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30 December 2019

周日話題:寫在《香港的新認同政治》之後

【明報專訊】今年夏天,當街頭抗爭打得最激烈時,我除了偶爾上街湊個人頭外,大部分時間躲在蝸居完成拖了不少日子的書稿。街頭催淚煙四起,汽油彈火頭處處,我一邊寫一邊質疑自己這本書的價值,誰要看呢?如果不是跟出版社簽了合約,以及大學的催逼,這本書可能會胎死腹中,或者是一本永遠寫不完的書,就像香港的故事。

全書我最滿意的是書名——《香港的新認同政治:在中國的陰影下追求本土》(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像我這樣一個並不知名的學者,英美學術出版社通常期望是一本題目吸引、理論架構前後一貫的專著,只有名氣相當的學者才能出版文集。我很努力令出版社覺得我全書勉強也算完整,但事實上每一章都是一個特定主題,七八篇論文湊合而成,之間不是沒關係,但並不緊密,因此,全書比較像我十年來的思考筆記。我只好阿Q式自我安慰,在劇變中的香港思考,不可能完整一貫。


社會文化身分 蛻變成普遍意志

我初踏入文化及學術界,香港開始討論身分認同、本土意識,起源的故事沒有什麼爭議,都說是六七暴動之後、七十年代的電影電視流行文化,但當爭論到「香港」現在是什麼時,卻有許多不同答案。奇怪的是,這些答案的共同點便是大家都擔心、預期九七之後會消失,這也是當年懷舊熱潮的背景。現在回頭看,當時所有給出的答案,幾乎是說出來的一刻便馬上過時了,因為香港是未來式,一個未可知的未來。而且,它與當下及過去之間是斷裂及跳躍的,如今在重重斷裂及跳躍中,許多人認為香港已死,但香港作為一種認同宣稱不單沒有死,反而是高唱入雲,所有憤怒、渴求、希望,都透過這個宣稱表達出來,街頭上的「香港人,加油」及「光復香港」即為明證。全書我最後以「權力意志」來作結,正是我的基本論點,昔日的社會文化身分,已蛻變成像哲學家盧梭說的普遍意志。

我在書中有一些篇章談香港本土派的緣起及論述分析,以及2017至18年做的雨傘運動後本土派青年的民族誌研究,與今年夏天以來的運動最直接相關,因為,他們所創造的語言、情感,例如「勇武」、「光復」、「焦土/攬炒」,以至行動方式(網絡連結及動員、散落社區等)與想像參考(有受訪者早已自比恐怖主義組織),雖不能說一脈相承,卻有相當緊密的系譜關係。如今全民浸淫在這些政治修辭及感覺之中,當中的關係不用我細說,自可領會。因此,我想談一下香港身分認同蛻變前後的幾個歷史時刻及大背景,即使我們真的回不去,也應該回頭細想我們從哪裏來。


敗筆在拒絕民主改革 神話沒落

「香港人」一詞本來主要不在街頭的,它曾是英國殖民者在統治最後三十年製造的神話,是政權移交時「移交」給中國及特區的——香港體現自由市場、個人自由、法治的城市,而她最終要邁向民主。從符號角度看,神話不是假,也不是真,它是片言隻語,零碎意象,串起了我們的語言秩序、感覺結構,所有人都要在這裏大做文章。我們不應苛求特區及北京政府能發明另一個神話來取代它,他們二十多年來最大的敗筆並不在此,而是他們拒絕哪怕只是形式上的民主改革,令香港迷失在「高度自治」的窄路上,神話漸漸沒落。我在書中的第二章,追溯幾任特首的施政修辭論述,發現家長式管治味道愈來愈濃,他們始終卻學不懂英國人的帝國技藝,祭不出任何能訴諸「居民」(更不要說「人民」)的政治籌劃,動員不起香港人的認同,很少人在政經精英的口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神話自然變成大話。我們本以為董建華的「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及曾蔭權的務實本土路線夠壞了,冷不防「適度有為」的梁振英讓人覺得北京要全面管治香港,至今依然在臉書上退而不休。至於林鄭月娥,現在回看她首兩份《施政報告》,只覺諷刺,竟然是大談「良好管治」,不知大亂將至,還汲汲於計劃送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到大灣區,捕捉機遇,她可能覺得修訂逃犯條例只是個順水人情,卻頓成禍根。


經濟動物疲憊 不信可繁榮下去

這段香港神話破滅的歷史,迂迴地戳破了有香港特色的新自由主義神話。昔日神話的背後,是戴卓爾夫人及鄧小平炮製的「維持現狀」,為的是穩住資本家的信心,操持着七八十年代東亞的新自由主義轉向,協助中國的經濟改革,併入全球資本主義,成為日後的威權資本主義強國。而香港的上層精英,也曾奢望在中國國家主義巨大陰影下,把香港由「自由港」變成機遇之都,既北望神州,亦擁抱南來機遇。但陰差陽錯,「機遇」蘊含時刻競逐、市場規訓,但我們香港這群經濟動物已漸感疲憊,愈來愈覺得香港不可以安定繁榮下去。相反,中港融合帶來的社會亂象(例如本土主義起源的「雙非」事件、水貨問題),令許多香港人感到更焦慮與失落。這便能解釋,何以如今大陸居民沉醉在崛起的資本主義繁榮,就如香港八十年代要渴望維持現狀,但在深圳河這邊,年輕一代卻逐漸想拋棄現狀,肉身拼搏,期待「攬炒」。

書的結尾以兩個個案作結,看來有點別扭。第一個關於本土派年輕人,他們在激烈抗爭時刻與死亡時間之間徘徊跳躍,另一個是不再視香港為夢想之地的「港漂」,他們鋪開了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台北、紐約、倫敦的城市地圖在跳躍。前一章講時間,後一章講空間。八十年代的本土學者說香港不再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如今有人又再把香港借出借入。幾星期前,有個支持抗爭者不遺餘力的學者朋友說到最後,竟然呼籲大家要準備出走,找個荒島重建香港。而我一個港漂朋友在2014年跟「衝衝子」在龍和道早已互稱手足,早於一年多前覺得香港離中國太近,去了台灣,繼續她的另類大中華城市之旅。

全書前言及結論寫得倉卒,有點悲觀,也有點心虛,全因出版社編輯認為要有個結論才像一本完整的書,只好勉力應付。關上電腦的一刻,自問自己寫了什麼,大概就是面對十四億人的大國,無力左右國際政治,一個少數權利及地方自治運動的奇特案例。我記得,全書交稿的一天,是太子站「八三一」事件,完成一件工作,心情卻低落,更對此書沒什麼期望,只期望這個運動可以推翻拙作的一切結論,證明我的思考及情緒都是不合時宜的。


文// 葉蔭聰
編輯// 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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