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1 July 2013

市政项目助推中国地方债务危机

6月27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作2012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时说，将通过严控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以及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等多种举措，切实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有效防范财政金融风险。

楼继伟在中国银行正在遭遇“钱荒”危机之下发表上述表态，这显然令各个急需资金的地方政府焦虑。而《上海证券报》上周三的报道更令地方官员不安。该报称，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贷款存在的一系列风险，中国银监会已要求商业银行严控贷款风险。这可能预示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难可能贯穿今年全年，并导致相当多的地方投资项目难以如期上马。

6月10日，国家审计署发布2013年第23号公告——《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细看，此份审计报告仍然相当粗线条。只不过是根据政务公开原则，审计署把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的概况告知国人，若要进一步分析中国的债务风险等更为深入的层面，只根据这个报告是没有可能的。

但该审计报告的意义并非不存在，根据审计报告透露出来的数据，我们仍可以得出基本的结论：只要地方政府不断在盲目地上项目，债务风险总是存在的，并有可能在某一天被引爆。

一直以来，对于地方债务危机的分析总是基于一些笼统的数据，很难看到一些更细微的分析。外界也很难清楚，到底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中，哪些行业的投资对地方债务危机起到了主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过去多年中，属于政府项目的市政类投资如何呢？

在中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公共设施管理业”属于大类，该大类下有“市政设施管理业”的中类和同名的小类。 “市政设施管理”指市政设施的维护、抢险、紧急处理，即污水排放、雨水排放、路灯、道路、桥梁、隧道、广场、涵洞、防空等城乡公共设施的抢险、紧急处理、管理等活动，但不包括对市政工程的施工，也不包括对城市水、电、煤气的抢修管理和城市生活污水管理。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市政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含在公共设施管理业大类下的，市政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占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的85%左右。从2004年到2011年，公共设施管理业总计发生了固定资产投资8.47万亿元，其中市政设施管理业约7.2万亿元，在国民经济435个行业中类中，排名第二（第一位是房地产行业中类）。

《中国统计年鉴》也显示，属于市政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99%是地方项目，90%以上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主体在投资。99%的地方项目中，地市级政府投资和县级政府投资占80%以上，省级政府投资约占6%。

可见，市政设施管理业的项目投资巨大。由于属于政府投资项目，所以很多项目的投资效率低下；而且，在立项、招投标和施工工程中，存在大量的腐败现象。

市政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之所以如此巨量，起因于1998年开始的全国性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运动”。 1998年7月，当时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表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公共设施管理业也属于“大力发展”之列。于是，1999年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其中85%是对市政设施管理的投资）就比上年增加了25%。而1998年该大类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仅9%。

因为关系到“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个国家大计，对市政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大开绿灯，各种明目只要能想得出，都成了投资的坚强理由。随着“景观工程”、“亮化工程”、“橱窗工程”“等市政建设中的“面子工程”频频上马和竣工，（这些工程中大部分都是赶进度的 “献礼工程”，质量隐患也不可避免），围绕着“面子工程”进行的维修抢险和管理活动也随之展开，于是，对市政工程维修抢险和管理活动的投资，就成了无底洞。举个例子：从2004年到2011年，市政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约7.2万亿元，超出同时段历来的投资大户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固定资产投资3%，超出同时段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1.3倍。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包括了从潜水艇到宇宙空间站的全部海陆空交通运输设备的制造——潜艇、轮船、火车、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飞机、宇宙飞船、宇宙空间站等交通运输设备的制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这些用于市政建设的巨额投资与地方债务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2010年审计署《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披露，在地方政府性债务支出的投向类别中，用于市政建设的支出列为第一，占比36.72%。政府债务的债权人中，银行贷款占79.01%，上级财政占4.18%，发行债券占7.06%。前者说明，市政建设债务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后者说明，市政设施管理业的投资风险指向主要就是银行。

问题还在于，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家预算内资金”也是将公共设施管理业当作第一资金投向的，上文提到过，市政设施管理业要占到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的85%。

2009年，中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家预算内资金有16%投向公共设施管理业，在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家预算资金支出中列首位，投向制造业的只占3%；2011年，中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家预算内资金有17.5%投向公共设施管理业，15%投向道路运输业（主要用于建造公路），投向制造业的只比2009年增加了0.1个百分点。（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

2011年，中国市政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约1.7万亿，占行业中类投资第一位；道路运输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1.37万亿，占行业中类投资第二位；道路运输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含有对公路的投资。而在2013年审计署第23号公告披露的审计主要问题中，建造公路政府所欠债务的“债务规模增长较快”，其偿债能力也“压力增大”。问题是公路建设还属于“建造”性质，公路项目的“建造档案”相对完整；而对维修、抢险、管理性质的市政设施管理业的投资债务审计，难度远高于对公路投资债务的审计，因为“维修工程、抢险工程、管理市政设施”的项目档案非常不完整和不透明。

笔者注意到，2011年审计署《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和2013年审计署第23号公告都没有提到市政工程中的政府债务存在哪些问题（但提到了“债务资金投向中包括了市政建设），不过根据市政工程中地方政府性债务要占到全部地方政府性债务的36.72%（2010）来推测，审计报告中之所以没有提到市政工程中存在的债务问题，估计与维修工程、抢险工程的“审计难度”太高有关，因为市政工程项目在中国严重不透明和不公开，地方政府在审计过程中也常常会设置各种障碍。

市政工程其实就是“政府工程”。到2011年为止，我国有省级市政府34个，地级市政府 284个，县级市政府369个；市政设施管理业能搞出个天价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必然的。在我国，凡“政府”要上的项目从来都是“可行”的，资金从来不会短缺，而投资更是从来都是不受监督。

最近几年来，市政工程腐败案件不断被披露出来。今年年初，深圳市“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质疑一项观海栈桥工程，开工三年，已经耗资3000万元，却只打了几个桩。本该在2012年年底完工的项目，却一直拖延不决。有关部门还回应说这“符合程序”。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中国各地仍然有大量的市政项目正在开工或者等待开工。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所有项目都是无意义的且存在腐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项目肯定大量存在。在中国地方债务危机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如何对中国的市政类项目进行治理，并非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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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永生：反思七一的公民文化

十年之前的七月一日，香港爆發了重大的抗爭運動。超過五十萬人在烈日下走上街頭抗議，導致民望低企的特首董建華下台，23條立法擱置。十年之後的今日，特首梁振英的民望也在谷底徘徊，社會上也存在極為躁動不安的氣氛，香港仿佛再次面臨一個鉅變的前夕。

可是，歷史畢竟不是簡單的重複自身。當今香港雖然危險四伏，很多人對政治現狀非常不滿，但是，香港社會再難像十年前一樣，萬眾一心，把矛頭都指向政府。相反地，各種民間的反對力量矛盾重重，意識形態競爭激烈，公民社會也陷於分崩離析的狀態。

十年之前，「七一大遊行」的出現，有如石破天驚，媒體大幅報導和讚頌，成為香港人一份不可磨滅的集體回憶。當時樂觀的情緒，紛紛歌頌香港人創造了典範性的「文明奇蹟」，展現了香港社會自由、多元的公民生活面貌，也有不少文明誇躍香港人示威遊行守秩序、有禮，充滿和平及理性。更有一些論調認為，一年一度舉辦的七一遊行，已經成為香港特有的一種文化奇觀，每年可以招來各地人民前來參加香港的「民主朝聖之旅」。

十年以來，雖然「七一大遊行」成了香港人集體政治表態的常規，人們也可以從每年的「七一」遊行中閱讀香港政治氣氛的轉變，但是，「七一」對香港民主政治的推進，似乎只局限在象徵的層次。「七一」主要成為一種浪漫化的香港式民主生活的象徵，媒體上亦充滿對「七一」能夠體現香港人主體性的表述。可是，正是這種種關於「七一」的浪漫想像，把街頭政治、嘉年華會等想像，取代了人們對公民社會內部動態和權力關係變遷的應有關注。

零三年爆發了「七一大遊行」，來得突然。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對新現象都沒理論準備，遑論解釋。零三、零四等幾年，關於「七一」的爭論，都環繞著「七一」究竟是中產覺醒還是基層怨氣爆發而展開。但更為廣泛流行的說法，是將「七一」視為一種全新社會運動方式，由許多自發、機動的小群體推動，透過「網絡動員」，無需中央化的組織。這種想像將公民社會想像成純然自發，毋須刻意做推動和組織工作，而且永遠被想像為站在進步價值的一邊。

筆者認為，「七一」雖然的確是 一起具有歷史轉捩性的事件，香港人藉此突破九七後沉悶的政治困局，而回歸後維持了十多年的大遊行，亦有很多積極的意義。但是事實上，關於七一的「嘉年華會」想像，卻又遮閉了香港人在發展成熟的公民政治文化方面的各種問題。因為，當每個人都把「七一」當成香港民主運動的指標，人們往往就以為七一大遊行當中的眾聲喧嘩狀態，就是公民社會各人可以「自由表達」，意見得以溝通的「公共空間」。

這種被「奇觀化」了的公民社會，實質上是將公民社會化約為「群眾」。在這種「群眾奇觀」(spectacle of the mass)底下，公民社會不再被認真看待為一個內含高度異質性，人們的價值、利益、信念等潛存鉅大張力和內在矛盾的地方。也就是說，雖然人們歌頌七一遊行當中的多元性，但其實這種被欣賞的多元性，並非真正的多元主義，也非成熟「公民政治」當中需要的多元力量互動。

如果用發展公民民主政治的角度去檢視，參與七一的組織者和普通參加者，除了無拘束地表達情緒，用口號去宣傳政治主張之外，都沒有在實踐中體驗民主生活，養成更深刻的公民民主實踐經驗，學會用民主方式去處理藏在公民社會內部的政見、價值和策略的衝突。

不過，更加重要的是，由於公民社會不再被認真視為一個「戰場」， 社運參與者亦不能透過諸如葛蘭西的(Gramscian)視野，區分出「陣地之戰」和「運動之戰」，去了解及分析公民社會在民主運動整體戰略中的位置。而相應地，政黨也自視為與公民社會發展無涉，既無對應公民社會發展的政策、方針，也日益沉迷在選票和爭奪議席的遊戲，完全和公民社會疏離脫節，陷於被動和使香港民主運動領導權真空的狀態。

事實上，七一十年來的一個大失敗，就是在七一的遊行活動被例行公事化和事務化。在每次的籌備、組織過程的中，雖然凝聚了眾多活躍的公民團體，但七一活動並沒有孕育足夠力量，搭建出一個讓不同取向、意識形態和關注議題的團體，共同反思公民運動，開展有效政治爭辯的平台。 公民民主文化停留在抗議行動的表層，但建制的力量卻有步驟、有資源地向進步公民團體所遺留的地帶，逐步擴大影響，收編、吸納和轉化社區組織、教會和學校這些公民社會空間，透過慢慢蠶蝕，以建立「愛國愛港」的建制力量。

七一大遊行令人以為可以街頭作陣地，卻實質上默許民主進步力量退出公民社會，這是筆者十周年「七一」反思中想指出的缺陷所在。

作者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文章刪減版原載於《信報》－時事評論－2013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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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面子

                                     许纪霖
 
二十世纪的历史有几个至今无法解开之谜，其中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19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究竟是被迫的，还是自觉的？如果二者兼而有之，那么，在什么层面上是不自愿的，在什么意义上又有自觉的成分? 这些年，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出版了若干，最新的著作，便是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作者之前有过一本脍炙人口的《人有病，天知否》，如今这本新著，延续其一贯的风格，书名首先就起得好，从毛泽东诗词中觅来的妙句。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从其与读书人的关系便可窥见全豹。建国之后，让毛泽东最头痛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泽东习惯将知识分子比喻为一根轻飘飘、随处飘荡的羽毛，最终不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皮上，就是皈依于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他知道，像斯大林那样，仅仅靠肃反和暴力，征服得了读书人的身体，赢不了他们的心。延安整风运动的巨大成功，让毛泽东总结出一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攻心之术。于是，整个五十年代，针对知识分子的，不是某个特定的政治运动，而是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1949年，北京高校部分教授的政治学习运动；1950年，清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运动；1954年，批判俞平伯、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其间除了1956年有过一段短暂的“早春”之外，大部分历史岁月，知识分子都在运动的漩涡中挣扎、浮沉，直至反右运动完全没顶、沉没。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运动来了，千钧万力，任谁也抵抗不住。以往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多侧重其外力强制的一面。“强制说”固然简单明快，却也有一些现象无法解说。比如，思想改造运动，最初乃是由北大校长马寅初主动向中央提议，后来被周恩来采纳，发展为全面的知识分子“洗澡”运动。再比如，梁漱溟早在1953年就被打倒，被视为反动透顶，脑袋像花岗石一样顽固不冥，无须再费力改造，只是作为反面教员在政协中养起来。然而，偏偏这个梁漱溟，晚年却致力于打通马列主义与儒家思想的任督二脉，在1959年主动撰写长文歌颂大跃进是“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而在傅雷、沈从文等人的私密家信之中，由衷崇敬毛泽东、赞扬新政权、自我忏悔乃至自轻自贱的词句比比皆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或许，我们可以用心理学的心理防御机制获得一个现成的解释：当一个人受到强迫和侮辱之后，其心理防御机制会不自觉地将被迫调整为主动，以减轻内心的焦虑。就像一个人被羞辱了，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索性说自己其实是自愿的。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也是
　　如此，为了维护自尊的体面，将原先强制性的“洗脑”演化为自觉的意识。这一解释，从常识而言相当痛快，对于某些个案来说也有其道理，但从知识分子整体而言，不免过于简单化，有思想偷懒之嫌。
　　雷霆万钧之泰山压顶之下，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各奔东西，急剧分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顽固抗拒者，通常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诚惶诚恐，顺势而行。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我称之为“自觉而不自愿”。按照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说法，自觉，是理性的品格，自愿，是意志的品格，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对于思想改造运动，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意志上是不情愿的，被迫接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尤其是被迫自我检讨，然而，在理性的层面，其中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却有着试图了解新意识形态、反省原有立场的理性自觉。人，本来就是古怪的精灵，大脑与心灵、理性与意志之间的错位和打架，原是寻常之事，何况读过一点书、情感更为敏感细腻的知识分子，更是复杂的两腿动物，无法用非黑即白的简单尺子去度量他们。
　　先说意志上的不自愿。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此前后的批判运动不同，涉及教育、出版、科技、文艺各界，人人洗澡，个个过关，只要是读过书的，便无所逃避于其间。与思想改造运动同时配套的，还有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内部的“清理中层”。若有违抗，很有可能划入更可怕的专政对象。国家机器、主流舆论和群众运动，给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
　　《故国人民有所思》所依据的史料，基本是当年组织系统的内部文件和情况汇报，其中披露了运动策划者与组织者的动机和谋略。北京市委布置“烧教授”的计划，提出要对他们“猛火攻、慢火炖”，“打破情面、打下架子、打下尾巴”。知识分子是否愿意接受改造，检讨得是否深刻彻底，不仅与政治划线有关，还涉及切身利益。职称评定以政治立场挂帅，文件明确规定：“政治态度划为中右的，或虽划为中中，但表现一般或倾向落后的教师，一般地不考虑提升职务。”而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对新政权有疏离感的教授，索性借院系调整之际，将他们调离京城，到偏远省份任教。
　　当然，有大棒子，也有胡萝卜。1952年前后，国家将知识分子纳入国家的干部编制，全部包养下来，让其没有衣食之忧，甚至让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享受超等待遇。京津地区一级教授的工资三百四十五元，而当时小助教收入，最低的五十六元。谁是一级、二级教授，谁是三级、四级教授，除学术水准之外，政治态度是更重要的考量。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冯友兰第一次教授评级，只评到四级，后来拼命检讨，努力表现，才转为一级教授。
　　马寅初先生是思想改造的始作俑者，他的原初想法不过是一场学习运动，让教师们聚在一起，领会马列主义而已。但一旦被组织接过去，便变为人人检讨、相互揭发的“洗澡”运动。戕害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检讨文化、大批判文化从此在读书人当中扎根发酵，危害无穷。二十年前北京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其中有一段情节，街道大妈嘲笑当老师的邻居：“知识分子？不会写检讨的还叫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大部分精力不是用于研究学问，而是不断地写检讨，想办法如何在运动中过关。最近，一百二十万字的《李慎之的检讨书》正式出版，捧在手里两大厚本，读者的心情却比书还沉重：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究竟在干些什么？假如没有接踵而至的各种政治运动，诺贝尔奖大概早就成为囊中之物了。
　　真正的读书人对权力与金钱的兴趣不浓，他们最在乎的是面子，面子与人格尊严有关，这是读书人最得以自重之处。最近南京大学的校园话剧《蒋公的面子》在全国大红大紫，解玺璋先生的评论很精彩：蒋介石未必在意自己的面子，更不在乎文人是否给自己面子，“倒是真拿自己面子当回事的，几个文人而已”。然而，思想改造运动首先要扫荡的，就是文化人的面子。让那些平时令人尊重的大教授“洗小盆”（教研室里检讨）、“洗中盆”（全系师生面前检讨）、“洗大盆”（在大礼堂里全校检讨），在众多学生、同事面前，公开交代自己的反动历史、丑陋思想，用最不堪的语言数落自己、作践自己。对于爱面子的读书人来说，真可谓生不如死。难怪几次全校检讨都没有通过的冯友兰、金岳霖私下见面，两人抱头痛哭。
　　自我作践还不算难事，只要痛下决心，脸皮厚就行。最难的，还要揭发批判别人，不仅揭发批判，而且还要比谁的调子高、语言毒、态度狠。读思想改造运动的史料，最让我感慨的，还不是组织上的严厉，而是知识分子同道间的自相攻击。梁漱溟在大会上要求给一个自我辩白的机会，台上的毛泽东默许了，却被底下的民主党派同仁一片怒吼轰下了台。同事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乃至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的揭发，连客厅里、饭桌边、床笫上的私密话都被抛出来了。儒家传统的私德伦理被神圣的革命道义论抹杀，从此，知识分子之间，除了革命公义之外，再无私情可言。人是不大容易被陌生人伤害的，而最容易伤害你的，正是你最在乎、有私人情感的朋友和亲人。然而，在强大的“利维坦”面前，人人自危，个个欲苟全性命。人性其实差别不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激发人性之善，而反之却让天使变成魔鬼。所谓的政治运动，实际是知识分子自己整自己的运动，或者借刀杀人，或者卖友保身，先将仇敌抛出去，随之将朋友推入火坑，最后轮到了自己。
　　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中，触目皆是这类例子。大学共同体本来是一个以学术权威为中心的礼治共同体，然而运动颠覆了原本的共同体秩序，不断鼓励学生向老师挑战，青年教师向老一辈学者发难。冯友兰的发言被年轻人一再打断，还被指着鼻子警告：“我提醒你注意”如何如何。北大化学系傅鹰教授身为副校长，但在系里得不到尊重，化学系总支屡屡向傅鹰挑衅，试图在人事、学术、教学上由总支独揽大权。傅鹰伤心地说：“青年老年之间这几年伤了感情，过去我们对学生真是用心，现在感情大不如以前，年轻人对老教师也毫无感情，双方如此，自然不易搞好。”
　　在意志上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在理性上没有自觉的成分。之所以如此，乃有其复杂的思想脉络和历史语境。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有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是政治上接受新政权；第二是思想上接受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第三是学术上接受马列主义方法指导。在第一个政治层面，可以说大部分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都对新政权有所期待。原因无他，乃是他们太痛恨腐败的国民党，共产党初入城时所带来的新气象，让许多知识分子都欣喜不已，对新政权有好感，产生了政治上的认同。《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有一篇谈的是著名史学大师陈垣。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三次派专机接他南下，这位辅仁大学校长就是不走，他说：“我是抱着怀疑的心理要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这一定有个道理。”如同陈垣一样，不少有理性自觉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权背后的意识形态充满好奇之心。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不久，清华的一些教授自动组织起来，学习自己所陌生的马列主义。陈垣在1949年之后的积极态度，包括批判学术上的老友胡适，连胡适在美国都感到诧异，认为是被逼的。其实，未必没有自觉的成分。到1958年，陈垣老先生以七十八岁的高龄申请入党，引起知识界轰动，成为思想改造成功的标杆性人物。他有一句经常被统战部门的工作报告引用的名言：“过去几十年自己太无知了，恨自己接触党太晚了。”
　　在思想层面，虽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广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洛克、哈耶克那一路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结合了社会主义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他们不论在理想境界还是现实问题上，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想并非完全疏离，相反倒具有某种亲和性。许多知识分子愿意慢慢接触和了解新国家意识形态，虽然在学术层面他们还想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不过，群众性运动疾风骤雨，如何等得了知识分子的自觉转变？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顾颉刚抱怨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六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二十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
　　思想改造运动自有从延安开始的一套办法，理解要转变，不理解也要转变。这就是向知识分子大喝一声：你的立场站错了！从儒家士大夫到近代知识分子，中国读书人都相信家国天下、士志于道，自信热爱社稷、心系黎民。两千年来，纵然读书人有百般缺点，但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还从来没有被怀疑过。然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之中，知识分子赖以自信与自尊的基石被两种谁也不敢反对的意识形态彻底摧毁了。摆在读书人面前的，是两个非此即彼的立场选择：一个是民族主义：你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还是中华民族立场？另一个平民主义：你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还是平民大众一边？正是这一“态度 / 立场决定论”，从第一个回合交手，就瓦解了读书人的思想学术防线。
　　抗美援朝不仅是一场对外的民族战争，也是一场国内的思想运动。知识分子自以为爱国，但为什么你们有如此深刻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结？你们清华留美学堂出身，又在欧美留学多年，喝着帝国主义的狼奶长大，言必称柏拉图、杜威，谈起西方如数家珍，讲到中国，又了解多少？……在义正词严、排山倒海的大批判面前，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纷纷惶惶然，感觉自己真的成了与中华民族格格不入的文化买办和学术洋奴，只能举手投降。
　　即使没有留过洋的，也有另外一种平民主义的立场选择考验着知识分子。新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是阶级斗争，不少知识分子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理想、新民主主义路线和唯物史观，但无法接受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相信梁漱溟的说法，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只有“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土改运动当中，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工作团，让他们亲眼见识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这一招果然收到奇效。知识分子原先以为自己与人民大众有天然的感情，一到农村，发现自己早就与社会脱节，与人民疏离。沈从文在给夫人张兆和的家书中沉痛地说：“土改以后，觉得自己在城市中胡写几十年，与人民脱节无一是处，痛苦之极。”
　　宋代以后的平民主义趋向和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情感，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中根深蒂固，具有价值上的合法性。当组织上要求知识分子检讨自己的思想学术立场，他们在理性上真的以为自己有什么问题，需要认真地反省和检讨。而原先崇尚的个人独立和学术自由，又被批判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个人等同于私，人民等同于公，这样的公私二分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源远流长，个人主义就是与中华民族与人民大众对抗。通过政治上的“分清敌我”，将思想与学术政治化，将学术问题化约为思想立场，将思想取向化约为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和政治失去其合理的边际分界，被整合为一个整体性的立场问题，这使得知识分子全然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自尊，于是自我作践、自我矮化未必不是出于内心的真诚。
　　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失去了自我。然而，思想真的可以通过群众性的暴风雨运动得以改造，得以重新塑造吗？王元化先生在《癸酉日记》之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在江南闷热异常的梅雨季节，回眸那段心路历程，“故国人民”真的应该走出无知与健忘，“有所思”啊。
 
发表于2013年6月30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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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你真的不該死?

香港人，你真的不該死?

前言：

結論是：香港人，其實，你已經死了！

正文：

之一

近日，大家都在談進擊的巨人，而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劇情「很香港」。

然而，我對於這種源自浪漫主義的穿鑿附會甚有保留。

因為我知道，香港人並不真正明白日本熱血動漫的大和魂精神。

首先，熱血漫畫中的主角，即使出身如何低微，也有「被上天選取」（the chosen one）的自覺。

亦由於這種自覺，劇情才可以發展，主角才會成為主角。

可惜的是，香港人愈來愈不相信自己可以擔當主角。

「沒有阿爺，我們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是。」

「還爭什麼，我們又怎可能挑戰財大氣粗的阿爺?」

我知道，在歷史長河中，我們從來也不算什麼，而歷史上，以小勝大以弱勝強的故事之所以吸引，正正在於它們的罕有。但問題是，假如我們連當主角的欲望，和信心也失去的時候，我們還憑什麼去當主角?

主角就是主角，即使我們只能佔領漫畫中的一格，還是動畫中的一秒。

認定自己無能力對抗巨人的朋友們，我明白你的自知之明，但也請你不要再花心神去看熱血動漫了。何不乾脆直接去看巨人之進擊，欣賞真正的主角如何破壞一個城市?

之二

香港的失陷，由味蕾開始。

正如梁文道在多篇飲食文章中所言，每個不同的地方，總有當地人獨特的口味，例如上海本幫菜的濃油赤醬，或泰北菜的清爽醒胃，而事實上，各地的飲食習慣正好反映當地人民的生活環境，乃至其社會文化特色。

眾所周知，香港人雖以美食天堂名號行走江湖多年，亦常以無國界多元化形象示人，但無可否認，當我們認真的分析香港人的飲食習慣，並嘗試究其老味，你大致會發現香港人根深柢固的文化其實是源自廣東嶺南一帶。

受 英國殖民統治多年，也許令港人的食制滲入不少西洋特色：奶茶咖啡鴛鴦蛋撻西多早午快特常餐ABC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港人成長，而以多元文化國際都會自傲的 香港人更不時將刺身泡菜咖哩漢堡薄餅等各國美食放在餐桌上，但我們口中唸唸有詞的四大國粹：粥粉麵飯，其實主要流行於南中國。港式食物四大金剛，即及第 粥、魚蛋河、牛腩麵、燒味飯，乃至點心、鹵味等心靈食物（comfort food）基本上全部脫胎自廣東嶺南文化。

簡而言之，縱使港人貪新厭舊，但我們的文化，仍然根深蒂固。

可惜，這一切，隨著內地自由行旅客無節制的侵入，已然改變。

請不要誤會！這裡彈的，不是老掉大牙的天價舖租對食店經營之影響，或地舖可供選購的只剩下名牌衣服珠寶金飾花妝品或成藥，香港人要在旺區找東西吃，必須上樓等一類老調。我想說的，是切切實實的口味改變。

更不要以為我說的是食店為了討好大陸客而被迫遷就口味。由酸辣粉到重慶燒到麻辣雞煲，一浪又一浪的大陸風湧至，對於香港人而言，其實並不罕見。見證過蘭桂芳蘇豪發展的港人，踏足過金巴利韓國街九龍城小泰國的港人，對於類似之一時風尚亦不會大驚小怪。

事 實上，對於港式飲食文化而言，內地自由行旅客帶來的最大衝擊，正是源於他們對本地飲食文化的一無所知及毫無興趣。本來，飲食是一種生活態度，而作為旅客， 為了了解當地文化，或多或少也會將飲食的過程，視作遊歷的一部分。於是，我們會到曼谷或台北掃街，也會為了一嘗當地佳餚，專誠的前往塔斯曼尼亞或加泰隆尼 亞。

可惜的是，在不少大陸客心目中，香港的吸引力只限於購物天堂而已，什麼美食之都根本就超出了他們的想像力。在血拼者的眼中，大商場內「美食廣場」一頓十五至三十分鐘的套餐已經十分奢侈。

莫怪食店負責人短視，當你發現，你用心細作食材所賺的竟不及隔壁一味夠快的那廝，退一萬步只求掌聲也收不到，你的心會在想什麼？

而當旺區名店老舖也走上快餐化的絕路，環頭環尾錙銖必較的小舖面對各項困難又怎能獨善其身？

各位朋友，你還記得上次吃到對味的魚腩粥，或燒味飯是什麼時候嗎？

之三

上星期，阿花在港鐵看見一個有趣的畫面。

一對洋人母子在港鐵上練習普通話。可愛的小男孩，鏗鏘的朗讀聲，引起了乘客的關注。

及後，兩位婆婆上車，洋人母親和另一港人讓座，而小男孩則坐在兩位婆婆中間。

小男孩以流利普通話向婆婆問好，只懂廣東話的婆婆則笑瞇瞇的猛讚男孩「好乖好聽話」。

眾人雞同鴨講了數個站，洋人母子下車，臨走前一記飛吻，俘虜了全車乘客。

當阿花和我談及這件事時，我只能羨慕不已。事關我最近最深刻的港鐵故事，是在美孚站連續被兩架手推車輾過，而我當時的心只想效法戰狼300的尼奧雷達王，一腳將他踢落路軌，然後大叫：「This is Hong Kong!!」

之四

老讀者可能以為我變了，事關在年多前，我才寫過不要當HATE CRIME的幫凶和如何在蝗禍中自處。

事隔不過一年多，為何突然滿腹牢騷？

首先，我必須承認，生活上的更多接觸，令我有更多反思。

舉一個例子，我曾經看見一個國內爸爸，在狹小的大有商場男洗手間內，抱著他的女兒在洗手盤上撒尿。

當我正想開口時，他一臉歉意的跟我說「對不起對不起」「小孩憋不住」，還不停試圖用水洗那全場唯一一個洗手盤。

我承認，當時的我，甚至今天想起此事的我，真的十分矛盾。

尤其當我步出洗手間，看到他們一家三口大包小包開開心心的在購物之時。

而在矛盾之中，我一直苦思問題源頭及出路－－到底應該接納包容，還是「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透過教育反過來影響他們？抑或應該一如近年急速膨漲的某些「本土派人士」觀點，一律以勇武待之？

老實說，目前我仍未想到最佳答案，但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特區政府的長期不作為，正是禍端之一，而顧全大陸的梁振英上台，更令問題日趨惡化。

之五

中港矛盾，國教風波和政改爭拗，凡此種種，都是同一回事。

早年在如何管治難以管治的地方已經言明，坊間此有關論調的學者高人亦多，可惜在上位者往往不明白忠言逆耳之意義。

當蛋頭學者也被迫離開，一幅老土之極的「雞蛋對高牆」圖，自然高高懸起。

高牆一方，為保位置，自是動彈不得。可惜的是，雞蛋一方，面對牆內極其龐大又邪惡的歹角，及其嘍囉，竟吵翻了天。

這正好說明香港人之該死！

回應第一部分的內容，我們之所以仍未被滅絕，正是因為當中有人具有主角意識，但問題是，當大家也想當主角，衝突自所難免。

也許你見過熱血漫畫中的主角們有不同立場，甚至互相爭執，但大前提是，主角們最終還是能夠冰釋前嫌，以抗敵為重。

有人形容民眾運動是元氣玉，（註：鄙人在2005年＜帝國．和平．戰＞一文http://tommyjonk.xanga.com/409050174/item/ 亦曾用過這比喻)，於是問題便來了－－到底該由誰使出元氣玉？

香港是福地，因為每年六四七一，我們又可以聚集在一起成為元氣玉。反國教的故事，更告訴我們，香港人的能量可以有多大。

然而，善集元氣玉，卻不懂使用，正是香港社會慢性死亡的成因之一。

傳統泛民不可信，迂腐學者太窮酸，新晉本土又是否有能力取而代之？事實上，他們當中有人論述完備，有人口舌便給，有人動員力強，但為何他們卻一直無法打動更多人？單是傳媒、民主、建制同時打壓的說法，又是否可以解釋一切？

小結：

身為香港人，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

這個問題，和那嘩眾取寵的標題一樣，看似灰暗，其實不然。

不爭的事實是，在目前的情勢下，我們唯一可以做的，還是自力救濟！為了阻慢死亡的速度，我們必須保持活力，繼續上街發聲！！！

如果我們連這樣簡單的也做不到，我們的死，又與人何尤？



from The Hong Kong Originals http://www.hkoriginals.hk/%e9%a6%99%e6%b8%af%e4%ba%ba%ef%bc%8c%e4%bd%a0%e7%9c%9f%e7%9a%84%e4%b8%8d%e8%a9%b2%e6%ad%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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