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地银行取款需证明资金来源 引发质疑

中国部分银行要求存户在取款时提供派出所开具的资金来源证明，引发社会广泛质疑。银行方面表示，此举是为加强反诈骗措施，确保客户资金安全。然而，存户普遍认为这些措施过于繁琐，可能侵犯合法取款权。

近日，广东东莞发生了一起关于银行与储户之间因资金来源证明问题引发的争执事件，相关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显示，一位大叔在银行办理取款业务时，被银行工作人员要求提供资金来源证明，这一要求引发了大叔当场质问工作人员：“我就问你，这里面的钱是谁的？为什么我的钱我做主不了？这些钱是我儿子从上海汇过来的，现在我想转回去行吗？我的钱现在要汇回去不行吗？要么叫公安局叫侦缉队来。”

据现场目击者说，大叔原本打算从银行取出一定金额的资金，但银行工作人员却告知他需要提供资金来源证明。大叔对此感到愤怒，当场质问银行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解释称，这是根据相关规定执行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电信诈骗等违法行为。

对此，网民评论道：银行不应该让客户去证明钱的来源，而是应该由银行去证明这个钱合不合法。


银行客户网银转账也受限

江苏居民徐先生本周二（3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他的孩子需要交学费，银行却在手机银行设置了每天转帐低于5000元的限额：“我小孩子上学要交学费，7000多元都转不了，最多只能转5000元。通过手机银行，还不是取现金，银行转账3900元，还有2900元一笔转账，一天转不了帐，要分两天，不是两次，一天最多转5000元。”

对此，银行方面表示将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和管理，提升服务质量，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针对银行方面限制存户小额取款受阻，《南方都市报》于本周日发表社论《不能以反诈的名义随意管控个人银行账户》，文章讨论了近期因银行反诈措施导致储户资金操作受限的案例，指出储户对其资金的自由支配权受法律保护，银行不能以“反诈”为名随意限制储户对账户的正常操作。社论强调，银行在协助反诈的同时，应优化技术和流程，避免大面积误伤普通客户。

银行取款限制门槛不断升高

数年前，中国央行发布公告，对到银行取款超过5万元需要预约。银行则表示，储户在预约时留下个人信息，即可在指定时间取款。不过，根据媒体报道，今年6月，吉林省一银行曾要求客户在提取高于2万元人民币的存款时，提供辖区派出所的证明。其后，青岛一男子因银行柜员要求提供资金来源证明而无法取款；沈阳一女子欲取5000元，却被要求其丈夫到场；邢台一女子为支付丈夫的医药费，因此被银行长时间盘查而受阻。

江苏居民陈先生接受采访时说，在银行限制居民取款的背后，是银行现金量不足。他告诉本台：“原来是限制5万以上，现在可能有降低了，我估计银行现金不多，现在经济不景气，超市、大商场顾客购买力都没有了，营业员比顾客还多。大型超市以前结帐要排队，现在你到柜台直接结帐。”

陈先生说，随着民众收入减少，绝大部分家庭省吃俭用，花销大为减少：“现在老百姓收入低，有钱就存一点，有的去银行取钱家用，你要过日子总是要花钱。”

公众对银行措施反应强烈

公众对银行的新措施反应强烈，不少人质疑其合法性与必要性。有网民留言，存款时手续简便，但取款却需层层审批，这是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也有人批评银行此举是为了减少资金流失而采取的不当手段。

责编：陈美华、许书婷、嘉远   网编：瑞哲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ngmao/ql1-china-bank-withdraw-money-proof-limit-12032024005208.html

韩国 总统突宣布全国戒严 国会表决通过决议要求解除

韩国总统尹锡悦周二（12月3日）宣布全国戒严，这是韩国自1980年以来的首次戒严。以下是这个戒严令的译文：

“为了保护自由民主宪政免受大韩民国境内活跃的反国家势力推翻大韩民国政府的威胁，保护人民的安全，特此在2024年12月3日23:00时向大韩民国全国宣布如下（戒严规定）：

1. 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包括国民议会、地方议会和政党、政治组织、集会和示威活动；

2. 禁止一切否认或企图推翻自由民主制度的行为，禁止假新闻、舆论操纵和虚假宣传；

3. 所有媒体和出版物都要接受戒严司令部的控制；

4. 禁止罢工、停工和集会煽动社会骚乱；

5. 所有正在罢工或离开医疗领域的医务人员，包括见习医生，都必须在48小时内返回工作岗位，忠于职守。凡违反者，将依照戒严法予以处罚；

6. 除反国家势力和其他颠覆势力外，无辜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可能会受到相关措施所带来的最低程度的不便。

违反上述公告者根据大韩民国戒严法第9条（戒严司令特别措施权限）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可能被逮捕、拘留和搜查，并将按照戒严法第14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美国之音 韩国总统戒严令全文


韩国国会当地时间4日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要求解除戒严的决议。全体会议以190人出席、190人赞成通过了要求解除戒严的决议。韩国国会议长办公室表示：“解除戒严决议通过后，戒严宣告无效”。根据韩国宪法第77条第5款规定：“当国会请求解除戒严令，并经多数登记议员同意时，总统就应解除戒严令”。


法广 韩国国会表决通过要求解除戒严决议案：“戒严宣告无效”

杨子立 | 习近平领导下的法治溃败

习近平上台后各种倒行逆施造成了经济调弊、民生艰难等困局。但是这还不是最坏的，更大的倒退是法治的溃败。法治（Rule Of Law）指的是法律之治，任何人和团体都要服从法律。今天的中共政权颁布了越来越多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只是用来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而不是约束权力的机制，因此并不是说法律越多就法治程度越高，比如香港国安法从无到有，反而造成了香港法治的大倒退。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大独裁者，因为中共在理论上都只是把法律当成统治工具，何况中共领导人都没有当代的法学基本素养。毛本人更是无法无天，普通人杀人是杀人犯，他杀死成成百上千万人还是英明领袖。这么做固然毛本人的皇帝瘾是过够了，但是从身边的高干到底层民众都遭了殃，所以邓小平等受过毛独裁之苦的元老不得不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给人民以一定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共产党又是不受法律制约的，这种矛盾就造成了遍及整个官僚体系每一寸肌肤的腐败。

坦率地说，习近平并不是只知道吃喝玩乐当皇帝的秦二世，他是有雄心壮志的。一方面他看到腐败这么严重，想凭借无情打击的霹雳手段把腐败清除干净，另一方面，想让中国成为世界霸主。可惜的是，他受到的教育要么是共产党的官方洗脑教育，要么是耳濡目染的官场权斗教育。他对于当代的经济学、行政管理学、法学都毫无认知，甚至对已经成熟二三百年的政治学基本原理也不懂。所以他清除腐败的手段就是学习斯大林毛泽东那样任用酷吏大规模打击。但是要把权力绝对化，他借助的又是传统的“党领导一切”，这个过程中，法律就成了牺牲品。他想争霸更是学习毛泽东把“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到极致，极力推行国进民退。同时在世界上推行一带一路，对穷国大撒币，与美欧发达国家进行战狼外交。这些内外政策合起来就造成了今天的困局，并且由于其个人独裁，这种困境还不能依靠原来的领导人更换机制而解脱。

从胡赵到江泽民到胡温，走的都是邓小平的摸石头过河路线。一方面推动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对政治改革裹足不前。但是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巩固市场经济的基础，那就是法治。所以到了胡温时代，还是多少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制定《物权法》，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废除劳教制度等等。当然，需要改革的地方太多，微小的改革跟不上时代进步的步伐，所以已经发育了的公民社会在胡温时代对官方的批评力度也是空前的。而且，正是由于胡温政府对于法治还有些敬畏之意，所以公民和律师还可以用共产党自己颁布的法律，以控告、诉讼、辩护等方式维护公民权利、限制官员们的权力之手。

习近平虽然带着博士帽，但对什么叫法治可以说一窍不通。他通过打击维权律师，封禁公民社会，引入“寻衅滋事”口袋罪，监控全民言论，导致了官员的权力更加不受制约，从而造成了更多的经济盘剥、社会不公、官场腐败，以及更大的官民对立。原来公民还可以依《行政诉讼法》告政府，还可以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官员打开黑箱行政，对于明显的司法不公还可以控告或诉诸舆论，但是现在访民上访都可以被当作犯罪投入监狱，民告官连文书都递不进法院，基层警察干部对待老百姓都能比古代的父母官架子大。

积累的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不能通过法治来公平解决，那就必然走向最终的溃败。正如洪水越来越高，大堤就会出现渗漏和管涌；法治越来越糜烂，今日频发的民间随机批量杀人案（网上称为“献忠事件”）以及公检法异地打劫商户的“远洋捕捞”事件就是法治大溃败前的渗漏和管涌。胡温时代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献忠事件”和“远洋捕捞”？毕竟那时候权力之手还不能太过分，老百姓受了冤屈，可以上访找上级，可以找律师进行控告申诉，可以找记者曝光恶行。哪怕问题被解决的很少，至少还有个出气口。现在老百姓受了冤屈只能自己憋着，那些憋不住的性格极端的人就去开车撞人，乱杀无辜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对于“远洋捕捞”也是如此。好好的企业正经营者，外地警方说抓人就抓人说封账号就封账号在胡温时代还是有顾忌的。那时政府明显的违法了，企业是可以控告的，媒体也是可以报道的。现在这些制约手段都不存在了，只要不是个人贪到自己腰包里，以党和政府或国家机关的名义违法犯罪都无所谓了。

大堤的渗漏发现及时还容易堵上，而发生管涌就难控制了，何况指挥堵漏的人正是制造管涌险情的人。法治倒退发展到“献忠事件”和“远洋捕捞”盛行就已经到了管涌阶段。对于普通的治安恶化，政府加强监控、甚至不惜以冤假错案为代价进行严打，似乎能遏制下去。但是对于“献忠事件”却无能为力。政府能限制所有的汽车上路吗？那些早已下定要一群人给自己陪葬决心的“献忠”们会畏惧严打吗？“远洋捕捞”也面临类似窘境。那些进行捕捞的外地警察部门现在没有油水了，甚至工资发不下来，在没有法律诉讼和记者曝光的威胁下，肯放过到手的肥羊吗？“远洋捕捞”和“反捕捞”恐怕只是个开端，法治溃败的更可怕后果，比如地方割据，各地武装混战，也许正在不远的将来等着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人。

习近平也许会觉得今日中国之困境归罪于自己是冤枉他了。他也许会想，我学习毛泽东对内打击腐败官员、扩大国有经济致力于共同富裕，对外对抗美帝、联结第三世界，这不是学习前人的优点吗？我也没有学习毛泽东到处搞女人、建行宫，也没有小肚鸡肠到毛泽东那样谁敢说他坏话就以“恶毒攻击”的反革命罪名枪毙。我尽心尽力为国为民，延长任期也是客观上因为除了我没有人能干的更好。

确实，如果指责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和肆意妄为是为了保卫红色家族的特权利益，那是不准确的。尽管习近平小心翼翼尽量笼络这些权势阶层的人物，但是他把元老们都禁了言，对潜在的红色竞争对手毫不留情的打击，说明他不是为了某个利益集团，他就是在奉行他自己的策略在推进他想做的事。他的远景理想，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表面上看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或者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没什么两样，但是受制于其对当代政治文明的无知以及他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无知，所以他在领导中国人走向更多灾难的路上还会继续走下去，也许只有上帝能让他停下来。

杨子立 | 习近平领导下的法治溃败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4633

台湾海陆两会示警 中方"异地执法"令台商陷入风险

中国经济下滑，各地方政府为解决财政吃紧，滥用非法的"异地执法"手段变相勒索企业，中国总理李强都指示要制止和改正。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政府机关大陆委员会、半官方单位海峡交流基金会相继示警，呼吁台商自保和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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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推动所谓“共同富裕”，过去要求企业“不乐之捐”，据彭博社报道，如今政府再扩大锁定富豪海外投资收益，传出将课征最高20%的投资收益税。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透过公安跨省、县市“异地执法”，索取罚金、查扣企业资产，填补财务亏损，传出近万民间企业受害，不少企业一夕间倒闭、上万人失业。

陆委会提醒台商“远洋捕捞”现象 国台办辩称抹黑

台湾的大陆委员会日前透过脸书发文示警，“异地执法”以诈骗等理由冻结企业资金或罚款，这种巧立名目对其他省市私营企业强取豪夺的手段，如同渔民“远洋捕捞”。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批评是无中生有、抹黑伎俩。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则援引中国官媒报道发改委官员郑栅洁说要严格禁止“异地执法”，反驳并非陆委会抹黑。

台湾的海基会副秘书长黎宝文2日投书台媒“上报”示警，此一异地执法乱象，将台商置于险地。文中引述陆媒报道，此乱象引起中国中央政府注意与禁止，11月1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市场监管执法行为规范”，提出“八个严禁、十个不得”，杜绝随意执法、钓鱼执法。

海基会：李强都已下令制止异地执法

黎宝文2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中国企业受害严重，尤其知名高科技、网路产业民企，是常见目标，连中国总理李强，都在内部会议下令制止、改正。目前海基会尚未接获台商被“异地执法”的相关陈情，但已有不少台商提出担忧。

黎宝文举例：“珠三角地区是很多内地省份异地执法好发城市，大部份民营企业往往因为非常小的案子，比方几千块诈骗案子，却被外地、内地、省份，做整个集团、企业的扣押，让集团、企业陷于瘫痪。”

大陆为找财源向沿海企业下手 珠三角成受害热区

黎宝文还说，不少内陆省份县市公安，跨境到沿海城市企业去“执法”。“重庆公安局有人报案买了一个东西，觉得无效，可能涉及诈骗，直接到杭州抓捕，把那公司直接扣押，金额高达两亿多。扣押一个公司可以直接获得地方财政蛮大補助。涉案金额和扣押工厂金额是不成比例。”

曾遭中国入罪关押的台商李孟居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异地执法由来以久。过去对象是中国公民，因为策略上要留住台商和外资，但未来可能朝他们动手。中国地方隐形债务据说已达十五兆美元。

台商：北京公安跑到新疆抓人

李孟居提到，一名已归化英国籍的中国人，回中国探视住在新疆的父母，头一两天坐飞机、高铁，感到背后有人跟踪，到了新疆就被抓。他是市场调研产业分析师，写了一篇报道中国收购高通失败的消息，北京有商务部合作伙伴传到国内发表，北京那人先被抓，随后他也被抓。

2021年6月2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一排排座位旁，一名戴着口罩的警察在准备执勤的中国准军事人员旁边站岗。（美联社）
2021年6月2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一排排座位旁，一名戴着口罩的警察在准备执勤的中国准军事人员旁边站岗。（美联社）

李孟居说：“抓他的是北京国安部的人，长臂管辖到英国写的市场调研报告。为何他知高通收购破局，因国外媒体早就报道，他只是复制贴上，最后居然变成他泄露秘密，还在新疆被抓。这现象一直扩大到台商、外资。中国成了做生意高风险的地方，难怪外资一直离开。疫情后台股美股都涨，中国经济反其道而行，中港澳都在跌。”

李孟居提到，赚钱企业在中国政府眼中如待宰肥羊，他会找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如查逃漏税、卫生部门检查，连门口修马路，都可以跟你要钱。中央给各地订GDP目标，地方发现达不到就找企业开刀。听说华中一些省份会找理由把不听话的企业主关进看守所，关二年再问你要不要付钱，或随便开个庭找个罪名判个几年，企业主当然愿意付。

政府缺钱找台商“割韭菜” 是中国经商最大风险

李孟居说：“对台商而言，割韭菜是经商最大风险。做生意有赚有赔，但赚钱被割韭菜就不行。政府本是协助台商外资扩展财源，建立商业模式，却变成最大风险来源，这就完全不健全了。”

李孟居透露，异地执法扩及到个人，台湾有知名企业员工因为七年前的案子，被质疑出货帐目跟金额对不上，最近出差到上海在飞机上被带走，关押一、二天后限制出境，被留在中国当人质勒索。

李孟居提到，中国社会不允许人民聚集，愈来愈多“张献忠”案，都是孤鸟式报复，成为不定时炸弹。

黎宝文指出，中国官方发现执法人员对“异地执法”出现：滥用职权及裁量、随意选择执法、以罚代收、趋利执法、过罚不当、训斥威胁等粗暴执法、诱导欺骗、故设圈套、钓鱼执法等乱象。还经常以办案名义干扰企业，如私自留置、被扣押财物等，收受现金、实物、有价证券等。

“案款提留制” 可对企业冻结帐户 部份再转为政府收入

黎宝文在文中表示，“案款提留制”成了“异地执法”有利可图的诱因，也就是在异地对企业执法后可冻结帐户、没收财产等。这类非税财政收入一部分成为地方政府收入，地方政府又可将一部分作为“异地执法”奖励，形成“趋利性执法”。今年前三季度全国非税收入成长13.5%，意味着企业支付行政罚款和补税罚款比以往更多。

黎宝文透露，扣押企业资产后还有更细致内部操作：“比方扣押公司帐户，目的要企业跟内陆的地方政府谈判，要交钱放人？还是缴纳罚款？后续政府获多少利益看谈判结果，显示这法律是以执法为目的？或提供政府涉嫌敲诈、勒索、讹诈企业的机会？”

黎宝文呼吁，台商应考虑是否移转到其他地方投资以自保、避险。

责编：许书婷、梒青     网编：瑞哲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gtai/hx2-taiwanese-business-in-china-12022024121552.html

为台海冲突做准备？传北京已著手向俄罗斯研究应对西方制裁

美媒援引知情人士报导称，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中国当局成立了一个跨机构小组，以研究西方制裁的影响，定期向领导层汇报，已从中汲取教训，并了解如何减轻制裁的冲击，特别是在台海问题引发的冲突可能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方施以类似措施。 

《华尔街日报》报导称，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的几个月里成立了一个跨机构小组，研究制裁的影响，并定期为中国领导层撰写报告。据称，其目的是吸取教训，了解如何减轻制裁影响，特别是在台海冲突促使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实施类似惩罚的情况下。上述知情人士说，作为该项努力的一部分，中方官员定期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央行、财政部和其他参与应对制裁的机构会面。

报导称，与北京决策层关系密切的人士提醒说，这一研究小组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中国准备发动入侵。知情人士说，北京是在为武装冲突的“极端情况”及其经济影响做准备。中国外交部称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交流与合作”。俄罗斯央行和俄财政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北京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是中国超过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全面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和欧盟冻结了俄罗斯的海外主权资产，这促使中方更加积极地寻求将其外汇储备从美元资产，如美国国债中分离出来的途径。

报导指，上述跨机构小组向中国主管经济和金融事务的副总理何立峰汇报工作。何立峰与习近平主席有直接联系，何立峰被指是将中国经济与西方制裁风险隔离的主要设计师。一位熟悉中方就制裁问题与俄罗斯接触的人士说，北京“实际上对所有问题都非常感兴趣：从规避制裁的方法到各种积极影响，如鼓励发展国内生产”。

彭博社日前报导称，欧盟正提议制裁多家中国公司，因为这些中国实体被指帮助俄罗斯公司开发了攻击乌克兰的无人机。据彭博社看到的文件，欧盟委员会还在研究对更多的俄罗斯油轮实施限制，以遏制莫斯科规避现有限制措施的能力。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周二的记者会上回应称，“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她并指，“中俄企业正常交往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和影响。当前包括欧美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在同俄罗斯开展贸易。我们敦促欧方不要搞双重标准，停止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列名中国企业、对中方抹黑推责。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同样就美国上月制裁两家中国公司，指它们协助俄罗斯生产用于对乌战争的无人机的消息，毛宁在10月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借乌克兰问题对中方抹黑施压、对中方实体和个人滥施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和欧盟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央行资产，其中大部分在欧洲。时至今日，西方国家在是否没收这些主权资产并将其移交给乌克兰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

七国集团则在10月份采取了统一步骤，利用其带来的意外利润支持500亿美元的“特别收入加速贷款”，其中美国将提供200亿美元，用于资助乌克兰的重建、经济和国防需求。单独就美方而言，这一计划是否会受到特朗普上台后的影响目前仍尚未可知。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5%9B%BD%E9%99%85/20241201-%E4%B8%BA%E5%8F%B0%E6%B5%B7%E5%86%B2%E7%AA%81%E5%81%9A%E5%87%86%E5%A4%87-%E4%BC%A0%E5%8C%97%E4%BA%AC%E5%B7%B2%E8%91%97%E6%89%8B%E7%A0%94%E7%A9%B6%E4%BF%84%E7%BD%97%E6%96%AF%E5%BA%94%E5%AF%B9%E8%A5%BF%E6%96%B9%E5%88%B6%E8%A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