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2 December 2022

夏明:世界格局是欧亚中俄轴心挑战民主海洋带

即将结束的2022年,是十分动荡的一年。国际局势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新冠疫情爆发三年、俄罗斯发动对乌战争改变世界格局、欧洲出现能源危机、美国陷入通货膨胀,中国则处于经济停顿。。。从年初北京冬奥会:中俄结盟;到中美关系激化:两国在台湾问题上龃龉不断,贸易大战尚未停止,芯片之战又硝烟四起;多位曾在国际舞台或与中国关系问题上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元首级人物去世,似乎标志着一个重大时代的结束。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就2022年国际外交上的几件大事阐述一下他的看法。

法广:2022年年初,冬奥会在北京举行,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抵制的情况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开幕式,作为为数不多的外国国家元首,普京给足了中国面子。两国首脑举行了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请谈谈,中俄的结盟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夏明:是,如果我们看看习近平,他的外交格局,基本上还是把中俄的结盟作为他的整个外交的主要的构架。尤其在今年二月的北京冬奥会上,普京跟习近平在大国的关系上,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了他们两个情同手足,是一种铁杆兄弟。我们以为乌克兰战争进行了已经十来个月,可能习近平不再会跟普京继续地拉近,而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最近你看,习近平又说:普京还是我最好的朋友。这句话,习近平以前说过,而且他还说:我跟普京的性格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对普京和习近平两个人来说,他们乐于为对方站台、非常赞许,而且相互需要对方的支持。所以中俄关系跟普习关系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当我们在说到中俄结盟的问题,当然中俄没有签订像以前中苏的这么一个正式结盟的条约。但是事实上来说,中俄在协调-在重大问题上,尤其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上-都是在协调,事实上是一种结盟关系。这种结盟,对世界格局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当然对世界的整个进步、对全球化的深化是有破坏作用。所以全球化今天陷于停顿,很大的程度上是中俄主要努力的结果。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年,俄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的失意者,其实不断在破坏全球化,尤其想搞黄东亚跟北美、跟西欧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的利好。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在整个过程中,其实坚持了许多的反民主、反对市场化、反人权的各种的做法,使世界在进步的和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受到了这种挫折。所以我认为,中俄的结盟对世界格局来说,当然是一个负面的、非常反动的这么一个作用。

另外,在过去的一百年-甚至近两百年-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大国之间的关系,有一种主要的海权跟陆权的较量。因为陆权以德国到俄国这边,作为主要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跟海权英、美、日本的崛起形成了这么一种挑战。今天中国跟俄国在欧亚大陆结盟,尤其是以上海合作组织结盟,再带动其他的、包括像伊朗、现在有土耳其这边的国家、还有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这些斯坦国家,当然就形成了一个陆权的欧亚大陆的这么一个心脏地带中心。他们在对抗一个海权,这个海权,主要是西方民主国家为联盟的、形成了一个海洋的外圈。所以世界的结构,因为有中俄的结盟,尤其是跟西方民主联盟的各种对抗,世界的整个格局-我把它叫成一种百吉饼的结构-,就是中心是上海合作组织为主要的这些国家,外围就是西方国家的联盟。这种较量,其实终结在冷战结束以后的整个全球化的大国的合作,破坏了全球化当时需要的这种大国之间的信任,它们能够营造的冷战以后的和平,都遭到了破坏。所以今天世界上的各个国际组织也都处于一种非常被削弱、甚至是瘫痪的状态。现在在这么多重大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基本上很难听到联合国或者联合国安理会的声音了。这是中俄结盟对世界格局产生的一个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倒退。

最后一个影响是:让第三世界国家遭殃,因为无论是乌克兰战争,还是中国这边对新冠疫情的管理不善,给全球带来的灾难,其实就是穷国,现在不仅是灾难遭殃的问题,它们是要面临饥饿,要饿死的问题,所以现在饥荒在许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出现。我们可以预估未来的几年全球面临的危机,首先是第三世界穷国遭殃,甚至会带来大面积的生命的丧失。这些恐怕是中俄的结盟和它们的许多的政策给全球格局产生的重大的影响,尤其是许多负面的影响。

法广:2022年,全球多位知名的政治家或元首级人物先后去世,包括日本前首相安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被视为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戈尔巴乔夫,以及英国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伊丽莎白二世和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这些元首级人物的逝世,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代世界,留下怎样的启示和挑战?

夏明:是,我们看到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能够进入到全球化的合作,各个大国之间能够建立比较好的合作关系,其实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四位领导人,当然多多少少都是有些关系的。这四位领导人跟中国带来了各自不同的影响。

首先,戈尔巴乔夫,他使得苏联的共产主义、苏联这个国家本身在苏联的终结,使得整个苏东共产主义体系最后崩溃。也就是说,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苏联的崩溃,苏东共产主义的最后的瓦解,宣布了共产主义是没有未来的。所以这点对中国的冲击、影响也都会非常大。中国无论在处理跟俄国的关系或者跟西方的关系,它其实都是像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这种被动,是因为他们永远没办法正确地处理戈尔巴乔夫留下的各种遗产。

另外,如果我们看英国女王。英国女王,她的最重要的跟中国的关系,当然是在于中英关系的处理,尤其是对香港的问题。香港的主权最后能够和平的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英关系的整个发展在80年代、直到香港回归的前几年,都还是比较顺利的。中英两国也还是有比较好的合作关系。但是到了21世纪以后,所谓的“一国两制”逐渐逐渐的开始崩溃。最后到了2008年以后,中英关系变得越来越开始恶化,尤其是2018年、2019年导致整个中英的关系陷入一种非常对立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些使得中国在尊重国际条约的问题上,丧失了它的信誉度。如果中英处理香港的国际条约,而且在联合国备案,中国政府完全可以不支持、不遵守,甚至一手把“一国两制”,其实最后把它给变成废纸。英国女王的去世,尤其是中国领导人、像王岐山,在整个仪葬礼式上的出席,而且唯一的三个中国的代表都是带上口罩的,让中国在整个这个重大的国际外交场合变成异数,那我觉得英国女皇的去世,凸显了中国在国际文明世界里边的孤立。

我们再讲讲安倍。我觉得安倍非常有意思就在于:安倍在他在任的时候,以他名字命名的成就,就叫“安倍经济学”。安倍也是在日本历史上任期非常长的一个首相,他的任期应该是突破了二战以后任何一位首相的。他的经济遗产、跟他的政治遗产相比,其实并没有他的政治遗产更重要。而他的政治遗产、尤其是他关于地缘政治的分析,关于中国对日本的威胁,成为他死后放大了传递出去的非常大的一个信号。今天的日本的首相岸田,其实就继承了安倍的地缘政治的遗产。所以在日本,无论要回到正常国家、或者加强它的军事、或者它在军事上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迎接中国的挑战,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其实都是安倍的政治遗产。所以我觉得这些领导人,在对中国的关系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最后,我们看中国自己的领导人-江泽民。江泽民的功过、是非都非常清楚。他的“功”、尤其是他提出“三个代表”,试图想把中国新出现的-无论是资本家、私营企业家-纳入到中国的政府的体制内、进入到党内,同时在共产党执政的过程中,能够缓和这种阶级矛盾,能够用功利主义的方式,使得中国进入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方向。甚至他也跟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进行了调情。但是,最后你可以发现,江泽民在整个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最后还是迈不过共产党一党独裁的这个坎儿。最后他也是受到权力的影响,不断地揽权,想控制中国的未来。最后在整个权力的暗箱操作过程中,把习近平送上了大位。而今天习近平,其实把江泽民过去给中国人带来的许多的积极的进步,都通通给毁掉。

如果我们反思这些领导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整个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国跟这些国家,通过了非常艰苦的努力改善了关系、建立了信任,而许多的国家跟中国都是比较亲善的关系。但是你最后会发现,无论是安倍、或者是英国女王,最后他们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失望,变得越来越强硬。 而他们留下的遗产,使得在西方国家、甚至在全球都会发现:对华强硬派的领导人的崛起。这个应该让我们值得讨论,尤其是中国应该值得反思。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领导人的去世,让我们也应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当然许多都是才华横溢的,但是更重要的,他们也都是有信念的。而这个信念是跟历史进步挂靠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他/她不仅仅是靠勤奋的问题,他/她还有信念的指引。而这个信念跟历史进步连在一起,作为这四位领导人,我们看他们的功过、评价的话,对中国领导人也是一个值得照的一面镜子。他/她的信念跟历史进步是连在一起。这恐怕给当下的中国、尤其是给当下中国领导人留下了非常大的挑战。

法广:2022年,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博弈不断加剧,争夺霸权的较量在各个层面展开,各自也将扩展自身影响力的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您如何评判这场战略竞争?

夏明:是,我一直觉得在过去的40年,全球化的兴起、冷战以后,到后来新观疫情的出现、中美贸易战、到全球化突然的受挫-并不是完全终结,但是现在在调试-。新的一轮全球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还要等待,但是,我们从整个40年的长程来看,其实西方国家对中国-无论是中国的领导人、还是中国的企业家、或者是知识分子-都还是进行的一种比较长的、通过交流、通过开放、通过接触,试图也会想培养中国各级的人才,能够理解和拥抱世界上的各种重要的制度和价值观。但是,西方国家基本上处于一种失望。也就是说,过去对中国的这种妄想,今天基本上是完全失望了。所以美国今天给中国展开的各种的战略竞争,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习近平当然认为,这种竞争压力的是非常大的。他把它叫做是“极限的施压”,他试着把它叫成一种“敲诈”、“遏制”,要对“我们进行一种封锁”。所以这种战略竞争是非常的尖锐的一种较量。这种较量涉及得非常广,在美国目前跟中国的较量,从经济关系,其实走向了更多的战略地缘、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中美的这个冷战早已经开打了。

而美国现在在用它主要的几个手段在对中国施压,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技术手段。技术手段,以前是不许中国轻易地获得美国的技术,也就是说,不许中国所谓的“偷盗技术“或“产权保护”等等。后来也不许中国轻易地在美国进行融资,或者是收购、并购或者在资本市场投资,获得各种资本、或者是技术。今天转移到更深的一个层面,现在美国已经开始对美国的公司进行一种管控,也就是说,不许美国公司向中国去进行投资、或者进行技术合作。这种对中国的压力其实在增加。另外美国在人才上,其实也在对中国施加压力。不仅中美人才交流遇到了许多障碍,不仅中国的高端人才,要在美国获得技术、医学或者科学等各方面的学位,现在越来越难,而且美国也给美籍华人下了一个哀的美敦书。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给中国去工作,要回中国去,那你就等于放弃了美国的国籍。不许给中国的这些企业工作。所以人才较量是非常的激烈的。而美国作为一个能够吸引全世界人才的一个国家,这种对中国的人才的较量,压力会非常大。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跟中国其实在进行很大的一个金融权力的较量,就是美元的霸权,怎样面对中国的人民币的试图想挑战。人民币试图想摆脱它的被动的地位。但是,在过去的三年的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其实人民币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在贸易中占的比例并没有增加,相反其实还在有点萎缩。因为人民币占的比例,从来就没有超过5%。所以对当下美元在不断地升值,人民币在出现压力,在贬值的情况下,中美的竞争其实很大的程度上进入到了更深的、经济的、金融的领域。而金融货币,如果出现各种的大的变动的话,如果我们看到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那我觉得对中国的冲击会很大。

当下中美两国当然希望能够缓和-或者用美国的话来说,希望找到护栏,不要进入到热战。在11月份的巴厘岛的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美国总统跟习近平都进行了直接的见面。两国领导人也都试图想使得中美的关系能有所缓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现在也在准备访华。这些当然都会影响中美的关系。

但是中国现在出现了一种不确定的号角,你不知道它到底想走向什么方向。就像最近习近平在沙特访问,认为可以趁虚而入,能够排挤美国的影响、或者能够施展中国的影响。但是在处理问题上都遇到了许多的挫折。

另外,中国现在把所谓的战狼外交逐渐逐渐地在放低调,更多的是在展现它的新的一个中国魅力。所以人们就在问:是不是中国的魅力再次要出行了?但是我认为,这有非常大的困难,因为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其实错过了-或者是浪费了-许多的机会,使得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在市场自由化、在民主国家的建设上、在尊重人权上都非常的失望。所以我认为,西方国家短期要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如果中国没有做出像邓小平当时的各种努力、或者做出像江泽民在西方国家的各种努力,如果没有这种大的努力和转变的话,第三次西方国家要对中国进行信任的话,困难度要大很多。

最后如果要看中美的战略竞争,其实也提醒了中国人,因为在过去的许多的关系上,包括我们的访谈中,我们谈的都是大的问题。中国人很多都觉得,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什么市场民主、什么自由化,国家的民主或者人权。。。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其实美国跟中国的战略竞争,关注的就是中国的市场能不能走向自由化,中国今天的私营企业家,其实他们应该能够领会到:没有市场的自由化的话,中国的经济或中国的企业家是没有前途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美国不断地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能够走向部分的民主,许多中国的对官方信任不移的人,认为民主不能当饭食。但是今天你可以看到:当中国的经济陷入很多的深层的危机,民主真的能当饭食。最后,当西方国家在不断地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改善人权,但是中国的许多的得利阶层对少数民族比如,新疆或者藏人,他们的人权可以漠视,或者对中国的农村,尤其是农村的留守的儿童或者妇女,以及农民工,他们的人权可以漠视。但其实今天,当我们看到中国在整个三年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无论是它收、还是它放,其实都没有把个人的生命价值真正的放到第一位,而变成了领导人夺权、篡位、甚至踢开宪法的牺牲品。其实今天中国人也应该认识到:一个政权,如果它连人权都不关心的话,它怎么可能关心你个人的生死?

中美的战略竞争,美国说的很清楚,我们不是跟中国人竞争,我们不是反对中国。现在美国新当选的国会成立了一个中国威胁的专门委员会,新任的主席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他就说: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一定要有更强硬的政策来应对这些。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也应该明白,其实中美关系的许多的竞争,不是针对中国人、也不是针对所谓的中国的崛起,其实更多的是针对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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