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n.wsj.com/big5/20130214/ZHC092926.asp?source=mostpopular
2013/02/14 09:29:26
朝鮮核爆背後的中國問題 / 趙楚
俗話說，軍事是政治的繼續，而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朝鮮第三次核爆後，中國官方出於尷尬只是籠統地表達了例行“反對”，但以微博和網絡言論為代表的公眾輿論實際上已深受震撼，各種激烈對抗的意見紛呈。這種現象再次清晰地表明瞭一點：外交作為一國主要的政策領域，其發端之基本觀念與行為模式以及意義，均有深厚的內政的根基，換言之，朝鮮核爆後中國社會意見的激烈分野和對立，本身也構成觀察中國社會與外交走勢的特殊視窗。
核爆宣佈後，中國網絡上的主流意見非常清楚，基本是一邊倒的譴責和批評，尤其考慮到朝鮮擁核後對中國的潛在威脅，試驗地點與中國的接近，以及由此帶來的環境污染威脅，主流知識界對中國政府歷來在朝核問題上的政策展開了批評和反思。這些意見主要體現在：對朝政策應建立在中國國家利益的考量之上，而不能受虛假的意識形態牽制；朝鮮挑戰包括中國支持的安理會決議，違背了中國利益；在21世紀新型作戰樣式和形態下，朝鮮對中國不具備戰略緩沖的作用，反而是國際道義和利益的負資產；中國十多年來對朝援助沒有起到管制危機、推動半島無核化的作用，等等。這些意見揭示了中國社會對於對朝外交的新思維，也直白地承認了，中國此前的對朝政策已遭遇失敗。
而在重慶“薄王時期”以鼓吹復興文革而活躍的極左網站“烏有之鄉”（在薄王被捕後曾被短期關閉，後又悄悄以公益網站名義復活）“代表中國人民”發出正式祝賀公告，把朝鮮的試爆完全等同於1963年中國試爆原子彈，認為朝鮮試爆是國際共運打破帝國主義及其幫兇的偉大勝利。文告的作者有意混淆的基本歷史事實是，在中國研製和生產核武時代，國際核不擴散機制尚未健全，而中國不是這一機製成員，作為禁止朝鮮核試主要國際法理來源的安理會，中國大陸當時也不是其中一員。混淆這些基本歷史事實，可見他們完全重復文革語言的觀點實際上另有所指，實際上，他們是在採取類似去年915反日騷亂時的策略，借攻擊不同意見，間接表達對當局半島無核化和反對朝鮮核試政策的不滿。
在中國於30多年前實行改革開放和1990年代蘇東集團解體之後，中朝關系實際上早已不具備所謂意識形態的色彩，而新時代背景下兩國關系背後的中國政策理念一直未成型。隨著政治改革被禁止討論、社會日益分化，對朝問題也自然成了中國社會意識和人群撕裂的一部分，這與其他事務上的情形並無區別。在網絡新文革語言的背後，其實還是人們一直在關注的老問題：中國往何處去？這是一個關系未來千百年民族和國家命運的決定性問題，因此對這一問題的分歧不是一般的觀念和意見分歧，而是沒有調和餘地的是非問題。
所以，當主流中產階級對朝鮮的窮兵黷武產生厭惡，並對核試爆採取明確的譴責態度時，曾經支持重慶薄王的一批人自然會立即採取嚴厲的攻擊部署。他們其實不關心具體的觀點和意見，他們採取的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支持”的簡單戰術。因此，觀點的論辯是看不到的，有的只是針對發言者的人身攻擊，這種網絡時代的揪鬥已經成了中國網絡意見交流的慣例。這種鬥爭的背後凸顯了中國壓制公共辯論，沒有公共討論空間的事實。這不僅使分歧的社會意見朝著更激烈和尖銳的對立方向發展，也使得當局採取政策轉換時不具備真正堅實的公眾支持。
在有可靠公共討論和辯論的社會，在重大政策問題上未必一定能形成合理、及時和明智的政策，一來由於各階層利益差異以及知識的局限，任何社會對重大問題的認知本身自然會有偏見和激情，再則不同政黨和政治人物的政策路徑依賴與決策偏好，以及政策優先順序也會影響關鍵決策，這在民主國家從越戰到非洲的各種決策中可謂屢見不鮮，但開放的學術和公共討論，以及多黨輪替執政的政治生態畢竟為糾正政策失誤、提供新政策理念，提供了相當的機會。
在一個社會化媒體時代，公眾有權追問和知道：此前中國對朝外交真實的決策理念形成過程，中國對朝鮮外交所追求的真實目標，中國在半島問題以及朝核問題上耗費的國家資源，以及對過去這些決策和執行如何評估，誰對此負責；最後，公眾應該通過嚴肅和理智的討論，要求政府設定與說明中國對朝政策的目標、路線和底線。對於一個決心重塑執政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執政集團來說，這些問題都是不能以任何方式回避的。
一個分裂的社會不可能支持任何有效、靈活和明智的外交。從這一角度來說，公共意見的分歧，乃至那些文革式的語言和論風，還不是最可怕的，通過核爆後當局含糊其辭、沒有決策責任說明的表現，人們看到，真正最可怕的乃是大眾媒體上，從中央到地方，除了片面的、王顧左右而言他的掩飾之辭，任何嚴肅的反思和檢討，更不要說政策責任的討論，都是完全不見的。這才是比朝鮮核武更具有威脅的真正原子彈。
from 椰子樹下打盹的哲學家 http://tw.myblog.yahoo.com/jkt921/article?mid=17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