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岩
BBC中文記者
2月7日，美國統計局稱，去年美國對華商品貿易逆差擴大450億美元，上漲14.5%，至3553億美元，是2018年以來最大逆差。
與此同時，中美在2020年初簽訂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到期。美國官員稱，中國未能履行協議中的承諾，即在2020年和2021年額外購買2000億美元美國商品和服務。
承諾下，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不但不降，反而飆升。有分析稱， 中美可能啟動新一輪貿易磋商。美國商會則表示，如果磋商失敗，拜登政府將考慮一系列選項，包括可能導致新關稅的新貿易調查。
然而， 專家稱2018年開打的中美貿易戰改變了兩國貿易發展的路徑，拜登上台後依然沿此路徑前行，但新的貿易戰並不符合美國最大利益。 同樣， 北京似乎也無意接招。
「2000億美元，中國一點兒也沒買」
2018年，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利用該國的「301法案」，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額關稅，中國隨即用高關稅反擊，隨著雙方不斷加碼，關稅最終幾乎涵蓋所有商品。
2020年初，中美兩國坐下談判，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按照協議，中國承諾2020和2021兩年，將在2017年的基礎上（1512億美元）額外購買2000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高級研究員鮑恩（Chad P. Bown）向BBC中文表示，按照協議，中國應該在過去兩年購買總共5024億美元美國商品和服務，最終中國購買了2888億美元，只完成了57%。
鮑恩曾在奧巴馬時期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擔任高級經濟學家，主攻國際貿易和投資。
他說， 這意味著中國平均每年購買1444億美元，甚至沒有達到2017年的採購水平，至於那額外的2000億美元，「中國最後一點兒也沒有買」。
鮑恩解釋，責任不在拜登政府，中國購買的節奏從來都滯後，2020年上半年完成了當年目標的54%，但到年底僅完成59%，而2021年的採購目標甚至比2020年還要高60%。「中國根本追不回來」。
為何中國未能完成採購目標？
從數據來看，鮑恩分析，製造業作為重中之重，佔2017年美國對華出口的44%，但中國僅完成該領域採購目標的59%，因為其中極為重要的汽車和飛機，都表現差勁。
汽車在特朗普的貿易戰中備受打擊。福特汽車曾表示，額外施加的鋼鋁關稅，使其成本驟升10億美元，削弱出口競爭力；而特斯拉等廠商則將本該出口中國的產能轉移出美國來規避關稅，進一步降低美國汽車出口中國的能力。
飛機及配件表現則更糟，僅完成協議中目標的18%。原因是兩起波音737Max墜機事故後，中國對該型號下達採購禁令，直到2020年末才解除。但禁令解除後也未見來自中國的新訂單。
此外，服務業作為美國對華出口的第二大部分，佔比37%，在新冠疫情之下受到嚴重影響。
鮑恩介紹稱，可以說貿易協議中關於服務業出口是最合理的，目標沒有過高，也未受關稅影響。但新冠打擊下僅完成52%，其中佔比過半旅遊業萎縮幾乎九成，教育業也因為赴美留學生下滑而萎縮。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高級講師袁志樂向BBC中文表示，2020年，中國經歷了疫情高峰，國內需求大幅減少，影響了消費品進口，包括來自美國的產品。
「疫情也導致國際貿易中供應鏈的中斷，物流能力受限，特別是海運，這使進口美國製成品更佳困難，也更昂貴。」袁樂志表示。
沒人想打卻很可能打？
中國未兌現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採購承諾，有觀點認為下一步兩國將密集磋商。
這並非空穴來風。去年10月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在一次演講中披露，她將尋求與中國副總理劉鶴會晤，檢討中國未能遵守第一階段貿易協定的情況，包括未足額購買美國商品。
今年1月13日，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束玨婷表示，目前雙方經貿團隊保持正常溝通。
2月1日，戴琪在一個線上論壇發言稱，美國正試圖與中國建立「穩定的關係」，但兩國貿易關係目前「正處於困難階段」。對於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戴琪聲稱「尚未取得成果，中國沒有達到該協議定下的目標」，她的團隊「正與中國進行積極交涉和磋商」。
上周，美國商會國際事務負責人布瑞連特（Myron Brilliant）表示，如果磋商失敗，拜登政府將考慮一系列選項，包括可能導致新關稅的新一輪貿易調查。
換言之，如果中美不能達成新的協議，彌補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失敗，貿易戰有可能重啟。
然而，從各方表態來看似乎沒人想要一場新的貿易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近期回應稱，「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貿易戰沒有贏家。」
美國政府也在實際上放鬆關稅壁壘。戴琪曾表示，她將批准把某些中國進口產品排除在美國懲罰性關稅之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美國企業面臨的壓力，未來可能還會啟動更多排除程序。這些關稅往往由美國公司支付，因此有時會損害美國的經濟利益。
此外，袁志樂認為，美國不想同中國打貿易戰的原因還在於，兩國需要在不同的全球問題上合作，包括全球變暖和一些地緣政治衝突。
「另一個短期因素是，貿易戰可能會使美國目前的高通脹率惡化，也會損害美國製造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在貿易戰中徵收的關稅意味著美國進口商、製造商和最終的消費者面臨更高的成本。」
對此，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也曾表示，降低關稅將產生「抑制通脹」的效果。而調整對華關稅將有助於緩解通脹壓力。
至於美國企業，鮑恩說，「美國企業連特朗普政府發起的第一輪貿易戰都不想要，所以他們不想再來一場貿易戰。」
拜登的貿易戰
雖然沒人想要一場新的貿易戰，但並不意味著它完全不可能。
「多數情況下，雙邊貿易都是一個雙贏的局面。沒有國家想停止與其他國家的貿易。」袁志樂解釋，然而，有時貿易戰不是目的，而是實現更高層面國家戰略的手段。與特朗普相比，拜登政府領導下的中美之間的潛在貿易衝突將更加複雜和難以解決。比如，人權、環境和技術競爭以及國家安全，將出現在貿易談判中。
這意味著，新貿易戰的打法可能不同。2018年貿易戰開打後，逐漸成為特朗普外交領域的「主菜」，其他「配菜」不能喧賓奪主，更不能損害「主菜」的表現。因此，當2019年香港抗議示威如火如荼之時，特朗普一度保持距離，彼時正值中美貿易談判。
此後，特朗普對華政策迎來一輪轉變。
新冠疫情肆虐後，特朗普任內經濟成績被快速抹平。在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面前，貿易戰帶來的政治利益幾乎不值一提。特朗普話鋒一轉，開始高調批評中國為病毒全球傳播的禍首，並在經濟、外交、科技、人權等所有領域全面對華施壓。
在拜登時代，人權問題和地區安全可能將取代貿易，成為這位民主黨總統對華政策的「主菜」，同時改變特朗普時代對盟友和對手「全面開火」的策略，減少針對盟友的關稅，集中壓力對付中國。
鮑恩認為，美國政策制定者在尋求對話新策略，首現就是與盟友合作，比如歐盟，美歐可以共同確定中國哪些做法對他們的代價最大，然後形成最終與中國的談判條件。
袁志樂表示，中國崛起一直是美國政治家和普通民眾的主要關切，特別是兩國在科技領域的競爭可能使貿易談判更加困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可能被用來保護美國在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與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政府渴望與其他國家合作對抗中國的崛起。
「如果中國和美國盟友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加劇，美國也可能採取更強硬的立場，這將導致一場新貿易戰。」袁志樂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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