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面逛的时候读到一篇关于童哲的报道，心里五味杂陈。
在那一代的人人网用户里，童哲算是来得比较晚的，他火的时候是2013年，彼时我已经摆脱对人人网的使用依赖，和他并没有太多交集。我隐约记得他一开始和李硕走得很近，后来万门大学上线了中国内地的中学历史课程，被李硕批为“喂毒草”，两人因此闹翻。李硕大约对童哲是有偏爱的，以他那样蛮横的性格，居然在第一轮的对阵中不敌，要他的万年好基友“推倒柏林墙”出马解围。当时童哲的“巴黎高师硕士”身份已经遭到质疑，许铁在为童哲辩护时曾对李硕喊话道，别来找童哲的茬，这不是你能达到的层次。然而综观各种证据，童哲未从高师毕业基本是板上钉钉，用后来的话来说，我以为童哲要“糊了”，没想到2014年万门大学拿到了陈一舟200万美金的投资，似乎还越做越大。在童哲爆雷的事传出来之前，万门大学在在线教育领域也算是能排得上号的。
看GQ的报道说，童哲一上人人网，迅速成为意见领袖，这个与我的印象相符，但对于他写的东西，我是一篇都没有印象。按理说，即便那时的我对教育不那么感兴趣，但像童哲这种以倡导理念出名、且追随者甚众的人物，他的文章我应该或多或少看过，没有印象那就只有一个原因，文字不好。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坏）习惯，对于文字不好的文章，一般我是读不进去的，读了也记不住，除非我对其内容极度关心。为了写这篇东西，我在网上搜到童哲的公号，上面的文字水平基本和我这个判断一致。后来看到童哲在2012年给许铁的邮件里，讲到他的写作计划，除了其中一本和他的老本行理论物理有关，其他四本是：制度对文明的影响、外国和中国的生存现状比较、普通人应该知道的社会规律知识底线，以及中日韩历史文化比较。从这些可以看得出来，童哲的自信有时是没什么根据的。
要说童哲最吸引人的是什么，除了他的名校光环（后来被证实他不仅没有拿到巴黎高师的硕士学位，连北大的本科也没有毕业），大概就是他的“理想主义”了。他说要“降低中国教育的门槛”，通过网络技术实现全民教育的理想，这让万门大学得到了众多普通学生的拥护，人人网上，晒自己的万门大学学生证成为了一时的风潮。因为那会儿已经见识过一次“理想主义”的泡沫破裂，我对童哲的宏图并不感冒。而且在我看来，童哲的理念和上一批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那就是无视中国的特殊性，对时代的变革充满盲目的乐观，并将个人成就建立在兜售这种乐观之上。
对于十几年前的理想主义者来说，对时代变革的信念几乎是人手一份。有一篇流行甚广的文章，《大学生，莫做社会变革的牺牲品》，正是来自北斗的创始人之一姜戬。我对文章本身的价值倾向没有异议，但在对趋势的判断上，我当时便觉得太“口轻轻”了，像是在赌时代的剧烈变革将在几年之内到来，而“我辈”正逢其时。然而在那个时候，这种疑虑——这甚至称不上“分歧”——不能阻止我去分享他们的热情。
“中国大学生的自我启蒙”，这也是个宏图大业，四五年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志存高远的年轻人。作为一份网络刊物，北斗呼应社交媒体在中国崛起的大势，不向已经名成利就的作者约稿，而是与彼时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建立联系，以明确但也不乏多元的理念（泛自由主义）作为旗帜，先启蒙带动后启蒙，一时之间风头无两。
与网络上的风光对应，他们在现实中也建立起广泛的“串联”，真应了王朔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那句，“五湖四海皆兄弟”。我听说有一位朋友，通过北斗这个人际网络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穷游，买最便宜的站票，每到一个地方，就找在当地的北斗人，借住在他们的宿舍或家中。北斗人之间相互接济也是稀松平常的事，刘宇翔就曾经住在大猫那长达两年，他也曾谈到不忍与另一位朋友翻脸，因为后者曾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资助过他。
一群出身名校、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创建了一个在大学生中闻名遐迩的组织，要实现青年人的自我启蒙，并形成了一个相互交流、相互扶助的网络，很难不让一些核心人物产生心理方面的膨胀，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豰中矣。心理膨胀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内斗严重。左翼团体和基督教团体内斗和产生分裂，我是能理解的，里面每个人对自己的信念都相当执着，一旦产生分歧，就容易将此归咎于对方不够革命/虔诚。自由派的青年组织发生内斗，原因有点不太一样：自由主义的人生观本身鼓励真性情的表达，如果是私下的交往，合得来则聚合不来则散，问题不大，但建立在共同理念之上的组织就不能这样。有共同的理念，不一定性情就合得来，只要人多到一定程度，真性情与真性情之间难免会产生冲突，如若组织发展得好，“权力”意识渐趋成型，那冲突还将伴随着对权力的争夺。
这种情况也很难完全归因于个人的品性，倒不如归因于对时代的误判以及由此产生的“致命自负”。在GQ的报道里，童哲对回国的许铁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感受到这北京夏天潮热的雨水里涌动的时代气息了吗？我想当时那一批理想主义青年都自以为感受到这样的时代气息。与之相伴的，还有江蛤的那句话，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看个人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时代的气息”，“历史的进程”，这在古代叫做“势”，能识大势者，当然是人中豪杰，人中豪杰又何必拘于小节呢？所以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在这里获得了另类的诠释，他们自以为看到了那个“势”，实质上，那只是时代跟他们开的一个玩笑。
和他们不同，投身公共行动，或者坚持就敏感议题进行公共言说的人，大多在2015年或者更早已经感知到时代风向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迹象我在多篇文章已经提过，在此不再赘述，包括童哲在内的这些一度自我标榜为理想主义者的青年意见领袖，也并非感受不到，但由于认知上的另外一些执念，他们选择了无视。他们似乎认为，只要一心搞钱，不在言行上挑战执政党的合法性，就能安享这一份盛世。
童哲和上一批理想主义者还有另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严重高估商业和技术进步的力量，不过这个特征往往等到第二阶段才会显现出来，也就是当他们一阶的“理想主义”基本消散以 后。大约从2012年开始，北斗的经营就已经出现困难，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主创者陆续毕业踏入社会，领导层青黄不接，另外的原因是微博等自媒体大V的崛起，标榜“启蒙”的人越来越多，单打独斗不影响效率，还能减少组织带来的内耗。这一点上北斗的优势反而成了劣势。在童哲那边，时间也差不多是2012年，也就是他做理论物理学家的梦想破灭的时候。“巴黎高师的教授告诉他，世界只需要10个理论物理学家就够了，而他的班里就有37个学生。他和朋友在日本聚会时失落地聊起，自己逐渐跟不上同学的节奏，他第一次因为学业频繁地掉头发。”[1]
在这个阶段，他们里面的大部分人，纷纷放弃了启蒙/做学术的理想，转而拥抱经济大潮。北斗的核心人物里，毕业后鲜有从事与启蒙、公益、学术相关的工作，大多是成为广大就业大军的一员，凭着自己的学历与背景，能找到什么就做什么。两三年以后，他们的收入已经让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启蒙理想严重受挫的同时，市场却给了他们远超预期的回报。这让其中一部分人开始气急败坏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当我在2014年被拉进他们的一个群，我看到里面的人频繁地晒收入、晒各种奢侈品，那些收入和奢侈品的级别，离中产还要差一截，但因为以前拮据惯了，这已足以让昔日的启蒙精英感到青春错付。
相比之下，童哲的历程更为复杂，也更值得详细分析。如果我们将他的2012年以前归为纯粹的理想主义时期，那2012年以后，他经历过理想主义与商业技术相结合的时期，这个终结于万门大学不再免费的2016年；然后是纯粹的商人时期，这一段结束于童哲开始炒房的2019年初；最终，他变成一个唯利是图不讲信誉的奸商，割了最后一波，卷款跑路，留下那些上不了课还要继续还贷的用户，以及为他代持房产、还被拖欠工资的员工。
2012年，童哲录了自己的《阿哲的物理小课》，获得几万的点击量，又受到“可汗学院”和Coursera的启发，于是在没有结清电话费和宿舍费在情况下[2]，就辍学回到中国创业，做免费的在线教育。老实说，我一直没有被童哲理想的任何一部分所打动。因为在我看来，网上免费的教育资源本来就俯拾皆是，万门大学对此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如果要说，后来的“网易公开课”和“中国大学MOOC”都比万门要好得多。我在网上还搜到童哲2016年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说，要“让优质的教育让自来水一样便宜”[3]，但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悖论：教育到了一定层次，要实现的就不仅仅是识字和科普，而是“卓越”（excellence），既然是卓越，就必然会有比较，有比较，就不可能人人一样，也不可能像自来水一样便宜。
站在李硕的角度，从万门大学上线中国内地的历史课开始，童哲早就“变节”了。李硕自己的上位，就是始于对中国官方的近现代史叙事的解构，为满洲国翻案，继而提出了所谓的“中华解体论”，从史料和观点来说，其实都不算新鲜，但在人人网里也收获了好一大批追随者，被他称为“硕粉”（shuoists）。值得一提的是，由于2010年李硕以及更为右翼的反体制者的出现，北斗突然之间就变成了“民主小清新”，但实际上，就北斗创立时的的理念来说，它总体上应该是偏向右翼自由主义的。这一点，北斗早期的合作者、左翼无政府主义的巴赫金应该更有体会。
李硕针对历史课程的意识形态指控对普通受众是没有说服力的，所以他选择童哲没有拿到巴黎高师学位的事实作为攻击童哲的武器。这件事我没有跟进，后续童哲是怎么得到大家的谅解，我并不太清楚。目前的媒体报道里也没有涉及这一段，从GQ的报道来看，后来童哲基本挣扎在如何坚持免费在线教育的理想以及如何维持公司的生存之间。许铁在文章里为他辩护说，创业不易，但在我看来，这种坚持与其说是为了广大在知识上嗷嗷待哺的学子，不如说是他自己非常清楚，一旦放弃了免费，他的理想将不复存在，即便成功，他和一个普通的时代红利获得者也没有什么区别，更谈不上改变中国。
尝过收费甜头的童哲，这时对盈利产生了一种病态的追求，他要“上市”，就好像《中国合伙人》里的孟晓骏，一定要在纽约时代广场敲钟，才能洗刷理想一而再再而三被抹煞的耻辱。然而，他还是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创业的难度，在现实中，作为成东青（孟晓骏合伙人）原型的俞敏洪，在2021年教培行业遭到灭顶之灾以后，不得不带着一些员工做起了直播，忍受三流媒体记者的嘲笑。曾经向俞敏洪拉过投资的童哲，在这场风暴来临之前，甚至在疫情来临之前就认输了，他开始做起了教培界的深房理，忽悠员工集资买房。
其实童哲和北斗人，即便在放弃启蒙/学术以后，依然对自己判断时代风向的能力极其自信，而且不约而同地认为，在启蒙/学术不能改变中国的地方，商业和技术可以。这一方面当然跟中国web 2.0的创业潮有关，另一方面，很难说这跟“新自由主义”的传播没有任何关系。根据这个版本，经济自由是最根本的自由，商业才是最能改变世界的力量。童哲和北斗人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分享着这一套理念，所以那些北斗人一边大肆捞取时代的红利，一边开始嘲笑起过去想要让大学生“自我启蒙”的想法；而童哲的起点和运气比他们更好，这也使得他有资格经历了完整的一轮资本游戏，而且蜕化得比他们要更加彻底。
上述的那种右翼自由主义的观念，在中国生出许多畸形的后代。其中一种，是从相信“经济自由能促进经济繁荣”变成把“经济繁荣”视为目的本身，继而认为所有能促进经济繁荣的手段都是好的，因此也就为国家主义打开了大门，甚至最后，将国家主义也变成了目的。这种人在中国并不少，其中的代表就是李子暘和连岳，以前都是奥派的信徒。另外一种，是用经济自由主义吞并了人生观的自由主义，本来自由主义鼓励的是多元的人生观，从密尔（J. S. Mill）到罗尔斯（John Rawls）无不如是，但经济自由主义极度推崇市场的公平性，这也就很容易匆忙地推出，一个人在市场赚取到的收入，就代表其个人的价值，这便将多元的人生观化约成一种“一切为了搞钱”的人生观。在中国的成功学圈子里，这种观念十分流行。在童哲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如何一步一步蚕食宿主的主体性，从童哲选择在商业领域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以后，他的个人价值已经不是他自己能决定的了，而是由投资者、市场和客户所决定。在“万门全额返奖金班”的微信群里，其中一位为童哲站台的用户说：“光是‘童哲’这两个字的IP流量，价值都不止一亿了。”这与其说是对他的恭维，不如说是对他的定义。
十几年过去，当时人人网上的那一批青年意见领袖，如今都成了中产，甚至中产以上。其中的孙宇晨，差不多成了最“成功”的90后的代表，但每次有他的新闻出来，在人人网老用户那里都是嘘声一片。因为童哲“喂毒草”跟他翻脸的李硕，在法拉盛漂了近十年后，哀叹自己这些年都站错了队，突然向党表起了忠心，希望能得到招安，并自告奋勇在推特上当起了外宣。而北斗一位曾经的领导人，毕业后不仅在体制内从事某些维稳工作，还发表感想道，以前too young too simple，进入体制内部以后，方知我党的牛逼之处。而作为人人网亲儿子的童哲，其偶像从爱因斯坦，到扎克伯格，慢慢变成了许家印和贾跃亭。
最近李佳琦的事件，引发多番议论。最常见还是一句老生常谈：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迟早要关心你。自赵鼎新的“绩效合法性”一说提出以来，我们都惯性地认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会特别关注民生，但今年有超过一千万的大学生毕业，而作为吸纳应届生最多的其中两个行业，教培业去年在一纸令下直接团灭，互联网也在“共同富裕”的口号下战战兢兢。因为难以预测的防疫政策，今年也有越来越多外国企业想要撤离上海，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想要撤离中国，民众对经济的预期和信心陷入低谷。这一切都说明了，所谓的资本、市场、商业、甚至民生，在中国政治的面前，屁都不是。这在某些人看来，大约就是“我党的牛逼之处”，于是宣布一切的抗争都是徒劳的。他们的余生，除了继续埋怨分到的羹怎么越来越少，就是嘲笑那些依然在抗争的人，笑别人螳臂当车。
我之所以愿意花时间去写这样一群人，是因为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浓缩了太多这个时代的痕迹，甚至他们的心态，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中产的整体心态的一个缩影：有笼统的自由主义倾向，有对一个更公正社会的渴望，但过度相信中国的国运以及国家能力，于是前者在后者面前终究不值一提。然而我不赞同一些人说的，他们会变成如今的样子，是时代所造就。他们在时代的若干个节点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是这些选择造就了如今的他们。对于童哲，我倾向于认为他自始自终都没有变，他只想实现个人价值，如果理论物理不行，那就是改变中国的教育，如果改变中国的教育不行，那就做到公司上市，如果公司上市也不行，那至少要大捞一笔。他在内心里缺乏对一种整全信念的信仰，除了“不能失败”这个信条，他什么都不认。用许铁的话来说，他永远不甘寂寞，要去制造更大的影响力，一旦走向理想主义的反面，那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有的时候我想起来依然觉得悲凉，从广义上来说，北斗和童哲最初的理念，都涉及到青年人的启蒙问题：北斗想通过大学生的自我启蒙，让先启蒙者带动后启蒙者，而童哲想通过网络技术和免费课程来实现启蒙，这些理念或多或少都有操作上的问题，但不失为值得敬佩的社会实验。这几年小粉红的猖獗，和启蒙被绞杀并非全然无关。作为启蒙曾经的践行者，童哲和北斗本来可以更体面地退场，但童哲最终变成了吸干他人钱财的骗子，而北斗曾经的一些核心成员，则成为国家主义的歌颂者，这让曾被他们作为旗帜的启蒙也沾上了污点。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启蒙”的理念本身，也并非全无问题。按照平克（Steven Pinker）的说法，“启蒙”的四个组成部分是：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这里面与中国的现实存在最大张力的便是“进步”，在改开后的四十年里，中国似乎都是在“进步”，但这样的进步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用金观涛先生的话来说，中国有自己的“超稳定结构”，这也意味着，涉及到中国社会之根本的变革，必须付出比别的社会多数倍的努力。然而改开以来中国的变化，以及启蒙里的“进步”理念，让一部分启蒙的拥护者相信，时代会推动着中国不断向着现代性更深入的方面改革，甚至也要跟着西方世界进入“后现代社会”。
这真是时代跟中国人开的一个玩笑，只是不少人到了现在才意识到这是个玩笑。
[1] 《GQ报道｜消失的童哲：天才、CEO、赌徒》，https://mp.weixin.qq.com/s/eQ3tjf4Jg-wIVpKHo5zbRQ
[2] 许铁，《我眼中的童哲——时代无法抹去的记忆》，https://mp.weixin.qq.com/s/YGY3hDrtVEiMOHtoReAlsA
[3] 童哲，《这就是童哲啊》，https://mp.weixin.qq.com/s/tsp7R6Nhqic2Z1KOxYmTvQ
from Matters | 熱議 https://matters.news/@byron808/%E5%90%AF%E8%92%99%E7%9A%84%E5%A4%B1%E8%B4%A5%E4%B8%8E%E6%97%B6%E4%BB%A3%E7%9A%84%E7%8E%A9%E7%AC%91-%E7%AB%A5%E5%93%B2%E5%92%8C%E9%82%A3%E4%B8%AA%E6%97%B6%E4%BB%A3%E7%9A%84%E4%BA%BA%E4%BA%BA%E7%BD%91-bafyreicenkvhyl6ngelalkj236w5jz7o2aukji5b36wgozgrcgk2m47e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