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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美国与中国军方都声称致力发展两军建设性关系。但是2017年已经过去两个月，双方还没有敲定今年的两军交流项目，引起人们对美中两军交流项目是否因为川普执政而搁浅的猜测。
美中两军交流已经实施了多年。从往年的记录来看，每年年初的美中两军交流项目的确不多，但相对来说，今年的动作比以往更加缓慢。
2017年已经过去两个月，但是五角大楼新闻部分管亚太事务的海军中校罗斯（Commander Gary Ross）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自年初以来，他所知道的美中两军交流项目只有一个，那就是1月18日两国国防官员在五角大楼就国防政策举行协商会议，其中一个议题就是为2017年的两军互动制定发展方向。
中国国防部：2017年美中两军交流项目还未敲定
一个多月后的2月23日（星期四），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每月的例行记者会上特别被问到中美两军今年的互动安排，他的回答是，“关于今年两军交往的具体项目，目前双方还在协调之中。”
也就是说，虽然2017年已经过去两个月，美中两军还没有敲定本年度的交流活动项目。
前美国海军作战部美中海军交流项目协调员布莱恩·克拉克（Bryan Clark）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通常，双方会在每年秋季之前为来年的两军交流项目做出安排。
也就是说，出于某种原因，美中两军今年的交流和互动比往年更加迟缓。
五角大楼：白宫未下令搁置美中两军交流
美国今年有了一名新总统，而且这名新总统在竞选期间和上任后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做出了一些强硬姿态。
华盛顿一些防务专家对美国之音说，此前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美中两军交流和互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周边海域的扩张行为，他们预计川普政府会重审甚至缩小美军与中国军队的交流和活动规模。
但是五角大楼海军中校罗斯说，迄今为止，川普政府并没有下令搁置或者缩小美军与中国军队的互动。
美中两军交流未来四年的前景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四说，中方高度重视中美两军关系发展，希望美方能相向而行，共同推动两军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同一天，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在布鲁金斯研究院发言时也积极倡导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
邓福德：“我们的军队与军队关系是根据我们的国家目标去实施的。我们与中国两军关系的性质跟我们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是非常一致的。但是，在最低程度上，我们应该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好让我们降低风险和误判，并处理双方在海上和空中相遇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在邓福德上将看来，不论两国政治关系如何，美中两军至少应该保持沟通，但两军关系的紧密程度和发展方向跟两国政治关系息息相关。
克拉克：中国以两军互动项目要挟美国可能对川普无效
前美国海军作战部的克拉克前不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曾以两军交流项目和高层互访为筹码向美国施压，但是川普总统前不久不惜放弃与墨西哥总统会面而坚持自己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这件事表明，中国过去的那套做法可能对川普政府没那么有效。
“如果我们跟中国之间出现争议，中国可能会利用下一个两军互动项目为工具迫使美国让步并答应中国的条件，但是从墨西哥这件事似乎可以看出，川普政府不太可能会延续以前的做法。”
事实上，在川普总统上台的前一年，美中两军互动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美中双方曾正式安排了当时的国防部长卡特在2016年访问中国，但是由于双方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僵持不下，卡特一直到离任前都未能访问中国，但两军并没有因此切断彼此之间的互动。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2/%E5%B7%9D%E6%99%AE%E4%B8%8A%E5%8F%B0%E7%BE%8E%E4%B8%AD%E4%B8%A4%E5%86%9B%E4%BA%A4%E6%B5%81%E6%90%81%E6%B5%85%EF%BC%9F.html
Friday, 24 February 2017
七警案：中国舆论舞剑，意在香港司法？
杨山
2月17日，香港法院宣布暗角打人事件的判决，涉案的七名警察被判入狱两年。宣判之后，香港警察、建制团体纷纷抗议，尤其是拿事件中先挑衅的曾健超仅被判处入狱五星期作为对照。22日，警方更聚集三万人集会，控诉司法“不公正”。
那么，雨伞运动期间不断支持警方、抨击示威者的内地媒体，如何评论这一宣判？背后又折射出何种针对香港的思路？
全平台出击制造舆论
从2月14日，七警被判有罪开始，内地媒体就开始关注判决。2月15日，以民族主义著称的《环球时报》报导了七警被定罪的情况。其中已要求轻判。
而从关注到发出铺天盖地的强烈声音，以几十篇评论、报导占据不少媒体的重要版面，只用了短短几天时间。
17日判刑后，中国国内市场主导的官方非权威媒体纷纷跟进。其报导基调，大致按照“占中违法者被轻判，执法警察被重判”的思路。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机构，均保持了沉默。
18日，权威官媒开始发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微博帐号“侠客岛”发表题为《警察入狱，占中者笑了，可香港未来呢？》的文章，评论七警案判决“令人泪崩”、“毫无道理”。不同于《环球时报》等民族主义报纸的直接，“侠客岛”的文章摆出整套说理、专业的姿势，围绕着香港司法体系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展开论述。文章之后附上了对香港城市大学法律系教授顾敏康的采访，以“香港学者”的声音强烈质疑判决。这篇访谈，最后在2月21日以“警察被重判冲击香港法治”为题，在纸质版刊出。
其后几天，类似文章大规模爆发。从纸质媒体到微信新媒体平台，从微博到“知乎”，铺天盖地。新媒体平台是其中主力。《环球时报》、共青团中央的微博、知乎帐号先后刊发文章，如《香港七名警察被判引发的巨大争议的背后》、《从七警案看香港政治困局》；经营民族主义起家的官方或半官方网站和网络写手，如观察者网、“周小平同志”等等，也抢夺热点，先后发出《洋法官放暴徒判警员天怒人怨！中国最高法院应驳回》等评论，在微信和其他渠道疯传。
这次，连一贯被认为属“自由派”（尽管早已被“整肃”）的南方报系，也加入控诉判决的合唱。2月21日，南方旗下的《南方都市报》刊出署名“尹国明”的专栏文章，怒斥判决不公，等到警察大集会之后的23日，更有《南方周末》刊文《这是法治的恶例》，直指“香港公职人员的中国认同问题”。
这些媒体文章，只是乘七警案而起的冰山一角，背后是更庞大舆论建构。如果仔细观察，它们大多遵循了几条论述主轴。
用“你看看美国”为警队辩护
在各大媒体、网络传播的批判七警案判决文章中，用美国的例子为香港警队辩护，几乎成为写作起手式。
如《人民日报海外版》“侠客岛”的文章就说：“香港警察在‘占中’期间的表现，被外界形容为‘温柔如保姆’。在同样适用判例法的美国，警察对付违法者从来不心慈手软……如果有人胆敢袭警，哪怕是有袭警嫌疑，就很可能会被当场击毙。美国警察误杀了不少被错认为有袭警嫌疑的黑人，但因此被定罪的警察是极少数。”
其言下之意就是：“自由民主”的美国都有毋庸置疑的强大警权，香港人想要民主自由，为何“不学你们的美国爹”提升警权。“侠客岛”的记者采访顾敏康时，更是直接表露立场：“如果是在欧美地区，会出现这样的判例吗？我个人感觉美国警察对违法集会者执法是警棍直接敲过去的，对意图袭警者更是可以直接枪毙，警察哪怕是误杀也很少获罪。”
《南方都市报》的评论作者尹国明，也以美国作为例子：“这种袭警行为发生在美国，被警察当场一顿暴揍绝不稀奇，甚至被当场枪毙的概率也不小，美国警察可没有香港警察这么憋屈，在美国警察的执法面前，很少有美国人敢采取曾健超这种的挑衅和袭警行为。”
“搜狐网”的一篇文章则把“看美国”的论述倒向司法制度层面。作者说，香港的司法系统整天强调“不看政治立场”，但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政治立场非常明确，最高院大法官就常常因为政治立场争执不下。
《南方周末》则进一步发挥这条思路，其中写道：“许多人想当然以为在‘司法独立’之下，法官是超越党派与意识形态的、不偏不倚的。没有那样的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目前8位大法官，自由派与保守派各占一半，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观点都是截然对立的。”
这位署名“刘遵法”的作者还反问：“告诉我，哪一派代表了永远正确的法治声音？”
大力营造“港人抗议法院不公”氛围
像雨伞运动期间宣传“反占中”运动一样，香港本地建制派、警队等力量对判决的各种批评，成为内地媒体另一宣传要点。
《人民日报海外版》直接称判决“令人泪崩”。其报导写到：“判决之前，香港法院外便聚集大批民众，举着‘警察抓贼是天职’‘占中暴徒要收监’‘天地有正气’等标语，高喊‘警察无罪’等口号支持7名警察……香港导演高志森因不满判决，公开斥杜大卫是‘狗官’……”
又如曾以“中华帝国主义”自居、获得过习近平接见的网络写手周小平，在其文中说：“英国籍法官的胡作非为，已经引发香港人民的滔天怒火。今天五万多人走上街头，抗议香港法院的无耻行径！”
警察集会之后，《环球时报》等媒体立刻予以报导。《环球》的文章，以《香港警察昨晚集体行动！只能用震撼两字》，其中大幅引述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主席陈祖光的言论，还强调特首副官刘志堂、立法会议员梁美芬、何君尧、葛佩帆和叶刘淑仪等人“纷纷到场加入声援队伍”。共青团中央等拥有新媒体平台的机构也迅速贴出集会现场视频，和之前的“保卫香港运动”等视频并置。
香港街头与社会中的一系列展演，一句句话、一次次发言，迅速被整合、拆分、统筹，成为了一整套“香港人民对判决感到愤怒”的系统宣传。
重点聚焦外籍法官问题
“白人入侵中国”的论述，一直和香港的殖民地历史缠绕在一起。在这次的宣传攻势中，无论是谈论美国警权，还是宣称香港民众愤怒，全部文章在最后都指向了主审法官杜大卫的外籍身份。
“搜狐”刊出的文章，从匈奴入侵讨论到安禄山，用《左传》的文字定下了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三岁小儿也懂，但在香港，司法大权可谓掌握在一群外国人手中。”作者说：“香港的外籍法官上任时也需要宣誓，但他们被假发包裹着的脑子在盘算着什么，官袍之下的肚肠在打着什么主意，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周小平甚至在最新的文章中，把曾荫权被定罪，也视为外国法官的阴谋：“如果说香港法院审判抓捕港毒分子的香港警察是挑战法治底线的话，那么香港法院审判香港特首的行为就是赤裸裸地挑战中国对香港的治权底线。中国特首竟然被英国国籍的法官审判了，这简直是自1997年以来最荒诞的一幕。”
曾荫权案的主审法官，其实是香港华人陈庆伟。然而这不影响种种矛头继续指向法官国籍问题。
不光是英国白人，身为少数族裔的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也变成了周小平等人口中的“脑满肠肥的英国法官”，架上刀笔审判台。其姪女于2010年的袭警案件、其在“双非”问题中的争议，在文中被当做“挑拨矛盾”和以权谋私的典型，加以道德鞭挞。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则一锤定音地说：“香港的法律系统很大程度被英国法官和港英政府培养出来的人士把持……让外国人掌握着司法权，这种情况，搜遍当今的全世界，都难得一见。”
试图重新论述主权
这些评论文章似乎都遵循着类似的结构，在“美国经验”、“民众抗议”和“法官国籍”几大部分之后，都会转向“英国遗留的外国司法制度搞乱香港”的最终主题。
《人民日报海外版》借助在香港的法律系教授顾敏康的采访，把这次问题上升到“冲击法治”：“大量外国人担任法官现象，容易导致香港的司法独立，变成只是相对于中国主权的独立。如果没有包括司法权在内的治权的回归，那么主权的回归也就有很大的泡沫成分。”
在这种论述中，“法治”之所以遭到冲击，是因为“法治”必须绑定主权，而外籍法官的存在，令主权是否能够在香港施展受到了威胁。《南方周末》的文章评论道：“2016年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籍或双重国籍。为了主权平稳过渡，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在香港任职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均可留用’。长远看，这是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
顺着这一思路，舆论矛头已经多少转向了《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很多文章都试图讨论：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应该如何在司法制度上体现出来，主权又应该如何包含“治权”……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以“单仁平”为笔名的评论文章中认为要坚持一国两制，但他认为一国两制“是确保香港回归祖国实现平稳过渡的政治安排，而不是为了从回归的那一天起就把香港往远离国家的方向拽。”
周小平的文章则激进得多，结尾句是：“或许是时候结束当初权宜的一国两制了！”
然而他随即被微博上的共青团官媒《中国青年》杂志批评：“临小乱（遇到小麻烦）而妄议基本国策……发言要慎重！”周这篇文章的原文，之后已无法打开。批评者的发言，现在也只剩下网民截图。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侠客岛”还是《南方周末》，都有意无意地提到了律政司，似乎指责律政司在反占中、司法审判上不作为。如《这是法治的恶例》一文中即提到：“占中过去两年了，律政司起诉了几个破坏社会秩序、毁损公私财产的‘占中’组织者？至于‘占中’后面的大玩家，就更不用提了。”有向律政司施压的味道。
大陆网民如何反应？
不用说，在民族主义媒体平台上，读者留言基本一边倒支持声讨法官。《环球时报》文章下，读者留言说：“一个外籍法官，一纸荒唐判决搞乱，一个香港一个中国，好便宜好阴狠好卑鄙！不坚决反击，亡国不远”、“为什么中国的领土上要用英国鸡的法官？”、“和七警同在”、“要设立侮辱公职人员罪”。
然而在网上仍有不同声音，“侠客岛”的微博最热回复的前几条，是“这才是法制国家的表现，公民有权表达不满，权力机关不能滥用职权”、“对比评论一下雷洋案的警察与香港这些警察？”直到23日下午，这些回复还没被删除。
在知乎，尽管大部分描述事情经过的回答都被删除，但仍有答主贴文介绍判辞，试图论辩为何“不能用警察打人这种话笼统地描述事件”，答主提到七警中有人望风，属于有计划有目的行为：“这种情况不是一般的恶劣。所以律政司用了袭击罪这种适用于一般人的罪名而不认为警察是在执行公务。”
甚至在《环球时报》的读者中，也有人说：“撇开对错，香港确实是依法治港的地区，要换别处，打了白打。”
七警案的两地舆论布局
内地舆论对七警案的讨论和对香港司法的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两派：“统制派”和“激进派”。
“统制派”如“侠客岛”、《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他们小心翼翼不越过一国两制框架下，挑出法官问题，但止步于此，不进一步触碰《基本法》和其他制度。
而这次舆论布局中，则涌现出了大批“激进派”。其中一些，是曾经与“自由派”论战过的“毛派”，他们直接要求重新定义主权，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制度提出质疑，甚至其中有人已经成为《南方都市报》等传统报刊的撰稿人。
直到如今，除了《人民日报》海外版之外，像新华社等传统权威喉舌，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官方声音（他们多是转载“侠客岛”的文章）。“统制派”在舆论场中扮演着传统权威官媒的角色。他们并不主动打压激进派，而是放任对方的文章传播。只有在明显发现后者触及“一国两制”等议题时，才稍加制止。但文章已经传开。
而无论是何种舆论，其语言都一反以前中共官媒的官腔，愈发“亲民”，以年轻人更熟悉的语言，对杜大卫和“港英余孽”嬉笑怒骂。甚至在《南方周末》文章中，已经出现了诸如“我特么也呵呵了”这样带有隐藏粗口的鲜明网络语言。
总结起来，七警案之后，大陆网络上似乎卷起一场舆论风暴，一切矛头，都指向以外籍法官为代表的香港司法制度与“殖民遗存”。至今为止，还没有看到类似“占中”时发生的，主动抓捕“唱反调”人士的行动。但如此大规模的舆论造势，和香港本地建制的舆论和动员遥相应和，他们最终想走到哪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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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香港法院宣布暗角打人事件的判决，涉案的七名警察被判入狱两年。宣判之后，香港警察、建制团体纷纷抗议，尤其是拿事件中先挑衅的曾健超仅被判处入狱五星期作为对照。22日，警方更聚集三万人集会，控诉司法“不公正”。
那么，雨伞运动期间不断支持警方、抨击示威者的内地媒体，如何评论这一宣判？背后又折射出何种针对香港的思路？
全平台出击制造舆论
从2月14日，七警被判有罪开始，内地媒体就开始关注判决。2月15日，以民族主义著称的《环球时报》报导了七警被定罪的情况。其中已要求轻判。
而从关注到发出铺天盖地的强烈声音，以几十篇评论、报导占据不少媒体的重要版面，只用了短短几天时间。
17日判刑后，中国国内市场主导的官方非权威媒体纷纷跟进。其报导基调，大致按照“占中违法者被轻判，执法警察被重判”的思路。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机构，均保持了沉默。
18日，权威官媒开始发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微博帐号“侠客岛”发表题为《警察入狱，占中者笑了，可香港未来呢？》的文章，评论七警案判决“令人泪崩”、“毫无道理”。不同于《环球时报》等民族主义报纸的直接，“侠客岛”的文章摆出整套说理、专业的姿势，围绕着香港司法体系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展开论述。文章之后附上了对香港城市大学法律系教授顾敏康的采访，以“香港学者”的声音强烈质疑判决。这篇访谈，最后在2月21日以“警察被重判冲击香港法治”为题，在纸质版刊出。
其后几天，类似文章大规模爆发。从纸质媒体到微信新媒体平台，从微博到“知乎”，铺天盖地。新媒体平台是其中主力。《环球时报》、共青团中央的微博、知乎帐号先后刊发文章，如《香港七名警察被判引发的巨大争议的背后》、《从七警案看香港政治困局》；经营民族主义起家的官方或半官方网站和网络写手，如观察者网、“周小平同志”等等，也抢夺热点，先后发出《洋法官放暴徒判警员天怒人怨！中国最高法院应驳回》等评论，在微信和其他渠道疯传。
这次，连一贯被认为属“自由派”（尽管早已被“整肃”）的南方报系，也加入控诉判决的合唱。2月21日，南方旗下的《南方都市报》刊出署名“尹国明”的专栏文章，怒斥判决不公，等到警察大集会之后的23日，更有《南方周末》刊文《这是法治的恶例》，直指“香港公职人员的中国认同问题”。
这些媒体文章，只是乘七警案而起的冰山一角，背后是更庞大舆论建构。如果仔细观察，它们大多遵循了几条论述主轴。
用“你看看美国”为警队辩护
在各大媒体、网络传播的批判七警案判决文章中，用美国的例子为香港警队辩护，几乎成为写作起手式。
如《人民日报海外版》“侠客岛”的文章就说：“香港警察在‘占中’期间的表现，被外界形容为‘温柔如保姆’。在同样适用判例法的美国，警察对付违法者从来不心慈手软……如果有人胆敢袭警，哪怕是有袭警嫌疑，就很可能会被当场击毙。美国警察误杀了不少被错认为有袭警嫌疑的黑人，但因此被定罪的警察是极少数。”
其言下之意就是：“自由民主”的美国都有毋庸置疑的强大警权，香港人想要民主自由，为何“不学你们的美国爹”提升警权。“侠客岛”的记者采访顾敏康时，更是直接表露立场：“如果是在欧美地区，会出现这样的判例吗？我个人感觉美国警察对违法集会者执法是警棍直接敲过去的，对意图袭警者更是可以直接枪毙，警察哪怕是误杀也很少获罪。”
《南方都市报》的评论作者尹国明，也以美国作为例子：“这种袭警行为发生在美国，被警察当场一顿暴揍绝不稀奇，甚至被当场枪毙的概率也不小，美国警察可没有香港警察这么憋屈，在美国警察的执法面前，很少有美国人敢采取曾健超这种的挑衅和袭警行为。”
“搜狐网”的一篇文章则把“看美国”的论述倒向司法制度层面。作者说，香港的司法系统整天强调“不看政治立场”，但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政治立场非常明确，最高院大法官就常常因为政治立场争执不下。
《南方周末》则进一步发挥这条思路，其中写道：“许多人想当然以为在‘司法独立’之下，法官是超越党派与意识形态的、不偏不倚的。没有那样的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目前8位大法官，自由派与保守派各占一半，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观点都是截然对立的。”
这位署名“刘遵法”的作者还反问：“告诉我，哪一派代表了永远正确的法治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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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雨伞运动期间宣传“反占中”运动一样，香港本地建制派、警队等力量对判决的各种批评，成为内地媒体另一宣传要点。
《人民日报海外版》直接称判决“令人泪崩”。其报导写到：“判决之前，香港法院外便聚集大批民众，举着‘警察抓贼是天职’‘占中暴徒要收监’‘天地有正气’等标语，高喊‘警察无罪’等口号支持7名警察……香港导演高志森因不满判决，公开斥杜大卫是‘狗官’……”
又如曾以“中华帝国主义”自居、获得过习近平接见的网络写手周小平，在其文中说：“英国籍法官的胡作非为，已经引发香港人民的滔天怒火。今天五万多人走上街头，抗议香港法院的无耻行径！”
警察集会之后，《环球时报》等媒体立刻予以报导。《环球》的文章，以《香港警察昨晚集体行动！只能用震撼两字》，其中大幅引述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主席陈祖光的言论，还强调特首副官刘志堂、立法会议员梁美芬、何君尧、葛佩帆和叶刘淑仪等人“纷纷到场加入声援队伍”。共青团中央等拥有新媒体平台的机构也迅速贴出集会现场视频，和之前的“保卫香港运动”等视频并置。
香港街头与社会中的一系列展演，一句句话、一次次发言，迅速被整合、拆分、统筹，成为了一整套“香港人民对判决感到愤怒”的系统宣传。
重点聚焦外籍法官问题
“白人入侵中国”的论述，一直和香港的殖民地历史缠绕在一起。在这次的宣传攻势中，无论是谈论美国警权，还是宣称香港民众愤怒，全部文章在最后都指向了主审法官杜大卫的外籍身份。
“搜狐”刊出的文章，从匈奴入侵讨论到安禄山，用《左传》的文字定下了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三岁小儿也懂，但在香港，司法大权可谓掌握在一群外国人手中。”作者说：“香港的外籍法官上任时也需要宣誓，但他们被假发包裹着的脑子在盘算着什么，官袍之下的肚肠在打着什么主意，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周小平甚至在最新的文章中，把曾荫权被定罪，也视为外国法官的阴谋：“如果说香港法院审判抓捕港毒分子的香港警察是挑战法治底线的话，那么香港法院审判香港特首的行为就是赤裸裸地挑战中国对香港的治权底线。中国特首竟然被英国国籍的法官审判了，这简直是自1997年以来最荒诞的一幕。”
曾荫权案的主审法官，其实是香港华人陈庆伟。然而这不影响种种矛头继续指向法官国籍问题。
不光是英国白人，身为少数族裔的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也变成了周小平等人口中的“脑满肠肥的英国法官”，架上刀笔审判台。其姪女于2010年的袭警案件、其在“双非”问题中的争议，在文中被当做“挑拨矛盾”和以权谋私的典型，加以道德鞭挞。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则一锤定音地说：“香港的法律系统很大程度被英国法官和港英政府培养出来的人士把持……让外国人掌握着司法权，这种情况，搜遍当今的全世界，都难得一见。”
试图重新论述主权
这些评论文章似乎都遵循着类似的结构，在“美国经验”、“民众抗议”和“法官国籍”几大部分之后，都会转向“英国遗留的外国司法制度搞乱香港”的最终主题。
《人民日报海外版》借助在香港的法律系教授顾敏康的采访，把这次问题上升到“冲击法治”：“大量外国人担任法官现象，容易导致香港的司法独立，变成只是相对于中国主权的独立。如果没有包括司法权在内的治权的回归，那么主权的回归也就有很大的泡沫成分。”
在这种论述中，“法治”之所以遭到冲击，是因为“法治”必须绑定主权，而外籍法官的存在，令主权是否能够在香港施展受到了威胁。《南方周末》的文章评论道：“2016年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籍或双重国籍。为了主权平稳过渡，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在香港任职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均可留用’。长远看，这是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
顺着这一思路，舆论矛头已经多少转向了《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很多文章都试图讨论：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应该如何在司法制度上体现出来，主权又应该如何包含“治权”……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以“单仁平”为笔名的评论文章中认为要坚持一国两制，但他认为一国两制“是确保香港回归祖国实现平稳过渡的政治安排，而不是为了从回归的那一天起就把香港往远离国家的方向拽。”
周小平的文章则激进得多，结尾句是：“或许是时候结束当初权宜的一国两制了！”
然而他随即被微博上的共青团官媒《中国青年》杂志批评：“临小乱（遇到小麻烦）而妄议基本国策……发言要慎重！”周这篇文章的原文，之后已无法打开。批评者的发言，现在也只剩下网民截图。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侠客岛”还是《南方周末》，都有意无意地提到了律政司，似乎指责律政司在反占中、司法审判上不作为。如《这是法治的恶例》一文中即提到：“占中过去两年了，律政司起诉了几个破坏社会秩序、毁损公私财产的‘占中’组织者？至于‘占中’后面的大玩家，就更不用提了。”有向律政司施压的味道。
大陆网民如何反应？
不用说，在民族主义媒体平台上，读者留言基本一边倒支持声讨法官。《环球时报》文章下，读者留言说：“一个外籍法官，一纸荒唐判决搞乱，一个香港一个中国，好便宜好阴狠好卑鄙！不坚决反击，亡国不远”、“为什么中国的领土上要用英国鸡的法官？”、“和七警同在”、“要设立侮辱公职人员罪”。
然而在网上仍有不同声音，“侠客岛”的微博最热回复的前几条，是“这才是法制国家的表现，公民有权表达不满，权力机关不能滥用职权”、“对比评论一下雷洋案的警察与香港这些警察？”直到23日下午，这些回复还没被删除。
在知乎，尽管大部分描述事情经过的回答都被删除，但仍有答主贴文介绍判辞，试图论辩为何“不能用警察打人这种话笼统地描述事件”，答主提到七警中有人望风，属于有计划有目的行为：“这种情况不是一般的恶劣。所以律政司用了袭击罪这种适用于一般人的罪名而不认为警察是在执行公务。”
甚至在《环球时报》的读者中，也有人说：“撇开对错，香港确实是依法治港的地区，要换别处，打了白打。”
七警案的两地舆论布局
内地舆论对七警案的讨论和对香港司法的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两派：“统制派”和“激进派”。
“统制派”如“侠客岛”、《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他们小心翼翼不越过一国两制框架下，挑出法官问题，但止步于此，不进一步触碰《基本法》和其他制度。
而这次舆论布局中，则涌现出了大批“激进派”。其中一些，是曾经与“自由派”论战过的“毛派”，他们直接要求重新定义主权，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制度提出质疑，甚至其中有人已经成为《南方都市报》等传统报刊的撰稿人。
直到如今，除了《人民日报》海外版之外，像新华社等传统权威喉舌，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官方声音（他们多是转载“侠客岛”的文章）。“统制派”在舆论场中扮演着传统权威官媒的角色。他们并不主动打压激进派，而是放任对方的文章传播。只有在明显发现后者触及“一国两制”等议题时，才稍加制止。但文章已经传开。
而无论是何种舆论，其语言都一反以前中共官媒的官腔，愈发“亲民”，以年轻人更熟悉的语言，对杜大卫和“港英余孽”嬉笑怒骂。甚至在《南方周末》文章中，已经出现了诸如“我特么也呵呵了”这样带有隐藏粗口的鲜明网络语言。
总结起来，七警案之后，大陆网络上似乎卷起一场舆论风暴，一切矛头，都指向以外籍法官为代表的香港司法制度与“殖民遗存”。至今为止，还没有看到类似“占中”时发生的，主动抓捕“唱反调”人士的行动。但如此大规模的舆论造势，和香港本地建制的舆论和动员遥相应和，他们最终想走到哪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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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16227
美国务院法律顾问：中国南中国海“历史性权利”主张没有法律基础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没有法律基础。他们还说，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自由航行符合国际海洋法，而且这一行动并非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或某一个国家，而是美国全球做法的一部分。
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与美国国际法协会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星期三共同举办座谈会，讨论南中国海问题中涉及的国际法问题。
美国国务院的三位法律顾问说，南中国海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岛礁的主权问题，二是海洋权益问题。他们说，美国政府在领土和海洋划界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在海洋权益问题上，美国坚持认为，任何声索都应遵照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对于公约缔约国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权益主张，国务院海洋及国际环境暨科学事务局法律顾问奥利弗·路易斯（Oliver M. Lewis）说，“中国一直没有，而且现在仍然没有以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方式阐释其海洋主张。”
他举例说，中国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是这个主张并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
“历史性权利已经被反映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法所取代，所以中国不能从历史性权利角度声索九段线内的区域。”
他指的九段线是2009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照会中所附地图上的九条断续线。这九条线将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水域囊括其中。中国政府在2009年的照会文本中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见所附地图）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中国一直没有明确说明地图上“九段线”所代表的含义。
去年7月，中国政府在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的声明中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说，这些主张符合国际法。
在此之前，海牙的一个仲裁庭就中菲南中国海争端做出裁决，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主张以及历史性权利主张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
路易斯说，中国在仲裁案之后发表的声明是首次明确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是他指出，至于这种权利是什么、涉及哪些范围以及是否具有排他性这些问题，北京仍然模棱两可。
他说，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的题为《海洋的界限》（Limits of the Sea）的报告曾对中国可能声索的历史性权利做过分析，认为中国的主张并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条和第15条所认可的历史性主张那一有限范畴。那份报告说，南中国海是一个辽阔的半封闭海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众多沿海国家享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国际海洋法不允许那些权利被另一国家基于“历史”的海洋主张所取代。
他还说，中国所称的南中国海诸岛拥有内水也就是将这些岛礁作为整体进行海洋权益声索。他认为，这种主张也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他说，如果中国声称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那么根据公约，中国所享有的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内的这些海洋权益必须产生于自然形成的海洋地物（land features），而这些地物应满足公约第121条对“岛屿”的定义。他说，根据公约，海洋地物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成为岛屿：第一，必须是自然形成的陆地；第二，必须被水域包围；第三，在高潮时高于水面；此外，公约还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进行经济活动的岩礁，不能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另一方面，路易斯还指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国船只，不论是商船还是军舰，在其他国家的领海内都享有无害通过的权利，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自由等权利。
中国外交部星期二（2月21日）不点名抗议美国航母舰队进入南中国海巡逻，称反对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威胁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几天前，美国海军宣布“卡尔·文森”号（USS Carl Vinson）航母舰队从18日开始进入南中国海巡航。
国务院代理法律顾问理查德·维塞克（Richard Visek）说：“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法律立场并没有做过调整，而是美国长期持有的立场，这是一种全球实践。我们相信航行自由，以及我们此前所提到的那些原则。”
星期三出席讨论会的三位法律顾问也指出，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但是他们说，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和原则反映美国所承认和受约束的习惯法，这是1983年里根总统在一份政策声明中所确立的。
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办公室的助理法律顾问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说，美国在南中国海拥有国家利益，表现在维护和平与稳定、保证合法商业活动的畅通，以及确保国际法得到尊重，其中包括航行自由。
他说，在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美国提倡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避免武力威胁，而和平方式也包括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2/%E7%BE%8E%E5%9B%BD%E5%8A%A1%E9%99%A2%E6%B3%95%E5%BE%8B%E9%A1%BE%E9%97%AE%EF%BC%9A%E4%B8%AD%E5%9B%BD%E5%8D%97%E4%B8%AD%E5%9B%BD%E6%B5%B7%E2%80%9C%E5%8E%86%E5%8F%B2%E6%80%A7%E6%9D%83%E5%88%A9%E2%80%9D%E4%B8%BB%E5%BC%A0%E6%B2%A1%E6%9C%89%E6%B3%95%E5%BE%8B%E5%9F%BA%E7%A1%80.html
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没有法律基础。他们还说，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自由航行符合国际海洋法，而且这一行动并非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或某一个国家，而是美国全球做法的一部分。
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与美国国际法协会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星期三共同举办座谈会，讨论南中国海问题中涉及的国际法问题。
美国国务院的三位法律顾问说，南中国海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岛礁的主权问题，二是海洋权益问题。他们说，美国政府在领土和海洋划界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在海洋权益问题上，美国坚持认为，任何声索都应遵照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对于公约缔约国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权益主张，国务院海洋及国际环境暨科学事务局法律顾问奥利弗·路易斯（Oliver M. Lewis）说，“中国一直没有，而且现在仍然没有以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方式阐释其海洋主张。”
他举例说，中国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是这个主张并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
“历史性权利已经被反映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法所取代，所以中国不能从历史性权利角度声索九段线内的区域。”
他指的九段线是2009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照会中所附地图上的九条断续线。这九条线将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水域囊括其中。中国政府在2009年的照会文本中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见所附地图）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中国一直没有明确说明地图上“九段线”所代表的含义。
去年7月，中国政府在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的声明中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说，这些主张符合国际法。
在此之前，海牙的一个仲裁庭就中菲南中国海争端做出裁决，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主张以及历史性权利主张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
路易斯说，中国在仲裁案之后发表的声明是首次明确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是他指出，至于这种权利是什么、涉及哪些范围以及是否具有排他性这些问题，北京仍然模棱两可。
他说，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的题为《海洋的界限》（Limits of the Sea）的报告曾对中国可能声索的历史性权利做过分析，认为中国的主张并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条和第15条所认可的历史性主张那一有限范畴。那份报告说，南中国海是一个辽阔的半封闭海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众多沿海国家享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国际海洋法不允许那些权利被另一国家基于“历史”的海洋主张所取代。
他还说，中国所称的南中国海诸岛拥有内水也就是将这些岛礁作为整体进行海洋权益声索。他认为，这种主张也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他说，如果中国声称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那么根据公约，中国所享有的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内的这些海洋权益必须产生于自然形成的海洋地物（land features），而这些地物应满足公约第121条对“岛屿”的定义。他说，根据公约，海洋地物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成为岛屿：第一，必须是自然形成的陆地；第二，必须被水域包围；第三，在高潮时高于水面；此外，公约还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进行经济活动的岩礁，不能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另一方面，路易斯还指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国船只，不论是商船还是军舰，在其他国家的领海内都享有无害通过的权利，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自由等权利。
中国外交部星期二（2月21日）不点名抗议美国航母舰队进入南中国海巡逻，称反对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威胁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几天前，美国海军宣布“卡尔·文森”号（USS Carl Vinson）航母舰队从18日开始进入南中国海巡航。
国务院代理法律顾问理查德·维塞克（Richard Visek）说：“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法律立场并没有做过调整，而是美国长期持有的立场，这是一种全球实践。我们相信航行自由，以及我们此前所提到的那些原则。”
星期三出席讨论会的三位法律顾问也指出，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但是他们说，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和原则反映美国所承认和受约束的习惯法，这是1983年里根总统在一份政策声明中所确立的。
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办公室的助理法律顾问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说，美国在南中国海拥有国家利益，表现在维护和平与稳定、保证合法商业活动的畅通，以及确保国际法得到尊重，其中包括航行自由。
他说，在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美国提倡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避免武力威胁，而和平方式也包括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2/%E7%BE%8E%E5%9B%BD%E5%8A%A1%E9%99%A2%E6%B3%95%E5%BE%8B%E9%A1%BE%E9%97%AE%EF%BC%9A%E4%B8%AD%E5%9B%BD%E5%8D%97%E4%B8%AD%E5%9B%BD%E6%B5%B7%E2%80%9C%E5%8E%86%E5%8F%B2%E6%80%A7%E6%9D%83%E5%88%A9%E2%80%9D%E4%B8%BB%E5%BC%A0%E6%B2%A1%E6%9C%89%E6%B3%95%E5%BE%8B%E5%9F%BA%E7%A1%80.html
接触还是强硬，美国对朝政策面临抉择
来源:
美国之音
外交界消息灵通人士本星期对美国之音说，白宫已经下令对美国的朝鲜政策进行审查，研究华盛顿在今后与平壤和金正恩政权打交道中有哪些选择。
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通话中谈到了朝鲜构成的威胁。
蒂勒森星期三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朱莉·毕晓普时没有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关于这次政策审查进展的问题。
许多专家认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给川普政府构成了最为紧急且具有爆炸性的问题之一。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埃文斯·里维尔说，“正如新总统（川普）直接从前总统奥巴马和情报简报中了解到的那样，朝鲜拥有核武器和导弹运载系统，对韩国和日本以及美军在这两个国家和西太平洋的基地构成了威胁。”
有些人提出，现在是华盛顿采取不同方式与平壤打交道的时候了，比如直接与这个封闭的、不可预测的政权接触。还有一些人呼吁对平壤的好战姿态采取强硬立场。本月早些时候在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会见川普的时候，朝鲜发射了弹道导弹，显示出它的好战性。
亚太问题专家唐纳德·扎格利亚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川普当局需要与朝鲜接触，以确定双方如何避免一场对谁都没有好处的对抗。”
呼吁扩大接触
美国有一些学者主张扩大与朝鲜接触才是消除分歧的最佳办法。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扎格利亚是这类学者中比较知名的一位。
扎格利亚是该机构的资深副总裁和这个机构下面的一个亚太安全论坛的负责人。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成立有四十多年，总部设在纽约，是一个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机构。其宗旨是解决那些威胁到美国利益的冲突。
扎格利亚说，“新政府需要任命一位特别代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正试图安排朝鲜代表与前美国官员之间的对话，以期通过这种被称为“1.5轨外交”的对话帮助解决那些政府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通过官方渠道解决的问题。“1.5轨外交”指的是在官方外交（轨道1）和民间外交（轨道2）之间的官方加民间的外交方式。
有关对话的筹备情况不详
扎格利亚曾经在卡特总统任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顾问。他拒绝谈论这类对话的具体筹备情况。
但是，一个潜在的障碍已经出现。国务院还没有批准朝鲜官员前往纽约参加这类会谈的签证。
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对美国之音说，“个人符合哪种特殊类签证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他/她准备在美国从事什么活动。”
与扎格利亚等人希望扩大与朝鲜接触的观点相反，另一些专家主张华盛顿“必须立即对朝鲜政权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迫使平壤改变其挑衅性的行为方式。
里维尔在最近参加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说，美国应该加强“范围更大的遏制措施，明确展示其信守承诺的决心”。
增加军事演习
里福尔还说，美国可以“扩大军事演习的范围和频率，包括让联合国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参与，比如英国和澳大利亚。”
如果计划的1.5轨会谈能够举行，这将是多年来的第一次。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仪说，“实质将决定意义”。
格莱仪说，“这样的对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朝鲜是否有新东西要说，”“而不只是过去说过很多遍的华盛顿必须承认平壤为有核国家。”
丹尼斯·怀尔德曾经在前总统乔治·W·布什政府内担任总统顾问，现在是乔治城大学美中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说，在美国外交中和川普政府在今后几个星期审查美国对朝政策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怀尔德说，“政策审查可能不会很快完成，”“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层突然更换，而国务院和国防部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中层政治任命职位仍然虚位以待。”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2/%E6%8E%A5%E8%A7%A6%E8%BF%98%E6%98%AF%E5%BC%BA%E7%A1%AC%EF%BC%8C%E7%BE%8E%E5%9B%BD%E5%AF%B9%E6%9C%9D%E6%94%BF%E7%AD%96%E9%9D%A2%E4%B8%B4%E6%8A%89%E6%8B%A9.html
美国之音
外交界消息灵通人士本星期对美国之音说，白宫已经下令对美国的朝鲜政策进行审查，研究华盛顿在今后与平壤和金正恩政权打交道中有哪些选择。
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通话中谈到了朝鲜构成的威胁。
蒂勒森星期三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朱莉·毕晓普时没有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关于这次政策审查进展的问题。
许多专家认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给川普政府构成了最为紧急且具有爆炸性的问题之一。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埃文斯·里维尔说，“正如新总统（川普）直接从前总统奥巴马和情报简报中了解到的那样，朝鲜拥有核武器和导弹运载系统，对韩国和日本以及美军在这两个国家和西太平洋的基地构成了威胁。”
有些人提出，现在是华盛顿采取不同方式与平壤打交道的时候了，比如直接与这个封闭的、不可预测的政权接触。还有一些人呼吁对平壤的好战姿态采取强硬立场。本月早些时候在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会见川普的时候，朝鲜发射了弹道导弹，显示出它的好战性。
亚太问题专家唐纳德·扎格利亚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川普当局需要与朝鲜接触，以确定双方如何避免一场对谁都没有好处的对抗。”
呼吁扩大接触
美国有一些学者主张扩大与朝鲜接触才是消除分歧的最佳办法。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扎格利亚是这类学者中比较知名的一位。
扎格利亚是该机构的资深副总裁和这个机构下面的一个亚太安全论坛的负责人。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成立有四十多年，总部设在纽约，是一个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机构。其宗旨是解决那些威胁到美国利益的冲突。
扎格利亚说，“新政府需要任命一位特别代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正试图安排朝鲜代表与前美国官员之间的对话，以期通过这种被称为“1.5轨外交”的对话帮助解决那些政府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通过官方渠道解决的问题。“1.5轨外交”指的是在官方外交（轨道1）和民间外交（轨道2）之间的官方加民间的外交方式。
有关对话的筹备情况不详
扎格利亚曾经在卡特总统任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顾问。他拒绝谈论这类对话的具体筹备情况。
但是，一个潜在的障碍已经出现。国务院还没有批准朝鲜官员前往纽约参加这类会谈的签证。
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对美国之音说，“个人符合哪种特殊类签证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他/她准备在美国从事什么活动。”
与扎格利亚等人希望扩大与朝鲜接触的观点相反，另一些专家主张华盛顿“必须立即对朝鲜政权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迫使平壤改变其挑衅性的行为方式。
里维尔在最近参加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说，美国应该加强“范围更大的遏制措施，明确展示其信守承诺的决心”。
增加军事演习
里福尔还说，美国可以“扩大军事演习的范围和频率，包括让联合国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参与，比如英国和澳大利亚。”
如果计划的1.5轨会谈能够举行，这将是多年来的第一次。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仪说，“实质将决定意义”。
格莱仪说，“这样的对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朝鲜是否有新东西要说，”“而不只是过去说过很多遍的华盛顿必须承认平壤为有核国家。”
丹尼斯·怀尔德曾经在前总统乔治·W·布什政府内担任总统顾问，现在是乔治城大学美中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说，在美国外交中和川普政府在今后几个星期审查美国对朝政策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怀尔德说，“政策审查可能不会很快完成，”“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层突然更换，而国务院和国防部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中层政治任命职位仍然虚位以待。”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2/%E6%8E%A5%E8%A7%A6%E8%BF%98%E6%98%AF%E5%BC%BA%E7%A1%AC%EF%BC%8C%E7%BE%8E%E5%9B%BD%E5%AF%B9%E6%9C%9D%E6%94%BF%E7%AD%96%E9%9D%A2%E4%B8%B4%E6%8A%89%E6%8B%A9.html
Thursday, 23 February 2017
晒爱思PsyEyes | 柏林墙倒塌了，还有什么墙不会被推倒
关于“柏林墙”为什么会倒塌，从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有许多的阐释，但从心理学角度，“柏林墙”的倒塌也自有其必然性。
从历史和政治学的角度，“柏林墙”意味着自由世界与不自由世界的边界。“柏林墙”是由代表不自由的前东德政府修筑，从建成到被推翻，28年时间里，这堵封禁的墙将无数追求自由的前东德民众挡在墙的外面；而且有不少仅仅试图追求自由的民众被射杀在这堵墙的外面。28年前，随着“柏林墙”的被推翻，不自由的前东德在接下来的2年后也被它的民众所推翻，整体并入了自由的西德。“柏林墙”的倒塌不仅促使两个德国统一，而且同时也意味着不自由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的土崩瓦解，“二战”后横亘整个人类世界的“冷战铁幕”时期的结束；现时代大家熟知的“全球化”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启动。
从心理学角度，“自由”的价值就是人类认知资源的高效利用；而任何方面的不自由，都意味着有限认知资源的无畏浪费。因为人类大脑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在自由社会里面，人们可以将有限的认知资源去孜孜以求任何他感兴趣和好奇的事业；而在不自由社会里面，人们必须将大量的认知资源用来甄别应该追求什么而避免追求什么。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不自由的社会必然导致创造力的低下，除了发展出如何奴役和禁锢民众的技术外，不自由社会完全没有可能带来持续而稳定的长治久安，也完全没有可能造就整体繁荣。
由于人类居于物种进化的顶端，因此，人类行为和人格的多样性也远远超过其他物种，这种多样性是人类得以发展、进化的保障，以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总是有适应的人群能够生存繁衍下去。自由社会保障和鼓励人类这种行为和人格的多样性；而不自由社会则限制和禁锢人类行为和人格的多样性，往往只允准少数几种行为和人格是“合法”的，其他都将遭到驱逐和惩罚。例如，思想和言论自由在任何自由社会里都是不言自明的权利和公理；但在不自由的社会里思想和言论自由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危及建立在不自由秩序上的“体制”。事实上，有质疑和批判精神的人更可能具有创造性；而在自然的情境下，人群中总是有些个体具有与生俱来的质疑和批判性。在自由社会里，这样的人是财富；而在不自由社会里，这样的人是罪犯。
因此，不难理解不自由社会因为限制和禁锢了人类本性的多样性，因此整个社会必须耗费巨大的资源来防范出现质疑和反对者。虽然以教育名义的洗脑灌输能够干扰和影响每个人的社会化发展，使他们尽可能不去独立思考；同时通过屏蔽资讯的传播，使他们无法获得充分的讯息来质疑。但人类基因决定的行为和人格多样性，无论怎样防范都难免会出现质疑和反对者；而且越是在屏蔽和禁锢的情境下，质疑者会越来越适应苛刻的环境而生存发展下去。这同时也势必给不自由的“体制”越来越大的防范压力，当不自由社会的防范成本超过“体制”所能承受的极限时，“体制”的崩溃也就是必然结局。
不自由的前东德，不仅修筑了“柏林墙”来防范民众奔向自由的西德；而且在社会控制上也做到了极致，其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Stasi，为德语Staatssicherheit的缩写，全称为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竟然为其三分之一的民众建立了秘密档案，并且严密地监控每一个有可能质疑和反对的民众。据估计，在1800万人口的前东德，竟然有50万人为“史塔西”工作，负责监视他们的邻居、亲戚和朋友。
正是因为不自由社会必然限制和浪费整个社会的认知资源，一方面有利于创造社会财富的认知资源被无谓地耗费在对“安全”的甄别和小心翼翼的维护上，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动受到抑制；另一方面为了防范质疑和反对者又必须消耗大量社会成本和资源。从人类行为和人格的多样性以及对环境的高度适应来看，不自由社会下质疑和反对者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会越来越适应，因此，社会管制和禁锢也势必不断升级：更大程度的认知资源的耗费；消耗更多社会成本和资源的防范，直到资源耗竭而导致社会溃败。
特别地，现时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资讯传播的成本越来越低，不自由社会为了维持不自由的秩序需要承担和付出的社会成本和资源也越来越高昂；因此，越是强大的不自由“体制”，因资源耗竭而崩溃的概率也就越是高企。28年前，用土石修筑的“柏林墙”倒塌是必然的结局；现时代，在比特海上修筑的资讯防火墙被倒塌也不难预期。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7/02/%e6%99%92%e7%88%b1%e6%80%9dpsyeyes-%e6%9f%8f%e6%9e%97%e5%a2%99%e5%80%92%e5%a1%8c%e4%ba%86%ef%bc%8c%e8%bf%98%e6%9c%89%e4%bb%80%e4%b9%88%e5%a2%99%e4%b8%8d%e4%bc%9a%e8%a2%ab%e6%8e%a8%e5%80%92/
从历史和政治学的角度，“柏林墙”意味着自由世界与不自由世界的边界。“柏林墙”是由代表不自由的前东德政府修筑，从建成到被推翻，28年时间里，这堵封禁的墙将无数追求自由的前东德民众挡在墙的外面；而且有不少仅仅试图追求自由的民众被射杀在这堵墙的外面。28年前，随着“柏林墙”的被推翻，不自由的前东德在接下来的2年后也被它的民众所推翻，整体并入了自由的西德。“柏林墙”的倒塌不仅促使两个德国统一，而且同时也意味着不自由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的土崩瓦解，“二战”后横亘整个人类世界的“冷战铁幕”时期的结束；现时代大家熟知的“全球化”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启动。
从心理学角度，“自由”的价值就是人类认知资源的高效利用；而任何方面的不自由，都意味着有限认知资源的无畏浪费。因为人类大脑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在自由社会里面，人们可以将有限的认知资源去孜孜以求任何他感兴趣和好奇的事业；而在不自由社会里面，人们必须将大量的认知资源用来甄别应该追求什么而避免追求什么。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不自由的社会必然导致创造力的低下，除了发展出如何奴役和禁锢民众的技术外，不自由社会完全没有可能带来持续而稳定的长治久安，也完全没有可能造就整体繁荣。
由于人类居于物种进化的顶端，因此，人类行为和人格的多样性也远远超过其他物种，这种多样性是人类得以发展、进化的保障，以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总是有适应的人群能够生存繁衍下去。自由社会保障和鼓励人类这种行为和人格的多样性；而不自由社会则限制和禁锢人类行为和人格的多样性，往往只允准少数几种行为和人格是“合法”的，其他都将遭到驱逐和惩罚。例如，思想和言论自由在任何自由社会里都是不言自明的权利和公理；但在不自由的社会里思想和言论自由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危及建立在不自由秩序上的“体制”。事实上，有质疑和批判精神的人更可能具有创造性；而在自然的情境下，人群中总是有些个体具有与生俱来的质疑和批判性。在自由社会里，这样的人是财富；而在不自由社会里，这样的人是罪犯。
因此，不难理解不自由社会因为限制和禁锢了人类本性的多样性，因此整个社会必须耗费巨大的资源来防范出现质疑和反对者。虽然以教育名义的洗脑灌输能够干扰和影响每个人的社会化发展，使他们尽可能不去独立思考；同时通过屏蔽资讯的传播，使他们无法获得充分的讯息来质疑。但人类基因决定的行为和人格多样性，无论怎样防范都难免会出现质疑和反对者；而且越是在屏蔽和禁锢的情境下，质疑者会越来越适应苛刻的环境而生存发展下去。这同时也势必给不自由的“体制”越来越大的防范压力，当不自由社会的防范成本超过“体制”所能承受的极限时，“体制”的崩溃也就是必然结局。
不自由的前东德，不仅修筑了“柏林墙”来防范民众奔向自由的西德；而且在社会控制上也做到了极致，其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Stasi，为德语Staatssicherheit的缩写，全称为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竟然为其三分之一的民众建立了秘密档案，并且严密地监控每一个有可能质疑和反对的民众。据估计，在1800万人口的前东德，竟然有50万人为“史塔西”工作，负责监视他们的邻居、亲戚和朋友。
正是因为不自由社会必然限制和浪费整个社会的认知资源，一方面有利于创造社会财富的认知资源被无谓地耗费在对“安全”的甄别和小心翼翼的维护上，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动受到抑制；另一方面为了防范质疑和反对者又必须消耗大量社会成本和资源。从人类行为和人格的多样性以及对环境的高度适应来看，不自由社会下质疑和反对者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会越来越适应，因此，社会管制和禁锢也势必不断升级：更大程度的认知资源的耗费；消耗更多社会成本和资源的防范，直到资源耗竭而导致社会溃败。
特别地，现时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资讯传播的成本越来越低，不自由社会为了维持不自由的秩序需要承担和付出的社会成本和资源也越来越高昂；因此，越是强大的不自由“体制”，因资源耗竭而崩溃的概率也就越是高企。28年前，用土石修筑的“柏林墙”倒塌是必然的结局；现时代，在比特海上修筑的资讯防火墙被倒塌也不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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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赦：东南亚人权状况恶化
来源:
美国之音
“国际特赦”组织说，东南亚正面临着持续的人权挑战，政府针对活动人士和公民社会打压的同时，对安全部队的问责不断失败。
“国际特赦”组织在其最新的年度报告中报道了159个国家的人权纪录，报告指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政府正援引一系列压制性法律，将和平表达定罪。国际特赦警告，亚太地区的“公民空间正在缩小”。
国际特赦组织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负责人查姆帕·帕特尔表示，该地区的政府打压活动人士是在“窒息异议”。
帕特尔说：“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到老挝，人们由于和平行使自己的言论和集会权利而不断受到威胁、逮捕和迫害。”
报告还指出，政府打击难民和移民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政局分裂的标志。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CJ）的成员萨姆·扎菲利对国际特赦的报告表示赞同。扎菲利称，东南亚“对于一些领域的尊重正在减弱，特别是对公民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尊重”。
扎菲利指出，“威权主义和散布恐慌”是一个世界趋势，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对政府应对恐怖威胁的方式感到担忧。他还指出，美国过去十年里影响力下降。
缅甸
国际特赦说，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2016年初在缅甸执政，但缅甸仍面对人权领域的倒退。
帕特尔说，这种倒退包括针对人权活动人士的骚扰，以及缅甸军队在西部若开邦对穆斯林罗兴亚人的打压。
在去年10月一个哨卡疑似遭到罗兴亚人袭击后，缅甸安全部队对若开邦发起了大规模攻击。
帕特尔说：“在缅甸，成千上万受到制度性歧视的罗兴亚人再次被迫逃离他们的家园，针对罗兴亚人的人权侵犯可能构成反人类罪。”
前缅甸政治犯博基表示，面临多种挑战的缅甸政府认为人权问题喜忧参半。
博基对美国之音说：“有些地方（人权）有所改善，但许多地方由于（冲突的存在）仍然没有改善——比如在克钦邦和掸邦，另外（非法）征地案件也仍在发生。”
昂山素季的政府去年初释放了几十名政治犯。但博基表示，有86名良心犯仍在狱中，另有200人面临指控。博基是“政治犯援助协会”（AAPP）的成员。
柬埔寨
柬埔寨2017年和2018年进行大选。国际特赦组织指出，大选前夕柬埔寨已在加紧镇压言论、结社以及和平集会的自由，包括制定更为严格的法律来限制选举、骚扰公民社会参与者。
国际特赦指称柬埔寨当局滥用司法制度，惩罚公民社会和压制批评者。去年7月，政治分析人士凯姆·莱光天化日被枪杀，有指控称政府与谋杀有关。
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秘书长戴比·斯托瑟德表示，过去的一年人权在东南亚受到了挑战。她说，前景“非常严峻”。
斯托瑟德说：“人们因为非常、非常不正当的指控而被起诉和迫害，不仅如此，还有人因为敢言而受到死亡威胁、被殴打和折磨。”
斯托瑟德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威权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威吓公民社会和那些为人权和言论自由挺身而出的人，让他们沉默。”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扎菲利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我们看到令人十分失望的人权倒退现象。”
马来西亚和泰国
马来西亚人权活动人士也有担忧。这星期，活动人士雷娜·亨得利因为“在未获马来西亚审查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放映了一部讲述十年前斯里兰卡冲突的纪录片而被法院定罪。亨得利可能面临罚款和坐牢。
国际特赦的报告写道，马来西亚也在加紧打压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权利。
报告还写道，泰国军方进一步限制人权，其标志是禁止和平表达政治异议，无论是通过言论还是示威。
“保卫权利”组织负责人艾米·史密斯表示，人权保卫者已被泰国当局作为打压目标。
“在泰国，我们目睹人权维护者和社区活动人士因为参与合法活动而被政府打压，”史密斯说，“所以，任何敢于发声的人，就会受到军方的传讯或者受到军方的态度矫正，这就是这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逃脱惩罚现象。”
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指出，越南也在加紧限制言论、结社以及和平集会的自由。“良心犯受到折磨或其他虐待，得不到公平审判。”
公开示威也受到打压，参与者和组织者被逮捕并据信受到虐待。
报告写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毒品战争”导致7000人被政府和治安团体杀害。
国际特赦表示，尽管印度尼西亚承诺处理过去的侵犯人权案件，但“安全系统违反人权的行为，包括非法杀人以及过分地、不必要地使用武力”仍时有发生。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扎菲利表示，他对东南亚地区人权进步的长期前景持乐观态度，但该地区短期内仍面临很多挑战。
扎菲利说：“现在我担心的是，（东南亚地区的）政府在挑战人权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这显示出我们努力创建的全球法律框架正在被弱化。”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2/%E5%9B%BD%E9%99%85%E7%89%B9%E8%B5%A6%EF%BC%9A%E4%B8%9C%E5%8D%97%E4%BA%9A%E4%BA%BA%E6%9D%83%E7%8A%B6%E5%86%B5%E6%81%B6%E5%8C%96.html
美国之音
“国际特赦”组织说，东南亚正面临着持续的人权挑战，政府针对活动人士和公民社会打压的同时，对安全部队的问责不断失败。
“国际特赦”组织在其最新的年度报告中报道了159个国家的人权纪录，报告指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政府正援引一系列压制性法律，将和平表达定罪。国际特赦警告，亚太地区的“公民空间正在缩小”。
国际特赦组织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负责人查姆帕·帕特尔表示，该地区的政府打压活动人士是在“窒息异议”。
帕特尔说：“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到老挝，人们由于和平行使自己的言论和集会权利而不断受到威胁、逮捕和迫害。”
报告还指出，政府打击难民和移民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政局分裂的标志。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CJ）的成员萨姆·扎菲利对国际特赦的报告表示赞同。扎菲利称，东南亚“对于一些领域的尊重正在减弱，特别是对公民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尊重”。
扎菲利指出，“威权主义和散布恐慌”是一个世界趋势，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对政府应对恐怖威胁的方式感到担忧。他还指出，美国过去十年里影响力下降。
缅甸
国际特赦说，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2016年初在缅甸执政，但缅甸仍面对人权领域的倒退。
帕特尔说，这种倒退包括针对人权活动人士的骚扰，以及缅甸军队在西部若开邦对穆斯林罗兴亚人的打压。
在去年10月一个哨卡疑似遭到罗兴亚人袭击后，缅甸安全部队对若开邦发起了大规模攻击。
帕特尔说：“在缅甸，成千上万受到制度性歧视的罗兴亚人再次被迫逃离他们的家园，针对罗兴亚人的人权侵犯可能构成反人类罪。”
前缅甸政治犯博基表示，面临多种挑战的缅甸政府认为人权问题喜忧参半。
博基对美国之音说：“有些地方（人权）有所改善，但许多地方由于（冲突的存在）仍然没有改善——比如在克钦邦和掸邦，另外（非法）征地案件也仍在发生。”
昂山素季的政府去年初释放了几十名政治犯。但博基表示，有86名良心犯仍在狱中，另有200人面临指控。博基是“政治犯援助协会”（AAPP）的成员。
柬埔寨
柬埔寨2017年和2018年进行大选。国际特赦组织指出，大选前夕柬埔寨已在加紧镇压言论、结社以及和平集会的自由，包括制定更为严格的法律来限制选举、骚扰公民社会参与者。
国际特赦指称柬埔寨当局滥用司法制度，惩罚公民社会和压制批评者。去年7月，政治分析人士凯姆·莱光天化日被枪杀，有指控称政府与谋杀有关。
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秘书长戴比·斯托瑟德表示，过去的一年人权在东南亚受到了挑战。她说，前景“非常严峻”。
斯托瑟德说：“人们因为非常、非常不正当的指控而被起诉和迫害，不仅如此，还有人因为敢言而受到死亡威胁、被殴打和折磨。”
斯托瑟德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威权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威吓公民社会和那些为人权和言论自由挺身而出的人，让他们沉默。”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扎菲利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我们看到令人十分失望的人权倒退现象。”
马来西亚和泰国
马来西亚人权活动人士也有担忧。这星期，活动人士雷娜·亨得利因为“在未获马来西亚审查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放映了一部讲述十年前斯里兰卡冲突的纪录片而被法院定罪。亨得利可能面临罚款和坐牢。
国际特赦的报告写道，马来西亚也在加紧打压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权利。
报告还写道，泰国军方进一步限制人权，其标志是禁止和平表达政治异议，无论是通过言论还是示威。
“保卫权利”组织负责人艾米·史密斯表示，人权保卫者已被泰国当局作为打压目标。
“在泰国，我们目睹人权维护者和社区活动人士因为参与合法活动而被政府打压，”史密斯说，“所以，任何敢于发声的人，就会受到军方的传讯或者受到军方的态度矫正，这就是这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逃脱惩罚现象。”
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指出，越南也在加紧限制言论、结社以及和平集会的自由。“良心犯受到折磨或其他虐待，得不到公平审判。”
公开示威也受到打压，参与者和组织者被逮捕并据信受到虐待。
报告写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毒品战争”导致7000人被政府和治安团体杀害。
国际特赦表示，尽管印度尼西亚承诺处理过去的侵犯人权案件，但“安全系统违反人权的行为，包括非法杀人以及过分地、不必要地使用武力”仍时有发生。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扎菲利表示，他对东南亚地区人权进步的长期前景持乐观态度，但该地区短期内仍面临很多挑战。
扎菲利说：“现在我担心的是，（东南亚地区的）政府在挑战人权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这显示出我们努力创建的全球法律框架正在被弱化。”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2/%E5%9B%BD%E9%99%85%E7%89%B9%E8%B5%A6%EF%BC%9A%E4%B8%9C%E5%8D%97%E4%BA%9A%E4%BA%BA%E6%9D%83%E7%8A%B6%E5%86%B5%E6%81%B6%E5%8C%96.html
印度官员告诉北京：中巴经济走廊侵犯印度主权
来源:
美国之音
印度外交秘书苏杰生（S Jaishankar）星期三在北京对媒体说，中国必须解释印度如何能够参加今年将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高峰会。他说，价值460亿美元的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经济走廊项目穿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侵犯了印度的主权。
苏杰生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共同主持中国和印度的战略对话。
他说，中方邀请印度政府参加这次峰会，印度方面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曾任驻中国和驻美国大使的苏杰生说：“中巴经济走廊是这个具体倡议的一部分。中巴经济走廊侵犯了印度主权，因为它穿过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他说，中国是一个对主权问题很敏感的国家，需要解释一个主权被侵犯的国家如何能够接受与会邀请，印方就这个问题坦率地与中方交换了看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了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要把古代丝绸之路连接起来。中国要在今年召开一带一路峰会，目前已有大约20个国家的领导人确认参加。
RFI：金正男遭何種劇毒毒殺亟待破解
金正男遇刺案有新進展，馬來西亞當局把矛頭對準了朝鮮外交官。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另外一個問題，馬來西亞警方周三稱兩名女嫌將有毒化學物質先塗在手上，再抹到金正恩臉上，一些法醫毒物專家質疑，兩名女嫌徒手塗抹致命毒汁，豈可毫髮無傷離開？難道是朝鮮開發出了新種毒藥？
徒手塗毒汁致人速死，自己卻活着？法國化學專家對金正男是皮膚被塗了致命毒物而迅速喪命也頗感懷疑。現在，各界都把目光盯在毒殺金正男可能使用的劇毒品上面。法國國家研究中心化學專家皮埃爾.查比指出，其實，迅速致死的毒物有多種。
皮埃爾.查比認為，金正男很可能不是通過皮膚中毒而迅速致死。很難有一種如此劇烈的毒物可以通過皮膚反應如此短時間奪命。查比認為使用噴霧，或者注射，通過肺或者口產生作用毒殺是可能的。
殺人犯究竟使用了何種毒物？此間專家認為，在沒有癥狀細節的情況下，現在還很難說清楚是什麼毒物。因為，有不少具有藥物特性的天然毒品或者化學毒物可以迅速殺人，而且使用很小的劑量。
比如氰化鉀，可以通過粘膜的形式使用，產生的臨床效果很明顯：呼吸虛弱，皮膚發紫。這種毒品過去曾經使用的很廣，用於自殺的較多。士的寧是另外一種選擇，但需要的劑量較大。或者可以是一種箭毒類麻醉劑，但不可以注射。另外的新式合成毒品也有可能，但需要一定的投資，也需要化學專家參與。
在保加利亞發生的毒傘殺人事件中。使用的是蓖麻。但是受害者在一周之後才死亡。使用類嗎啡的毒物，必須加大劑量，而且受毒者只要採取插管法就可獲救。
對施毒者並不十分危險。這位專家不認為有如此劇毒的通過皮膚產生毒性的毒品。
為什麼要選擇下毒殺人？這位專家認為，歷史上，毒殺曾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使用，因為是暗中進行，比較不惹人注意。如果用武器殺害或者直接行兇就意味着謀殺。當時也很少有解毒的臨床手段來救人，除了設法讓受害者嘔吐。
在法國，在路易十四王朝時期，毒殺在宮廷很盛行，至於中世紀梅得西斯家族的故事，部分具有傳說性質，使用來源於蟲類的斑鯊粉。
在今天，以施毒的手段來謀殺的較少，因為有許多緊急而有效的解毒方法。而且，施毒後，中毒癥狀一般都很明顯，如果一個人抽搐，就會用抗痙攣葯應對，如果心臟收縮，就會使用強心藥。
解剖屍體能不能化解疑惑？專家認為，遇害者的癥狀表現解剖前可能已經觀察到，比如吐水，心率，紅斑，瞳孔收縮。至於解剖，首先要明確要尋找什麼，然後要有能力迅速找到。如果毒分子迅速變質，就可能很難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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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16175
徒手塗毒汁致人速死，自己卻活着？法國化學專家對金正男是皮膚被塗了致命毒物而迅速喪命也頗感懷疑。現在，各界都把目光盯在毒殺金正男可能使用的劇毒品上面。法國國家研究中心化學專家皮埃爾.查比指出，其實，迅速致死的毒物有多種。
皮埃爾.查比認為，金正男很可能不是通過皮膚中毒而迅速致死。很難有一種如此劇烈的毒物可以通過皮膚反應如此短時間奪命。查比認為使用噴霧，或者注射，通過肺或者口產生作用毒殺是可能的。
殺人犯究竟使用了何種毒物？此間專家認為，在沒有癥狀細節的情況下，現在還很難說清楚是什麼毒物。因為，有不少具有藥物特性的天然毒品或者化學毒物可以迅速殺人，而且使用很小的劑量。
比如氰化鉀，可以通過粘膜的形式使用，產生的臨床效果很明顯：呼吸虛弱，皮膚發紫。這種毒品過去曾經使用的很廣，用於自殺的較多。士的寧是另外一種選擇，但需要的劑量較大。或者可以是一種箭毒類麻醉劑，但不可以注射。另外的新式合成毒品也有可能，但需要一定的投資，也需要化學專家參與。
在保加利亞發生的毒傘殺人事件中。使用的是蓖麻。但是受害者在一周之後才死亡。使用類嗎啡的毒物，必須加大劑量，而且受毒者只要採取插管法就可獲救。
對施毒者並不十分危險。這位專家不認為有如此劇毒的通過皮膚產生毒性的毒品。
為什麼要選擇下毒殺人？這位專家認為，歷史上，毒殺曾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使用，因為是暗中進行，比較不惹人注意。如果用武器殺害或者直接行兇就意味着謀殺。當時也很少有解毒的臨床手段來救人，除了設法讓受害者嘔吐。
在法國，在路易十四王朝時期，毒殺在宮廷很盛行，至於中世紀梅得西斯家族的故事，部分具有傳說性質，使用來源於蟲類的斑鯊粉。
在今天，以施毒的手段來謀殺的較少，因為有許多緊急而有效的解毒方法。而且，施毒後，中毒癥狀一般都很明顯，如果一個人抽搐，就會用抗痙攣葯應對，如果心臟收縮，就會使用強心藥。
解剖屍體能不能化解疑惑？專家認為，遇害者的癥狀表現解剖前可能已經觀察到，比如吐水，心率，紅斑，瞳孔收縮。至於解剖，首先要明確要尋找什麼，然後要有能力迅速找到。如果毒分子迅速變質，就可能很難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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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2 February 2017
联合早报 | 沈大伟：评估中国的未来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专家沈大伟教授认为，中国并不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却可能陷入了漫长的衰退阶段。
沈大伟强调，如果中国继续目前的保守“硬权威”治理方式，中国将陷入一个长期的衰败过程，世界上多个新兴工业体和列宁式国家的经验，都是先例。
自从1960年代以来，全世界一共有101个新兴工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13个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这些国家最终也都成为不同形式的民主政体，中国会不会是一个例外？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沈大伟本星期一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主办的名家公开讲座“分析中国的未来”上畅谈看法。虽然他强调，关于“中国的未来”的提问，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但是他也十分肯定，如果继续目前的保守“硬权威”治理方式，中国将陷入一个长期的衰败过程，世界上多个新兴工业体和列宁式国家的经验，都是先例。
他解释称，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数据，新兴工业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率不高，高达约87%的国家绕不开这个“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1万1000美元时，它将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经济转型等巨大压力。陷入这个“陷阱”的经济体可以长期处于中等收入状态，并且因无法及时转型而减慢经济增长，越“陷”越深。
另一方面，在13个发展成发达经济体的国家中，有两个：希腊和以色列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已是民主国家；其他11个原本是专制政体，当他们走出中等收入阶段时，全都实现了不同形式的民主。
民主化与经济完全发达是因果关系
沈大伟分析说，这些数据显示，民主化与经济充分发展成熟，不只是直接关系，更是因果关系。
除了政治上的转型外，这13个国家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力投入于创新。中国近两年也明显加大了对创新事业的投入，但是对创新的投入主要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上下互动的方式以及国内创新人员和国际同行交流也不够，沈大伟因此认为，中国的创新事业将是不完整的。
综合经济、政治等维度的比较结果，沈大伟表示：“坦率的说，我的预测是，中国会成为第88个（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上述分析的基础，是将中国与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放在同个天平上相互比较，由此预测中国的走向。换言之，这个逻辑不认同中国“例外论”或“特殊国情说”。但谈到中国时，也有许多人会质疑：中国作为华族与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国家，幅员又十分辽阔，其他国家的经验与中国能否相提并论？
沈大伟在演讲中没有点明提到“例外论”，但他一开场时就强调，外界应该用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中国是独特的国家，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国家。
他强调：“不能只是从中国看中国……为什么中国能免疫于几十年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列宁式政体的经验？我的看法是，中国不能幸免。”
当前，中国在经济、政治、环境、科技、国家安全等领域，都面对一系列的关键转折点，一些领域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尽管2013年中共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大部分目标还尚待落实。
对此，沈大伟分析称，反腐造成的负面效应、利益集团的阻挠、高层经济决策的不确定性，以及过度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都是改革举步不前的原因。
他形容当前的中国，犹如一部车子开进了一个环岛，这个环岛有四个出口：新专制主义、硬权威、软权威、半民主化，不同出口将导向不同的结果。如果回归到2009年的“软权威”路线，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将有更大可能能够实现，中国将出现部分政治改革，最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评估中国的未来？沈大伟以说，关键的问题是：“中共政权是否有信心，去推行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不可缺的政治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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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伟强调，如果中国继续目前的保守“硬权威”治理方式，中国将陷入一个长期的衰败过程，世界上多个新兴工业体和列宁式国家的经验，都是先例。
自从1960年代以来，全世界一共有101个新兴工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13个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这些国家最终也都成为不同形式的民主政体，中国会不会是一个例外？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沈大伟本星期一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主办的名家公开讲座“分析中国的未来”上畅谈看法。虽然他强调，关于“中国的未来”的提问，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但是他也十分肯定，如果继续目前的保守“硬权威”治理方式，中国将陷入一个长期的衰败过程，世界上多个新兴工业体和列宁式国家的经验，都是先例。
他解释称，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数据，新兴工业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率不高，高达约87%的国家绕不开这个“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1万1000美元时，它将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经济转型等巨大压力。陷入这个“陷阱”的经济体可以长期处于中等收入状态，并且因无法及时转型而减慢经济增长，越“陷”越深。
另一方面，在13个发展成发达经济体的国家中，有两个：希腊和以色列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已是民主国家；其他11个原本是专制政体，当他们走出中等收入阶段时，全都实现了不同形式的民主。
民主化与经济完全发达是因果关系
沈大伟分析说，这些数据显示，民主化与经济充分发展成熟，不只是直接关系，更是因果关系。
除了政治上的转型外，这13个国家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力投入于创新。中国近两年也明显加大了对创新事业的投入，但是对创新的投入主要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上下互动的方式以及国内创新人员和国际同行交流也不够，沈大伟因此认为，中国的创新事业将是不完整的。
综合经济、政治等维度的比较结果，沈大伟表示：“坦率的说，我的预测是，中国会成为第88个（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上述分析的基础，是将中国与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放在同个天平上相互比较，由此预测中国的走向。换言之，这个逻辑不认同中国“例外论”或“特殊国情说”。但谈到中国时，也有许多人会质疑：中国作为华族与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国家，幅员又十分辽阔，其他国家的经验与中国能否相提并论？
沈大伟在演讲中没有点明提到“例外论”，但他一开场时就强调，外界应该用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中国是独特的国家，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国家。
他强调：“不能只是从中国看中国……为什么中国能免疫于几十年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列宁式政体的经验？我的看法是，中国不能幸免。”
当前，中国在经济、政治、环境、科技、国家安全等领域，都面对一系列的关键转折点，一些领域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尽管2013年中共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大部分目标还尚待落实。
对此，沈大伟分析称，反腐造成的负面效应、利益集团的阻挠、高层经济决策的不确定性，以及过度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都是改革举步不前的原因。
他形容当前的中国，犹如一部车子开进了一个环岛，这个环岛有四个出口：新专制主义、硬权威、软权威、半民主化，不同出口将导向不同的结果。如果回归到2009年的“软权威”路线，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将有更大可能能够实现，中国将出现部分政治改革，最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评估中国的未来？沈大伟以说，关键的问题是：“中共政权是否有信心，去推行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不可缺的政治开放？”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7/02/%e8%81%94%e5%90%88%e6%97%a9%e6%8a%a5-%e6%b2%88%e5%a4%a7%e4%bc%9f%ef%bc%9a%e8%af%84%e4%bc%b0%e4%b8%ad%e5%9b%bd%e7%9a%84%e6%9c%aa%e6%9d%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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