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社會問題之二
上回話説印度的問題出在極端的貧富懸殊。
紐約時報也提到印度在兩年間提高利率十一次卻不能壓抑通脹的問題，情況與中國類似。
調整利率乃貨幣政策的最常用方法，一般而言利率上升則通脹下降，所謂的泰勒原則（Taylor rule）是也。我們的問題是爲什麽貨幣、利率政策在印度與中國不起作用（中國貨幣政策失效一大原因「三難」問題）。
我認爲利率乃「平均」之工具，正如GDP增長，所涉及的是一個經濟體的總和與平均面。當利率調整時它是以平均的方法影響經濟體的所有人，但它的影響力卻對不同人有不同的比例。對擁有大量財富的人來説，利率往上調整並不會太大的影響他們的消費與投資意欲。只有他們對將來有憧憬，他們則會繼續投資，而他們判別經濟狀況的方法是消費的總額，而不是消費者人數。對於貧窮的人來説，利率往上調整直接影響他們的貸款與消費能力，利率越上升，他們的貸款、消費能力越低。因此，假如富裕的人握有社會大部分財富，他們會成爲消費額的主要組成，對這個總額龐大但成員越來越少的市場投資，直到貧富差距太大，成員逐漸退出而引起總額下降。總括來説，社會越不平等，利率政策壓制通脹的效力越低，但製造貧富差距的效力越高。
全球化是導致利率政策失效的另一原因，它在某程度上掩蓋了貧富懸殊問題。相對於資本市場、融資渠道較爲封閉的國家而言，全球化的社會沒有太多激勵去改變財富分配問題，因爲不平等問題可以投過國際資本市場得到緩衝。全球化為本土社會帶來外來資本，在消費成員不改變（或規模較小的增加）的情況下增加總消費額，但並不會改不平等的社會結構。這種力量使得玻璃天花（glass ceiling）的問題更爲嚴重，為社會帶來「錯誤的希望」。
http://wp.me/pXZbk-xF
Filed under: 發展, 經濟學, 政治與經濟 Tagged: 社會發展, 經濟學, 經濟政策, 通脹, 世界政治經濟
on 山中雜記: http://montwithin.wordpress.com/2011/08/30/%e5%8d%b0%e5%ba%a6%e7%a4%be%e6%9c%83%e5%95%8f%e9%a1%8c%e4%b9%8b%e4%ba%8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