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巫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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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网络日前流行一个游戏，发帖者列10项自己曾受薪、赚过钱的工作，当中混一个假选项，让朋友猜。我让罗冠聪试玩一下这个游戏。
当时是6月中，港区国安法尚未实施，26岁的香港社运人士罗冠聪还未流亡海外，正在准备他的议员竞选。
他觉得有点困难，怕凑不够10个。他做过补习，做过办公室帮忙的文职，暑假在酒店打过杂，最像职业规划的，是在香港本地第一间电子竞技公司，做电子竞技主播。
接着列的，是立法会议员，议员助理，和些写作、演讲的稿费。这便进入另一条轨道了。
罗冠聪也曾想，自己也是个普通的年轻人，是怎样一步步走到如今的人生？他觉得，这只能是个疑问或哀叹。
决定人生轨迹的，有些必然，有些偶然，还有些蝴蝶效应。
如果没有高考失利
1999年6岁的罗冠聪随母从深圳来港，成为香港的儿子。他的童年就是香港男孩的模样，读书，玩耍，踢球，打游戏，步入大学前都看上去很平常。
他也同意高考那年是人生转折点。2012年罗冠聪19岁，想读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与行政学系，填志愿时为理想放手一搏，却发挥失常，与大学也失之交臂。
“堪比自我认同的摧毁。”五年后他在自传《青春无悔过书》中写，自己觉得亏欠家人，还断绝了与朋友的联络。那时他已经历雨伞运动，当选议员，再被取消资格，仍在每年夏天想起考试失利的痛苦。
“中大政政”，香港一大热门学系，老师们是周保松、沉旭晖这样知名的政治学者，学生也不乏政界、社运界人士。所以为什么想读这个？
“我中学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读大学，是应该去学习思考的，而不是一个职业训练所。”也不记得为什么有这样的冲动，可能中学最后两年社会动荡，读书也多。“回头看，这是不是一个好决定，没人知道。”
印象深刻的书，是刘瑜《民主的细节》，龙应台一些读本，那是他的政治启蒙。刘晓波获诺贝尔奖，17岁的他印象深刻，但次日，中学校长就谴责刘是搞破坏的外国势力。这让罗冠聪受到刺激。
回想起来，刘晓波的事或许激发了他去关心政治。但他觉得，若不是这件事，也迟早有别的事，让他好奇世界在发生什么。
既然启蒙终将来临，那其实都殊途同归？
他觉得也未必。事实上高考失利真的可能是平行宇宙的起点。
他要读一年“副学士”，才能再进大学。一年后在岭南大学，他成为学生会代表会主席，也自然加入各校学生会组成的“香港学联”。
而2014雨伞运动的开端，正是学联发动的罢课。
“如果我早一年读大学，参加完学生会（一年），可能未必会继续留在学联或学生会，就不会是这个身份参加雨伞运动。”早一年读大学，雨运将与他的学生会生涯擦肩而过。
“延迟了一年入学，以学生会、学联常委身份参与运动，变相令我人生轨迹完全改变了。”
如果没有选学生会
如今回望，很多影响人生的抉择，当时都细微随机，“并不是深思熟虑的”。比如参选学生会。凑了很久人数，都不够组成参选内阁。报名最后一天，前辈说，不如你加入学生会代表会吧。他犹豫，组不成内阁已很疲倦，也有点想把精力留在学业，想未来去外国交换。“但最后就很随机地决定，还是选吧。”
“真的是一念之差。”他说。
于是2014年，他成了“学联五子”之一。“到了历史时刻，你觉得有那个责任，又在那个位置，你就去会承担了它。”罗冠聪说。
雨伞运动，大梦一场。三个月占领最终凋零，罗冠聪称之为“黯然落幕”，他嫌自己做得不够好。伞运旧魂如影随形，他与一些核心人员无法放下，定期聚会，反思，复盘。那年他21岁。
“当时雨伞的‘遗产’消失得很快，自己也会想，要有一些所谓‘血脉’留在香港政界、政治机关中。当时社会也有很强的气氛，要求更新议会，至少找些年轻人进去。”罗冠聪说。
“思考了一段时间，觉得自己也适合，于是就参选了。”
雨伞运动两年后，罗冠聪与党友成立政党“香港众志”，同年当选为香港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那年他23岁。也在那年，他在伞运中“煽动他人参与非法集会”罪名成立，被判社会服务令。
罗冠聪的议员当了八个月。2017急转直下，7月，议员资格被剥夺；8月，判决被要求加刑，他被即时囚禁。
从被要求加刑到维持原判，他坐了两多个月牢。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上下卷共一千多页，读完了上卷。除了些政治哲学的大部头，他也读了杨绛的《我们仨》，一些金庸小说；还有村上春树《1Q84》，但不大喜欢。
“刚进去时很不安。”他说，“不知道有没有人买凶打你，或因政治立场不喜欢你。”后来生活稳定下来，他又不觉得很难熬，“人生很少那么奢侈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打发。”
去年运动后，他不时探监，看示威者。2个月当年看来很长，与如今动辄数年的判决相比，又不可同日而语。
他早期参与社运，未想过有这样重的刑罚。“（早年）有人被控告，被判社会服务令，已经是很大牺牲，完全不会想到，今日控罪轻易是以年计算。没想过在香港参与社会运动，从2014年的时空，会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罗冠聪说。
如果没有从政
几年前的访问中，罗冠聪提过，自己已没法换跑道。“一个正常后生仔，可能会有好多机会去试不同的职业和兴趣。而自己就像一棵树，成长到一个阶段，有包袱和社会身份……可以试的机会已经不多。”
中学暑假那份写字楼工，现在想来“闷到痴线”（无聊到疯）。从政以外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电子游戏，雨伞前，他是2013年香港首届电子竞技比赛、2014年电子竞技嘉年华的评论员，以前报导形容他的主持是“罗氏搞笑风格”。
但他认为自己的评述“没有风格”。“我就是一个很没有‘点’的人。”
香港媒体多以“内敛”形容他。和黄之锋一起接受访问，后者如鱼得水，而他惜字如金，每讲一句都要思考。众志年底聚会，黄之锋拉小提琴，周庭跳日本舞蹈，而他，年年表演唱歌。
“证明我这个人真的没有什么技能。”
但他也真的幻想过。“我觉得这个产业（电竞）很有趣，可以接触很多年轻人。我本身也喜欢打游戏。……做创科那些也挺刺激。”他笑说。“我也幻想过，假如没有参与社会运动、‘从政’，那方面的发展对我来说是没问题的。不一定一直留在那家（本地）公司，去哪家大公司做更国际的东西，也没有问题。”
这自然只是想像。“普通商业机构很难‘接纳’这样一个敏感人士，”罗冠聪说，“我自己也不会习惯。进入了这个生活模式，会时刻都想回应社会发生的事。”
但他也不认为做社运、从政有趣。他觉得自己不是有野心的人，自小也没有从政志向。“从政有很多压力，很焦虑，尤其如果你不是为了利益，更无法用理性衡量得失。”他说。
“但我觉得会有成就感。比如让大家认知你的想法时，比如你做议员，代表民众讲话，而他们觉得你做好了自己的工作时。我无法用有趣无趣来定义（这份工作），但这是我一直在做、也一直有人认可的事情，我觉得可以继续去做。”
这条路的另一个副作用，是牺牲一些日常。
罗冠聪希望有一部分生活，和他政治化的生活切割开，但那时已几乎不可能。与朋友吃饭，他要担心跟踪。2018年，他发现自己被国泰航空列入黑名单。出国旅游，他先考虑政治背景，避免去军政府、政治动荡、或与中方亲近的国家。
“再不在自有的空间抽离一下，就真的太消耗了。”他有自己的调节方法，会有意维系非政圈朋友，聚会闲话家常。疫情前，他每周踢球。黄猫“14”和英短“papa”，从巴掌大养到今年三岁，性格活泼，主人一回家就喵喵叫，要他陪玩。他上一次旅行，是去年上半年，与家人去日本京都一个礼拜。
所以他又说：“我也不觉得现在生活有很多局限，我自己也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和朋友聚会，吃来吃去也都是那些……”
而聊完这些的两周后，他在香港建构的一切生活，就戛然而止了。
如果没有去美国读书
港区国安法打击重点之一，是“勾结外国势力”。一直各国游说的罗冠聪、黄之锋，被认为首当其冲。
这次运动前，罗冠聪的社运位置，主要在本地街头、议会，受关注度也不如黄之锋等；我问罗冠聪，如没去美国读书，还会不会是“国际线”角色。
“我相信可能是不同的角色……但也不知道。也视乎有什么角色。”
经历伞运、当选、坐牢，罗冠聪2018年底才本科毕业。他想去读书，觉得掌握更多知识对政治工作有帮助。他开始参加语言考试，准备各种申请。2019年3月，他从众多Offer中选了耶鲁大学，准备留学。
3个月后，运动爆发。
“就这么巧。就承担了部分国际线的职责。”
如何平衡读书和政治工作？答曰，无法平衡。你只能选择要投身什么。“我在那基本没有社交。要么读书，要么就去演讲，这两件事已经占据我在美国的所有时间。”
留学也带来另一个蝴蝶效应。“港独头子煽动民众，自己跑路美国”是个天然的故事，去年8月罗冠聪宣布留学后，迅速登上央视等官媒，一夜家喻户晓，与其他“港独头子”齐名；机缘巧合走上“国际线”，也使他在面孔众多的运动中，最终成了“勾结外国势力”的知名目标。
“运动6月开始，我8月才去读书，是带着责任去美国的。……要讲香港的声音，对我来说也是回馈运动。”
耶鲁的东亚研究系硕士，他只读了第一个学期。
如果没有这场运动
自己也是普通的年轻人，怎样一步步走到了如今的人生？
探监时他发现，很多人都有相似拷问。“只不过对社会稍微关心了一点，愿意有一些付出，去为社会争取一些东西，就会被标签，被妖魔化，会面对很多波折。”
他看到很多人的人生在瞬间被打乱。参与一次游行，就被捕、告暴动，“对人生是毁灭性的打击。对有些人来说，可能跑快两步，人生已完全不同”。
“很多被标签为激进分子、暴徒的人，都不是大家想像中，偏激、愤世嫉俗的人。他们都是些很普通的人，如果去探监就会看得很清楚。”罗冠聪说，“很多‘乖仔’，想法成熟，说话有条理，待人接物很温婉，人很单纯。”
倘若没有这场运动，一切现在会怎样？
“可能（大家）现在会在想怎么准备选举，可能还是死气沉沉吧。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很不一样。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就算没有逃犯条例，这些抗争还是会发生。”罗冠聪说，“结构性的东西，最终是会发生的。”
运动也许终会出现，但对浪潮中的个体来说，影响可能完全不同。“你是不是被捕那个？是不是面对刑责那个？是不是受伤那个？有很多偶然。”罗冠聪说，“他们可能就做着他们在做的事情，读书的读书，工作的工作。”
如果没有那一切，罗冠聪又会在哪？
“我可能就这样读完大学，中间去交换，学多一门语言，然后就毕业了。不知道，可能也会参与运动，但一定不是现在这个位置。”他说，“做一份普通的工作，也可以关心社会，游行示威。但你不会投入你的人生。”
“我走到现在这个岗位，成为公众人物，当中有很多偶然的选择。如果我做了另一个决定，我绝对不会成为现在的罗冠聪。”
尾声：一语成谶与平行时空
当时我从图书馆借了他的自传，作为采访参考。“图书馆竟然有这个？”他开玩笑，“以后就成禁书了。”我没多想，只是笑笑。几周后7月5日，社运人士黄之锋、陈淑庄、陈云的著作被公共图书馆下架。政府表示，为免触犯国安法，复检书籍。
自传中，罗冠聪曾写道，独自在外租住时，很喜欢铜锣湾的生活，享受拥有个人空间。而他从耶鲁回港后，就搬回与家人同住。因此我问，所以未来也很难说会不会再搬出来，自己住？
“嗯，是，很难说。还有没有未来也很难说。”罗冠聪笑答。
当时只道是寻常。
访问后几天，香港国安法突然宣布即将通过。形势急转直下，舆论相信“国际线”社运人士是首要目标。很快，罗冠聪等人宣布退出香港众志。他的公告最后，引用摇滚歌手许巍《蓝莲花》中的歌词：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两天后，罗宣布已离开家乡香港，会继续国际战线工作，暂不能透露下落。从那以后，他在不知名的地方，继续国际游说，与政要对谈，接受採访，投稿外媒。
正式成为一名流亡者。
“今此一别，尚未知归途何期。从飞机望下香港的繁华璀璨，是我心目中难以忘怀的一帧剪影。愿他朝有幸，半生归来，仍是那位无忘初衷的少年。”在离开公告中，他写道。
“我又何尝唔係好捻钟意香港（我又何尝不是很他妈喜欢香港）。”
与此同时，在某个平行宇宙的香港，可能有一个西装革履的罗冠聪，正从中环某个跨国游戏公司的办公楼走出来，于夕阳下走进地铁，融入了下班回家的拥挤人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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