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有两件纵贯几十年的大事件，其一是法西斯政权的崛起与灭亡，其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与消失。苏联是消灭法西斯政权的主力之一，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创建者，最后却随这个阵营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随之而逝的还有苏联输出的斯大林模式。如果说，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是苏联解体的必然结果，那么，斯大林模式的死亡，则是该阵营各国的选择；除了朝鲜选择以王朝替代斯大林模式之外，所有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上了转型道路，当今世界，再也找不到任何名实相符的原版社会主义国家了。既然斯大林模式已被各国彻底或部分淘汰，则制度转型乃历史之必然，似属无疑。那么，何谓转型成功？诸多转型国家道路各异，进程不一，各国学者们对那些早已完成转型的国家似乎兴趣缺缺，从未见他们总结出这些国家成功的转型模式，迄今为止，唯一被冠以转型样板的只有“中国模式”。但近两年来中国对“经济奇迹”的歌颂，已经悄悄地变成了对经济泡沫的关注，“中国模式”是否会“崛起”，好像成了个问号。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历程当中，中国究竟是走在排头，还是排尾？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转型将出现什么结局？事关家国命运，这自然牵挂着国人之心。我多年来一直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问题，借写这篇短文的机会，略陈陋见。
一、“摸石过河”：此岸彼岸两不明？
身为中国人，无不熟知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一语。但是，从近40年前开始“过河”，至今中国的改革仍在“深水区”中转悠。为什么在许多转型国家，经济改革如同半尺之水，抬步可越，而唯独在中国却如此“水深”难渡？或许，问题就在于，中国式“摸石”改革实际上是此岸彼岸两不明：所谓“此岸”，出发地也。为什么非“过河”不可，站在原地为什么不行？邓小平只有一个实用主义的说法，“过河”后日子会更好。今天来看，“过河”，无非就是抛弃计划经济。只是，在陈云这尊计划经济的护法神去世之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少敢公开批判计划经济；而当中国20年前悄悄完成了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当局又埋没了这个“伟大成就”，以致绝大多数国人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计划经济不可留。所谓“彼岸”，目的地也。抛弃计划经济之后“下了河”，对岸会有几条路？在中国这至今仍然是个不宜触碰的问题。正因为此岸彼岸两不明，所以改革“永远在路上”；其实，不是看不明白，而是不愿意看，埋头只在“河”里转悠，即令只有“半尺之水”，似乎总也深不可“摸”，以致许多80后或90后视所有现状为理所当然，而对“此岸”、“彼岸”却不免懵懂。
其实，从制度转型的角度来看，“过河”之举，一目了然，就是部分或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实行制度再造。“过河”之前，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站在斯大林模式这个制度架构之上；此处之“河”，即旧制度的窠臼，如果舍不得彻底抛弃旧制度，“过河”就变成了脚下挖井，自然越挖水越深；而“彼岸”无非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并没有别的制度模式可以挑选，但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却可以有几种不同组合，所以，“过河”之后并非“华山自古一条道”，而是面临“转型三叉路”。关于“转型三叉路”的判明，是我在转型研究中的体会，本文和续篇将详细说明。
转型的关键在于制度再造，而不是国民福祉的短期变动。各国的转型历程长则四载，短则三五年，转型期间的经济表现亦时有波动，有的平稳改善，渐入佳境，有的表面繁荣，实则隐患深深。所以，衡量一国转型的好坏，不宜单纯观察若干年的GDP增长率。成功的制度转型，也许一时不现经济繁荣，但新制度根基稳固，并无转型“永远在路上”之忧，国人对未来可寄予稳定预期，既不必焦躁，亦无大变局之纷扰。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虽然同根同源，由于在转型三叉路口的选择不同，转型开始后的命运却天差地别。在中欧国家，指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四国，转型已结束20余年，转型阵痛早就淡出国民视野，只在历史教科书里约略述及；在俄国，政治倒退令许多对现状不满的人疲惫不堪；在中国，关心国家进步的人们始终在思考这些问题。
二、市场化与民主化：何时冤家何时友？
自从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开始经济改革之后，许多西方学者都相信一个教条：实行市场经济之后，这些国家早晚会走向民主政治。时至今日，这种声音已渐渐消失，主要原因是，中国、俄国以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家的转型表明，市场经济之下，政治制度可能有多种状态，即便表面上有民主制度的外壳，实质上很可能仍然是威权政治。这种源自西方学术圈的认知谬误，产生于对转型过程的肤浅了解。之所以几乎没有西方学者研究、比较转型国家的不同模式，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能掌握多个转型国家的语言，无法深入了解这些转型社会里发生的微妙变化，也因为各国的种种现实让他们对成功转型的期待屡屡落空。制度转型各国当中，有的政治改革领先，有的经济改革领先，有的两者并举，但是，不管这些国家如何选择，哪怕是保留专制政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改革目标，即抛弃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开始后都讨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如此招恨，只是因为效率太低吗？关于转型三叉路的分析，可以就从这里入手。
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实行计划经济，并非官版教科书里所说的，可以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而是因为，斯大林模式要依靠计划经济来全面控制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从而达到巩固极权国家的目的；而在市场经济仍然存在的状况下，政府对社会成员就无法从经济上完全控制。计划经济从两个方面为极权体制服务：一方面，它通过全面公有制和对所有经济活动的集权化管理，让政府控制了一切资源，可以最大限度地压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实现政府的强军和强制工业化目标——中国能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的情况下成功地研发“两弹一星”，就是计划经济“优越性”的体现；另一方面，它掌握了社会成员的日常生存条件，老百姓不得不用顺从来换取糊口的“面包”——这在文革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所有饭馆商店出售食物都要粮票，而知青被驱赶去“上山下乡”后，处于与农民同等的社会地位，不再获得城市居民按月领取的粮票，于是，他们即便不想留在农村，也无法在城市里存身，因为政府不给他们发“面包”。
中国的改革起自农村的“承包制”，这个变革实际上就是对计划经济的初步冲击；但是，80年代的城市改革并未取得长足进展，只是进一步削弱了计划经济；真正瓦解计划经济的，其实是朱镕基于1997年开始推动的国企“改制”，由于当时国企全面严重亏损，危及银行乃至政权的安全，为了甩包袱，政府把大部分国有企业在短短的几年内悄悄地私有化了。从这个角度去看，似乎是公有制混不下去了，于是不得不改行市场化；但是，为什么当时的经济官僚、包括国企的厂长经理们没有坚决抵制私有化，相反却热情拥抱私有化方针？从这里可以看到计划经济在红色精英当中遭恨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在计划经济下，红色精英顶多是享受特权，接受少量贿赂，发大财是没戏的，而且，特权也未必能像财产那样代代相传；可以说，计划经济捆住了精英们的手脚，让他们无法贪图钱财，而公有制则封死了他们发财的制度后门。一旦抛弃了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私有化了，这些企业很可能就部分或全部变成红色精英们的私产，可以名正言顺地永远占有；同时，经济活动市场化又打开了红色精英操纵经济、借此发财的通道，帮助他们把权力和关系转换成源源不断的财富。
事实上，市场经济能否造就民主政治，关键不在于是否抛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要害在于：市场化和民主化孰先孰后。如果是民主化领先于市场化，或者与市场化同时发生，红色精英可以在民主化过程中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然后借市场化发财，这样，他们对民主化通常并无抵触；如果在民主化发生之前，红色精英已经通过市场化致富，那么，他们会出于对自身财产、地位的担忧，而强烈抵制民主化。显然，俄国即属于前一种情况，而中国则属于后一种，同是转型，道同途殊。国内有不少人把“中国模式”称为权贵资本主义，而西方有人称之为红色资本主义；我则用“共产党资本主义”来描述这种制度状态，其要点在于，共产党并不一定非要靠计划经济维持统治，它也可依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存下去（见拙文《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
三、社会转型决定政治、经济转型的成败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走上了转型道路，是否就从此一帆风顺地顺利完成转型？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通常，人们对转型的理解是狭义的，也就是说，把转型单纯理解成民主化和市场化。正是这种狭义的理解往往误导人们，让大家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有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就一往无前，再无反复曲折了。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迄今为止通常被人们忽略的转型，即社会转型，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的成败。要顺利完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除了制度层面的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之外，还有一个转型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最艰难的，这便是社会转型；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只有政治、经济转型，却未出现社会转型，那么，它的政治、经济转型必然徘徊不前，很难顺利成功。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我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以前没有人这样谈过。我所说的社会转型，指的是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人类具有道德，这是区分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准。道德是人类社会里约束人们行为的、共同认可的是非标准。任何社会都不能单纯靠法律来约束人的所有行为，因为法律只能惩罚那些明显违反刑法或者民法的行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多半是在合法的边界内；但在这个合法的边界内，仍然存在着一个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的问题。换言之，有很多事可能是做了以后并不违法，但却是错的，是不应该做的事。道德就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共同认知的是非标准，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慢慢形成的。之所以社会成员不完全按照本性和贪欲来行动，而是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主要的约束因素就是道德。人如果没有了道德，其活动就会慢慢动物化，不再关心是非，而只是一味满足自己的需要。我在本系列第一篇《怀旧与国运——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一）》当中，已经谈过价值观问题，此不赘述。
社会主义国家维持统治的一个基本手段是洗脑，其目的是改变人们在共产党建政之前自然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把老百姓改造成按照共产党意识形态教条来思考、行动的人。毫无疑问，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政治、经济转型的道路，那么，人们在共产党时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都必须相应地调整、改变。但是，社会转型不是体制变革，是不能用行政命令来推行的，而只能是公民自觉自发的个人行动。因此，社会转型其实是一个比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更缓慢、更难驾驭的过程。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难点在于，各利益集团都试图影响新制度的建设；而社会转型的难点在于，它是每个公民的各自的“头脑风暴”，是一种对自己长期以来接受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自我否定，对新的非共产党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的重新认同，以及对个人行为的校正过程。这样的自我否定型思维与行为转型，只能是个人的自觉自愿的过程，任何政府部门都不可能强制安排。一旦多数人成功地否定了旧的道德、价值观念，接受了新的道德、价值观念，同时校正了自己的行为，这个社会的转型就取得了重大进展；反之，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这样做，而多数人像我在《历史重墨岂无痕》一文中所言，持“拒绝否定”的态度，那么，社会转型就处于迟缓、甚至停滞的状态。
如果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的转型滞后或扭曲，对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便会有不利影响。在中国、俄国这样洗脑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改革是政府的责任，却很少想到每个公民自身有什么责任，其思维和行为是促进还是阻碍转型。事实上，一个国家踏上转型道路之后，它的足迹并不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很大程度上，转型的足迹取决于这个国家大部分国民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发生什么转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公民个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对政治、经济转型的影响，即选举政治中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不良互动问题。民主选举的前提是假定公民都有相当的独立政治思维，并且认真负责地用自己的选票选择他们信任的候选人。如果候选人在选举前给选民一点现实的好处，比如现金，选民就愿意投票支持他，那么，这种不良互动就会造成贿选。贿选大行其道之处，有钱买选票的人或者将来敢于贪污的人最容易当选，清廉刚正的政治家反而可能落选。这样，该国的民主化一定会走上歪路。毫无疑问，防止贿选的法律是必要的，但如果接受贿选现金的选民不举报，防贿选法律便形同虚设。
需要指出的是，在转型社会里，社会转型的轨迹不一定都是令人乐观的，它也可能逆向移动，即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可能变得越来越坏。中共的官方解释是，中国社会道德的败坏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良影响引起的，而很多到过海外或在海外定居的人都会发现，按社会道德标准来衡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标准比中国高得多。无论是看卖淫的普遍性，还是看贪污腐败，或者是强奸横行以及见死不救等行为，在西方社会发生的都比中国少。中国式改革基本上只言利而不言德，官场的普遍贪腐则不断重塑社会道德观，最后，有毒、有害食品到处泛滥，便成了“新常态”。
道德和价值观事关重大，并非伦理学家的清谈。如果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不能重建道德观念、价值观念，这个社会就充满了共产党留下的扭曲的道德、价值观念；即便它走上了民主化、市场化道路，这个国家的转型过程也是艰难曲折的。当我们讨论民主化和市场化的时候，不能仅仅把眼光局限在政治、经济层面，因为民主化和市场化能否顺利，还取决于社会转型的轨迹。在本系列文章的下一篇里，我准备进一步介绍中欧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及其启示，那是转型三叉路当中唯一的一条成功道路。
“美国乱象”给中国的启示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中国的“吃瓜群众”饱了眼福，人们常用“美国乱象”来描绘选前局势，而川普当选更是让很多人备感意外。所谓的“乱象”，主要是指希拉里和川普双方将候选人个人形象作为主述话语、“民粹主义”兴起、选后大学生普遍深度失望，等等。由于国内关于美国大选的信息主要来自美国的主流媒体，而绝大多数美国主流媒体对这次大选的报导偏重“乱象”描绘，因此国内对此次美国总统大选有这样的认知，毫不奇怪。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乱象”背后美国选民的主要诉求，可以发现，改从价值观对垒这个角度去观察，这次美国的大选“乱象”并不乱，双方阵营泾渭分明，而不同价值观导向的政策和制度后果关系到民主制度和民主国家的兴衰。尽管中国并未告别“专政”，但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价值观对决，仍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未来的转型可能遇到什么挑战。
一、美国民众为何对多数主流媒体说“不”
谈到这次美国大选的“乱象”，其实美国多数主流媒体的一面倒报道就是根源之一，而选后美国大学生的不满，也与这些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有关。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11月8日）之前两个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对我做过一次采访，并将访谈内容用“美国大选、政治正确、媒体倾向性报道”的标题于9月19日刊登在法广中文网站的“国际纵横”栏目。当时我谈到，美国的大多数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台等，放弃了新闻中立的立场，成为某个政党的代言人；它们的旗帜是“政治正确”，我认为，美国多数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主导意味着，这次总统大选不仅仅是两位候选人的政策辩论，更是不同价值观的对垒。
不幸的是，我在9月间批评的美国媒体现象后来变得越来越严重。由于川普过去非政界中人，希拉里难以就政策、政绩问题责问川普，只能在川普的个人形象上大做文章。而多数主流媒体则主动配合，同时对希拉里严重违反保密制度的“电邮门”以及克林顿基金会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不予理会，专门盯住川普，试图把他“批倒批臭”；同时，对大选前夕发生的若干异常现象，如有的地方提前投票时发生选民投川普的票、而投票机却显示希拉里得票，大批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攻击非希拉里选民的美国“五毛”，以及制造假选民的种种企图等等，这些主流媒体都充耳不闻，自然，中国的读者也难以知悉。选后第三天，《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小萨尔茨伯格在致订户的信中发誓，该报会“重新献身于纽约时报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此语妙哉，倘无“背离”，何言“重回”？
国内的凤凰网11月4日刊登了一篇文章《葬送了希拉里的总统梦美国媒体该负多少责？》，该报道写道：“媒体是本次大选中的大输家之一……沉浸在泛蓝色的自由派泡沫中，报道大选的时候许多记者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抱着对保守派、教徒、‘乡下人’、蓝领工人、穷困潦倒的白人等人群的偏见，以及‘特朗普没有任何可能当选总统’的态度去报道，不仅在第一手报道的过程中容易与被访者产生隔阂，也在成文的时候难以找准被采访群体真实的生存状态。因此媒体在知悉反映民意这项工作上一败涂地……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跌至谷底，盖洛普的调查显示，对大众传媒信任的公众的比率从1997年的53%下滑到了2016年的32%。”中国读者看号称民主国家第四权典范的美国主流媒体的集体笑话，今年堪称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回，所以，该文作者用中国人时下的流行语总结为，美国“这届媒体不行”。此评不苛。
民主制度下，媒体的新闻伦理是一种集体自律，而颠覆它的力量既可能来自政权的压力，也可能来自媒体内部。这两种情形，前者发生在最近的德国，当德国民众对政府的难民政策不满时，德国政府曾用行政压力要求媒体不得报道关于难民强奸、抢劫的负面消息；而后者则发生在美国，由于媒体的采编人员有集体的意识形态倾向，大多数美国媒体在这次总统大选期间的倾向性报道往往只反映出采编人员的偏好，而不是真实社会状态的各个层面。
二、美国民调专家们为何失误
之所以大部分美国选民和外国观众对川普当选备感意外，主要原因是，选前美国大部分民意调查机构的选情报告都指向希拉里当选。那么，美国的民调专家们缘何集体失误？是选情胶着，双方差异过小吗？倘确乎如此，民调报告怎可能得出希拉里会当选的结论？由于美国的总统选举长期以来实行以州为单位的赢者通吃（选举团）制度，所以，具有代表性的抽样应当充分考虑各州样本的比重。这次选举结果证明，希拉里与川普仅仅在几个州存在微小差异；而大部分州的投票结果显示，双方总的差距远大于多数民意调查机构报告的结论。虽然不能假定所有的民调机构都能做到合乎抽样理论所要求的代表性抽样，但只要考虑到选举制度的相关常识（美国高中生均熟知），这些民调机构的抽样还不至于全都失去代表性；当然也不能认为，它们全都故意选择偏差性抽样。上引凤凰网的文章认为，发生民调结果严重偏差的原因在于，许多专业机构的民调数据“漏掉了大批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
各种选前民调为何普遍遗漏支持川普的选民？一个重要原因是：选前民调抽样选中的部分被调查者不合作，而这些不合作者恰恰多半是支持川普的选民。今年美国的许多民调机构做电话调查时，许多不支持希拉里的选民一接到民调电话，立刻就挂断电话，拒绝接受民意调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不想与坚持“政治正确”的民调机构工作人员扯皮。结果，民调机构做选前民调时获得的有效应答样本中，支持希拉里的选民往往占较高的比重，导致民调过程出现了明显的系统性偏差。
对民调机构而言，如何取得被调查者的信任和合作，在被调查者不信任调查者的情况下，如何改善询问技巧和问卷设计，这是民意调查的业内常识；倘若因调查者的偏好而造成调查结果的系统性偏差，则属行内大忌。当被调查者不愿配合时，还有一种处理方法，就是如实公布拒绝应答者占抽样调查样本选中者的比例，当然，如果公布的数据中这个比例偏高，内行都明白，这样的调查结论可信度不足。可惜，这次美国的大多数民调机构基于意识形态倾向偏好，对询问遭拒现象视若无睹，安之若素，然后把存在严重系统性偏差的调查结果公布于众，以致误导了各国读者，当然也误导了希拉里和她的支持者。显然，民调失灵与媒体失灵同源，即民调与媒体工作者的意识形态倾向主导了他们的工作结果。
三、美国人民选世界总统？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有一个显著特点，世界上北半球的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非常关注选举结果；虽然各国的利益不同，但它们的关注有一个共同点，即从本国的考量出发，希望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当选。这样的想法本无可厚非。若是世界人民选美国总统，奥巴马或希拉里可能更受各国的欢迎，因为他们的政策令不少国家受惠。然而，这次大选，究竟是美国人民选美国总统，还是世界人民选世界总统呢？美国选民在投票时，会充分考虑世界各国民众和政府五花八门的期待和想法吗？事实是，美国选民不但基本上不了解外国的关注，甚至也不在乎这些；但是，他们可能关注一件事，美国政府是否在国外花了冤枉钱。美国政府是纳税人供养的，总统和联邦政府花的每一分钱，不是从纳税人荷包里掏走，就是让纳税人或其后代以后偿还，因此，纳税人关心自己交给政府的钱是否被乱花，当然是天经地义的。
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把美国为它国负担国防费用的问题摆上了桌面。美国和北约成员国建立的共同防御组织北约需要大量国防费用，按照北约的规定，所有成员国应该按照GDP的2%列支国防费。但是，根据北约公布的数据，2015年美国支出的费用是GDP的3.61%，达6,500亿美元；而德国仅支出了GDP的1.03%，即400亿美元。这组数据意味着，德国每年少开支370亿美元的国防费，而德国政府少花的这一差额实际上是由美国代为支付的。在美国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从50年代的六成下降到几年前的43%的情况下，美国为德国支付的国防费用，相当于美国的1.2亿联邦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人均每年为德国缴纳300美元的“国防税”；美国的社会福利远低于德国，假设德国政府把节省下来的国防费用于社会福利，则等于全德国人均每年从美国获得450美元的福利补贴。德国并不是北约成员国“享受”美国补贴的唯一国家，法国和意大利也是如此，不过数额多少不一而已。
这是个多年的老问题了，换言之，美国为部分欧盟成员国提供的“免费午餐”多年累计下来，几乎可以为那些国家每户送一辆车了。奥巴马当政8年当中，此事毫无改观；而希拉里原也打算继续补贴，理由是不能失去盟国。问题是，给其他发达国家大送“免费午餐”的政策，难道不该纠正吗？事实上，美国的大多数选民并不了解自己的政府在北约军费方面长期付“冤枉钱”的问题，他们最多是从川普的竞选辩论中听了一耳朵；如果他们发现政府如此大慷纳税人之慨，这次选举时希拉里的得票率可能会更低。
这个例子表明，人权无国界，正义无国界，但是，民主制度之下，纳税人的荷包不能无国界，这属于常识；像美国对北约成员国的这种军费补贴，既非援助，亦非善款，“享用免费午餐”的外国政府和民众并无感恩之意，这不过是美国政府的一笔糊涂开支和美国纳税人的无辜损失罢了。在民主制度下，如果纳税人不能看紧自己的荷包，政治精英掏纳税人的钱包给自己换取国际声誉的把戏，就会不断上演。
四、美国文化精英左翼价值观与美国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对垒
以上三节的落脚点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在民主国家，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偏好未必与选民一致；而检验民主制度是否牢固的标尺是，当选民对精英的看法不买账时，是精英决定选民的命运，还是选民决定精英的命运。可以说，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充分展现了精英价值观与美国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对垒；而选举结果表明，本届美国人民还行。
究竟是什么样的美国选民把票投给了川普？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美国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中老年白人群体把川普送进了白宫。但是，这种说法有明显的误导性。选前民调具有影响选情的作用，所以美国选民不一定愿意在选前公开自己的投票意向；但选举完成后，他们一般不会再掩饰自己的立场和投票结果。美国的爱迪生全国选举调查研究机构（Edison Research for the National Election Pool）在各地投票所对2.5万完成投票的选民所做调查显示，白人、年龄、教育程度这几个因素对选民的投票意向影响有限，中低收入阶层支持希拉里的也多于支持川普的，而调查中对投票意向最突出的影响因素其实是问卷中列出的几种所谓“意识形态”型分类：“意识形态”上倾向于“自由派”的选民，84%投票给希拉里；而“意识形态”上倾向于“保守派”的选民，81%投票给川普。必须说明，此调查中的“意识形态”分类，即“自由派”和“保守派”，与中国的政治语境完全不同，不可混淆。美国的“自由派”坚持左翼价值观，而“保守派”则抱持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
多数中国人不熟悉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其实，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无非就是政治制度上坚持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同时在经济社会制度方面不依恋政府提供的福利。在坚持这种价值观的美国民众身上，可以看到一种“谦卑的自尊”。所谓谦卑，是指他们只要求有机会努力工作养活自己；所谓自尊，是指他们不愿意依赖政府福利，但希望政府把纳税人提供的有限资源优先用于美国公民。虽然美国的文化精英们把那些持有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民众视为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其实，持有这种价值观的美国民众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保守主义”也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美国的左翼价值观则深深植根于意识形态演变当中，它的精神资源进口自欧洲，即战后在欧洲居主导地位的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它在政治观念上关注人权、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制度上支持大政府、多福利。美国的文化精英大多数属于“自由派”，即接受并传播左翼价值观，且因此而自豪。这种价值观在意识形态上对斯大林模式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故有“政治正确”一说。
本来，这两种价值观似乎可以长期相安无事地共存下去，但在美国中产阶级境遇恶化的背景下，这次总统大选把美国社会中潜伏多年的传统价值观和左翼价值观的对立揭示得淋漓尽致。这种对立表面上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以至于文化精英们把各种政治帽子扣到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民众头上；实际上，在这两种价值观的对阵背后，是对经济社会制度不同取向的认知。左翼价值观的拥护者们以保护弱势群体和社会平等为口号，希望不断增多社会福利。这次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和希拉里都提出了公立大学免学费的福利政策，这个政策口号吸引了大批即将上大学的高中生和在校大学生，后来这些人的选票多半投向希拉里；而希拉里败选后，其中不少人深为自己在教育系统中接受的价值观受到冲击而不满，因此拒绝上课并集会抗议。“公立大学免费”这块巨大的“蛋糕”，自然是需要辛苦工作、纳税养活政府的民众买单的；但“享用蛋糕”的学生们不会感谢买单人，而是认同花纳税人的钱换取选票和权力的政治精英。
五、美国和欧洲国家民主制度的不同命运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社会对立不是阶层对立，而是价值观对决，结果是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在选举中占了上风，但多数文化精英的优越感不会消失。这两种价值观的相对平衡，使美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并未明显移向左翼价值观的偏好。但是，二战之后欧洲的经济社会制度，特别是欧盟的体制架构，充分展现了左翼价值观的大政府、大一统、高福利偏好，而欧盟的命运也恰恰暴露出左翼价值观的罩门。在欧盟的体制架构下，由各成员国政府指派的欧盟议会议员不经民选，却高高在上地制订出超越、替代各国法律的种种新规，甚至连香蕉的形状、巧克力的成分都统一规定；欧盟内部取消国界后，各国公民不但可以自由迁徙，而且可以移居它国并享受移居国的医疗、养老福利。这种乌托邦式制度构架忽视了各国经济上的自然差异，更剪除了纳税人钱包的“国别拉链”，实际上是鼓励成员国国民享用跨国财政“大锅饭”。对制造业实力雄厚的德国来说，占领无关税的欧洲大市场，自然获益良多；但欧盟内却有不少国家债台高筑，其财政已难以为继。一旦欧洲各国因经济困难而竞相扩大财政赤字，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欧元贬值，而欧盟央行的金融危机业已临近；经济失衡之后，不但欧盟的前途岌岌可危，在欧洲不少国家，即便是政府换届，也难以重振经济。德国大量吸收包括难民在内的非欧盟成员国经济移民，很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美国的幸运在于，美国社会两种价值观的相对平衡，避免了美国的欧盟化。因此可以说，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实际上成了巩固美国民主制度的精神基石。而欧盟国家的命运就不同了，在西欧、北欧、南欧国家，左翼价值观已占有压倒性优势，可按照这种价值观建立起来的欧盟制度架构却缺乏生命力；尽管欧盟很可能难以支撑下去，但左翼价值观主导的欧洲社会却未必能作出深刻反省。清华大学的刘瑜最近撰文指出，从这次美国青年人多半支持希拉里可以看出，假以时日，未来的美国将是“自由派”的天下。笔者却认为，在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人们老去之前，今后若干年内，美国的左翼文化精英就可能面临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并非来自本国社会持传统价值观的民众，而是来自他们欧洲的师友同道。欧洲的左翼文化精英支持走欧式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又严厉批判斯大林模式（即正宗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确立了几十年来“政治正确”的历史地位；但是，欧盟制度实验遭遇的主要困境在经济领域，挥舞“政治正确”的旗帜，其实无助于化解经济困境。就像欧洲的左翼价值观必然产生欧盟这样的乌托邦制度实验一样，欧盟的经济困境也是“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的内生之物和宿命。欧盟制度实验的濒临失败及其后果，不但会给欧式社会主义体制画上大大的问号，而且将动摇欧洲左翼价值观的精神支柱。届时，美国的左翼文化精英们将如何自解，恐怕比“自由派”一统美国天下的未来可能性更值得关注。
中国社会不同于欧美社会，中国社会当中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也异于欧美社会，但中国将来的转型必然会体验美国和欧洲这些老牌民主社会提供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从这个角度去看，关心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中国民众，未必只是这场美国大剧的“吃瓜群众”。
我分析欧洲民主制度的命运时，没有提到中欧四国（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这四个转型国家的未来命运或许与它们的欧盟朋友们不同，其原因是，这四国的转型道路非常独特，因此也对中国有直接参考价值，我将在本系列文章的下一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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