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大纪元
美中经贸关系演变到今天，其中最大的教训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过于偏向生产布局上的一国化，导致“世界工厂”建立在有全球野心的中共专制之下，于是经济全球化便落入了中共陷阱。目前的美中谈判的最大意义在于，经济全球化的一国布局开始转变为多元化布局，中共操纵经济全球化的企图遭到遏制，使它很难再把经济全球化当作工具来控制其它国家的政治、经济。
一、经济全球化走向极端：生产布局一国化
经济全球化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它的主要推手本来是发达国家的无数个企业，通过把制造业的生产从母国转移到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形成了生产和销售的跨国化。互联网和大型集装箱货轮的出现，使得跨国公司可以实现异地下单、跨国经营、外国生产、长途海运、多国销售的国际化布局。这样的布局不是发达国家政府的安排，而是企业界的自发选择，呈现为一种无官方组织的自然过程。
在经济全球化的前20年，世界各国普遍认为，这个趋势代表着一种新的全球生产资源的合理组合，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互利互惠。然而，直到去年美中贸易战爆发，经济全球化才暴露出它的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经济全球化走向了一个极端，即全球生产链一国化的潜在风险。
一旦世界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时都把生产链集中到某个国家，那就可能产生经济全球化的一国化布局。事实上，这种情形只会发生在一个世界大国，因为中小国家无法容纳各国蜂拥而去的产业链。产业链集中于一国，虽然对跨国公司来说有利可图，但宏观上这种一国化布局制造出了一系列重大风险。首先，多个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高度依赖单一国家，因此便对一国化布局所在地的经济、政治、社会稳定极度敏感，稍有风吹草动，其它国家就心惊肉跳。
其次，这种发达国家对一国化布局所在地的生产依赖导致长期贸易失衡，生产地所在国的外汇储备急剧上升，而发达国家则债台高筑，长此以往，国际经济的多元平衡机制就消失了。再次，生产地所在国开始具备干预发达国家内政的能力，由于发达国家的许多跨国公司为了保护自己的异国生产链得以稳定，会通过本国的政客和官员为生产地所在国谋求好处，至少避免得罪对方，而生产地所在国则可以利用这一点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发达国家予取予求，最终造成采购国某些政治集团对供给国的政治依赖。
假如生产地所在国有稳定的民主制度，与发达国家享有相同的价值观，上述风险不一定转化为冲突或对抗。但是，如果经济全球化的一国化布局落脚在一个反民主并有全球野心的共产党国家——中国，那么，这样的一国化布局就早晚会转变成对发达国家的威胁，特别是对发达国家中具有全球最大影响力的大国——美国的威胁。
从这个角度去看，美中两国的国家利益早晚一天会被经济全球化的一国化布局引向摩擦、对立乃至冲突。这样的冲突发生后，它政治上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经济上的互利性，因为这种一国化布局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对民主阵营的最大堡垒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挑战，美国公众一旦充分了解这种挑战的严重性之后，不会为了中国商品的便宜而对自己国家的安全无动于衷。
二、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热与中国市场迷思
不可否认，过去3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中国投资热。世界各国的大小公司争先恐后地涌向中国，或者设厂生产供出口，或者开发中国的销售市场，谁都怕落后于同行。在中共提供优惠、吸引外资的政策推动下，外商的中国投资热把中国建设成了“世界工厂”。然后，这些外商就安心地在中国下订单、压成本，而外商公司在本国和世界市场上的供货则大部分依赖这个“世界工厂”。
这种局面形成了“一潭静水”，各国政治家和企业家们都视之为理所当然，准备就这样度过21世纪了。在经济全球化似乎无比神圣的旗帜下，过去20多年来，好像没有谁想去质疑一下，其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妥，是否存在误判；甚至，若有人提出经济全球化可能存在弊端，其他人就会大声喝止，“你居然反对经济全球化”？！这种反常的平静终于在去年被美中经贸谈判打破了。
确实，在以中国为重心的经济全球化热潮中，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判，那就是关于中国市场的迷思。中国是世界上的超级人口大国，按照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人均消费水平的概念去理解中国市场，确实会让外国公司以为，中国的十几亿人口一定是一个潜力几乎是无穷大的市场。然而，中国的市场真有那么大吗？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对美国公司来说，比3亿人口的美国市场还大吗？
自从上个世纪末期外企在中国建立“世界工厂”到今天，20年过去了，现在的情况是，据美国政府统计，2018年中国从美国进口1,201亿美元货物，而向美国出口了5,396亿美元货物。这个数据说明，直至今天，13亿中国消费者对美国产品的购买量仅仅是3亿多美国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数量的五分之一。
为什么会如此？并不单纯是中国民众的购买力比较低，还因为中共的进口管制。许多美国产品的价格远低于中国产品（比如肉类、大豆等），但中共限制进口，并且把进口数量当作要挟美国、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的筹码来使用。
之所以说，把中国市场设想得无穷大是一种迷思，首先是因为，这个市场受到政府严格的进口管制，因为进口发达国家的产品会消耗外汇，所以中共尽量不让发达国家的产品自由出口到中国市场；其次，外资如果为了进入中国的销售市场而到中国建立生产线，中共会要求外企的产品必须有相当大的比例出口，以便为中共赚取外汇，所以，允许外企产品部分内销，往往以该企业大部分产品出口为条件；再次，外企要在中国市场大量销售产品，往往会被迫交出技术（因中共采用强制技术转让的政策），中国企业很快就用这些技术仿制同类产品销往国际市场，等于是夺取外企的技术后拿外企的知识产权不断赚取无本的利润。
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热本来为中国庞大的销售市场所吸引，最后却被中共的政策变成了世界各国公司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出口基地，这些公司虽然可以降低产品成本，但同时制造出了宏观层面的全球生产链一国化风险。
三、“中国工厂”造成了美国市场的对华依赖性
虽然中国号称“世界工厂”，由于经济全球化生产链的中国单一布局主要面向美国市场，而不是中国市场，所以这个“世界工厂”实际上主要演变成了面向美国市场的“中国工厂”。驱动这种布局的主要是美国的两类企业，大型零售商和大型制造商。
其中，前者借助港台商捷足先登，自始至终以供应美国市场为目标；后者为中国市场所吸引，陆续加入“中国工厂”，然而，在中共政策的压力下，它们只能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小部分产品，而大部分产品必须回销美国。
最早把美国的大型零售商导入中国制造的是从美国接单的港台商，它们各自的功能略有差别，港商主要为美国公司处理会计业务、完成加工工艺设计，而台商则主要为“中国工厂”提供设备和原材料。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引进外资措施主要面向美国的大型零售商。
中共实行集权体制，从上到下的指挥系统很轻易地就把广东的做法推广到了各省市，除了为外商提供便宜的地皮、投资协助外商建筑厂房，还提供税务优惠和招工便利。
在吸引外资方面，一个集权国家比非集权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垂直的自上而下的吸引外资政策推行起来既迅速又高效，其腐败却不受民意监督、又得到司法系统保护的官僚体系，因为可以收贿而充满了招商引资的渴望；此外，土地皆共有，为建设开发区可用行政命令强制征用土地、强制拆迁。
这就是为何中共能在短短几年内把大批港台企业吸引到大陆，通过它们又进一步把美国主要的零售商订单抓到手里。而大量中国留美学生为美国企业到大陆穿针引线，也是“中国工厂”成形的重要推手。
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不再有配额限制，于是美国的大型零售商和大型制造商获得了国际贸易和中国生产链布局的国际性制度保险，开始做长期规划。与此同时出现了“羊群效应”，许多中型零售商也相继跟进，外企在大陆的地理分布逐渐从沿海向内地延伸，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工厂”对美国市场的支配力。
其结果是，美国市场逐渐变成了“中国工厂”依赖型市场，美国消费者强大的购买力造就了一个实力逐渐增强的共产党掌控的中国，美中两国经济实力呈现相反的消涨。2018年川普说，“我们在过去25年里重建了中国。”确实，美国市场营造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同时也培育了一个国际野心日益膨胀的劲敌。
四、美中关系恶化的根源：中共对美国的三重敌意
很多人把美中关系的恶化归咎于川普一人，事实上川普的对华政策只是试图降低经济全球化之下生产链布局一国化对美国形成的风险。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的行政当局为中共打开WTO大门的时候，中共策略性地保持着低姿态（即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甚至给不少美国政治人物和中国问题专家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拥抱了资本主义之后也早晚会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然而，这种幼稚看法完全忽视了中共对美国的三重敌意。
中共对美国的敌意其实始终根深蒂固。首先，出于确保红色政权的需要，中共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充满了恐惧，害怕国民向往世界上最大、又最繁荣的民主国家美国，因此，不管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如何密切，中共从未停止过政治上的反美洗脑教育。另一方面，中共为了摆脱经济困难，在加入WTO之前已经废除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核心框架，即企业的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推行了私有化（即“改制”），实际上把它的制度架构转变成了共产党资本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资本家们通过侵吞公有财产而发家，再通过红色政权下自己的行政权力贪污致富，短短的时间内产生了大批千万、亿万富翁，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民主化可能带来的政治清算和财产剥夺。所以，拥抱了资本主义之后的中共比改革之前的中共患有更严重的“民主恐惧症”。
如果中共的仇美、反美态度仅仅停留在“民主恐惧症”上，或许还不那么具有进攻性。但中共对美国的敌意还表现在“损你强我”的国家经济战略上，这是它第二重敌意的来源。中共既然敌视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它的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继续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然而，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制度现实使它同时也害怕“造反、红色革命”等原始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散播。因此，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就转向了以“爱国主义”为包装的“红色政治正确论”，其核心观念是“经济赶超论”，赶超的对象只可能是政治上的劲敌、经济上的“老师”美国。
“经济赶超论”用经济快速发展来支撑中共的“红色制度优越论”，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仅靠自然的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够的，于是，不择手段地在经济上削弱美国、经济上挖美国的墙角、盗窃美国的技术机密来仿制产品占领美国市场等等，就成了实现“经济上赶超美国”战略的必要手段。需要指出的是，“经济上赶超美国”的战略，首先不是单纯的民间企业的个别行动，而是由政府规划、组织、资助的大规模计划和操作；其次，它也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里的“自由竞争”，而是具有“损你强我”之敌意的国家行动。
中共对美国的第三重敌意来自其“美国假想敌”军事战略。中共的这一军事战略不仅仅是它的全球野心的工具，也是它“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重要支柱。因此，它长期以来不仅千方百计地设法窃取美国的军事技术和机密，用于发展军事科技，同时也以美国为假想敌来扩张军事实力。这样的军事战略不会单纯地悄悄实施，而是要不断向美国展示增强的军事实力（即“亮肌肉”），中共虽然不见得很快就准备与美国发生军事对抗，却需要通过军事力量的强化来不断向国民展示其“强大”，从而产生认同“军事爱国主义”的民众对中共的向心力。
同时，中共的军事扩张战略始终瞄准美国，以建构军事上的威胁为明确目标，比如，其海军在南海海域之所以锲而不舍地造岛备战，核心目的就是把该海域变成其内海，从而让能发射对美远程核导弹的潜艇艇队可以安全地在那里的深海海域藏身，产生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长期压力。在这方面，中共完全复制了苏联冷战时期的军事发展模式。
这三重敌意表明，不管美中两国在经贸层面达成什么共识或协议，中共始终不会放弃与美国对抗的战略意图。
五、美中经贸谈判的全球意义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不可能始终听任中共利用经济全球化，不当获取各国技术，扩大“世界工厂”，占领全球市场，进而实现中国独家崛起、美国衰败的战略梦想。美中经贸谈判涉及大量的谈判细节，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是两国为了生意而讨价还价。
然而，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对美国来说，美中经贸关系的最大教训不是如何改善双边经贸生意，也不是认识到中共的机会主义谈判方法，而是通过这次谈判，开始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各国布局，从而防止经济全球化被中共操纵、沦为控制其它国家政治、经济的工具。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美中经贸谈判的全球意义标志着，长期以来民主国家各国政府对经济全球化的放任自流必须刹车了；川普对华政策所代表的对经济全球化的觉醒，使得美国及时从经济全球化的中共陷阱里拔出脚来；而美国选民对川普的支持，反映出那些持传统主义理念的人群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对经济全球化迷思说不。
可以说，这次美中经贸谈判在世界现代经济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盲目吹捧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将受到遏制；而中共因其无知而没有体会到，它自鸣得意的“崛起”和“捍卫经济全球化”的话语，恰恰扭转了经济全球化向中国过度集中的趋势，从而阻断了它期盼的“崛起”之路。
就美中关系而言，中共是一个具有全球野心的共产党国家的执政党，以崛起和支配全球为目标。只要它坚持这样的意识形态，并在它的对外军事布局和国际关系方面贯彻这样的政治目标，哪个国家对它高度依赖，哪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就面临风险。
去年以来的美中经贸谈判过程给了中共一个“机会”，在此过程中它充分展示出自己挑战美国、干预美国内政的种种手段；而美国经济已部分依赖中国的现状，则让中共可以采用各种办法来设法控制美国。
比如，中共曾经利用市场禁入、政府出口补贴、重点产业发展补贴、进口产品数量、外汇储备、稀土禁止出口等许多经济手段，试图削弱乃至瓦解美国的产业结构，甚至是干预美国的国内选举、政局变化，还收买美国的政客、说客、学者、技术专家为其服务。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生产布局一国化的弊端，就是中共试图造就各国经济对它的依赖性，进而对其它国家予取予求；中共的全球战略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于和其它国家自由竞争、共同繁荣，而是要实现它一国独强、支配他国的意图。
尽管中共目前的主要假想敌是美国，而欧洲和亚洲一些发达的民主国家尚未充分面临中共的威胁，但美国的率先反应已经敲响了警钟。
对每个国家来说，在经济全球化已经定局的格局下，都有必要考虑如何防止生产布局一国化带来的潜在危险；只有生产布局多元化，并保留随时调整生产布局的战略和战术，才能防止被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后果所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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