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30 September 2012

苦难岁月:我所见到的大跃进与大饥荒(上)


公元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毛为着巩固其独裁统治,从1950年开始就在全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诸如什么清匪反霸、土改斗地主、三反五反、肃反、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反右派等等。这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搞乱了中国,害苦了人民,不少人甚至丢了性命。这一切毛泽东还嫌不够,从1958年开始,他又利令智昏,头脑发热,企图使中国在“15年内赶上美国,超过英国”,加速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要把神州大地当作他的试验场,把勤劳朴实的中国人民当成他的试验品。他一声号令,全中国顿时刮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狂风巨浪,把个中国搞得鸡犬不宁,百孔千疮,由此造成连续三年的大饥荒,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使中国陷入苦难的深渊。

时间虽然过去40多年了,每当回忆起那个谎言和荒唐铸就的岁月,总是使人心里不能平静,许多事情仍在发人深省,难以忘怀。



1958年我还是一个在校学习的学生。我学的是地质勘探专业,为了加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学校组织我们到地质勘探队进行生产实习。6月24日,我们20多个学生到了广西204地质勘探队,7月初我所在的小组分配在桂东南普查小组工作。此时正是在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要求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在毛泽东的号令下,人们多么地梦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1958年的7月至10月,我们先后在苍梧、藤县、岑溪、容县、北流、平南等县进行矿产普查工作,亲眼目睹了这些地方的大跃进。身临其境,感慨万千,但当时的许多问题是无法理解的。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到各县检查矿点。每到一个县城,先到县的工交部门联系,再到各乡镇农村,流动性是很大的。居无定所,生活也是走到哪里食、宿就在哪里。由于这样的工作性质,使我们有机会目睹了各地所发生的许多情况。

7月中、下旬和8月初,我们到了苍梧县的新地、大坡、古茅;藤县的金鸡、象棋。踏勘了古茅钨矿和象棋铅锌矿,这两处都是地方民办的矿山,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开矿。民工们打坑道开采钨矿,在冲沟边露天开采铅锌矿,劳动强度大,劳动保护条件差,十分艰苦。我们也在矿山吃饭,矿山特意为我们做了一些带肉的菜,但民工们只是一点青菜,生活十分清苦。我们路过这些地方的农村,看不到多少农民在田间劳动,大部分人都到水利工地上去了,农村中显得冷冷清清,一片萧条的景象。

8月中旬起,开始到岑溪、容县、北流等地开展工作。

到岑溪县后,正赶上《人民日报》8月13日在头版头条报导了“湖北省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消息,同时报导“福建海星社创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记录”,这是首次在全国放的水稻和花生的“高产卫星”。这一爆炸性的新闻,立即在岑溪县的城镇农村引起巨大的反响。岑溪县委当即号召全县人民学习麻城和福建海星,要修改原来的大跃进计划,自己也要放卫星。该县原来的计划是全县水稻亩产600斤,向1200斤进军,这一计划显然是落后了。

9月12日,《广西日报》登了环江县亩产13万斤的消息,并登有三张小孩在禾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照片,同时发表社论,区党委发贺信;9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了这一消息。这一大放卫星的消息传到岑溪,使人们惊呆了,天下真有如此奇迹么?我的脑海中也产生了许多疑问,这有可能吗?但这是党报登的,并有照片,党的领导机关发贺信祝捷,难道党报会说谎吗?人们只有跟着相信了。顿时,岑溪县城乡欢腾了,人们敲锣打鼓,呼喊口号,表明自己也要大跃进、大放卫星的决心。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许多墙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标语也打出来了。热烈庆祝和欢呼的场面在城乡随处可见。这一切显然是干部们组织的,我看到许多农民的脸上显得茫然,只是跟着喊喊口号而已。

从8月开始,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开始了。岑溪县的第一个人民公社是8月29日成立的,名叫东方红人民公社。9月上旬,全县就实现了政社合一的公社化,共成立12个人民公社。为了加强组织管理,以军事化的组织出现,全县成立十三个民兵团,111个营,410个连。同时各村屯都成立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农民劳动还得报酬,似乎一夜之间就迈入共产社会了。

随着公社化的实现,真正的大跃进在该县开始了。此时,正值中共中央提出“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要求各地大办钢铁,一场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展开。岑溪县委此前除组织农民搞增产运动和大修水利以外,现在则集中精力主要搞钢铁。为此,县里组织23万人投入到大办钢铁中,连中小学生也派上阵了。千军万马上山挖矿,砍树烧炭,建土高炉。炼铁和烧炭的基地都是人山人海,热气腾腾。我在新圩、筋竹、水汶等所谓的钢铁基地,看到许多的男女农民成群结队而来。他们带上简单的行李衣物,带上劳动工具,带上粮食和炊具,到指定的工棚或者当地农户家中住宿。他们大多数人的表情显得木然,一切按干部们的指挥而动作。他们所挖的矿石有些赤铁矿,但大多为含铁的红色砂岩,也有一些含铁较低的褐铁矿石,再就是农民拣来的废铁和砸锅得来的铁,投入土高炉中冶炼。当地的官员常叫我们去帮他们看铁矿点,怎奈这些地区本无好的铁矿,我们也就无可奈何了。

农民们的劳动虽不十分艰苦,但拖的时间长,我看到许多民工都是无精打采的,一些中小学生在锤着矿石,不久就沉入梦乡,一不小心把锤头砸到了自己的脚上。劳动的时间长,也就使人十分疲倦了。民工们饭是有得吃饱的,因为此时是吃饭不要钱,虽然没有什么菜吃,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农民们对生活也就满足了。

说到吃饭不要钱,我在公路上看到在松毛塔的彩门有这样一付对联:“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足可见当地的大跃进和办集体食堂的一班了。

9月下旬,我们到了容县的六王、县底检查了一些矿点。容县钢铁指挥部的领导们叫我们去帮他们看一些铁矿点,虽然我们知道此处的地质条件不可能有什么好的铁矿,盛情难托,只好走马观花似的为他们跑了几个点。所到之处也看到了千军万马在挖矿,砍树烧炭。据当地领导的介绍,该县建有炉群15处,土高炉477座,足可见该县大办钢铁的决心之大。

不几天,我们就到了北流县。该县工交办的领导们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地质队正在找铁矿和在铜石岭找铜矿。地质队的负责人是刚到我们学校两个月短训班培训出来的,我们可是校友了,一见面十分热情。据他介绍,该县成立了18个人民公社,出动了10万人大搞钢铁,11万人搞后勤。办了14个钢铁厂,建1000座小高炉。县里许多干部都出来搞钢铁了。

我们先后在民安、民乐、新圩等地检查矿点;在那些炼铁基地,看到许许多多的民工们在挖矿,在砍树烧炭。这些所谓的铁矿石除少许褐铁矿外,多为含铁的红色砂岩,是不可能炼出铁来的。因烧炭倒是砍了不少树,许多大树都被一扫而光。

在民安,我们看到强劳动力都外出大办钢铁或者修水利去了,村中多为老人和小孩,偶尔有几个壮年劳动力在收割庄稼。这里的农民喜欢用一根竹制的大烟袋,里面放上水,吸烟时发出“嗬嗬”的响声,十分有节奏。他们很好客,叫我们抽烟,我们不会,只好谢绝了。在他们的集体食堂,我们看到只有少数劳动的人员就餐,多数为老人和小孩。没有什么菜,但饭是足够吃的。食堂及周围的环境卫生极差,苍蝇飞舞、灰尘满地,看到这些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中国的农民实在是太艰苦了。

10月中旬,我与一姓黎的同学离开普查组到了平南县。到达县城后,我们先到县的钢铁指挥部联系工作,指挥部的领导们十分欢迎我们的到来,给我们介绍了县里大办钢铁的情况,希望我们能为他们找到铁矿点,指导他们开矿。同时给我们开出了介绍信,以便我们到各地便于解决交通和住宿的困难。

平南县内除县城至大新一带较平坦外,大部为山地和丘陵。公路极少,只有县城到玉林的公路,其他地方多不通车,但水运则较为便利,浔江穿过全境,其次就是靠自行车运输了。

我们在县城和育梧、马练、思望、丹竹、武林、大安、大新、古和、六际等地奔走,全靠自行车给我们解决交通的困难。这里的人们自行车技术十分了得,在那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搭上人也行车自如,我坐在后面都感到害怕了,他们则稳稳地握着车头从不倒下。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车子往前行进,两边的青山翠竹闪过,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平南县此时已全部实现了公社化,各生产队都成立了集体食堂。现时已有10万人在挖矿、砍树烧炭大炼钢铁。我在古和钢铁基地看到,他们用钛铁矿砂和褐铁矿在炼铁,民工们日夜不停地守在土高炉旁,熬红了双眼。许多人在锤打着矿石,有许多是废铁和农民的铁锅,打烂后一并投入炉中冶炼。古和是一个大队,大队部及周围农家都住满了各地来的男女民工,人山人海,热闹异常。

大队部及周围房屋的墙壁上都有许多大标语,有用毛笔写在纸上的,也有用红油漆直接写在墙上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15年内赶美越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是当时主要的标语口号。

所有来参加钢铁会战的男女民工都是军事化的组织,一个大队来的就是一个民兵营,一个小队就是一个民兵连。所有各营、连都要开展插红旗拔白旗的竞赛活动。政治思想好、劳动好的就得红旗,差的就得白旗。一天我看到一个40多岁的民工被批斗,不知他是地主还是因为讲怪话,不好好劳动,只见其他的民工都在批判斗争他。真是劳动竞赛也忘不了政治斗争。

在丹竹的赤马,我看到一个中年妇女被绳子绑在大队部门外的柱子上,几个看热闹的小孩用棍子轻轻的打她。这个妇人含着眼泪在哭泣,似乎有满腹的冤屈。我问大队的文书是怎么回事,文书说这女的在搞腐化。顿时我明白了,这女的一定是丈夫去大炼钢铁离家时间久了,寂寞难耐,红杏出墙了。但为什么不见抓男的呢?男的是何许人也,别人都去大跃进了,他却有闲工夫在家风流。其实就这么一点男女私情就如此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有的么?

在古和住了两天,我们就到了六陈,这是一个公社所在地。10月18日,我看到《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导:“忻城气盖世,日产赛煤都”,报导广西忻城县19小时产煤67.1万吨,放了一颗“煤炭卫星”,并发表《祝贺广西大捷》的社论,联系到前些时的水稻高产卫星、花生高产卫星以及其它许许多多的“卫星”,全国涌现出一片大跃进的热潮。加上各地那些形形色色的大跃进的口号,在我的头脑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振动,受到了鼓舞,也产生了怀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的我,思想单纯,阅历不深,许多事情难以理解深透。就现实中所见到的这一切,心想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吗?心里有许多想法……只是这些想法当时不敢说出来罢了。

11月初平南的工作结束了,黎同学回到了普查组,我则奉调回大队部,不几天就转到普查分队的四小队工作。

四小队在富川县朝东岩鹰咀。我一个人离开大队部,先到钟山县城住了一晚,第二天乘车前往富阳(富川县政府所在地),沿途看到许多民工前往钟山的钢铁基地和水利工地。在富阳住了一晚,第二天就顾上一辆马车前往朝东(此段路尚无班车运行)。富阳到朝东数十里乡间大道,来往的人十分稀少,沿途的村庄也少见有人,偶尔有几个老人和小孩在村边张望,大多数劳动力都去修水利和搞钢铁去了。

到达朝东已是下午了。由于朝东到岩鹰咀尚有几十里山路,只能在此住上一晚第二天再进山。

赶马车的农民为我找到一家私人小客栈,只好在此将就一晚了。朝东名为一个小圩镇,实际上就是一个较大一点的农村。她所在位置紧靠湖南,是一片小小的冲积平原,田地较多,土地肥沃,是一个盛产粮食的地方。客栈的老板告诉我,以往每逢圩日,附近的村民及山里来的瑶族同胞来这里赶圩,农副产品和各种山货是很丰富的,湖南那边的人也来赶圩,更增加了这里的热闹。只是现如今许多人外出修水利、搞钢铁了,才显得冷清。

晚上这里没有什么玩的,没有电灯,整个小镇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偶尔可见居民点的煤油灯火露出星点火光。小镇显得萧条,没有生气。早早的我就躺到床上去了。我静静的躺着,听到秋风刮起的泥沙打在瓦背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不时有耗子出没的吱吱声。加上这床大概许久没有人住,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使我久久的不能入睡。几个月来在桂东南几个县所见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情景又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来,太阳已从东方升起来了。小客栈的主人很好,为我做好了早餐,特意煮了两个鸡蛋,这是十分难得的。早饭后,我付过房费和餐费,等待着山里普查组来买菜的人员,以便一道进山。近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了,我与他们一起到集市上买菜。买好菜后,吃过中餐,顾上一个农民挑菜和我的行李,我们离开朝东向岩鹰咀进发了。朝东到岩鹰咀有近30华里,沿着一条大的冲沟往上游走,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行程,到达时已是下午5时多了。

普查四小队的同志们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安排我住下后,不久就开晚饭。这一餐吃得很香,炊事员是一个湖南师傅,烧的湖南菜我很爱吃。由于一路行走山路劳累了,晚上很快我就沉入梦乡。

岩鹰咀是瑶族同胞居住的山区,最高山峰海拔1500多米,属都庞岭山脉的余脉,普查小队就在近半山腰瑶族同胞茅草屋旁边的空地上塔上帐篷居住,与瑶族同胞朝夕相处。

这里的瑶族同胞属于过山瑶,即这两年种这一片山地,过两年又种另一片山地,类似于原始时代的刀耕火种。种植的作物主要是玉米,在冲沟边也有少量的梯田可种水稻。他们的饮食主要是吃玉米,打一些油茶,很少有吃大米饭的时候。出门就是爬山,男人们头上包上头巾,女人们脚上打绑腿,头戴特有的瑶族布帽,男女们都穿上土布的衣服,背上一个大竹篓,拿上砍刀上山耕种,比汉族同胞确是落后多了。

由于处在大跃进时期,这里年青的瑶胞也都去修水利或者砍树烧炭炼铁去了。留下来少部分劳动力和老人小孩。他们也办了集体食堂,每到吃饭的时候,食堂的人就打梆(一种类似竹筒的东西),梆声清脆悦耳,很远地方就可以听到。可怜这些瑶胞们,为了吃这餐饭,有的从对面山上过来,要先下到山底,再过冲沟往这边山上爬。两边山可以看到人,有时大声讲话都可听到,却要走上近个小时。我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同情,为什么不因地制宜非得要办这样的集体食堂呢?

我们地质队的生活与他们有天壤之别。每人每月有40斤粮食,副食品供应当地的供销部门也会保障,每天都有肉吃。看着身边的瑶族同胞们的生活,我的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毛泽东想要给中国的农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知何日才能实现。

我们的工作是每天的爬山,进行槽探、爆破和采样等施工,地质人员则是去指导施工,进行地质编录和地质填图。在大跃进的岁月里,白天上山,晚上有时开会学习,按大队的指示,地质工作也要大跃进放卫星。为此,各工种就多报完成的工作量,采样的也不严格按照要求行事,以达到多采样品的目的,就连地质填图,观察点也任意多写,各工种差不多天天放小卫星。但领导上在总结工作时照样表扬这样的作法,放卫星是原来就是如此这班了。

12月下旬,这里连续下了几天大雪,满山遍野树枝上都挂满了冰雪,一片银白色的世界,是我从未见过的。以前只听说北方才有冰天雪地,想不到在南方的山区也有银装素裹,漫天皆雪的世界,实在是少见的情景。几天来大雪封山不能出去,我和一位同伴就到一个瑶族老人家玩耍。这位瑶族老人约50多岁,单身独户,他一个人耕种,家里只有一些玉米棒子。但老人的身体还显得很健壮,是一个朴实本份的山民,50多岁了连县城都未到过。一个人在家打油茶,炒玉米,见我们来了,就请我们喝油茶吃炒玉米,十分热情。我尝了一口油茶,很苦,难以下咽,炒玉米倒是香脆可口。瑶胞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如此,他们怎样进入共产社会呢?

普查小队有一个姓刘的采样工,湖南人,约40多岁。此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过国民党的远征军,到过缅甸、印度,在印度受过美军教官的训练。他见多识广,因而平时话语较多,也常爱开点玩笑。我对此人的印象还是较好的。他的工作也是肯干的,只是有时爱说两句怪话,在这大跃进的年代里,为了要抓落后的典型,曾有两个晚上开会批判他,名曰插红旗,拔白旗,抓思想斗争。看到这些,我思想上感到很不好受。但这种批判会在各地都是较为普遍的,不管什么单位,总会要找出一些批斗对象的。



1959年的3月初,我们的野外实习结束,同学们都回到了学校。离开学校半年多,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招了许多学生,我们56级只有500名学生,现在则有2000多学生了。新招收的学生半年多来都是搞劳动没有上课,大跃进学校也在九华山建了几座小高炉炼钢铁。幸好我们外出实习了,否则在校也少不了整天搞劳动。现在回到学校上课了,仍然是每周要抽出一天多的时间来搞劳动。

回到学校上课后,学校组织我们对实习工作进行总结,每个人都要在会上交流,谈感想。同学们都把在各地所见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谈了许多见闻和感想,都是赞扬之词,显然这都是说的违心话,是那种说假话年代的通病。

1959年开春以后,听说有的农村因缺粮已发生浮肿病人了。但我们生活在城市还感觉不到什么。特别是国庆十周年时,桂林市区的副食品供应还显得丰富,街市上装上许多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人们载歌载舞的狂欢,显示出市区一片繁荣的景象。

然而这种繁荣很快就变了,到了年底桂林市的各种供应就要凭票了。不但早就实行了的布票、粮票,现在又增加了糕点票、食油票、糖票、自行车票、手表票,甚至连香烟、肥皂、煤油、火柴都要凭票供应,还要说形势一片大好,实在使人无法理解。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会议期间彭德怀(国防部长)给毛泽东上万言书,对1958年的大跃进提出批评的意见,有不少人同情这种意见。仅仅因此,彭德怀与王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反对右倾的运动。我们学校的校长王一民也因右倾而受到了批判。原来紧跟王校长,说王校长就“像他亲生父母一样”的校团委书记,此时则成了批判王一民的急先锋。真是落井下石,什么样嘴脸的人都有。对这样的小人我在心里十分反感。(未完待续)

晓明,《往事微痕》电子版第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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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影响历史的大事,第一件是把毛泽东扶为领袖

  一把钥匙解党史

  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张算是第五朝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期。

  现在回头看,张在第五任总书记任上干了三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泽东扶上了领袖的位置,成就了一个伟人。遵义会议后毛的实权并没有一步到位,只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张闻天是总书记,知人善任,他说“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提议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后来又决定毛分工军事,从此毛周就调换了位置,周成了毛的军事助手。毛借军事方面的才能进而在全党一步步确立了权威;二是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并日渐壮大;三是经过艰苦工作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共产党取得了敌后抗战领导权,获得民心,从此取得政权。可见这“第五朝”是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的关键一朝,就算这期间毛泽东在逐渐过渡接班,张这个“明君”至少也有半朝之功吧。但是在以往的宣传中,张却几无踪影。他生前被逐渐地闲置、淡化、边缘化,直到悄无声息地去世。可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历史无情又有情。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终于水落石出,他的功绩又渐渐显现出来,他的思想重又得到后人的认同。

  忍辱负重二十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展工作,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

  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身。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六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谪贬、外放之意。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在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中间有一件事,1952年刘少奇带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团员有中央委员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候补委员刘长胜,却没有时为政治局委员的驻苏大使张闻天,这是明显的政治歧视。试想,张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为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服务,以大使身份为代表团跑前跑后,却又上不了桌面,是何心情?

  周恩来兼外长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议调张回来任常务副部长,但外事活动又不让他多出头。1956年党的八大,他以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要做一个外交方面的发言,不许。这种歧视倒使他远离权力中心,反而旁观者清。他在许多大事上表现得惊人的冷静。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尽力抵制,保护了一批人。1958年“大跃进”,全国处在一种燥热之中,浮夸风四起,荒唐事层出。他虽不管经济,却力排众议,到处批评蛮干,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胆发言。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是个标志,提出钢铁产量翻一番,全国建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上。10月他在东北考察,见土高炉遍地开花,就对地方领导说这样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垒起了小高炉。他说这是胡来,要求立即下马。

  从1938年到1958年,这二十年间,张的职务是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几年总书记)、七届政治局委员、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在整风后张只分工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后又下基层,出国任大使,长期高职低配,久处江湖之远,而再未能登庙堂之高。就是对他在遵义会议后主持全党工作的那段经历也绝口不提。张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不能用,可有可无。对张来说,二十年来给多少权,干多少活,相忍为党,尽力为国,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可以忍但不能不想。他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接触“卑”工“贱”农,工作亲力亲为,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自然会有许多想法。无论怎样地看他、待他,为党、为国、为民、为真理,他还是要说实话的。庐山上的一场争论已经不可避免。

  留得光辉在人间

  1974年2月经周恩来干预,张闻天恢复了组织生活。1976年7月1日,他默默地客死他乡(这一年中共去世四位元老,1月:周恩来;7月:张闻天、朱德;9月:毛泽东)。他临死前遗嘱,将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上交党费。这时距打倒“四人帮”只剩三个月。

  张闻天一生三次让位,品高功伟;但又三次受辱,长期沉埋。辱之于他如尘埃难掩珠玉之光;如浮云难遮丽日之辉。他甚至于懒得伸手去弹掉这些浮尘,而只待历史的清风去慢慢打扫它。果然,清风徐来,云开雾散。他去世后三个月“四人帮”倒台,三年后中央为他开追悼会平反昭雪。邓小平致悼词曰:“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敢于斗争。”1985年,他诞辰八十五周年之际《张闻天选集》出版,1990年他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四卷本一百一十万字的《张闻天文集》出版。到2010年他诞辰一百一十年之际,史学界、思想界掀起一股张闻天热,许多研究专著出版。2011年《人民日报》出版新年第一期的《文史参考》杂志,封面主题是:“遵义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北京日报》刊出建党九十周年特稿《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心有秤,公道归来。一个时代的巨人重又站在历史的云端。历史有时会开这样的玩笑:一个胜者可以成就功业霸业,为自己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把他的对手打倒在地并踩在脚下;但历史的风雨会一层一层地剥蚀掉那座华丽的宫殿,败者也会凭借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重新站起身来,一点一点地剥去胜者的外衣。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摘自《梁衡评点中国历史人物》,梁衡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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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积贫积弱,还是历史上最辉煌时期?


    钱钟书曾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一向是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数得到宋代。启蒙主义思想家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代的历史上,有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存在着广阔的认识空间。比如说,中国主要朝代的创业君主中,真正由职业军人出身的只有赵匡胤。然而,赵宋王朝偏偏以对外军事作战不竞不振而著称。赵宋朝廷倾向于务实,却造就了许多或严谨或浪漫、多才多艺、长于思辨的杰出历史人物。对于当时政治局面的特性,有学者批评为君主专制独裁,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帝制阶段中“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

与季风区重合的统治疆域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势力相对均衡,那么农耕民族想把统治触角延伸到草原地区、游牧地区不很容易,反之亦然。

    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统治的疆域远远无法与汉唐相比。但北宋所承继的五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分裂程度最彻底的时代--北方有前后相继的五个王朝,周边先后分布着十个割据政权。北宋结束了这种上下重叠的分裂局面,它的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

    如果把北宋的疆域与自然地理区域叠压到一起,我们会看到,其疆域与东部季风区的边缘高度重合。东部季风区是传统的农耕地带,西北干旱区则是游牧民族较为活跃的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势力相对均衡,那么农耕民族想把统治触角延伸到草原地区、游牧地区不很容易,反之亦然。古人心目中的“中国”,实际上是一种向边缘辐射延展的秩序格局的核心,在“澶渊之盟”的宋辽誓书中,我们看到了“各守疆界”的说法,“疆界”之内的主权意识反而更加鲜明、强烈。  

    我们的教科书一直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贫”指国力、财政上面的贫乏困窘;“弱”指在对外竞争,特别是军事竞争中力量薄弱。

    但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北宋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其关键改进期、应用普及期及向外传播期都是在宋代。

      理性与务实的执政理念

    宋太祖看见城门匾额上写着“朱雀之门”。于是问随行的赵普,中间加一个“之”字有什么用?赵普回答说,是“语助”。太祖哈哈大笑,说:“之乎者也,助得何事?”

    五代八姓十四君,一共只维持了53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一般人大概觉得这只是短命的第六代而已。但是这个王朝稳定了下来,法宝就是“防弊之政”,其核心精神是防微杜渐。宋太宗将谨守的法度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所有事情都要预先做出防范;委曲周全地进行制约。

    我们试以科举制度为例,看看宋代的“立纪纲”与“召和气”相辅而行的具体做法。“立纪纲纲纪”是订立制度。“召和气”,指的是能够感召天地,使万事万物充盈着雍睦和谐的自然之气。

    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给达官贵人乃至主考官员去看,得到推荐、受到赏识的考生有更多被录取的机会。宋代科举考试发展出弥封糊名、誊录等技术操作办法,使得主考官员即使有心照顾,也难以操作。苏轼任主考官那年,恰有一位门生参加科举考试,大家都觉得是天赐良机。但到拆号张榜,门生却榜上无名。

    欧阳修称宋代的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脱颖而出,则得以进入仕途。欧阳修4岁丧父,买不起纸笔,拿芦苇秆在地上画着学字。范仲淹也是断齑画粥,坚持学业。《宝四年登科录》记载是科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

    士大夫政治:敢当天下事

    他们认为,“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产生的现象,被称为“士大夫政治”。

    公元1004年,辽军打到澶州,有大臣建议退到四川。宰相寇准挺身而出,建议御驾亲征。皇帝勉强北上,但不想再去北城,感觉至少还有黄河天险。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在寇准支持下,“急麾卫士进辇,上遂幸北城”。前方军士看到龙旗都欢呼起来。当时,辽方大将萧挞览被宋方射中阵亡,影响到士气,双方决定议和。

    真宗的底线是不放弃祖宗留下的土地,银绢数额则以100万匹两为限。寇准命令曹利用不许超过30万。曹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这一数额对宋代财政影响如何?河北在和平时期开设宋辽间的贸易榷场,官方所收商税,通常可达四五十万匹两。

    范仲淹认为,一切为天下、国家、社稷考虑,而非唯唯诺诺听命于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他们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经学家、文学家、实干家。他们的追求,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心要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在天下社会建设一种王道的秩序。当时的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性情刚烈,往往辞色俱厉,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纳。王安石与朋友相处,也是信守原则。他和司马光曾是亲密的朋友,但随着新法推行,两人分歧严重,终于分道扬镳。王安石具有高深的文学造诣。苏轼在道教宫观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题壁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不禁“注目久之”,道:“此老野狐精也。”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讲到,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没有从根本得到实现;但是他们为人、为学的精神意气一直影响到最近期的中国。1972年,毛泽东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就提到王安石的“三不足”;2008年,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说到王安石的“三不足”。

      古今社会之变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逐渐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钱穆先生曾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莫不有变。”日本学者佐竹靖彦把它概括成是社会构造的变化,中国从以农村为主导走向以城市为主导;也是文化状态的变化,从宗教气氛很浓,走向一个学问上生机勃发的时代。

    一、经济运行方式改变 宋代没有国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土地买卖流转频繁。官府热衷于审核土地买卖契约、租佃契约是否齐备。财富流动迅速频繁,“贱不必不贵,贫不必不富”。

    自古认为务农才是“本”,宋人却提出士农工商皆本业。11世纪前期,非农业税所占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税。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阶层,就是商人。他们不仅促进都市商业的繁荣,还使商业的触角延伸到了农村。唐天宝年间一年铸钱大约32万贯,到宋神宗时期已经多达500万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是在北宋出现的。

    美国学者郝若贝有一篇文章谈到宋神宗时期,中国的铁产量在7.5万吨到15万吨之间,相当于1640年英国铁产量的2.5倍到5倍,可以和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铁产量14.5万吨到18万吨相媲美。

    二、化民成俗的教育 唐代学生因父祖官位高低不同,进入的学校就可能不同。宋代官学充分淡化了学生的身份背景,即便是艰难谋生的下层百姓,也要每日积攒一二文钱,让儿子将来有机会入学。宋代的书院是对官学的补充,书院提倡独立于选士、取士的教育理念、学术思想和人生价值。在宋代,科举落第者或聚徒讲学,或影响公众事务。蒙学不仅教儿童识字,最关键的是把儒家的理念、价值观、核心思想变成现实的社会规范,传达到百姓中去。

    三、都市景观的变化 唐代长安城格局井然、尊卑地位呈现鲜明。开封、临安却没有分隔整齐的坊、市,而是一种街市状态,官府、民户、商家相互混杂。开封海纳百川,城内有各种宗教活动场所。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曲艺表演等市井文化,在瓦子(瓦舍)、勾栏中展现雏形。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唐到宋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如果予以比较简洁、明确的概括,或许可以归纳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此文系作者为部级领导干部所作历史文化讲座,有删节

    作者:邓小南,1950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97年7月被聘为教授,1998年任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述有《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现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职。

邓小南,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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