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31 August 2016

流动性陷阱：央行放水无效 但却不得不放？

作者：德国商业银行 周浩

中国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关于中国可能出现“流动性陷阱”的观点成为了市场的焦点。但央行在昨天突然话锋一转，表明目前的M1-M2剪刀差与所谓的“流动性陷阱”相差甚远，也让人隐约感觉到在货币政策的些许困惑。

尽管对于是否存在“流动性陷阱”仍有争议，但流动性宽松下的经济低迷，却是不争的事实。有趣的是，对这一现象的市场解读却分割成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派认为流动性已经十分宽松，因此未来进一步宽松（比如说降准降息）的概率将大大降低，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财政刺激是目前唯一的可行方案，但由此增加的财政赤字将不可避免地“被货币化”——换句话说，货币政策将被迫宽松。对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央行似乎也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仅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及将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在笔者看来，这样一种观点分裂的背后，事实上反映了整体经济下行压力下的一种政策困惑，而这样的政策困惑意味着很多传统理论在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着“不适用”的挑战。

关于“流动性陷阱”，经济学界有诸多争论，但总的来说，在目前的语境下，“流动性陷阱”意味着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失效，即利率与货币供给关系之间的关系开始断裂。这在“负利率”环境下体现得更为明显，由于利率已经为零甚至为负，那么进一步的货币供给增加对利率的传导效应并不明确。对于央行来说，其可以做的就是扫清市面上的一切可以购买的债券，但最终的问题就变成了，如果债券的供给是有限的，那么央行进一步增加货币供给是否还有意义？

眼下，市场关于“流动性陷阱”的担忧则来自于M1和M2“剪刀差”的不断扩大，M1在过去数月保持在20%以上的增速，但M2却有下滑的迹象。这表明在银行体系内的活期存款不断增加，传统上来说，活期存款增加是一种经济活力上升的标志，即企业不愿意把资金变成长期存款，而是保留现金，以备投资的需要。很多研究也发现，历史上，M1与通胀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同时存在着一定的领先效应，即M1的增加意味着企业投资意愿增强，同时也意味着未来通胀存在着上行的动力。

而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却很难得出通胀即将上行的结论，M1的大幅增加反而意味着企业对于实业投资意愿的降低，盛松成司长也表示，企业留存大量现金，反而意味着企业没有合适的投资标的，最终变成了不得不持币的现象。

当然，M1增速不断上升存在着结构性的因素，第一是互联网金融兴起后，整体社会资金的活期化倾向，第二则是大量债券在今年发行，这些债券发行后，募集资金需要按照既定的投资计划来支出，因此导致了资金趴在账上成为活期存款的现象。

但细究之下，M1大幅增加，真正代表的是经济增速下滑下的一种低利率预期。这种预期反映为，由于经济前景不乐观，因此货币政策仍将继续宽松。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于金融资产的需求量将出现上升，这导致了投资者出现一种想法：与其把钱放在银行里作长期存款（因为利率未来将可能下行，理性的选择之一是尽快锁定长期利率），不如赶紧把钱放在金融资产上，而受到追捧的资产则是债券和房地产，受到“赚钱效应”的驱使，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发现，追逐金融资产似乎取得的收益似乎更大，因此不如保留现金，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可以立刻出手。

当所有人都在追逐金融资产（如果认为房地产也属于金融资产的话），实业投资却仍在下滑。这反映了另一种预期，即经济的总需求仍然处于下滑通道中，这个时候增加实业投资，不仅面临着投资期内现金流的压力，也不能保证这些项目投产后的市场需求仍然存在。另一个原因则是，金融资产只要流动性够好，即使亏损，但总可以抛售，而实业投资一旦失败，则可能会是一个不断烧钱的“老虎机”。

这样的状况对货币政策形成了挑战，如果长期跟踪中国央行的一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央行认为货币政策的真正目的是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当“总需求”出现不足时，当然需要放松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的一再放松如果无法刺激实业投资，那么“流动性陷阱”也就难以避免。

对于政策决策者来说，无论是否存在“流动性陷阱”，其政策考量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在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方程的平衡，在供给端，中国已经开始大力推行“供给侧改革”，而在需求端，如果私人需求无法提高，那么就只能通过财政刺激来增加公共需求，这也是盛松成司长提出的“增加财政赤字”的原因。

对于货币政策来说，尽管政策效果有限，但也不能缺位。未来的进一步宽松，比如说降准降息，似乎仍然难以避免。在大规模宽松效果有限的大背景下，央行只能祭出更加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期望能够刺激社会总需求。但归根到根，如果宽松预期一直存在，那么资金流向金融资产的趋势就难以改变，最终我们就会看到目前这种“放水无效，但不得不放”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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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误国，炒房兴邦；浪子回头，迷途知返：制造业银行存款同比翻倍 企业热衷理财产品

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之一，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无疑成为反映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晴雨表”。

根据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午间，根据证监会一级行业分类的逾180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已有超93%发布了上半年财报。占据两市半壁江山的制造业上半年实现营收接近4万亿元，净利润达到2663.83亿元，较去年同期均有所增长，但增速放缓。

细分行业中，以汽车、石化以及矿物加工等为代表的产业，则在不同政策环境下表现出不同发展趋势：汽车触底反弹，但两极分化严重；石化行业则仍然低迷；矿物加工上半年更难见地出现了回暖。

新增的利润并没有持续投入到实业中，数据显示，制造业的银行存款同比出现翻倍增长。在货币资金大增的同时，制造业企业亦开始“热衷”购买理财产品及“炒股”。企业存款活期化的趋势明显。

增速放缓

根据Wind数据显示，两市证监会一级行业中，已有171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发布了今年上半年财报。数据显示，这些公司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收入逾3.99万亿元，净利润总额2663亿元，分别较去年同期的3.75万元上涨6.67%，和2193.06亿元上涨21.43%。

尽管较上一年度同期，制造业企业整体取得良好发展，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通过梳理汽车、石化以及矿物冶炼这三个在制造业产业中具有代表性的细分行业发现，各自情况仍存在较大差距。

其中，在已经公布中报的85家(包括B股在内共97家)汽车制造业公司中，上半年共实现营收7454.89亿元，较去年同期6853.72亿元上升8.77%。净利润总额上，同样实现525.27亿元，高于去年上半年的506.28亿元。

这一数据也与此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披露的上半年国内汽车销量数据吻合。今年上半年，国内汽车市场共销售乘用车1104.23万辆，总体增长9.23%。

值得注意的是，在汽车销量数据中，结构性差异明显。其中，轿车销量同比下滑3.91%，交叉型乘用车销量则更大跌32.61%，SUV与MPV销量则同比大增。

这一点亦同步反映在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业绩表中，上汽集团(600104.SH)再次成为行业龙头，一汽集团旗下的多家公司则继续在亏损中沉沦。其中，一汽轿车(000800.SZ)巨亏8.76亿元，同比下滑565.4%；一汽夏利(000927.SZ)亦亏损5.19亿元，但亏损幅度回收3.34%。

与汽车行业相比，石化加工与制造业的业绩仍因国际原油价格的低迷，整体处境微妙。对比该行业近三年中报数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整体营收呈大幅下滑趋势，总额从2014年中报中的3764.28亿元，降至目前的3723.4亿元。这其中，又以石油加工业的降幅最明显。

但相比于营收，石化加工制造业的净利润却呈现出稳步回升的趋势。单以石油加工业计算，2014年中报显示，行业整体亏损11.89亿元，去年和今年同期则分别为7.53亿元和33.69亿元。若加上化工制造业，净利数据的增长将进一步从2014年上半年的113.64亿元涨至今年同期的185.61亿元。

与石化业类似，制造业中另一以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组成的矿物加工业，同样表现出营收下滑，但净利润上升的趋势。

其中，矿物加工业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7250亿元，较上一年度同期7551.5亿元下滑3.99%；净利润总额则为183.27亿元，相对去年上半年的93.46亿元大涨1.96倍。

华东某券商一位行业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矿物加工业)营收与净利润与往年的对比，一方面反映出去产能的确在取得效果，另一方面又突出产品售价的提升，在产量并未减少多少的情况下，业绩的确取得了提升。”

存款翻倍增长

“制造业一直与基建行业一道，成为我国经济结构中最主要的两个支柱产业。但当下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制造业的增速也出现下滑是必然的，但要说二者之间是否互为因果关系，却不能判断，因为之间是相互的。”方正证券研究所所长高利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高利认为，制造业目前的困局，是内外双方面的原因，既有因行业大周期处于低谷，国内需求减弱的影响，也包含国际需求不振，由此出口减少的因素。

“大产业里的小行业之间不同，是因为各自所处的小周期不一样，比如汽车的周期已经结束，行情开始触底，但石化行业还处于周期低谷，需要更多时间去消化过剩产能。”高利说。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以目前汽车行业的情况来看，尽管最初的汽车销量暴增时代已经过去，但未来一段时间内，行业将平稳发展，并进入分化期，“国企业绩将分化，民企则会走强”。

尽管如此，制造业整个大行业中，银行存款的数量却呈现一定程度的上升。以货币资金计算，上述1710家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累计达到2.05万亿元，是2015年和2014年同期的1.16倍和1.33倍。而在短期借款上，从2014年中报到今年上半年，则仅从1.31万亿元增至1.52万亿元。

在货币资金大增的同时，制造业企业亦开始“热衷”购买理财产品及“炒股”。

根据Wind资讯数据显示，制造业中，共有367家上市公司购买了理财产品，不考虑重复因素，共计购买2573个理财产品，涉及资金1803.47亿元。其中，金龙汽车(600686.SH)以持有77个理财产品，成为制造业内持有数最多的上市公司，上半年认购金额则高达38.29亿元，这一金额是其上半年净利润的16.65倍。

同时，也有336家企业进行了证券投资，总计持有证券个数840个(含重复)，涉及金额937.46亿元。中国中车(601766.SH)以持有28个证券数，成为制造业中“炒股”最凶猛的企业，投资金额合计达71.47亿元。

“制造业‘理财热’的背景相对复杂，其中既有企业主营业务不佳的因素，从自身而言希望追求更高收益，也与国企、民企这一资质有关。”高利说，“过往国企从银行能取得贷款相对容易，导致一些企业并不缺钱，但随着资产荒的出现，市场上并没有相对应的优质资产可供购买，此时选择理财这一手段，还能起到对冲贬值的效果。不过，理财终究不是公司经营的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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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中产素描

作者: 吴戈

多年没吵架，今天终于赶上了传说中的同学聚会撕逼。原因嘛，只能是价值观。

整体上，正如一位同学所说，这批同学还算幸运，不管体制内外，凭自己的努力或多或少各有所得。然而在我看来，论学历、职位、财富和自我感觉，中国中产各显神通，可这丝毫不能掩盖我们类似的成长经历留下的烙印，如果不自己拼命努力排除种种毒素，学习常识，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在我们所受的教育、接触的新闻文化产品和社会现实熏陶下，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我们对世界、对中国、对社会的看法完全可能跟车锁开颅的陕西屌丝蔡洋一样愚昧，哪怕我们的视野和条件比他好百倍。

与此痼疾冤家路窄的是，正因为酒足饭饱，孩子又上着实验二小，中产男人们是如此地胸怀天下。来自世界巨头联想的某IT男不管从什么吃喝玩乐的话题都能死不瞑目地奔向一场爱国抒怀，多年来标准格式如下：AAA这样了不得啊，你可不要小看他，中国就像他这样搞下去，前途不可限量，你看我们联想现在于国际上的发展，美国根本就不算什么……

此格式随AAA的任期余音绕梁十年不绝。世易时移，新格式又应运而生：那个AAA算什么，根本都没人看得上他，这个BBB可了不得啊，你可不要小看他，中国就像他这样搞下去，前途不可限量，你看我们联想……

也许是重复太多，这个格式终告入库，但抒怀是本能，是刚需，因而他每次一定要坐到体制内人士身边，慈祥地问起“最近XX形势很复杂吧，你们一定很辛苦”，我就知道，他的最终目的仍是到“不可限量”中去高潮一次，这对我已经是一种煎熬。

当然这点煎熬不至使我社交恐惧。我退出这个以及所有同学群，屏蔽这一批和几乎所有各时期同学，连同父母亲友的原因，近年诸多同道中人多有同感：对价值观迥异且个人经历、既得利益、知识结构、接触信息上的巨大差别一时根本无法弥补的亲友，特别是那些浑然不觉，还非要与你指点江山者，不躲还能怎样？更何况，当朋友在体制内沐浴浩荡皇恩，思想、观念日益奉天承运，已完全不便表达个人态度时，我主动将其与自己沉浸的种种妄议隔离，绝对是利人利己。哪怕这种隔离蔓入现实，以致音讯渐稀，仅留昔日余温，依然善莫大焉。

无奈的是，视情谊为无价的女同学全然不觉价值观是个问题，多方联络本已自我蒸发的我。为免以不近人情或loser之名自绝于这宝贵的友情，我犹豫再三，反复调整心态，直到最后一刻才决定赴约。

其实，只要回避国家大事，充满欧陆风情的小包间内毫无悬念地其乐融融。间或涉及经济形势，方知几位或风雨不动，或时来运转，我的一点悲观判断不过平添loser标记而已，以致说到我的房子，优秀中产代表、坐拥数套房产的前市场总监一听“能卖XXX万”时，脱口而出“才XXX万？”。

还好，直至酒足饭饱，我忧虑的煎熬竟风平浪静，然而该来的终归要来。谈及一毕业即嫁至东北三线城市、与同学素无往来的女生，IT男突然从此女搞刑侦的老公身上打通任督二脉，爱国肌阵阵抽搐，快感奔涌而出：“跟他交谈我发现，中国这些年法治真是进步很大，完全不是有人说的那样，比如东北真地是命案必破，治安真地很好。”

可是，可是，IT男刚才不还在问“雷洋那案子怎么样了，就这么算了吗”？原来，这一问的重点在于借流行议题强调身份归属，对“就这么算了”，他显然并不关心“那还能怎样”。种种流行话题九浅一深，如果不能最终把一泡憋了一年的高潮——“中国现在很好啊”射出来，是一定要伤身的，而在中产聚会上，这个高潮的效力只有新型冰毒能比。

虽然市场总监也引用个人见闻表示哪有命案必破，但席间共识很快达成：祖国最值得待之如暖男的魅力就包括治安真地很好，安全感强啊，包括西方，整个世界都乱啊。

我猛然想起，这TM不是小品里“白云”和“黑土”赛诗“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独好”吗？果然，接下来IT男的“中国前途不可限量”画风猛然出新：“中国的问题主要是美国在捣乱，你看伊拉克原来好好的，被美国搅成什么样子”。市场总监则从政治经济学原理加以分析：“国家之间要竞争嘛，不搞乱你怎么竞争”。

毫无心理准备，突袭式的全新煎熬，终于刺中我“不说真话真地要死”的精神病灶。我拼命保持客气：“从一个王立军旧部的个人主观陈述，要评价中国整体法治情况，还是会有偏差吧”，没人理我。不妥在于我接下来的观感：“中产阶级谁都希望岁月静好，可能就总会去寻找任何能证明它的迹象来安慰自己。”

即使如此，事态仍然不过是分歧而已，这样的对话，席间从未认真延续到三句以上，自然就会岔开，我也准备散场，反正没指望说到一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也许竟然是他们一年中仅有的纵论天下，探讨人生的场合，市场总监打算对我开展一番中产发展观教育。

然而人活四十，“隔行如隔山”是基本常识吧，今日之中国，你非要一个至死不愿放弃“不说违心话”信条的媒体人赞同你的个人结论“现在挺好啊”，不是有病吗？

对我这样的人，这样只能引出我的直言：“我就是已经过不下去的人，你还要说什么。”且不论他有陪着银行官员吃喝玩乐多年的经验，任何一个有社交常识的人此时都懂得收场。扯淡的是，在他眼里，你是情深似海的兄弟，他不能见死不救。

“你有没有想一想，混不下去，你自己有没有原因？”

我才发现中国传媒业当前的现状一时跟他说不清楚。可他居然对行业并不感兴趣，像政治辅导员一样继续启发：想想你自己的原因。

“那我承认我无能好吧？”

“那为什么现在大多数媒体人活得好好的”，辅导员需要我的崩溃，以便对我醍醐灌顶。可惜我的愤然离席打破了他的计划，我知道他一心要指点我的东西，这么多年早不是第一次了，只不过我竭力不伤和气。

最早是他凭关系进入某省社科院短暂工作的最大心得：人家有的人没什么学问，几十万上百万的课题就是能拿到，你为什么不能？后来是，你看人家XXX一张嘴挣多少钱，你为什么不能？最新的则是，XXXX在招人，你要是去掌握这个平台，也能很有影响啊。对此我回复“你是在羞辱我”，他大惑不解，其实他的三观基本就是这个鸡血栏目铸就。

实际上，这几个人近几年并非没有遭遇压力。IT男之所以不再吹嘘联想，众所周知联想今年一季度利润一大半来自卖掉北京的一幢办公楼。市场总监也是在乌烟瘴气的国企内乱中无奈退出，一度赋闲还大病一场，自吹的“快进快出”炒股法宝也演化成“比耐心”，无非最近才谋到职位。

然而，以区区一个工作居住证的能量送孩子加入北京刀光剑影的起跑战的压力，仍丝毫不能动摇IT男对大好局面的赞美；他们也知道《北京折叠》，却从没听说过“阶层固化”，对“上升通道堵死”，总监非常乐观：“科举制就很好啊，你说考公务员不公平，他完全可以在全国恢复科举，不就解决了吗”；对所有经济问题，他们只聚焦于赞叹“副中心”大手笔对房价的拉动，同时又猛然意识到，有多处房产的自己即将是“首都特区人”了，而任何被迫退出的中产将同被驱逐的“低端人口”一样，最多也只是等而下之的“副中心人”。

这位总监的人生哲学“你得忍”无可厚非，但他痛心疾首要兜售给我的秘笈无非就是“无底线”三个字。在我看来，越成功，无非就是越舍得让这个时代强奸而已，只是插入越深，他们就越像白岩松一样锁紧眉头“痛并快乐着”。

由此获得的种种成功，彻底掩盖着这些中产与蔡洋相差无几的知识和见识水平，抵御着一切坏消息，支撑着“中国现在很好啊”的信念和“它好，我也好”的快感。尽管十余年间不断目睹一些截然不同的现实和道理，他们从未想过寻找更多信息略加思考。而且在他们眼里，这哪里是时代在强奸他们，这叫“付出就有回报”。原因也很简单，一摸口袋，职位、收入、财产无不“硬硬的还在”，一切相反信息自然就是几个穷书生愤世嫉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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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如何理解美国大选中的“政治正确”？

在本届美国总统大选中，没有一个词像"政治正确"那样叫人纠结，也没有一个词像"政治正确"那样，让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大陆人争先恐后地投入这场令人纠结的选举激辩。

在激辩中，政治正确成了部分大陆人简单划线的主题。在他们眼中，政治正确简直就是过街老鼠。如果有人批评川普的反政治正确主张，他/她就被斥为脑残、无耻。在大陆的微博微信群中，因为美国大选中的政治正确议题而反目相向的，绝不在少数。

不过，这些激辩中有几个观点倒值得关注，如，美国的政治正确走火入魔，应当终结；2016年总统竞选，将由政治正确的希拉里对决政治极不正确的川普，最终谁能胜出，将是测试美国民众对渐趋僵化的政治正确的认可程度。

这些说法值得商榷。

美国的政治正确有时的确走火入魔，或曰，政治正确被滥用。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倒台，是一个典型的滥用政治正确的例子（尽管还有其他原因）。他因为在一个讲座"为什么工程学和科学系里的女生远低于男生"，提出"女性对工程学和科学的天然天才不如男性"的假设，而倒了霉，主张政治正确的女权主义者认为他歧视女性，应该倒台。另一个例子是，去年查理事件时，《纽约时报》不敢登穆罕默德的讽刺画，受到许多读者的批评。笔者赞同纽时对许多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但对查理事件，认为纽时滥用了政治正确。

走火入魔的政治正确是否应当终结呢？否！走火入魔的政治正确需要反思，需要纠正，而不是终结。因为政治正确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一种反歧视，这种反歧视相对于美国历史中长期存在的对女性、少数族裔、穷人、同性恋等各种弱势群体的歧视而言，无疑是一种重大进步。主张终结的人，难道主张回到那个歧视年代吗？

不能终结政治正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如果没有政治正确，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野蛮。这是学者许纪霖的观点，笔者深以为然。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对政治正确不能一概否定，反对一切政治正确，就像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我们都知道，支持川普的基本盘，及白人工薪阶层，对政治正确早就不耐烦了。这或许就是川普竞选的真正积极意义所在，它让人们仔细思考政治正确的滥用问题，但这些滥用问题只能靠变革来纠正。

至于说2016年的总统竞选，将由政治正确的希拉里对决政治极不正确的川普，最终谁能胜出，将是测试美国民众对政治正确的认可程度。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并且严重夸大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治正确方面的分歧，也夸大了它在本届选举中的作用。

实际上，民主党、共和党的许多领袖人物和相当多的美国老百姓，并不赞同川普对政治正确的全方位挑战。在强调宗教、种族和性别的平等方面，两党主流派并无大的区别。即使抱怨政治正确被滥用的共和党人，也没有全然抛开政治正确。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两党为争夺总统大位斗得跟乌眼鸡似的，但在捍卫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政治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方面，却难得一致的奇妙政治景观。

譬如，川普的一些反政治正确的主张，像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指控一个联邦法官的墨西哥背景，嘲笑《纽约时报》的残疾记者，嘲讽女性，等等，受到共和党的领袖们和民主党的同声谴责。此外，共和党还特别批评说，川普的这些主张不代表共和党的价值观，不代表美国的价值观。川普的支持率不断走低也表明，用极端的反政治正确办法，并不符合美国主流社会的愿望。

总之，政治正确靠反歧视起家，是个好东西，但在某些场合下被滥用；我们不能因为它被滥用就全面否定它；全面否定政治正确，将是文明社会的一种倒退。至于白人工薪阶层积累的对政治正确的反感，应是新总统必须关注的严肃议题。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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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警告中国银行业存在“交叉传染风险”

针对中国的中小银行越来越依赖批发融资的现象，穆迪发出了严厉警告。

截至今年6月底，中小型银行有34%的融资来自批发融资，而这一比例在去年1月底时为29%。相比之下，四大银行批发融资的占比仅为10%，2015年1月时该比例也仅为8%。

对此，穆迪驻香港高级副总裁郭书岑及其团队在29日发布的报告里写道，中小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速快于四大行。并且上述现象显示，当前银行系统中流动资产的增加主要来自批发融资，而非存款。

批发融资包括银行间回购、经纪人存款、银行间贷款和商业票据等。批发融资的成本低于更长期限的融资。一旦市场出现负面消息，参与批发融资的银行可以不对其融资进行展期，从而快速抽离资金。在美国金融危机期间，批发融资的集体撤离曾引发了普遍的融资中断。

中国的中小银行对批发融资的依赖性增加，引来了穆迪的警告：

“对于银行来讲，短期批发融资的使用增加，将使其暴露于资产与负债期限错配、资金链中断的高风险。

很多银行将批发融资这种短期资金长期借出，用于包括贷款、贷款和应收账款的投资等等，从而使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风险增加。”

在穆迪看来，高度依赖批发融资不仅使银行本身面临风险，且还可能在整个银行系统内产生类似连带效应：

“由于批发融资的增加使得系统间相互关联更加紧密，因而对银行业构成了系统性风险。

越来越多的银行积极的参与银行间金融产品，他们对交易对手的风险愈加敏感，可能放大负面消息的作用，并产生集体效应，引发系统流动性急剧紧缩。负面消息包括，银行在贷款和应收账款投资的亏损，理财产品的投资损失等等。”

因此，穆迪警告称，那些广泛使用短期批发融资的银行将面临更大的负面评级压力。

中国的中小型银行在近几年越来越依赖短期批发融资，四大国有银行的资金来源则相对较健康，反应出其强劲的存款业务和更稳健的增长策略。

在批发融资中，股份制银行的同业理财规模增速同样大于国有银行，去年有的股份行的同业理财规模增幅甚至超过100%。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21世纪经济报道援引某华东农商行人士的话称，“特别是一些小银行，比较受区域限制，个人客户的市场没办法一下子做起来，扩张同业理财也是必然选择。”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同业理财的发行成本较低也是股份制银行选择大幅扩张该业务的原因之一。21世纪经济报道援引多名银行资管人士表示，同业理财收益率比个人理财低个50bp非常正常。

非但成本低，按照华夏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李岷的话来说，受结构调整、经济下行等市场因素影响，符合银行风险偏好的项目减少，银行‘资产荒’问题逐步凸显，同业理财具有安全系数高和收益率较高等突出优势。

然而，高收益往往意味着高风险。“和中票、短融比，中票的期限一般3、5年，银行同业理财多为半年，1年的都算长了，1个月、3个月的都有。再来看短融，1年期的价格和同业理财也可以相差50bp，且短融是企业的融资工具，违约风险肯定比银行大。”有华东城商行资管人士分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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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坏账率齐升

来源:
德国之声

在中国经济继续面临下行压力的同时，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都有所增加。但与此同时，四大行的盈利能力依然不减。

法新社报道称，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最新公布的半年度年报显示，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的坏账总额都有所增加。

作为全世界资产值最高的银行，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去年年底的1.5%上升至今年年中的1.55%。法新社援引周二香港股市发布的一份文件报道称。

尽管如此，工商银行仍然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最赚钱的银行。其半年报显示，工行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507亿元，同比增长0.8%。建设银行实现净利润1339亿元，同比增长1.25%。农业银行2016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050.51亿元，同比增长0.5%。四大银行中净利润最低的为中国银行，为930．37亿元，同比增长2．52%。

虽然四大银行的利润均有所攀升，但它们的不良贷款率也一并齐声。建行上半年不良贷款率为1.63%，比去年末增长0.05个百分点；中国银行上半年不良贷款率1.47%，比一季度末上升0.04个百分点；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较年末微增0.01个百分点，达2.4%。

法新社报道称，四大银行不良贷款率均有所攀升的背景是：北京政府试图通过向市场注入廉价贷款的方式来刺激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

报道援引分析人士指出，靠债务推动的经济反弹可能只是暂时的，不良贷款和债券违约数量的增加加大了金融危机发生的风险。

据高层政府智库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估计，去年年底中国的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等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49%。

迄今为止，管理层已经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不良贷款的政策，包括债转股。也就是说让国家组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把原来银行与企业的债权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的控股关系。但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这样做只会延长那些债务缠身、拖累经济发展的“僵尸”企业的生命。

今年夏天的早些时候，一位中国银行监管部门的官员表示，在过去三年中，中国所有银行帐面上的坏账总额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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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30 August 2016

英学者：用公共外交去释放台湾的软实力

来源:
美国之音

任格雷（Gary D. Rawnsley）是英国知名公共外交学者，目前在英国威尔士亚伯大学（Aberystwyth University）国际政治系任教兼助理副校长。他最近在台湾的大学和智库的多场演讲中呼吁台湾新政府通过加强公共外交去释放台湾的软实力，从而在逆境中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和空间。他还主张台湾应恢复2012年被裁撤的行政院新闻局。任格雷日前在台北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以下是编辑后的采访内容。

美国之音：中国领导人常常把提升软实力挂在嘴边，但在台湾却较少听到政治人物谈论台湾的软实力。与中国相比，台湾的软实力存在于哪些领域？

任格雷：软实力与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所信守的原则和它的行为有关。你这个国家的理想是什么，你的立场是什么，而不是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这些。今天的台湾拥有健全的民主体制。这意味，它在世界上更容易自我推广，特别是在民主世界它更有吸引力，而这是中国一直难以得到的。

我认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关键部分在于其价值观是什么，包括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文化等等。这都是中国所欠缺的。在中国，一个好消息总是被一些不好的消息包围着，比如不久前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抓捕和审判。这些负面的消息和报道往往削弱了中国想要展现的东西。对于拥有民主政治体制的台湾来说，它的软实力的能量要远远超过一部侯孝贤电影。

美国之音：既然您认为台湾有很大的软实力潜能，为什么在海外人们的感觉并不明显，台湾的光芒是不是被遮住了？

任格雷：我认为问题是出在了公共外交方面。台湾的软实力资源丰富，但公共外交（手段）匮乏。

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共外交指的是政府与其它国家人民的交流，试图去说服他们接受某一政治议程。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属公共外交范畴，游客和交换学生都可以成为公共外交官。

受到24/7新闻舆论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数字媒体的出现，公共外交发生了急速的转变。人们现在更多的是通过智能手机用社交媒体比如Facebook（脸书）和Twitter联络，在台湾人们用LINE，中国人用微信，而很少直接打电话了。这就意味公共外交必须与时俱进。

对于政府而言，你的沟通必须更有吸引力，更接地气。由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的信息，因此你必须要去争取别人的注意，努力争取到空间。

而外交人员也必须要更加敏锐地去洞察公共外交的后果。传统上，一个国家的大使馆都会设有新闻处、商务处、武官处等等，大家各司其职。现在，每个人都要掌握如何与媒体沟通，如何利用媒体。

美国之音：那么具体来说，台湾政府应该在哪些方面改善其公共外交？

任格雷：我认为，台湾政府过去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裁撤了行政院新闻局（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简称GIO。当然，新闻局的确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改革，但是在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中它还是扮演了一个很积极的角色。现在，新闻局的角色被文化部和外交部分担。

我个人认为，你只要看一看美国当年的做法就不难发现今天台湾在公共外交领域遇到的问题。当年美国就是裁撤了美国新闻署（USIA），它的很多职能转到了美国国务院，导致今天美国的公共外交也面临了很多问题。

我分别采访过新闻局裁撤前后的人员，发现其中一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在新的架构下公共外交人员和传统上的外交官彼此难以合作，他们各自的工作方式不同、组织文化也不同。对负责公共外交的人员来说，他们希望台湾被媒体报道，而传统外交官往往不希望自己上新闻，因为很多外交工作都是在暗中谈判协商。传统外交往往是看重短期结果，你希望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而公共外交则是看重长远，因为你需要与对方建立起一个长期的关系。二者有很多不同之处。

裁撤了新闻局后，台湾就没有专职人员或者是一个中央机构（Central Unit）去负责协调各部会的对外传播沟通活动。过去的新闻局在台湾行政院享有部会级别，新闻局局长在外交政策中也有一席之地。公共外交不应仅是反映或报告外交政策，它更应该去导向外交政策的制定，去发挥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不过，裁撤新闻局的好处是它可以让民间在公共外交中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比如公民社会和NGO。这对台湾的软实力非常有益，因为当你把公共外交的责任交给公民社会时，这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多元化。这说明台湾的社会中的一部分是可以独立于政府而运转自如的。

民间组织比政府更有信誉，更容易被外界所信赖。一个组织离政府的距离越远，它就越容易获得信任。最好的例证之一就是慈善组织“慈济”。慈济给受灾国家捐献的大米，装大米的袋子上写着“来自台湾的关爱”（Love from Taiwan）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认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应该考虑把公共外交的重心从突出台湾是中华文化守护者这个定位上回归到更有力地去推介台湾的民主，包括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文化，对人权的尊重，结社和言论的自由。这些都让台湾的民主在亚洲的文化背景下更有价值，而且台湾还是全球第一个华人建立的民主社会。

在马英九时代，台湾从讲述其政治转型的故事转向以突出文化为重心的策略。我认为这是个错误，因为文化是无形的，你无法衡量效果如何。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央视。我常和央视的人争论。他们说，央视的纪录片在全世界有8500万观众。我说，不对。应该说是或许有8500万人有机会去看你们的节目，那是因为央视在他们订购的有线电视或者是卫星电视节目套餐中。但这并不意味8500万人每时每刻都在收看央视的节目。央视英语频道最大的观众群其实是在中国的中国人，是那些希望看央视英语节目来学英语的人。

还有就是要给公共外交一个明确的定位，你要讲什么样的故事，你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你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世界加深对台湾的了解。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对台湾并不了解。

相比之下，中国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抢夺全球的话语权。他们认为世界不了解中国，对中国抱有偏见，因此他们要提供一个“正确”的版本。这是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但我现在还很难看出台湾开展公共外交其背后的主旨是什么。

美国之音：中国凭借其政府强大的财力支撑各大官媒在全球范围布局，中国领导人还要求这些媒体提高其国际传播能力并主导话语权。在这些方面，看上去台湾似乎落后了。

任格雷：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国和台湾一个是威权体制，一个是民主体制。在威权体制下，政府可以为达到目的灵活地分配资源。而在民主体制下，执政者总是要考虑下一次大选，他们要考虑是投资建一个电视台，还是去投资兴建基础设施，比如道路或医院。民主国家的执政者更有责任感，而且各个政府部门间也会竞争资源。

在传播中量变不一定会导致质变。关键是你讲了什么，而不是你讲给谁听，讲的声音有多大，讲了多少遍。央视虽然增加了很多语种，也在全球也开设了很多分台，但如果没有人看，也没什么意义。

事实上，台湾在海外没有央视这样的媒体并不是问题。如果你的架构搭建的好，比如在台湾外交部或者是类似GIO这样的机构中。与其去花重金去办一份没人看的报纸或者是没有观众的电视台，倒不如更积极主动地与驻台湾的外媒记者沟通，同时让台湾的驻外机构更有效地与所在国家开展公共外交，那么他们就会和你站在一起，为你服务。

美国之音：巴西里约奥运会刚刚落幕。我注意到，台湾主流媒体上一些名嘴也在谈论如何让体育在奥运会这样的场合帮助提升台湾的国际知名度。但也有很多民众认为，在北京的打压下，台湾选手只能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和中华奥会旗而不是台湾的名义和青天白日旗参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任格雷：我认为这些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一个健全的民主体制，你的人民是否幸福，他们是否有工作，经济是否在发展，你是否与全球开展贸易，这些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这些问题搞好了，其它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说，你需要做的是把台湾发生的所有美好的事物让全世界知道，比如民主、贸易、经济等等，而不是用什么样的旗子这类小事。因为到头来，你要给全世界讲的故事是台湾怎么去完善它的民主体制，如何让经济步入正轨。这些比用什么样的旗子参加奥运会更有说服力。

台湾不应该去学中国，走中国的路。中国人总是在很多国际场合抱怨，说不能出现青天白日旗，必须以Chinese Taipei（中华台北）的名称等等。那么，如果台湾不去抱怨这些事情，而是保持某种缄默，台湾在道义上的形象就要远远高于中国。那样的话，台湾给人们的感觉就是它更和缓。让中国去抱怨，让他们去扮演长不大的孩子和“霸凌者”的角色，有人说中国总是以大欺小。台湾完全可以超越这些。台湾不需要去介入这些琐碎的争执，台湾要做的是去展现如何让自己的国家更强大、让自己的体制更完善。这是台湾应该向世界展示的。

美国之音：您对台湾的公共外交还有哪些其它建议？

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够考虑重新设立一个类似于新闻局的机构。我认为，GIO在协调各部会所要对外传播的信息方面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GIO还可以向政府汇报舆情，还可以把海外对台湾一些政策的看法及时反馈回来。

当然，我还要建议台湾的政府部门，特别是台湾外交部在英文的社交媒体上比如Twitter上要更加活跃。台湾目前在英文社交媒体上的曝光率远远不足，往往是把主动权交到别人手上。新华社、《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和央视都已经在Twitter上开设了账号。中国公民本身被禁止使用Twitter，可是这些官媒和中国的政府机构早就在脸书和Twitter上了。台湾要自己发声，不能把发声的机会让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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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讨论是否对叙利亚使用化武予以制裁

来源:
美国之音

联合国安理会正就是否向该国实施制裁进行辩论。联合国调查员认定，叙利亚政府向平民投放了化学武器。

这是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为此类暴行直接谴责阿萨德政府。安理会还就至少一次袭击谴责过伊斯兰国组织。此前的独立调查显示，绝对存在向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但没有说明由哪方负责。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说，这份谴责叙利亚的报告是一个“里程碑”，并表示那些在袭击背后的人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她说：“安理会应义不容辞地即刻做出反应，来显示我们对有意义的问责的态度是很严肃的。”

调查人员称，2014年和2015年，叙利亚军队从直升机上朝伊德利卜省的两个村庄发射了化学炸弹。叙利亚活动人士称，六人遭到遇难，数十名男女和儿童逃往医院，出现窒息、无法呼吸、眼睛灼伤的症状。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称化学袭击为战争罪行，也是反人道的罪行，英国代表表示“强有力的国际回应”十分必要。

俄罗斯支持这起针对袭击的调查，但是阻止了此前联合国安理会向其盟友叙利亚实施制裁的努力。

俄常驻联合国代表维塔利·丘尔金对调查人员的努力工作表示了感谢，但他表示莫斯科方面在准备好接受他们的调查结果前，还有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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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G20”会遇到什么麻烦？

丁咚    文

即将在下月初于浙江杭州举行的G20峰会，将会由于东道主中国，成为其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复杂、最安静、最受争议、最令人关注和最富于政治意义的一场全球领导人会议。

本届G20峰会在最高领导人曾经任职的省份召开，恰逢其权势得到巩固，整个筹备过程，证实了其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地方领导人为了让自己的上司满意，使出浑身解数，在峰会工程建设、环境、交通、安全保障等方面不遗余力，导致民众严重不适，引起外界侧目和舆论争议。地方当局为此不得不三次“集中辟谣”，甚至将一名“制造”谣言者开除公职，投入监狱。

它更像是一场盛大的加冕礼。既是内政意义上的，也是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中国人的好客传统，领导人的威仪，进入世界权力俱乐部的愉悦，万邦来朝所得到的礼遇，都将成为与会领导人的复杂体验。在此意义上，居于中心的新兴大国将全力为世人打造一场迄今为止最盛大和华丽的G20繁华盛景。

筹办这场峰会，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自身，都下意识地将其当作这个古老国家尝试重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一个象征。过去和现在正在执掌世界权力的西方国家和新兴大国的复杂博弈将会淋漓尽致地表现在本次峰会中。G20成员国一系列棘手的政治问题，也因触及敏感的地缘政治，而将可能在会议期间引发交锋，乃至对抗。所有国家都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联络更多盟友或伙伴，并减少对手的机会与空间。这将使它变得无比复杂，尽管经济议题对各国来说都很紧迫。

有关杭州地方政府为筹备G20而采取的“净化”行动，早已风传寰宇，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成为“非议”的焦点。历届G20上反全球化和人权活动人士竞相抗议的嘈杂景象将不会出现在杭州，各国领导人们将会享受一场异常安静的盛会，以致暂时忘却政治上的烦恼，自我感觉永远绝对正确。

中国比任何国家都需要自由贸易带来的繁荣，无疑要雄心勃勃地借这个机会兜售本国改革国际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的计划，并在此过程中增强和扩大参与权与影响力。最近几年来，中国的一系列行动都旨在打破西方主导国际关系体制的格局，构建以自身为主导的国际新体系。但阻力巨大。

美国不容许挑战者，并坚持自己的领导地位。这个角力将继续体现在G20舞台上。中国邀请了为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参加这一峰会，壮大声势，增加自身计划的支持力量。老牌的首要大国自然不是吃素的，早已洞穿中国意图，势必将会在峰会期间展开阻击，确保继续维系国际领导权。为此，美国已在会前展开步骤，支持世界银行在中国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SDR债券，实际上是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支持中国加入其主导的权力俱乐部。此举意在以退为进，提前布局，预应中国在G20可能的挑战。

国际规则和国际法极有可能将成为G20峰会热度较高的词汇。近年来在南海愈演愈烈的海上主权之争，极大地改变了地缘关系的原有格局，并在朝着重构亚太新的国际关系体制的方向迈进，区域纷争逐渐演变成中美对抗，美国对亚太国家的向心力进一步增强，而中国愈加孤立。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在西方主导下形成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法将成为抗衡崛起的中国的利器。

维护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实质，就是要继续维持当下的国际体制和国际秩序，不容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主宰国际关系。因而，南海议题很有可能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会前会后，成为中国在G20要面对的巨大麻烦之一。

围绕自由贸易的博弈，可能是中国所面临的另一个麻烦，尽管中国极力主张自由贸易，但很多领域对外并未开放。或许是为了避免在会上受到围攻，商务部已在23日宣布，将会研究放宽教育、文化、金融领域外资准入。尽管如此，中国的现况和为峰会制订的庞大的自由贸易计划仍存在很大差距，可以想见，中西方将围绕这个议题展开激烈斗争。

与中国存在地缘竞争和领土主权纠葛的日本，以及近期因萨德争端而与中国关系紧张的韩国领导人，将如何与美中互动，并展开微妙的博弈，引人关注。为了体现东道主的好客，中国领导人礼节性会见两国领导人几无疑义，比较有悬念的是，是否会进行政治会谈，是否会抛开分歧，就改善双边政治关系，加强经贸合作，寻求更多共识，同时，就管控分歧达成某些谅解。如不妥善处理这些关系，它们很可能成为峰会的不确定因素，并给东道主带来麻烦。

可能真正的挑战是，中国在境内可以做到全面控制，以致使峰会成为最安静的Party，但蜂拥而来的外国媒体人可不会像中国人那么好对付。对于种种传闻，他们必定有备而来。虽然看上去一片和谐，但和谐之下必然也是漏洞百出，在盛会举行同时，国际媒体不受干预的自由报道，将是中国政府将要面临的大麻烦。可以预见，防火墙可以防止中国人看到相关报道，但无助于减少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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