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1 July 2013

香港人,你真的不該死?

香港人,你真的不該死?

前言:

結論是:香港人,其實,你已經死了!

正文:

之一

近日,大家都在談進擊的巨人,而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劇情「很香港」。

然而,我對於這種源自浪漫主義的穿鑿附會甚有保留。

因為我知道,香港人並不真正明白日本熱血動漫的大和魂精神。

首先,熱血漫畫中的主角,即使出身如何低微,也有「被上天選取」(the chosen one)的自覺。

亦由於這種自覺,劇情才可以發展,主角才會成為主角。

可惜的是,香港人愈來愈不相信自己可以擔當主角。

「沒有阿爺,我們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是。」

「還爭什麼,我們又怎可能挑戰財大氣粗的阿爺?」

我知道,在歷史長河中,我們從來也不算什麼,而歷史上,以小勝大以弱勝強的故事之所以吸引,正正在於它們的罕有。但問題是,假如我們連當主角的欲望,和信心也失去的時候,我們還憑什麼去當主角?

主角就是主角,即使我們只能佔領漫畫中的一格,還是動畫中的一秒。

認定自己無能力對抗巨人的朋友們,我明白你的自知之明,但也請你不要再花心神去看熱血動漫了。何不乾脆直接去看巨人之進擊,欣賞真正的主角如何破壞一個城市?

之二

香港的失陷,由味蕾開始。

正如梁文道在多篇飲食文章中所言,每個不同的地方,總有當地人獨特的口味,例如上海本幫菜的濃油赤醬,或泰北菜的清爽醒胃,而事實上,各地的飲食習慣正好反映當地人民的生活環境,乃至其社會文化特色。

眾所周知,香港人雖以美食天堂名號行走江湖多年,亦常以無國界多元化形象示人,但無可否認,當我們認真的分析香港人的飲食習慣,並嘗試究其老味,你大致會發現香港人根深柢固的文化其實是源自廣東嶺南一帶。

受 英國殖民統治多年,也許令港人的食制滲入不少西洋特色:奶茶咖啡鴛鴦蛋撻西多早午快特常餐ABC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港人成長,而以多元文化國際都會自傲的 香港人更不時將刺身泡菜咖哩漢堡薄餅等各國美食放在餐桌上,但我們口中唸唸有詞的四大國粹:粥粉麵飯,其實主要流行於南中國。港式食物四大金剛,即及第 粥、魚蛋河、牛腩麵、燒味飯,乃至點心、鹵味等心靈食物(comfort food)基本上全部脫胎自廣東嶺南文化。

簡而言之,縱使港人貪新厭舊,但我們的文化,仍然根深蒂固。

可惜,這一切,隨著內地自由行旅客無節制的侵入,已然改變。

請不要誤會!這裡彈的,不是老掉大牙的天價舖租對食店經營之影響,或地舖可供選購的只剩下名牌衣服珠寶金飾花妝品或成藥,香港人要在旺區找東西吃,必須上樓等一類老調。我想說的,是切切實實的口味改變。

更不要以為我說的是食店為了討好大陸客而被迫遷就口味。由酸辣粉到重慶燒到麻辣雞煲,一浪又一浪的大陸風湧至,對於香港人而言,其實並不罕見。見證過蘭桂芳蘇豪發展的港人,踏足過金巴利韓國街九龍城小泰國的港人,對於類似之一時風尚亦不會大驚小怪。

事 實上,對於港式飲食文化而言,內地自由行旅客帶來的最大衝擊,正是源於他們對本地飲食文化的一無所知及毫無興趣。本來,飲食是一種生活態度,而作為旅客, 為了了解當地文化,或多或少也會將飲食的過程,視作遊歷的一部分。於是,我們會到曼谷或台北掃街,也會為了一嘗當地佳餚,專誠的前往塔斯曼尼亞或加泰隆尼 亞。

可惜的是,在不少大陸客心目中,香港的吸引力只限於購物天堂而已,什麼美食之都根本就超出了他們的想像力。在血拼者的眼中,大商場內「美食廣場」一頓十五至三十分鐘的套餐已經十分奢侈。

莫怪食店負責人短視,當你發現,你用心細作食材所賺的竟不及隔壁一味夠快的那廝,退一萬步只求掌聲也收不到,你的心會在想什麼?

而當旺區名店老舖也走上快餐化的絕路,環頭環尾錙銖必較的小舖面對各項困難又怎能獨善其身?

各位朋友,你還記得上次吃到對味的魚腩粥,或燒味飯是什麼時候嗎?

之三

上星期,阿花在港鐵看見一個有趣的畫面。

一對洋人母子在港鐵上練習普通話。可愛的小男孩,鏗鏘的朗讀聲,引起了乘客的關注。

及後,兩位婆婆上車,洋人母親和另一港人讓座,而小男孩則坐在兩位婆婆中間。

小男孩以流利普通話向婆婆問好,只懂廣東話的婆婆則笑瞇瞇的猛讚男孩「好乖好聽話」。

眾人雞同鴨講了數個站,洋人母子下車,臨走前一記飛吻,俘虜了全車乘客。

當阿花和我談及這件事時,我只能羨慕不已。事關我最近最深刻的港鐵故事,是在美孚站連續被兩架手推車輾過,而我當時的心只想效法戰狼300的尼奧雷達王,一腳將他踢落路軌,然後大叫:「This is Hong Kong!!」

之四

老讀者可能以為我變了,事關在年多前,我才寫過不要當HATE CRIME的幫凶和如何在蝗禍中自處。

事隔不過一年多,為何突然滿腹牢騷?

首先,我必須承認,生活上的更多接觸,令我有更多反思。

舉一個例子,我曾經看見一個國內爸爸,在狹小的大有商場男洗手間內,抱著他的女兒在洗手盤上撒尿。

當我正想開口時,他一臉歉意的跟我說「對不起對不起」「小孩憋不住」,還不停試圖用水洗那全場唯一一個洗手盤。

我承認,當時的我,甚至今天想起此事的我,真的十分矛盾。

尤其當我步出洗手間,看到他們一家三口大包小包開開心心的在購物之時。

而在矛盾之中,我一直苦思問題源頭及出路--到底應該接納包容,還是「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透過教育反過來影響他們?抑或應該一如近年急速膨漲的某些「本土派人士」觀點,一律以勇武待之?

老實說,目前我仍未想到最佳答案,但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特區政府的長期不作為,正是禍端之一,而顧全大陸的梁振英上台,更令問題日趨惡化。

之五

中港矛盾,國教風波和政改爭拗,凡此種種,都是同一回事。

早年在如何管治難以管治的地方已經言明,坊間此有關論調的學者高人亦多,可惜在上位者往往不明白忠言逆耳之意義。

當蛋頭學者也被迫離開,一幅老土之極的「雞蛋對高牆」圖,自然高高懸起。

高牆一方,為保位置,自是動彈不得。可惜的是,雞蛋一方,面對牆內極其龐大又邪惡的歹角,及其嘍囉,竟吵翻了天。

這正好說明香港人之該死!

回應第一部分的內容,我們之所以仍未被滅絕,正是因為當中有人具有主角意識,但問題是,當大家也想當主角,衝突自所難免。

也許你見過熱血漫畫中的主角們有不同立場,甚至互相爭執,但大前提是,主角們最終還是能夠冰釋前嫌,以抗敵為重。

有人形容民眾運動是元氣玉,(註:鄙人在2005年<帝國.和平.戰>一文http://tommyjonk.xanga.com/409050174/item/ 亦曾用過這比喻),於是問題便來了--到底該由誰使出元氣玉?

香港是福地,因為每年六四七一,我們又可以聚集在一起成為元氣玉。反國教的故事,更告訴我們,香港人的能量可以有多大。

然而,善集元氣玉,卻不懂使用,正是香港社會慢性死亡的成因之一。

傳統泛民不可信,迂腐學者太窮酸,新晉本土又是否有能力取而代之?事實上,他們當中有人論述完備,有人口舌便給,有人動員力強,但為何他們卻一直無法打動更多人?單是傳媒、民主、建制同時打壓的說法,又是否可以解釋一切?

小結:

身為香港人,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

這個問題,和那嘩眾取寵的標題一樣,看似灰暗,其實不然。

不爭的事實是,在目前的情勢下,我們唯一可以做的,還是自力救濟!為了阻慢死亡的速度,我們必須保持活力,繼續上街發聲!!!

如果我們連這樣簡單的也做不到,我們的死,又與人何尤?



from The Hong Kong Originals http://www.hkoriginals.hk/%e9%a6%99%e6%b8%af%e4%ba%ba%ef%bc%8c%e4%bd%a0%e7%9c%9f%e7%9a%84%e4%b8%8d%e8%a9%b2%e6%ad%bb/

张春贤:要早出手出重手 把暴恐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

维吾尔在线讯 (通讯员 Sada) 据新疆日报报道,29日晚,自治区召开全疆视频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当前全疆维稳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主持会议。

张春贤指出,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坚决打赢反恐维稳这场硬仗。

张春贤强调,要早出手、出重手,形成强大威慑,坚决把暴恐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要抓重点、抓薄弱,加强人员密集场所、重点部位、群众聚居区域的安全防范,整合各方维稳力量,保持高压态势;要坚决遏制宗教极端主义,铲除其滋生的土壤和温床;主流媒体要主流引导,敢于主动发声主动进攻主动回应,打好舆论主动仗;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坚持专群结合,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族群众,形成维护稳定的铜墙铁壁。

28日晚,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部署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工作。29日,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俞正声等飞赴维吾尔自治区,坐镇指挥维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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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中药材市场抽检七类产品97%含农药残留

北京,2013年7月1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对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七个国家的市场上产自中国的中药材产品进行了抽样检测,发现样品中含有多种农药残留,甚至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归类为高毒或剧毒的农药,大部分样品农残含量超出欧盟限量规定。绿色和平呼吁中国政府切实贯彻农作物上的农药减量政策,加强农药使用的指导和监管,并加大对生态农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同时呼吁全球决策者淘汰当今破坏环境的化学农业耕作方式,通过政策扶持促进向生态农业转变。

 

        “中药材在中国和海外都拥有大量的拥趸者和消费者,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以及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在选择自然食材或疗法时使用中药材,但这次的调查结果却显示,中药材已经因为种植过程中农药的滥用而成为化学农业的‘受害者’,对使用者的健康造成潜在的威胁,这不免让人痛惜。”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王婧说。

        2012年11月至2013年4月期间,绿色和平在包括德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美国、意大利、英国在内的七个国家购买了菊花、枸杞、金银花、百合、三七、红枣和玫瑰花七种常用中药材样品。在抽检的36个样品中,35个样品被检测出农药残留,其中32个样品检测出3种以上农药残留。另外,接近一半的样品上检测出了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剧毒高毒的农药,如克百威、甲拌磷和三唑磷等。26个样品上一项或多项农药残留都超过了欧盟最大残留限量的规定。

        在绿色和平上周发布的《药中药:中药材农药污染调查报告》中,同样显示出中国国内市场上的中药材产品存在严重的农药残留问题。“相比国内来说,欧盟对于中药材的限量规定更为严格,但即使这样,还是在样品上发现严重的农残问题,这说明终端检测和政策限制并非万全之策,只有从源头种植环节抓起才可以解决问题。”王婧说。

        绿色和平呼吁中国政府切实贯彻农作物上的农药减量政策,加强农药使用的指导和监管,确保高毒剧毒农药不在中药材上使用,并加大对生态农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同时呼吁全球决策者淘汰当今破坏环境的化学农业耕作方式,通过政策扶持促进向生态农业转变,以实现农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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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2013年全國大選後的政局走向與台馬關係展望

廣受國際矚目的五月五日馬來西亞全國大選由執政逾半世紀的國民陣線 (國陣)贏得國會過半席次繼續保有中央執政權,在野的人民聯盟(民聯) 全力推動「五月五換政府」的政權輪替訴求未能實現。然而,此次大選兩大陣營都顯露出其極限與侷限,已對馬來西亞傳統的「兩線政治」造成巨大衝擊;尤其是選 舉過程的諸多弊端與爭議造成選後民聯領袖安華拒絕承認敗選並持續帶領大規模群眾運動,造成國陣政府以煽動罪名逮捕反對派人士,選後國陣與民聯皆需面對變局 與困局力求突破,才能開創政治新局。


壹、大馬2013年全國大選的結果與意義
 
      2013年五月五日的馬來西亞第十三屆全國大選包括改選全部國會席次共222席以及全國13州中的12個州共505個州議會議席。國陣在222個國會席次 中取得133席,擊敗民聯的89席;然而,國陣在國會席次的總得票率只有 48.6%,輸給民聯的 51.4%,這也是自爆發「五一三事件」的1969年以來馬來西亞再次出現的在野黨得票率超越執政黨的狀況。國陣雖然繼續執政,但其選舉成績明顯比上屆 2008年大選遜色:國會席次繼續萎縮,減少了7席;州議會席次由307席降至275席,減少了32席。在州政權方面,上屆大選國陣失去5個州的執政權, 此次則以些微多數奪回吉打州與霹靂州,民聯則保有最富庶的雪蘭莪、檳城與吉蘭丹州的政權。

      就民聯而言,民主行動黨在華社大力支持下橫掃華人選區,議席大爆發,讓國陣的馬華公會、民政黨及人聯黨幾乎全軍覆沒;但安華領導的人民公正黨開拓馬來選票 不力,也未能發揮聯盟內統籌協調的功能。2008年大選的政治海嘯是城市馬來人吹「反風」,痛擊國陣,致使國陣失去壟斷權力的三分之二絕對多數,開啓馬來 西亞之春的機會之窗。然而,此次大選馬來族群明顯沉默且選票回流西馬國陣傳統區及東馬土著穆斯林區,是民聯敗陣的主因;華人社會激烈的「變天」訴求和馬來 主體和緩的「轉型」主張之間未能有效交集與調和。選後民聯除了領導階層交替的迫切問題外,政治路線的調整同樣關鍵。

      就國陣而言,雖然窮盡一切手段使席次過半化險為夷,但未能重奪在上屆大選失去的絕對多數,將使國陣的執政權威進一步弱化,這對逾半世紀的威權體制而言形勢 更加嚴峻。此外,馬華公會因做出「議席少於上屆大選不加入執政聯盟」的承諾將使新一屆國陣政府沒有華人代表席次,即使馬華改變心意,7個國席及11個州席 仍是嚴重代表性不足,對於國陣政權標榜的多元代表性將是一大打擊。而國陣大量流失華人選票接下來巫統會做出的政策轉向是更趨向多元包容還是回歸民族主義路 線,不僅是國陣的難題,更是華人的擔憂的問題。

      馬來西亞族群政治根深蒂固,國陣與民聯都是以包容巫裔、華裔與印度裔的多元性訴求,是大馬兩線政治的主要內涵:不是兩個政黨的政治、更不是兩個族群的政 治。然而,馬華公會總會長蔡細歷在開票之夜受訪時提出大選後將是「馬來人在朝、華人在野」的新兩線政治,這雖是在馬華挫敗後的情緒之言,但一語道破華人將 告別主流政治、面對不確定未來的現實,挑動大馬政治最敏感的神經。

      就民主化路徑而論,馬來西亞此次大選未能實踐政權輪替無疑是一種缺憾,但並不意外;扭曲的選制、執政黨鋪天蓋地的政府賄選與金錢買票、未能令人信服的投開 票作業等等,都是衆所周知的威權政治潛規則,非馬來西亞所獨有,是拼搏選舉變天的必要額外負擔。值得注意的是公民社會在這次大選中表現出高度的活力與動 力,選後若持續以政策審議選舉民主,在政黨路線鬥爭之外落實日常民主,則將成為大馬民主進步的希望所寄。


貳、選後大馬政局的穩定性與變動性分析
 
      大選結果揭曉後,民聯領袖安華並未承認敗選,反而以選舉舞弊與選制不公為訴求發動大規模群眾集會與抗議活動,且有燎原之勢;驚險保住政權的國陣政府先是由 總理納吉指稱這是一場「華人政治海嘯」引發爭議,繼而國陣集團內部透過親政府媒體指責「華人還要什麼?」升高種族民族主義的氣溫,最終在大選結束兩週後內 政部與警察總署以煽動罪針對反對派領袖人民公正黨副主席蔡添強、人權團體領袖哈裡斯與反政府學生領袖阿當阿迪等展開逮捕拘禁,大選後大馬政局的演變充滿變 數。

      國陣的繼續執政使馬來西亞人民免去了對逾半世紀的大馬政治一夕「變天」的恐懼,對於可望安定的馬來族群而言,穩定的政治局面可以銀序下去;然而,選後迄今的若干發展脈絡卻令人對大馬新政局的高度變動性感到不安。

      首先是馬來西亞的自由經濟體制明顯受到選後政治效應的劇烈衝擊。納吉總理在選後發表的「華人政治海嘯」論給予激進種族民粹主義者借題發揮,先有國陣最大成 員黨巫統控制的馬來文《馬來西亞前鋒報》責問「華人還要什麼?」,繼之是大學校長與上訴法院法官認為華文及印度淡米爾文的小學應該被關閉,後有「伊斯蘭消 費者協會」公開號召杯葛支持在野黨的華裔商家,造成政治鬥爭效應延燒至經濟領域,〉,大選後種族主義的抬頭讓人感到憂慮。

      其次是國陣主要成員黨馬華公會在大選中慘敗所引發的華人參政危機。在八成華人選民一面倒支持在野的民主行動黨情況下,負責攻打華人選區的國陣華人成員黨馬 華公會首當其衝在大選中兵敗如山倒,多個州屬甚至被在野黨連根拔起、一席不剩,蒙受創黨64年來最大的挫折。馬華公會擁有巨額黨產與號稱八十萬黨員,是中 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外的全球第三大華人政黨。馬華公會在本屆大選競選37個國會席次與88個州議會席次,不過只贏得7席國會席次與11席州議會議席, 這比2008年大選獲得的15國會議席與31州議會議席減少了一半。若馬華因大選慘敗而實踐不入閣的承諾,則大馬華人將首度缺席聯合政府,而國陣長年的多 元族群政策亦將遭受重大打擊,是否形成「馬來人在朝、華人在野」這種更有利於族群政治操作的局面,令人憂心。

      最後是國陣政府與在野民聯是否能迅速有效的達成選後政治和解以邁向國家融合發展。執政逾半世紀的國陣是東南亞老牌的威權體制,在抗拒第三波民主化之後,國 陣的執政權威將日益衰退,很難有振衰起敝的機運,這也是威權體制演變的常態。然而,位處威權或極權體制末期的政權經常會有突兀的激進與反民主舉措,國陣在 馬來西亞此次全國大選後對反對派人士的逮捕拘禁,似乎印證了這一趨勢,後續可能引發的連鎖政治動盪令人擔心。


參、臺馬關係展望
 
      1990年代臺灣為馬來西亞的第一大投資國,高峰期達二十億美元。馬來西亞自1957至2005年間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成長率為 6.5%,上 (2012) 年的經濟成長率為 4.1%,人均國民所得為9575美元,較2009年提昇 50%,預估2013喦經濟成長率為 5.4%,深具發展潛力。臺灣與馬來西亞的經濟關係近年來多所停滯,雙邊欠缺持續性的交流;因應選後馬來西亞的政治新局面,臺灣必須積極尋求與馬來西亞深 化經濟關係的機會,尋求突破。

      馬來西亞是全球最大的伊斯蘭金融國家,這一特色將隨著東亞經濟區域化的加速與2015年東協經濟體的形成更形彰顯。伊斯蘭金融在1990年僅1500億美 元,2010年則已成長至8950億美元,是不可忽視的國際金融大餅。目前臺灣是馬來西亞第五大外資國,馬來西亞是台灣第六大貿易夥伴,雙邊關係至為重 要。在東協國家中,馬來西亞是台灣第四大貿易出口國,金額達68.91億美元;而台灣則自馬來西亞進口86.2億美元,金額居東協成員國首位。

      此次馬來西亞全國大選後的政局走向勢將牽動大馬經濟的調整與對外關係的變動。臺灣應加強與提升與大馬重要智庫的交流合作關係與層級,例如「馬來西亞戰略與 國際研究學院」(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IS) 以及「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Malaysi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以強化臺馬經濟對話與尋求雙邊合作。臺灣除新加坡外,必須增加連結東協的窗口,強化臺馬經濟合作以尋求參與中國廣西北部灣經濟區並叩 關東協主導的區域內全面經濟協議 (RCEP),以面對2015年東協共同體以及東亞多層次整合的挑戰。

作者陳佩修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
from 台灣新社會智庫政策報告-兩岸國際RSS供搞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152&Itemid=117

山东央企自导破产闹剧 多银行发愁40多亿债务

一家原本经营正常,年净利润达1亿元左右的央企子公司,自整体划转至另一家央企之后,短短3个月的时间,就走向了破产重组的边缘,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银河纸业划转之后迅速走向破产

眼下,中、农、工、建、交等13家银行和2家金融租赁公司正为山东临清银河纸业的40多亿的债务发愁。

银河纸业为中冶纸业集团子公司,归属于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下称中冶集团),3月8日,中冶集团将中冶纸业集团100%国有产权无偿划转至中国诚通。“我们当时觉得这对银河纸业是一个好事情,这是一个做大做强纸业的信号。”为银河纸业提供融资服务的一位银行人士表示,因为诚通集团是国资委批准的、唯一以林浆纸生产、开发及利用为主业的中央企业。

但进入3月份,事情的发展大出银行预料之外,划转之后,原本信用良好的中冶纸业集团对银行开始出现逾期。3月15日,中冶纸业在民生银行的1亿元贷款出现逾期,紧接着3月30日,北京银行贷给中冶纸业的1亿贷款也未能收回。

“这在国企中非常罕见,而且很少有企业在新划转之后就马上出现逾期。之后中冶纸业每一笔贷款都出现逾期,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上述银行人士称。

到了5月份,银河纸业公司内部开始出现破产重组的传言,相关银行也注意到了这一信息,并且发现银河纸业的股权已被冻结。“只有在资本运作有大的动作时,企业担心自己的股权被大的债权方冻结,才会先主动冻结自己的股权。这令我们很紧张。”

5月31日,主要债权银行工农中建成立维权俱乐部,联手要求诚通拿出具体措施确保债权人权益。6月3日经山东省临清市政府、所有债权银行对诚通联合交涉,诚通派中冶纸业集团董事长严肃等与银行开会商议银河纸业的债务问题。

会上严肃抛出了破产重组方案,提出60%的负债留在老公司,与企业项目有关的40%负债及经营性资产划入新公司中国诚通银河纸业,职工人数由6000多人裁至2000多人,要求银行对新公司基准贷款利率下浮30%,还明确诚通不会对银河的原债务提供担保和资金支持。

“这次会议就面对面地证实了诚通逃债的意图。”该银行人士称,按照诚通的重组方案,老公司在重组后只剩下一个空壳和数千富余人员,银行将不得不承受60%的债务损失。

 银行指诚通恶意逃债

在明白诚通的意图之后,银行希望能够尽量阻止破产重组减少损失,但他们可以选择的退路并不多。

通常情况下,企业若出现多次贷款逾期,银行可以启动保护机制。6月5日北京银行5000万贷款逾期后,查封了银河纸业大部分银行账户,却发现账户里资金已经所剩不多。

更奇怪的是,账户里没有资金的银河纸业即便到今天仍能够继续正常生产。“我们了解到,企业短时间内现金流失严重,但银河纸业现在还是三班倒,并且诚通控制了银河纸业的原料供应和销售回款,一次只买几天的原料,用别的账户进行资金收支。”

据了解,中冶纸业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在整体划转前所有银行债务一共为145亿元,其中银河纸业是中冶纸业板块中效益最好的优质资产,2012年实现收入30亿元,税后利润1多亿元,虽然银河纸业有40亿元左右银行贷款,但负债率仅为60%多。

因此,银行维权联盟认为,诚通对资金面良好、销售生产正常的银河纸业实施破产重组,显然是恶意的。

且划转之时,中冶科工集团增资48亿元现金作为解决中冶纸业集团债务负担的资本金,国资委还同意对诚通集团现金增资30亿元,以保证诚通接收中冶纸业集团后进行经营及财务重组的资金需求。

上述银行人士称,如果去掉银河40亿元左右的贷款以及诚通拿到的78亿元现金,实际诚通接手中冶纸业的可称之为负担的银行债务只有27亿元,但中冶纸业的资产达200亿元。“以27亿元债务的代价换取近200亿元的资产,如果这不是一次央企内部的资产划转,而是以这样的优厚条件将该资产转让给民营企业,一定又会被诟病为一次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

 诚通导演破产重组或已成模式

该银行人士表示,如果诚通集团一直拒绝对话沟通,银行只能采取法律手段冻结查封银河纸业资产,公司也将因此面临破产清算。“如此一来,银河纸业、银行、当地政府都将成为输家,未来以低价接手银河纸业资产的公司就成了最大的赢家。”

该人士称:“诚通有一个主业是资产管理,其官方网站上提到了几种成熟的重组模式,有可能以前也这么做过。”银行维权小组认为诚通集团在恶意破产方面或有丰富的经验,从股权冻结、资金运作方式、重组方案,到目前不担保、每债必逾,发展事态均在破产重组的轨道上运行着,银行和政府只能被动接受。

据了解,诚通集团自2005年被指定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试点单位后,先后托管、接收了普天集团部分企业、寰岛集团、中唱公司、中企国际、中包公司、中商集团等中央企业,托管华诚公司,积极参与国药集团、北车集团、农业银行等IPO项目,多次以债务重组的方式盘活国有资产。

“从企业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诚通的这些做法均无可厚非。但如果这样的目的最终达成,是否意味着新一轮国有企业逃废债运动的开始?这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不过又是让国有银行为国有企业买单,国有企业将包袱甩给银行、储户和当地社会后再一次“斗志昂扬”的轻装上阵。”上述银行人士质疑道。

据其透露,当地政府已经多次到北京与中国诚通商议银河问题,但尚无结果。新浪财经致电临清市银监会相关负责人了解详情,被以“现在不方便说话”婉转拒绝。

截至发稿之时,中冶纸业集团董事长严肃、银河纸业总经理周启红的电话均无人接听,新浪财经联系到银河纸业财务总监李守权,询问公司的财务状况,他表示:“我是新来的,不了解情况,你不要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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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认同的建立

作者:查理十三 | 评论(1) | 标签:香港, 殖民地, 麦理浩, 香港认同
坊间一直流传英国人占领香港的时候,香港只是一个小渔村,但是近来的一些研究又指出实事并没如此,英国人登陆港岛的时候香港已经有数千居民,而且很多人是务农的,甚至还有一部分手工业者,此外还有近40间书院,实在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英国人占领香港后该如何统治这块衰落的大清帝国边陲的殖民地呢?很简单,一国两制嘛,英国人并没有对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社会改革的兴趣,毕竟这只是帝国在远东进行贸易和殖民侵略的一个港口或者基地。于是最开始殖民者在香港的华人社会保留了大清律例和一些乡约民规,随着大陆政权的的不断更替,这些治理香港华人的法规制度并没能全部更新,以至于像纳妾这样的制度一直到1970年代才被废除。但另一方英国人需要香港成为一个自由的贸易港来扩张和维护帝国的利益,为了保障帝国利益又必须在香港推行法治等现代管理手段,没有这些现代的理念和手段来管理香港,香港和清王朝的沿海港口又有什么区别呢?再加之居住在香港的西方人处于自身社区安全的考虑以及对底层的人道关怀和改良社会的美好愿景,也在推动者香港社会的的不断改良。可以这样讲最开始很多年的香港一方面保留着很多中国大陆的社会习惯,甚至在某些方面落后于大陆的一些城市,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英国人的统治又为香港带来了诸多的现代化的东西,给香港带来了法治和稳定。
对于英国人讲香港是一个借来的地方,其实在殖民地最初的100年对很多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英国人对香港最大的贡献就是给香港带来了法治和稳定,这使得香港得以免于内地政治动乱和战争,很多无路可走的人也在这儿找到了一块栖息地。试想一下曾经有多少清朝维新和革命人士曾经逃亡到香港,抗战和1949年的政权更替又有多少人逃到了香港,还有后来的大陆的大饥荒时期又有多少挣扎在死亡线边缘的饥民逃到香港。其实在1949年前中国人是可以自由出入香港的,即使英国人有一段时间要求非本地人士要有签证才能进入香港,但是这种限制从未加诸于中国人身上。
1949年大陆政权更替,香港更跟其宗主国属于西方阵营,随着西方对中国禁运开始,其作为中国转口港的优势瞬间消失。但是随着政权更替,大量的内地人涌入香港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香港顺势抓住了战后先进国家的第一次产业转移,利用本土的资本和廉价劳动力建立起了香港的加工制造业。随着本地工业的发展,劳资双方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工人的权益和福利也难以得到充分保障,1966年和1967年香港爆发了两次大型的工人运动,尤其是1967年的工人运动受到内地文革和北京控制工会的影响演变成一场社会暴动,对香港社会产生极大的冲击,一些左派人士甚至在街头投放土质炸弹,一时间香港几乎变成了一个战场。
1970年代受石油危机影响世界经济衰退,1973年香港又爆发股灾,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据统计1975年全港共有20万人失业。社会生活方面贫富悬殊,多数香港人仍在为一日三餐奔波,1971年的时候香港还有十三万10至16岁的儿童及少年未能入学,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从事童工的经历。贪污腐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以警队最为猖獗,另一方面暴利犯罪事件频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各种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较之今日之香港有过之而无不足。
1971年英国人麦理浩就任港督标志着所谓“麦理浩时代”,也是很多香港人记忆中的“黄金十年”的到来,那是很多人眼里港督励精图治,港人奋发向上的十年,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意识诞生的十年。1974年麦理浩成立廉政公署将廉政风暴从公务员队伍一直刮到工商界,不顾工商界包括亲北京的左派人士的反对颁布一些列保障工人健康,薪酬、福利的法律法规,提高和增加各种社会福利津贴,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广建公屋解决市民居住问题,广建公立医院为市民低通廉价甚至免费的医疗服务,改善公共交通兴建地下铁,修建大量的公共的体育文化设施。政治上扩大市民的参与度,财政上推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经济上支持码头扩建增加货柜吞吐量,成立理科院校培养技术人才,支持本地产业又劳动力密集型向多元化,在其任期内香港的电子产业飞速发展,到1979年香港有电子企业1041家,随着大量的社会建设的推行,香港的建筑业也得以飞速发展。推动金融业发展,奠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在政治上一定程度上的扩大了香港人的参与度,如增加立法局议席,在自身形象上麦理浩亦十分亲民,在其推动的“清洁香港运动”期间曾亲自参与清除海滩垃圾活动,1975年更是促成了英女皇访问香港。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麦理浩的十年社会改革并不都尽如人意,比如他的建屋计划并没能完全解决市民的居住问题,他的医疗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服务质量的下降,扩大政治参与也和给香港带来民主几乎不沾边,但是这十年却是香港人踏踏实实的能感受到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福利增加,社会进步,政府有为的十年。相较于一条河对面的中国大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人民生活在动荡不安和极端贫困之中,文革中武斗还能时不时从大陆飘来几具尸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香港才是他们最佳的安身立命之地,对香港的认同感也日益加强。另一方面战后婴儿潮的一代人也开始在这个时候步入社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与上一代不同他们在香港成长,习惯说粤语,青少年时代受到西方流行文化熏陶,很多人接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如果说他们的上一代是成长于地道的中国文化,那么这一代人则是成长于中国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杂糅的杂种文化,就连他们的粤语也是土洋杂糅的。随着婴儿潮一代的崛起,粤语文化在1970年代开始赶超国语文化,粤语电影,粤语歌开始开始大面积流行普及,1971年香港只有一部粤语片,72年停产,但是1973年的粤语片《七十二家房客》却成为票房冠军,开启粤语片风潮,60年代国语歌是压倒了粤语歌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粤语歌反超了国语歌,电视节目也是如此,进入八十年代,婴儿潮的一代已经占到了人口的多数,现代意义上的”香港人“诞生。
谈了这么多,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麦理浩在香港推行大刀阔虎的社会改革的动力是什么?麦理浩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的时候,很多香港市民似都漠不关心,他们基本上不相信麦理浩真的有勇气和能力清楚腐败,麦理浩的诸多改革也是受到各种势力的反对和阻挠的,他究竟是如何完成这些改革的呢?事实上1960年代的两次工人运动尤其是六七暴动对殖民地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麦理浩的前任港督也意识到必须改革,必须正面回应市民的呼声,麦理浩的一些改革只是继承和扩大了他前任港督的改革计划而已。另一方面外交官出生的麦理浩在1971年就任港督前就在考虑香港的前途问题,因为新界的租约到1997年就将到期,而香港未来的归属必将在1980年代定下来,而七十年代则是为未来中英谈判准备的十年,麦理浩认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虽然愿意接受现状,但是关于香港未来的谈判迟早会到来,只是越迟越好,具体什么时候他也不知道,但是在中英谈判前他们能使香港繁荣、团结、满足,至少避免成为外界的笑话。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将香港打造成”具有国际地位,具有高素质的教育、科技、文化的工业,商业,财经设备的模范城市“。进而使中国既能从香港得益(比方说49年后对香港食品和淡水的出口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收入之一),但这些利益和中国国内完全不同的条件,使中国不愿意收回香港,即使收回香港也会给香港一个特殊的地位(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可谓正中麦理浩下怀),这样就能保障香港市民的生活方式不变和英国在香港的利益。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市民认同,这也是麦理浩改革的内在动力。
另外一个问题,今日的香港也面临着诸多的社会问题,市民游行示威也是屡见不鲜,为何今日特首未能进行积极改革来改善现状呢?其实这也是今日的特首和昔日的港督的差别,相较今日特首常常受制中央,当时殖民地的港督具有很高的自主性,英国方面只要港督不给宗主国财政负担,不和中国搞坏关系,其他方面麦理浩具有很到的自主权,而当时的工商界和普通民众对港督的影响也逊于今日。战后殖民地政府财政状况一直良好,几乎年年有结余,到了麦理浩时代他已经有足够的财政实力进行社会改革,这样伦敦也不用担心香港成为其负担伸手向其要钱,经济的独立自然导致腰杆子的笔直。话虽如此伦敦和麦理浩在香港的改革依然绝非,你办事我放心那么简单,中间依然充满博弈。比方说当时香港工人工作环境恶劣,收入微薄,香港依靠廉价劳动力建立的纺织业对英国纺织业造成了很大冲击,而当时英国是共党执政,公会对共党具有很强影响力,这样导致伦敦对麦理浩施压,要求改善工人待遇,要求香港工人能享受到亚洲最高的工人待遇,这是英国提出的最低要求,但是麦理浩却当成最高要求来处理,很多人批评这让香港失去了一个全面检讨其劳动薪酬和福利的机会。。在扩大参与度上,麦理浩依靠民间草根机构构建和谐社区,扩大立法局议席,但是这些议席却非通过选举产生,而是通过委任产生。麦理浩为何又没能给香港带来一些真正民主的东西呢?这可能源于其改革的第二个前提不能和中国搞坏关系惹麻烦。倘若当时麦理浩进行民主改革,必然导致中国的反对,后来彭定康在香港的民主改革就面临着这种局面,而且当时中国也害怕民主导致香港独立。另一方面当时国共两股势力在香港民真暗斗,选举产生的人选难以预测,开放民主必定导致两股势力牵扯其中,最终可能导致政府分裂成亲共和亲国两派,把香港变成国共两党的有一个战场。
通过以上论述和后来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麦理浩的改革基本上达到了其目的,香港社会经济得以繁荣,而中国在收回香港后也给与了他特殊的地位,香港人对于香港的认同建立起来。在今日香港的政治框架下想再进行麦理浩式的改革实在不现实,用陈冠中先生的话说是殖民地的港督亲近资本,但不受制资本,而现在的特首既没有港督的威权,也没有民选的威信,现在的特首是由一个亲商界的小圈子选举,制度性的靠拢资本家。香港已经没有可能再出现一个麦理浩,其实也不需要另一个麦理浩,香港需要的是一个普选的行政长官,香港的未来应当建立在普选的民主制度之上,中国亦如此。
(本文可以看做是对陈冠中、吕大乐等人对于香港历史现状的多篇文章的读书笔记,引用了他们的资料,也谈了个人的心得和观点。很多资料全靠本人记忆,难免出错,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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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 - 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7月1日

香港回歸中國已16年了,《基本法》所承諾的特區行政長官普選至今未能落實。早在2007年,民調顯示支持普選的市民已超過六成,但中共中央對於普選時間表一直在採取拖延策略,以致到目前為止,香港人民仍然不知道:他們要爭取的2017年普選究竟有沒有實現的可能。而且,親共分子和傳媒還不斷放出話題:不與中共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人決不應成為特首。他們已在試提種種方案,怎樣在選舉機制方面進行嚴密的操縱,保證只有完全可靠的親共分子才能成為特首候選者。換句話說,中共對付香港特首普選的另一策略,是將它轉化為變相的一黨專政。


正是在這種極端不公平的情況下,香港最近才出現了「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的大運動。為了爭取公平、自由的普選在2017年的實現,香港大學戴耀廷先生首先在今年1月提出「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的號召,然後又在3月和陳健民、朱耀明兩先生共同發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這一號召是很有力的,聞風而起者已進入佔領中環的組織與裝備階段了。

另一方面,中共和香港官方對於這一運動,則採取絕對敵視、仇視的態度。最近兩三個星期以來,官方和親共人士採取了一系列的攻擊,向佔中運動施壓:有人說它將危害香港治安,有人預言它必然破壞金融市場,最後將香港福祉推向懸崖,甚至還有人將它抹黑為「外國勢力與反對派搶奪香港政權」。總之,恐嚇、利誘、誣陷……等等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但是,從這些驚慌失措的表現來看,佔中運動確實打中了他們的政治軟肋,也是可以斷言的。

其實,佔中不過是公民抗命在香港此時此地的一種具體表現。公民抗命才是這一大運動的靈魂,而且密切聯繫着香港的前途。所以,下面我將極其簡略地談談公民抗命的涵義。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是現代政治思想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作為一種指導原則,它曾在許多現代國家和社會中推動過歷史的進程。公民抗命這個詞是美國著名詩人梭羅(H. D. Thoreau)在1849年鑄造的,用作一篇論文的題目,從此流傳天下。他當時因反對美國與墨西哥的戰爭以及擴大奴隸制度而拒絕納稅,甘願入獄,以表示對政府的反抗。這顯然只是一次個人本位的公民抗命,但它的象徵意義卻受到很多人的重視:公民,無論作為個人或是集體,面對國家或社會嚴重不公平、非正義的情況,而又找不到任何其他辦法改變現狀,則可以對政府進行公開的、和平的抗爭。雖然其中包括違法(如拒絕納稅)的方式,但抗爭者已有接受法律懲罰的心理準備。


梭羅的公民抗命概念之所以在美國發生了深遠的影響,正是由於它指示了一條不動用暴力而可以使社會不斷改善的道路。最顯著的例子是馬丁.路德.金所領導的「公民人權」運動。他奉「非暴力」為一種宗教原則,堅持黑人必須以和平方式爭取平等的人權。在運動的技術方面,他盡量吸收了甘地「消極抗拒」的手段,在精神上,他也深受甘地的影響,主張抗爭而不為仇恨的情感所吞沒。他的基督教信仰和甘地對全人類一視同仁的關愛,十分接近。但是我必須立即補充一句:甘地的「消極抗拒」運動則是受梭羅公民抗命一文的啟發而發展出來的。

事實上,今天我們放眼世界,公民抗爭幾乎到處可見,已成為改變歷史的一股主要動力。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和最近幾年中東的「茉莉花革命」,都可以歸入公民抗命的一類,只是名稱不同而已。當前在土耳其和巴西發生的非暴力抗議活動也無疑是不同形式的公民抗命的體現。

公民抗命在中國近代和現代史上更曾取得重大的成就,1919年的「五四」運動便是其中最輝煌的一個。但中國的公民抗命又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因此,「五四」的主體不是一般公民而是學生。正如明末大思想家黃宗羲所指出的,學校是主持「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所以他對東漢、宋代太學生的干政都十分同情,竟稱之為「三代遺風」。這當然是由於他自己在少年時期也曾參加過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

「五四」以後中國最偉大的一場公民抗命是1989年天安門的民主運動,也同樣是由青年學生領導的,但不幸竟以被屠殺告終。這恰好印證了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觀察,公民抗命如果引起社會動盪,其責任不在「抗命」的公民,而在那些濫用權力和權威的人。


上面一點歷史回顧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公民抗命不但不是破壞政治、社會、經濟秩序的激烈行為,而且是以一種最和平、最理性、也最文明的方式促使秩序更合理化的運動。這次在香港倡導公民抗命的學人,如戴、陳、朱三位先生對於這中心概念掌握得十分準確,所以他們才提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響亮口號。但是,中共和香港官方已開始對公民抗命的觀念進行抹黑了,甚至說和平佔中是「為犯法而犯法」。這種說法或是出於惡意歪曲,或是由於完全無知,二者必居其一。我在百忙中寫此短文,是為了讓香港讀者知道,公民抗命不但有偉大的過去、光輝的現在,而且更有無限的未來。參與公民抗命,是現代人的光榮而神聖的責任。


爭取特首普選,關繫着香港所有公民的未來,他們的人權、自由、生命尊嚴等等核心價值,都必須在過了公平普選這一關之後才能有着落。
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徑的情況之下,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無疑是爭取普選的最重要的手段。

我希望港人在今年7.1遊行時踴躍參加,為公民抗命增加力量。

余英時
二○一三.六.二十八於普林斯頓

(註:作者余英時是歷史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曾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 


from Vicsforum - One man's forum http://vicsforum.blogspot.com/2013/07/blog-post_7694.html

Sunday, 30 June 2013

驻疆武警部队举行反恐维稳誓师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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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国——6月28日,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鲁克沁镇发生一起暴力袭击事件,造成24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维吾尔族民众,另有11名暴力袭击者被警方击毙。29日,新疆乌鲁木齐街头出现载满武警的车辆和装甲车辆,当天该市的驻疆武警部队举行了反恐维稳誓师大会。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也出席了誓师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乌鲁木齐市民说,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布满了武警和车辆,天上出现了多架直升飞机。广场上喊声震天,载着武警战士的车辆上悬挂着红色条幅,并用维汉两种语言写着“情牵边疆安宁”、“依法执勤为人民”等字样。一名市民发布照片说“今天的乌鲁木齐。真的太难过了,在新疆生活20年,如今离开了她却变成了这样。真心祈祷平安、稳定。”

据悉除了中午的誓师大会,人民广场附近的区域在晚间实行了交通管制,可能与举行反恐演练有关。FMN



from FMN 自曲新闻 http://cn.fmnnow.com/2013/07/01/16465/

王軍退休後淡出中信系,搖身一變成資本巨鱷

王軍曾跟部下交流過自己的“遠大志向”:他說退休後要去中信國安高爾夫球場的草坪部當個草坪師,伺候草坪的人,相當於伺候頭髮的理髮師,都是手藝人。他所領導的中信旗下有六塊高爾夫球場。王軍也多次說過到國安賓館去當廚師長,或者就在內地找個小鎮居住下來,什麼都不做,空餘時間上網、下圍棋和打橋牌,最好能跟孫子孫女待在一起。

對於外界而言,王軍更多的時候被披上一層神秘的色彩。他行事低調,“從不在語言上”顯示出與他執掌的中信集團相匹配的鮮明姿態。很難露面的他,不願直接接觸媒體,甚至是“躲避”,他給人的感覺是深藏不露、說一不二。

但是凡是與王軍有過較深接觸的人都認為,其實這個鐵腕人物也不乏溫情的一面。對於遠離媒體,王軍曾有過自己的解釋,“因為我語言表達能力不好,經常辭不達意。當別人圍著我時,我就遠離一點”。

2000年的那場北京國安隊“足球風波”讓人感覺到了王軍的另一面。國安俱樂部副董事長李士林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那個時候,無論是公司內部還是外界都指向我,認為我應該辭職,的確,作為國安俱樂部副董事長,我應該承擔球隊三連敗的責任。”

但是,令李士林沒想到的是,董事長王軍卻說:“只有從失敗中汲取教訓,才能走出低谷,國安前幾場打得不好,這沒什麼不得了的,要說責任,應該由我承擔,李士林很能幹,他的公司經營很好,但這次連敗可能給他帶來很大壓力,可為這個就提出辭職不值得,我也沒有同意他的辭職要求。”

王軍的一些趣事也常常成為同事的笑談。常振明對一件事至今仍記憶猶新。

常振明說:“王軍精力過人,尤其到海外出差,會談應該有十幾個,見十幾個單位,這樣要連續兩到三天。”他保持良好精神狀態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飲食,他像小夥子一樣胃口好,也像小夥子一樣精力旺盛。一次在日本,東京新大谷酒店旁邊的旅館有一個小店,有烤雞串,一串大概有四塊雞肉。王軍大吃了50幾串以後,店老闆告訴他說,這裡的紀錄是60串,如果你再吃兩串到三串就可以打破這個店100年的紀錄。後來,他接連吃到了72串,大大超過了紀錄。

退休後的王軍,並沒有如其表白的那樣去做草坪師,或找個小鎮安度晚年,而是在境外融到一筆為數可觀的資金,開始另一次創業——就是前文提到的進軍新疆,大舉投資。

2006年7月,65歲的王軍正式從中信集團董事長位置上退休。因“中信系”在“保利系”有持股關係,王軍此後仍擔任保利香港董事局主席。同時,王還擔任中信21世紀、金榜集團的董事局主席兼執行董事,同時擔任香港建設副主席兼非執行董事,兼任中國通信服務等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

2007年10月16日,保利(香港)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保利香港”)公告稱,“王軍因希望重新調整其本身業務而辭任董事會主席”。

10月17日,《財經》雜誌網絡版說,王軍辭任保利香港董事局主席,並逐步淡出和中信的直接或間接關係,專注於自己的投資業務。

2007年8月,國務院國資委宣佈由賀平擔任中國保利集團公司董事長。保利集團目前是持股保利香港51.76%的第一大股東。

“王軍從中信退休後,一直在做房地產、股權投資等投資業務,逐步淡出和中信的直接或間接關係。中信集團在保利的投資也已逐步清理乾淨了。”中信集團一位人士說,他猜測,“此次王軍辭任保利香港董事局主席,可能和避免關聯交易有關,未來他將專注於自己的投資業務。”

但王軍是中國天然董事長。公開資料顯示,中國天然是一家以香港國際金融市場為依託,以中國大陸為核心領域,以資源性項目為主要投資目標的公司。公司主要股東包括中國保利集團公司旗下的保利香港,以及美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保盛豐(PEM Group,Private Equity Management Group)。

中國天然以煤炭、金屬礦山等資源性專案為投資重點,並擴展到電力、化工等相關上下游行業。公司三年規劃顯示:2006年至2007年在新疆投入逾10億元收購和擴建三個煤炭生產基地;2008年後將在新疆投入20億至30億元進行煤化工和煤電專案投資;同時還在貴州、內蒙古等地進行黃金礦與金屬礦的投資。

華麗變身背後:官商通吃

王軍率中國天然在新疆大展身手,立即引起媒體的關注,也遭到專家和學者的懷疑和質問。
師志淩在《從中信集團到中國天然:王軍華麗變身的背後》一文中指出:

【我們知道,王軍在2006年退休之前,一直是國家幹部,按他正常的收入匡算,我們可以推算出他的個人財富。在2006年時,王軍宣佈退休,但僅僅一年時間,他就以掌控數十億鉅資的豪富身份現身,變身之速,令人驚歎。

那麼,這家所謂的外資企業,到底王佔有多少股份,它真是外資企業還是中國大陸資本出口轉內銷?……筆者認為它的身上還是有權貴背景。他的投資目標是內地煤化工、煤電、銀行、房地產等項目,這些行業都是內地普通企業所極難染指的。在新疆時,他受到當地政府高官的接見。

什麼是王軍官場和商界通吃的秘訣?答案仍然是背景。作為王震次子和榮毅仁接班人中信集團第三任董事長,王軍在中國官場人脈之深,非他人可比,難怪在退休後他再度閃電般現身,不過這次他代表的是西方壟斷資本和國內權貴資本的利益,他理所當然要為它們謀利奔走。】

《財經時報》報導稱,“中國天然身為港資,卻能控股烏魯木齊市商業銀行,這是中國天然拓展計畫中的懸疑之一。另外,該銀行向新疆廣匯集團出售近10%股份,後又向巴基斯坦哈比蔔銀行轉讓近20%股份,中國天然如若控股,股份從何而來,也耐人尋味。”

師志淩稱,對王軍本人沒有太深的成見,只是有些思路隱約浮現,試圖借此機會梳理一下:

【按個人的理解,從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後,中國漸漸走上權貴資本主義不歸路,當年葉利欽在顛覆蘇聯後推行的私有化模式,在中國得到原版重演,繼一切向錢看國企私有化工人下崗分流後,除了少數壟斷巨頭得到熊貓般保護外,大批國有企業一夜間被廉價私有化。而那些得到特別保護的壟斷巨頭,筆者更願意稱其為特權壟斷企業,是部級廳級權貴企業,顯然地,說它們是國企非常勉強——它們的業績經營是和國內民眾無關的,真正能支配它們的,還是某些權貴集團。這些權貴壟斷巨頭,石油水電供電……在享受著國家保護和巨額利潤的同時,不思自己的義務,不顧國內民眾的實際生活水準,一再憑藉壟斷地位野蠻漲價,對國內民眾實行層層盤剝。而其由國內民眾而來的驚人利潤,大多並沒有進入國庫,而是在本集團內部分配,甚至如中石油,對西方資本太過慷慨地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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