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30 March 2014

3月29日一位尼师自焚的地点是平汪先生的家乡-巴塘

巴塘县被改名为“康宁寺”的曲德贡巴。

平汪先生的故乡是巴塘。
3月29日下午3时左右,一位尼师在康巴塘(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被改名为“康宁寺”的曲德贡巴附近自焚抗议。据悉,当尼师自焚,有在场的朝佛信众围过来扑灭火焰,随即将烧伤严重的尼师送往医院,但因医院立即被军警严密封锁,尼师的情况不明,她的名字、年龄、家乡、伤势都暂还不知。

而这位尼师自焚的地点,正是3月30日早晨去世的平措汪杰先生的家乡——藏东康区的巴塘县。这是在巴塘县发生的第一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不知道远在北京、久卧医院的平汪先生是否感知到家乡那燃烧的火焰格外炙烤。这燃遍全藏的抗议之火,将“解放”的神话烧成了灰烬。

藏名为曲德贡巴的康宁寺,在遭清末将领赵尔丰屠戮时改为“丁宁寺”;1941年,国民党高官戴传贤题写“康宁寺”匾额,寺院被更名,沿用至今。

1940年的巴塘县及曲德贡巴。(照片下方广大的建筑物是寺院)
历史上,曲德贡巴曾经三劫:1905年被赵尔丰焚毁,“将寺内佛像铜器,改铸铜元,经书抛弃厕内,护佛绫罗彩衣,均被军人缠足。惨杀无辜,不知凡几”;1956年被中共军队的飞机轰炸;文革时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破坏。遗憾的是,如今连许多僧人都不知道百年前寺院被赵尔丰焚毁、僧侣遭赵尔丰屠戮的历史。仅仅知道寺院创建数百年,最早属苯波,再属噶举,五世达赖喇嘛时改为格鲁巴等教法史显然不够,寺院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其实紧密相关。

以下,是134位自焚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4年3月29日,在境内藏地有129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34位藏人自焚,包括20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14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11人,境外3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50位自焚藏人(境内47人,境外3人;包括两位伤者、45位牺牲者、3位生死不明者)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自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即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12月,28起自焚(境内藏地26起,境外2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1起。
6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7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
8月1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9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11月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
12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

2014年2-3月,5起自焚(境内藏地5起):

2月2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3月3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5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4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即133人:安多105人,康22人,嘉戎3人,羌塘2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6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或桑曲(今夏河县)16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以及安多左格(今若尔盖县)9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即133人——
四川省藏区66人:阿坝州阿坝县36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9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4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巴塘县1人;
甘肃省藏区29人:甘南州玛曲县2人、夏河县16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
青海省藏区29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2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曲麻莱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6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西藏自治区9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2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14人,女性20人。其中有24位父亲,10位母亲,遗下未成年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7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37位普通僧侣,7位尼师,共计47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觉囊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66位牧民和农民,大多数是牧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组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7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3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1位洗车店店主。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34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14人牺牲(境内111人,境外3人),其中81人当场牺牲(1人在尼泊尔自焚当场牺牲),31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被送往印度新德里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即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

另有15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有15人情况不明。其中7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和5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寺院或家中,如同人间蒸发,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报道他于数月后返回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但目前状况不明。

2014年3月29日自焚的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尼师的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自焚后,先是被僧俗藏人送到医院,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

境内藏人玉树退休干部巴桑拉毛自焚后,在医院治疗。

5、自焚者名单:

(1)128位境内自焚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26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旺钦卓玛,贡确索南,西琼,才让杰,贡确才旦,次成嘉措。

2014年(5人)——彭毛三智,洛桑多杰,久美旦真,洛桑华旦,巴塘尼师。

(2)5位流亡自焚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2人)——竹钦泽仁、嘎玛俄顿嘉措。

(另,在2009年之前自焚的,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流亡藏人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流亡藏人拉巴次仁。)

补充:

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告”,强调“哪里发生自焚案件就对哪里进行‘严打’整治”,即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乡村及寺院等进行连坐。并且,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了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的情况,还出现了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的情况,还曾出现过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及境外的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以上所记录的131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

1、7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在异地蹊跷身亡,久谢杰服毒自焚时毒发身亡;而成列与卓玛杰均被捕,目前情况不明。以及在印度的流亡藏人隆日多杰、次成多杰、达瓦顿珠。

2、2013年3月底,从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古镇),传出一名藏人妇女因抗议当局强拆其房屋而自焚受伤的消息,10月底时方才被证实,名叫贡觉措姆,40岁,是结古镇桑则(音译)村人,目前已从医院返回家中。

——唯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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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赤子平措汪杰先生今晨于北京去世


有“藏族革命家”之称的平措汪杰先生,于今天(3月30日)早上北京时间7点10分在北京医院去世,终年92岁。

愿平措汪杰先生此刻安息,愿他来世重返雪域,为深爱的图伯特民族成就美好的愿力。

平措汪杰先生是西藏近代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一代藏人。他为雪域民族上下求索,他的一生恰是西藏命运的折射,虽然他最终怀着极大遗憾离去——他曾给胡锦涛多次写信,也给习近平写信,希望中共与尊者达赖喇嘛对话,希望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但他以他的赤子之心,在人生末年绽放出无比辉煌。

以下为平汪先生的简历:

平措汪杰:全名葛然朗巴·平措汪杰,简称平汪,汉名闵志成。1922年生于西藏东部康区巴塘,是家里长子,有五位弟妹。1936年在南京就读蒋介石亲任校长的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1939年组建“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任书记。1940年,因领导学生闹学潮被学校开除。1942年在西康首府康定组织成立“星火社”。后在拉萨组建“雪域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1945年在云南德钦组建“东藏人民自治同盟”。1949年被噶厦政府驱逐出境,转为中共党员。后返回巴塘,组建“中共康藏边地工作委员会”、“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担任书记。

1950年被任命为解放军进藏南路部队党委副书记、民运部部长。10月解放军攻占昌都后任“中共昌都分工委”副主任。1951年4月,平汪陪同阿沛·阿旺晋美抵达北京,并列席了北京和噶厦政府的谈判,担任翻译工作。《17条协议》签定后返回昌都任进藏先遣部队党委委员。1953年,平汪任中央民委政法司副司长、兼任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平汪任筹委会委员、副秘书长,并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筹委会办公厅党组书记、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

1960年,平汪以“反革命嫌疑”罪入狱,并被指控为“地方民族主义者”,关押于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并受到酷刑审讯。期间,平汪的父亲、妻子被迫害致死,其长子被关押六年。另外,他组建的“中共康藏边地工委”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其中六人被迫害致死。

1978年4月,在秦城关押18年之后,56岁的平汪出狱。1980年,在北京中南海受到胡耀邦接见。同年,平汪撰写的《对修改宪法有关民族部分的几点意见》、《平汪与旅外藏胞回国代表的谈话纪要》引起关于民族问题原则的争论。1986年,平汪与茨旦央珍结婚。1990年,平汪的哲学著作《辩证法新探》出版。1994年,其第二部哲学著作《月球存有液态》出版。1997年,平汪主编的《中国民族自治州投资指南》、《中国民族法制论文集》出版。

1998年,平汪夫妇与江泽民在北戴河特别见面;2004年以来,平汪给胡锦涛连写四封信;2012年,给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写信,就“妥善解决好西藏问题及其遗留问题”,呼吁中共“与达赖喇嘛关系和好”,呼吁中共领导人在北京“与达赖喇嘛友好相见”,要求中共与达赖喇嘛真诚对话,让达赖喇嘛重回西藏。

2008年,平汪英文传记《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 》在美国出版,作者是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2011年,该英文传记的中文译本《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時代和政治生涯》(黄潇潇译)在香港出版。

2014年3月初,平汪著作《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在香港出版。平汪称这本33万多字的文集是“我的政治遗嘱”。书中对中共当局的现行民族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敦促北京当局放弃偏执成见,准许流亡的藏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他在书中提醒中共执政者,民族政策必须以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和权利为基础,否则会导致对抗。如果中共当局能像目前对台湾领导人那样对待达赖喇嘛,和解过去的恩怨,将会带来汉藏和平而不是西藏动乱。

附:BBC报道:中共前西藏高官逝世 曾呼吁让达赖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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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30日


消息称,曾参与协助中共进藏,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平措汪杰于北京病逝,享年92岁。

路透社引述平措汪杰长子平康称,平措汪杰星期天(3月30日)早上离世,家属按照西藏习俗安排了喇嘛为其诵经;藏族异议作家唯色在其Twitter上说,平措汪杰于卫生部北京医院离世。

平措汪杰简称平汪,汉名闵志成,1922年生于西康省巴塘县(今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藏族党员之一,被称为引汉人进藏的“红藏人”。

平措汪杰晚年曾多次去信促请时任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话,他在3月初出版的著作中更呼吁北京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这本著作《平等团结路漫漫》出版之际正值中国举行全国“两会”之时。香港亲北京报章《大公报》网站当时引述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白玛赤林说,平措汪杰的呼吁是个人行为,不能代表西藏人民以及西藏(全国人大)代表团。

白玛赤林当时说,平措汪希望达赖喇嘛回来可以自行邀请,“达赖(喇嘛)能不能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怎么回来,(北京)早就有明确的态度”。

重用后遭排挤

中共入藏前,平措汪杰创立了西藏共产党,以及中共康藏边地工作委员会、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等中共地下组织,领导游击队对抗国民党政府。

中共建政后,平措汪杰于1951年带领解放军入藏,1954年北京与达赖喇嘛谈判期间为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担任翻译工作。

不过到了1960年,平措汪杰被中共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囚,送往北京秦城监狱长期单独关押,直到1978年获释,继而获得平反。

平措汪杰其后拒绝了出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的邀请,并开始对中共处理西藏问题和对待达赖喇嘛的手法提出异议。

2004年起,平措汪杰多次向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去信,批评地方领导利用打击西藏分离活动来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而且拒绝承认达赖喇嘛在藏人社群中的地位。

他在遗作《平等团结路漫漫》中提出,如果北京让1959年就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回乡,迄今为止一直在国际化的对抗局面,将转变为非对抗性的国内问题。

平措汪杰的死讯传出后,一些藏人与异议人士在微博和Twitter上致哀,称呼他为“民族伟人”。

唯色在其Twitter上称呼平措汪杰为“藏族革命家”,并称“他是西藏近代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一代藏人”。

中国民族问题专家,唯色的丈夫王力雄对路透社说,随着平措汪杰离世,中国又少了一把同情达赖喇嘛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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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9 March 2014

服贸协议:中台一体化的最后铺路石

何清涟

服贸协议,我去年因台湾朋友需要帮其详细解读过部分内容,认为那是中台一体化的最后一块巨大的铺路石,达成之后,两岸“和平统一”水到渠成。

先说服贸协议的问题。

*服贸协议:问题产生于两地制度差异*

这服贸协议的条款,大体上是双方在许多领域的互相开放,台湾允许大陆资本进入,大陆亦允许台湾资本在相同领域投资,只是在投资形式,如合资独资等上面有具体的股份设置规定。

真正的问题在于协议之外,即两岸的政治社会体制不一样。台湾已经民主化,实行自由市场制度,没有行业准入的各种政治限制。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是在政府管控制下的半行政化干预市场经济。这种体制的国家与任何民主国家的交流,很容易凭借制度的不同,获取利益。以下我先举例说明。

以媒体业而言,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承诺今后数年内逐步放开。此后,中国在海外大肆推行“大外宣”计划,新华社多语种媒体在美欧及全世界相继落地并设立记者站,收购英文媒体,各种外宣刊物如雨后春笋。以美国为例,所有由中共控制的媒体(包括网站)可以自由地批评美国的一切,从政治、外交政策到经济社会,尤其是中美关系上的评述几乎就是新华社与《环球时报》的翻版。

外国媒体不但没有得到相同的待遇,反而受到严厉控制。中国高层领导和政府文件多次重申,外国政治类新闻媒体不准进入中国。即使进入中国的外国记者,其报道也会受到各种干扰,每年一次换发签证的制度就是迫使外国记者自律的重要手段,不少记者因为发表过中国政府不喜欢的报道,被停发签证,如路透社的 慕亦仁,被迫中止在中国的记者生涯。2013年12月《纽约时报》与彭博社因为报道过中国高层家属的腐败故事,两家媒体的几十位记者在换发签证时遇到的阻碍就是一例。彭博社为了在中国传媒市场立足,最近已由董事长公开表示,该社此后不再在中国做商业经济之外的报道。

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造成的结果就是:进入你的国家,我利用你的自由做我想做的一切;你进入我的国家,我用我的专制手段,限制你的自由,迫使你乖乖就范。

中台服贸协议面临的问题,其实就是其他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但由于台湾与中国特有的复杂关系,台湾几乎没有任何修改规则的能力。

*服贸协议可以实现大陆对台湾的吞噬*

我对服贸协议的一点研究,缘自2013年12月一位台湾朋友的请求。这位朋友曾就其中关于印刷业开放等几个问题向我咨询。服贸协定中有这样的条款:台湾应对中国开放印刷及其辅助服务业,同时北京也允許台资在大陆设立合资、合作企业,从事出版物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业务,大陆方投资应当控股或占主导地位。

从条款看来,似乎不平等只体现在大陆可在台湾独立投资,台资到大陆则需要合资且不能居控股地位。但真正的要害不在这里,在于台湾与大陆对印刷业的定位及管理方式完全不同。台湾是民主社会,印刷业是作为纯粹的工商业来管理;大陆是个专制社会,控制思想与意识形态,各种印刷品如报纸、期刊、书籍、年画、图片、挂历、画册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装帧封面等,统统被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的载体,列入审查范围,印刷业因此不可避免地被看作是涉及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宣传的特殊领域,归口于新闻出版总局管理,同时还要到公安局报备。《印刷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15号)第八条第三款规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出版物印制许可证向公安部门申请,经核准,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

由于报纸、期刊、书籍、图片等类印刷品承载的内容必不可免涉及政治,国内印刷业分国营、民营、外资等三大类,这些企业从事的印刷经营种类,在申请执照时均有规定,执照不得转让、出租。

《印刷管理条例》第十五条是条纯粹的政治规定:“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不得印刷国家明令禁止出版的出版物和非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出版什么书籍,出版社有自我审查过程,向上级机构申请书号及印刷许可时,印刷物在出版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审核批准,取得出版物印制许可可证,就是一个政治审查过程。

十五条所说“国家明令”涵盖面极广,比如危害国家安全的、反对政府的、有关党与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的、对台湾政策及对外政策的,有关文革、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的。异议人士的书籍,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去世的,都不准出。以上禁令,都是历年不断通过内部文件、电传、电话等口头指示不断下达的,而且从无废除之说。官员退休后要出回忆录,也有专门规定,需要特批,比如中共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需要中共中央办公厅特批,批后出版需要审稿,这就是《李鹏日记》在香港都不能出版的原因。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判刑入狱)因为生命垂危,不顾禁令,出狱后在死前将其日记在香港出版。

除了政治限制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台湾民众包括学者也不一定能够想到的,即台湾印刷业的实力远不如中国大陆。中国印刷业经过2010年代近十年整合,形成不少非常有实力的大型国企,无论从技术实力还是资本规模,台湾企业与之相比,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因此,服贸协议当中印刷条款的落实,将是大陆资本长驱直入台湾印刷业,整个台湾印刷业将沦为大陆政治工具,这与极小部分台商到中国赚几个小钱的利益相比,其中利弊非常清楚。

*服贸协议:中台一体化的最后一段铺路石*

台湾的反服贸活动,从3月18日开始,目前还在继续。我赞赏台湾青年学子们的勇气,但我也深知台湾的命运,在多年来与大陆的多层次互动中其实已经注定。从其命运走向来看,反服贸协议行动只是大陆对台“温水煮青蛙”过程中最后的N跳之一。国民党在与民进党争斗中挟共自重,对北京形成极强的政治依附,大陆对台湾媒体的红色渗透也非常严重。从经济上来看,台湾的产业早已移往大陆,其GDP广义上有70%与大陆相关。如今台湾经济空心化,青年们的失业现象日益严重。服贸协议一旦签订,台湾经济将被大陆资本掌控。用台湾资深媒体人胡忠信的话来说:“这次大学生完全站到第一线,服贸协议(只)是个引爆点。服贸协议签署给弱势者、低薪族或年轻人的感受是:我的未来被出卖了,所以他们站了出来。”

对香港大陆化的厄运。港人已有非常痛切的总结。李怡说,“香港曾经是台湾人殷羡的榜样,今天沦为台湾人的前车之鉴,除了中共没有落实一国两制之外,最关键的是许多港人没有把香港当作自己的家园,只管赚钱或捞取政治经济利益,未必愿为公义牺牲经济利益。”台湾青年对此已有初浅体会,推特上出现一张照片,上书“爷爷革命,爸爸才有票投;爸爸乱投票,儿子就得革命。”我认为这段话总结得极有道理。

如果说香港大陆化的命运是“天注定”,港人多少有点无可奈何,那么台湾与大陆的一体化,其中责任至少有一半得由台湾政界及商界承担。台湾与香港不同,本是一个独立的民主政治体,皆因台湾80及90后的父辈们争先恐后地跑到大陆淘金、包二奶,沉迷于花天酒地,毫不顾及台湾这个家园的前途,因为政治短视迎合北京政府投票,导致台湾走到今天这一步。反服贸活动,只是台湾90后一代向父辈讨债的开始。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4年3月24日,http://ift.tt/NJWL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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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服贸:台湾人的自我拯救 ——兼论对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启示

何清涟

自从马英九政府执政以来,台湾的国府所作所为就越来越象港府——北京的政治代理人,台湾媒体被中资明目张担地渗透,经济上的空心化日益严重,国民党对北京的依附成了该党的政治资本。因此之故,北京已经将“统一”看作指日可竟之功。北京推出《两岸服贸协议》(以下简称为《服贸协议》)的目的,就是打算为中台一体化铺上最后一块铺路石,没想到这一桶滚水倒进去,将温水里的一些青蛙烫得猛跳起来,开始自救了。

台湾学者剖析《服贸协议》陈明利弊

台湾反服贸并非即兴而起的一场街头运动,更非中国官媒宣称的青年们赶时尚。它是台湾学界、学生、市民等多重叠合的利益诉求,其中隐含的最重大目标乃是保卫台湾的民主制度。对持续多年的“红色渗透”,台湾学界及民间社会早有感觉,无奈蓝绿之争早已经让台湾的民主政治处于半瘫痪状态。这次以服贸为引爆点,乃因台湾人民感到再不行动,台湾将步香港后尘,民主制度难以保全。

大陆官媒宣传说《服贸协议》是中台双赢,台湾反对者因为不懂,故尔盲目反对,并被台独势力所利用。但这次他们所说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台湾民众并不相信那些说法,比如说“一旦通过《服贸协议》,台湾的产业就会全部倒闭”之类的。最开始,台湾民众主要的反应是“政府在《服贸协议》上沟通不足”、“官员说明时术语太多、越听越迷糊”。

从专业角度讲,《服贸协议》乃北京有备而来,准备了很长时间,涉及几十个产业,如果没有专业人士对两岸的相关产业及政策做详细研究,确实无法指陈利弊。正是台湾大学几位学者的努力,台湾民众才能了解《服贸协议》对台湾造成的实际伤害。

为了解析《服贸协议》,以台大郑裕玲、张锦华等几位教授不惮劳烦,逐条解析。经过数月努力,终于写成《两岸服贸协议对我国的冲击分析》,为本次反服贸提供了专业分析。

中国的政治反对者(包括维权者)当中,有些人因自身文化不高,出现反智倾向。在对民主运动与民主制度不甚了了的情况下,经常极度夸大街头活动的意义,鼓吹“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以奚落辱骂“公知”为乐。本次台湾反服贸运动,至少应该让这些人懂得一点,现代社会并非农民起义时代,长矛大刀一举,砍人头就算革命,“刘项原来不读书”是行不通的。

民主社会成长的青年易于组织

台湾青年的政治冷感缘于对蓝绿党争的厌倦。但他们成长于民主社会中,其社会化过程使得他们具有清晰的权利意识。如果说在大陆动员学生参加社会运动,还得经过一番反洗脑,才能让学生们摆脱“民主不能当饭吃”的“动物农庄意识”。台湾青年学子知道捍卫权利必须通过社会参与,因而投入到反服贸运动中来。一旦投入,他们这代人又能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迅捷传播并组织各种活动,效率很高。例如他们搜集各种信息,做成《服贸协定非懒人读本》,里面附有《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全文》与附件,另外还列有关于自由贸易重要性的普及版,在《关于中国因素》一栏,还列了六篇文章,特别解读各种中国因素是否会发生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于不懂服贸协议的人来说,关于程序暇疵(五点)、关于产业影响(六点)、世代差异与冲突、“服贸之后,我们该做的事”,都具有指导参考意义。

反服贸还产生了一个“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组织开办了“反黑箱服贸街头民主教室”,进行反服贸常识普及活动;Face Book 上开设了一个反黑箱服贸协议社区community,随时发布各种信息。与马英九政府的官方解释相比,反对者以浅显易懂的网文、图表、漫画、视频等,在《服贸协议》的话语权和解释权上占了上风。他们在网站上专门列出全台湾立委名单及电话,动员台湾民众履行公民义务,行使公民权利,给立委打电话,表明反服贸的态度。

国民党除了努力将反服贸拉向蓝绿党争之外,最尴尬的是无法解释马英九政府为何要尽快通过《服贸协议》。一位美国华人发推说,“电视上看见马英九总统说,如果服贸协定被否决,‘人家会说我们不守信用。’这个‘人家’是谁?大家都知道。国共谈判吃了这么多亏,还怕‘人家’不信任你。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不是电视上直播,不敢想象他会用如此直白的语言。难怪他的支持率低到被冠以‘九趴总统’的称号。”

反服贸于台港的意义

近年来,由于马英九政府对北京的叩头路线,两岸统一之势渐成。台湾青年一代在享受前辈艰苦奋斗争取来的民主自由之时,并不知道因为与大陆的种种羁绊,守护民主自由并不容易。是服贸协议这桶滚水烫醒了他们,使他们开始行动起来,行使公民权利,守护台湾。

这次反服贸在香港引起很强烈的反响。民主人士李怡用他的方式提醒台湾人,“香港曾经是台湾人殷羡的榜样,今天沦为台湾人的前车之鉴,除了中共没有落实一国两制之外,最关键的是许多港人没有把香港当作自己的家园,只管赚钱或捞取政治经济利益,未必愿为公义牺牲经济利益”。有一张在网上广泛流传的照片,画面是一位戴眼镜的香港青年在脖子上挂一块牌子,上书“我是香港人,请踩在我们的尸体上,想想台湾的路。”与此同时,香港人发动了“守护民主,抗拒黑箱:香港人力挺台湾反服貿”的活动,支持台湾反服贸。

反服贸在中国大陆引起的认知分裂

如同所有反对运动一样,台湾反服贸在中国大陆的网友当中,同样引起严重分裂。

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媒体如香港文汇网在微博上说,“反服贸成了台湾年轻人的‘时尚’”,努力贬低参与者的觉悟与政治意义。人民日报海外版则称服贸给了台湾多少让利,希望反对者“请先做好功课再说”,还在《变质学生运动折射台政治困境》中称,“两岸服贸协议本是两岸双赢的经济协议,如果迟迟不能生效,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诸多后续谈判都会受到负面影响。面对时不我待的发展机遇,台湾经济却一再被民粹政治拖了后腿,这既是台湾经济的困境,同时也是台湾政治的悲哀”。还有人将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1000多亿美元看作是大陆给台湾的好处。

上述言论得到不少平时还算清醒的公知附和。中国网友大都对台湾同胞的“忘恩负义”表达愤怒与不满,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给了你们那么多好处,你们还不知足,搞什么反服贸”——这一思维的误区根源在于:认为金钱可以买到一切,即使是人的自由、尊严、权利等等,也都可以在“给了钱”之后逼人让渡。中国政府在维稳中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人民内部问题人民币解决”。这种思维主导下的社会,很难真正理解“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尽管大陆删帖非常厉害,还是有一些不同声音能传进去,我写的那篇《服贸协议:中台一体化的最后一块铺路石》,就被大陆网友多方流传。在某网站微博上被人转发后,一天之内转发逾8万多,但旋即被封杀。从回帖者的言论看来,当人们明白台湾人为何要反服贸之后,大多持支持态度。尽管这些人从未到过台湾,但他们却缘于一种朴素心理,中共在大陆的专制统治缺乏人性,台湾同胞不应该受这种苦。在他们心目中,台湾民主制的建立,不仅是台湾人民的胜利,还以其存在粉碎了“华人社会不适宜民主制”的谬说。

网络时代封堵不住资讯,我相信台湾反服贸给中国大陆的政治反对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无论是组织手段还是传播手段、尽可能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等方面,台湾反服贸都有可借鉴之处。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7期 ,2014年3月21日—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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