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羊毛工作坊点评：这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4月中旬在新浪-长安论坛的一个主旨演讲，信息量很大，披露了高层在2008年以来众多重大关头决策时的思路与逻辑，很有认识价值。其要点之前已经被多个自媒体披露，我们这次增加了现场视频演讲和众多历史细节：
1、2008年四万亿决策前的故事：
当时的李克强副总理，听取政协委员意见，在我汇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李克强副总理插话，说他已经收到了发改委的一个报告，认为全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率要达到6%。当时的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补充说，人民银行也正在准备一个报告要报国务院，认为通货膨胀率在6%-6.5%。由于发改委是管物价的，人民银行是管货币的，这两个部门都认为3%已经是不可能了，所以主张坚持3%的委员们后来在发言中把他们的这段话删掉了。
2、马歇尔计划不是新事物，2008年就讨论过
当时（2008年）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人提出要搞一个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我们也应该拿这笔钱借给一些国家，然后帮助他们开矿、修马路，还可以创造新的财富，因此我们给它取名“和谐世界计划”。但是这个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因为这些国家可能会发生政变，或者出其他问题，把钱借出去风险很大，还是国内投资4万亿的风险最小。
3、高层对当前经济走势的判断：L型
去年经济工作会议（这是我们决策层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对中国经济走势做出了的判断。既否定了周期性下行的观点，也没有接受“断崖式”下降的观点，而是做出了一种新的走势判断，采用的词语是“结构性的下行”，或者叫“非周期性的下行”。
也就是说，经济走势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是一个波动性的下行。中间可能有增长的时候，有下降的时候，但总的趋势将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下行。这个判断是决策层非常崭新的判断，是宏观政策决策的前提，很多政策会由此做出跟以前不一样的调整。
1、决策层判断未受外界影响
从决策层来说，2016年和前几年比较，在宏观决策方面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一是对经济走势的判断。目前有三种说法，一种是周期性的下行。主张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某一个时间，比如三个月、八个月以后或者一年以后就会出现拐点，经济又会上行了。还有很多人认为，上行以后还要恢复到一个高速增长，例如8%。
二是有些学者（包括海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现正处在危机前夜，可能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持这种看法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也不少。
三是去年经济工作会议（这是我们决策层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对中国经济走势做出了的判断。既否定了周期性下行的观点，也没有接受“断崖式”下降的观点，而是做出了一种新的走势判断，采用的词语是“结构性的下行”，或者叫“非周期性的下行”。
也就是说，经济走势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是一个波动性的下行。中间可能有增长的时候，有下降的时候，但总的趋势将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下行。这个判断是决策层非常崭新的判断，是宏观政策决策的前提，很多政策会由此做出跟以前不一样的调整。
如果追溯起来，在2008年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就有人提出经济会面临下行的状态。当时决策层采取了以四万亿投资为代表的一系列宏观决策，动用政策资源、财政资源，包括金融资源，所以经济没有下行。2009年、2010年、2011年经济还在往上走，维持一个比较高速增长的态势。但这个态势到2011年、2012年就已经很难继续下去了。
2、四万亿仅仅推迟了经济下行时间
副事实上，四万亿投资为代表的宏观决策，只是推迟了经济下行走势的起点。经过几年以后，我们才发现，经济上行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而下行则是必然要发生的。经过六、七年的时间，我们才认可或者说接受了。
根据目前全世界所有的经济因素分析，经济下行不可逆转。我们所有的宏观政策不能立足于寻求经济在三个月、五个月、半年内就会出现一个拐点，然后又恢复到8%以上的增长，这样的前景至少在“十三五”期间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个判断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几年的经验才得出的认识。过去，每当看到经济有下行的趋势，我们都认为通过各项政策的调整或者通过资源的投入，可以逆转这个走势。现在我们终于看清楚了，这个走势是不可能逆转的。
所以，我们只能缓解下行的速度，宏观经济的决策因此改变了一个方向，就是现在提到的比较多的词——“供给侧改革”。
提供给侧针对的是需求侧。需求和供给本来是共生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供给侧？有的经济学家对现在搞供给侧改革还不大赞成，认为供给和需求不可分离，不能只搞供给侧或者说重点搞供给侧。当然这在学术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国家并不是没有供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2007年12月份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认为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主要是流动性过剩。当时提出来要“两防”，即防止通货膨胀，要把通货膨胀抑制在3%以下，防止经济过热。
3、经济工作会议后 形势陡然生变
但是，从2007年12月底到2008年1月初，全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个我们在经济会议期间没有预见到的状态，这就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流动性不够。当时我们为什么判断要搞“两防”呢，就是因为全世界流动性过剩，中国也过剩。但是到了12月份和第二年的1月份，发达国家开始释放流动性。这样一个动态当时并没有被很多人抓住。
依据我们国家的决策程序，当年12月份经济会议以后，国家各个部委接着开会，总结当年工作，根据经济会议精神来部署第二年工作，然后是第二年3月份的全国两会，总理工作报告把当年工作都安排下去。但是谁也没有预料到，12月底和1月初所有发达国家的央行都开始释放流动性，我们国家的外需订单马上开始减少。虽然当时的生产是很热的，但是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订单已经开始大幅度减少。
订单的减少就是一个信号，说明发达国家的需求已经出现了萎缩，而这种萎缩势必导致中国外需不足。因为我们对外出口50%以上都是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出口量占不到一半。加工贸易订单减少就意味着2008年我们的出口很可能会发生问题。这种现象虽然引起了关注，但是在学术界还是有很大的争论。
现在回顾历史，那时候包括我在内，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来“两防”需要调整。就是说通货膨胀率要抑制到3%的话，就要大幅度收紧货币，可是全世界的货币流动性已经不够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是不是需要大幅度的收紧货币？如果大幅度收紧货币的话，GDP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种争论很激烈。
那时候我是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内部就出现两种意见。我提出来要改变“两防”的目标，但也有政协委员不同意，认为“两防”符合当时中国实际。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2008年的上半年，有的政府部门已经通过业务分析，看到把通货膨胀控制在3%以上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了，因为上半年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5%。如果全年坚持3%，意味着下半年只能是1%，全年才能平均到3%。
4、委员在李克强座谈会临场删稿
当时的李克强副总理，听取政协委员意见，在我汇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李克强副总理插话，说他已经收到了发改委的一个报告，认为全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率要达到6%。当时的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补充说，人民银行也正在准备一个报告要报国务院，认为通货膨胀率在6%-6.5%。由于发改委是管物价的，人民银行是管货币的，这两个部门都认为3%已经是不可能了，所以主张坚持3%的委员们后来在发言中把他们的这段话删掉了。
到了7月20号以后，政治局研究上半年形势就决定不再搞“两防”了。之后，7月20号人民日报刊登了刘鹤的答记者问，文章中详细讲述了为什么我们不再坚持“两防”，这是历时半年多的一个宏观政策调整过程，我认为还算是比较及时的。
如果我们在2008年下半年继续坚持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内，货币不知道会收得多紧。事实上到10月份，四万亿投资的计划就开始实施了，发改委开始批项目，商业银行大量贷款，大幅度的放货币，这才使得2008年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比较激烈的经济下行态势。可以说，是这四万亿投资把整个经济下行的趋势给撑住了。
实践证明，四万亿投下去确实避免了当时的经济危机，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一些投资项目确实对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如修了很多高铁和高速公路。但也投了一些当时产能已经过剩的领域，比如说钢铁。本来钢材是卖不出去的，我们又来建一个新钢铁厂，就要去买原来钢铁厂过剩的钢材，看起来有买有卖，这个投资项目搞的不错。但是等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它不再需要钢材了，原来的老钢铁厂产品卖不出去了，新建钢铁厂的钢材也卖不出去。所以有些投资当时起到了拉动需求的作用，但是当投资快完成的时候，我们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
全文如下：
今天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最近一个时期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包括我们论坛也讨论过很多次，研究院也讨论过很多次，我把当前我认为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意见来跟大家交流，大家来讨论。
从决策层来说，2016年和前几年比较，在宏观决策方面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一是对经济走势的判断。目前有三种说法，一种是周期性的下行。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他们是在考虑什么时候可能到拐点。认为在某一个时间，比如三个月、八个月以后或者一年以后就会出现拐点，经济又会上行了。还有很多人认为，上行以后还要恢复到一个高速增长，例如8%这样一种高速增长。这是在学术界的一种看法。
二是有些学者（包括海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现正处在一种危机的前夜，可能会出现一种所谓“断崖式”的下降，意思是经济会突然下行到一个非常低的增长速度。持这种看法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也不少。
三是去年经济工作会议（这是我们决策层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对中国经济走势做出了一个判断。既否定了前面所谓的周期性下行的观点，也没有接受经济会出现所谓“断崖式”下降的观点，而是做出了一种新的走势判断，采用的词语是“结构型的下行”，或者叫“非周期性的下行”，或者叫“波动式的下行”。
也就是说，经济走势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既不会像周期性很快到拐点再往上走到比较高速增长，也不会断崖式的下跌，而是一个波动型的往下行。中间可能有增长的时候，有下降的时候，但总的趋势将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下行。我觉得这个判断，应该是我们决策层非常崭新的判断，它是影响我们宏观政策决策的前提，很多政策会由此做出跟以前不一样的调整。
如果追溯起来，在2008年、2009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当时就有人提出经济会面临一个下行的状态。当时决策层采取以四万亿投资为代表的一系列宏观决策，动用政策资源、财政资源包括金融资源，核心就是四万亿投资，所以经济没有下行。2009年、2010年、2011年经济还在往上走，维持一个比较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是这个态势维持到2011年、2012年，已经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
我们的决策，是不是能改变当时经济下行的走势呢？事实上，由于四万亿投资为代表的宏观决策，我们只是推迟了经济下行走势的起点。经过几年以后，我们才发现，经济上行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而经济下行的走势则是必然要发生的。经过已经六、七年的时间，我们才认可或者说接受了，根据目前全世界所有的经济因素分析，经济下行的走势是不可逆转的。
我们所有的宏观政策不能立足于寻求经济在三个月、五个月、半年内就会出现一个拐点，然后又恢复到8%以上的增长，这样的前景至少在“十三五”期间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判断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几年的经验才得出的一个认识。过去，每当看到经济有下行的趋势，我们都认为通过各项政策的调整或者通过资源的投入，我们可以逆转这个走势。现在我们终于看清楚了，这个走势是不可能消失的。我们曾经努力想逆转它，但是实践证明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目前的共识，是都认为经济在下行，但是主要分为上述三种观点。
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的决策层采纳了波动型下行或者结构型下行或者非周期性下行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现在政府所做的决策都是基于这个判断提出来的。政府在把握宏观经济方向上，也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因为经济下行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我们只能缓解下行的速度，不可能把它在很短时间内就恢复到上行，特别恢复到比较高的增长率，那种前景是不存在的。我们宏观经济的决策因此改变了一个方向，就是现在提到的比较多的词叫“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针对的是需求侧。需求和供给本来是共生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供给侧？有的经济学家对现在搞供给侧改革还不大赞成，认为供给和需求不可分离，不能只搞供给侧或者说重点搞供给侧。当然这在学术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我的理解是，在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国家并不是没有供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当时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2007年12月份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认为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主要是流动性过剩。当时提出来要“两防”，即防止通货膨胀，要把通货膨胀抑制在3%以下，防止经济过热。
但是，从2007年12月底到2008年1月初，全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个我们在经济会议期间没有预见到的一种经济状态，这就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流动性不够。当时我们为什么判断要搞“两防”呢，就是因为全世界流动性过剩，中国也过剩。但是到了12月份和第二年的1月份，发达国家开始释放流动性。这样一个动态当时并没有被很多人抓住。
依据我们国家的决策程序，当年12月份经济会议以后，国家各个部委接着开会，总结当年工作，根据经济会议精神来部署第二年工作，然后是第二年3月份的全国两会，总理工作报告把当年工作都安排下去。但是谁也没有预料到，12月底和1月初所有发达国家的央行都开始放流动性，我们国家的外需订单马上开始减少。虽然当时的生产是很热的，但是订单已经开始大幅度减少，这些订单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订单的减少就是一个信号，说明发达国家的需求已经出现了萎缩，而这种萎缩势必导致中国外需不足。因为我们对外出口50%以上都是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出口量占不到一半。加工贸易订单减少就意味着2008年我们的出口很可能会发生问题。这种现象虽然引起了关注，但是在学术界还是有很大的争论。
现在回顾历史，那时候包括我在内，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来“两防”需要调整。就是说通货膨胀率要抑制到3%的话，就要大幅度收紧货币，可是全世界的货币流动性已经不够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是不是应该或者能够大幅度的收紧货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大幅度收紧货币的话，我们的GDP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种争论很激烈。那时候我是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的委员，财经委员会内部就出现两种意见。我提出来要改变的目标，但也有政协委员不同意，认为“两防”符合当时中国实际不能够改变。这个争论一直争论到2008年的上半年，有的政府部门已经通过业务分析，看到把通货膨胀控制在3%以上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了，因为上半年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5%。如果全年坚持3%，意味着下半年只能是1%，全年才能平均到3%。
当时的李克强副总理，听取政协委员意见，在我汇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李克强副总理插话，说他已经收到了发改委的一个报告，认为全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率要达到6%。当时的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补充说，人民银行也正在准备一个报告要报国务院，认为通货膨胀率在6%-6.5%。由于发改委是管物价的，人民银行是管货币的，这两个部门都认为3%已经是不可能了，所以主张坚持3%的委员们后来在发言中把他们的这段话删掉了。到了7月20号以后，政治局研究上半年形势就决定不再搞这个“两防”了。
政治局会议之后，7月20号人民日报刊登了刘鹤的答记者问，文章中详细讲述了为什么我们不再坚持“两防”。无论世界还是中国，经济发展不是以日历的年度来考虑的，我们考虑一年工作，很难说年底的想法和后来几个月的想法不会出现任何变化。所以当时半年多的一个宏观政策调整，我认为还算是比较及时的。
如果我们在2008年下半年继续坚持要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内，货币不知道会收得多紧。事实上到10月份，四万亿投资的计划就开始实施了，发改委开始批项目，商业银行大量贷款，大幅度的放货币，这才使得2008年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比较激烈的经济下行态势。可以说，是这四万亿投资把整个经济下行的趋势给撑住了。
决定用什么办法来扭转当时的经济下行趋势，出有很多建议。比如说我们搞了几万亿的投资，投下去以后就有需求，这是一个主要的建议。因为当时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普通消费品的需求大幅度减少了，这个变化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因此有学者就提出来另一种建议，即所谓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包含很多内容。如果把当时很多历史的政治、外交等因素剔除掉，主要从经济角度考虑，马歇尔计划的本质就是美国人把钱借给别人，再让别人来买美国商品来推动美国的出口。二战以后，美国产能严重过剩，飞机、大炮、坦克、军舰都没人要了，这些工厂干什么呢？因此马歇尔提出一个计划，拿出130亿美金和65%的黄金储备借给其它国家来买美国的商品。当时马歇尔计划也欢迎苏联和东欧国家参加，而且有几个东欧国家也表示愿意参加。
但是苏联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来谈判的时候，认为马歇尔计划有几项要求不合理。一是借了美国的钱，我们要干什么项目还得向美国报告；二是如果借钱搞了项目，美国人还要定期来检查，钱是不是用在了那个项目上；三是美国人要审计我们的财务。因此莫洛托夫表示不能接受，说这是干涉内政。我们借你多少钱、利息是多少都可以还你，你不能管我搞什么项目，更不能检查我的项目进展情况甚至还要审计我等等。咱不就是借个钱吗？借钱还本付息，你凭什么还干涉我那么多东西？所以苏联的斯大林决定不参与马歇尔计划，而且要求东欧国家一律退出。所以马歇尔计划变成了只与西欧国家来共同实施的计划。
现在说起来，这里有很多政治和外交的因素。但是，如果从经济角度看，当时美国的200亿美金的黄金储备，放在国库里没有任何用处，产能过剩加上需求不足，很可能会导致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二战把欧洲很多国家的基础设施全都毁了，这些国家需要搞重建，消费需求非常强烈，但是却非常缺钱。英国当时是欧洲状况最好的，也欠了一屁股债，根本没有钱做这个事情。因此，从1947年到1951年，马歇尔计划使美国经济出现了发展速度最快的几年。根据这个历史经验，2008年包括我在内，有些人提出来搞一个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两万多亿。在这两万多亿外汇储备中间有相当一笔储备是买的美国国债，而美国的国债只有零点几的回报。所以我们也应该拿出一些钱来借给一些国家。这些国家虽然缺钱，没有现实购买力，但是它有资源。如果我们把自己过剩的资金和他们的资源整合起来，帮他们开矿山、建铁路、修码头来输出我们的过剩产能，也能够创造出中国新的外需，我们可以和他们分享这个财富。当时我提的名字叫“和谐世界计划”。
但是这个意见当时并没有被采纳。原因是有些意见认为，有这四万亿来保证我们的经济就足够了，你要把钱借给人家就会有风险。万一这些国家的政治发生变化或者出现问题，风险很大，还是在国内用这四万亿投资风险最小。
对于消费问题，当时也有人提出，虽然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但是其中的居民消费比重一直在下降，而且这个趋势一直在发展。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扩大居民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如果想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居民收入的比重要要增加。我们确实也把这一条写到文件里去了，说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在一次会议上，我提了一个问题，如果要提高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你是想降低谁的比重？是降低政府呢？还是降低企业？还是政府、企业都降低，然后让居民收入提高？文件中并没有写清楚这个。只是说要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究竟降低谁的比重不知道，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假如你要降低企业的比重，企业家会说我的利益分配投资和收益会大幅度降低。假如你要降低政府的比重，是不是就得减税？要不然怎么降低？文件只说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却不说降低谁的比重，这说明提出实现提高居民收入比重这个目标是比较软的。
可以肯定，经过这么多年，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目标是在不断前进之中，但是它提高速度的确实很慢，指望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不可能像四万亿投资似的一投下去马上需求就起来了。
实践证明，四万亿投资下去确实避免了当时的经济危机，使我们的经济依然维持着一个比较高速发展的态势。但是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一些项目投资确实对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如修了很多高铁和高速公路等等。但是也确实投资了一些当时产能已经过剩的领域，比如说钢铁。本来钢材是卖不出去的，我们又来建一个新钢铁厂，就要去买原来钢铁厂过剩的钢材，看起来有买有卖，这个投资项目搞的不错。但是等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它不再需要钢材了，原来的老钢铁厂产品卖不出去了，新建钢铁厂的钢材也卖不出去。所以有些投资当时起到了拉动需求的作用，但是当投资快完成的时候，我们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
党的十八大以后第一次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是在2012年12月份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新的领导人习总书记所做的报告指出，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结构中最主要的问题。所以，从2012年起就把解决产能过剩作为国家宏观决策的一个主要着眼点。采取的措施，首先一条相对而言在产能过剩领域搞的投资比较少了。但仍然还有一些投资还在产能过剩的领域搞。
这是因为在制定2011年-2015年“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我们就制定了一个要连续多少年保持经济增长的投资规划，其中就包括了很多产能过剩领域的投资还在继续增长。比如我们还要建十几个千万吨级以上的煤矿，还要建多少个电站。这些都写到“十二五”规划里面了，每年都要推进。所以到了2012年，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产能过剩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新的项目不会再投向过剩的领域，但是原来已经投资的项目和在建工程仍然不少，这些项目也不能半道把它扔了。特别是大项目，半道扔了损失也是很大的。2012年以后，虽然投资领域仍然在发展，情况要比2008年以前要好很多，但是完全靠投资为主来拉动经济增长已经是不可能的。
2012年以后，我们提出一个对外经济的新战略，就是“一带一路”。我认为，不要把“一带一路”仅仅看成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虽然我们在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都在做“一带一路”的项目，但是如果我们把其他的因素抽象掉，就经济而言“一带一路”的实质就是中国借给他们钱，让他们来接受我们的项目与合作。
比如说中国和日本竞争建设印度尼西亚铁路，中国为什么能竞争成功？日本人有新日铁，它们建高铁的水平不比中国差，而且日本的贷款利率比中国还低。但是，中国在标书里加了一个条款，说我们不要求印尼政府提供担保，而是完全靠市场风险来安排我们的贷款和回收。印度尼西亚政府拿着中国的承诺去找日本，问日本愿不愿意有这个承诺？日本人想了半天说不行，没有印尼政府的担保我们不敢干，于是中国就赢得了这个项目。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推向全世界，因为当时除了美国，别的国家都没钱。但是现在不是，中国人可以干的事情，很多国家也可以干，竞争相当激烈。不管怎么说，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钱借给人家，才能够争取到当地的项目。项目搞成了，创造出财富以后我们和对方共同分享。
习总书记访问巴基斯坦，带去了总规模450个亿的投资，并没有说哪个项目具体多少钱，而是需要逐步去落实。这就是中国对外采取的新战略。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个战略？原因就是，我们的劳动密集型普通消费品加工贸易已经不能维持了。国家商务部曾经提出，要努力让湖南、江西、广西等省去承接在广东、江浙等地已经无法经营的这种加工贸易企业，避免这些企业可能迁往越南、泰国去。但是这个策略收效甚微，因为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所以以广东东莞为代表的加工贸易主要区域的企业大部分都迁走了。现在越南成了全世界第一制鞋大国。我们再想依赖加工贸易解决出口问题，已经不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了。如果不采取一个新的战略，我们的外需萎缩就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我们现在搞了“一带一路”，即使承诺把钱借给人家，要想变成实际产出产品和设备的出口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们眼下的出口增长仍然很艰难。但是至少有了一个新的前景。
国际投资的风险当然是非常大的。前几年我国能源上对外投资很大，这些投资对于保证我们能源供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在财务上是亏损的，虽然有这么多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要不走这条路，外需就会萎缩，产能过剩的情况就会更加严峻。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经济的新战略。有的项目会投资可能失败，但是只要总体上能够盈利，就比购买美国国债收益大。
用提高居民收入，努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来扩大消费，这个战略进展速度比较慢，而且还存在着很多在认识上的分歧。比如说中国要不要提高最低收入标准？前不久我到黑龙江省去调查，跟我一起调查的一位政协委员，他对劳动力这些方面研究的非常多。他从企业里获得一些统计的数据，证明在很多企业劳动力成本过高，这个事实是存在的。
但是，造成劳动力成本过高有三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冗员，企业应该裁减的工人裁减不了，社保体系承接不住，只能由企业来维持。企业只能减少工作小时，五个人活让八个人来干。冗员的工资在现代企业占的很大一部分。二是社保缴费率。光是“五险”法定标准就是45%，这还不算住房公积金。前几天国务院刚做出决定，要求全国有些社保项目缴费率要降低，并且允许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再进一步的降低。尽管如此，我们的社保缴费率在全世界都是偏高的。我这个话前几年说过一次，也被一些人批评。我掌握的数据是，美国人的养老保险，是个人拿总额的百分之六点几，企业拿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六点几，而中国养老金个人交百分之八，企业交百分之二十。前几天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凡是企业以前缴费超过20%的，一律降到20%。黑龙江原来缴22%，三年前降到了20%。直到现在国务院仍在要求缴费超过20%的企业要降到20%，说明这种现象不只黑龙江一个地方。
依照中国的企业经营水平和中国职工的收入水平，我们要承担的比美国养老保险高一倍的缴费率，绝对是不合理的。当然，这个不合理也不是谁拍脑袋拍出来的。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来的，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前，所有职工和企业都没有交社保。但是，如今这些人退休了却要领社保。计划经济时代是由企业来管，跟社会没关系，现在改成社会来发，这些钱从哪儿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在制定社保体制的时候，就定了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社会保障分省统筹，中央不统筹。为什么？中央财政没钱，各省自求平衡。另一个原则是缴费率，现在干活的人，不但自己要缴，还要替以前没有缴过费的人多缴。在刚刚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这个矛盾是非常尖锐的。劳动力成本高，社保缴费率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在现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表现的格外突出。
缴费率是按照标准工资来计算的。现在经济下行，很多企业劳动小时减少，连工资都少发了，但是社保缴费的标准工资并不降低，结果是工资下降，但缴费的比例不降。在经济下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时候，企业成本里社保缴费占的比重还在扩大。我们的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个负担现在对企业和职工来讲，负担都是偏重的。
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研究社保体系全国统筹，降低社保缴费率。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居民收入，绝不是三天、五天可以实现的。
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一直到2015年，从需求方考虑，投资、外需加上消费，我们基本都是在这三个领域做文章。去年年底中央对经济走势做出的新判断，使我们意识到，如果仍然在需求的三个领域做文章，经济下行的趋势可能会很难遏制。所以调过头来考虑，把我们的工作方向重点调整到供给侧。这是我们总结了2008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从经济走势判断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我对这个宏观经济工作方向的调整是非常赞成的。
供给侧要做什么事？简单地说所谓“三去一降一补”。
“三去”是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再加上降成本、补短版。解释补短版，我讲一个很小的例子。很多中国人去日本买马桶盖，其实这些马桶盖都是中国生产的。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买中国市场上的马桶盖，非要跑到日本去买？就是因为日本对在中国生产马桶盖质量检验极其严格，标准不达标的绝对不要，所以到日本买的马桶盖质量一定非常过关的。反过来，中国市场上的马桶盖，虽然也是中国生产的，但是各种指标不合格的比比皆是。所谓补短版，就是把中国市场有需求，但却不得不进口的东西，要让我们自己的产品更多替代进口。还有一个例子，我们的钢材虽然也出口，但进口的更多。为什么？因为出口的都是普通钢，进口的钢材我们却生产不了。一方面产能过剩，一方面还需要优质钢材，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补短版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关于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我先从简单的说起。
去库存领域很多，重点是两个领域。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农产品。现在三、线城市房地产库存量极大，一些二线城市，一些省会城市，房子也卖不出去。如何消化过剩的房地产库存？我认为政府要投入资源。政府从房地产开发商那里已经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钱已经拿到手了。如果房子能够卖出去，政府可以收到很多的税收，否则这些税收就收不到。现在房子卖不出去，如果地方政府能从它所收的税费里面拿出一部分，用各种办法使得房价有所下降（今天不能细讲这个问题）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房价下降一定幅度就一定会扩大销售，而扩大销售政府就会收回一定的税收。同时房子卖出去了，还会扩大很多领域的消费，比如装修、购买电视机、电冰箱、窗帘、沙发等家居用品。消费市场扩大了，又进一步扩大了税收。所以我认为，地方政府应该从总量来盘算，如何提供一部分政府资源来推动房地产市场。
最近上海市搞了两项房地产政策，我们非常赞成。一个是上海搞了一个规划，城区里面90平方米以下的房子必须占到一定的比例。凡是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家庭，如果想要买一个自住的房子，政府贴补30%购房款。但是，这个钱不是补助给买房者，也不是贷款，而是产权。房产证上写明，住户拥有70%，政府拥有30%，五年之内不得销售。五年之后如果你有能力购买更大的房子，想把这个房子卖掉是可以的，但是政府要收回其中的30%，如果房子已经溢价了，溢价部分政府也要30%。这相当于上海市政府拿出一部分国有资本，不是用在生产企业上，也没有用在商业公司，而是用在了民生上。
据我们掌握的数据，到前年上海这样的房子一共有8万套，政府投入的钱大概有500多个亿。这种办法较好的解决了所谓上海家庭层的房子需求，带动了房地产业和其他领域的消费。房地产去库存是一个热点，重要的是政府一定要提供一些资源，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推动去库存。我认为上海这个方案就非常好。广东省已经决定，由房产局出钱，成立一个国有企业公司，由它来行使上海市政府出钱的那个模式。我觉得不管是用公司的形式还是政府形式，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政府要提供资源。
第二是农产品。我们的农产品现在出现一个格局，最典型的就是玉米。国家对玉米收购有补贴，价格比进口玉米高很多。所以去年农民生产的玉米全部卖给国家储备，而国内玉米加工企业所用原料统统从国外进口。国库收的这些玉米两年以后就变成了陈化粮。这是一个非常损害社会财富的格局。再比如说棉花。中亚国家的棉花比我国新疆产的棉花便宜很多，但是我们不进口。因为如果进口中亚棉花，新疆的棉花种植业就会被摧毁。还有大豆种植等等都是这种状况。
农产品去库存，就要降低农产品的补贴。但是，降低农产品的补贴就会导致农民收入下降。农产品去库存和三农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本来是要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如果减少价格补贴，农民钱包就要瘪了。如何既不浪费国家财富，又能保持农民的收入增长，这是需要政治智慧的。
我觉得国家应该把农产品补贴砍掉一块，然后转移用到农民社会保障上来。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等于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又减少了农产品过剩。这也不是一个很容易操作的事。
去杠杆问题。现在全国的杠杆率都比较高，包括国家资产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和居民资负债表。当前最集中的热点就是债转股。如果股变成投资，债务有降低，资产负债表马上就可以得到改善。钢铁领域提出来解决问题的建议，是钢铁行业实行债转股。理由是当年商业银行债转股，解决了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的问题。当时财政部和央行拿了一万四千亿，购买了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成立了四大资产公司处理这些坏账，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由此得到改善，然后搞了股份制上市。所以钢铁行业说，既然商业银行可以债转股，钢铁行业也可以债转股，要求把钢铁行业的负债变成股份。这个意见得到了相当多的企业的支持。目前决策层已经提出一个说法叫市场化的债转股。
债转股在国际金融市场都是商业活动中的某一种类，对什么样的企业、金融机构债转股，其中的文章很多。原则上，只有那些有前途的企业，债转股以后降低了融资成本，资产负债表改善，企业就会有一个高速发展，将来它的股价资产价值就会上升。对在这种企业，作为当时的债权人可以实行债转股。如果对企业的未来没有这样一个判断，一旦债转股资产缩水，转出去的股份价值可能比坏账还要厉害。对于债权人来说面临一个选择，要是不转企业债务过高就会破产，债务按照资产比例就被核销了。
如果债转股成功回收就没有问题了，但也可能失败，这个失败比破产损失还要大。所以市场化的债转股，取决于债权人对企业前景的判断，这就非常复杂了。现在企业的呼声很高，说银行也应该承担一点当时把钱借给企业的风险。总而言之，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已经出现了损失，不管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总得有人承担。所以，现在去杠杆问题争议最大的就是债转股。我们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四大银行，债转股的规模主要看几个银行的决定，所以这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按照法律，我国不允许商业银行做投资行为，债转股做成股权投资了，按照商业银行法是违法的。所以搞这种债转股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调整和解决。去杠杆的问题也不是短时期能够完成的。
最大的问题还是去产能。现在产能过剩情况非常普遍，钢铁行业产能统计数据12.5亿吨，去年生产7亿吨，出口1亿吨；煤炭统计产能57亿吨，去年实际生产36亿吨，有20亿吨的产能过剩，这两个行业产能利用率非常之低。国家已经制定了去产能指标，一个是钢铁行业去产能1亿吨，力争1.5亿吨；煤炭行业去产能5亿吨。对这两个指标，有一个专家的评价我非常赞同，一是这个指标真的不高，57亿吨煤炭的产能去年挖了30多亿吨，只去5亿吨并不多。如果去掉20多亿吨，甚至是砍掉一半还差不多。二是即使这个不高的指标，实现起来也很困难。三是就算是实现了这个目标，产能过剩的趋势也没有多大的改观。
事实上，产能过剩绝不只这两个行业。电力产能利用率是60%多一点，炼油产业利用率也是这么多，还有很多行业，都在三分之二左右。按照正常的市场经济产业利用率，应该是在80%以上。目前是即使是煤炭产能过剩，还有若干个正在建的千万吨级煤矿。当年的项目已经在干了，现在又不能把它关掉，所以去产能任务是非常沉重的。
我在一些煤矿做调查，煤矿的领导说，如果要把煤矿关掉，目前的制度环境还承接不了我这个去产能。他说了几个原因，一个是如果把矿井关掉，职工就得下岗领失业保险。他曾经找过省社保局，社保局长说那可不行，下岗职工找我领钱，但我这帐上没有收过这么多钱。后来他又去找金融办，说这几个矿井如果关掉，企业有些债务就还不上了，银行的贷款就会造成坏账。金融办说这个事你可不能擅自作主，必须得商量商量，一下子出现这么多的坏账谁也承担不了后果。因为是国有资产，资产的账面价值有个资产负债表，有个杠杆率。如果真要关了几个井，资产肯定会缩水。
国有企业资产缩水这个事行不行？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想把去产能真正落实到位，光是从企业本身解决不了。我们的一些制度和一些政策要能够支撑去产能。即使这个指标完成了，我们的产能利用率仍然不高，产能过剩的情况改善仍然不大。因此去产能是我们从供给侧解决问题的最核心、最主要也是最难的一条。现在虽然看上去已经把去产能提上了日程，但是对去产能前景还有很多看不清楚的地方。如果在很多领域不加以配套来促进改革，只从产能过剩领域来解决是很难实现的。
最后一个就是降成本。我们降低企业成本，应该是个调整结构的问题。一方面要降成本，同时还有很多成本应该增加。比如，一个是折旧率。很多企业的折旧率很低，过去我们学苏联，资产折旧只考虑它的物理折旧，不考虑它的技术折旧。比如我家里曾经有一台胶片相机，后来改用数码相机，现在又用手机了，胶片相机早就淘汰了。从性能上讲，老的胶片相机还是好好的，但是它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也失去了市场价值，类似的问题在企业里面就更多了。只考虑物理折旧而不考虑技术折旧，我们的资产更新速度就会很慢。我们应该努力提高折旧率，加快资产更新速度，才能使我们企业发展的更好。
还有一个是研发成本。像华为这样的企业，现在每年的研发支出占整个销售收入的10%以上。国际跨国公司没有一个是低于10%的，但是我国平均算才2%左右。没有研发，谈何发展？企业就只能在过去的生产水平上，守着过时的产品和过时技术在那里循环。现在很多企业这两方面的投入不足，同时我们在税费成本、物流成本、劳动力成本、融资成本这四方面又是偏高的。中国还有一个怪现象，全世界各国货币如果宽松的话，利率都会下降，而中国货币已经够宽松了，但是利率并没有降到人们所想像的水平。
物流成本刚才已经介绍过。铁路赚钱了应该降低票价，但是铁路说不行，因为投资建设新的铁路国家不给钱，所以还要收钱建设新的铁路。我们的燃油本来有个公式，价格要随行就市。但是现在国际上已经降到每桶40美金，我们却不往下降了，所以物流成本就高。高速公路收费，原来叫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按照这个原则，贷款还完了就不能再收费了，因为大家已经交了养路费。然而现在是还完贷还要接着收。这是整个交通运输的体制问题。
在这几个成本里面，劳动力成本包括工资冗员和社保缴费，这三项劳动力成本里头真正突出的不是工资而是冗员和社保缴费。减税费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在国家税务总局工作多年，现在有一点乐观的心情了。原来计划是“十二五”期间要完成营改增，但是两次做出决定，两次没有兑现。一次是前年，全国两会宣布要在三个领域实现营改增，其中包括铁路、电信和建筑业。铁路在年底以前完成了，电信推迟了五个月，建筑业却没有了。后来又决定“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营改增，结果到了去年也没有完成。
直到去年年底，我们仍说2016年要力争完成，今年1月份国务院决定全面推开，3月份宣布5月1号必须启动，不能推迟一天，而且已经宣布减税五千个亿。有三种口径，一个口径是今年的营改增加上其它减税一起是五千亿；一个口径是营改增五千亿；还有一个口径是全年减税五千亿，5月1号以后占全年的三分之二，就是五千亿乘以三分之二。但是这三种口径并没有明确说的是哪种口径。全年五千亿，头四个月没改就不能减，后八个月是三分之二了？还是说1月1号到12月31日减五千亿？是营改增五千亿上再加上别的，还是说营改增加别的一共五千亿？反正这几个口径没有说太清楚。但是有一条，按照减税最少的算也得减税三千亿。应该说这是近几年来最大的减税措施。
第二个措施是社保缴费率。我们测算过，养老保险我们是28%，美国是13%左右，我们出了高一倍。如果把社保缴费率降低一半，达到跟美国差不多的水平，整个社保缴费可以减少一万二到一万三千亿。前几天国务院做的决定，测算是可以减一千个亿。我认为要实现跟美国差不多的缴费水平，这一千个亿是不够的，应该要达到一万两千亿到一万三千亿，而这样的规模依靠现有的预算完不成。因此，建议动用国有资本。现在国有资本总共有一百多万亿，这一百多万亿里头有一部分要缩水，还有一部分是要增值的。还有一些国有资本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如果按照一百多万亿来算，需要拿出十五万亿左右的规模来解决社保基金的缺口。如果这个改革越推迟，规模就越大。如果再推迟一段时间，可能就需要二十万亿了。
最近决策层提出，在现有预算的盘子内先消减一千亿，而且要尽快地研究全国统筹和降低社保缴费率方案。降低到什么水平还没有定，我们测算的数是降低一半，这需要有关部门研究。如果真的把营改增的五千亿减少到位，同时假设把社保缴费率也减少到位，我们的企业成本整体上降低将超过预算总收入的10%。
我认为如果这两项改革到位的话，企业的活力会增加，经济下行的趋势和速度就会减缓，我们就可以有更好的能力来应对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很多人已经做了很多解读。
谈到税费问题，我再插一段话。如果营改增要减少五千亿，如果社保缴费减少一万二、三千亿，中国的宏观税负究竟是高还是不高？因为各有各的口径，口径不同就没法讨论。我现在的态度，就是先不讨论宏观税负高低，先去落实决策层已经做出的降低税费的决策。把这两项改革都做到位了，再来讨论宏观税负高与不高问题就更容易了。希望大家有兴趣可以来进一步共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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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8年四万亿决策前的故事：
当时的李克强副总理，听取政协委员意见，在我汇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李克强副总理插话，说他已经收到了发改委的一个报告，认为全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率要达到6%。当时的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补充说，人民银行也正在准备一个报告要报国务院，认为通货膨胀率在6%-6.5%。由于发改委是管物价的，人民银行是管货币的，这两个部门都认为3%已经是不可能了，所以主张坚持3%的委员们后来在发言中把他们的这段话删掉了。
2、马歇尔计划不是新事物，2008年就讨论过
当时（2008年）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人提出要搞一个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我们也应该拿这笔钱借给一些国家，然后帮助他们开矿、修马路，还可以创造新的财富，因此我们给它取名“和谐世界计划”。但是这个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因为这些国家可能会发生政变，或者出其他问题，把钱借出去风险很大，还是国内投资4万亿的风险最小。
3、高层对当前经济走势的判断：L型
去年经济工作会议（这是我们决策层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对中国经济走势做出了的判断。既否定了周期性下行的观点，也没有接受“断崖式”下降的观点，而是做出了一种新的走势判断，采用的词语是“结构性的下行”，或者叫“非周期性的下行”。
也就是说，经济走势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是一个波动性的下行。中间可能有增长的时候，有下降的时候，但总的趋势将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下行。这个判断是决策层非常崭新的判断，是宏观政策决策的前提，很多政策会由此做出跟以前不一样的调整。
1、决策层判断未受外界影响
从决策层来说，2016年和前几年比较，在宏观决策方面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一是对经济走势的判断。目前有三种说法，一种是周期性的下行。主张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某一个时间，比如三个月、八个月以后或者一年以后就会出现拐点，经济又会上行了。还有很多人认为，上行以后还要恢复到一个高速增长，例如8%。
二是有些学者（包括海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现正处在危机前夜，可能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持这种看法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也不少。
三是去年经济工作会议（这是我们决策层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对中国经济走势做出了的判断。既否定了周期性下行的观点，也没有接受“断崖式”下降的观点，而是做出了一种新的走势判断，采用的词语是“结构性的下行”，或者叫“非周期性的下行”。
也就是说，经济走势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是一个波动性的下行。中间可能有增长的时候，有下降的时候，但总的趋势将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下行。这个判断是决策层非常崭新的判断，是宏观政策决策的前提，很多政策会由此做出跟以前不一样的调整。
如果追溯起来，在2008年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就有人提出经济会面临下行的状态。当时决策层采取了以四万亿投资为代表的一系列宏观决策，动用政策资源、财政资源，包括金融资源，所以经济没有下行。2009年、2010年、2011年经济还在往上走，维持一个比较高速增长的态势。但这个态势到2011年、2012年就已经很难继续下去了。
2、四万亿仅仅推迟了经济下行时间
副事实上，四万亿投资为代表的宏观决策，只是推迟了经济下行走势的起点。经过几年以后，我们才发现，经济上行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而下行则是必然要发生的。经过六、七年的时间，我们才认可或者说接受了。
根据目前全世界所有的经济因素分析，经济下行不可逆转。我们所有的宏观政策不能立足于寻求经济在三个月、五个月、半年内就会出现一个拐点，然后又恢复到8%以上的增长，这样的前景至少在“十三五”期间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个判断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几年的经验才得出的认识。过去，每当看到经济有下行的趋势，我们都认为通过各项政策的调整或者通过资源的投入，可以逆转这个走势。现在我们终于看清楚了，这个走势是不可能逆转的。
所以，我们只能缓解下行的速度，宏观经济的决策因此改变了一个方向，就是现在提到的比较多的词——“供给侧改革”。
提供给侧针对的是需求侧。需求和供给本来是共生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供给侧？有的经济学家对现在搞供给侧改革还不大赞成，认为供给和需求不可分离，不能只搞供给侧或者说重点搞供给侧。当然这在学术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国家并不是没有供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2007年12月份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认为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主要是流动性过剩。当时提出来要“两防”，即防止通货膨胀，要把通货膨胀抑制在3%以下，防止经济过热。
3、经济工作会议后 形势陡然生变
但是，从2007年12月底到2008年1月初，全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个我们在经济会议期间没有预见到的状态，这就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流动性不够。当时我们为什么判断要搞“两防”呢，就是因为全世界流动性过剩，中国也过剩。但是到了12月份和第二年的1月份，发达国家开始释放流动性。这样一个动态当时并没有被很多人抓住。
依据我们国家的决策程序，当年12月份经济会议以后，国家各个部委接着开会，总结当年工作，根据经济会议精神来部署第二年工作，然后是第二年3月份的全国两会，总理工作报告把当年工作都安排下去。但是谁也没有预料到，12月底和1月初所有发达国家的央行都开始释放流动性，我们国家的外需订单马上开始减少。虽然当时的生产是很热的，但是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订单已经开始大幅度减少。
订单的减少就是一个信号，说明发达国家的需求已经出现了萎缩，而这种萎缩势必导致中国外需不足。因为我们对外出口50%以上都是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出口量占不到一半。加工贸易订单减少就意味着2008年我们的出口很可能会发生问题。这种现象虽然引起了关注，但是在学术界还是有很大的争论。
现在回顾历史，那时候包括我在内，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来“两防”需要调整。就是说通货膨胀率要抑制到3%的话，就要大幅度收紧货币，可是全世界的货币流动性已经不够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是不是需要大幅度的收紧货币？如果大幅度收紧货币的话，GDP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种争论很激烈。
那时候我是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内部就出现两种意见。我提出来要改变“两防”的目标，但也有政协委员不同意，认为“两防”符合当时中国实际。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2008年的上半年，有的政府部门已经通过业务分析，看到把通货膨胀控制在3%以上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了，因为上半年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5%。如果全年坚持3%，意味着下半年只能是1%，全年才能平均到3%。
4、委员在李克强座谈会临场删稿
当时的李克强副总理，听取政协委员意见，在我汇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李克强副总理插话，说他已经收到了发改委的一个报告，认为全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率要达到6%。当时的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补充说，人民银行也正在准备一个报告要报国务院，认为通货膨胀率在6%-6.5%。由于发改委是管物价的，人民银行是管货币的，这两个部门都认为3%已经是不可能了，所以主张坚持3%的委员们后来在发言中把他们的这段话删掉了。
到了7月20号以后，政治局研究上半年形势就决定不再搞“两防”了。之后，7月20号人民日报刊登了刘鹤的答记者问，文章中详细讲述了为什么我们不再坚持“两防”，这是历时半年多的一个宏观政策调整过程，我认为还算是比较及时的。
如果我们在2008年下半年继续坚持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内，货币不知道会收得多紧。事实上到10月份，四万亿投资的计划就开始实施了，发改委开始批项目，商业银行大量贷款，大幅度的放货币，这才使得2008年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比较激烈的经济下行态势。可以说，是这四万亿投资把整个经济下行的趋势给撑住了。
实践证明，四万亿投下去确实避免了当时的经济危机，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一些投资项目确实对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如修了很多高铁和高速公路。但也投了一些当时产能已经过剩的领域，比如说钢铁。本来钢材是卖不出去的，我们又来建一个新钢铁厂，就要去买原来钢铁厂过剩的钢材，看起来有买有卖，这个投资项目搞的不错。但是等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它不再需要钢材了，原来的老钢铁厂产品卖不出去了，新建钢铁厂的钢材也卖不出去。所以有些投资当时起到了拉动需求的作用，但是当投资快完成的时候，我们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
全文如下：
今天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最近一个时期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包括我们论坛也讨论过很多次，研究院也讨论过很多次，我把当前我认为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意见来跟大家交流，大家来讨论。
从决策层来说，2016年和前几年比较，在宏观决策方面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一是对经济走势的判断。目前有三种说法，一种是周期性的下行。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他们是在考虑什么时候可能到拐点。认为在某一个时间，比如三个月、八个月以后或者一年以后就会出现拐点，经济又会上行了。还有很多人认为，上行以后还要恢复到一个高速增长，例如8%这样一种高速增长。这是在学术界的一种看法。
二是有些学者（包括海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现正处在一种危机的前夜，可能会出现一种所谓“断崖式”的下降，意思是经济会突然下行到一个非常低的增长速度。持这种看法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也不少。
三是去年经济工作会议（这是我们决策层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对中国经济走势做出了一个判断。既否定了前面所谓的周期性下行的观点，也没有接受经济会出现所谓“断崖式”下降的观点，而是做出了一种新的走势判断，采用的词语是“结构型的下行”，或者叫“非周期性的下行”，或者叫“波动式的下行”。
也就是说，经济走势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既不会像周期性很快到拐点再往上走到比较高速增长，也不会断崖式的下跌，而是一个波动型的往下行。中间可能有增长的时候，有下降的时候，但总的趋势将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下行。我觉得这个判断，应该是我们决策层非常崭新的判断，它是影响我们宏观政策决策的前提，很多政策会由此做出跟以前不一样的调整。
如果追溯起来，在2008年、2009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当时就有人提出经济会面临一个下行的状态。当时决策层采取以四万亿投资为代表的一系列宏观决策，动用政策资源、财政资源包括金融资源，核心就是四万亿投资，所以经济没有下行。2009年、2010年、2011年经济还在往上走，维持一个比较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是这个态势维持到2011年、2012年，已经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
我们的决策，是不是能改变当时经济下行的走势呢？事实上，由于四万亿投资为代表的宏观决策，我们只是推迟了经济下行走势的起点。经过几年以后，我们才发现，经济上行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而经济下行的走势则是必然要发生的。经过已经六、七年的时间，我们才认可或者说接受了，根据目前全世界所有的经济因素分析，经济下行的走势是不可逆转的。
我们所有的宏观政策不能立足于寻求经济在三个月、五个月、半年内就会出现一个拐点，然后又恢复到8%以上的增长，这样的前景至少在“十三五”期间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判断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几年的经验才得出的一个认识。过去，每当看到经济有下行的趋势，我们都认为通过各项政策的调整或者通过资源的投入，我们可以逆转这个走势。现在我们终于看清楚了，这个走势是不可能消失的。我们曾经努力想逆转它，但是实践证明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目前的共识，是都认为经济在下行，但是主要分为上述三种观点。
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的决策层采纳了波动型下行或者结构型下行或者非周期性下行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现在政府所做的决策都是基于这个判断提出来的。政府在把握宏观经济方向上，也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因为经济下行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我们只能缓解下行的速度，不可能把它在很短时间内就恢复到上行，特别恢复到比较高的增长率，那种前景是不存在的。我们宏观经济的决策因此改变了一个方向，就是现在提到的比较多的词叫“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针对的是需求侧。需求和供给本来是共生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供给侧？有的经济学家对现在搞供给侧改革还不大赞成，认为供给和需求不可分离，不能只搞供给侧或者说重点搞供给侧。当然这在学术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我的理解是，在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国家并不是没有供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当时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2007年12月份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认为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主要是流动性过剩。当时提出来要“两防”，即防止通货膨胀，要把通货膨胀抑制在3%以下，防止经济过热。
但是，从2007年12月底到2008年1月初，全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个我们在经济会议期间没有预见到的一种经济状态，这就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流动性不够。当时我们为什么判断要搞“两防”呢，就是因为全世界流动性过剩，中国也过剩。但是到了12月份和第二年的1月份，发达国家开始释放流动性。这样一个动态当时并没有被很多人抓住。
依据我们国家的决策程序，当年12月份经济会议以后，国家各个部委接着开会，总结当年工作，根据经济会议精神来部署第二年工作，然后是第二年3月份的全国两会，总理工作报告把当年工作都安排下去。但是谁也没有预料到，12月底和1月初所有发达国家的央行都开始放流动性，我们国家的外需订单马上开始减少。虽然当时的生产是很热的，但是订单已经开始大幅度减少，这些订单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订单的减少就是一个信号，说明发达国家的需求已经出现了萎缩，而这种萎缩势必导致中国外需不足。因为我们对外出口50%以上都是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出口量占不到一半。加工贸易订单减少就意味着2008年我们的出口很可能会发生问题。这种现象虽然引起了关注，但是在学术界还是有很大的争论。
现在回顾历史，那时候包括我在内，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来“两防”需要调整。就是说通货膨胀率要抑制到3%的话，就要大幅度收紧货币，可是全世界的货币流动性已经不够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是不是应该或者能够大幅度的收紧货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大幅度收紧货币的话，我们的GDP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种争论很激烈。那时候我是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的委员，财经委员会内部就出现两种意见。我提出来要改变的目标，但也有政协委员不同意，认为“两防”符合当时中国实际不能够改变。这个争论一直争论到2008年的上半年，有的政府部门已经通过业务分析，看到把通货膨胀控制在3%以上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了，因为上半年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5%。如果全年坚持3%，意味着下半年只能是1%，全年才能平均到3%。
当时的李克强副总理，听取政协委员意见，在我汇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李克强副总理插话，说他已经收到了发改委的一个报告，认为全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率要达到6%。当时的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补充说，人民银行也正在准备一个报告要报国务院，认为通货膨胀率在6%-6.5%。由于发改委是管物价的，人民银行是管货币的，这两个部门都认为3%已经是不可能了，所以主张坚持3%的委员们后来在发言中把他们的这段话删掉了。到了7月20号以后，政治局研究上半年形势就决定不再搞这个“两防”了。
政治局会议之后，7月20号人民日报刊登了刘鹤的答记者问，文章中详细讲述了为什么我们不再坚持“两防”。无论世界还是中国，经济发展不是以日历的年度来考虑的，我们考虑一年工作，很难说年底的想法和后来几个月的想法不会出现任何变化。所以当时半年多的一个宏观政策调整，我认为还算是比较及时的。
如果我们在2008年下半年继续坚持要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内，货币不知道会收得多紧。事实上到10月份，四万亿投资的计划就开始实施了，发改委开始批项目，商业银行大量贷款，大幅度的放货币，这才使得2008年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比较激烈的经济下行态势。可以说，是这四万亿投资把整个经济下行的趋势给撑住了。
决定用什么办法来扭转当时的经济下行趋势，出有很多建议。比如说我们搞了几万亿的投资，投下去以后就有需求，这是一个主要的建议。因为当时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普通消费品的需求大幅度减少了，这个变化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因此有学者就提出来另一种建议，即所谓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包含很多内容。如果把当时很多历史的政治、外交等因素剔除掉，主要从经济角度考虑，马歇尔计划的本质就是美国人把钱借给别人，再让别人来买美国商品来推动美国的出口。二战以后，美国产能严重过剩，飞机、大炮、坦克、军舰都没人要了，这些工厂干什么呢？因此马歇尔提出一个计划，拿出130亿美金和65%的黄金储备借给其它国家来买美国的商品。当时马歇尔计划也欢迎苏联和东欧国家参加，而且有几个东欧国家也表示愿意参加。
但是苏联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来谈判的时候，认为马歇尔计划有几项要求不合理。一是借了美国的钱，我们要干什么项目还得向美国报告；二是如果借钱搞了项目，美国人还要定期来检查，钱是不是用在了那个项目上；三是美国人要审计我们的财务。因此莫洛托夫表示不能接受，说这是干涉内政。我们借你多少钱、利息是多少都可以还你，你不能管我搞什么项目，更不能检查我的项目进展情况甚至还要审计我等等。咱不就是借个钱吗？借钱还本付息，你凭什么还干涉我那么多东西？所以苏联的斯大林决定不参与马歇尔计划，而且要求东欧国家一律退出。所以马歇尔计划变成了只与西欧国家来共同实施的计划。
现在说起来，这里有很多政治和外交的因素。但是，如果从经济角度看，当时美国的200亿美金的黄金储备，放在国库里没有任何用处，产能过剩加上需求不足，很可能会导致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二战把欧洲很多国家的基础设施全都毁了，这些国家需要搞重建，消费需求非常强烈，但是却非常缺钱。英国当时是欧洲状况最好的，也欠了一屁股债，根本没有钱做这个事情。因此，从1947年到1951年，马歇尔计划使美国经济出现了发展速度最快的几年。根据这个历史经验，2008年包括我在内，有些人提出来搞一个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两万多亿。在这两万多亿外汇储备中间有相当一笔储备是买的美国国债，而美国的国债只有零点几的回报。所以我们也应该拿出一些钱来借给一些国家。这些国家虽然缺钱，没有现实购买力，但是它有资源。如果我们把自己过剩的资金和他们的资源整合起来，帮他们开矿山、建铁路、修码头来输出我们的过剩产能，也能够创造出中国新的外需，我们可以和他们分享这个财富。当时我提的名字叫“和谐世界计划”。
但是这个意见当时并没有被采纳。原因是有些意见认为，有这四万亿来保证我们的经济就足够了，你要把钱借给人家就会有风险。万一这些国家的政治发生变化或者出现问题，风险很大，还是在国内用这四万亿投资风险最小。
对于消费问题，当时也有人提出，虽然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但是其中的居民消费比重一直在下降，而且这个趋势一直在发展。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扩大居民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如果想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居民收入的比重要要增加。我们确实也把这一条写到文件里去了，说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在一次会议上，我提了一个问题，如果要提高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你是想降低谁的比重？是降低政府呢？还是降低企业？还是政府、企业都降低，然后让居民收入提高？文件中并没有写清楚这个。只是说要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究竟降低谁的比重不知道，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假如你要降低企业的比重，企业家会说我的利益分配投资和收益会大幅度降低。假如你要降低政府的比重，是不是就得减税？要不然怎么降低？文件只说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却不说降低谁的比重，这说明提出实现提高居民收入比重这个目标是比较软的。
可以肯定，经过这么多年，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目标是在不断前进之中，但是它提高速度的确实很慢，指望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不可能像四万亿投资似的一投下去马上需求就起来了。
实践证明，四万亿投资下去确实避免了当时的经济危机，使我们的经济依然维持着一个比较高速发展的态势。但是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一些项目投资确实对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如修了很多高铁和高速公路等等。但是也确实投资了一些当时产能已经过剩的领域，比如说钢铁。本来钢材是卖不出去的，我们又来建一个新钢铁厂，就要去买原来钢铁厂过剩的钢材，看起来有买有卖，这个投资项目搞的不错。但是等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它不再需要钢材了，原来的老钢铁厂产品卖不出去了，新建钢铁厂的钢材也卖不出去。所以有些投资当时起到了拉动需求的作用，但是当投资快完成的时候，我们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
党的十八大以后第一次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是在2012年12月份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新的领导人习总书记所做的报告指出，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结构中最主要的问题。所以，从2012年起就把解决产能过剩作为国家宏观决策的一个主要着眼点。采取的措施，首先一条相对而言在产能过剩领域搞的投资比较少了。但仍然还有一些投资还在产能过剩的领域搞。
这是因为在制定2011年-2015年“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我们就制定了一个要连续多少年保持经济增长的投资规划，其中就包括了很多产能过剩领域的投资还在继续增长。比如我们还要建十几个千万吨级以上的煤矿，还要建多少个电站。这些都写到“十二五”规划里面了，每年都要推进。所以到了2012年，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产能过剩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新的项目不会再投向过剩的领域，但是原来已经投资的项目和在建工程仍然不少，这些项目也不能半道把它扔了。特别是大项目，半道扔了损失也是很大的。2012年以后，虽然投资领域仍然在发展，情况要比2008年以前要好很多，但是完全靠投资为主来拉动经济增长已经是不可能的。
2012年以后，我们提出一个对外经济的新战略，就是“一带一路”。我认为，不要把“一带一路”仅仅看成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虽然我们在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都在做“一带一路”的项目，但是如果我们把其他的因素抽象掉，就经济而言“一带一路”的实质就是中国借给他们钱，让他们来接受我们的项目与合作。
比如说中国和日本竞争建设印度尼西亚铁路，中国为什么能竞争成功？日本人有新日铁，它们建高铁的水平不比中国差，而且日本的贷款利率比中国还低。但是，中国在标书里加了一个条款，说我们不要求印尼政府提供担保，而是完全靠市场风险来安排我们的贷款和回收。印度尼西亚政府拿着中国的承诺去找日本，问日本愿不愿意有这个承诺？日本人想了半天说不行，没有印尼政府的担保我们不敢干，于是中国就赢得了这个项目。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推向全世界，因为当时除了美国，别的国家都没钱。但是现在不是，中国人可以干的事情，很多国家也可以干，竞争相当激烈。不管怎么说，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钱借给人家，才能够争取到当地的项目。项目搞成了，创造出财富以后我们和对方共同分享。
习总书记访问巴基斯坦，带去了总规模450个亿的投资，并没有说哪个项目具体多少钱，而是需要逐步去落实。这就是中国对外采取的新战略。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个战略？原因就是，我们的劳动密集型普通消费品加工贸易已经不能维持了。国家商务部曾经提出，要努力让湖南、江西、广西等省去承接在广东、江浙等地已经无法经营的这种加工贸易企业，避免这些企业可能迁往越南、泰国去。但是这个策略收效甚微，因为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所以以广东东莞为代表的加工贸易主要区域的企业大部分都迁走了。现在越南成了全世界第一制鞋大国。我们再想依赖加工贸易解决出口问题，已经不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了。如果不采取一个新的战略，我们的外需萎缩就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我们现在搞了“一带一路”，即使承诺把钱借给人家，要想变成实际产出产品和设备的出口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们眼下的出口增长仍然很艰难。但是至少有了一个新的前景。
国际投资的风险当然是非常大的。前几年我国能源上对外投资很大，这些投资对于保证我们能源供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在财务上是亏损的，虽然有这么多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要不走这条路，外需就会萎缩，产能过剩的情况就会更加严峻。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经济的新战略。有的项目会投资可能失败，但是只要总体上能够盈利，就比购买美国国债收益大。
用提高居民收入，努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来扩大消费，这个战略进展速度比较慢，而且还存在着很多在认识上的分歧。比如说中国要不要提高最低收入标准？前不久我到黑龙江省去调查，跟我一起调查的一位政协委员，他对劳动力这些方面研究的非常多。他从企业里获得一些统计的数据，证明在很多企业劳动力成本过高，这个事实是存在的。
但是，造成劳动力成本过高有三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冗员，企业应该裁减的工人裁减不了，社保体系承接不住，只能由企业来维持。企业只能减少工作小时，五个人活让八个人来干。冗员的工资在现代企业占的很大一部分。二是社保缴费率。光是“五险”法定标准就是45%，这还不算住房公积金。前几天国务院刚做出决定，要求全国有些社保项目缴费率要降低，并且允许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再进一步的降低。尽管如此，我们的社保缴费率在全世界都是偏高的。我这个话前几年说过一次，也被一些人批评。我掌握的数据是，美国人的养老保险，是个人拿总额的百分之六点几，企业拿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六点几，而中国养老金个人交百分之八，企业交百分之二十。前几天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凡是企业以前缴费超过20%的，一律降到20%。黑龙江原来缴22%，三年前降到了20%。直到现在国务院仍在要求缴费超过20%的企业要降到20%，说明这种现象不只黑龙江一个地方。
依照中国的企业经营水平和中国职工的收入水平，我们要承担的比美国养老保险高一倍的缴费率，绝对是不合理的。当然，这个不合理也不是谁拍脑袋拍出来的。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来的，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前，所有职工和企业都没有交社保。但是，如今这些人退休了却要领社保。计划经济时代是由企业来管，跟社会没关系，现在改成社会来发，这些钱从哪儿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在制定社保体制的时候，就定了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社会保障分省统筹，中央不统筹。为什么？中央财政没钱，各省自求平衡。另一个原则是缴费率，现在干活的人，不但自己要缴，还要替以前没有缴过费的人多缴。在刚刚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这个矛盾是非常尖锐的。劳动力成本高，社保缴费率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在现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表现的格外突出。
缴费率是按照标准工资来计算的。现在经济下行，很多企业劳动小时减少，连工资都少发了，但是社保缴费的标准工资并不降低，结果是工资下降，但缴费的比例不降。在经济下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时候，企业成本里社保缴费占的比重还在扩大。我们的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个负担现在对企业和职工来讲，负担都是偏重的。
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研究社保体系全国统筹，降低社保缴费率。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居民收入，绝不是三天、五天可以实现的。
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一直到2015年，从需求方考虑，投资、外需加上消费，我们基本都是在这三个领域做文章。去年年底中央对经济走势做出的新判断，使我们意识到，如果仍然在需求的三个领域做文章，经济下行的趋势可能会很难遏制。所以调过头来考虑，把我们的工作方向重点调整到供给侧。这是我们总结了2008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从经济走势判断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我对这个宏观经济工作方向的调整是非常赞成的。
供给侧要做什么事？简单地说所谓“三去一降一补”。
“三去”是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再加上降成本、补短版。解释补短版，我讲一个很小的例子。很多中国人去日本买马桶盖，其实这些马桶盖都是中国生产的。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买中国市场上的马桶盖，非要跑到日本去买？就是因为日本对在中国生产马桶盖质量检验极其严格，标准不达标的绝对不要，所以到日本买的马桶盖质量一定非常过关的。反过来，中国市场上的马桶盖，虽然也是中国生产的，但是各种指标不合格的比比皆是。所谓补短版，就是把中国市场有需求，但却不得不进口的东西，要让我们自己的产品更多替代进口。还有一个例子，我们的钢材虽然也出口，但进口的更多。为什么？因为出口的都是普通钢，进口的钢材我们却生产不了。一方面产能过剩，一方面还需要优质钢材，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补短版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关于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我先从简单的说起。
去库存领域很多，重点是两个领域。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农产品。现在三、线城市房地产库存量极大，一些二线城市，一些省会城市，房子也卖不出去。如何消化过剩的房地产库存？我认为政府要投入资源。政府从房地产开发商那里已经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钱已经拿到手了。如果房子能够卖出去，政府可以收到很多的税收，否则这些税收就收不到。现在房子卖不出去，如果地方政府能从它所收的税费里面拿出一部分，用各种办法使得房价有所下降（今天不能细讲这个问题）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房价下降一定幅度就一定会扩大销售，而扩大销售政府就会收回一定的税收。同时房子卖出去了，还会扩大很多领域的消费，比如装修、购买电视机、电冰箱、窗帘、沙发等家居用品。消费市场扩大了，又进一步扩大了税收。所以我认为，地方政府应该从总量来盘算，如何提供一部分政府资源来推动房地产市场。
最近上海市搞了两项房地产政策，我们非常赞成。一个是上海搞了一个规划，城区里面90平方米以下的房子必须占到一定的比例。凡是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家庭，如果想要买一个自住的房子，政府贴补30%购房款。但是，这个钱不是补助给买房者，也不是贷款，而是产权。房产证上写明，住户拥有70%，政府拥有30%，五年之内不得销售。五年之后如果你有能力购买更大的房子，想把这个房子卖掉是可以的，但是政府要收回其中的30%，如果房子已经溢价了，溢价部分政府也要30%。这相当于上海市政府拿出一部分国有资本，不是用在生产企业上，也没有用在商业公司，而是用在了民生上。
据我们掌握的数据，到前年上海这样的房子一共有8万套，政府投入的钱大概有500多个亿。这种办法较好的解决了所谓上海家庭层的房子需求，带动了房地产业和其他领域的消费。房地产去库存是一个热点，重要的是政府一定要提供一些资源，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推动去库存。我认为上海这个方案就非常好。广东省已经决定，由房产局出钱，成立一个国有企业公司，由它来行使上海市政府出钱的那个模式。我觉得不管是用公司的形式还是政府形式，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政府要提供资源。
第二是农产品。我们的农产品现在出现一个格局，最典型的就是玉米。国家对玉米收购有补贴，价格比进口玉米高很多。所以去年农民生产的玉米全部卖给国家储备，而国内玉米加工企业所用原料统统从国外进口。国库收的这些玉米两年以后就变成了陈化粮。这是一个非常损害社会财富的格局。再比如说棉花。中亚国家的棉花比我国新疆产的棉花便宜很多，但是我们不进口。因为如果进口中亚棉花，新疆的棉花种植业就会被摧毁。还有大豆种植等等都是这种状况。
农产品去库存，就要降低农产品的补贴。但是，降低农产品的补贴就会导致农民收入下降。农产品去库存和三农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本来是要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如果减少价格补贴，农民钱包就要瘪了。如何既不浪费国家财富，又能保持农民的收入增长，这是需要政治智慧的。
我觉得国家应该把农产品补贴砍掉一块，然后转移用到农民社会保障上来。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等于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又减少了农产品过剩。这也不是一个很容易操作的事。
去杠杆问题。现在全国的杠杆率都比较高，包括国家资产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和居民资负债表。当前最集中的热点就是债转股。如果股变成投资，债务有降低，资产负债表马上就可以得到改善。钢铁领域提出来解决问题的建议，是钢铁行业实行债转股。理由是当年商业银行债转股，解决了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的问题。当时财政部和央行拿了一万四千亿，购买了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成立了四大资产公司处理这些坏账，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由此得到改善，然后搞了股份制上市。所以钢铁行业说，既然商业银行可以债转股，钢铁行业也可以债转股，要求把钢铁行业的负债变成股份。这个意见得到了相当多的企业的支持。目前决策层已经提出一个说法叫市场化的债转股。
债转股在国际金融市场都是商业活动中的某一种类，对什么样的企业、金融机构债转股，其中的文章很多。原则上，只有那些有前途的企业，债转股以后降低了融资成本，资产负债表改善，企业就会有一个高速发展，将来它的股价资产价值就会上升。对在这种企业，作为当时的债权人可以实行债转股。如果对企业的未来没有这样一个判断，一旦债转股资产缩水，转出去的股份价值可能比坏账还要厉害。对于债权人来说面临一个选择，要是不转企业债务过高就会破产，债务按照资产比例就被核销了。
如果债转股成功回收就没有问题了，但也可能失败，这个失败比破产损失还要大。所以市场化的债转股，取决于债权人对企业前景的判断，这就非常复杂了。现在企业的呼声很高，说银行也应该承担一点当时把钱借给企业的风险。总而言之，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已经出现了损失，不管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总得有人承担。所以，现在去杠杆问题争议最大的就是债转股。我们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四大银行，债转股的规模主要看几个银行的决定，所以这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按照法律，我国不允许商业银行做投资行为，债转股做成股权投资了，按照商业银行法是违法的。所以搞这种债转股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调整和解决。去杠杆的问题也不是短时期能够完成的。
最大的问题还是去产能。现在产能过剩情况非常普遍，钢铁行业产能统计数据12.5亿吨，去年生产7亿吨，出口1亿吨；煤炭统计产能57亿吨，去年实际生产36亿吨，有20亿吨的产能过剩，这两个行业产能利用率非常之低。国家已经制定了去产能指标，一个是钢铁行业去产能1亿吨，力争1.5亿吨；煤炭行业去产能5亿吨。对这两个指标，有一个专家的评价我非常赞同，一是这个指标真的不高，57亿吨煤炭的产能去年挖了30多亿吨，只去5亿吨并不多。如果去掉20多亿吨，甚至是砍掉一半还差不多。二是即使这个不高的指标，实现起来也很困难。三是就算是实现了这个目标，产能过剩的趋势也没有多大的改观。
事实上，产能过剩绝不只这两个行业。电力产能利用率是60%多一点，炼油产业利用率也是这么多，还有很多行业，都在三分之二左右。按照正常的市场经济产业利用率，应该是在80%以上。目前是即使是煤炭产能过剩，还有若干个正在建的千万吨级煤矿。当年的项目已经在干了，现在又不能把它关掉，所以去产能任务是非常沉重的。
我在一些煤矿做调查，煤矿的领导说，如果要把煤矿关掉，目前的制度环境还承接不了我这个去产能。他说了几个原因，一个是如果把矿井关掉，职工就得下岗领失业保险。他曾经找过省社保局，社保局长说那可不行，下岗职工找我领钱，但我这帐上没有收过这么多钱。后来他又去找金融办，说这几个矿井如果关掉，企业有些债务就还不上了，银行的贷款就会造成坏账。金融办说这个事你可不能擅自作主，必须得商量商量，一下子出现这么多的坏账谁也承担不了后果。因为是国有资产，资产的账面价值有个资产负债表，有个杠杆率。如果真要关了几个井，资产肯定会缩水。
国有企业资产缩水这个事行不行？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想把去产能真正落实到位，光是从企业本身解决不了。我们的一些制度和一些政策要能够支撑去产能。即使这个指标完成了，我们的产能利用率仍然不高，产能过剩的情况改善仍然不大。因此去产能是我们从供给侧解决问题的最核心、最主要也是最难的一条。现在虽然看上去已经把去产能提上了日程，但是对去产能前景还有很多看不清楚的地方。如果在很多领域不加以配套来促进改革，只从产能过剩领域来解决是很难实现的。
最后一个就是降成本。我们降低企业成本，应该是个调整结构的问题。一方面要降成本，同时还有很多成本应该增加。比如，一个是折旧率。很多企业的折旧率很低，过去我们学苏联，资产折旧只考虑它的物理折旧，不考虑它的技术折旧。比如我家里曾经有一台胶片相机，后来改用数码相机，现在又用手机了，胶片相机早就淘汰了。从性能上讲，老的胶片相机还是好好的，但是它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也失去了市场价值，类似的问题在企业里面就更多了。只考虑物理折旧而不考虑技术折旧，我们的资产更新速度就会很慢。我们应该努力提高折旧率，加快资产更新速度，才能使我们企业发展的更好。
还有一个是研发成本。像华为这样的企业，现在每年的研发支出占整个销售收入的10%以上。国际跨国公司没有一个是低于10%的，但是我国平均算才2%左右。没有研发，谈何发展？企业就只能在过去的生产水平上，守着过时的产品和过时技术在那里循环。现在很多企业这两方面的投入不足，同时我们在税费成本、物流成本、劳动力成本、融资成本这四方面又是偏高的。中国还有一个怪现象，全世界各国货币如果宽松的话，利率都会下降，而中国货币已经够宽松了，但是利率并没有降到人们所想像的水平。
物流成本刚才已经介绍过。铁路赚钱了应该降低票价，但是铁路说不行，因为投资建设新的铁路国家不给钱，所以还要收钱建设新的铁路。我们的燃油本来有个公式，价格要随行就市。但是现在国际上已经降到每桶40美金，我们却不往下降了，所以物流成本就高。高速公路收费，原来叫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按照这个原则，贷款还完了就不能再收费了，因为大家已经交了养路费。然而现在是还完贷还要接着收。这是整个交通运输的体制问题。
在这几个成本里面，劳动力成本包括工资冗员和社保缴费，这三项劳动力成本里头真正突出的不是工资而是冗员和社保缴费。减税费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在国家税务总局工作多年，现在有一点乐观的心情了。原来计划是“十二五”期间要完成营改增，但是两次做出决定，两次没有兑现。一次是前年，全国两会宣布要在三个领域实现营改增，其中包括铁路、电信和建筑业。铁路在年底以前完成了，电信推迟了五个月，建筑业却没有了。后来又决定“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营改增，结果到了去年也没有完成。
直到去年年底，我们仍说2016年要力争完成，今年1月份国务院决定全面推开，3月份宣布5月1号必须启动，不能推迟一天，而且已经宣布减税五千个亿。有三种口径，一个口径是今年的营改增加上其它减税一起是五千亿；一个口径是营改增五千亿；还有一个口径是全年减税五千亿，5月1号以后占全年的三分之二，就是五千亿乘以三分之二。但是这三种口径并没有明确说的是哪种口径。全年五千亿，头四个月没改就不能减，后八个月是三分之二了？还是说1月1号到12月31日减五千亿？是营改增五千亿上再加上别的，还是说营改增加别的一共五千亿？反正这几个口径没有说太清楚。但是有一条，按照减税最少的算也得减税三千亿。应该说这是近几年来最大的减税措施。
第二个措施是社保缴费率。我们测算过，养老保险我们是28%，美国是13%左右，我们出了高一倍。如果把社保缴费率降低一半，达到跟美国差不多的水平，整个社保缴费可以减少一万二到一万三千亿。前几天国务院做的决定，测算是可以减一千个亿。我认为要实现跟美国差不多的缴费水平，这一千个亿是不够的，应该要达到一万两千亿到一万三千亿，而这样的规模依靠现有的预算完不成。因此，建议动用国有资本。现在国有资本总共有一百多万亿，这一百多万亿里头有一部分要缩水，还有一部分是要增值的。还有一些国有资本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如果按照一百多万亿来算，需要拿出十五万亿左右的规模来解决社保基金的缺口。如果这个改革越推迟，规模就越大。如果再推迟一段时间，可能就需要二十万亿了。
最近决策层提出，在现有预算的盘子内先消减一千亿，而且要尽快地研究全国统筹和降低社保缴费率方案。降低到什么水平还没有定，我们测算的数是降低一半，这需要有关部门研究。如果真的把营改增的五千亿减少到位，同时假设把社保缴费率也减少到位，我们的企业成本整体上降低将超过预算总收入的10%。
我认为如果这两项改革到位的话，企业的活力会增加，经济下行的趋势和速度就会减缓，我们就可以有更好的能力来应对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很多人已经做了很多解读。
谈到税费问题，我再插一段话。如果营改增要减少五千亿，如果社保缴费减少一万二、三千亿，中国的宏观税负究竟是高还是不高？因为各有各的口径，口径不同就没法讨论。我现在的态度，就是先不讨论宏观税负高低，先去落实决策层已经做出的降低税费的决策。把这两项改革都做到位了，再来讨论宏观税负高与不高问题就更容易了。希望大家有兴趣可以来进一步共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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