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者起歡頭上有個光環，最直接方式是用超自然力量"加持"，無論是很多文化中的君權神授，日本所說的天皇萬世一系，中國人將皇帝稱為天子等等。
超自然力量對民眾影響力，總不及現實中的生計，從來沒有一個政權憑自稱"神授"就能夠確保掌權，所以必需有確保實施有效管治的力量，也就是人民對政權的認授性基在有效管治上，而所謂有效管治又可分為幾方面:
一) 抵抗外敵侵略
二) 對抗天災，對突然遭受不幸者提供協助
三) 提高民眾生活質素
有些人會問，在極度專制的地方，人民沒有資訊和表達的自由，還需要顧慮到這個認受性嗎?
絕對需要，因為人還有用手、腳投票這機制，當生活不堪時，人會離開土地，拒絕生產，他們流離失所，可能會餓死，社會會失去拿些勞動力。有人會說，那麼將全部人放在強制勞動營，那又如何? 對一代人可能有用，可是人民民不潦生，還是可以通過不生育來降低人口。
所以到最後，透過總總方法，人民對統治者，是有一定方法制約，統治者不能完全置民眾意願不顧。
執政者的"功勣"和政績，可以繼承自同一個執政團體的前代，可以是現在的成功，而最厲害的是能夠憑承諾更好的未來而上台。
共產黨正正是如此，因為共產黨是"革命"團體，其目的不在於改朝換代，用一個新姓氏的皇帝，取代另一個姓氏的皇帝，"革命"是從新建立新的制度，並且承諾會這個制度能夠比以前要好。
據<不可忘記毛澤東>主張，因為要維持這個"革命"光環，就是中共發動一系列政治運動的原因。
那麼這個"斯大林模式"在中國是否成功，我們檢查兩個共產主義巨頭的成績，最簡單的例如比較一下立國一段時間後的成績，第一個比較點是1979年改革開放前夕，也就是中共建國30年，而蘇聯則定在1952年因為1922年蘇聯才結束和"白軍"的內戰全面控制國家的主要地區。
在1952年，蘇聯的最重要成績，一是完成國家工業化，二是作為第二次大戰打敗德國和日本的主力，那個時代，蘇聯擁世界上最龐大的陸軍，其技陸戰科技也是最強之一，另外蘇聯亦剛剛製造出核武，世界最先進的航空及航天工業雖然未投產，可是用有那尖端科技。在產值、整體科技、軍事水平與美國尚有明顯的差距，可是正穩穩地佔據著世界第二的位置，而且成功地牽頭華約集團，擁有與西方叫板的力量。
至於1979年的中國的情況有多惡劣，香港人十分了解，也不需多說，中共的工業化有些許成績，卻遠落後於蘇聯，而戰績上韓戰也遠小於二次世界大戰。
兩國的人權紀錄都惡劣不堪，同樣經過飢荒、政治大清洗，不斷的政治運動，蘇聯有集中營，中國則有人民互相批鬥，<不可忘記毛澤東>認為那些都是經濟模式的需要，問題是成績出來的時候，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國力，遠高於同發展年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人說俄羅斯的起點高於中國，的確在幾個城市的工業化程度，以及在沙俄時代精英的教育程度高於中國，不過而別忽略在1949年後，中國也收到蘇聯的技術協助，也有不少海外回流華人，而且也繼承了日本人及國民黨的一些建設，起步點可說略低，卻不是由空白開始。中國比蘇聯在工業化時更為有利的條件，在於有更龐大密集的人口，以及遠較蘇聯溫和的天氣，對於用剝削勞力，為國家累積資本的條件，中國比蘇聯更好。
兩國開始的時候，都經歷多國大規模戰爭，以及全國性內戰，30年後的成績，用同一個模式操作後，已經高下立判。
很多人將鄧小平和戈巴卓夫相比，那是全然的錯誤，因為鄧屬於第一或第一代半領導人，戈巴卓夫已經是第五、六代，真正應該和鄧小平比較的是赫魯曉夫，兩人在政權開始以後，相近時間上台，鄧輩分略高於赫，上台前，兩人都鬥垮了過渡性的領導人，最重要的是，兩強列批判前代領導人上台，並且改變國家的政策。
鄧掌權時間有十八年，赫則有十一年，兩者的著眼點都是改善民眾生活，鄧是一個現實的人，只在意於實際能夠有用的事，通過改善民生和國力，確保中共政權的認受性。赫魯曉夫的改變遠沒鄧的大，他是撤抵信服共產主義優勢的人，所以應該看成蘇聯模式下，產生最合理，最進步的領導者。
兩人統治完畢後，中蘇都進入了寡頭統治年代，即是共產黨集體控制年代，需然最高領導有最終決定權和事務上的絕大影響力，卻不能再一人處於至高無上地位。
實際上，這也是鄧小平和赫魯曉夫的分別，鄧無論在軍、政上的經歷和功績，對其他同僚有壓倒性地位，也得到軍方全面支持，相反赫魯曉夫個人的歷史和黨內實力水平都比較低，所以最終被黨內集團趕下台，這對他們開放成果的影響，有莫大的關係。
建國第五十年，中蘇將會進入真正的分水嶺，在此我們再比較一下兩國共產黨的成績，蘇聯的這二十個年頭，約略被赫魯曉夫和勃列日列夫瓜分，前者進行黨內開放改革，後者將改革續漸停止，唯一不變是軍事上投入持續增加，赫魯曉夫投資的科技，在勃列日列夫時代收到成果，蘇聯正式晉身和美國平起平坐的科技巨強，軍事力更借美國越戰虛耗國力時期，開始有爬頭之勢。不過，蘇聯的敗像已經顯露，蘇聯於七十年代初，開始無法維持數十年近5%(CIA數據，蘇聯公佈普遍高2%)甚至更高的經濟增長，這個停滯一直持續到其解體。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31至50年，實際上追回了前30年的落後，通過比蘇聯撤底而深入的經濟開放，將"斯大林模式"剝削人民存起來的資本和社會力量，全部釋放，比蘇聯更成功的是由港、台等華人圈引入資金，間接與世界連接，繼而直接開放貿易，與世界其他地方經貿往來，在"改革開放"停滯的九十年代中期，適時地登上美國大景氣的火車，為經濟持續發展引入新動力。
從國勢來說第50到60年，蘇聯和中共都是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國際政治、軍事影響力上，中國仍遠不及蘇聯，在經濟上卻全面超前，甚至民生上也比蘇聯優勝。
這個趨勢中最重要，是中國的經濟仍然保持增長，而人民亦擁有蘇聯所不存在的出入境自由。
可以說，直到2000以前，中共的成績，並不比蘇聯優勝，真正值得稱為成功的是2000以後，經濟力持續增長固然是一項，然而政治及軍事影響力的上升，發生於美國及歐洲國力下降，特別是美國因為在中亞及中東浪戰，消耗經濟及軍事力量，嚴重增加經濟負擔，排擠科研經費，最終卻一無所獲。此消彼長，才覺得中國的政治、軍事力量強大。
如果我們認為現在的改革開放，當成先前斯大林模式的延續，那麼這個"中國模式"，不過是到了蘇聯了同樣年期的鼎盛期，無法斷定會否失敗，而且在這個高度控制的模式下，經常可以出現開放=收緊的改變，假如沒有勃列日列夫時代加強經濟規劃，重新完全控制公民社會，阻斷和西方交流，蘇聯會否在89年末崩潰? 也是未知之數。
蘇聯經驗證明，這種政府控制模式，無法抵受經濟衰退，亦無法避免統治集團的政治鬥爭引起動蕩，更無法制止管治集團犯下致命錯誤。
從另一角度，將"中國模式"理解為脫離斯大林模式，大規模引入市場經濟，中共無疑是有一定成績，不過這個"中國模式"開始的日子到今天不過三十年，真正有明顯成績的，不過是最近十年時間，正好這段時間有很大部分與美國復興重疊，而這段時間中，直到2008以前，都未有全球性的經濟大危機，所謂確定有中國模式，以及其成功，實在言之尚早，待過得了兩個經濟危機，甚至一次大規模戰爭，才可以起碼說明這個"模式"有足夠的生命力。
實際上，"中國模式"是否甚麼神奇的事物，一如執政集團所說，是其獨創的獨特制度?
我們先從經濟政策來說，自古以來，政府主導經濟就是常態，先物論古代貴族和統治者不動求生產營商的時代，在中史中，春秋戰國的紀錄中，已經有大量政府主導產業的記載，在歐洲不論希臘羅馬，最後進入專制軍主時代，為了富國強兵，都有動用國家政策，鼓勵經濟和特定產業，有些時候設立政府經營，有時提供誘因讓平民投資。
實際上，崇尚市場力量，降低政府參與的，歷來只有兩個思想派別，一是中國的道家，二是近代西方的資本主義，其他所有政府和政治都主張政府大力干預。
再看政治方面，中共類似的領導制度，本來就是參照蘇聯而來，放寬一點，就寡頭執政團的政治方式，有或有無血統關的獨裁者傳位執政，並不罕見。中國人可能習慣天無二日，民無二主，以家族傳承為主，所以對這些方式感到陌生，不過西方歷史中，希臘一些城邦，羅馬、威尼斯都有這些安排，在說中國"塞外"和歐洲的部落年代，很多都是部落共議，族民互舉等方法安排管治方式，就算滿清，原本起家時也是以八旗王爺共議體制，以後再演變為皇家一統。
在共產主義地方，大幅度引入市場經濟，這個"中國特些社會主義"和衍生出的"中國模式"，固然是獨創，不過在寡頭專政的地方，實施混合國家主導和市場經濟，則並非甚麼新鮮的事。先不論中央政府無法全面控制國家的中華民國時代，滿清時的洋務運動，日本明治維新都是例子。
至於為甚麼要拿"中國特些社會主義"和"中國模式"的招牌，宣揚自身獨創性，無非如<不可忘記毛澤東>所說，純粹為現實需要，這些招牌，一可以提高執政者革新的形象﹔二來可以讓他們顯得聰明而有見地﹔三來可以說一切都在摸索，讓民眾有更多耐性和容忍﹔最後，有任何問題時，都可以推說遇到新的問題實在無可避免。
到少有所成的時候，執政者就可以那來做政績，畢竟能夠提出新方法，而又成功實行，聽起來，總比說將舊的事情從做一遍來得偉大高明，執政者自然又可以得到一個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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