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裁政策针对普京传说中的巨额财富

华盛顿——奥巴马政府上个月对个别俄罗斯人施加制裁，以回应俄罗斯武装干涉乌克兰的举动，其中一个目标是大宗商品贸易公司贡渥集团(Gunvor Group)的长期合伙人。
他 的名字格纳迪·N·季姆琴科(Gennady N. Timchenko)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意义不大，但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团队知道，美国财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发表的声明中的寥寥数语，不会被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忽视。声明中称，“普京在贡渥有投资，或许能够动用贡渥的资金。”
多年来，有关普京拥有隐秘财富的猜疑引发了学者、行业分析人士、反对派人物、记者及情报机构的兴趣，但他们都没能发现这些财富。流传的数据称，普京可能拥有400亿美元（约合2500亿元人民币），甚至700亿美元资产，理论上这使他成为了世界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元首。
但这些传言和猜测很少有确凿的证据，贡渥集团坚决否认与普京有任何财务关系，并于周五重申了这一说法。
虽然批评人士嘲笑奥巴马对乌克兰危机作出的回应迟缓、软弱，但这些回应还是重新激活了15年来追踪普京隐秘财富的一场全球行动。
奥巴马政府已在本周一宣布了新一轮针对与普京有财务关系的俄罗斯人的制裁。奥巴马政府的此番行动发出了一个颇为明确的信号，即它认为自己知道普京的财富藏在哪里，并且最终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普京采取行动。
在 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任内，担任过白宫反恐顾问的胡安·C·萨拉特(Juan C. Zarate)表示，“我们这样做可以释放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会采取行动，而不只是说说而已。”萨拉特帮助开创了美国政府用来切断恐怖分子资金链的 现代金融行动手段。
迄今为止，美国政府还没有对普京本人采取制裁。官员们表示，他们短期内不会对普京采取行动，因为就像其中一些人所说的那样，针对国家元首个人相当于动用“核”武器。
但 官员们表示，他们希望通过针对与普京关系密切的人物引起普京的注意，如季姆琴科，以及尤里·V·科瓦利丘克(Yuri V. Kovalchuk)、弗拉基米尔·I·亚库宁(Vladimir I. Yakunin)、阿尔卡季·罗滕贝格和鲍里斯·罗滕贝格(Arkady and Boris Rotenberg)等商业大亨。
周一公布的名单包括国有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的总裁伊格尔·谢钦(Igor Sechin)。
新 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主席罗伯特·梅嫩德斯(Robert Menendez)最近参加听证会时形容道，“这就像是大家站成一个圆圈，突然之间，其中每一个人都遭到炸弹袭击，你就知道炸弹离你越来越近了。”他指的 是美国距离制裁普京越来越近了。
普京的否认
根据克里姆林宫(Kremlin)本月发表的 声明，普京2013年申报的收入只有10.2万美元。多年以来，他都会直截了当地否认有关个人财富的说法。“我看到了一些相关报道，”他在2008年的一 场新闻发布会上说。“只是些不值得讨论的谣言，胡说八道。他们会从别人鼻子里挖出所有料来，然后抹在自己的小报上发表。”
在俄罗斯及西方国 家，普京对金钱的在乎程度一直是一个争论主题。看看普京在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KGB)工作以来的政府薪资单，与物质利益相比，很多人觉得他的动力来源似 乎更多的是权力和民族主义。他享有各种政府特殊待遇，比如豪宅、飞机及高档轿车，他似乎没有个人财富需求。
“如果他真的在某处放了那么多 钱，那目的是什么？”布鲁斯·K·米萨莫尔(Bruce K. Misamore)说。“这对他有什么好处？仅仅出于自尊心？可能不是为了留给继承人。我猜想，普京恐怕也不会成为影响世界的著名慈善家。”在俄罗斯政府 关押尤科斯石油公司(Yukos Oil)最大股东米哈伊尔·B·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B. Khodorkovsky)，没收尤科斯公司的资产，并将其中大部分资产转移到谢钦的Rosneft之前，米萨莫尔在尤科斯担任首席财务官。
但一些人注意到他手腕上昂贵的手表，以及正在修建的海边宅邸，克里姆林宫否认那是为普京建造的。一些人认为，普京可能想要钱，或者想看起来有钱，因为金钱在俄罗斯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俄罗斯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许多人从共产主义体制的残骸中摇身一变，成为了亿万富翁。
“我 后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其中一些传闻可能是普京周围的人散播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首席俄罗斯问题专家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说。“俄罗斯人必须要拥有最大、最好的，这是气场的一部分，是形象的一部分，”希尔去年与人合著了一本关于普京的书。
财政部并没有为涉及普京的声明提供证据。但根据常规的政策，它要拥有充足的证据，好应对法院的挑战。
反 保密组织维基解密(WikiLeaks)取得的美国外交电文显示，这个问题受到了持续的关注。电报内容将普京与贡渥、大型石油企业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 (Surgutneftegaz)，以及Gazprom联系在一起，但电文中使用了“传言”之类的字眼。比如，在一条电文中，外交官们称一名在俄罗斯工作 的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高管私下表示，国有公司俄铁(Russian Railways)的总裁亚库宁“支付给普京大笔现金”，并估计普京的资产“远远超过了100亿美元”。
中央情报局2007年对普京的财富进行了秘密评估，这份评估一直没有公开。读过该份评估的官员表示，它和一位俄罗斯政治分析师后来的说法大致吻合。该分析师公开声称，普京实际上在贡渥集团、Gazprom和苏尔古特持有股份，当时总共约值400亿美元。
疑点缠身
自从初涉政坛，普京就一直疑点缠身。上世纪90年代担任圣彼得堡副市长时，他的办公室给一些受到青睐的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它们出口价值9200万美元的石油、木材、金属及其他货物，以换取同等金额的进口食品。但那些食品从未出现。
普 京本人没有遭到中饱私囊的指控，但玛琳娜·萨利叶(Marina Salye)领导的一个市议会委员会建议解除普京的职务，理由是他“无能”，并且“前所未有地疏忽、不负责任”。她还力促检察机关调查此事。普京把责任推 到了相关公司头上，其政治靠山、市长阿纳托利·A·索布恰克(Anatoly A. Sobchak)保住了普京的位置。
不过，并不清楚普 京在那个时期垂涎金钱是出于私欲，还是对另外一件事更感兴趣：当新崛起的资本家侵吞国有资产的时候，他想决定如何对金钱进行分配。大亨鲍里斯·A·别列佐 夫斯基(Boris A. Berezovsky)曾帮助普京进入克里姆林宫，但后来却与他不和，并成为了普京最激烈的反对者。根据别列佐夫斯基的讲述，他曾因圣彼得堡的一个商业项 目寻求过普京的帮助，在得到普京的帮助后，向普京提供好处费以示感谢，结果遭到了拒绝。
2006年，布什总统启动了一项针对外国腐败领导人 的计划。接下来的一年，布什政府专注于更深入地了解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财务状况，如阿塞拜疆的伊尔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ev)和白俄罗斯的亚历山大·G·卢卡申科(Aleksandr G. Lukashenko)。
中情局2007年的评估就是由此而来。但是，官员们对这份评估的可靠性莫衷一是。一些人表示，他们认为其对普京身家的评估是合理的，建立在可靠报告的基础上。另一些人则说，他们认为这份评估在很大程度是以猜测和未经核实的谈话为依据的。
无论如何，那份评估与当年年底俄罗斯政治分析师斯坦尼斯拉夫·别尔科夫斯基(Stanislav Belkovsky)所做的估计大致吻合。别尔科夫斯基与克里姆林宫关系紧密，他几年前对寡头公开发起攻击，不久之后尤科斯公司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就遭到逮捕并受到起诉。
2007 年12月，别尔科夫斯基告诉一些欧洲报纸，普京在俄罗斯一些大型能源企业持有可观的股份，因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至少”价值400亿美元。别尔科夫斯基 援引未具名的克里姆林宫内线的说法，称普京暗中控制了贡渥集团“至少75%”的股份，Gazprom的4.5%，以及苏尔古特公司的37%的股份。
“现 实情况是，普京还有其他实体来转移他掌控的资金，或者最终可能由他掌控的资金，”布什的前顾问萨拉特说。“这里面临的挑战是，界定他目前实际拥有和控制了 哪些资产并不容易。他跟一些关系紧密的人，以及一些作为渠道的实体之间关系复杂，所以要确定哪些资产属于普京，哪些不属于他，是件棘手的事。”
努力解开谜团
此 后数年，其他人也研究过普京的财务状况。《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2008年把普京和季姆琴科联系到了一起。季姆琴科起诉了该杂志，但后来撤诉了。《经济学人》则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表示： “贡渥集团保证，无论是普京还是其他任何俄罗斯高级政治人物，都未持有该公司的任何股份，我们接受这个保证。”
2010年，商人谢尔盖·科 列斯尼科夫(Sergei Kolesnikov)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称他曾帮助普京在黑海边秘密修建了一座数十亿美元的豪宅。克里姆林宫驳斥道，他的说法很“荒谬”。2012年， 一位名为鲍里斯·Y·涅姆佐夫(Boris Y. Nemtsov)的反对派领袖发布报告，详细列出了普京当总统取得的好处，其中包括住房20处、直升机15架、游艇4艘、飞机43架。
但 是，一些人在追踪普京私人财富的过程中遇到了阻碍。上个月，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拒绝出版与其长期合作的作家，迈阿密大学(Miami University)教授卡伦·达维沙(Karen Dawisha)的一本书。此书对普京如何“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盗贼统治和专制政权”进行了探究。《经济学人》报道，出版社写信告诉她，出版社“没有理由怀 疑该书的真实性”，但认为这本书很有可能惹来官司。达维沙则在回信中称，这个决定是“主动防卫型焚书”。
所有这一切都让美国财政部上个月的说法非常惊人。
俄 罗斯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现已成为一名反对派领导人。他说，普京的财富肯定深藏不露，用美国律师通常采用的标准，很难证明那些财富属于普京。他说，“我敢肯定， 这些财富是可以查到的，但可能需要打破一些规则才能查到。”他还表示，欧美迄今实施的制裁不够严厉。他说，“必须让普京相信，它们会动真格的。”
Steven Lee Myers和David M. Herszenhorn自莫斯科、Andrew W. Lehren自纽约对本文有报道贡献。翻译：土土、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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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拆除基督教堂引发信徒抗议

中国东南省份浙江已经开始了一座教堂的拆除工作。此前，在官方称它违反了当地建筑法规后，数千名信徒曾尝试把它保住。
位于温州市附近永嘉县的三江基督教堂附属于中国的官方基督教组织“三自爱国运动”，并不是那种经常与中国的宗教控制措施发生冲突的地下教堂。
尽管如此，三江基督教堂仍然让地方官员感到不满，这些官员说教堂太大，教堂的十字架也太高。本月早些时候，拆除似乎迫在眉睫之时，数千名信众聚集在这里，希望保护这座建筑。几名年长教众还睡在了教堂里，借此阻挡推土机。
相关协商最终失败，周一，有人拍到几台用于拆除建筑物的机器正在拆除教堂外墙。周二，贴在网上的图片显示这座教堂已经部分倒塌。
浙江省政府的官方报纸《浙江日报》称，拆除三江基督教堂属于必须采取的行政措施，目的是保证法律的公正实施。该报周二的头版报道称，这座教堂的建筑面积超过了有关部门最初批准的1881平方米的四倍。报纸说，“永嘉县政府今天对该违法建筑依法启动强制拆除。”
该报指责称，部分当地居民“煽动部分信徒到该违法建筑物非法集聚，公然阻挠违法建筑的整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基督教组织称，三江教堂是浙江一场取缔宗教运动的牺牲品。据总部位于美国的倡导组织对华援助协会(ChinaAid)称，过去一周，该省还拆除了两座规模较小的教堂，即舟山的一座新教教堂和平阳县的一座天主教教堂。以维护中国基督徒权利为己任的该组织称，浙江至少有四名基督徒被关押。
周二，记者无法联系到三江教堂的几名信徒，请其置评，他们的手机似乎都关机了。
温州被视为中国最具宗教虔诚的地区之一，这座港口城市郊外的较小城镇有一些显眼的大型基督教堂和佛教寺庙。温州人常常会去国外工作，当地的基督徒称，那些人寄回家的钱为教堂和寺庙的修建提供了部分资金。
两年半的修建之后，三江教堂于去年12月完工。信徒通过私人捐款筹到了3000万人民币的修建费用，大约相当于480万美元。
王霜舟(Austin Ramzy)是《纽约时报》记者。Mia Li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陈亦亭、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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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家麟 - 「五歲價值」看六四

(本文30/4/2014刊於《明報》)

廿 五年前的民主運動，以長安街街頭一場殺戮告終，縱使淚痕已乾，但年復一年，每到春夏之交，卻總聞歪理不停。有識之士變臉，企圖閃躲遺忘，或打倒昨日之我， 或顧左右而言他；語言偽術拙劣，漏洞百出，所糾纏的，卻只是常識；權勢面前，好些人的良知與基本分析能力，淪喪殆盡，豈不悲痛。

達 官貴人，不敢說真話，只能迴避，愛套上「客觀分析」光環，稱當年民運資料不全，「心裡還有疑團」，「未能全面掌握」，故不評論。事實上，廿多年來，從當年 領導人到學運領袖的回憶錄，官方記者至民間搜證，多角度還原真象，基本事實清晰明確。官方逃避面對、掩飾真相、禁止討論，部分決策細節一直不公開，豈能以 此作不聞不問的藉口？

每年這個時份，總是有人如發現新大陸，重複說「天安門廣場無死人」，企圖魚目混珠，卻絕口不提血腥鎮壓地點在北京長安街，死者最少數以百計，是各方都承認的事實。

這 一年，不知從何處冒出來的維穩團體，向支聯會示威，卻打著「六四動亂過長」等語焉不詳的橫額。這些「口號」，連基本事實也搞錯，從官方角度而言，「六四」 是「平亂」之日，不是「動亂」；若以為「六四」即是當年長達個多月的民主運動，則未免混淆視聽，或是思覺失調。「六四」是一場血腥鎮壓，是民主運動的悲劇 終局，「六四」不是民主運動本身。親建制示威團隊連基本事實都未搞清楚，其「訴求」卻得部分媒體眷顧，豈不怪哉？(請看舊文：〈六四不是運動〉)

官 方論述長年累月地污衊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貶為「西方價值」，崇尚「中國特色」。紛擾糾纏廿多年，很多朋友或有動搖，或覺得煩厭；衡量「六四」官方行 為之黑白，不需動用「普世價值」標準，筆者曾提出「五歲價值」概念，用以衡量八九年以來的官方行為之黑白對錯，更為簡單直接。

所謂「五歲價值」，指我們用以教育孩子的最根本人倫價值，世上任何文明任何國度都通行。這些「五歲價值」，比普世價值更基本，我們如何教導小孩？不講大話，做錯事要認錯兼承擔責任，要遵守承諾，愛護弱小，動口不動手，不要打人(遑論殺人)。

以「五歲價值」衡量當權者處理六四之手法：用坦克與自動步槍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是血腥暴力；殺人不認，是逃避責任，死不悔改；繼而掩飾過錯，蒙騙國民，是講大話；四分一世紀以來的無情打壓與封殺真相，是不信守憲法裡示威遊行結社自由的承諾。

這 個時代，連「五歲價值」也守不住，「普世價值」顯得陳義太高。四分一世紀以來，我們目睹了蒙騙者得天下、打擊弱小者僭竊高位，摧毀憲法者奢談憲法。曾幾何 時，我們會教育孩子追求「真善美」，不會宣揚「發展是硬道理」；如今，「五歲價值」淪喪，權貴誘導國民愛黨愛權愛錢愛發展，追求玩樂消費；順從者得飽食， 堅守信念者飄零。世態如此，心自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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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無對錯，細節未清楚

六四．我不相信 
from　潮 池　 http://aukalun.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30.html

越南新式审查制度扼杀文化

越南河内——在越南， 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从银行到造船厂，正在被移交给私人。政府经营的电视台播放着互相竞争的消费品广告。对于一些城市家庭来说，每周去大型购物中心或肯德 基(KFC)已经成了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咖啡馆里或社交网站上，年轻人炫耀着名牌服装、电子玩具和出国旅游的照片——而街上的高音喇叭还在刺耳 地播放着共产党举行会议、发布指令的消息。
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尴尬地同床共枕，尤其是在文化层面。政府仍然在监控着艺术展览、音乐表演、电 影和电视节目、书籍和唱片。按照共产党的传统，政府仍然禁止“针对国家的罪行”（这个定义不清的罪名可以囊括很多行为）、伤风败俗的行为（如不穿内衣的模 特），或者它认为背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如把头发染成亮色）。然而这些旧有约束的新执行者，如今采取行动的原因，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不如 说是出于一系列混杂因素，既有政治正确的考虑，也有市场驱动的考虑——这对艺术创作产生的阻碍，可能比传统的共产党政府采取的常规审查手段更严重。
上 世纪50年代中期共产党夺取政权，在那以后的很多年里，党内领导人都会划出文化可以接受的界限。他们的心态是家长式的、威权式的，而且疑心重重。那些头脑 愚钝、浑浑噩噩的官僚会辩论一首歌的爱国热情，或者一幅画里红色的色调。艺术家需要赞颂党在抗美战争中的坚定决心，描绘重新统一后的越南，人民生活安宁满 足。
事实上，许多越南人在战后的岁月里经受了苦难，主要原因是集中化的经济体制管理不善。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连政治局也注意到了问 题，于是启动了一项称作“革新开放”(Doi Moi)的政策。某些私营企业得到允许，农民可以自行决定生产效率和价格，国家也开放了旅游业。官方也放松了对文化的束缚：在那时，允许作家和画家展示官 方宣称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符合政府的利益。
我也是在束缚放松的那段时间，在1989年第一次回到越南。（像许多来自南方的越南人一样，我在 战争结束后就离开了。）我见到了许多当地的艺术家，他们正在心情迫切地摒弃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风格，画家们都在拥抱抽象。像阮铭舟(Nguyen Minh Chau)、鲍宁(Bao Ninh)和阮辉铁(Nguyen Huy Thiep)这样的作家，并没有叙述战争中的英勇，而是战争中的恐惧，以及战后越南生活持久的艰辛。
然而，到90年代中期，新一代领导人感觉自己已经听够了批评，尤其是对滥权、裙带关系和腐败的批评。文化部开始强迫艺术家参加“创作会”，指导他们描绘越南更正面的图景。忤逆者受到了惩戒。
一 场画展展出了张晋(Truong Tan)痛苦的同性恋题材作品，那场画展被迫停办了。他的一个装置艺术作品展示了一块巨型的尿布，吸水的部分做成了警察制服口袋的样子，这个作品也被迫停 止展出。黎广河(Le Quang Ha)和黎洪太(Le Hong Thai)在作品中对政客做出了贬损的刻画，但即使是在他们把画涂掉之后，隐约可见的轮廓仍然令他们遭受了官员的谴责。
在我2006年搬回 越南时，抗议艺术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我在河内开了一间画廊，寻找反常规的艺术作品——那些对党的政策的虚伪性、传统上对待妇女的方式，以及金钱越来越大的 影响力提出质疑的作品。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我走到哪里，警察就公开地跟到哪里。警察会问我与哪些知识分子会面了，也会找我的艺术家朋友们询问我的情况。不 过，官方却允许画廊继续开放，到今天也还开着。这是因为画廊只面向一小群观众，而且没有商业化的野心。
在控制文化的历史上，越南已经进入了 另一个时期。忘记那些衣冠雷同、把头发梳过去遮盖秃顶，努力保护革命不受堕落思潮冲击的官员们吧。现在经营越南的出版社、电影节、文化交流项目的是艺术 家，其中许多人曾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受到审查——可他们已被楼房、汽车和洗衣机笼络了过去。
90年代，邓春化(Dang Xuan Hoa)在画作中呈现了上下颠倒或歪斜的传统瓷壶与人工雕刻的木制家具，因而受到瞩目；批评者指责，构图的凌乱忤逆了共产党一再提出的，描绘社会光彩一面 的要求。今天，邓春化的朋友和同事们则在想，他在负责监督展览和表演的艺术家联合会(Artists’ Union)当官时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一位作家的小说曾因批判当代越南社会失范而遭禁，但现在她成了国家审查电视剧和电影剧本的官员。十年前，她会抱怨用手机打电话太贵，但现在出行都会乘坐配备司机的越野车。其他作家告诉我，她会为了收取贿赂而批准剧本，动用自己在政府部门的关系，绕开限制。
一位画廊主谈到，海关官员和中间人会援引措辞含糊的文化禁令，不允许她进口或出口反常规的艺术作品。然而拿出适当金额的现金，他们就能让几乎任何作品通关。在过去的共产党时代，有严格的党内纪律约束行贿受贿。今天，腐败比比皆是，而审查也成了敲诈勒索的借口。
这种局面催生了一种奇特的自我审查现象。艺术家只能二选一：要么创作毫无争议、商业化的作品，并且花钱打点；要么创作自己喜欢的作品，面向规模狭小的受众。主流艺术变得愚蠢媚俗，而真正具有实验性或批判精神的作品却日益边缘化。
较 为先锋的团体，如电影工作室DocLab、艺术家合作社Nha San工作室(Nha San Studio)、音乐学校及表演团体Dom Dom，为了保护自己的活动不受官方关注，不被勒索贿赂，将自己的机构注册成了设计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并且与外国使馆开展密切合作。
另一些 艺术家则会离开越南。两名年轻的女画家和行为艺术家赖氏妙霞(Lai Thi Dieu Ha)和阮凤灵(Nguyen Phuong Linh)的作品关注现代化、迁徙和压抑的性，她们在国外比在越南更著名。画家和行为艺术家陈良(Tran Luong)、画家和实验音乐人阮孟兴(Nguyen Manh Hung)也是如此，他们是共产主义坚定的批评者。
越南拥抱资本主义后，人们一度以为，艺术创作会拥有更大的自由。然而在越南新生的艺术家和审查者的主导下，赚钱的动机似乎比政治宣传更能扼杀创作。
翻译：王童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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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者六四纪念日前夕失踪

香港——中国著名记者高瑜目前下落不明，朋友称，她有可能在政府武力镇压学生运动25周年纪念日前被拘留。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者被镇压后，她曾一度被捕入狱。
姚 监复是身居北京的一名共产党退休官员及政策研究者，也是高瑜的朋友，他说，高瑜原定于周六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那是一次纪念《人民日报》1989年4月 26日社论的活动。那篇社论将天安门的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并加大了领导层在如何处理占领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问题上的分歧。这次有前官员和学者参加的 聚会也是为了悼念陈一谘，陈一谘曾任已故共产党前总书记赵紫阳的顾问，赵紫阳反对镇压学生运动。陈一谘是1989年学运的一个关键人物，他于本月早些时候 在洛杉矶逝世。
姚监复在北京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已经有三天无法联系到她了。她说过要来参加会议，但是没有来，后来我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他说，她的电话无人接听，她儿子也不接电话。
律 师兼人权活动人士滕彪周日在他的Twitter账户上写道，高瑜已经失踪4天了。高瑜为之撰写专栏的德国媒体《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中文网站上的一则声明称，她最近一次与德国之声通电子邮件是上周三，此后该媒体与她失去了联系。高瑜在社交媒体上颇为活跃，她最近一次在 Twitter上发帖是4月23日。
中国活动人士经常会在重要纪念日之前遭到拘留。即将到来的六四大屠杀25周年纪念日，在学者和活动人士中受到特别关注，面对政府努力禁止该话题的讨论，这些人致力于保存那次事件的记忆。这可能意味着，高瑜的失踪会是今年的纪念日到来之前的许多失踪中的首批。
由于文章激怒了官方，高瑜曾在中国入狱多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曾在1997年向她颁发了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Guillermo Cano World Press Freedom Prize)， 该组织的网站上有关她的介绍称，1988年她为香港《明镜月刊》撰写的一篇文章，被北京市市长称为“动乱和叛乱”的蓝图，因此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她被拘留了 14个月。之后，她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逮捕，在狱中度过了从1993到1999的6个年头。1999年，政府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了她。服刑期间，她 还曾于1995年获得了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颁发的“新闻勇气奖”(Courage in Journalism)。
她在《德国之声》网站的专栏文章里经常尖刻地批评包括总书记习近平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她的文章也包括关于中国政治精英的新闻和传言，其中一些带有黑暗阴谋的口吻。
姚监复在电话采访中说，高瑜曾收到政府的警告，让她在六四纪念日之前不要跟记者说话。
在6月3日到4日，武装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强制清除抗议学生期间，有数百人死亡，如果不是数千人的话。对抗议活动的血腥镇压标志着社会和政府中要求政治自由化的大范围运动的结束。
姚监复说，高瑜以前曾多次被拘留。他说，高瑜的一些朋友猜测，她的评论、以及她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在这个敏感时期，可能激怒了当局。
姚监复说，“当局可能告诉她，在六四之前不要说话，就像政府告知其他人、比如鲍彤和我那样。”鲍彤曾担任赵紫阳的助手，在六四之后被逮捕过。
姚监复说，政府已经警告他，不要将自己关于六四的文章编成一本书出版。
他说，“他们要求我写一个书面保证，不出版关于六四的书，因为今年是六四的25周年。我写了一份书面保证，保证我不出版有关六四的书。”
“但是我说，如果有人将我的文章编成书的话，对那我不承担任何责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承担责任。就像李白和杜甫的诗被收入唐诗选集那样，他们对那不承担责任，”姚监复说。李白和杜甫是生活在八世纪的两位中国著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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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良心的社会是一个险恶的地方

没有良心的社会是一个险恶的地方

共识网采访

徐贲

消除制度对良心的扭曲和败坏

共识网：良心是个人的事情，还是全社会的事情？

徐贲：良心不等于社会的共识，良心的主体是个人，良心是个人的良心，但也体现个人与某个范围内他人的价值共识。这个“他人”的范围可大可小，也是变化着的。良心包括两个要素，缺一不可，一个是个人在自己心里尊奉某个道德原则，另一个是他有与这个道德原则相一致的行动。良心是个人觉得有义务去做某一件他心目中的好事，而且能有所行动。

所谓的“社会良心”其实是一个拟人的修辞说法，人们经常把社会比拟为一个人。例如，霍布斯就用人的构造来比拟一个国家：主权是灵魂，官员是关节，赏罚是神经，资产是财富和实力，人民安全是事业，公平与法律是理智和意志，和睦是健康，动乱是疾病，内战是死亡。即便如此，一个国家的“社会共识”也并不可完全比拟为个人的“良心”。人们总是把良心与善的理念和善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而社会共识则无需如此，“阶级斗争”就曾经是中国的社会共识，但它与善和善行无关，所以我们并不把它称为良心。

我们可以用康德的道德哲学来理解良心。康德把人的义务分成完全的和不完全的两种。如果一件事在逻辑上或实行中，所有的人都这么做（普遍行使），会相互冲突，那么，这件事就不能去做，不做这样的事是人的完全义务（perfect duties）。完全义务禁止人有违反普遍法则的行为。例如，我们有不偷盗的完全义务，因为“可以偷盗”不能作为一个普遍法则。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尽完全义务，不偷盗、不杀人、不强奸等等，还不能真正算是有良心。

如果你做一件事，奉行的是一个你希望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则，那么你所尽的便是不完全义务（imperfect duties）。例如，你认为实事求是、真实、说真话、公正待人应该是普遍善行的原则，那么，当你看到同事或熟人被罗织罪名，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受尽屈辱，甚至家败人亡的时候，你就会为他们鸣不平。你能够站出来为他们喊冤，证明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对右派漠不关心、甚至落井下石的社会里，你也可以把说公道话当作你的义务。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义务，这个义务对大多数人没有约束力，所以是不完全义务。但这个义务对你有约束力，这就是良心的作用。你的良心是你个人的，但也是你在一个小范围里联系他人的方式。

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经验来看，能够这样坚持良心的个人是不多见的，因为压制良心的环境太险恶了。由于大多数人不能坚持良心，社会就会变得更加险恶。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我在书里多次提到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就是为了强调，某些制度和环境的力量对个人的良心有严重的限制、窒息和扭曲作用。如果说要调整偏差，就需要改变这样的制度和环境，并消除它们对人们良心的扭曲和败坏作用。

共识网：私德是否比公德重要？

徐贲：我们在谈私德或公德时不能忘记那些被称为“德性”的品质是在怎样的教育机制或教育制度中培养起来的。看起来是相同的私德在与不同性质“公德”的关系中，会有不同的含义。私德是在家庭和初期学校教育中培养的，然而，在初期教育中，某种公德教育就已经开始了。私德比公德更早形成，并在这个意义上更为基本，但是，在公共生活中起显著作用的是那种与制度主导价值一致的公德。在纳粹德国，私德和公德教育都包含在党化教育里。在今天的美国，私德和公德分别是品格教育与公民教育的结果，在小学和中学教育里，这二者是互相联系的，经常不特别加以区别。

中国的教育忽略品格教育，并不是因为太重视公民教育（公德），而是两种教育都被意识形态的“思想教育”所代替。积极的，具有民主公德内容的公民教育不仅要提高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德性，而且更要培养与这些德性一致的行动能力。有意愿和能力行动，这也是一种德性。公民的公德要求他们在公共生活里对现实的制度和秩序有所审视，并有改革的愿望和参与的能力。旨在培养这种公民品质的教育与传统的国民教育是不同的。传统的国民教育，即便不是顺民、臣民或党民教育，往往也只是一种安分守己的“好人教育”。这样的好人就是人们常说的“良民”。梁启超那个时代关心的国民教育在今天应该更加明确为公民教育。我在《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一书里对品格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关系有详细的讨论。

许多德性，既是私德也是公德，如诚实、忠诚、勇气。同样，许多缺德于公于私都是一样，1930年代有三个为苏联服务的英国间谍，Kim Philby，Donald Maclean，Guy Burgess，是如今赫赫有名“剑桥五谍”中的三位。尤其是Kim Philby，他甚至担任了英国间谍机构的高层主管。后来事情败露，这三位逃往苏联，但是，苏联一直怀疑他们是双面间谍。到了莫斯科之后，这三位背叛祖国的人就开始相互揭发，相互背叛。忠诚或背叛都是很容易在私与公之间随意换档的，在生活的一个领域里不忠诚或不诚实的人，在其他领域中也靠不住。文革中我们见到了太多这样的人和事。我觉得，像《潜伏》里余则成这样的人不是社会的道德表率，他能够出卖对他予以信任的人，就能在有需要时出卖任何人。别人对你信任，既然是你自己去博取的信任，你就在道义上担负了不背叛他的道德义务，余则成是一个不懂这个德性道理的人，他的特务工作使得他即使懂得这个道理，也不能付诸实施。我个人会觉得他很可怕，不是一个我在自己生活里可以信任的人，我首先是从私德上去评价他的。

恶性暴力袭击事件背后的愤怒因素

共识网：物欲横流的社会造就了拜金主义，他们觉得物欲得到满足时很幸福，这样的幸福是真的吗？拜金导致的“贪婪”也是有限度的，如果突破限度，是否会导致社会崩溃？

徐贲：拜金主义和物欲满足不能带来幸福，或者顶多只能带来让许多人觉得并不幸福的那种幸福，许多中国人对此都已经有所体会。国内许多讨论幸福的论者都引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关于人的五个需求层次的理论，将幸福区分出高低有别的不同层次，这些层次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道理不难懂，但实现起来就很困难了。例如，一个“北漂”的年轻人要求“自我实现”的幸福，就算你的价值观没有被拜金主义和物欲满足误导，也可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所以，决定幸福观的不仅是价值导向，当然这很重要，而且还有社会制度和条件的因素。许多美国人对“美国梦”的幻灭，也是出于对制度的失望。

至于拜金和贪婪是否会突破限度而造成伤害崩溃，这要看怎么定义“限度”和“崩溃”。如果我们把“限度”理解为“极端”，把“崩溃”理解为“瓦解”的话，那么，我认为，社会并不会因为某种极端而瓦解，只是会变得非常糟糕而已。即使有一天，每个人都自私、贪婪，都成为物欲的奴隶，到了这个程度，社会仍然不会崩溃，而是会变成一个有它自己特色的社会，例如，一个比赫胥黎《美丽新世界》更糟糕的社会。它可以是一个物质高度发达，但却是向“自然状态”退化的社会。在自然状态里，人除了自然的本能欲望之外，什么都没有。霍布斯称这种退化为“人民的腐败”。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私利而活，由于利益的争夺，人人相互为敌，生活在不断的不信任、惊恐和害怕之中。这是一个非常险恶的社会，但也能存在下去。

走向极端的社会，并不需要以物质丰富和贪欲满足为条件，看上去并不贪婪，物质也不富足的社会里也同样可能出现向“自然状态”退化的现象。“文革”时的社会就是这样。有人用这样一首打油诗描绘文革时的自然状态：“佛爷作戏弄法门，纵鬼驱魔奥妙深；张飞红脸岳飞杀，李逵挥斧砍燕青；獐麂兔鹿互嘶咬，鱼龙蟹将刺刀拼；你想得道我成果，何惜生命化烟云。”当时的社会都已经走到了这样的极端，突破了任何一种不正派或不道德的限度，但还是维持住了，既没有瓦解，也没有崩溃。

共识网：大多数人是否实现了工作、事业、收入、生活的希望？大面积的失望情绪会怎样影响社会？

徐贲：大多数人是否实现了工作、事业、收入、生活的希望，我想，这是一个可以放到任何一个国家里去问的问题。大多数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会是否定的，或者至少不会是充分肯定的。这与人类看待自己处境的方式有关，人天生就是会觉得不幸福、不满足的动物。我觉得，对工作、事业、收入、生活不满意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不要由于先是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然后因为失望而成为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俘虏。

如果对工作、事业、收入、生活的失望在社会中大量积聚，就可能产生积累“愤怒”的效应。一些人，如农民工、被强迫拆迁者、没有基本社会福利保障的弱者、生存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的人群，他们的愤怒之所以会对大多数他人有所影响，根本原因不是愤怒本身，而是愤怒后面的那种能被他人认同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是良心的驱动力，是对人们感受到的“不公平”的不满和抵制。这一正义感使得不同的人们对某件事情的“不正当”有了共同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在论及“愤怒”（anger）和“愤慨”（being indignant）时特别强调了愤怒情绪的正义感。他说，愤怒是“一种针对某人或他的亲友所施加的，为他们所不应遭受的显著的轻慢所激起的情绪”，愤怒情绪中有不痛快，也有报复的欲望。小贩夏俊峰被处死后，愤怒的情绪就是这样在普通网民中扩散和蔓延的。多起恶性暴力袭击事件后面的愤怒因素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

有时奇迹被用来证明人造神的存在

共识网：作秀为何被列入幽暗的意识，盼望奇迹、做烂好人又为何有害？

徐贲：幽暗有不同程度的幽暗，不同的幽暗还有明显和不明显的区别。例如，基督教所说的七宗罪，暴食、慵懒、骄傲、淫欲、贪婪、妒忌和暴怒，是程度严重和明显的幽暗，而“自私”也许就不是。作秀是表现自己，这本身也许并没有什么幽暗的，但是，如果某人以不真实的方式乔装打扮地表现自己，那么他的作秀便是一种虚伪、伪善和谎言了。被动盲目地盼望奇迹、做烂好人是一些被称为“弱点”的毛病，而不是严重意义上的“恶”或“不善”。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这些毛病可以却让人在恶面前完全失去辨别和抵抗的能力。

就拿“奇迹”来说吧，在基督教里，奇迹就是神迹，奇迹是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的，是用来考验信徒的信仰的。帕斯卡尔说，“如果没有奇迹，不信仰耶稣基督就不会构成人们的罪过了”，他还说，“反对奇迹而合乎情理地信仰，这是做不到的。”在某种政治制度里，奇迹也是用来证明人造之神的存在的，文革时有一个纪录片，上了年纪的人也许还记得，讲的是聋哑人被用针灸奇迹般治好后，说的第一话就是毛主席万岁和打到刘少奇。大跃进也是奇迹，相信不相信亩产万斤的奇迹是用来考验政治立场和对领袖态度的。相信就是拥护毛主席，不相信就反对毛主席。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俄国人》（The Russians, 1976）一书中，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 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做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这个意识形态便是一个 “奇迹”，一个谁也弄不懂怎么发生了的宇宙真理，相信不相信它，是对一个人有没有信仰的考验。对这种奇迹的盲信曾经将无数人带上了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作恶之路。

共识网：没有信仰，也能做有道德、有好良心的人吗？

徐贲：人们一般所说的信仰，往往与宗教有关。虽然信仰是宗教的核心部分，但信仰并不一定要有宗教的表现形式，更不一定表现为宗教信仰。我在书里的《道德必定需要宗教吗》一文中对此有所讨论。中国社会中人们的许多追求和追求方式，权力、金钱、美女，贪污、腐化、奸淫、背叛、谋杀，欲望、野心、弄虚作假、奸诈、欺骗、唯利是图、见死不救、笑贫不笑娼，都像你说的，与无信仰或者信仰缺失有关。许多人不知道生活、人生究竟可以或者应该有什么意义，以为这样的意义根本就是多余的，或者根本就是无法探究或取得共识的。这是一种弥漫在当今中国社会里的道德犬儒主义。以为道德只能由宗教来提供，或必须回到某种儒学原教旨，只会加深这种犬儒主义，因为，中国人事实上没有像基督徒那样的宗教感，也不可能再回到原教旨的儒学传统去了。人们往往会先是对道德和良心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期待，以为可以借助宗教或儒学的力量来一下子解决中国社会的道德和良心问题，后来又因为发现不存在实现这种期待的条件，而索性对道德和良心采取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态度，认为道德和良心本来就是虚幻的东西，不值得追求，也不值得坚持。这种犬儒主义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导致人们在社会道德的普遍恶化面前随波逐流、自暴自弃、自甘堕落。

我们需要在宗教、哲学的“终极价值”与政治、人权的“普遍价值”之间做一个区分，对这两种价值的信仰也可以由此得到区分。就今天中国的道德与信仰关系而言，“普遍价值”的意义比“终极价值”更为直接，也更为实际而且重要。政治、人权的“普遍价值”是可以通过宪政法治、维护公民权利，倡导公民责任，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尊严来实现的。如此建立的对人的价值和好生活、好社会的信念，在虔诚的宗教人士看来也许够不上“信仰”的标准，但是，我们不妨这样先做起来。如果一个社会能够认同和实现做人的“普遍价值”，那么，即使大多数人还不能明了生命的“终极价值”，那也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社会了。

对“敌人”残忍：恶行还是正义的选择？

共识网：民主法律是集体良心的体现吗？

徐贲：民主法律与民主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良心有联系，也有区别。这基本上也就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大致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第一，法必须以道德为基础，才能有道德的内涵。因此许多法学家认为，一切法都是为道德和伦理立法，美国的宪法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并非所有的法都是这样，有的法不过是某个政权或统治权力的权宜之计，为少数个人的权欲需要量身定制。一国虽有宪法，但作用抵不上一个党的“红头文件”，完全是形同虚设。第二，守法从做人开始，也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私德与公德的先后关系。一个人要从儿童时代就培养起好的习惯，接受品行教育。良知是从小培养的，没有良知，只是迫于惩罚的恐惧而不得已守法，那是被动服从，与自由意志的良知无关。第三，只有道德才能使法律具有实质的价值，守法是自由人的道德选择，不是奴隶服从管制。第四，法的最终目的不是维护某种被称为“稳定”的秩序，而是帮助塑造道德的社会。只有这样，法和道德才能统一起来，相附相存。法的基础和条件是道德，法的最终目的不是管制而是在道德上优化社会。道德补充法，并使之完足，守这样的法，才能提升个人和社会的道德素质。

民主法律保护思想、言论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并在这个意义上保护个人的良心。但是，民主的公共决策不可能符合每一个公民的良心愿望，这就像它不可能符合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一样。今年2月份有一件引起美国公众关注的案件，亚利桑那州通过的反同性恋法案，允许商家以宗教信仰为由，拒绝为同性恋顾客服务。但是，州长布鲁尔（Jan Brewer）否决了该法案。这两个决定都符合正常的民主运作程序，不涉及人道的问题。

共识网：残忍的虐杀和恐怖袭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残忍的根源是没有良心吗？

徐贲：其实，残忍并不只是表现为虐杀和恐怖袭击，其他的残害或伤害也可归入残忍行为之中。例如，媒体报道，在广东英德发生农民工讨薪被打死的事件，《京华时报》2014年3月21日发表了《民工讨薪惨死是否另有“主谋”》的评论，山东平度有村民因反抗征地而被纵火烧死，幼儿园擅自给小孩喂病毒灵，造成有的孩子尿道长期红肿、无故腹痛、便秘乃至肛裂等症状。3月19日发生在云南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佳佳幼儿园的投毒事件，32名幼童鼠药中毒，2名死亡。

道德意义上的残忍通常是用完全缺乏同情来界定的，指的是对别人的痛苦或苦难无动于衷，甚至以此为乐。残忍的伤害或杀戮经常是暴力的，但残忍并不总是需要动用暴力。一个掉到井里快要淹死的人向站在上面的人呼救，站在上面的人明明可以救他，却偏偏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甚至鼓掌取乐、落井下石。这些人是残忍的， 虽然他们并没有直接施加暴力。

在人们的道德意识里，运用暴力的残忍要比没有暴力的残忍更残忍，而最严重的暴力残忍便是杀戮和酷刑，由于像3月1日昆明火车站恐怖行凶这样的事件，人们把对残忍的关注特别集中在恐怖袭击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全面认识残忍并不充分。残忍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没良心”，现实中的残忍是具体的，总是会有动机、理由和具体目的，有的是个人的，有的是某种制度或事业给予个人的。在许多人看来，对“敌人”残忍，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 并不是一种恶或残忍，反而是一种出于良心的“正义行为”。《良心》一书的第一篇就讨论到了良心对人行为的可能误导，其中也包括助长人们的某些“政治正确”的残忍行为。

共识网：究竟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

徐贲：我不能断定人性是善还是恶，因为我觉得，善的对面也许是不善，而不一定是恶，同样，恶的对面是不恶，而不一定就是善。善恶两分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不善，人类的仇恨、敌对、歧视、偏执往往都与善恶两分、不白即黑的观念有关。但人们又似乎总是对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抱有一种未必有害的兴趣，并形成某种看似确信，但无从充分证明的见解。我想，人们会对人性是善是恶形成某种固定的看法，既与阅历有关，也与对善恶的理解和认识有关。

不过，我觉得，在人性问题上，如果只看到善，就可能变得轻信，容易上当受骗；而只看到恶，则又容易陷入犬儒主义和愤世嫉俗。这二者都不是健康的生活态度，都会对我们的理性思考和判断造成负面的影响。帕斯卡尔说，“过多地让人看到自己与禽兽相差无几，不让他明白自己的伟大，那是危险的。使他过多地看到自己的伟大，而看不到自己的卑鄙，那也是危险的。”他接着又说，“更危险的是让他对两者都不知道。然而让他了解两者，就非常有好处了。不能让人认为自己等同于禽兽，或等同于天使，也不能让他对这两者都不了解，而是应该两者都明白。”(《思想录》，418)我觉得特别有启发的是后面这句话，探究人性是善还是恶，不是为了得到某个非此即彼的答案，而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人性，如果能这样看待人性中的善恶两面，那就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希望《良心》一书也能有助于读者得到一些这样的了解和认识。

抵制普世价值：犬儒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共识网：粗鄙现象的增多和文明现象的减少，根源是什么？如何利用制度抵御粗鄙？

徐贲：我在《良心》一书里讨论了两种粗鄙，一种是“不要脸”的粗鄙，另一种是社会伦理意义上的粗鄙。后一种粗鄙与人们平时所说的“粗俗”（vulgar）有所不同。这种粗鄙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会对他人造成羞辱、伤害或侵犯，因此是一种公共危害；而粗俗则主要是个人的品味选择，如衣着、喜好、消遣娱乐方式等等，未必对他人或社会造成伤害。粗鄙是一种霍布斯所说的“向自然状态退化”，一种“人民腐败”的表征。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和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早期现代文化现象和文明的研究中，都指出了现代文明特别强调对人“自然状态”的自我克制和规范。这是一种对人的粗鲁、暴力、偏差和失范进行控制的趋向，从国家制度、经济秩序、罪犯管理、学校、文学创作、艺术规范到餐桌礼仪、言谈交际、仪态姿势，几乎无所不包。

中国的粗鄙有其制度性的因素，不久前山东平度有村民因反抗征地而被纵火烧死就是一个眼前的例子。越是使出粗鄙、残忍、暴力的手段，越是能达到目的。“文革”中，越是“大老粗”，就越是能说话理直气壮，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就是因为制度公然为粗鄙发放了通行证。这是强者的粗鄙。但是，弱者也有弱者的粗鄙。粗鄙经常是弱者所使用的一种犬儒化的自我保护手段。弱者得不到政治、社会制度的保护，就会自我鄙化，以求自保。“我是流氓我怕谁”便是这样一种犬儒化粗鄙的口号。一个社会制度越是公正，越是讲道理、尊重人、法治而非人治，就越能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不同形式的粗鄙。

共识网：如何改革，才能达到“好生活”的目标？

徐贲：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好生活”的理念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什么是好生活的目标，如何到达好生活，如何能最快达到好生活等等，应该是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寻找答案的问题，并通过自由的讨论形成某种共识。我无法代表“普通人”，替他们表述什么是他们心目中的好生活。

我本人对好生活的想法在《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以及《良心》等书里都已经有过多次的表述，归纳起来，就是民主的宪政法治和每个公民的自由、平等和人的尊严。我觉得，改革应该是为实现这些目标和价值的改革。

我们是在需要对“生活”和“好生活”有所区分时才提出好生活理念的，苏格拉底就说过，“真正有价值的，不是生活，而是好生活。”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人必须有两样东西才算有好生活：爱和知识，他也是要把“好生活”与缺乏爱和知识的“生活”区分开来。我们今天所用的“好生活”（the good life）说法是从亚里士多德来的，指的是一种人类向往的，与幸福理念和伦理价值相关的生活。他在《伦理学》和《政治学》里讨论好生活时都把好的政体作为好生活的基本条件。他所说的政体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政体的“制度“和政体的“公民文化”，制度与公民文化的一致使得政体的治理形式与政体对公民的教育效能之间，有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政体不仅是政治的制度，而且是与这种制度相联系的公民群体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把人民能否成为“充分公民”当作衡量政体优劣的标准。而且，优秀的政体必须要有对优秀价值的追求。好生活不是一种凝固的状态，而是一个优化的成长过程，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有目标的方向。所以，最迫切的改革和最关键的改革都必须有政体改造的目标，都离不开确立与宪政法治和民主政治相一致的核心价值观。

共识网：这其中发挥根本作用的是哪方面改革？

徐贲：我认为最根本的制度改革应该是政体改革，对此我已经有专文做了讨论，这篇题为《政体改革的历史机遇稍纵即逝》的文章在《共识网》已经刊出，文章里的观点在这里我就不重述了。我想补充的是，制度改革必须从价值观念的改变开始。制度变革不只是为了解决某一阶段的矛盾，而是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和理想。美国宪法之所以能够在200多年里起到制度基石的作用，就是因为包含了长远的眼光和价值理想。政体改革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重建能够弥久常新的长久价值观。所谓长久，是一种经久而普遍的适合，能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并发扬光大，不仅中国人认同，人类的其他部分也能赞同或认同。现在有的人不愿意听到“普适价值”的说法，总是感情用事或者功利实用地加以抵制，这是犬儒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以这样的态度，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起真正能深入人心、传承后世的核心价值。没有这样的核心价值，所谓的制度改革就只能是患得患失、修修补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公知梁启超”

共识网：您在著述中多次引用梁启超，您认为他在世界思想史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

徐贲：我无法在世界思想史中为梁启超定位，我认为他对于中国的意义并不在于他能否在现代世界思想上占有一个像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卢梭、杰弗逊那样的地位。梁启超自己就说过，他关于现代社会和政治的思想都是从西方思想家那里急用先学地引入的，经常是现贩现卖，甚至前后矛盾。但他的目的始终是明确的，那就是，他要借助西方的思想来思考中国的问题。因此，尽管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了不起的理论或思想体系，但却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如何当好启蒙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我觉得不必惋惜他没有思想观念的“大师”名号，因为他已经有了另一个当之无愧，也很了不起的名号，那就是“公知梁启超”。

共识网：未来的公众媒体和社交网络对培养德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徐贲：我无法预言公众媒体和社交网络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相信，它们将越来越不容易被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控制。作为信息高速公路网的互联网被创造出来，是人类自由精神的伟大成就，有人要在信息公路上挖坑、筑墙，但终究不能拆毁这个信息网，回到封闭锁国的时代去。科技的创新永远在体现人类的自由和自由交流意志，争取自由的技术永远走在阻碍自由的技术之前，后者永远只能是一种被动的应对，它的想像力是有限的。它虽能成功一时，但永远注定要像逆水行舟那样困难重重。

公众媒体和社交网络是民众启蒙非常重要的途径和工具，就今天网络提供的信息而言，民众能得到非常多的启蒙信息。启蒙是为了清除蔽障，帮助自己和别人成熟起来，中国古代早有“启蒙”之名：汉儒的“祛弊启蒙”有“解蔽求真”之意，宋儒的“童蒙养正”指的是让人脱离不成熟状态的儿童教育。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意义上的启蒙是与公民教育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识别宣传的欺骗手段，因而做到不被忽悠，不被愚弄和不被控制，这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内容。这样的信息在互联网上也有传播，对中国民众能起到启蒙的作用。

共识网：曾经看到过一个有趣的讨论“在恶劣的天气情况下叫外卖，这种行为是否恰当？”，一些消费者表示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恶劣天气中不愿意出门所以不应当叫外卖；但是外卖服务人员却说，正是因为天气恶劣店里客人减少，所以他们希望大家多叫外卖、叫多多的外卖，这样他们的收入才能够得到保证。看起来，前一种观点貌似“想得太多”，请问您如何评价这类现象？

徐贲：毋庸讳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或职业不过是一个求生，赖以养家糊口的手段，不同的工作辛苦程度不同，送外卖的、快递的、民工、清洁工都是很辛苦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往往被人看不起，受到歧视。那种“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的口惠说法并不能给他们真实的同情和安慰。我在“文革”期间也当过临时工（月薪19元），“正式工”（同样的工作，月薪至少30元）在临时工面前往往表现出一种高人一等、趾高气扬的样子，我能够体会下层工作的人在国企人士、公务员、官员、教授、医生、律师面前会感受到的那种屈辱和不公正的感觉。我们这些能够用文字表达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下层人的工作处境设身处地想一想，永远都不会“想得太多”。

梁启超在《敬业与乐业》里说，“凡做一件事，便忠於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他又说，“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从俗人眼里看来，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只要当大总统的人，信得过我可以当大总统才去当，实实在在把总统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人，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去拉，实实在在把拉车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这叫做职业的神圣。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

这肯定是没有拉过黄包车才会说出来的话。我们都是俗人，在我们眼里，在我们的生活现实里，总统和拉黄包车的又怎么能没有高下之分呢？我觉得，与其像梁启超那样赞美类似于拉黄包车的工作，还不如像美国公益人士那样配合下层工作者（农民季节工、餐饮服务、清洁工等等）争取比较公正的经济待遇，如最低工作薪酬、劳动安全、工作时间限度、医疗和健康保险、退休福利等等。当然，要争取工作的尊严，要争取经济的权利和待遇，首先要有政治上的公民权利。争取这样的公民权利正是梁启超还没有做，而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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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从两个高峰看藏人自焚诉求

蟹农场·疯蟹 @hexiefarm 的漫画《无题》。

从两个高峰看藏人自焚诉求

文/唯色

自2009年2月27日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扎白自焚抗议，纵观这五年，尤以2012年的11月自焚人数最多——共有28位男女老少，其中有僧尼，多数为牧民；其次是2012年的3月——共有11位自焚者，其中6人是僧人，另有中学生，还有孩子的父母。

为何自焚会在这两个月达到高峰？

这是因为，3月，是数十年来西藏每年的“敏感月”，布满多个“敏感”的日子——如，3月5日是1989年拉萨抗议被镇压纪念日；3月10日是1959年“西藏起义纪念日”；3月14日是2008年西藏抗议周年日；3月16日是2008年阿坝县抗议民众被枪杀纪念日；3月28日是2009年中国政府所定的“农奴解放纪念日”。每年一到3月，当局便如临大敌，而众多的抗议也选择在这个月内举事。2012年3月的自焚高峰，正是11位藏人在这“敏感”的日子，以自焚来表达对压迫者的强烈抗议。

而2012年11月正值中共十八大召开，将产生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28人的自焚最高峰，尤其是在十八大的八天会期中9人自焚，平均每天都有，充分说明藏人自焚是期望促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改变西藏政策，是将自焚作为一种促成变化的行动——这应该是理解藏人自焚的重要入口。

藏人的自焚形成运动，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强大的政治性的自焚抗议浪潮”，虽然西藏历史上从无将自焚作为政治抗议手段的传统。正如2008年的抗争始自僧人，自焚运动也是僧人领头。自格尔登寺僧人扎白于2009年2月成为境内自焚第一人，之后12位自焚者都是僧人或被当局逐出寺院的僧人。直到2011年12月，才出现第一位世俗人自焚。2012年一季度的20位自焚者中还有15位僧人；到二、三两季度已是世俗人为主；第四季度的前70天，50位自焚者中则有43位世俗人。2013年，28位自焚者中有16位世俗人。进入2014年，6位自焚者中有2位世俗人。迄今135位自焚者中有47位僧尼，其余都是世俗人，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而农牧民多达67人。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普通百姓投身于自焚运动。

作为自焚事件的记录者，我在接受诸多外媒采访时多次强调：藏人的自焚绝不是自杀，而是牺牲！这种自焚不能用佛教戒律衡量，而是现世政治的结果。那一次次腾空而起的火焰，是被民族压迫所点燃，是照亮黑暗西藏的火炬，是2008年抗议的延续，也即是最先挺身而出的色拉寺僧人所说——“我们必须起来”的继续！也即是说，藏人自焚是非常明确的政治抗议；而不是其它性质的抗议。

以佛教戒律将藏人的自焚贬为自杀甚至“杀生”，要么是一叶障目，要么就是中国政府的帮凶。一位具有大成就的高僧对此明确宣示：“西藏僧俗自焚，完全没有违反佛教杀生的教义，也没有与佛法见解相违，更没有犯戒。因为西藏僧俗自焚的动机与目的，毫无沾染一点个人私利的味道……是为了护持佛法，为了争取西藏民族的民主自由的权益”，根本上是“为利他舍自身之菩萨行”，是涅槃的凤凰浴火重生。

2014年4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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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西边的太阳难阻东边的风雨

中国的东亚邻国藉美国总统奥巴马亚洲行，上演了一场以“远交近攻”为特点的春秋谋略现代版。此行被国际媒体称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中国之旅”。这些东亚国家藉此向世界尤其是中国表明：它们宁可沐浴太平洋彼岸的美国阳光，也不肯接受近邻中国做“亚洲的太阳”。

*中国龙难圆“亚洲太阳梦”*

无论从国家规模、经济实力（以GDP为主要标识）、军事力量还是人口数量，中国都堪称亚洲之最，应该是区域盟主的不二之选。2005年以前，中国在“周边 外交”策略中亦曾希望借助孔子学院等推广“文化软实力”，以王道感召东亚文化圈，成为亚洲的太阳。那段时期，日本、南韩民间曾发起要求美军撤销军事基地的 抗议活动，亚洲货币一体化这一议题也煞有介事地频频出现在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当中，美国事实上亦退出了太平洋地区。何以不到十年，在亚洲国家的吁请 下，美国又重返太平洋，被这些亚洲国家奉为“太阳”？

这得从亚洲近20年的变化谈起，这一变化可以概括为“从亚洲四小龙并起到中国龙独强之变”。亚洲四小龙崛起之时，亚洲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之高、持续时间之 长，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国际社会对亚洲前景刮目相看。但时移势异，20余年过去，“四小龙”已成昨日黄花，台湾、香港两地因产业基本转移至大陆，导致 本地经济严重衰落，台湾几乎成了大陆经济的附庸。但两地均与中国大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无论是恩是怨，都只能成为中国这棵大树下的小草。其它东亚国家见势 不妙，逐渐转变外交立场，由亲北京变成“经济利益依靠中国，国土安全凭仗美国”。

俄罗斯之声英文网站4月19日报道被中国官媒广为引用，因为标题是《奥巴马访东亚：中国崛起，美国不想“让贤”》，给人的印象是只要美国愿意“让贤”，亚 洲国家就可能奉中国为东亚盟主。但事实并非这样，这只要看看奥巴马亚洲行与各国谈的内容是什么，就知道亚洲这些国家为什么不愿意拥戴“中国龙”成为“亚洲 的太阳”。

*政治疑惧来自于领土纷争*

中国的政治体制对周边邻国并非直接威胁，因为中国不象当年毛时代那样向外输出价值观，扶植傀儡党。这些亚洲式民主国家从骨子里对专制并不那么痛恨；中国成 为第二大经济体，它曾有过的慷慨与仍然存在的市场机会，让实利主义的邻国都从对华经济来往中获益；但中国军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咄咄逼人的强势姿态，却引起 东亚邻国的严重不安。

奥巴马亚洲行访问的四个亚洲国家，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其中有三个是美国的条约盟国。这些所谓领土争端大致是：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之争（日方 称为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菲之间是黄岩岛（英文Scarborough Shoal，即斯卡伯勒浅滩）；中韩之间则有所谓间岛问题、长白山之争及领海之争，北京方面对此有1885年“乙酉勘界”等为依据，韩国只能经常提提翻案 意见，有时扣押中国越界捕鱼的渔船，眼下要应付的重要问题是北韩的军事挑衅；中马之间主要是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归属权之争。上述问题长期处于“搁置争议” 状态，但自中国“和平崛起”之后，这些问题逐渐浮出水面。2009年4月16日，中国《瞭望新闻周刊》曾发表专题“中国海洋国土近半存在争议  周边大国欲浑水摸鱼”，细数中国领土那“一串串失落的明珠”。

这些国家的国土安全既然希望美国保护，它们与中国之间的领土主权与海洋安全问题，自然是奥巴马来访时的必议之题，对此中国当然“不高兴”。

*领土纷争日繁，经济一体渐成*

上述东亚四国，与中国领土争议最多的是日韩两国，与中国经济来往最热络的也是它们。2013年，中日贸易额虽然下降5.1%，中国对日贸易额仍然高达为 3125.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下降仅0.9%，但自日本的进口降幅却高达8.7%。日本对华出口下降，对亟欲提振经济的日本政商两界来说，是个 重要的牵制因素。中韩贸易增长迅速，2013年1～11月两国贸易额高达2500亿美元，共同目标是确保2015年达到3000亿美元，行内预测很快超过 中日两国贸易额。

无论是日本还是南韩，绝对不会为了领土争端而在经济上与中国断绝往来。它们的办法很功利，在与中国经济合作日趋一体化之时，却希望美国提供无偿的军事保 护。这种无偿要求达到什么地步？美国近年来希望与上述国家签订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些国家连一点微小的让利都推三阻四。这种政治上希望美国 提供保护，经济上却吝于回报，还希望美国充当恶人，自己继续从与中国的来往中获利的实利态度，与中国古代那个“一女二嫁”的寓言故事类似。

*一女二嫁美梦缥渺难期*

且述“一女二嫁”故事之梗概。战国时期，齐国有户人家养了一个女儿，东西两位邻家都来求亲，东家有钱但儿子长相丑陋且不太聪明，西家贫穷但儿子聪明有才。 父母问女儿意见，女儿答复是两家都嫁，白天在东家住，晚上在西家宿。父母听了大吃一惊，说“这种事如何使得？”这位姑娘聪明过了头，事事只想自己的利益， 却未曾从东西两家男子的立场考虑问题。

作为一个由本国纳税人供养的政府，美国当然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TPP协议是奥巴马总统加强同亚洲关系的支柱，美国希望这些亚洲国家向美国出口商和投资者 进一步开放市场，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并增加就业。具体而言，在TPP的谈判上，美国希望日本减少农产品进口关税，但双方意见分歧很大。南韩政府至今对 TPP的表态是，将深度分析加入TPP对农、牧、水产业等敏感领域造成的影响，并积极听取利害关系各方和专家的意见。

尽管上述亚洲国家都要求美国提供军事保护，希望美国继续履行“世界警察”的义务，为它们无偿提供安全保障，但并未因此打算在TPP协议上有所让步。

美国自二战之后承担了世界第一大国的国际义务，为世界长期无偿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欧盟、中国等大国其实都是这一国际秩序的受益者。美国将此视为自身 软实力的最佳展示，最后结果是让所有受益国认为，享用这份免费午餐理所当然。但自911以后，巨额的战争费用使得美国债台高筑，经济实力今非昔比，由于军 费削减，美国可能大幅减少陆军人数、航空母舰和战机数量。五角大楼在《战略选择管理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如果按照国会要求削减大约5000亿美元军费， 美军战力将受影响：要么削减部队人数，要么放弃更新装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民也希望本国政府“少管国际社会的闲事”。在财政与民意的双重 约束之下，奥巴马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实际上只能说得多、做得少，形成了美国的国际承诺逐渐虚化的局面。

这些东亚国家“一女二嫁“的算盘固然如意，两位男家却未必就遂其心意，更何况还有一位远在太平洋彼岸。南中国海上空密集的乌云，并不能依靠美国的太阳来驱 散。亚洲国家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自强自立，指望美国人民为了保护这几个国家的一些岛屿而支付军事费用，并将自己的子弟送上战场，无论如何都有点不切实 际。

from 美国之音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anges-in-asia-heqinglian-20140429/1903533.html

梁京：乌克兰危机与中国的选择

随著普京推动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美国和西方对俄国的制裁将不断升级，不愿表态的中国将被迫明示自己的选择：是站在俄国一边，还是西方一边。事实上，已有足够多的迹象表明，习近平已经做出了选择，那就是站在普京一边。

近代以来的历史多次告诉我们，联俄抗美，对中国的长期利益会带来非常灾难性的后果，习近平以及鼓吹民族主义的当权精英并非不知道这个历史教训，但他们为什么还要重蹈历史覆辙？这当中有很多利益的算计，也包括重要的情感因素，如习近平对普京的个人崇敬，而在这种情感因素背后，则是中国精英迷信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严重地扭曲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影响了他们对人类文明大势的判断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共和试验正处在关键时期，地方自治蓬勃发展，加快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但正是孙中山对大一统的迷恋被苏俄利用，打断了这一充满希望的进程，把中国引入歧路。结果是，数以千万人死于非命，几亿人口完全失去自由，农民更是深陷贫困。若不是毛泽东从联苏抗美转向联美抗苏，怎么可能有后来邓小平的改革成就？

普京拉拢习近平的企图很清楚，他算计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尽管普京对美国和西方的抱怨并非没有道理，但问题是，历史已经证明，俄中两个文明搞在一起会害人害己。性格决定命运，对个人如此，文明也一样。中俄都有偏好政治集权的性格，这容易让两国的权力精英堕入情网，却注定成就不了好姻缘。这是因为，政治集权与人类追求自由的文明大势不相容。

不过，在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文明的性格与俄国很不同，那就是中国文明有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底色，因此与美国文明有深层的心灵契合。两个文明能在今天拥有超越其他文明的全球影响力，并非偶然。在传统文明中中国文明的社会流动性最高，而美国则为现代文明的个人自由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因此，美中两大文明联姻，有利于人类自由秩序的扩展，这一点，已为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所充分证明。

不过，过去三十年人类的自由试验出现了重大失误，那就是金融全球化削弱了民主的效能，让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成为一种全球流行病。在美国是利益集团搞定了立法者，在中国，是当权者直接下手抢钱，在俄国是资源大亨干政，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则是独裁者家族鸡犬升天，虽然形式各异，结果都是切断了底层上升的通道，社会不公，令青年人对未来失去希望。

美国精英应对这个重大失误负重大责任，这个失误也严重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过，正是在如何理解和对待美国的失误和影响力下降这个问题上，普京正在犯非常危险的错误，而习近平可能在犯更大的错误。普京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很可能他认为别无选择：听任乌克兰投奔欧盟，意味著自己的政治死亡，而冒险赌一把，也可能是死，但终归是一条好汉。普京的自私就在于他此次狂赌料定习近平会支持他，他相信美中矛盾加剧只能对俄国有利。

普京的算盘对个人有利虽然没有错，但美中矛盾加剧是否对俄国有利则大有问题。事实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和谁的责任，美中对抗对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俄国也不例外。历史上，毛泽东与美国对抗曾加大了把苏联拖入与美国核大战的危险，令赫鲁晓夫头痛不已。

至于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陷入全面困境，而且，正如《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所注意到的，中国规模宏大却极度扭曲的城市化正在给中国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对此，中国权力精英和主流文化精英并没有展示走出困境的能力和智慧，而是越来越深陷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迷茫难以自拔。

表面上，美国相对中国的实力大不如前，且民主政治问题多多，但美国社会依然活力不减，自由和民主试验在社会网络技术的支持下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美国确实也面临历史性挑战，白人日渐成为少数，由WASP*开创的优秀精英文化能否传承和发扬，面临考验。但无论如何，美国的自由试验，对于人类自由进程的意义依然重大，对中国更是具有不可或缺的启示价值。

因此，如果中国因支持普京加剧乌克兰危机而不惜走向与美国全面对抗，将是一个后果非常严重、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本义是指美国当权的精英群体及其文化、习俗和道德行为标准，现在可以泛指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此群体拥有庞大的经济、政治势力，构成美国上流社会和中上阶层的绝大部分。尽管美国社会日益多元化，但他们的文化、道德观和价值取向，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著美国的发展。(摘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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