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外交——台湾在国际社会的真实存在的重要方式
法广：由于北京方面的努力，台湾近年来失去一些邦交国，但台湾的国会外交却取得很大进展。新冠疫情这三年是否可以看作是台湾国会外交的转折点？
卢业中：台湾国会外交最主要的一个缘由是两岸关系。北京方面一直在国际上强力推销它的“一个中国”原则，使得很多国家因为要遵守各自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尤其是行政部门的互动和联系都受到比较多的限制。相较之下，立法院在国际间的互动有比较多的空间。这些空间最主要的由来是因为在国会外交中，立法院象征着台湾的最高民意，同时也比较不受到各国行政部门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对于台湾行政部门两者间互动的限制，所以有比较多的空间。台湾的国会外交其实在新冠疫情前就已经在积极推动，立法院内部也成立了很多与不同国家国会议员之间的友好团体。这些联谊会性质的团体一方面可以强化台湾和个别国家国会议员的沟通、联系感情的互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因为台湾立法院和行政部门之间基本上在很多议题上都有一定合作，所以，这样与其它国家国会议员的互动，其实也有助于台湾通过国会的力量，来促进其它国家进一步了解台湾。这是国会外交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取向。
新冠疫情发生这三年中，台湾的国会外交也伴随疫情，采取了一些必要手段，做了一些转型。我们在这段时间看到，台湾在外交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和突破，比如新冠疫情发生前后，我们与捷克国会的往来以及捷克议长来访等等，这都是国会外交重要的一些成就。
现在疫情出现和缓，台湾与国际社会的往来也慢慢恢复。我们看到，在过去几个月中，台湾立法院与日本、与英国等国国会议员的联谊会也开始恢复了一些互动，有台湾议员前往相关国家访问。这些都是凸显台湾在国际社会的真实存在的重要方式。
跨党派运作模式是国会外交的重要特点
法广：台湾国会外交的一个特殊之处是它牵扯台海两岸关系。每一次有其它国家国会高层来访，北京方面几乎无例外都会提出抗议，有时候抗议调门还非常高。但在两岸关系议题上，台湾朝野两党立场不同。在来自北京的压力下，台湾朝野在推动国会外交议题上，立场是否一致呢？
卢业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以说，台湾内部因为两岸关系的影响，再加上不同政党之间的一些内政考量，所以在很多议题上，两党立场不一致。但很有意思的是，在国会外交议题上，其实实际运作都是跨党派模式。在组织安排上，我们可以举例，比如台湾国会与波兰或马来西亚、以色列等国议会都有联谊会。会长通常都是（立法院）多数党代表担任，副会长基本上是由第二大党担任，就是说（这些联谊会）基本上是跨党派合作的平台。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每次出访或者接待比如捷克国会议长来访，也都是跨党派的共识。所以在推动国会外交议题上，我相信立法院内部，不分朝野，立场基本上比较一致，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走出去，要有这样的国际联系。
台湾是民主国家，自然就有内部的政党竞争。但国会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跨党派模式。比如台湾与日本国会的联谊会，会长是现任立法院院长，这凸显至少台湾方面非常重视与日本的关系。至于其它的联谊会，会长和副会长一定是有两个不同党派代表出任。有些联谊会有资深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可能是国防外交委员会中比较资深的议员来担任台湾与特定国家的联谊会会长，副会长就由另外一个政党搭配。这些都凸显台湾立法院作为最高民意机关，认定国会外交的重要性，也在持续不分朝野地一起推动。在台湾目前相对比较困难的外交情势下，这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也愿意支持的一种做法。
法广：国会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相关国家朝野在他们与中国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尤其是在民主国家，政党轮替有时候会很频繁。台湾的国会外交是否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太多的变数？台湾如何与这些国家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
卢业中：我想，与台湾互动的这些国家也是把国会外交当作是行政部门、官方正式邦交关系之外的一个可以促进该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方式。国会外交的推动固然有自身的局限性，也同时受制于北京方面的“一个中国”原则等等，但在实质运作中，最主要的是各方在互动中都体认到政治现实。这个政治现实有两个部分，一是来自北京的压力，这一点确实存在，二是该国与台湾确实有互动的需要，也是基于这第二部分元素，双方才有密切的联系。鉴于这两个主要考量，各方在运作中，实际上都希望避免过多的政治纷扰，以便达成实质上的互动和交流。
这些互动与交流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一是因为台湾自身的五权宪法（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和考试五权分立），但是，立法权在帮助行政部门研理一些法案的时候有一些施力点，所以，我相信其它国家与台湾立法院互动时，也是希望从这一点着手，也就是通过立法院，来加强两边行政部门的一些所谓工作上的联系。另外一点更为重要，就是以国会外交来讲，北京方面抱怨也好或政治上一些冲突也好，但说到底还是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这毕竟不是正式的行政部门对行政部门，或建交类的联系方式。所以，北京方面可能会升高抗议的态势，但同一时间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考量，换句话说，这些抗议可能不至于无限上纲，大概还是有一个底线在。
谈到新冠疫情期间的一些发展，您刚才提到2020年捷克议长访台，或者此后台湾与立陶宛之间关系的发展，北京方面在这两个议题上反弹比较强烈。我觉得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两岸关系近些年的变化，另外一个原因是美中关系的变化——这一点当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另外还有一些因素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捷克，还是立陶宛，这些国家过去跟北京关系比较密切，因为这些国家都曾经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后来才慢慢转型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民主国家，北京可能有些难以接受这些是所谓非传统西方国家，现在选择和台湾建立友好关系。所以他们做了比较多，也比较激进的表态。
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例子，比如台湾与英国国会议员交流协会过去这几个月十分活跃，台湾立法委员也去英国访问。这个协会的会长是国民党籍的江启臣先生。可能因为英国是大国，也可能是北京方面认为这是个传统的民主国家，而台湾与英国议员交流协会的会长又是台湾内部的反对党，所以北京方面在这些互动的抱怨似乎就比较少。
法广：任何外交关系都不可能是纯政治关系，总会需要一些具体的体现，需要双方能开展具体的交流合作。那么，台湾从财力上是否能支撑一个全方位的外交往来？还是它有自己的重点？
卢业中：整体来说，台湾外交政策确实有一些重点，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源有限。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无论在政治或经济层面，投注到对台湾来说更重要的国家是台湾政府不断在思考的问题。这其中可以分成几个部分，首先当然是台湾的邦交国。台湾现在有14个邦交国，政府在外交政策的执行中，不会减少对邦交国的资源；另外一些国家与台湾没有邦交关系，但也被看作是重要国家，比如法国、英国、美国等等。这些国家对台湾自身的安全来说绝对是相当相当重要。介于这两类之间，还有一些国家与台湾在国际事务中的关系没有这么近，但可能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东欧国家。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有明显的象征性意义，台湾在民主价值或人权价值上竭力投入，希望塑造我们的民主价值拥护者形象，所以台湾对这些国家也会投注资源。但是，诚如刚才所说，我自己的观察是，台湾在资源配置方面有自己的优先次序：邦交国、重要国家，然后是有象征意义的国家。
法广：您提到台湾与法国、与英国这些欧洲的传统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台湾与欧盟的关系处于怎样的情况呢？国会外交可以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卢业中：整体来说，台湾过去几年与欧盟的关系持续增进。比如近期双方有关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就取得一些进展。台湾对此确实乐观其成。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台湾的民主化经过了一个转型历程，所以，通过国会外交，台湾可以大程度地彰显台湾如何珍视自己这些经验与历程，而欧盟现在被看作是柔性力量的重要的国际社会领导者，所以，在人权、民主这些价值上，我们双方有很多可以互相借鉴、彼此交流的地方。从这点来说，我们刚才提到立陶宛的例子，或者捷克的例子，其实都是以国会外交作为出发点，然后推动行政部门做了一些政策上面的转变，比如立陶宛接受台湾去那里开设代表处，等等，这些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国会外交：维持台湾与国际社会可持续性互动
法广：国会外交的前景是什么呢？它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否也面对类似玻璃天花板式的局限呢？
卢业中：我想，国会外交的局限性是它不能取代双边的官方正式关系。但是在这样的限制之下，国会外交很多部分都可以持续运作、推动和强化。多数与台湾国会联系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就会有政党轮替的可能性。从国会外交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与各国主要政党都保持联系，无论它是否执政党，这有助于台湾进一步与国际社会维持可持续性的互动关系。从传统外交的角度看，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国会外交既然不能取代正式的邦交关系，也就没有什么用。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国会外交恰恰凸显，国会外交与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彼此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取代或互相竞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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