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减贫，但是城乡贫富差距仍在拉大。分析人士表示，官方政策上的矛盾造成所得分配失衡，成为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不可能真正脱贫。
世界银行自2011年使用每人每日1.9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就是维持生存必须的食物和物资折算成金钱后的最低标准。中国2020年宣布全面脱贫。官方表示，在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据媒体报道，中国自己定义的贫困线，是自2010年以来，经过通胀调整后的每人每天2.3美元。
不少专家对于中国全面脱贫的说法提出质疑。在官方声言的“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的背后，城乡贫富差距逐渐恶化是不争的事实。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2020年城市人均年收入为43834元，农村人均年收入17131元，若对照2015年底开始进行的“脱贫攻坚战”，可以发现5年来农村生活确实获得改善，收入增幅达50%，甚至比城市收入增幅的40%还大，但城乡收入的差距也随之扩大，5年来增长了35%。
政策矛盾造成分配失衡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对美国之音表示，以中国整体经济总量来看，如果能做到所得分配均衡，是有条件迈向小康社会的。他认为，中国现今的贫困问题不是经济成长问题，而是所得分配问题，但政策上的矛盾使得所得分配更加失衡，如果持续恶化下去，贫困问题无法获得根本解决。
刘孟俊指出，第一个政策矛盾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倚靠高科技与资本密集产业，高密集劳工和资本家将获得更高收益，这使得所得分配更加恶化，也就是说，当政府的资源偏向全球战略型的产业化，偏地方型的农业资源自然会受到政策排挤。
分析人士表示，划设耕地保护红线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政策矛盾。中国人民网6月16日报道，为了确保粮食安全，首要的是落实“藏粮于地”战略，必须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
不过，专家表示，红线内的产出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侧重国家粮食安全，由政府收购粮食，因此农粮价格无法提升，对农民的收入可能变成一种妨碍。再加上进口粮食的压力，可能减少国内粮食需求，即使进口粮食价格提升，也未必跟国内农民所得提升有关联性。
专家并指，中国政府为了强化政策有效性，时常利用补贴政策，这个制度又会使得所得分配更加恶化，因为政府补贴一些高科技产业，使得高科技产业的群体得到更高收益，城乡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此外，很多地方政府的收入来自土地财政，因此为确保财政收入，不希望土地价格下降。专家说，当土地价格越来越飙涨，握有更多土地的城市，透过土地拍卖或租赁得到更多收益。握有住宅的城市居民，以及工商用地使用权的企业家也因而致富。相对的，城市土地持续上涨，但农村田地、林地无法变更为更具市场价值的用途。出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考量，维持近年城市土地价格不坠，也更加扩大了城乡贫富差距。
刘孟俊说：“整个中国的贫困问题来自于很多制度设计或政策做法，造成它的所得分配失衡，会使得更多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它去年达到所谓的小康社会的十三五规划或建党百年的目标，事实上是隐藏在很多的统计数字背后的问题，因为这些矛盾现在还是没办法解决。”
城市贫困黑数恐被隐藏
城市的贫困黑数可能是被隐藏的数字之一。长期关注中国户籍制度的旅德作家周勍表示，中国2018年公布的农民工流动人口是2亿多人，这些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长住人口，但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城市户籍，做得是打零工的工作，工作没有保障，也无法享受城市的医疗、养老和保险。
根据官方统计，2020年一季度，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家庭月人均1170元，总计有6万多户，10多万人，若加上没有户籍的农民工，需要扶助的城市人口势必多更多。但是，这些人因为没有户籍，所以无法申请低保补助。
“他们连每个月1170元的基本保障都享受不了，就是做一天有一天，城市贫困人口统计中，他们也不作为统计的取样，这是一个大问题。”周勍说。
虽然中国农村脱贫的核心底线为“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是指每人每年收入超过4000元人民币，不愁吃、不愁穿，以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的保障。有专家说，农村很多情况是满足了脱贫形式上的要求，但实际上却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面子工程”。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经济学教授对美国之音说：“脱贫是中国举国体制下的一个政治任务，在某个时间点宣布中国整体脱贫，实际上是并不太科学的说法，因为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脱贫宣示）跟一百周年庆祝是有关的。”
农村脱贫的面子工程
这位学者表示，很多农村为了政绩，赶在短时间内达标，虽然建造了新的房屋，但屋内无水可用，农民根本没办法居住，最后还是搬回原本的老屋去住，要不然就是要走很远的路，用各种交通工具才能把一周的水运回来，这并非个案。她说，农村经过短暂验收后脱贫了，但能否建立起内生性的可持续性发展机制，才是真正脱贫的指标。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也说：“短时间把政策资源放在农村里，把贫困农村的帽子摘掉，把农村提升了一个档次，整个农村里面的收入都提升了。接着下来第二年的话，可能所有的财政资源就不见了，就不再进去了，那可能这个农村又会再回去它贫困农村。”
据周勍研究，山西省大同县在50年前有28万人，10年前有35万人，最近人口普查有22万人，而实际人口约在16万人左右。大同过去10年前还有16个企业、4000多个产业工人，现在这些工人全部消失，产业全部破产。
周勍说：“将来如果政府不搞政治运动形式的承包也好，定点扶贫也好，就说这16万人将来靠什么来脱贫？这更会导致一个恶性的东西，有一个名谚就是说，官员现在需要靠脱贫来升官，那我就使劲帮你忙，一旦这个风一过，我就把它当成弃子不用，就是‘用着了抱在怀里，用不着推到崖里’。”
不具名的中国学者表示，贫困是经济发展中伴生性的问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是静态的概念。虽然中国的贫困线略高于世界银行设定的每天1.90美元的绝对贫困线，低于中上收入国家的每天5.50美元，但中国已是中上收入国家，应该采用更高的标准来定义贫困。
专家：中国应向发达国家看齐
该名学者说，如果按照绝对贫困的标准，多数欧美国家可能就没有穷人了。但实际上，美国政府承认有17％的贫穷人口，英国也有约17%、1100万人被视为贫困人口，这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采取的是更高标准的“相对贫困”指标。
所谓相对贫困，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是以国民收入中位数的三分之一以下来定义。中国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7540元。按照这个标准，年收入不足9180元者即为贫困，是中国脱贫标准每年4000元的两倍之多，也凸显中国现行定义的贫困标准太低。
这位学者表示，中国2010年起GDP经济规模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透支许多福利，应该要进入下一阶段，追求民生相应水平的提高。
她说：“如果你认为2021年中国已经解决整体贫困的问题了，也就是绝对贫困的问题了，那么你接下去的任务就是相对贫困线的设置以及配套政策的一个提出，就应该要向发达国家看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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