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德国之声
据迄今所了解到的情况，较早知道这一情况的公司包括微软、亚马逊和芯片开发商ARM以及中国电脑巨头联想集团。
电脑制造商英特尔对生产的芯片存在设计缺陷知而不报，令美国政府颇为恼火。美国国土安全部一位代表周一（1月29日）向《华尔街日报》表示：“我们希望能够得到通知。”
据这位发言人说，1月初政府才从媒体报道中获悉英特尔的电脑芯片存在安全漏洞。据白宫较早时候公布的消息，国家安全局（NSA ）对芯片缺陷也毫不知情。
据报纸报道，一些安全问题专家担心，去年夏季就已经指出芯片有问题的企业中也包括中国公司。他们担心，由于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监控，中国秘密情报机构可能也到手了一些信息。
由于出现安全漏洞，包括谷歌的研究人员可能也直接从处理器中盗取数据。为了制定对策，工业界一直对芯片缺陷保守着秘密。据迄今所了解到的情况，较早知道这一情况的公司包括微软、亚马逊和芯片开发商ARM以及中国电脑巨头联想集团。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贸易平台阿里巴巴也得到通知。英特尔公司推出的修复程序经常强迫电脑启动，因此，公司后来不得不建议暂时不要安装这个修复补丁。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1/%E8%8B%B1%E7%89%B9%E5%B0%94%E8%8A%AF%E7%89%87%E5%AE%89%E5%85%A8%E7%BC%BA%E9%99%B7%7C%E5%8C%97%E4%BA%AC%E6%88%96%E5%85%88%E4%BA%8E%E5%8D%8E%E7%9B%9B%E9%A1%BF%E7%9F%A5%E9%81%93.html
Tuesday, 30 January 2018
巧克力火锅和钢铁：英国梅首相访华前焦点有哪些
来源:
BBC
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又译文翠珊）到访中国前夕，当地报章的报道焦点可概括为四个字：对华贸易。
特雷莎‧梅将在周三（1月31日）抵达北京访问，稍后还会访问上海和湖北。随团的还包括50多名商人，包括多家英国上司公司的代表。
她早前在瑞士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时声言，英国在脱欧后将继续推动世界自由贸易，也要把“新的伙伴拉到谈判桌上”，被视为对欧盟放话。
但也有评论留意到，她在论坛期间不如各国领袖般热衷与商界领袖见面，有前英国新闻官更透露，她在去年的论坛期间，宁可回酒店房间吃巧克力火锅，也不与阿里巴巴主席马云见面，被质疑是否真的有能力推动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商贸关系。
“巧克力门”
英首相府前新闻办公室主任佩里尔（Katie Perrior）1月25日在《泰晤士报》撰文，透露马云在去年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请求约见特雷莎，却被拒诸门外。
她写道：“阿里巴巴被誉为亚洲的亚马逊购物网站，这公司的老板被请吃闭门羹。特里莎‧梅却在日程中保留了数小时，跟幕僚吃巧克力火锅。”
佩里尔透露的是去年的事，但《经济学人》记者麦克尔罗伊（Anne McElvoy）指出，特里莎‧梅必须透过中国之行，亲身向世界展示英国的目光不只在欧洲，而是愿意“发展欧洲以外市场”。
她在《卫报》撰文指，这是“英国首相工作的一部份，不可以假手于人”。
钢材和股票
天空新闻台（Sky News）报道，随梅首相访华的商人，包括英国石油、汇丰银行及伦敦证券交易所等高层人员。《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留意到，财相哈蒙德（Philip Hammond）去年12月曾访问上海，探讨将伦敦和上海两个交易所连结起来，让一方的投资者可在另一方买卖股票（即所谓的“沪伦通”计划）。
但也有分析对与华的贸易关系有保留态度。《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引述工党议员尼克‧戴金（Nick Dakin）指，特里莎‧梅可能以开放英国钢铁市场，换取中方在贸易上的让步。这举动对英国钢铁业的影响，可能“不逊于前首相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对矿产业带来的影响”。
撒切尔1980年代决意关闭英国20个没有利润的矿场，20,000多名矿工随之失业。
戴金指，英国当局必须采取适当贸易保护措施，否则英国市场将充斥着“廉价但品质低劣的中国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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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又译文翠珊）到访中国前夕，当地报章的报道焦点可概括为四个字：对华贸易。
特雷莎‧梅将在周三（1月31日）抵达北京访问，稍后还会访问上海和湖北。随团的还包括50多名商人，包括多家英国上司公司的代表。
她早前在瑞士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时声言，英国在脱欧后将继续推动世界自由贸易，也要把“新的伙伴拉到谈判桌上”，被视为对欧盟放话。
但也有评论留意到，她在论坛期间不如各国领袖般热衷与商界领袖见面，有前英国新闻官更透露，她在去年的论坛期间，宁可回酒店房间吃巧克力火锅，也不与阿里巴巴主席马云见面，被质疑是否真的有能力推动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商贸关系。
“巧克力门”
英首相府前新闻办公室主任佩里尔（Katie Perrior）1月25日在《泰晤士报》撰文，透露马云在去年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请求约见特雷莎，却被拒诸门外。
她写道：“阿里巴巴被誉为亚洲的亚马逊购物网站，这公司的老板被请吃闭门羹。特里莎‧梅却在日程中保留了数小时，跟幕僚吃巧克力火锅。”
佩里尔透露的是去年的事，但《经济学人》记者麦克尔罗伊（Anne McElvoy）指出，特里莎‧梅必须透过中国之行，亲身向世界展示英国的目光不只在欧洲，而是愿意“发展欧洲以外市场”。
她在《卫报》撰文指，这是“英国首相工作的一部份，不可以假手于人”。
钢材和股票
天空新闻台（Sky News）报道，随梅首相访华的商人，包括英国石油、汇丰银行及伦敦证券交易所等高层人员。《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留意到，财相哈蒙德（Philip Hammond）去年12月曾访问上海，探讨将伦敦和上海两个交易所连结起来，让一方的投资者可在另一方买卖股票（即所谓的“沪伦通”计划）。
但也有分析对与华的贸易关系有保留态度。《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引述工党议员尼克‧戴金（Nick Dakin）指，特里莎‧梅可能以开放英国钢铁市场，换取中方在贸易上的让步。这举动对英国钢铁业的影响，可能“不逊于前首相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对矿产业带来的影响”。
撒切尔1980年代决意关闭英国20个没有利润的矿场，20,000多名矿工随之失业。
戴金指，英国当局必须采取适当贸易保护措施，否则英国市场将充斥着“廉价但品质低劣的中国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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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知名女作家加羊吉的遭遇 讲述前政治犯的恶劣处境
【西藏之声2018年1月27日报道】2008年4月西藏知名女作家兼歌手加羊吉，遭中共政府莫须有的罪名，刑讯逼供长达20天。后因“证据不足”，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让她交付巨额罚金才放人。2017年年末，加羊吉在社交媒体发文，讲述她的家庭遭连带报复的情况。加羊吉无奈叹息道: “在过去近10年来，永无休止的恐吓，扰乱我的精神安宁，让我身心疲惫，同时给我的孩子们无尽的伤害。这片土地原本是我的故土，我却像是一个逃亡中的犯人。”
加羊吉于2008年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牢狱之灾
加羊吉(Jamyang Kyi) 于1965年出生在西藏安多芒拉峡朵(今属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她曾于1984年在青海省海南州民族师范中专部毕业。后进入青海省电视台藏语部，从事编播采翻译编导等工作，时间长达近30年。加羊吉还是知名的母语歌手，还曾发表过多篇关于藏人妇女方面的文章。 2006年3月，她曾到美国纽约参加藏历新年演出及哥伦比亚大学的藏学研讨会。
2008年4月1日，加羊吉于她就职的青海省电视台办公楼内，遭中共公安人员拘捕，之后开始了长达20天的拘押审讯。她是“西藏08和平抗争”中唯一遭遇牢狱之灾的最著名的西藏公众人物。
加羊吉获释后不久，根据她的亲身经历写下回忆录《审讯日志—一种虐待过程》。其中描述她被带走时的场景“办公室里有三个陌生的男的和一位女士，他们看见我走进来后其中一个问道:‘她是不是加羊吉?’ 台长点头表示是，于是刚问话的那位男士站起身说:‘我们是城西派出所的，是在调查一个案件，需要你的协助，请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他们都没有穿警察制服。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使我不知所措。”
加羊吉是在北京当局的指示下被拘捕，拘捕的主要原因经过朋友向外透露信息，以及在她家里搜出的两台电脑，发现游览海外网站。青海省国安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仓促中定为“危害国家安全嫌疑犯”，主要原因是“她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在第一天的审讯回忆中，加羊吉写道，“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按照‘北京的指示’拘留我的，并且说，主要是我把西藏的情况和西北民族大学藏语学院的学生们示威游行的情况，以及西藏的现状通过电话告诉了其他人的举动造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构成了违法行为。”
加羊吉在被拘押期间遭受数天的刑讯逼供
她在被拘押的第七天开始，遭受长达13天的“老虎凳子”刑讯逼供。这让年过40岁，且患有腰椎骨之增的加羊吉受尽折磨。刑讯最长的一次是三天三夜被铐在“老虎凳”上，不让睡觉。
加羊吉回忆道:“我被锁的那个特别的凳子他们称之为‘审讯凳’，人活到四十岁第一次知道国家竟然有一种带锁的凳子，之前闻所未闻，之后有人告诉我那种凳子还有一个别名叫法‘老虎凳子’。四月七日我在西湖宾馆里第一次看见这种凳子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之感，当时误以为今后不会再看到这种凳子。为了记住这种特别凳子的名称向那位舔嘴女警察问了两遍，她可能认为我在担心拷到那个凳子上才问的，所以暗示那个凳子不是像你一样的人准备的。为此，我更加觉得这种凳子是专门为犯罪分子们准备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把我拷到‘老虎凳子’上长达十三天。”
在拘押期间，摧残加羊吉身心的并不是铐“老虎凳子”的刑讯逼供，而是中共公安人员对她，以及对西藏民族的种族歧视与辱骂。
在第二天的审讯回忆中，加羊吉写道，发现中共公安人员对她持有低劣的看法与偏见时，让她羞愧难耐。“李姓女警察在看守我的时间里，她的丈夫不时地打来电话。她对我说:丈夫非常担心她的安全。因为她的丈夫认为藏族人里女人比男人还要狠毒，在拉萨事件中很多藏族少女是头一个放火杀人的刽子手。正因为如此，以她的丈夫的要求向上级提出了安全问题，所以上级决定在夜间两个女警轮流看守。”
“当听到她和她的家人是如此之谨慎和对我持有如此低劣的看法时，我有种难忍的羞愧之感，同时也很不自在，尤其是对自己的民族持有如此低等的偏见时，心里不是个滋味。此时此刻我真正地感受到–我不是仅仅我一个人而是代表着一个民族。”
在审讯过程中，中共公安人员再三辱骂藏人不懂得“国家的恩情”、狼心狗肺、恩将仇报等等。公安人员“主子”般的高姿态，以及对藏人低人一等的蔑视，让这位坚强的藏人女性产生过轻生的念想，这让人无限地感慨！“在一次审讯中，我无法忍受他们有意的侮辱，我不由地一遍又一遍地查看我的衣兜，我看着手腕上突出的血管，如果当时那把小刀在我的衣兜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割腕自杀。”
加羊吉还写道，因她每月领取三千元人民币的工资这事，成为中共公安攻击的对象，那些话深深的伤害了她，需要靠工资生活。“有几次我甚至觉得我应该放弃那份工作，因为那样，将来再也不会有人，以我拿国家的工资为借口来诬蔑和伤害我。”
2008年4月，加羊吉被青海省安全部门拘押二十多天，警方还搜查了加羊吉的家，没收电脑与通讯簿等物品。后因“证据不足”，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让她交付巨额罚金才放人。
2008年8月13日，青海省电视台藏语部专门为加羊吉召开会议。藏语部的领导南卡泰严禁她不得接触电脑网络，每天的早中晚都要按时记录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离开。青海省电视台与安全部门合作，限制她的外出。
加羊吉获释近10年，中共政府并未停止对她及整个家庭的迫害
2017年9月30日与11月17日，加羊吉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两条贴文，讲述了她与丈夫拉姆嘉两人出版的多部书籍，遭中共政府强制没收，以及这十年来她的家庭遭中共当局报复迫害的情况
加羊吉写道，9月28日拉萨一家书店告诉他们有人预定她与丈夫拉姆嘉的书籍《限制权利与维权》、《权利与安全》各100本，两天后有六七人前去强行将200本书拿走，另收缴了他们的其他几本著作，造成数千元人民币损失。
而在11月16日，中共当局在西宁市一家书店仓库中强行收缴两人的书籍共1040本，另外从西宁其他书店中没收数十本。当局给出的理由是，《权利与安全》这本书籍没有同时使用汉语书名。
加羊吉在贴文最后指出，他们并不为书籍被没收造成的财物损失感到可惜，而是对当局此举感到非常难过与无奈：“在过去近10年来，永无休止的恐吓，扰乱我的精神安宁，让我身心疲惫，同时给我的孩子们无尽的伤害。当局通过限制生计来骚扰我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 这片土地原本是我的故土，我却像是一个逃亡中的犯人。”
加羊吉在《审讯日志》中提到，审讯与看押她的中共公安人员多次提醒，因她是公众人物，受到特别待遇，其他人的处境就没有她的好。
目前仍有至少两千名西藏政治犯关押在中共监狱
不可否认，在西藏社会享有高声望的一个人，仅仅因为游览境外网站，就遭受如此折磨。而那些“无名”的普通民众，因行使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后遭捕，他们的处境可想而知，让人非常忧心。
根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统计，目前至少2000名藏人政治犯，被关押在中共监狱中。2009年至今已获确认有151名境内藏人焚身抗议中共暴政。
西藏知名前政治犯班丹嘉措、达纳•晋美桑波，以及阿玛阿德等人均在各自的传记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在监狱中遭受非人酷刑虐待，以及获释后继续被限制行动自由的情况。
笔名为“铁让”的西藏青年作家扎西绕丹，曾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拘押。目前扎西绕丹在名义上是自由人，但是他的一行一动均受到当局的控制。而西藏拉卜楞寺僧人晋美嘉措（又写久美嘉措/久美果日），他在身体状况极差的情况下获释，但是至今不被允许穿回袈裟，不被允许返回寺院。
西藏安多玛曲县藏人雪努班丹 (又译: 华尔旦)于2013年7月24日，在被关押一年多后提前获释。他出狱之后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了两次大的手术，治疗各种健康并发症，包括他在监狱中发严重的心脏病。雪努班丹现年8岁的女儿南吉卓玛，因其父亲的政治背景，而被当地学校拒绝接受。
现居瑞士的知名前政治犯果洛晋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他有很多在90年代入狱的政治犯朋友，较于他们被关押的年代，目前被关押的藏人政治犯的处境更加恶劣。因西藏大多地方的经济发展较落后，这些政治犯获释后，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差。藏人内部有心帮他们的人，也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有条件的又没有这个想法，或者他们害怕受到当局报复。从整体上看，藏人民众感非常尊敬这些因政治罪名入狱的人。
果洛晋美还表示，有一些政治犯的丈夫或妻子是政府公职人员，或者他们的子女是公职人员，他们受到更大的控制，再也没有升职的空间，没有被开除公职已经要很感激。如果这些人在工作中出现一点差错，马上会以“家庭背景”为由被开职。他们同单位的其他同事讲话， 或者同外面的人讲话，都要非常小心措辞，一不留神，被抓住把柄，遭来祸害。
记者：丹增潘多
from 西藏之声 http://www.vot.org/cn/%e8%a5%bf%e8%97%8f%e7%9f%a5%e5%90%8d%e5%a5%b3%e4%bd%9c%e5%ae%b6%e5%8a%a0%e7%be%8a%e5%90%89%e7%9a%84%e9%81%ad%e9%81%87-%e8%ae%b2%e8%bf%b0%e5%89%8d%e6%94%bf%e6%b2%bb%e7%8a%af%e7%9a%84%e6%81%b6%e5%8a%a3/
加羊吉于2008年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牢狱之灾
加羊吉(Jamyang Kyi) 于1965年出生在西藏安多芒拉峡朵(今属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她曾于1984年在青海省海南州民族师范中专部毕业。后进入青海省电视台藏语部，从事编播采翻译编导等工作，时间长达近30年。加羊吉还是知名的母语歌手，还曾发表过多篇关于藏人妇女方面的文章。 2006年3月，她曾到美国纽约参加藏历新年演出及哥伦比亚大学的藏学研讨会。
2008年4月1日，加羊吉于她就职的青海省电视台办公楼内，遭中共公安人员拘捕，之后开始了长达20天的拘押审讯。她是“西藏08和平抗争”中唯一遭遇牢狱之灾的最著名的西藏公众人物。
加羊吉获释后不久，根据她的亲身经历写下回忆录《审讯日志—一种虐待过程》。其中描述她被带走时的场景“办公室里有三个陌生的男的和一位女士，他们看见我走进来后其中一个问道:‘她是不是加羊吉?’ 台长点头表示是，于是刚问话的那位男士站起身说:‘我们是城西派出所的，是在调查一个案件，需要你的协助，请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他们都没有穿警察制服。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使我不知所措。”
加羊吉是在北京当局的指示下被拘捕，拘捕的主要原因经过朋友向外透露信息，以及在她家里搜出的两台电脑，发现游览海外网站。青海省国安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仓促中定为“危害国家安全嫌疑犯”，主要原因是“她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在第一天的审讯回忆中，加羊吉写道，“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按照‘北京的指示’拘留我的，并且说，主要是我把西藏的情况和西北民族大学藏语学院的学生们示威游行的情况，以及西藏的现状通过电话告诉了其他人的举动造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构成了违法行为。”
加羊吉在被拘押期间遭受数天的刑讯逼供
她在被拘押的第七天开始，遭受长达13天的“老虎凳子”刑讯逼供。这让年过40岁，且患有腰椎骨之增的加羊吉受尽折磨。刑讯最长的一次是三天三夜被铐在“老虎凳”上，不让睡觉。
加羊吉回忆道:“我被锁的那个特别的凳子他们称之为‘审讯凳’，人活到四十岁第一次知道国家竟然有一种带锁的凳子，之前闻所未闻，之后有人告诉我那种凳子还有一个别名叫法‘老虎凳子’。四月七日我在西湖宾馆里第一次看见这种凳子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之感，当时误以为今后不会再看到这种凳子。为了记住这种特别凳子的名称向那位舔嘴女警察问了两遍，她可能认为我在担心拷到那个凳子上才问的，所以暗示那个凳子不是像你一样的人准备的。为此，我更加觉得这种凳子是专门为犯罪分子们准备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把我拷到‘老虎凳子’上长达十三天。”
在拘押期间，摧残加羊吉身心的并不是铐“老虎凳子”的刑讯逼供，而是中共公安人员对她，以及对西藏民族的种族歧视与辱骂。
在第二天的审讯回忆中，加羊吉写道，发现中共公安人员对她持有低劣的看法与偏见时，让她羞愧难耐。“李姓女警察在看守我的时间里，她的丈夫不时地打来电话。她对我说:丈夫非常担心她的安全。因为她的丈夫认为藏族人里女人比男人还要狠毒，在拉萨事件中很多藏族少女是头一个放火杀人的刽子手。正因为如此，以她的丈夫的要求向上级提出了安全问题，所以上级决定在夜间两个女警轮流看守。”
“当听到她和她的家人是如此之谨慎和对我持有如此低劣的看法时，我有种难忍的羞愧之感，同时也很不自在，尤其是对自己的民族持有如此低等的偏见时，心里不是个滋味。此时此刻我真正地感受到–我不是仅仅我一个人而是代表着一个民族。”
在审讯过程中，中共公安人员再三辱骂藏人不懂得“国家的恩情”、狼心狗肺、恩将仇报等等。公安人员“主子”般的高姿态，以及对藏人低人一等的蔑视，让这位坚强的藏人女性产生过轻生的念想，这让人无限地感慨！“在一次审讯中，我无法忍受他们有意的侮辱，我不由地一遍又一遍地查看我的衣兜，我看着手腕上突出的血管，如果当时那把小刀在我的衣兜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割腕自杀。”
加羊吉还写道，因她每月领取三千元人民币的工资这事，成为中共公安攻击的对象，那些话深深的伤害了她，需要靠工资生活。“有几次我甚至觉得我应该放弃那份工作，因为那样，将来再也不会有人，以我拿国家的工资为借口来诬蔑和伤害我。”
2008年4月，加羊吉被青海省安全部门拘押二十多天，警方还搜查了加羊吉的家，没收电脑与通讯簿等物品。后因“证据不足”，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让她交付巨额罚金才放人。
2008年8月13日，青海省电视台藏语部专门为加羊吉召开会议。藏语部的领导南卡泰严禁她不得接触电脑网络，每天的早中晚都要按时记录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离开。青海省电视台与安全部门合作，限制她的外出。
加羊吉获释近10年，中共政府并未停止对她及整个家庭的迫害
2017年9月30日与11月17日，加羊吉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两条贴文，讲述了她与丈夫拉姆嘉两人出版的多部书籍，遭中共政府强制没收，以及这十年来她的家庭遭中共当局报复迫害的情况
加羊吉写道，9月28日拉萨一家书店告诉他们有人预定她与丈夫拉姆嘉的书籍《限制权利与维权》、《权利与安全》各100本，两天后有六七人前去强行将200本书拿走，另收缴了他们的其他几本著作，造成数千元人民币损失。
而在11月16日，中共当局在西宁市一家书店仓库中强行收缴两人的书籍共1040本，另外从西宁其他书店中没收数十本。当局给出的理由是，《权利与安全》这本书籍没有同时使用汉语书名。
加羊吉在贴文最后指出，他们并不为书籍被没收造成的财物损失感到可惜，而是对当局此举感到非常难过与无奈：“在过去近10年来，永无休止的恐吓，扰乱我的精神安宁，让我身心疲惫，同时给我的孩子们无尽的伤害。当局通过限制生计来骚扰我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 这片土地原本是我的故土，我却像是一个逃亡中的犯人。”
加羊吉在《审讯日志》中提到，审讯与看押她的中共公安人员多次提醒，因她是公众人物，受到特别待遇，其他人的处境就没有她的好。
目前仍有至少两千名西藏政治犯关押在中共监狱
不可否认，在西藏社会享有高声望的一个人，仅仅因为游览境外网站，就遭受如此折磨。而那些“无名”的普通民众，因行使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后遭捕，他们的处境可想而知，让人非常忧心。
根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统计，目前至少2000名藏人政治犯，被关押在中共监狱中。2009年至今已获确认有151名境内藏人焚身抗议中共暴政。
西藏知名前政治犯班丹嘉措、达纳•晋美桑波，以及阿玛阿德等人均在各自的传记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在监狱中遭受非人酷刑虐待，以及获释后继续被限制行动自由的情况。
笔名为“铁让”的西藏青年作家扎西绕丹，曾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拘押。目前扎西绕丹在名义上是自由人，但是他的一行一动均受到当局的控制。而西藏拉卜楞寺僧人晋美嘉措（又写久美嘉措/久美果日），他在身体状况极差的情况下获释，但是至今不被允许穿回袈裟，不被允许返回寺院。
西藏安多玛曲县藏人雪努班丹 (又译: 华尔旦)于2013年7月24日，在被关押一年多后提前获释。他出狱之后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了两次大的手术，治疗各种健康并发症，包括他在监狱中发严重的心脏病。雪努班丹现年8岁的女儿南吉卓玛，因其父亲的政治背景，而被当地学校拒绝接受。
现居瑞士的知名前政治犯果洛晋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他有很多在90年代入狱的政治犯朋友，较于他们被关押的年代，目前被关押的藏人政治犯的处境更加恶劣。因西藏大多地方的经济发展较落后，这些政治犯获释后，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差。藏人内部有心帮他们的人，也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有条件的又没有这个想法，或者他们害怕受到当局报复。从整体上看，藏人民众感非常尊敬这些因政治罪名入狱的人。
果洛晋美还表示，有一些政治犯的丈夫或妻子是政府公职人员，或者他们的子女是公职人员，他们受到更大的控制，再也没有升职的空间，没有被开除公职已经要很感激。如果这些人在工作中出现一点差错，马上会以“家庭背景”为由被开职。他们同单位的其他同事讲话， 或者同外面的人讲话，都要非常小心措辞，一不留神，被抓住把柄，遭来祸害。
记者：丹增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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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陆委会主委：今年两岸关系面临更大挑战
来源:
美国之音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小月表示，两岸关系今年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大陆会持续对台采取两手策略，不过，她也呼吁双方应该尽速展开沟通对话。
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星期一(1月29号)在年终记者会上表示，预期两岸关系今年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她说：“今年，我们觉得中国大陆对台湾一定是两手策略，一拉一打，也就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一方面对我们提出的沟通对话刻意忽视、政府官方的沟通的往来，可是对民间加强交流。”
张小月还强调，台湾坚守自己的主权，两岸之间的互动一定要符合公平、对等、尊严的原则，双方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并早日开启沟通对话。
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不满，除了中断高层官方互动，也减少陆客赴台旅游，为了因应相关冲击，台湾政府则加强吸引东南亚国家旅客到访。
隔空喊话
蔡英文总统曾经多次提出两岸应该展开互动新模式，并呼吁中方珍惜双方30年来的交流经验，搁置政治争议、实事求是，不过，中国国台办则回应，只有认同两岸同属一中，双方关系才能拨云见日。
就在两岸隔空喊话的同时，中国也加大了外交及军事上的打压，台湾再次无法以观察员及贵宾的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此外，中国的军机及航母也出现绕台的情形。
今年1月4号，中国更单方面启用M503北上等航线，并认为不需要经过台湾的同意，不过台湾政府对此则大为不满，认为此举已经影响台湾的飞航及国家安全，也违背双方2015年达成的共识。
冲击两岸
张小月主委也再次呼吁双方就M503航线争议进行协商，并提醒中国大陆不要轻忽这个事件对两岸关系造成的冲击，台湾民众也会检验并以此作为两岸关系走向的指标。
她说：“任何一方都不应该片面拒绝履行共识，解铃还须系铃人，M503航线的争议应该回归不涉政治前提的两岸民航问题上商谈，尽速由航空小两会进行技术性协商。”
民主和平
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执行长简锡堦表示，面对两岸目前的僵局，已经有台湾民众在身份认同上出现摇摆，蔡政府应该告诉人民两岸的愿景为何？最高原则不是统独，而是民主与和平。
他说：“统一必需要民主统一，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跟中国这样讲，跟全世界讲，两岸要和平解决，不是用战争解决，美国会支持、欧盟会支持、联合国都会支持。”
简锡堦还指出，蔡政府目前以不批准2家中国的航空公司春节加班机来抵制M503航线，如果告诉民众此举是为了两岸和平，应该会争取到更多的支持。
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在记者会上还表示，无论是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或是军事互信机制，目前都言之过早，台湾内部也没有共识，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两岸透过沟通对话解决争议。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1/%E5%8F%B0%E9%99%86%E5%A7%94%E4%BC%9A%E4%B8%BB%E5%A7%94%EF%BC%9A%E4%BB%8A%E5%B9%B4%E4%B8%A4%E5%B2%B8%E5%85%B3%E7%B3%BB%E9%9D%A2%E4%B8%B4%E6%9B%B4%E5%A4%A7%E6%8C%91%E6%88%98.html
美国之音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小月表示，两岸关系今年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大陆会持续对台采取两手策略，不过，她也呼吁双方应该尽速展开沟通对话。
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星期一(1月29号)在年终记者会上表示，预期两岸关系今年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她说：“今年，我们觉得中国大陆对台湾一定是两手策略，一拉一打，也就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一方面对我们提出的沟通对话刻意忽视、政府官方的沟通的往来，可是对民间加强交流。”
张小月还强调，台湾坚守自己的主权，两岸之间的互动一定要符合公平、对等、尊严的原则，双方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并早日开启沟通对话。
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不满，除了中断高层官方互动，也减少陆客赴台旅游，为了因应相关冲击，台湾政府则加强吸引东南亚国家旅客到访。
隔空喊话
蔡英文总统曾经多次提出两岸应该展开互动新模式，并呼吁中方珍惜双方30年来的交流经验，搁置政治争议、实事求是，不过，中国国台办则回应，只有认同两岸同属一中，双方关系才能拨云见日。
就在两岸隔空喊话的同时，中国也加大了外交及军事上的打压，台湾再次无法以观察员及贵宾的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此外，中国的军机及航母也出现绕台的情形。
今年1月4号，中国更单方面启用M503北上等航线，并认为不需要经过台湾的同意，不过台湾政府对此则大为不满，认为此举已经影响台湾的飞航及国家安全，也违背双方2015年达成的共识。
冲击两岸
张小月主委也再次呼吁双方就M503航线争议进行协商，并提醒中国大陆不要轻忽这个事件对两岸关系造成的冲击，台湾民众也会检验并以此作为两岸关系走向的指标。
她说：“任何一方都不应该片面拒绝履行共识，解铃还须系铃人，M503航线的争议应该回归不涉政治前提的两岸民航问题上商谈，尽速由航空小两会进行技术性协商。”
民主和平
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执行长简锡堦表示，面对两岸目前的僵局，已经有台湾民众在身份认同上出现摇摆，蔡政府应该告诉人民两岸的愿景为何？最高原则不是统独，而是民主与和平。
他说：“统一必需要民主统一，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跟中国这样讲，跟全世界讲，两岸要和平解决，不是用战争解决，美国会支持、欧盟会支持、联合国都会支持。”
简锡堦还指出，蔡政府目前以不批准2家中国的航空公司春节加班机来抵制M503航线，如果告诉民众此举是为了两岸和平，应该会争取到更多的支持。
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在记者会上还表示，无论是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或是军事互信机制，目前都言之过早，台湾内部也没有共识，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两岸透过沟通对话解决争议。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1/%E5%8F%B0%E9%99%86%E5%A7%94%E4%BC%9A%E4%B8%BB%E5%A7%94%EF%BC%9A%E4%BB%8A%E5%B9%B4%E4%B8%A4%E5%B2%B8%E5%85%B3%E7%B3%BB%E9%9D%A2%E4%B8%B4%E6%9B%B4%E5%A4%A7%E6%8C%91%E6%88%98.html
陈冯富珍年逾70仍有望做政协常委传因“玩弄台湾”有功
来源:
法广
新一届全国政协名单出炉，弹丸之地的港澳地区人士，竟有230人上榜，成为全国政协第一大军团，苹果日报分析，反映中共仍重视港澳在国家层面政治生活的“花瓶”作用；而上榜者多因对国家有功而获犒赏的气味，亦相当浓厚，例如年逾70的前香港卫生署署长、前世卫组织WHO总干事的陈冯富珍，不但打破“七上八落”的常规，甚至有机会问鼎常委，皆因主政WHO期间执行北京旨意“玩弄台湾”有功。
今年3月又到每5年一次的政协大换班，据新华社早前公布的新一届名单，总共2158个委员中，“特邀香港人士”达124人，加上其他界别的港人，新一届全国政协港人多达200人，是34个界别（即代表团）中最多；若加上澳门的29人，新一届全国政协港澳人士多达230人，堪称“第一大军团”。
港澳委员的数目在全国政协的比例，一向吃重，分析认为此乃彰显中共仍重视港澳在国家层面政治生活的“花瓶”作用。全国政协“人选”，一般以当事人对国家事务“贡献”为重，因此今届全国政协突出特点仍是“政治酬庸”。
当中尤以年逾70的陈冯富珍堪称是一个典范。她不但打破年龄常规名列榜上，甚至传闻指有机会问鼎常委，官居省部级。分析指出，当局是显然念及她在WHO主政期间，按北京旨意“玩弄台湾于股掌”，故仍授以政协头衔“以示奖励”。
事实上，陈冯富珍是香港回归后，第一位因为政绩差劣而遭到立法会谴责的政府高干。在2003年“非典”肆虐香港，造成299人死亡，时任卫生署长的陈冯富珍被指处理疫情失当而遭到谴责。
分析指出，同样因为保皇有功而获得政协头衔犒赏的，还有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自由党易志明、经民联卢伟国，他们名字入围，显然是当局对他们“保皇”有功的嘉勉；警务处前处长曾伟雄入局，相信与其掌权间强硬处理香港社会反政府活动，特别是在雨伞运动中，向示威者施放87枚催泪弹，获北京欣赏有关。
至于去年卸任的保安局长黎栋国入围，分析指出，只要回顾他任期时香港社会发生连串内地便衣警员跨境执法事件，一个又一个“问题人士”从香港掳回内地接受处罚，每次保安局都是“嘴巴说说”，从未向大陆当局正规交涉，就可以理解黎前局长今次获全国政协这个封号是“理所当然”。
第二个特征是，港府退休高官及亲中红人获安排到全国政协是一大趋势，如食物衞生局前局长高永文、曾任梁振英竞选办副主任的刘炳章，以及同被视为梁粉的前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等，今次跻身榜上，反映“香港制度内地化”日益明显。连内地舆论也不讳言，政协是中共“政坛养老院”。
广东省本月23日举行新一届省政协会议，789名委员有101位港人，包括明星周星驰及众多本港富二代等，亦为地方政协之最，反映广东虽在经济规模上早已超过香港，但仍要借仗香港做政治花瓶，为中共的“民主协商政治制度”做标贴。邻近的广西也不甘后人，最近也“选出”香港电视诙谐搞笑影星王祖蓝做政协委员，正好符合大陆的说法：“全国政协属酬庸，人数不够明星凑”。
在中国举办的2016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上陈冯富珍为中国不透明的器官移植辩护，称中国为器官获取和移植，提供了一个有序、符合伦理的框架。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1/%E9%99%88%E5%86%AF%E5%AF%8C%E7%8F%8D%E5%B9%B4%E9%80%BE70%E4%BB%8D%E6%9C%89%E6%9C%9B%E5%81%9A%E6%94%BF%E5%8D%8F%E5%B8%B8%E5%A7%94%E4%BC%A0%E5%9B%A0%E2%80%9C%E7%8E%A9%E5%BC%84%E5%8F%B0%E6%B9%BE%E2%80%9D%E6%9C%89%E5%8A%9F.html
法广
新一届全国政协名单出炉，弹丸之地的港澳地区人士，竟有230人上榜，成为全国政协第一大军团，苹果日报分析，反映中共仍重视港澳在国家层面政治生活的“花瓶”作用；而上榜者多因对国家有功而获犒赏的气味，亦相当浓厚，例如年逾70的前香港卫生署署长、前世卫组织WHO总干事的陈冯富珍，不但打破“七上八落”的常规，甚至有机会问鼎常委，皆因主政WHO期间执行北京旨意“玩弄台湾”有功。
今年3月又到每5年一次的政协大换班，据新华社早前公布的新一届名单，总共2158个委员中，“特邀香港人士”达124人，加上其他界别的港人，新一届全国政协港人多达200人，是34个界别（即代表团）中最多；若加上澳门的29人，新一届全国政协港澳人士多达230人，堪称“第一大军团”。
港澳委员的数目在全国政协的比例，一向吃重，分析认为此乃彰显中共仍重视港澳在国家层面政治生活的“花瓶”作用。全国政协“人选”，一般以当事人对国家事务“贡献”为重，因此今届全国政协突出特点仍是“政治酬庸”。
当中尤以年逾70的陈冯富珍堪称是一个典范。她不但打破年龄常规名列榜上，甚至传闻指有机会问鼎常委，官居省部级。分析指出，当局是显然念及她在WHO主政期间，按北京旨意“玩弄台湾于股掌”，故仍授以政协头衔“以示奖励”。
事实上，陈冯富珍是香港回归后，第一位因为政绩差劣而遭到立法会谴责的政府高干。在2003年“非典”肆虐香港，造成299人死亡，时任卫生署长的陈冯富珍被指处理疫情失当而遭到谴责。
分析指出，同样因为保皇有功而获得政协头衔犒赏的，还有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自由党易志明、经民联卢伟国，他们名字入围，显然是当局对他们“保皇”有功的嘉勉；警务处前处长曾伟雄入局，相信与其掌权间强硬处理香港社会反政府活动，特别是在雨伞运动中，向示威者施放87枚催泪弹，获北京欣赏有关。
至于去年卸任的保安局长黎栋国入围，分析指出，只要回顾他任期时香港社会发生连串内地便衣警员跨境执法事件，一个又一个“问题人士”从香港掳回内地接受处罚，每次保安局都是“嘴巴说说”，从未向大陆当局正规交涉，就可以理解黎前局长今次获全国政协这个封号是“理所当然”。
第二个特征是，港府退休高官及亲中红人获安排到全国政协是一大趋势，如食物衞生局前局长高永文、曾任梁振英竞选办副主任的刘炳章，以及同被视为梁粉的前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等，今次跻身榜上，反映“香港制度内地化”日益明显。连内地舆论也不讳言，政协是中共“政坛养老院”。
广东省本月23日举行新一届省政协会议，789名委员有101位港人，包括明星周星驰及众多本港富二代等，亦为地方政协之最，反映广东虽在经济规模上早已超过香港，但仍要借仗香港做政治花瓶，为中共的“民主协商政治制度”做标贴。邻近的广西也不甘后人，最近也“选出”香港电视诙谐搞笑影星王祖蓝做政协委员，正好符合大陆的说法：“全国政协属酬庸，人数不够明星凑”。
在中国举办的2016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上陈冯富珍为中国不透明的器官移植辩护，称中国为器官获取和移植，提供了一个有序、符合伦理的框架。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1/%E9%99%88%E5%86%AF%E5%AF%8C%E7%8F%8D%E5%B9%B4%E9%80%BE70%E4%BB%8D%E6%9C%89%E6%9C%9B%E5%81%9A%E6%94%BF%E5%8D%8F%E5%B8%B8%E5%A7%94%E4%BC%A0%E5%9B%A0%E2%80%9C%E7%8E%A9%E5%BC%84%E5%8F%B0%E6%B9%BE%E2%80%9D%E6%9C%89%E5%8A%9F.html
中国经济进入“抢钱模式”，谁是最大赢家？
作者: 孙骁骥
2018年开年以来，内地的银行发起了一场“揽储战争”。一般来说，银行揽储的目的是要在短期内大幅增加存款现金的数量，提高存贷比率。在月末、季末、年末的时候，监管部门会考核存贷比是否达标，这些时间节点，都是银行迫于监管压力而加大力度揽储的时候。
不过，今年以来的揽储大战却是发生在年初。银行刚刚经历过去年底的“考核压力”，但并没有在年末的揽储之战后停下来，而是一直在持续吸收现金存款。
这种停不下来的揽储趋势，不免令人怀疑：今年银行是不是很缺钱，向储户“抢钱”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这有可能对普通人的生活与投资产生何种影响？
一、银行“抢钱”，为应对强监管和流动性枯竭
最近一个月以来，我们在新闻中经常看到中资银行的各种“揽储”套路。例如，某地的银行向开户存钱的客户送大米、送食用油、送海鲜，开户额度较大的人还会收到诸如小电器、行李箱等等“礼物”。对于一些年轻的客户，银行则会采取送网购劵以及各种礼券的办法，来吸引他们存钱。
当然，方法比以上的更出格的也有，甚至有涉及违反法规的现象，总之，银行是想尽了各种办法和手段从客户手里获得现金。据统计，2017年中国大陆的人民币存款增加13.5万亿，同比增加减少1.36万亿。银行在市场上获取存款的压力巨大。
根据人民银行的金融市场统计数据，2017年年底全国金融机构的存款量超过164万亿，全年的总量虽然增加，但是流通性的货币却在减少，流通中的货币减少超过万亿。在各项存款中，增加最多的是企业存款以及政府机关存款。企业存款从去年1到12月增加超过五万亿，政府存款增加超过三万亿。
在企业和政府存款增加的同时，居民住户的活期存款却在持续下降。在互各种联网金融平台的竞争下，银行活期存款对普通人的吸引力显著下降，银行要想从居民身上“抢钱”，现在只能靠各种高利息承诺的定存，以及各种花样百出的“优惠政策”。
去年，就连全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其存款余额上升仅仅1.8%，主要是依靠推广所谓的“结构性存款”（实质等于是承诺高回报和刚性兑付的理财产品）来吸引储户掏钱购买。走到这一步，不禁令人联想到了前几年曾经搞出大事的影子银行和各种表外理财。
银行储蓄增长整体下降，与中国的货币增量减少有直接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监管的日趋加强。
最高监管部门明确表示“严监管”的当下，每个人都知道金融领域的“防风险”意味着金融领域的流动性不再像过去那么容易获得。开年之初，中国银监会就直接部署今年要推行“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行动。这无异于对银行金融机构是一种提醒：钱紧的政策不会变，要是不能自想办法、各显神通，日子就会很难过。
中国金融业今年主打防风险牌，国家的判断是三方面问题：“风险高发多发态势依然复杂严峻，银行业股东管理、公司治理和风险防控机制还比较薄弱，市场乱象生成的深层次原因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这首先就要求银行业要回归主业，不要走所谓的歪门邪道。
正如最高监管部门指示“房子是拿来住的”，所以有房地产业的新调控，银行业强调要回归主业，实现“存款立行”。要搞好这项业务，先得有足够的存款，才能有赚钱的贷款。
而在流动性将会收紧的预期下，吸引更多的存款，是各家银行目前必争之业务。也因为市场未来会“钱紧”，银行信贷额度也会偏紧，导致利率水涨船高。未来银行生意能否做好，最终要看存款量有几多。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揽储和理财等等“抢钱”的举动，正是为了应对即将出现的严监管。于是，甘冒风险，打个提前量，先储备足够的现金流、固本培元，以免监管持续加强时自己扛不住。
二、资金持续空转，企业投资流向金融市场
银行“抢钱”的对象当然不仅仅是普通储户，也包括企业。在非金融企业层面，除了其的活期存款增加明显之外，一部分上市企业也通过购买银行理财的方法将钱转移给银行。
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去年超过1170家中国上市公司对理财产品的投资规模达到创纪录的人民币1.24万亿元。这一数字较2016年增长49%，较两年前的总额增长逾一倍，增幅超过了目前银行存款增幅当中的任何一个类别。尤其是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的公司，其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几乎翻了一番。
这些所谓的理财产品期限为一到三个月不等，其平均年化收益率为4.9%以上，相比之下，国内银行存款基准利率只有1.5%。因此，这些回报率更高的理财产品吸引了大量的上市企业进行投资。
问题在于，这些理财的可靠度依然存疑。支持个别理财产品的标的资产基本没有透明度，理财产品通常利用杠杆来提振回报率，其回报率要比银行存款利率高的代价就是不确定性。
包括个人储户和企业在内的大多数投资者都认为银行在为这些产品提供担保，并且承担标的资产的所有损失。但实际上，在中国新的金融监管政策下，这些产品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违约风险。
不过，潜在的风险已经无法阻止企业继续购买银行理财。企业越是这样做，实际上越是说明现在的资金没有好去处，投资实业没有利润，因此转向名义回报更高的资本市场。
当上市企业这么做的时候，恰恰是危险的信号。企业经营的利好会反映在股市上，然而透过股市吸引来股民的钱以后，这些钱又再次流向了虚拟经济和金融投机市场。钱只不过是透过股市走了一圈，但依然在空转。
这个现实对于最近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反驳。最近，中国的经济数据出炉，各项指标都表现良好，财新的制造业PMI和服务业PMI指数都明显回升，达到一年以来的高点。不过，这些数据背后掩盖的却是资金持续空转，企业的投资流向金融市场的现实。
我们从人民币的M1/M2增加比例来看，可进一步验证这种现象。自从2015年10月以来，中国的M1增速又一次超过了M2增速。M1与M2倒挂说明企业短期的存款在增多，传统的长期经营性投资在减少。
企业将本来就不多的利润握在手上，不知该如何投资，因为无论投资什么，回报率都非常低，甚至有可能亏本。于是，资金不再诉诸传统的信贷市场，而是大量跑到证券投资市场、理财等影子银行系统牟利。
我们已经可以看清基本事实：银行迫不得已又开动吸储的马达，通过“结构性存款”和各种理财从企业和储户手中吸钱。这件事对谁利好？
首先，利好的当然是银行自己，在每个人都差钱的时代，银行通过各种招有效的吸纳大量资金，这对于上市银行的市场表现会有直接的作用。在A股和H股市场，上市银行股的表现都体现出了其“吸金”的效果。
第二，对于和银行深度绑定的国有企业来说，银行流动性的增加对于国资显然具有直接的“输血”作用，因此也利好相关的国企。实际上，在证券投资市场，基金、银行、国资早就已经做了充分勾兑，布局已定。如今让媒体放出消息，应是在市场定向释放讯号，希望能逐渐把量价同时做高。这个车你要不要上，大家自行判断。
金融强监管之下的“抢钱模式”，说明如今中国经济的人为操作性在不断加强。人们越是普遍缺钱、缺投资标的，那么掌握流动性和优质资产的人就越有话事权。经济下行的潜在风险反而使得银行、投机市场、大财团开始抱团取暖，其力量得到空前增强。一切都应验了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国家队或成最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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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开年以来，内地的银行发起了一场“揽储战争”。一般来说，银行揽储的目的是要在短期内大幅增加存款现金的数量，提高存贷比率。在月末、季末、年末的时候，监管部门会考核存贷比是否达标，这些时间节点，都是银行迫于监管压力而加大力度揽储的时候。
不过，今年以来的揽储大战却是发生在年初。银行刚刚经历过去年底的“考核压力”，但并没有在年末的揽储之战后停下来，而是一直在持续吸收现金存款。
这种停不下来的揽储趋势，不免令人怀疑：今年银行是不是很缺钱，向储户“抢钱”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这有可能对普通人的生活与投资产生何种影响？
一、银行“抢钱”，为应对强监管和流动性枯竭
最近一个月以来，我们在新闻中经常看到中资银行的各种“揽储”套路。例如，某地的银行向开户存钱的客户送大米、送食用油、送海鲜，开户额度较大的人还会收到诸如小电器、行李箱等等“礼物”。对于一些年轻的客户，银行则会采取送网购劵以及各种礼券的办法，来吸引他们存钱。
当然，方法比以上的更出格的也有，甚至有涉及违反法规的现象，总之，银行是想尽了各种办法和手段从客户手里获得现金。据统计，2017年中国大陆的人民币存款增加13.5万亿，同比增加减少1.36万亿。银行在市场上获取存款的压力巨大。
根据人民银行的金融市场统计数据，2017年年底全国金融机构的存款量超过164万亿，全年的总量虽然增加，但是流通性的货币却在减少，流通中的货币减少超过万亿。在各项存款中，增加最多的是企业存款以及政府机关存款。企业存款从去年1到12月增加超过五万亿，政府存款增加超过三万亿。
在企业和政府存款增加的同时，居民住户的活期存款却在持续下降。在互各种联网金融平台的竞争下，银行活期存款对普通人的吸引力显著下降，银行要想从居民身上“抢钱”，现在只能靠各种高利息承诺的定存，以及各种花样百出的“优惠政策”。
去年，就连全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其存款余额上升仅仅1.8%，主要是依靠推广所谓的“结构性存款”（实质等于是承诺高回报和刚性兑付的理财产品）来吸引储户掏钱购买。走到这一步，不禁令人联想到了前几年曾经搞出大事的影子银行和各种表外理财。
银行储蓄增长整体下降，与中国的货币增量减少有直接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监管的日趋加强。
最高监管部门明确表示“严监管”的当下，每个人都知道金融领域的“防风险”意味着金融领域的流动性不再像过去那么容易获得。开年之初，中国银监会就直接部署今年要推行“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行动。这无异于对银行金融机构是一种提醒：钱紧的政策不会变，要是不能自想办法、各显神通，日子就会很难过。
中国金融业今年主打防风险牌，国家的判断是三方面问题：“风险高发多发态势依然复杂严峻，银行业股东管理、公司治理和风险防控机制还比较薄弱，市场乱象生成的深层次原因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这首先就要求银行业要回归主业，不要走所谓的歪门邪道。
正如最高监管部门指示“房子是拿来住的”，所以有房地产业的新调控，银行业强调要回归主业，实现“存款立行”。要搞好这项业务，先得有足够的存款，才能有赚钱的贷款。
而在流动性将会收紧的预期下，吸引更多的存款，是各家银行目前必争之业务。也因为市场未来会“钱紧”，银行信贷额度也会偏紧，导致利率水涨船高。未来银行生意能否做好，最终要看存款量有几多。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揽储和理财等等“抢钱”的举动，正是为了应对即将出现的严监管。于是，甘冒风险，打个提前量，先储备足够的现金流、固本培元，以免监管持续加强时自己扛不住。
二、资金持续空转，企业投资流向金融市场
银行“抢钱”的对象当然不仅仅是普通储户，也包括企业。在非金融企业层面，除了其的活期存款增加明显之外，一部分上市企业也通过购买银行理财的方法将钱转移给银行。
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去年超过1170家中国上市公司对理财产品的投资规模达到创纪录的人民币1.24万亿元。这一数字较2016年增长49%，较两年前的总额增长逾一倍，增幅超过了目前银行存款增幅当中的任何一个类别。尤其是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的公司，其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几乎翻了一番。
这些所谓的理财产品期限为一到三个月不等，其平均年化收益率为4.9%以上，相比之下，国内银行存款基准利率只有1.5%。因此，这些回报率更高的理财产品吸引了大量的上市企业进行投资。
问题在于，这些理财的可靠度依然存疑。支持个别理财产品的标的资产基本没有透明度，理财产品通常利用杠杆来提振回报率，其回报率要比银行存款利率高的代价就是不确定性。
包括个人储户和企业在内的大多数投资者都认为银行在为这些产品提供担保，并且承担标的资产的所有损失。但实际上，在中国新的金融监管政策下，这些产品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违约风险。
不过，潜在的风险已经无法阻止企业继续购买银行理财。企业越是这样做，实际上越是说明现在的资金没有好去处，投资实业没有利润，因此转向名义回报更高的资本市场。
当上市企业这么做的时候，恰恰是危险的信号。企业经营的利好会反映在股市上，然而透过股市吸引来股民的钱以后，这些钱又再次流向了虚拟经济和金融投机市场。钱只不过是透过股市走了一圈，但依然在空转。
这个现实对于最近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反驳。最近，中国的经济数据出炉，各项指标都表现良好，财新的制造业PMI和服务业PMI指数都明显回升，达到一年以来的高点。不过，这些数据背后掩盖的却是资金持续空转，企业的投资流向金融市场的现实。
我们从人民币的M1/M2增加比例来看，可进一步验证这种现象。自从2015年10月以来，中国的M1增速又一次超过了M2增速。M1与M2倒挂说明企业短期的存款在增多，传统的长期经营性投资在减少。
企业将本来就不多的利润握在手上，不知该如何投资，因为无论投资什么，回报率都非常低，甚至有可能亏本。于是，资金不再诉诸传统的信贷市场，而是大量跑到证券投资市场、理财等影子银行系统牟利。
我们已经可以看清基本事实：银行迫不得已又开动吸储的马达，通过“结构性存款”和各种理财从企业和储户手中吸钱。这件事对谁利好？
首先，利好的当然是银行自己，在每个人都差钱的时代，银行通过各种招有效的吸纳大量资金，这对于上市银行的市场表现会有直接的作用。在A股和H股市场，上市银行股的表现都体现出了其“吸金”的效果。
第二，对于和银行深度绑定的国有企业来说，银行流动性的增加对于国资显然具有直接的“输血”作用，因此也利好相关的国企。实际上，在证券投资市场，基金、银行、国资早就已经做了充分勾兑，布局已定。如今让媒体放出消息，应是在市场定向释放讯号，希望能逐渐把量价同时做高。这个车你要不要上，大家自行判断。
金融强监管之下的“抢钱模式”，说明如今中国经济的人为操作性在不断加强。人们越是普遍缺钱、缺投资标的，那么掌握流动性和优质资产的人就越有话事权。经济下行的潜在风险反而使得银行、投机市场、大财团开始抱团取暖，其力量得到空前增强。一切都应验了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国家队或成最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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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中国面临2.7万亿美元债券再融资挑战
中国4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将在接下来5年面临再融资挑战，原因是超过一半的未偿付债务将要到期，这加剧了人们对某些借款人的违约风险的担忧。
根据数据提供商Dealogic的数据，2018年，中国的公司、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主权借款人（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有4090亿美元在岸和离岸债券到期，2019年为6190亿美元，2020年为6640亿美元。将要到期的2.7万亿美元债务占中国4万亿美元未偿付债务总额（包括永续债）的一半以上。
对许多借款人来说的一个考验是，在利率走高的环境下，新债的成本将会提高。
安本标准投资管理(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新兴市场高级经济学家亚历克斯•沃尔夫(Alex Wolf)表示：“如果公司以更高的利率重新发债或借款，那将推高总偿债成本。”
考虑到近年来中国债务狂潮的规模，预计更高的偿债成本将给一些借款人带来压力。
Dealogic的一些分析师表示“有理由”担忧，因为“整个经济建立在太多债务之上”，这“可能成为公司的压力（来源）”。
Dealogic表示，2015年发售了大量短期债券，为企业活动提供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将在接下来几年到期。
花旗集团(Citi Group)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说：“我们担心企业债。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中的一大债务人。我认为相对于去年，今年将允许发生更多的违约。”
花旗表示，自几年前发生第一例企业违约之后，迄今已经发生89起。花旗表示，2016年有48起违约，尽管2017年减少到33起。但刘利刚表示，政府在允许国有企业违约方面较为“谨慎”，并且政府不会允许大面积违约。
沃尔夫补充称：“在中国处理债务和信贷问题的一贯方式方面，有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将看到允许更多国有企业违约的政治选择。”
直到不久前，在中国的在岸企业债券市场上，债券违约都很少见，政府通常会介入，为陷入困境的发债者纾困。第一起在岸企业债券违约发生在2014年3月，当时民营的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Shanghai Chaori Solar Energy Science & Technology)未能如期偿付一笔利息。
2015年发生了第一起国企债券违约，违约方是电力设备制造商保定天威(Baoding Tianwei)。这起违约使分析师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更愿意让市场力量占上风的一个迹象。
一些市场评论人士认为，再融资不构成重大风险。只评级中国离岸债权的穆迪(Moody’s)近日表示，今年“亚洲企业的债务到期和之后的再融资需求”将是“可控的”。
他们表示，去年“繁荣的债券市场”让许多亚洲公司能够为再融资发债。他们补充称，2017年“亚洲的发债速度达到空前水平”。
根据数据提供商Dealogic的数据，2018年，中国的公司、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主权借款人（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有4090亿美元在岸和离岸债券到期，2019年为6190亿美元，2020年为6640亿美元。将要到期的2.7万亿美元债务占中国4万亿美元未偿付债务总额（包括永续债）的一半以上。
对许多借款人来说的一个考验是，在利率走高的环境下，新债的成本将会提高。
安本标准投资管理(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新兴市场高级经济学家亚历克斯•沃尔夫(Alex Wolf)表示：“如果公司以更高的利率重新发债或借款，那将推高总偿债成本。”
考虑到近年来中国债务狂潮的规模，预计更高的偿债成本将给一些借款人带来压力。
Dealogic的一些分析师表示“有理由”担忧，因为“整个经济建立在太多债务之上”，这“可能成为公司的压力（来源）”。
Dealogic表示，2015年发售了大量短期债券，为企业活动提供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将在接下来几年到期。
花旗集团(Citi Group)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说：“我们担心企业债。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中的一大债务人。我认为相对于去年，今年将允许发生更多的违约。”
花旗表示，自几年前发生第一例企业违约之后，迄今已经发生89起。花旗表示，2016年有48起违约，尽管2017年减少到33起。但刘利刚表示，政府在允许国有企业违约方面较为“谨慎”，并且政府不会允许大面积违约。
沃尔夫补充称：“在中国处理债务和信贷问题的一贯方式方面，有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将看到允许更多国有企业违约的政治选择。”
直到不久前，在中国的在岸企业债券市场上，债券违约都很少见，政府通常会介入，为陷入困境的发债者纾困。第一起在岸企业债券违约发生在2014年3月，当时民营的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Shanghai Chaori Solar Energy Science & Technology)未能如期偿付一笔利息。
2015年发生了第一起国企债券违约，违约方是电力设备制造商保定天威(Baoding Tianwei)。这起违约使分析师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更愿意让市场力量占上风的一个迹象。
一些市场评论人士认为，再融资不构成重大风险。只评级中国离岸债权的穆迪(Moody’s)近日表示，今年“亚洲企业的债务到期和之后的再融资需求”将是“可控的”。
他们表示，去年“繁荣的债券市场”让许多亚洲公司能够为再融资发债。他们补充称，2017年“亚洲的发债速度达到空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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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9 January 2018
陈破空：“中国模式”的末路狂奔
——写在新书出版之际：《金钱、间谍和成龙现象》
来源:
自由亚洲
2018年1月25日，笔者新书在日本出版。日文版书名：《金钱、间谍和成龙现象》（カネとスパイとジャッキー・チェン），这是出版方——日本商业出版社经再三斟酌而择定的书名。笔者写作的大意是：十九大之后的习近平时代，“中国模式”继续末路狂奔？
人口和地缘优势，支撑起“中国崛起”，耗时四十年。尽管，眼下，经济病态、增速下滑，然而，巨大的经济规模摆在那里，廋死的骆驼比马大。要说经济崩溃，在中国，或许暂时还不会出现。在这个基本判断之下，透视中共统治的虚实，更具有客观性。
垄断全国资源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暴发户，全世界最富有的政党。这个腰缠万贯的红色土豪，有钱就任性。金钱，成为中共维持极权统治的主要工具。史上最高的维稳费和最高的军费，就是中共政权的保护费。中国人民被枪杆子瞄准、看死，除了少数挺身而出的勇者，大多数国人敢怒而不敢言。
而在国外，中共更是把金钱挥洒到淋漓尽致的程度。金元外交，银弹攻势，为中共的对外扩张开路。一带一路、亚投行、对西方企业的大规模收购，显露中共垄断世界经济命脉的野心。
人海战术下的间谍战，更是在大量金钱支援下的“国际大战略”，中共铺下天罗地网，张开血盆大口，准备吞吃世界。无处不在的红色渗透，让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德国等国奋起抗议：中共干涉他国内政、企图颠覆它国民主。
金钱与间谍交攻，中共加紧渗透民主台湾，以至于，有“五千共谍撒台湾”的惊呼。台商、亲共政客、黑社会，以及陆生、陆娘，都成为共谍的载体，红色毒液弥漫，无孔不入。至于香港，“回归”之后，加速沦为红色权贵的淘宝和洗钱中心，更成为中共暗中打造的谍报中心。这两项，都是北京死死阻拦香港双普选和民主进程的底因。
在中共金钱与间谍的双重进攻下，中国民主运动也面临艰难险阻，常遭分化与瓦解。而民族劣根性的深重，功利主义盛行，部分参加者的心胸狭隘，外围支持者的犹豫动摇，都让海内外民主运动负重难行。
在金钱和间谍之外，为何提到成龙现象？成龙是知名的香港艺人，作为动作明星，在国际上也有相当的知名度。然而，国际经历却并没有带给他国际视野。此人竟迷恋表面有序、“行礼如仪”的专制政治，对中国的一党专政称赞有加。
成龙的名言是：“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问题是，被谁管？谁管谁？他当然地以为就是统治者管人民，而不论这个统治者是如何爬上权力宝座、有没有经过人民选举和授权？也不论这个统治者是好是坏、人民是否有更迭他的权利？成龙的头脑，看上去硕大，却竟然想不到：人民也可以管统治者。
纵观成龙的人生，其成名和成就之地，主要是自由的香港和民主的美国。香港和美国的普世价值却没有带给他启示，打动他的，竟然是中国大陆没落的专制政治。1954年出生的成龙，要是生长在中国大陆，不要说未必成为明星，能否熬过大饥荒和文革？都是一个问题。
要说“脑残”，成龙算得上高级“脑残”了。悲剧的是，像成龙这等亲共媚共的艺人、名人，并非绝无仅有，还真的有那么一批，或者说，一大批。香港的成龙、刘永、汪明荃等，台湾的黄安、李敖、罗大佑等，都属于高级“脑残”和重度“脑残”。无形之间，他们都沦为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外围拥趸和帮闲。
关于中共的十九大，笔者的观察是：习近平大致完成集权，高层反腐或由此停摆。十九大最大的看点，还不是江派与团派遭削弱（尽管事实上如此），而是“太子党”和“红二代”的集体出局。习近平权力的基本盘，是他一手提携的“习家军”，而不是与他平起平坐的“红二代”。新任政治局常委中，王沪宁和赵乐际二人手握重权、角色抢眼，值得外界留意。
十九大之后的习近平，看上去，进一步左转，政治上走回头路，如果循此走下去，其结局，肯定不妙，严重程度可能超出他本人的预期。因为，这是二十一世纪，与时代相悖者，必遭时代报复。无数人呼吁习近平，既然掌握了大权，就应该有一番正面的作为，推进中国的法治新篇而绝人治老套，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而弃专制倒退。习近平能否听得进去？端视他是否心智开窍。
笔者曾一再断言，所谓“中国模式”（极权政治下的经济暴长，伴生日益深重的官场腐败），走不出国门，连香港和台湾都难以通达，见光死。中共自诩“四个自信”，其实内在充满恐惧。依赖党卫军和枪杆子为自己保驾护航，拼死封锁互联网，就是恐惧的明证。“牢记使命”唱红歌，“不忘初心”走老路，在笔者看来，不过是“中国模式”的末路狂奔。前程凶险。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1/%E9%99%88%E7%A0%B4%E7%A9%BA%EF%BC%9A%E2%80%9C%E4%B8%AD%E5%9B%BD%E6%A8%A1%E5%BC%8F%E2%80%9D%E7%9A%84%E6%9C%AB%E8%B7%AF%E7%8B%82%E5%A5%94.html
来源:
自由亚洲
2018年1月25日，笔者新书在日本出版。日文版书名：《金钱、间谍和成龙现象》（カネとスパイとジャッキー・チェン），这是出版方——日本商业出版社经再三斟酌而择定的书名。笔者写作的大意是：十九大之后的习近平时代，“中国模式”继续末路狂奔？
人口和地缘优势，支撑起“中国崛起”，耗时四十年。尽管，眼下，经济病态、增速下滑，然而，巨大的经济规模摆在那里，廋死的骆驼比马大。要说经济崩溃，在中国，或许暂时还不会出现。在这个基本判断之下，透视中共统治的虚实，更具有客观性。
垄断全国资源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暴发户，全世界最富有的政党。这个腰缠万贯的红色土豪，有钱就任性。金钱，成为中共维持极权统治的主要工具。史上最高的维稳费和最高的军费，就是中共政权的保护费。中国人民被枪杆子瞄准、看死，除了少数挺身而出的勇者，大多数国人敢怒而不敢言。
而在国外，中共更是把金钱挥洒到淋漓尽致的程度。金元外交，银弹攻势，为中共的对外扩张开路。一带一路、亚投行、对西方企业的大规模收购，显露中共垄断世界经济命脉的野心。
人海战术下的间谍战，更是在大量金钱支援下的“国际大战略”，中共铺下天罗地网，张开血盆大口，准备吞吃世界。无处不在的红色渗透，让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德国等国奋起抗议：中共干涉他国内政、企图颠覆它国民主。
金钱与间谍交攻，中共加紧渗透民主台湾，以至于，有“五千共谍撒台湾”的惊呼。台商、亲共政客、黑社会，以及陆生、陆娘，都成为共谍的载体，红色毒液弥漫，无孔不入。至于香港，“回归”之后，加速沦为红色权贵的淘宝和洗钱中心，更成为中共暗中打造的谍报中心。这两项，都是北京死死阻拦香港双普选和民主进程的底因。
在中共金钱与间谍的双重进攻下，中国民主运动也面临艰难险阻，常遭分化与瓦解。而民族劣根性的深重，功利主义盛行，部分参加者的心胸狭隘，外围支持者的犹豫动摇，都让海内外民主运动负重难行。
在金钱和间谍之外，为何提到成龙现象？成龙是知名的香港艺人，作为动作明星，在国际上也有相当的知名度。然而，国际经历却并没有带给他国际视野。此人竟迷恋表面有序、“行礼如仪”的专制政治，对中国的一党专政称赞有加。
成龙的名言是：“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问题是，被谁管？谁管谁？他当然地以为就是统治者管人民，而不论这个统治者是如何爬上权力宝座、有没有经过人民选举和授权？也不论这个统治者是好是坏、人民是否有更迭他的权利？成龙的头脑，看上去硕大，却竟然想不到：人民也可以管统治者。
纵观成龙的人生，其成名和成就之地，主要是自由的香港和民主的美国。香港和美国的普世价值却没有带给他启示，打动他的，竟然是中国大陆没落的专制政治。1954年出生的成龙，要是生长在中国大陆，不要说未必成为明星，能否熬过大饥荒和文革？都是一个问题。
要说“脑残”，成龙算得上高级“脑残”了。悲剧的是，像成龙这等亲共媚共的艺人、名人，并非绝无仅有，还真的有那么一批，或者说，一大批。香港的成龙、刘永、汪明荃等，台湾的黄安、李敖、罗大佑等，都属于高级“脑残”和重度“脑残”。无形之间，他们都沦为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外围拥趸和帮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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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1/%E9%99%88%E7%A0%B4%E7%A9%BA%EF%BC%9A%E2%80%9C%E4%B8%AD%E5%9B%BD%E6%A8%A1%E5%BC%8F%E2%80%9D%E7%9A%84%E6%9C%AB%E8%B7%AF%E7%8B%82%E5%A5%94.html
Sunday, 28 January 2018
为解救债务困局，中国会再次开动印钞机吗？
作者: 孙骁骥
近段时间，中国的债务问题受到了很多讨论。中国的企业债、政府债、居民负债在过去的几年当中都呈现了很高的涨幅。根据麦肯锡的一项报告，2022年前，中国整体债务规模将达到355万亿。
但经济逐渐陷于低增长的中国，偿债能力却愈加受到质疑。债务问题，已经成为了国际投资者非常担心的隐患。这对于急需外资来“救急”的中国经济而言，显然是雪上加霜。
因此，在达沃斯论坛上，我们看到中国明确表示将计划在三年内控制债务规模。这似乎是在主动向国际传达一个稳定的讯号。“我们对打赢这场战役充满信心，思路也非常明确”。中国的经济代表这样说道。
如今，债务压顶的中国承诺几年内解决债务问题，会不会也走上美国的老路，依靠货币贬值，以稀释货币的方法稀释掉过去欠的债务。或者说，中国有其他的办法解决债务困局。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忙着还债”的大背景下，普通人的钱袋子到底还安不安全？
一、过去十年“撒币”成性，如今补救压力山大
通常来说，一个国家的债越多，借助通货膨胀来减轻债务负担的吸引力就越大。了解货币史的人都知道，货币的历史其实就是财富再分配过程。通过增发货币，国家不仅可以藉这种方式来摆脱部分债务，而且还能使自己的财政更加充实。
货币发行过量，受益的是政府、与政府接近的国企、某些富人。不论在什么国家，由央行增发的货币首先会流入政府部门，以及接近政府与权力的企业。当资产价格全面被抬高后，钱才会流进老百姓腰包。
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美国。美国在全球“大撒币”，使得美元成为全球流通和储蓄最多的一种国际货币。与此同时，过去几十年，美国逐渐从一个制造型国家变成消费与金融主导的国家，大量借贷购买商品、借贷消费的流行，使得美国欠债额度巨大。这样一来，美国政府有很强的动机来通过其联储系统令美元贬值，以自动稀释掉债务。
这条路会是中国要走的路吗？至少在目前看来，可能性并不大。主要的原因在于两国的国情不同，债务发生的背景不同，因此处理的办法也不可能一样。
在债务问题发生以前，中美两国都经历了“大撒币”的过程，但是当年的美国“大撒币”是面向国际，让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据统计，美国的债务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了七十八次上调，债务上限达到20万亿美元，在今年的3、4月债务又将上调。
与此同时，美联储开动印钞机，猛印美元，这些美元长期流向美国以外的地方。联储的数据显示，美元M2在2017年底达到13.8万亿，对比之下，在十年前次债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元M2总量只有7万多亿。总货币量在十年之间，接近翻倍。
但是，中国近十年的“大撒币”并没有撒向国际，而是几乎全部撒向国内，人民币也并不是一种完全市场化的货币。我们参考人民银行公布的M2增量，会惊人的发现自从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印钞机，大把人民币撒向国内。
统计显示，去年12月中国M2总量为167万亿人民币，但在2008年的时候，M2只有40万亿左右。与此同时，从2008年至2016年，中国三大主体的债务杠杆从125%持续上升到了超过200%，企业债务增加幅度最大。
中国在这期间货币增加的比例，就要比同时期的美国要高得多。由于这些钱在十年间大量流向国内不动产市场，因此没有造成高速的通货膨胀，但却直接造成了现在大城市的高房价。物价上升远比房地产缓慢，反而稀释了人们对于通胀的感觉。
可见，中国的债务问题不像美国，美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诉诸于国际市场。中国的债务大部分都是内部消化，出现问题也是内部解决。这就使得中国不可能是像美国那样仅仅依靠货币贬值来稀释债务。
由于之前这些年挖的坑实在太大，现在的货币政策根本就不敢继续“大放水”，即使明知道放水能稀释债务。中国的M2月增量百分比，已经从去年5月年开始下降到了个位数。此前，中国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M2增量百分比高达十几甚至接近三十。
形象点说，由于长期服用壮阳药加上不节制，身体已被掏空，现在的治疗方法一定是建立在“停药”+“节欲”的基础上，再加上其他的改善身体的疗法。
开动印钞机这种做法有点过时了，既不合时宜又副作用明显，不应该是中国将要采取的主要套路。那么，我们最有可能采取什么套路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二、危机与问题不会消失，它只会被不断转移
前段时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意回避谈到债务，其实这等于宣告中国不打算太过于紧缩的控制信贷规模与货币供应。在金融领域“勒脖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威慑性和象征性的举动，如果完全枯竭流动性，那么如今的国内银行和企业很快就要窒息而死。
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中国央行一直在通过各种中短期借贷工具向市场释放流动性。
中国的央行在这些年搞出了一系列定向的借贷便利工具（MLF、SLO、SLF等等各种“麻辣粉”和“酸辣粉”），来为市场提供中短期的流动性并调节利率。这一方面加大调整利率的干预力度，另一方面就是考虑到在货币与信贷紧缩的时期，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可能出现流动性不足的窘境。实际上，这等于是在信贷供给面搞了一个“供给侧改革”。比起过去狂发M2的老办法，无疑要“文明”很多。
以上的一系列做法就等于是在向经济体持续输“营养液”，不至于让企业和银行一下子肚子就被饿扁。在今年1月，央行的单周货币净投放又创一年新高，超过8000亿元。不过，央行在维持一定的流动性并且调节利率的同时，最终还是必须要想办法，把中国经济严重亏空的身体给补起来。
这些“补身体”的疗法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妨来听一下专家的说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向外界透露了一个讯息，如果借贷更多地来自家庭部门的话，中国更有可能会允许债务增长。
最近的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抵押贷款和其它类型消费贷款在不断增加，从而促进了家庭借贷和开支的增长。官方也曾明确表示希望有更多的消费支出，以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可以说，中国的监管部门和企业并不像国际机构那样担忧债务。国外机构担忧中国债务，主要是针对投资角度而言，毕竟去年中企海外发债超过1800亿美元，难免引起机构担忧。
但国内则是另一番景象。某上市企业高管那句著名的话，颇能看出他们目前对于负债的态度：债务就像虱子，身上虱子多了，自然也就不觉得痒。为何“不怕痒”，原因在于“皮厚”。
这个时代，债务欠越多的越是老大，当然前提是你要有后台，自然会有人和机构来帮忙善后。中国企业序列当中的“亲儿子”恰恰是债务最重、偿债能力最弱的一群。国家对此绝不会不管。
随着中国统计数据造假的事件发酵，人们也越发意识到中国经济增长下行、乃至停滞的现实性。这说明，企业还债能力相应也会呈下降趋势，其继续举借债务能力的下降，加上现在利息支付的压力，可能会使得各种掩人耳目的资金空转行为增加，增加银行业经营风险，同时企业再投资意愿下降，也会使得经营景气度下降，让经济进一步承压。
因此，无论是开动印钞机稀释债务，还是直接偿债，都变得越发不现实。解决债务的问题，具体还得依靠用新债偿旧债的办法，并依靠市场力量转移债务。
在新债偿旧债方面，企业直接发债的空间依然没有扩大，尤其是关于被严重管控的地产开发项目和产能过剩项目，发债几乎停摆。据统计，去年企业债券市场几乎同比少发行了2.55万亿，全年发行不到5000亿。
不过，相比于备受关注的企业债，政府债务和居民债务比率相对没那么高，有必要时可以用它们来填补企业债的窟窿。因此，以往直接用新债偿旧债的方法可能会被“挖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取代。
这可能造成两个趋势：居民债务进一步加杠杆可预见。另外，专项金融债的发行上，国家或许会有更大的力度。实际上，后者也可以理解为当年基础建设投资在今天的升级版。
企业债的窟窿靠换了个形式的政府债和居民债来填，大量的债务作为一种资产被包装过后卖向投资市场。此情形不禁令人想起次债危机前夕的美利坚。其实，一切都是换汤不换药。不用想太多，记住这句真理就行：危机与问题不会消失，它只会被以各种方式不断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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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28184
近段时间，中国的债务问题受到了很多讨论。中国的企业债、政府债、居民负债在过去的几年当中都呈现了很高的涨幅。根据麦肯锡的一项报告，2022年前，中国整体债务规模将达到355万亿。
但经济逐渐陷于低增长的中国，偿债能力却愈加受到质疑。债务问题，已经成为了国际投资者非常担心的隐患。这对于急需外资来“救急”的中国经济而言，显然是雪上加霜。
因此，在达沃斯论坛上，我们看到中国明确表示将计划在三年内控制债务规模。这似乎是在主动向国际传达一个稳定的讯号。“我们对打赢这场战役充满信心，思路也非常明确”。中国的经济代表这样说道。
如今，债务压顶的中国承诺几年内解决债务问题，会不会也走上美国的老路，依靠货币贬值，以稀释货币的方法稀释掉过去欠的债务。或者说，中国有其他的办法解决债务困局。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忙着还债”的大背景下，普通人的钱袋子到底还安不安全？
一、过去十年“撒币”成性，如今补救压力山大
通常来说，一个国家的债越多，借助通货膨胀来减轻债务负担的吸引力就越大。了解货币史的人都知道，货币的历史其实就是财富再分配过程。通过增发货币，国家不仅可以藉这种方式来摆脱部分债务，而且还能使自己的财政更加充实。
货币发行过量，受益的是政府、与政府接近的国企、某些富人。不论在什么国家，由央行增发的货币首先会流入政府部门，以及接近政府与权力的企业。当资产价格全面被抬高后，钱才会流进老百姓腰包。
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美国。美国在全球“大撒币”，使得美元成为全球流通和储蓄最多的一种国际货币。与此同时，过去几十年，美国逐渐从一个制造型国家变成消费与金融主导的国家，大量借贷购买商品、借贷消费的流行，使得美国欠债额度巨大。这样一来，美国政府有很强的动机来通过其联储系统令美元贬值，以自动稀释掉债务。
这条路会是中国要走的路吗？至少在目前看来，可能性并不大。主要的原因在于两国的国情不同，债务发生的背景不同，因此处理的办法也不可能一样。
在债务问题发生以前，中美两国都经历了“大撒币”的过程，但是当年的美国“大撒币”是面向国际，让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据统计，美国的债务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了七十八次上调，债务上限达到20万亿美元，在今年的3、4月债务又将上调。
与此同时，美联储开动印钞机，猛印美元，这些美元长期流向美国以外的地方。联储的数据显示，美元M2在2017年底达到13.8万亿，对比之下，在十年前次债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元M2总量只有7万多亿。总货币量在十年之间，接近翻倍。
但是，中国近十年的“大撒币”并没有撒向国际，而是几乎全部撒向国内，人民币也并不是一种完全市场化的货币。我们参考人民银行公布的M2增量，会惊人的发现自从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印钞机，大把人民币撒向国内。
统计显示，去年12月中国M2总量为167万亿人民币，但在2008年的时候，M2只有40万亿左右。与此同时，从2008年至2016年，中国三大主体的债务杠杆从125%持续上升到了超过200%，企业债务增加幅度最大。
中国在这期间货币增加的比例，就要比同时期的美国要高得多。由于这些钱在十年间大量流向国内不动产市场，因此没有造成高速的通货膨胀，但却直接造成了现在大城市的高房价。物价上升远比房地产缓慢，反而稀释了人们对于通胀的感觉。
可见，中国的债务问题不像美国，美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诉诸于国际市场。中国的债务大部分都是内部消化，出现问题也是内部解决。这就使得中国不可能是像美国那样仅仅依靠货币贬值来稀释债务。
由于之前这些年挖的坑实在太大，现在的货币政策根本就不敢继续“大放水”，即使明知道放水能稀释债务。中国的M2月增量百分比，已经从去年5月年开始下降到了个位数。此前，中国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M2增量百分比高达十几甚至接近三十。
形象点说，由于长期服用壮阳药加上不节制，身体已被掏空，现在的治疗方法一定是建立在“停药”+“节欲”的基础上，再加上其他的改善身体的疗法。
开动印钞机这种做法有点过时了，既不合时宜又副作用明显，不应该是中国将要采取的主要套路。那么，我们最有可能采取什么套路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二、危机与问题不会消失，它只会被不断转移
前段时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意回避谈到债务，其实这等于宣告中国不打算太过于紧缩的控制信贷规模与货币供应。在金融领域“勒脖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威慑性和象征性的举动，如果完全枯竭流动性，那么如今的国内银行和企业很快就要窒息而死。
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中国央行一直在通过各种中短期借贷工具向市场释放流动性。
中国的央行在这些年搞出了一系列定向的借贷便利工具（MLF、SLO、SLF等等各种“麻辣粉”和“酸辣粉”），来为市场提供中短期的流动性并调节利率。这一方面加大调整利率的干预力度，另一方面就是考虑到在货币与信贷紧缩的时期，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可能出现流动性不足的窘境。实际上，这等于是在信贷供给面搞了一个“供给侧改革”。比起过去狂发M2的老办法，无疑要“文明”很多。
以上的一系列做法就等于是在向经济体持续输“营养液”，不至于让企业和银行一下子肚子就被饿扁。在今年1月，央行的单周货币净投放又创一年新高，超过8000亿元。不过，央行在维持一定的流动性并且调节利率的同时，最终还是必须要想办法，把中国经济严重亏空的身体给补起来。
这些“补身体”的疗法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妨来听一下专家的说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向外界透露了一个讯息，如果借贷更多地来自家庭部门的话，中国更有可能会允许债务增长。
最近的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抵押贷款和其它类型消费贷款在不断增加，从而促进了家庭借贷和开支的增长。官方也曾明确表示希望有更多的消费支出，以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可以说，中国的监管部门和企业并不像国际机构那样担忧债务。国外机构担忧中国债务，主要是针对投资角度而言，毕竟去年中企海外发债超过1800亿美元，难免引起机构担忧。
但国内则是另一番景象。某上市企业高管那句著名的话，颇能看出他们目前对于负债的态度：债务就像虱子，身上虱子多了，自然也就不觉得痒。为何“不怕痒”，原因在于“皮厚”。
这个时代，债务欠越多的越是老大，当然前提是你要有后台，自然会有人和机构来帮忙善后。中国企业序列当中的“亲儿子”恰恰是债务最重、偿债能力最弱的一群。国家对此绝不会不管。
随着中国统计数据造假的事件发酵，人们也越发意识到中国经济增长下行、乃至停滞的现实性。这说明，企业还债能力相应也会呈下降趋势，其继续举借债务能力的下降，加上现在利息支付的压力，可能会使得各种掩人耳目的资金空转行为增加，增加银行业经营风险，同时企业再投资意愿下降，也会使得经营景气度下降，让经济进一步承压。
因此，无论是开动印钞机稀释债务，还是直接偿债，都变得越发不现实。解决债务的问题，具体还得依靠用新债偿旧债的办法，并依靠市场力量转移债务。
在新债偿旧债方面，企业直接发债的空间依然没有扩大，尤其是关于被严重管控的地产开发项目和产能过剩项目，发债几乎停摆。据统计，去年企业债券市场几乎同比少发行了2.55万亿，全年发行不到5000亿。
不过，相比于备受关注的企业债，政府债务和居民债务比率相对没那么高，有必要时可以用它们来填补企业债的窟窿。因此，以往直接用新债偿旧债的方法可能会被“挖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取代。
这可能造成两个趋势：居民债务进一步加杠杆可预见。另外，专项金融债的发行上，国家或许会有更大的力度。实际上，后者也可以理解为当年基础建设投资在今天的升级版。
企业债的窟窿靠换了个形式的政府债和居民债来填，大量的债务作为一种资产被包装过后卖向投资市场。此情形不禁令人想起次债危机前夕的美利坚。其实，一切都是换汤不换药。不用想太多，记住这句真理就行：危机与问题不会消失，它只会被以各种方式不断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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