親切，大受年青人歡迎。為迎接潮流且投樂迷所好，國語歌手如陳潔靈，葉振堂，葉麗儀等都轉唱粵語流行曲，他們的歌曲遂成了香港樂壇的新聲音，粵語亦隨之由主要溝通語言一躍成為本土文化的關鍵載體。

動作喜劇現港魂亞燦不是自己人在香港本土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香港電影文化的本位意識是最遲完成的，跟在電視及流行曲之後。在粵語電影未興起之前，香港影壇幾乎全由國語電影佔據。當時的粵語電影不但被當作方言電影或中國電影文化的支流，其產量更在60年代末開始走下坡，甚至到了完全停產的地步，直至1973年才藉著一部邵氏出品的《七十二家房客》重生。這部電影走小市民嘲諷大社會的路線，以嘻笑怒罵的方式呈現社會不公，完全切合當時香港人對殖民政府的不滿。《七十二家房客》的出現令此類粵語喜劇如雨後春荀般迅速繁殖，尤其以許冠文一系列城市喜劇最為著名，其作品包括《鬼馬雙星》，《天才與白痴》，《半斤八兩》，《摩登保鏢》等。至於六十年代以發揚中國傳統為榮的國語古裝武俠片及功夫片，卻隨著本土文化抬頭和城市物質發展而變得不合時宜了，而功夫片也只能借功夫喜劇和動作片的名義承傳下去。

到了80年代，香港電影主流以動作英雄片為主，這種題材反映了當時香港人渴求英雄，渴望生死之交的集體心理需要。以《英雄本色》為例，片中充滿出賣，捱義氣，報仇等劇情，盡抒港人出門靠自己的鬱結。至於文化認同方面，香港人的身份自覺及本土意識逐漸壯大，很多電影對白都道出了香港與大陸的文化區隔。正如電影裡「大陸來客」這個角色，幾乎全以「亞燦」的形象出現。「亞燦」不但是愚昧無知，文明欠奉的代表，更是香港人的對立面，被香港人借用來抒洩對大陸的不滿。以往五六年代那一輩礙於民族包袱還會在電影裡將「大陸來客」塑造為「中國人」，「自己人」，到後來七八十年代所謂的「自己人」已成為「亞燦」，「大圈仔」及「表叔」，可見大陸人在香港人心目中已不是自己人，而是要破壞香港安定繁榮的入侵者。透過消費移民的負面形象，香港人間接樹立了比「他者」出色的民族優越感，並以之換取作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結語
縱觀香港本土文化的歷史，就不難發現原來「香港人」這個文化身份不是純綷建基於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分離，也不依賴殖民政府的恩澤存在，而是由70年代起一整套本土文化體系去支撐。正如田邁修所說：「文化身份既非事實，亦非由教授來決，而是大眾想象力的產物。」剛好香港人就懂得將這個文化身份投射在文化創作之上，繁衍出一套屬於香港自身的文化體系，讓後世藉著這個實際的文化基礎去建構及想像自己作為香港人的本位。正因我們今天消費著前人種下來的果實，香港人就更應該設法維持香港的文化自主。為拓展大陸市場而生產國語碟，為採集資金而辦合拍戲，為節省開支而播放外購劇集等都是短視而有損香港文化自主的商業決定，假如香港連普及文化這條防線都守不住，「香港人」這個文化身分所帶來的價值認同及僅餘的優越感就會隨之逝去，香港人對共同體的想像也會瓦解。

from Just Getting By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4/03/blog-post_7820.html

星期日現場﹕劉進圖三個字，叫香港人停下腳步

文 × 譚蕙芸

銅鑼灣是明報人經常出入的地方。凌晨十二點，採訪部的同事下班，公司專車從嘉業街開出，經東區走廊直駛這裏。多少個晚上，下車後，我們不捨得回家，意悠未盡，一邊吃宵夜一邊談論當天新聞，至清晨疲累極，才登上午夜飛van或「泥蜢的」回到東南西北的蝸居爭取一點補眠。還記得，凌晨五點幾六點，天空漸見魚肚白，明報人在銅鑼灣街頭分別的情景，一切如同昨日。

這天，我站在同一個銅鑼灣街頭，百般滋味。我看到路過的人，有拖覑少主的菲傭、拉覑拖篋的自由行、咬覑雪糕筒的中學生、西裝骨骨的上班族、血拼完的富貴太太、身水身汗的速遞員，我仔細觀察這些人，都是目無表情、眉頭緊皺、攙雜懷疑、有幾分冷漠、帶點不耐煩。始終，街頭太多人兜售誠意，我們旁邊，有環保組織收集簽名、有攤販擺賣玩具、有化妝小姐送sample……換覑是我，也討厭有人阻住我行路。

初到街站，我拿起簽名紙板，思考如何向陌路人陳情。過路人腳步飛快，只有五秒鐘時間。試了一陣，發現殊不容易：說「反暴力」太抽象、提「新聞自由」不貼身，講「希望警方盡快破案」太長氣（講完對方已經過鰦對面馬路）。到最終，原來「劉進圖」三個字才是關鍵詞。周五，我在街站做了六小時義工，發現這句最管用：「我懐係劉進圖鮋朋友同舊同事，希望佢早日康復。」
市民聽到「劉進圖」三個字那種反應，很微妙。電光火石之間，雙方眼神接觸那半秒，你看到他們的臉像有一刻凝住了，那種表情，像在黑夜的深海，用探射燈搜索一種模糊的印象：「呀，好似邊度聽過呢個名呢？！」的那種樣子；然後，原來向前疾走的身軀突然煞住，臉孔鬆軟下來，眼神也變得友善。有些人已經走遠了，聽到「劉進圖」三個字更會番轉頭，好像要回頭找失物的樣子。
到落筆簽名，我有額外的十秒。我說：「我認識劉進圖十年了，我曾經跟他在明報共事。我在大學教新聞，我教全職，劉進圖教兼職。」我指覑旁邊，同樣是向市民呼籲參加簽名運動的中大學生義工說：「他們都是劉進圖的學生，這學期過了一半，老師受襲入了醫院，課堂要找其他人頂替。」（近來我才知道，學生私下叫他做「圖圖」）。簽名的人，當發現事情來得如此真實，眼前的人竟然認識傷者，受影響的年輕人就在面前，他們意外得瞪大眼睛。到最後，原來冷漠的路人送上鼓勵，拍拍我們肩膀，小聲說：「支持你們！希望他快點復原。」
半天下來，聽到一點民情。不認不認還需認，過去數月，傳媒發生多宗事件，綜合近月出席公開場合和遊行的觀察，整體感受是，所謂「新聞自由受威脅論」對一般大眾仍然像虛無飄渺遙不可及的事。坊間糾纏在「沒有證據」、「商業運作」、「個別事件」的討論上，加上新聞專業這題目，對普通人太艱澀，事情只在記者圈子內引起迴響，進入不了老百姓生活。我們說笑，當記者行家覺得水深火熱，一般港人的臉書充斥覑韓劇《星星》和「謝安琪AB餐」的帖子，似乎大家生活在平衡時空。對社運有經驗的人跟我肉緊地說：「新聞自由太抽象了！缺乏一個具代表性的人物吸引市民關注，難以發展成全民覺醒運動。」

這六刀重創新聞工作者身體

但上周三早上，意外出現了一個焦點，可惜我們卻付出了巨大而沉重的代價。兇徒的六刀，重創了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身體；地上的血漬，清晰展示了一個新聞工作者面對的有形威脅。未落街站之前，我還擔心有市民會反問，這是否又一個「個別事件」？（須知道今時今日什麼議題都有人組織起來反對你）可幸是，當人們知道我們這班人都是劉的前同事或學生，他們都說：「我相信你們。」
一名七十五歲的林女士，說自己是明報長期讀者，退休前是數學老師：「我有睇劉進圖的文章，他有一段時間在北京不是寫點東西嗎？我覺得，他是一個gentleman，觀點好reasonable，不是偏激，好mild的人。那天睇新聞知道呢件事我好shock（老婦人肉緊地縮起雙肩），整晚睡不好。我是專登過來簽名，因為不出聲條氣頂唔順。」她說，抱歉自己有心臟病，沒法參加遊行。不少簽名市民說，事件實在「太離譜了」。似乎，一部分香港人，到了最嚴峻的時候才會發聲。你可以感覺到，今次兇徒這六刀，叫醒了一批中間溫和的沉默一群。

這六刀叫醒溫和沉默一群

陳惜姿早前曾在專欄問：「明報的讀者在哪裏？」今次在街站，給我遇上好幾個明報讀者，他們斯斯文文，說話陰聲細氣，有修養而溫和。一名老先生步履蹣跚，一身優質絨布西裝，頭戴英式ʒ帽，由穿著護士服的私家看護扶覑，他特意停步，舉手示意要簽名。另一名明報長期讀者郭女士，蓄一頭短曲髮，衣裝平實樸素，她悄悄地跟我說，認得出我是時代版專欄作者，對於劉進圖受襲，完全不能接受：「我覺得香港變了樣。」今日舉行的遊行，他們再三向我們查詢集合時間地點。
也不是所有人都明白發生什麼事。十個過路人，八個仍沒有停步，一些穿著校服的中學生，有點害怕，一臉茫然。遊客卻反應熱烈。我用兩文三語，把事件略解釋，怎知新加坡、台灣、甚至個別內地自由行旅客，都表示從新聞得悉事件，願意簽名支持。兩名胖嘟嘟滿頭辮子的非洲裔女士，停下來指手劃腳，又用故鄉方言溝通一會，我再三用英文問她們是否知道這件事？她們表示有聽聞，樂意簽名支持。可見這宗新聞已通過國際媒體，走遍整個地球。
傍晚，梁文道皺覑他標誌的眉頭，嗌咪的聲音在百德新街迴盪：「劉進圖受的那六刀，究竟有哪一刀是為他自己而受的？他身上的每一刀，都是為七百萬香港人而受的，我懐香港人，為新聞工作者做過鱓咩呢？鰠呢個時候，請你過來，用幾秒鐘，簽個名，安慰劉進圖，安慰佢鮋家人。」此時，一陣陣寒風從海邊直吹過來，途人的腳步放慢了，銅鑼灣的空氣像凝住了，然後，人們像潮水般湧過來。我和已轉行做公關的前明報人S在街站前，忽然覺得這一刻，氣氛有點像《天與地》的電視劇裏，林保怡嗌咪觸動人心的一幕，內心有點顫動。愈夜街站就愈美麗，十點過後，吃完晚飯的年輕人從餐廳離開，在街上聽到「劉進圖」三個字，自動自覺走上來簽名。

站了半天，腿痠軟，但看到市民留下過萬個姓名，還有一個個真摯的眼神，一切都值得。明報舊生會同仁預備了一匹粉紅色的布，讓大家寫下對劉進圖的鼓勵說話，當晚接近尾聲，我們把它伸延，延綿二十多呎，上面寫滿萬語千言，我細看，裏面有小孩子給劉叔叔繪畫的海豚、教徒送上的金句，更多是小市民對記者的支持。
李慧玲在七日前的「反滅聲」集會上說道，香港人多年來享受的新聞自由，不需要付出，就好像「沒有根」一樣。這種乏根的文化，令大家曾經以為，新聞是一件商品，傳媒只是一間公司，市民只是被動的消費者。有時，記者聲嘶力竭喊新聞自由，好像對空氣講話，今次事件，終於重新感覺到，記者和市民的緊扣和互動，切斷了多年的聯繫又再次接駁上，傳媒人和市民，重新找回一種共生共存的感覺。就像一棵老樹，若根夠深，才能把鬆散的沙石抓緊；一個社會，每一個公民都要明白，新聞自由是屬於大家的，新聞工作者要有免於恐懼的工作環境，才能保護市民的知情權。我們要讓新聞自由的根，在每個香港人的心中茁壯成長，這個城市，才能面對未來更猛烈的狂風暴雨的來襲。

from Just Getting By http://ift.tt/1eNqC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