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疫情中的武汉街头（2020年5月15日 路透社）
继美国之后，台湾近期也将强化对中国短视频App抖音(海外版称“TikTok”)的禁令。分析人士指出，各国对TikTok的国安疑虑并非杞人忧天，因为有迹象证实，中国政府透过这类看似无害的社交软件监控海外人士，甚至影响其投票等行为。他们说，中国正积极通过人工智能(AI)与大数据技术，打造遍及全球的监控网络。
美国参议院12月14日通过法案，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TikTok，获得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的支持，并打算将把该法案列入下周表决的政府支出法案中。
印、美、台相继禁抖音
由于众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Kevin McCarthy)已表态支持，该禁令在众院通过的机率很高。
在此之前，美国白宫、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等联邦机构及新罕布什尔、乔治亚等州，都已先后下达类似的“禁用令”。
除了美国，台湾行政院的数字发展部日前也以国安为由，禁止公部门相关的资通讯设备下载或使用TikTok、小红书等中国软件，并拟于12月底召开跨部会会议，研议将禁令扩展至全台的决策。
早在美、台之前，印度政府就已于2020年封禁TikTok在内的59款中国产App，肇因除了两国边境争端外，网络安全也是考量之一。
各国示警: 中国社交平台成泄密、监控漏洞
对此趋势，位于台北的台湾AI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各国政府高度警惕这款乍看之下纯属娱乐功能的App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尽管TikTok是针对海外市场独立运营，但其演算法与中国国内版的抖音一致，且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是中国企业，不可能摆脱中国国安法规的规范，例如，根据中国的情报法，中企都有协助中共和解放军情报工作的义务。
杜奕瑾说:“有可能它(TikTok)是拿大量的中文去做相关的演算法的设计，以及它聘雇上海或者香港的人，透过这些人员去做的系统，也会学到设计的或者审查人员的偏见。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你(台湾使用者)只要在脸书上面讲一些比较有中国政治敏感性的言论，你的文章很容易被下架。”
杜奕瑾分析，通过各类社交App的渗透，中国政府可取得大量的用户使用偏好等信息，尤让各国政府忌惮的是，中共可以进一步透过演算法控制信息投放，针对各用户族群喂养特定的政治内容，最终达到改变其思维或投票等行为。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1月的一场例行发布会中提出反驳，她说，此类指控是在“散布虚假信息，并以此为借口打压中方有关企业，已经成为美方的惯常做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境内AI监控无孔不入
相较于民主国家的网民，可能偶尔在网上遭到中共的监视，中国老百姓则是处于全方位的官方监控之下。
首先是街道上无所不在的摄像头。
信息研究公司“比较技术（Comparitech）”2022年7月发布研究估算，中共在全中国部署的监控摄像机约在5.4亿-6.26亿台之间，换算下来，几乎每两个中国人就被一只“老大哥的眼睛”盯着。
此规模不仅占全球摄像头总数的一半，其密度也是国外其他大城市所架设之监控摄像机的数百倍之多。
专家说，摄像头拍到的影像经AI技术汇整后，能进行人脸及走路姿势(步态)辨识，在茫茫人海中，找出任何官方锁定的人。
美国人权团体“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10月发表《科技民主哪里去了?》一文中，还列举了更多的中国监控新手段。
该文称，“国际移动用户标识符(IMSI)”捕捉器，可以定位手机，来侦测特定人士的下落。另外，大规模搜集个人的语音样本、DNA、虹膜扫描，可组合出更准确的个人特征。
AI极权国家 天网多模态监控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试图将“非结构化数据”转变为“结构化数据”，也就是把杂乱无章的影像转化为类似文本文件，以便进入自动化分析。而这类多模态大规模监控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一个普遍、全方位、综合性、令人无所遁逃的天网，例如在新疆，中国公安以反恐为名，建构了“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Platform，IJOP)”，让当地警方可以透过大数据监控网，找出36种其所认定之“行为不良”的人，以进行约谈、甚至逮捕拘押。
官方定义的“不良行为”包括:刚从国外回来、参加过伊斯兰运动，甚至突然避免跟邻居往来或停止使用智能手机等。
人权观察位于纽约的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是此文的共同作者。她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套系统的真正效果在于社会控制。王松莲说:“IJOP被宣传为一个反恐系统，但如果细究，反恐并非其真正的目的。该系统使用一些变数，例如，某人是否经常去加油站或电话关机的频率，来衡量其行为的可疑程度，像 IJOP 这样的系统作为反恐机制是无效的。”
除了公安体系，中国绵密的监控手段还扩及数字金融跟整体社会治理的面向。
台北AI专家杜奕瑾分析，中国推行“数字人民币”，也有把个人和组织的金流与交易置于官方管控的作用，堵住使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而衍生的监管漏洞。
分析人士说，新冠疫情成了中共遂行高科技监控的最佳时机。清零防疫三年来，中共不仅顺理成章将新疆的天网监控经验，透过健康码、行程码等方式在全国管控人流，而密集的核酸筛查更让全国人口主动交出了自己的DNA样本。
尽管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民众的检体被用于检测新冠病毒以外的用途，但杜奕瑾表示，就技术而言，只要建立了完整的DNA样本库，任何人就算整型易容，也逃不过官方的法眼。
社会信用体系强化监控效果
专家说，中国更深层的控管，在于执政者利用高科技，掌握人民的一举一动后，再与个人的“社会信用”捆绑在一起。
中国国务院于2014年发布《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的通知》后，即设立多座“示范城市”，如山东荣成市于2018年获选为全国首批的示范城市之一。
官媒新华社当时称，荣成市编制了《社会信用信息征集目录》，既征集违法违规行为，也征集到涉及600多项经济社会活动，法律管不到的不文明、不道德行为，另已征集到1900万条基础信息和130万条的守信和失信信息。
报道称，在此基础上，表现良好的市民可以获得就医、水电、通信费减免等好处，企业负责人也可凭此贷款，社会信用堪比“真金白银”。
不过，台湾媒体《报导者》转载德国《南德时报》记者马凯(Kai Strittmatter)所著《和谐社会里的中国新人类:大数据与信用体系如何制造听话的奴才》一书，却揭露荣成市真实的一面。
该书引述荣成市官员的话称，每位市民有原始分数1000分，若犯错就会被扣分，系统将849分以下的C级市民列为“警示级别”，599分以下的D级市民则被打入不诚信的黑名单，成为“重点监管对象”。
在荣成，从闯红灯、没有捡拾自家宠物粪便到冬天泼水造成路面结冰都会被扣分。
对此，位于南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梁文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是中共以直接干预的方式，在境内建立新的社会分层。
梁文韬说:“用这个所谓信用制度(分出)你是好人跟不好的人，听话就是好人，不听话就是坏人。它包山包海，散布对党不利的言论也算，它就把你打到，什么补助也申请不到，信用卡申请不到。它用这种方式进一步来控制(社会)。”
卡内基：中国AI监控技术输出约50国
中国AI监控技术渐趋成熟后，近年来受到不少极权国家的青睐跟学习，成为中国对外输出治理模式的市场。
据华府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研究员费德斯坦(Steven Feldstein) 估计，中国的AI监控技术恐已经出口至50个一带一路沿途国家。
综合媒体报道，柬埔寨首都金边已装设超过千部中国制监控摄像机;缅甸则通过了与中国类似的网络法律，禁止人民使用Facebook跟Twitter。
在中东，伊朗也利用中国技术，来打造智慧城市，该国28座城市安装了1500万个摄像头，并将数据上传到分别位于首都德黑兰与中国的两个控制中心。
台北AI专家杜奕瑾认为，这类技术与硬件的输出除基于商业利益外，也是中国透过外部强化其维稳能力。
杜奕瑾说:“当地独裁者藉由这个系统去做到控制的同时，它其实也是把某种(演)算力的权利交给中国。所以对中国来讲，它也是把社会安全跟维稳的系统往外扩散而影响到中国以外的区域的一种方式。”
位于台南的政治学者梁文韬批评，中共一向以“共产”为由，毫不尊重个人隐私，甚而几近病态、极端性地挖个人隐私，为的就是日后可要挟对方，换取利益。在此前提下，中国的AI监控科技恐将持续扩张。
梁文韬说:“听起来很荒谬，但我觉得它(中共)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大数据(库)，这未来更容易做得到，因为未来有量子电脑，更大的储存技术。所以，未来，我其实相当地悲观，中共很多技术已经跟美国差不多了，特别在监控的技术，它一定会用这些东西来建立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超级大型的大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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