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lie Smith
2013年11月，谷歌執行主席施密特（Eric Schmidt）在演講中宣稱，谷歌（Google）計劃在十年內終結網絡審查制度；其對手，顯然是力行網絡審查的中國。三年過去了，現在是檢驗谷歌做了多少、重新評估網絡地景、推想中國戰略，以及提出怎麼做才能更有效前進的時機。
從2013年11月以來，谷歌到底成就了什麼？
谷歌三年來成就什麼？
首先，他們重塑了整個品牌，將谷歌重組於 Alphabet 之下，而原本谷歌內部的個「點子儲存槽」 Google Ideas 則更名為 Jigsaw（拼圖），並轉型成為「以科技解決複雜跨地緣政治問題」的孵化器 。
谷歌已在開發他們認為有助於打擊網絡審查的兩個重要工具：Project Shield （護盾計劃）和 uProxy。Jigsaw 以 Project Shield 抵擋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DDoS）；其有效地阻擋因審查而起的 DDoS 攻擊，並於前陣子協助擊退 Brian Krebs 部落格遭受的攻擊。 不過，對比於其他網絡自由擁護者與 Cloudflare 等商業公司開發的 anti-DDoS 服務，uProxy並無突出之處。
至於谷歌的翻牆工具 uProxy 則是個過度設計的典型谷歌產品；其踉蹌出世，只維持聊勝於無。技術世界早已存在更容易、有效的翻牆方法，谷歌為何還要創造一個複雜的工程解法來翻牆？谷歌為何沒有先做足功課，看看「點對點」的翻牆工具是否有機會獨力解決問題，就把自己開發翻牆工具的所有雞蛋，放入一個極具實驗性概念的籃子？
有意思的是，如同 Wired 最近的一篇專文所述，Jigsaw 開發了一個自動化系統，以保護網絡免受網絡嘴砲魔人（trolls）侵擾。 然而，這系統聽起來與中國當局用來審查內容的自動化關鍵字機制異常相似。
Wired 的文章還提到，Jigsaw 鼓勵員工親身飛往缺乏網絡自由的國家體驗。這值得敬佩，但 Jigsaw 也知道，這與在當地有員工不一樣。 這些跨國旅行能為 Jigsaw 團隊，或世界各地每天生活在危險中的人帶來什麼好處，令人懷疑。
對谷歌的期待與不耐
我們經常質疑外國公司「如何」進入中國市場，不是沒有原因。 一些公司（如蘋果和 LinkedIn）配合中國當局的審查要求。其他公司則試圖用言詞或技術隱匿他們的行動。大多數公司悲哀地向中國屈服，竭盡可能爭取市場進入。
谷歌鶴立於同行，主要是他們嘗試以不同方法進入中國市場，都以失敗收場。 他們審查受挫，不審查也失敗。三年前，施密特宣布谷歌將在十年內終結網絡審查——當時我在衛報發表文章，批評谷歌的時程太長，並指出他們其實有可能在十天內達成目標；但當然，我們對這個宣告深感敬佩。從那時起，我們及許多其他網絡自由行動主義者，一直屏息等待，結果等到臉色發青。
我們在2013 年向谷歌提出，如何在中國打敗審查制度的建議。那時，甚至直到今天，我們的看法建議一直都帶有偏見。我們的偏見，來自於我們只關注中國。我們的偏見在於我們相信，如果要打敗網絡審查，那麼重點就應該放在中國——一個施密特坦承是「世界上最活躍和熱衷於資訊過濾」的國家。
我們有偏見，因為我們開發了在中國有用、創新，且被廣泛使用的翻牆工具；而谷歌不屑一顧，甚至還曾短暫從 Google Play 移除我們的應用程式。我們有偏見，因為我們每天都看到，中國人多麼渴望未經審查的新聞和資訊。我們有偏見，因為我們的進展建立在有限資源上，而我們每天都在夢想，如果我們有谷歌的人力和財力資源，我們可以實現什麼。
我們在2013年向谷歌提出的，關於如何終結中國網絡審查的建議，已經失效——主因是中國當局已徹底封鎖了谷歌所有服務。當時我們假設谷歌太大，當局無法完全封鎖；但從2013年開始，中國政府仍開始分階段中斷及封鎖谷歌服務，並於2014年12月讓 Gmail 完全停擺。
當然有人會說，如果谷歌在 2013年，就用其尚未被封鎖的網絡服務來傳送未審查內容，那麼中國政府將提早封鎖谷歌——這個結果看似一樣，不過如果谷歌當時曾賭上網站命運，嘗試打破中國審查制，那麼當局的封鎖，更可能激發中國網民出言抗議。相反，通過分階段阻斷谷歌，當局成功減輕了封鎖谷歌的衝擊。
對抗審查：翻牆機制的主流化
我們2013年論證中的許多假設，則至今仍然有效。 中國仍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審查制度基礎建設。 同樣地，正如施密特和科恩（Jared Cohen）在他們《數位新時代》一書中指出：「（中國）毫不掩飾、毫無愧色的審查方式，自然會吸引有強大獨裁傾向的國家，以及特別敏感，或人口高度同質的國家（那些在情緒層面害怕外來資訊入侵的國家）。」
中國正將審查技術輸出到其他國家（其中一些國家復又轉出口該技術），讓中國的審查模式在全球蔓延。 我們當時建議將焦點集中在中國仍有道理，因為那是相關技術創新出現的地方。
谷歌迴避於聚焦中國，正是在避免與「世界上最會審查的國家」對決。 谷歌確實可能成功擊退其他國家的審查努力，但卻在同時讓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持續建立完善審查技術，同時將其技術出售給更多國家。儘管，谷歌可能對其在小國取得的進展感到鼓舞，但隨著每一天過去，他們就更落後中國。
我們堅信，翻牆工具越快於中國普及，網絡審查終結的那天便越早到來。 以中國而言，終結網絡審查不需要10年（或以現在算7年），只需要積極推廣那些有用的翻牆工具，墊高中國當局封鎖這些工具的附帶成本。
谷歌可以收購、支持、激勵已被證實有效的翻牆技術。對於谷歌來說，最簡單的方法，是收購有用的解決方案；相反地，他們浪費了三年嘗試自行開發。有許多免費的翻牆工具，都面臨如何負擔營運成本的問題。如果谷歌能以有效的方式，為此提供資金，就會改寫遊戲規則。否則，那些已開發出有效翻牆工具的組織，將繼續為支付帳單及擴展其解決方案而掙扎。
谷歌可以同時替開發更好的工具創造環境。比方說，他們可以在財務和技術上，支持具備最佳性能的翻牆專案，並為需要改進的那些專案提供資源。接下來，谷歌可以將有用的技術解決方案納入其主流產品。例如 Chrome、Gmail，及 Google Play 等，應有內建的翻牆機制。關鍵是促使「翻牆機制主流化」，而谷歌理論上是最適合進行此事的公司。
應該追問谷歌的問題
谷歌還需要為終結網絡審查制度的計劃，設定可以實現的目標。不知為何，谷歌給人一種在終結網路審查做出重大貢獻的印象，即便實際上，谷歌對抗中國當局的十年計畫，頭三年並未取得什麼進展。自施密特在2013年的宣告以來，中國的審查制度變得更嚴峻，審查了比任何其他國家更多的資訊，囚禁數以百計的人權運動人士和律師。
或許，谷歌在中國缺乏進展，反映的是欠缺各界的關注監督。與谷歌互動的媒體、人權和網絡自由組織，和其他利害關係人，應向谷歌提出以下問題：
谷歌是否承諾於2023年終結網絡審查？「網絡審查的終結」與其「成功」如何定義？目要終結網絡審查，中國七億網民中，翻牆人數的合理目標是多少？ 終結網絡審查的計劃，是否包含在谷歌軟體（例如 Chrome 和 Gmail 應用）內嵌翻牆技術？如果沒有，為什麼？ 針對終結網絡審查，谷歌是否打算自行開發所有技術，並營運所有必要服務，還是會考慮收購或投資外部專案？如果谷歌打算自己開發服務，鑒於目前缺乏結果，谷歌是否有信心成功？如果谷歌打算收購及／或投資其他專案，會怎麼做？ 大家都試圖創造一種程式碼，部署後能以零成本運行，並以某種方式致使網絡審查失效。所有由公共資金挹注的翻牆技術，都朝這方向發展。網絡自由社群花了至少十年，試圖提出解決方案，始終沒人能解決。谷歌是否相信這樣的技術能被發展出來？
面對中國，谷歌為何不再憤怒？
其實過去幾年，谷歌對中國的態度有蠻大轉變。施密特和科恩在2013年的《數字新時代》一書多次點名中國，無所顧忌。書中提到「中國」次數超過任何其他國家，甚至比 Facebook 和谷歌本身還多。讀者會感覺，2009年中國網絡攻擊谷歌事件，提供作者寫這本書的部分動力；而這份憤怒，也形塑了本書樣貌。
施密特和科恩可能覺得該書此刻已嫌過時，但是他們確實在書中，準確預測了一些在中國浮現的情境（例如實名制註冊）。他們對中國網絡攻擊和網絡恐怖主義的立場明確：「雖然中國絕非唯一會對外國公司進行網絡攻擊的國家，但它是今日最複雜與氾濫的。」
當然，書中多數關於中國的討論，都圍繞在針對中國人權異議人士而發動的，對谷歌基礎建設的攻擊。但他們描述的戰術，都可以輕易地適用於2015年3月中國網絡巨砲（Great Cannon）的啟動。最重要的是，他們在闡述為何應聚焦於中國審查制度時，提到的幾個關注點：
—— 當華為與伊朗政府交易，輸出並吹捧其「對審查友善」（censorship-friendly）的技術； —— 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日增，並願意以審查技術來交換自然資源； —— 中國的鄰國可能被要求配合審查需要，否則可能受到「國家支持的網絡攻擊」或其他形式的負面影響。
施密特和科恩可能最有先見之明的想法，就是在書中討論了「電信設備製造商」，並指出中國企圖影響這些公司運作：「愛立信和思科較少受到其各自政府的控制（相對於華為）。但總有一天，他們的商業利益與母國的國家利益與中國一致 ，他們就可能在外交和技術層面配其政府，與中國訂約，讓這個獨裁國家得以濫用他們的產品。」
這帶出一個問題：這段文字，是否也適用於描述谷歌自身與中國的交手？一間公司如何能從這麼猛烈地、肆無忌憚地、憤怒地批評中國，轉而對這個「世界上最會審查的國家」避而不談？
谷歌心中在盤算什麼？
我們沒有答案，但有一些可能的猜想：
一、谷歌還沒從中國完全抽離其業務：該公司在中國維持研發業務，也當然保有繼續為公司探索進入市場可能途徑的員工。谷歌還繼續銷售大量廣告，給想對中國以外市場投放廣告的中國公司。如果谷歌決定置身於中國的網絡自由運動中，許多在中國的員工，可能受到起訴或牢獄之災威脅。
這是個真實顧慮——有很多外國公司，看到他們員工最終進了中國監獄。谷歌如何應對這些威脅？當然，他們可以將員工撤離中國，但他們會喪失在自己不強大的市場進行研發的好處，而如果現狀持續下去，谷歌將永遠不會有機會在中國做生意。即使谷歌真的退出市場，他們亦可能繼續吸引中國廣告客戶。谷歌在全中國應擁有數以萬計的廣告客戶。當中國當局想對媒體組織施壓時，他們可通告其廣告客戶，施壓抽掉在谷歌的廣告。。
二、谷歌考慮「重新進入」中國市場：去年以來，一直有傳聞谷歌正與中國當局合作，試圖將 Google Play 帶回中國市場。這是對谷歌態度轉變最容易、最簡單的解釋。據推想，谷歌將不得不審查中國版 Google Play，甚至在其他地區市場上架的應用程式。
蘋果在這方面已為其他公司開道。拜庫克（Cook）和之前的賈伯斯（Jobs）所賜，這對谷歌來說輕而易舉。如果允許 Google Play 重新進入市場，中國也會稍微讓利。目前中國的 Android 使用者沒有 Google Play，只能從未經授權的應用商店下載應用軟體，其中許多應用商店含有惡意程式——在某些情況下，是由中國政府開發，用以監控和網絡攻擊的程式。
三、谷歌受到外在壓力，被迫對中國放手：眾所矚目的奧巴馬與習近平網絡峰會，後果之一是網絡攻擊的暫時停火。在這背後，有沒有美國在網絡事務上「放過中國」的更大戰略？科恩以前曾在美國國務院為克林頓（Bill Clinton）工作，並大幅度強化了施密特與美國政府的關係。 是否有高層命令，要谷歌減少公開干預中國，妨礙中國對網絡主權的要求？
四、避免打草驚蛇：又或許，谷歌此刻對中國沉默，是為了加速某些隱蔽計劃的進行，以破壞中國的審查控制？這是一種可能，但至今我們無法在中國的網絡自由運動中，看到任何跡象，顯示有進行中的秘密計劃。
是否還應期望谷歌？
施密特和科恩在他們書中懇切地表達其觀點：他們在與李顯龍（Lee Hsien Loong）談話後判斷，無論中國試圖做什麼來限制公民的網絡使用，他們最終將無法抵擋，網際網絡在其最真實的本質層面，所代表的壓倒性力量。「中國在未來幾十年將經歷某種革命，但它的效果與廣泛程度如何，取決於人們願意在線上和街頭承擔多少風險。」
這本書出版後，中國加強了對網際網絡及其人民的控制，正當中國網絡使用者最近成長到7億，得以在短期內實現100％網絡滲透率之際。中國的網絡自由依然像是一個遙遠的夢想。
如果施密特／科恩的策略，是讓網絡自由在中國自然開展，那麼他們現在就該收回「終結網絡審查」的宣稱。隨著中國繼續輸出審查技術，並為現有客戶升級，網絡自由正在世界各地緩慢地死亡。谷歌長年為世上最危險的角落倡議網路自由，而享有聲望，但許多實際開發工具促成網際網絡自由的人卻鮮為人知、資金不足，有些人甚至在為生存奮鬥。如果谷歌不打算採取行動去擊退審查制度，就不該從「為理想挺身」的聲譽中獲益。
我們呼籲谷歌，應公開說明，他們在終結世界各地的網絡審查，取得多少進展。這是谷歌在十年計劃中的頭三年，起碼能做的事。在網絡自由的領域，很多人正注視谷歌能做什麼。不要創造虛假希望。如果面對中國沒有可行的計劃，那就讓我們和其他人知道：不該再對谷歌抱有期望。
編按：本文英文版原文 China is the obstacle in Google’s plan to end censorship，作者 Charlie Smith 為長年對抗中國網路審查的組織 GreatFire.org 的共用筆名。《端傳媒》收到作者投稿後，委請台灣「推動網路中立性立法」發起人楊孝先翻譯。本文經《端傳媒》編輯局部刪修。
（Charlie Smith，網路自由推行組織 GreatFire 的虛擬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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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谷歌執行主席施密特（Eric Schmidt）在演講中宣稱，谷歌（Google）計劃在十年內終結網絡審查制度；其對手，顯然是力行網絡審查的中國。三年過去了，現在是檢驗谷歌做了多少、重新評估網絡地景、推想中國戰略，以及提出怎麼做才能更有效前進的時機。
從2013年11月以來，谷歌到底成就了什麼？
谷歌三年來成就什麼？
首先，他們重塑了整個品牌，將谷歌重組於 Alphabet 之下，而原本谷歌內部的個「點子儲存槽」 Google Ideas 則更名為 Jigsaw（拼圖），並轉型成為「以科技解決複雜跨地緣政治問題」的孵化器 。
谷歌已在開發他們認為有助於打擊網絡審查的兩個重要工具：Project Shield （護盾計劃）和 uProxy。Jigsaw 以 Project Shield 抵擋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DDoS）；其有效地阻擋因審查而起的 DDoS 攻擊，並於前陣子協助擊退 Brian Krebs 部落格遭受的攻擊。 不過，對比於其他網絡自由擁護者與 Cloudflare 等商業公司開發的 anti-DDoS 服務，uProxy並無突出之處。
至於谷歌的翻牆工具 uProxy 則是個過度設計的典型谷歌產品；其踉蹌出世，只維持聊勝於無。技術世界早已存在更容易、有效的翻牆方法，谷歌為何還要創造一個複雜的工程解法來翻牆？谷歌為何沒有先做足功課，看看「點對點」的翻牆工具是否有機會獨力解決問題，就把自己開發翻牆工具的所有雞蛋，放入一個極具實驗性概念的籃子？
有意思的是，如同 Wired 最近的一篇專文所述，Jigsaw 開發了一個自動化系統，以保護網絡免受網絡嘴砲魔人（trolls）侵擾。 然而，這系統聽起來與中國當局用來審查內容的自動化關鍵字機制異常相似。
Wired 的文章還提到，Jigsaw 鼓勵員工親身飛往缺乏網絡自由的國家體驗。這值得敬佩，但 Jigsaw 也知道，這與在當地有員工不一樣。 這些跨國旅行能為 Jigsaw 團隊，或世界各地每天生活在危險中的人帶來什麼好處，令人懷疑。
對谷歌的期待與不耐
我們經常質疑外國公司「如何」進入中國市場，不是沒有原因。 一些公司（如蘋果和 LinkedIn）配合中國當局的審查要求。其他公司則試圖用言詞或技術隱匿他們的行動。大多數公司悲哀地向中國屈服，竭盡可能爭取市場進入。
谷歌鶴立於同行，主要是他們嘗試以不同方法進入中國市場，都以失敗收場。 他們審查受挫，不審查也失敗。三年前，施密特宣布谷歌將在十年內終結網絡審查——當時我在衛報發表文章，批評谷歌的時程太長，並指出他們其實有可能在十天內達成目標；但當然，我們對這個宣告深感敬佩。從那時起，我們及許多其他網絡自由行動主義者，一直屏息等待，結果等到臉色發青。
我們在2013 年向谷歌提出，如何在中國打敗審查制度的建議。那時，甚至直到今天，我們的看法建議一直都帶有偏見。我們的偏見，來自於我們只關注中國。我們的偏見在於我們相信，如果要打敗網絡審查，那麼重點就應該放在中國——一個施密特坦承是「世界上最活躍和熱衷於資訊過濾」的國家。
我們有偏見，因為我們開發了在中國有用、創新，且被廣泛使用的翻牆工具；而谷歌不屑一顧，甚至還曾短暫從 Google Play 移除我們的應用程式。我們有偏見，因為我們每天都看到，中國人多麼渴望未經審查的新聞和資訊。我們有偏見，因為我們的進展建立在有限資源上，而我們每天都在夢想，如果我們有谷歌的人力和財力資源，我們可以實現什麼。
我們在2013年向谷歌提出的，關於如何終結中國網絡審查的建議，已經失效——主因是中國當局已徹底封鎖了谷歌所有服務。當時我們假設谷歌太大，當局無法完全封鎖；但從2013年開始，中國政府仍開始分階段中斷及封鎖谷歌服務，並於2014年12月讓 Gmail 完全停擺。
當然有人會說，如果谷歌在 2013年，就用其尚未被封鎖的網絡服務來傳送未審查內容，那麼中國政府將提早封鎖谷歌——這個結果看似一樣，不過如果谷歌當時曾賭上網站命運，嘗試打破中國審查制，那麼當局的封鎖，更可能激發中國網民出言抗議。相反，通過分階段阻斷谷歌，當局成功減輕了封鎖谷歌的衝擊。
對抗審查：翻牆機制的主流化
我們2013年論證中的許多假設，則至今仍然有效。 中國仍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審查制度基礎建設。 同樣地，正如施密特和科恩（Jared Cohen）在他們《數位新時代》一書中指出：「（中國）毫不掩飾、毫無愧色的審查方式，自然會吸引有強大獨裁傾向的國家，以及特別敏感，或人口高度同質的國家（那些在情緒層面害怕外來資訊入侵的國家）。」
中國正將審查技術輸出到其他國家（其中一些國家復又轉出口該技術），讓中國的審查模式在全球蔓延。 我們當時建議將焦點集中在中國仍有道理，因為那是相關技術創新出現的地方。
谷歌迴避於聚焦中國，正是在避免與「世界上最會審查的國家」對決。 谷歌確實可能成功擊退其他國家的審查努力，但卻在同時讓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持續建立完善審查技術，同時將其技術出售給更多國家。儘管，谷歌可能對其在小國取得的進展感到鼓舞，但隨著每一天過去，他們就更落後中國。
我們堅信，翻牆工具越快於中國普及，網絡審查終結的那天便越早到來。 以中國而言，終結網絡審查不需要10年（或以現在算7年），只需要積極推廣那些有用的翻牆工具，墊高中國當局封鎖這些工具的附帶成本。
谷歌可以收購、支持、激勵已被證實有效的翻牆技術。對於谷歌來說，最簡單的方法，是收購有用的解決方案；相反地，他們浪費了三年嘗試自行開發。有許多免費的翻牆工具，都面臨如何負擔營運成本的問題。如果谷歌能以有效的方式，為此提供資金，就會改寫遊戲規則。否則，那些已開發出有效翻牆工具的組織，將繼續為支付帳單及擴展其解決方案而掙扎。
谷歌可以同時替開發更好的工具創造環境。比方說，他們可以在財務和技術上，支持具備最佳性能的翻牆專案，並為需要改進的那些專案提供資源。接下來，谷歌可以將有用的技術解決方案納入其主流產品。例如 Chrome、Gmail，及 Google Play 等，應有內建的翻牆機制。關鍵是促使「翻牆機制主流化」，而谷歌理論上是最適合進行此事的公司。
應該追問谷歌的問題
谷歌還需要為終結網絡審查制度的計劃，設定可以實現的目標。不知為何，谷歌給人一種在終結網路審查做出重大貢獻的印象，即便實際上，谷歌對抗中國當局的十年計畫，頭三年並未取得什麼進展。自施密特在2013年的宣告以來，中國的審查制度變得更嚴峻，審查了比任何其他國家更多的資訊，囚禁數以百計的人權運動人士和律師。
或許，谷歌在中國缺乏進展，反映的是欠缺各界的關注監督。與谷歌互動的媒體、人權和網絡自由組織，和其他利害關係人，應向谷歌提出以下問題：
谷歌是否承諾於2023年終結網絡審查？「網絡審查的終結」與其「成功」如何定義？目要終結網絡審查，中國七億網民中，翻牆人數的合理目標是多少？ 終結網絡審查的計劃，是否包含在谷歌軟體（例如 Chrome 和 Gmail 應用）內嵌翻牆技術？如果沒有，為什麼？ 針對終結網絡審查，谷歌是否打算自行開發所有技術，並營運所有必要服務，還是會考慮收購或投資外部專案？如果谷歌打算自己開發服務，鑒於目前缺乏結果，谷歌是否有信心成功？如果谷歌打算收購及／或投資其他專案，會怎麼做？ 大家都試圖創造一種程式碼，部署後能以零成本運行，並以某種方式致使網絡審查失效。所有由公共資金挹注的翻牆技術，都朝這方向發展。網絡自由社群花了至少十年，試圖提出解決方案，始終沒人能解決。谷歌是否相信這樣的技術能被發展出來？
面對中國，谷歌為何不再憤怒？
其實過去幾年，谷歌對中國的態度有蠻大轉變。施密特和科恩在2013年的《數字新時代》一書多次點名中國，無所顧忌。書中提到「中國」次數超過任何其他國家，甚至比 Facebook 和谷歌本身還多。讀者會感覺，2009年中國網絡攻擊谷歌事件，提供作者寫這本書的部分動力；而這份憤怒，也形塑了本書樣貌。
施密特和科恩可能覺得該書此刻已嫌過時，但是他們確實在書中，準確預測了一些在中國浮現的情境（例如實名制註冊）。他們對中國網絡攻擊和網絡恐怖主義的立場明確：「雖然中國絕非唯一會對外國公司進行網絡攻擊的國家，但它是今日最複雜與氾濫的。」
當然，書中多數關於中國的討論，都圍繞在針對中國人權異議人士而發動的，對谷歌基礎建設的攻擊。但他們描述的戰術，都可以輕易地適用於2015年3月中國網絡巨砲（Great Cannon）的啟動。最重要的是，他們在闡述為何應聚焦於中國審查制度時，提到的幾個關注點：
—— 當華為與伊朗政府交易，輸出並吹捧其「對審查友善」（censorship-friendly）的技術； —— 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日增，並願意以審查技術來交換自然資源； —— 中國的鄰國可能被要求配合審查需要，否則可能受到「國家支持的網絡攻擊」或其他形式的負面影響。
施密特和科恩可能最有先見之明的想法，就是在書中討論了「電信設備製造商」，並指出中國企圖影響這些公司運作：「愛立信和思科較少受到其各自政府的控制（相對於華為）。但總有一天，他們的商業利益與母國的國家利益與中國一致 ，他們就可能在外交和技術層面配其政府，與中國訂約，讓這個獨裁國家得以濫用他們的產品。」
這帶出一個問題：這段文字，是否也適用於描述谷歌自身與中國的交手？一間公司如何能從這麼猛烈地、肆無忌憚地、憤怒地批評中國，轉而對這個「世界上最會審查的國家」避而不談？
谷歌心中在盤算什麼？
我們沒有答案，但有一些可能的猜想：
一、谷歌還沒從中國完全抽離其業務：該公司在中國維持研發業務，也當然保有繼續為公司探索進入市場可能途徑的員工。谷歌還繼續銷售大量廣告，給想對中國以外市場投放廣告的中國公司。如果谷歌決定置身於中國的網絡自由運動中，許多在中國的員工，可能受到起訴或牢獄之災威脅。
這是個真實顧慮——有很多外國公司，看到他們員工最終進了中國監獄。谷歌如何應對這些威脅？當然，他們可以將員工撤離中國，但他們會喪失在自己不強大的市場進行研發的好處，而如果現狀持續下去，谷歌將永遠不會有機會在中國做生意。即使谷歌真的退出市場，他們亦可能繼續吸引中國廣告客戶。谷歌在全中國應擁有數以萬計的廣告客戶。當中國當局想對媒體組織施壓時，他們可通告其廣告客戶，施壓抽掉在谷歌的廣告。。
二、谷歌考慮「重新進入」中國市場：去年以來，一直有傳聞谷歌正與中國當局合作，試圖將 Google Play 帶回中國市場。這是對谷歌態度轉變最容易、最簡單的解釋。據推想，谷歌將不得不審查中國版 Google Play，甚至在其他地區市場上架的應用程式。
蘋果在這方面已為其他公司開道。拜庫克（Cook）和之前的賈伯斯（Jobs）所賜，這對谷歌來說輕而易舉。如果允許 Google Play 重新進入市場，中國也會稍微讓利。目前中國的 Android 使用者沒有 Google Play，只能從未經授權的應用商店下載應用軟體，其中許多應用商店含有惡意程式——在某些情況下，是由中國政府開發，用以監控和網絡攻擊的程式。
三、谷歌受到外在壓力，被迫對中國放手：眾所矚目的奧巴馬與習近平網絡峰會，後果之一是網絡攻擊的暫時停火。在這背後，有沒有美國在網絡事務上「放過中國」的更大戰略？科恩以前曾在美國國務院為克林頓（Bill Clinton）工作，並大幅度強化了施密特與美國政府的關係。 是否有高層命令，要谷歌減少公開干預中國，妨礙中國對網絡主權的要求？
四、避免打草驚蛇：又或許，谷歌此刻對中國沉默，是為了加速某些隱蔽計劃的進行，以破壞中國的審查控制？這是一種可能，但至今我們無法在中國的網絡自由運動中，看到任何跡象，顯示有進行中的秘密計劃。
是否還應期望谷歌？
施密特和科恩在他們書中懇切地表達其觀點：他們在與李顯龍（Lee Hsien Loong）談話後判斷，無論中國試圖做什麼來限制公民的網絡使用，他們最終將無法抵擋，網際網絡在其最真實的本質層面，所代表的壓倒性力量。「中國在未來幾十年將經歷某種革命，但它的效果與廣泛程度如何，取決於人們願意在線上和街頭承擔多少風險。」
這本書出版後，中國加強了對網際網絡及其人民的控制，正當中國網絡使用者最近成長到7億，得以在短期內實現100％網絡滲透率之際。中國的網絡自由依然像是一個遙遠的夢想。
如果施密特／科恩的策略，是讓網絡自由在中國自然開展，那麼他們現在就該收回「終結網絡審查」的宣稱。隨著中國繼續輸出審查技術，並為現有客戶升級，網絡自由正在世界各地緩慢地死亡。谷歌長年為世上最危險的角落倡議網路自由，而享有聲望，但許多實際開發工具促成網際網絡自由的人卻鮮為人知、資金不足，有些人甚至在為生存奮鬥。如果谷歌不打算採取行動去擊退審查制度，就不該從「為理想挺身」的聲譽中獲益。
我們呼籲谷歌，應公開說明，他們在終結世界各地的網絡審查，取得多少進展。這是谷歌在十年計劃中的頭三年，起碼能做的事。在網絡自由的領域，很多人正注視谷歌能做什麼。不要創造虛假希望。如果面對中國沒有可行的計劃，那就讓我們和其他人知道：不該再對谷歌抱有期望。
編按：本文英文版原文 China is the obstacle in Google’s plan to end censorship，作者 Charlie Smith 為長年對抗中國網路審查的組織 GreatFire.org 的共用筆名。《端傳媒》收到作者投稿後，委請台灣「推動網路中立性立法」發起人楊孝先翻譯。本文經《端傳媒》編輯局部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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