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 和：放开社团才能消除暴民
近期一系列爱国打砸抢事件不能不使每一个真正关心祖国命运的人深深担忧，许多城市同步上演的爱国刑事案件已经充分暴露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 度，同时也充 分说明了高调民族主义背后的真实面相。群众运动是社会文明的试纸，群众运动的暴力化、爱国的流氓化、抗日的自残化已经无法经得起现代政治文明的检验。在这 场自上而下的暴民组织化运动中，只要稍具理性和法律常识就会发现，暴民的幽灵构成了社会进步的最大威胁，从陈胜吴广到毛泽东，组织化的暴 民担负了破坏文明 的主要任务。组织化的暴民不仅是公民生活和社会文明的死敌，还是国家权威的克星，它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时并不心甘情愿永远只当作国家主义的凶手，其无 底线的暴力欲望总想在任何破坏中跃跃欲试。
近 距离观察这次流氓化的爱国运动，暴民的组织化具有以下几种特点：
1、有组织，无纪律。通过网友在现场的拍照、搜索、跟踪，那些带头打砸抢的骨干分子是有组织的，有的背景明显，有的稍显模糊，但都明显区 别于自发参与 的民众。虽然自发参与的民众也有打砸抢的过激行为，但他们不是破坏行动的肇始者，只是在群众运动情绪感染之下的盲从和发泄。群众运动中，暴民组织受到暗示 或授权，但又没有明显的方向规定，暴力行动中的暴力行为完全凭自己来掌握和发挥。统一进入，分散破坏，构成了这一暴力行动的早期特点。这 种暴民组织在行动 中又带动了一批其他利益的发泄者，行动过程变得更加混乱，破坏力更强，目标更分散。它不像制服化的军队有着明确的军事目标，并且为自己的战斗后果负责，暴 民组织的组织机构又呈现隐型化，绝不会为破坏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那怕是名义上的。
2、暴力行为无底线。由于暴民组织的背景复杂而混乱，加上行动中各种因素的参与，暴力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因此这种暴力行 为没有基本的 人伦底线。从近期一些城市的打砸抢事件中明显可以看出这一特点。西安一女士，开车带着自己的孩子外出，遇到暴民砸车，虽经苦苦哀求，但车还是被砸，小孩失 踪；另一人开车与爱国主义暴民遭遇，苦苦哀求不能幸免，车被当场砸毁，人被打成重伤，颅骨被击穿，仍在抢救之中；长沙和平堂被抢劫一空； 青岛本田4S店被 烧成废墟；某城市有17岁亲日女孩被三名爱国主义青年轮奸后打成重伤。这些都是在法制国家和平时期的爱国主义行为，其伤害无辜、破坏一切的流氓化行径远远 超越了基本的运动规则和人伦底线，与战争中的法西斯无异，只有文革运动与之媲美。这种抽空了正义的暴民运动不会有自己的神圣目标，也不会 在运动中自律，只 能在运动中进行欺弱避强的无底线破坏。
3、与上层权力的结合。这种在爱国主义暴力行为中所暴露出的邪恶呈现为欺压弱者，自然亲近上层阶级与现实权力，这里有着暴力起源的传承谱 系。在这场闹 剧中，一些城市街头游行队伍中打出最多的政治符号便是毛泽东及其画像，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毛的特型演员来装神弄鬼。正如阿伦特发现的在法西斯起源时那样，民 众为寻找真正的代表而战斗，暴民却总是要寻找他们的"伟大领袖"，他们天生看不起底层民众。在组织化的暴民心中只崇拜领袖，渴望权力，然 后在破坏中去驾驭 民众，让民众为他们的暴力行为承担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在反犹太人的暴民行动中，警察公然与暴民同谋，甚至充当开路先锋。暴民组织与权力有一个相互利用的过 程，就如冲锋队与希特勒，但这种合作并不能长久，很快就会被权力集团抛弃并借口消灭。
4、成分复杂，反复无常。暴民组织与民众有些相似的表面特征，比如易受情绪感染，缺少个人独立判断，但在本质上不同的是，民众有着利益表 达的一致性， 而暴民的行为目标是反复无常的。在这场运动中，虽然运动开始之后加入了多重复杂成分，但形成的暴力特点是没有目标的一致性。有的反日，有的呼唤毛泽东的复 活，还有的地方打出了"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这样的标语，有的地方竟然开始反对美国，并阻挡美国大使的出行。表面看来这些都 是爱国主义流氓化 的乱象，实质上是暴民的组织化所决定的。因为暴民的组织化并不是公开的组织机构，只在权力暗示或纵容下行使破坏活动，所以既不会有正义目标，也不会有前后 一致的行动线路，只是在情绪和实力之间来回摇摆。从李自成到太平天国运动中也可明显看出这一规律，它并不会为某一阶层代言利益，而只是让 暴力行为服从自己 的暴力欲望。这种暴民组织并不能等同完全的乌合之众，虽然它具有乌合之众的一些特点，暴民组织比单纯的乌合之众有更深的邪恶本质。
相 对于人类的社会秩序来说，暴民的组织化具有对文明巨大的破坏力，如果没有必要的约束，它甚至能摧毁整个文明。暴民的组织化很容易点燃群众 运动，由暴 民组织带领下的群众运动只有破坏，而绝无建设，从太平天国到文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文明的建构是一个缓慢的保守的过程，暴力的破坏可以在一瞬间完成。 况且，暴民组织化的运动其过程是破坏，目标也只有破坏。建设不是它的兴趣。这场运动与台湾的红杉军、香港的洗脑抗议聚会以及日本的反华游 行相比，已经有了 明显的文明与野蛮的分野，这不仅是一个国家法治化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重要的还是一个国家社会发育程度的如何。也就是社团是否开放，决定着暴民组织 化及其破坏程度的高低。
暴 民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文化及其民族性格有一定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暴政或专制的结果。也就是社团的高度垄断会形成暴民的市场 化，专制政体 下，自然没有制约暴民组织化的有效力量。如果想保卫我们的文明，不断推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必须在可行的线路图中解决暴民的组织化问题。解决此一问题的有 效方法，除了法律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放开社团。没有开放的社团市场，法律也会形同虚设。那么放开社团之后，起码能达到以下效果：
一 是群众运动会变得有组织，有纪律。社团是原子化个人的粘合剂，能解决孤立的个人形成的目标的飘忽和利益的分散，每一种社团自然有自己的纲 领及其章 程。不管在任何运动中，每一板块的社团在运动参与中会首先服从自己的社团纪律，因为其行为必须为社团所倡导的正义负责。在社团开放的市场化前提下，每一社 团必须来标榜正义并努力为之才有市场，这是开放条件下政治博弈的基本条件。群众运动中，参与社团的人都不敢背叛其社团的基本宗旨，不会轻 易为暴力的发泄而 让社团承担不可估量的代价。社团多样化构成了政治博弈的多重板块，任何一种社团想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取决于它在运动中的组织化程度和文明程度，因此，高 度的纪律性是社团开放市场中的显著特点。这种特征，在台湾和香港的民主运动中可以明显看到。如果任何一种社团失去了基本的纪律约束，也就 失去了生存的道义 基础，不论它有怎样的正义目标，其正义的底座已经自行毁灭。
二 是开放化的社团都会恪守法律底线和伦理底线。任何在开放条件下注册登记的社团都会首先遵守现行法律，对于法律中不合理的部分只是进行程序 化的改造， 而不会破坏或践踏。自愿组成的任何社团因为在合法的前提下，都具有一种保守特点，其理性色彩一般会拒绝社会的暴力革命，同时，它知道逾越法律界限之后所付 出的不必要代价。由于社会自身的保守理性更偏重于建设而不是破坏，任何社团专以破坏为能事是根本没有市场的。尽管历史上有过一些暴力性社 团，但经过二十世 纪的重大灾难，那种以破坏为目的、为手段的社团已经逐渐失去了人心，不再具有政治的蛊惑力。多元化条件下的社团都会恪守基本的人伦底线，因为正义和友善是 文明社会一条牢不可断的纽带，同样也是任何社团得以市场号召的重要条件。试想，在社团市场化的条件下，有哪一个社团敢标明自己的目标就是 杀人放火，图财害 命，或者凌强欺弱，祸乱百姓？相反的是，都会以正义自居，并承诺关怀民生、服从生命，以此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三 是抵抗权力招安，避免暴民的工具化。开放市场中的社团具有政治诉求的多元化特点，任何一种社团都不轻易被现有权力招安，从而避免现实权力 招纳暴民路 径的畅通无阻。如果说运动中的个人具有情绪化及其独立判断的缺失，那么运动中的社团都有极强的目标理性和基本线路。一个社团被另一种社团吸纳意味着自身的 彻底消亡，这是所有开放市场中的社团都心知肚明的，因此，无论何种政治角逐中的社团都很难成为另一种社团的帮凶。社团的生存理性要求社团 生存的独立性和目 标的清晰性，抵抗现有权力对公民的侵害是社团的基本任务之一。如果不是这样，社团就会沦落为黑社会组织，无法走入阳光下现实的政治格局。社团的生存理性还 知道，在政治博弈中，社团的竞争力来自社团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实力，而政治实力来源于对现实权力的抵抗。即便是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开放市 场中的多种社团会 共同形成对于暴力运动发展的抵制，在野的社团在暴力侵扰下会形成利益联盟。也就是说，只要有开放的社团市场，就会抽空暴民组织化的基本资源，使得自上而下 的运动群众无法发动，因为这种条件下，没有暴民组织化的人力基础。因此，开放社团之后的群众运动大都是自下而上的，以理性请愿和非暴力抵 抗为重要特征的。
四 是抗击暴力行为，消解暴民的组织化。单个的人，即便是勇气非凡的知识分子拒绝向君王低头容易做到，但在误入歧途的暴民面前则很难挺身而 出。暴民组织 化的非理性、无底线使每一个人都可能面临生命威胁，这种洪水猛兽般的暴力行为很难使独立的个人发挥作用。因此，在暴民组织化的群众运动中，个体生命是极其 脆弱的，任何一种个体力量都显得微不足道。从这场闹剧中可以观察到，不仅每一个受害者无法保护自己，周边零散的个人也都无法有效保护受害 者。如果是开放的 社团社会，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暴力乱象，即便发生，也会有不同的社团来担负保护个人的任务。社团与社团之间还会保持一种理性的默契，来共同抗击来自暴力对 生命的威胁。社团意味着政治力量，社团的组成也会使公民得到政治训练。政治的参与会克服人的动物性倾向，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类由于志 趋善良而有所成 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暴民的组织化已经使人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如果没有社团组织的抗击，这种暴力行 为不但不能自行消除，还会反复被高度垄断中的独裁社团反复利用。开放的社团不仅会有效抗击暴民的暴力行为，还会在暴力资源方面釜底抽薪， 使暴民的组织化消 失于现代政治文明的无形力量之中。
米 涅在总结法国大革命时发现，只有安宁才能促成和解，只有和解才能有自由。由于人们对过去的罪行深恶痛绝，对过去所受的痛苦记忆犹新，采取 的方式自然 是不免过激，这就成了以暴易暴的暴力循环。在运动中，当社会的基础被动摇之后，如果没有多元化的在野社团，暴民的组织化很容易夺取运动的结果。暴民组织借 助暴力的极端化和无底线特点，极易毁灭整个社会的文明底座，然后依靠暴力维护自己的暴力统治，并为巩固自己的暴力机器而创建自己的暴力理 论，然后形成极权 主义社会。从这场爱国主义的流氓化运动来看，当下的中国社会蕴藏着巨大的利益诉求和暴力冲动，到底是在运动中释放这种难以掌控的洪水般的暴力，还是放开社 团、让社团吸纳并消解暴力？正是中国在十字路口的命运选择。
2012年9月22日
来源: 共识网| 责任编辑：向异
近期一系列爱国打砸抢事件不能不使每一个真正关心祖国命运的人深深担忧，许多城市同步上演的爱国刑事案件已经充分暴露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 度，同时也充 分说明了高调民族主义背后的真实面相。群众运动是社会文明的试纸，群众运动的暴力化、爱国的流氓化、抗日的自残化已经无法经得起现代政治文明的检验。在这 场自上而下的暴民组织化运动中，只要稍具理性和法律常识就会发现，暴民的幽灵构成了社会进步的最大威胁，从陈胜吴广到毛泽东，组织化的暴 民担负了破坏文明 的主要任务。组织化的暴民不仅是公民生活和社会文明的死敌，还是国家权威的克星，它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时并不心甘情愿永远只当作国家主义的凶手，其无 底线的暴力欲望总想在任何破坏中跃跃欲试。
近 距离观察这次流氓化的爱国运动，暴民的组织化具有以下几种特点：
1、有组织，无纪律。通过网友在现场的拍照、搜索、跟踪，那些带头打砸抢的骨干分子是有组织的，有的背景明显，有的稍显模糊，但都明显区 别于自发参与 的民众。虽然自发参与的民众也有打砸抢的过激行为，但他们不是破坏行动的肇始者，只是在群众运动情绪感染之下的盲从和发泄。群众运动中，暴民组织受到暗示 或授权，但又没有明显的方向规定，暴力行动中的暴力行为完全凭自己来掌握和发挥。统一进入，分散破坏，构成了这一暴力行动的早期特点。这 种暴民组织在行动 中又带动了一批其他利益的发泄者，行动过程变得更加混乱，破坏力更强，目标更分散。它不像制服化的军队有着明确的军事目标，并且为自己的战斗后果负责，暴 民组织的组织机构又呈现隐型化，绝不会为破坏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那怕是名义上的。
2、暴力行为无底线。由于暴民组织的背景复杂而混乱，加上行动中各种因素的参与，暴力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因此这种暴力行 为没有基本的 人伦底线。从近期一些城市的打砸抢事件中明显可以看出这一特点。西安一女士，开车带着自己的孩子外出，遇到暴民砸车，虽经苦苦哀求，但车还是被砸，小孩失 踪；另一人开车与爱国主义暴民遭遇，苦苦哀求不能幸免，车被当场砸毁，人被打成重伤，颅骨被击穿，仍在抢救之中；长沙和平堂被抢劫一空； 青岛本田4S店被 烧成废墟；某城市有17岁亲日女孩被三名爱国主义青年轮奸后打成重伤。这些都是在法制国家和平时期的爱国主义行为，其伤害无辜、破坏一切的流氓化行径远远 超越了基本的运动规则和人伦底线，与战争中的法西斯无异，只有文革运动与之媲美。这种抽空了正义的暴民运动不会有自己的神圣目标，也不会 在运动中自律，只 能在运动中进行欺弱避强的无底线破坏。
3、与上层权力的结合。这种在爱国主义暴力行为中所暴露出的邪恶呈现为欺压弱者，自然亲近上层阶级与现实权力，这里有着暴力起源的传承谱 系。在这场闹 剧中，一些城市街头游行队伍中打出最多的政治符号便是毛泽东及其画像，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毛的特型演员来装神弄鬼。正如阿伦特发现的在法西斯起源时那样，民 众为寻找真正的代表而战斗，暴民却总是要寻找他们的"伟大领袖"，他们天生看不起底层民众。在组织化的暴民心中只崇拜领袖，渴望权力，然 后在破坏中去驾驭 民众，让民众为他们的暴力行为承担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在反犹太人的暴民行动中，警察公然与暴民同谋，甚至充当开路先锋。暴民组织与权力有一个相互利用的过 程，就如冲锋队与希特勒，但这种合作并不能长久，很快就会被权力集团抛弃并借口消灭。
4、成分复杂，反复无常。暴民组织与民众有些相似的表面特征，比如易受情绪感染，缺少个人独立判断，但在本质上不同的是，民众有着利益表 达的一致性， 而暴民的行为目标是反复无常的。在这场运动中，虽然运动开始之后加入了多重复杂成分，但形成的暴力特点是没有目标的一致性。有的反日，有的呼唤毛泽东的复 活，还有的地方打出了"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这样的标语，有的地方竟然开始反对美国，并阻挡美国大使的出行。表面看来这些都 是爱国主义流氓化 的乱象，实质上是暴民的组织化所决定的。因为暴民的组织化并不是公开的组织机构，只在权力暗示或纵容下行使破坏活动，所以既不会有正义目标，也不会有前后 一致的行动线路，只是在情绪和实力之间来回摇摆。从李自成到太平天国运动中也可明显看出这一规律，它并不会为某一阶层代言利益，而只是让 暴力行为服从自己 的暴力欲望。这种暴民组织并不能等同完全的乌合之众，虽然它具有乌合之众的一些特点，暴民组织比单纯的乌合之众有更深的邪恶本质。
相 对于人类的社会秩序来说，暴民的组织化具有对文明巨大的破坏力，如果没有必要的约束，它甚至能摧毁整个文明。暴民的组织化很容易点燃群众 运动，由暴 民组织带领下的群众运动只有破坏，而绝无建设，从太平天国到文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文明的建构是一个缓慢的保守的过程，暴力的破坏可以在一瞬间完成。 况且，暴民组织化的运动其过程是破坏，目标也只有破坏。建设不是它的兴趣。这场运动与台湾的红杉军、香港的洗脑抗议聚会以及日本的反华游 行相比，已经有了 明显的文明与野蛮的分野，这不仅是一个国家法治化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重要的还是一个国家社会发育程度的如何。也就是社团是否开放，决定着暴民组织 化及其破坏程度的高低。
暴 民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文化及其民族性格有一定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暴政或专制的结果。也就是社团的高度垄断会形成暴民的市场 化，专制政体 下，自然没有制约暴民组织化的有效力量。如果想保卫我们的文明，不断推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必须在可行的线路图中解决暴民的组织化问题。解决此一问题的有 效方法，除了法律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放开社团。没有开放的社团市场，法律也会形同虚设。那么放开社团之后，起码能达到以下效果：
一 是群众运动会变得有组织，有纪律。社团是原子化个人的粘合剂，能解决孤立的个人形成的目标的飘忽和利益的分散，每一种社团自然有自己的纲 领及其章 程。不管在任何运动中，每一板块的社团在运动参与中会首先服从自己的社团纪律，因为其行为必须为社团所倡导的正义负责。在社团开放的市场化前提下，每一社 团必须来标榜正义并努力为之才有市场，这是开放条件下政治博弈的基本条件。群众运动中，参与社团的人都不敢背叛其社团的基本宗旨，不会轻 易为暴力的发泄而 让社团承担不可估量的代价。社团多样化构成了政治博弈的多重板块，任何一种社团想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取决于它在运动中的组织化程度和文明程度，因此，高 度的纪律性是社团开放市场中的显著特点。这种特征，在台湾和香港的民主运动中可以明显看到。如果任何一种社团失去了基本的纪律约束，也就 失去了生存的道义 基础，不论它有怎样的正义目标，其正义的底座已经自行毁灭。
二 是开放化的社团都会恪守法律底线和伦理底线。任何在开放条件下注册登记的社团都会首先遵守现行法律，对于法律中不合理的部分只是进行程序 化的改造， 而不会破坏或践踏。自愿组成的任何社团因为在合法的前提下，都具有一种保守特点，其理性色彩一般会拒绝社会的暴力革命，同时，它知道逾越法律界限之后所付 出的不必要代价。由于社会自身的保守理性更偏重于建设而不是破坏，任何社团专以破坏为能事是根本没有市场的。尽管历史上有过一些暴力性社 团，但经过二十世 纪的重大灾难，那种以破坏为目的、为手段的社团已经逐渐失去了人心，不再具有政治的蛊惑力。多元化条件下的社团都会恪守基本的人伦底线，因为正义和友善是 文明社会一条牢不可断的纽带，同样也是任何社团得以市场号召的重要条件。试想，在社团市场化的条件下，有哪一个社团敢标明自己的目标就是 杀人放火，图财害 命，或者凌强欺弱，祸乱百姓？相反的是，都会以正义自居，并承诺关怀民生、服从生命，以此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三 是抵抗权力招安，避免暴民的工具化。开放市场中的社团具有政治诉求的多元化特点，任何一种社团都不轻易被现有权力招安，从而避免现实权力 招纳暴民路 径的畅通无阻。如果说运动中的个人具有情绪化及其独立判断的缺失，那么运动中的社团都有极强的目标理性和基本线路。一个社团被另一种社团吸纳意味着自身的 彻底消亡，这是所有开放市场中的社团都心知肚明的，因此，无论何种政治角逐中的社团都很难成为另一种社团的帮凶。社团的生存理性要求社团 生存的独立性和目 标的清晰性，抵抗现有权力对公民的侵害是社团的基本任务之一。如果不是这样，社团就会沦落为黑社会组织，无法走入阳光下现实的政治格局。社团的生存理性还 知道，在政治博弈中，社团的竞争力来自社团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实力，而政治实力来源于对现实权力的抵抗。即便是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开放市 场中的多种社团会 共同形成对于暴力运动发展的抵制，在野的社团在暴力侵扰下会形成利益联盟。也就是说，只要有开放的社团市场，就会抽空暴民组织化的基本资源，使得自上而下 的运动群众无法发动，因为这种条件下，没有暴民组织化的人力基础。因此，开放社团之后的群众运动大都是自下而上的，以理性请愿和非暴力抵 抗为重要特征的。
四 是抗击暴力行为，消解暴民的组织化。单个的人，即便是勇气非凡的知识分子拒绝向君王低头容易做到，但在误入歧途的暴民面前则很难挺身而 出。暴民组织 化的非理性、无底线使每一个人都可能面临生命威胁，这种洪水猛兽般的暴力行为很难使独立的个人发挥作用。因此，在暴民组织化的群众运动中，个体生命是极其 脆弱的，任何一种个体力量都显得微不足道。从这场闹剧中可以观察到，不仅每一个受害者无法保护自己，周边零散的个人也都无法有效保护受害 者。如果是开放的 社团社会，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暴力乱象，即便发生，也会有不同的社团来担负保护个人的任务。社团与社团之间还会保持一种理性的默契，来共同抗击来自暴力对 生命的威胁。社团意味着政治力量，社团的组成也会使公民得到政治训练。政治的参与会克服人的动物性倾向，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类由于志 趋善良而有所成 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暴民的组织化已经使人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如果没有社团组织的抗击，这种暴力行 为不但不能自行消除，还会反复被高度垄断中的独裁社团反复利用。开放的社团不仅会有效抗击暴民的暴力行为，还会在暴力资源方面釜底抽薪， 使暴民的组织化消 失于现代政治文明的无形力量之中。
米 涅在总结法国大革命时发现，只有安宁才能促成和解，只有和解才能有自由。由于人们对过去的罪行深恶痛绝，对过去所受的痛苦记忆犹新，采取 的方式自然 是不免过激，这就成了以暴易暴的暴力循环。在运动中，当社会的基础被动摇之后，如果没有多元化的在野社团，暴民的组织化很容易夺取运动的结果。暴民组织借 助暴力的极端化和无底线特点，极易毁灭整个社会的文明底座，然后依靠暴力维护自己的暴力统治，并为巩固自己的暴力机器而创建自己的暴力理 论，然后形成极权 主义社会。从这场爱国主义的流氓化运动来看，当下的中国社会蕴藏着巨大的利益诉求和暴力冲动，到底是在运动中释放这种难以掌控的洪水般的暴力，还是放开社 团、让社团吸纳并消解暴力？正是中国在十字路口的命运选择。
2012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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