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主权移交26周年 社民连临时取消示威

来源:
自由亚洲

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6周年，香港社民连当天原本计划到政府总部示威，就言论自由和输入外劳等议题有所行动，但受到所谓“强力部门”介入需取消行动。特首李家超在特区成立26周年酒会上指出，要警惕香港软对抗，维护国家安全。

综合国际媒体1日消息，疫情大流行之前，过去多年民主派在七一举办大游行。今年是香港政府撤销防疫限制后第一个“七一”，社民连副主席周嘉发表示，当天早上从上午9时至10时许，共收到五次来自不知名人士的电话，但他并无接听。翻查资料，他去年七一前夕曾被国安处警员上门搜查及带到警署，提醒他七一不要有行动。

以往为民阵七一游行起点的维多利亚公园，自30日起一连三天举行庆回归活动。周六有多辆警车停在维园出入口，天后地铁站外有警员巡逻。过去多年的七一游行路线有不同民间团体及政党摆设街站，但今年却不见有团体示威等。警方明显加派警力在各区巡逻。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07/%E9%A6%99%E6%B8%AF%E4%B8%BB%E6%9D%83%E7%A7%BB%E4%BA%A426%E5%91%A8%E5%B9%B4%7C%E7%A4%BE%E6%B0%91%E8%BF%9E%E4%B8%B4%E6%97%B6%E5%8F%96%E6%B6%88%E7%A4%BA%E5%A8%81.html

维舟：瓦格纳叛变暴露出俄罗斯的什么问题？

维舟 Matters 20230628

俄罗斯的体制已经无法适应一场现代战争。

世人几乎还没反应过来，瓦格纳叛乱在24小时内就结束了。本来观众们以为这将是一场内战，结果它倒更像是一场实时化（real-time）的危机公关，乃至一场索然无味的戏剧——很多人看到结局时都想说："散了吧。"

这很容易让人低估了这一危机的重要性，胡锡进就说，普京几乎兵不血刃就处置了兵变，可见其政治资源依然很多。然而，这真的只是一个小插曲吗？

在我看来，这是极为严重的事变，不仅仅是对普京个人权威的损害和羞辱，更关键的是，它空前暴露出一个问题：俄罗斯的体制已经无法适应一场现代战争。

现在回头来看，俄罗斯并没有为陷入当下的战争局面做好准备。极有可能，普京事先对乌克兰设想的是一次有限战争：干脆利落，在引发战争扩大化之前便结束战争，确保不会引发一个反俄同盟。

然而，这一点很快就落空了，不仅是因为乌克兰出乎意料的坚决抵抗，也因为这场战争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既不明确也不有限，而这就势必引起战争的扩大化。

此前，无论是车臣战争还是南奥塞梯战争，俄罗斯都无须动员其全部力量就能达成政治目标。在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中，俄罗斯甚至不费一枪一弹就拿下了这个具有战略地位的半岛，而西方只是软弱无力地抗议了几声。这可想鼓舞了普京的切香肠战术：既然你们可鄙地缺乏政治意志，那么再来一次试试？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玩的是一个危险的边缘游戏：在不变革体制的前提下，打赢战争并捞取利益，因为要变革体制，可能削弱而非强化自己的权力。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操控技巧，必须既不引发国外反击，又不激起国内反对。

那怎么才能做到？除了动用有限的正规军之外，这就得借助体制外的非正式力量。

在后冷战时代，各大国军事改革的方向都是一致的：打造一支小而精的快速打击力量，这既是因为看到了美国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的成功，也是因为战后的国家冲突模式已经变了，早先那种总动员模式似乎早已过时，重要的是在一场局部战争中高效达成政治目标。

为了实现军队专业化，就需要把一些非核心的事务外包出去，黑水公司、瓦格纳就此兴起。乍看起来，这是完美的演进方向：既实现了专业化，又通过外包节省了军费，还绕过了现有制度的种种规定，不需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甚至还能鞭策一下迟钝的军队领导层，就像俄罗斯谚语说的，"梭鱼在河里，就是为了不让鲫鱼睡觉。"

现在的问题是：乌克兰战争一开打，很快就失控了，它并不像预先设想的那样是一场21世纪的有限战争，倒不如说更像一百多年前那种"绞肉机式"的总动员战争。

对泽连斯基总统和所有乌克兰人来说，眼前没有退路：要想一对一击败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是希望渺茫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的国际化，把乌克兰战争变成一场欧洲危机，动员所有的潜在盟友支持自己的反侵略事业。

一旦战争不再局限于两国的单边冲突，普京就失算了。将石油、粮食武器化并不能让欧美屈服，战场上也陷入了僵局。半年后，手头的牌一一打完，他只得在国内进行动员，但这可想只能降低他的支持率，毕竟谁也不想到前线去为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而送死。结果，他没多久就不得不宣布停止动员。

"动员之后如何？" "26万人。" "好消息！" "……逃离了我国。"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俄罗斯正在重蹈苏联当年在阿富汗战场的覆辙。那是对苏军来说一场充满"意外"的战争，发生的一切和军事教科书上、训练时的情形迥然不同，只好重新学习。但有一条老规矩一再应验：动用大批正规部队对付非正规部队会事倍功半，通俗地说，正规军很难打败游击队。

在乌克兰战争中也是如此，极其灵活的乌克兰作战小组让俄罗斯正规军措手不及，反倒是瓦格纳这样的非正式军事力量以更低成本达成了作战效率。然而，这本身就是对正规武装力量的嘲讽，在苏俄的军事传统中，军队主要是在为大规模战争做准备的，而对这种小股游击队的作战被看作是警察部门的事，是次一等的，结果却证明正规军无法应对新型的非对称作战。

战争给了瓦格纳集团壮大的机会，但它却得不到相应的地位和充足的给养，还长期脱离于军队之外，这当然会使双方关系紧绷。也因此，军界早有传言，说普里戈津可能调转枪口，向莫斯科进军。两个月前，军事博主佩戈夫（Semyon Pegov）在采访普里戈津时还曾当面向他核实，得到一个轻描淡写的回答："有趣的想法!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试对照一下晚清的情形：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南方各省之后，八旗、绿营均无力镇压，倒是曾国藩自发组织的地方团练武装连战连捷。咸丰帝一度还为之大喜，却有军机大臣提醒："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曾国藩也深知这一点，在攻陷天京17天后就决定解散12万湘军，尽管如此，湘军、淮军的崛起还是在事实上造就了新的权力中心。

为什么当年英国可以授权东印度公司征服印度，不用花纳税人的钱，坐收巨利，还不需要担心危及权力？至于黑水公司，虽然因其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而声名狼藉，但很难想象它会对华盛顿发动什么武装叛变，但这又是为什么？

问题就在这里：战争的民营化、外包化，看起来可以节约成本，极大地提升军事效率，但这前提却是需要一套健全法治的制约和专业分工，但在俄罗斯，却分化出了新的政治力量。也就是说，这非但没能像预期的那样强化普京体制，反倒削弱了它。

瓦格纳的叛变，意味着在当下体制下，俄罗斯向外投送力量的极限：超过这个极限，反噬就开始了。在这一点上，泽连斯基说得对："俄罗斯的弱点很明显——全面性的弱点。俄把他们的军队和雇佣兵留在我国领土的时间越久，他们以后留给自己的混乱、痛苦和问题就越多。"

尽管这次普京乍看有惊无险，但这不仅仅是丢了面子，还暴露出更多深层次的问题：这场战争可能比以往公开谈论的更不得人心，因为一些前线部队竟然那么轻易就向叛军投降了；虽然批判普里戈津这个叛徒，也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但很明显，普京没能及时意识到他有多危险。

更重要的是，平息这场叛乱不是靠毫不留情的手段，而竟然需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出面协调！虽然细节没有公开，但舆论普遍猜测普京做出了不少意义深远的让步，须知，普京早些年"硬汉"形象的要件之一，就是他从来不与恐怖分子谈判！

从这种种迹象来看，普京的工具箱已经趋于枯竭。他既没了瓦格纳这样的非正式武装，也难以进行总动员化，更不能使用核武器，常被人忽视的一点是：俄罗斯虽然一再威胁使用核武器，像老派君主那样把刀剑弄得嘎嘎作响，但其实他们知道一旦越界的危险后果。如果不想陷入1917年那样的状况，那唯一的办法恐怕就是妥协谈判，结束战争，进行改革。

如果是这样，那这恰恰表明，普京的权力是受到现实制约的，就此而言，俄罗斯的体制并没有那么糟。如果上来一位普里戈津式的强人，煽动民粹，彻底总动员化，那么这样一个权力不能制衡的人物更危险得多。吊诡的是，在这一意义上，西方倒是应当支持普京，以避免更坏的情况发生。

然而，有一些事已经无法挽回：这次战争空前暴露出，普京其实是个裱糊匠，俄罗斯也已经是个空架子的纸老虎，最好别真的动用自己的硬实力，以免被人窥破虚实。

多年来，普京的俄罗斯凭借着色厉内荏的讹诈，一度捞到了很多实际利益，这给人一种它仍然强大的表象，表象被误认为是实力，到最后他似乎自己也相信了。就此而言，他是自己构造的假象的受害者。

现在，当这个泡沫被戳破之后，还会发生什么？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3/06/blog-post_928.html

港版國安法實施三周年 在台港人：中共對香港和台灣野心不變

港版國安法實施三周年，台灣的中央電台舉辦「港版國安法3週年座談會」，邀請在台港人講述國安法實施後對香港和台灣的影響。

香港藝術家黃國才指出，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藝術表達空間被限縮，港府鎮震藝文界產生寒蟬效應，甚至出現藝術家黑名單、長臂管治抹黑工程的狀況，導致創作者自我審查帶來一種自我健忘症。

他認為，台灣可與理念相近國家共同發動「藝文反侵略行動」，具體做法包括：吸納引進香港理念相近藝文人才、增強台灣自身文藝反威權力量、擴建香港藝術家交流展出平台、建立加強藝術書籍刊物出版資源、建立第一島鏈藝文反威權力量，以及把反侵略共同體力量凝聚投射到美歐西方。

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桑普指出，2019年反送中運動引起「亡國感」，讓台灣民眾產生憂患意識，導致民進黨2020年選舉大勝。他表示，中共今年變狡猾，會採取軟的更軟、更硬的方式，例如利用台灣民眾對香港資訊疲勞，進而開始不關心，以為沒有「亡國感」的危機，達到更容易操弄台灣的選舉。

桑普預估，為了不影響台灣選舉，23條立法、假新聞法、眾籌法等都會暫緩到台灣選舉之後。他認為，中共對台灣跟香港的野心從來沒有變過。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賴怡忠表示，中共在新疆做的事情，之後很有可能在香港出現，因為中共打從心裡就不信香港人，認為這些人應該被改造，透過一系列的置換，將香港人改造成為他們覺得可以用的人。

記者：鍾廣政　責編：李榮添　

from RFA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htm/tw-forum-07012023073616.html

瑞典發布報告 警示華文學校與中共關係密切

瑞典智庫發布歐洲首份針對華文學校運作的報告，揭大多華文學校與中共及附屬組織有著密切聯系，包括教材也為中國大使館提供的中共敘事內容。而後知後覺的瑞典教育機構早前主動提供支持。報告作者籲瑞典政府、教育機構等有效應對滲透風險。

周三（6月28日），「瑞典國家中國問題研究中心」（Swedish National China Centre）發布主題為「瑞典中文學校與中國共產黨的聯系」報告，這是瑞典以及歐洲首份針對當地華文學校運作情況的調查報告。

報告重點追蹤了13所活躍的華文學校，涉及2500名學生和100名教師。調查發現，其中有11所與中國駐瑞典大使館、領事館及其它中共附屬組織關係密切，並得到它們的支持。

透過中共官媒、中國使領館等公開報道，很多華文學校的教科書採用中共敘事，比如將台灣描述成「中國最大的島嶼」；刻意掩蓋1989年「六四大屠殺」，要求接受中文教育的兒童和青年要「效忠中國政府」等。
「瑞典國家中國問題研究中心」於6月28日發布披露在瑞典的華文學校與中共相關聯繫的報告。 （瑞典國家中國問題研究中心）
「瑞典國家中國問題研究中心」於6月28日發布披露在瑞典的華文學校與中共相關聯繫的報告。 （瑞典國家中國問題研究中心）

本台記者觀察到，上月6日，中國駐瑞典大使崔愛民出席了「斯德哥爾摩瑞青中文學校」的朗誦比賽。該活動的贊助方為中國大使館。朗誦內容也多為「愛國」或「鼓勵民族主義」的內容。

另一家名為「瑞京」的中文學校，在網站赫然寫道：各項教學工作得到了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和國家漢辦瑞典孔子學院的支持和幫助。

早在2017年，中國知名的「戰狼外交官」之一、中國駐瑞典前大使桂從友參加了「瑞青中文學校」的校慶活動，他在演講中使用了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等大外宣詞彙。

當地中文學校向學生傳達的非民主化信息

2019年，多年在瑞典的華文學校組織慶祝中共建政70年的活動。吊詭的是，這些華文學校得到了瑞典的公立學校和主流教育組織的支持，這些機構或提供校舍使用權，或者提供其他資源來支持華文學校的運營。 報告認為，這種作法的風險包括：中文學校向學生傳達的非民主化信息極有可能會被合法化，讓人以為瑞典間接支持中共敘事，進而質疑瑞典納稅人的錢是否被用來支持中共大外宣等。

「瑞典國家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分析師林美麗（Frida Lindberg ）和 艾克（Erika StaffasEdström）為該報告的聯合作者，她們透過郵件向本台表示，由於中共的核心本質是一個建立在非民主價值觀之上、且敵視民主的組織，華文學校與中共之間的密切聯系會使校方運作受到影響。學校亦會在促進中共期待的結果方面發揮作用，比如提高學生對共產黨的忠誠度、並改變瑞典社會對中國的看法。

兩位分析師警示，近年，近年中共在規模和範圍上不斷加大對海外華人的影響，以支持其在國內和國際議程中的野心，中文學校是中共大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報告呼籲瑞典當局推出有效應對之策。

兩位分析師也透露，報告發布後，許多主流教育組織正在審查與中文學校的合作、評估早前向中文學校提供支持和程序。以確保瑞典的組織不會宣揚非民主意識形態或傳達與民主價值相悖的信息。

她們呼籲瑞典政府、主流教育機構、民間社會、城市和地方要加強對中共戰略性影響華僑及華僑組織手段的認識。除審查相關合作外，還要輔以在民主方向上支持夥伴組織的戰略，比如開發不受中共影響的中文教材。
報告的聯合作者，「瑞典國家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分析師林美麗和艾克。（瑞典國家中國問題研究中心）
報告的聯合作者，「瑞典國家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分析師林美麗和艾克。（瑞典國家中國問題研究中心）

評論: 西方對華政策是養虎為患

瑞典華人時評人、翻譯家萬之也就此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中共的手早已伸到瑞典，應該抵制中共宣傳。但一些華人子女也有接受中文教育的權利，因此要在中文教材中徹底清除中共大外宣的內容。

萬之說：共產黨的手都伸到瑞典社會來了，而且很多瑞典社會的華人也是被它們洗腦。很多華人學校用的教材都是中國的統戰宣傳內容，如果它們上課繼續大外宣的那套，那就應該停課，就不應該教習近平思想這種東西。但是華人的子女還是應該得到中文的教育，你可以把教材換了，共產黨的宣傳和華人教育應該區分開來。

萬之也批評瑞典政府及西方的對華政策是養虎為患，導致中共觸角已深入西方。

萬之說：如果現在覺得共產黨大外宣是應該抵制的，我要質問瑞典政府，這個共產黨的中國不是你瑞典最先承認的嗎？西方對華政策等於是養虎為患，你們自己不該檢討嗎？

瑞典政治家、瑞典駐歐委會議會大會前副主席林德布勞德（Göran Lindblad）也向本台表示，這些學校以教授語言和文化為幌子，實為中共宣傳代理人，中共複制了墨索里尼領導下的法西斯在二戰前夕建立的文化中心，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而瑞典的公立學校和地方政府都太天真，獨裁政府永遠不應該被信任。

早在今年2月，天空電視台揭澳大利亞的中文學校，在教材中夾帶大量中共意識形態內容。向學生灌輸「效忠中國」思想。

時任中國國務院僑辦主任的裘援平曾於2017年公開稱，海外華人社會有「三寶」：僑團、僑校和僑媒。中共也加大相關投資，劣幣驅逐良幣，使得主導華文教育的台灣機構不斷萎縮。

中國駐瑞典教育參贊黃立瓊日前稱，這些華文學校為依據瑞典法律建立的合法教育機構，促成了兩國人民的友好。

記者 : 吳亦桐　責編 : 溫曉平　網編：江復

from RFA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se-report-06302023222303.html

國安法三周年｜至少143人受國安法迫害 紅線處處毀香港優勢 流亡人士籲不要絕望努力革命

香港國安法落實至今3年，對香港由社會、民生及經濟各方面都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更有些人因為追求民主、自由及人權等普世價值，被政權以法律為工具去將之拘捕以至囚禁。根據《棱角》的統計，國安法實施的3年間至少有143人直接受國安法影響，當中130人罪成或正接受審訊，另有13人則正流亡海外。

香港警方以國安法瘋狂搜捕異見人士始終唐英傑案，他是首名因國安法被捕人士，涉及於2020年7月1號當日駕駛插上寫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的電單車衝擊警察防。該案的審訊過程不設陪審團，庭上控辯雙方亦就「光時」口號的意義有不同的見解，最終裁定該口號構成煽動他人分裂中國，由三位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彭寶琴及陳嘉信判予罪成及監禁9年。

而國安法最轟動的案件之一﹐則要數涉及民主派初選的「47人案」，案中大部份被告為民主派初選參與者，是國安法實施以來最大型的案件，目前案件仍在審理中，大部分被告已經還押就過2年，只有少部分被告獲准保釋。

至於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被控勾結或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一案，亦廣受本地及氾海外傳媒關注。由於黎為香港的傳媒大亨，亦持有英國護照，故其案件不時被外國傳媒以至政府引為國安法破壞一國兩制的例子。

國安法在港實施3年後的今日，雖然行政長官李家超指香港對外的吸引力有增無減，但事實是近年不斷傳出不少國際企業撤出香港的消息。目前身在澳洲的前法政匯思召集人任建峰則指在國安法下，各企業即便不是一次過撤走香港業務，亦會慢慢以其他地區取代香港，他解釋：「國安法對香港毫無疑問是災難。政治打壓之外，很多國際投資者因為國安法對香港失去信心，他們不會一次撤走，但每次有空缺都會於其他地方填補。我們還有很大的移民潮，證明大家都不想小朋友在國安法底下成長。」

目前流亡英國、網名攬炒巴的劉祖廸亦有同樣見解，指國安法令香港的國際地位不斷受損，他道：「包括47人案及黎智英案等，都不斷打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由過去作為世界三大城市的『紐倫港』，現在漫漫淪為與一個普通中國二線城市無異，這亦與中共與港府整天催眠自己的說法相反。」

至於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則心痛國安法僅實施3年，就把港人過去多年建立的東西輕易毀滅，「現在香港幾乎失去絕大部分的自由，有很多禁區及紅線，有很多東西不能說。現在我們有很多政治犯，大家認識嘅政治人物差不多都已被拘捕。我們過去的民主制度基本上已完全被鏟走，換來協商式的議會。原來我們過去幾十年來建立起來的自由及權利，在國安法下是可以在幾年內完全破壞，不論是在行政、立法及司法都完全被破壞。」

香港目前的情況，或者叫人不敢樂觀，包括一眾受訪的流亡人士也直言會有心灰絕望的時候，但同時他們亦堅信仍有努力的空間，以爭取黎明早日來到。

對於未來，許智峯如此看：「我希望香港人明白他們現在的努力，可能是一場長遠的革命。有人覺得革命很極端，但其實不一定代表武裝起義。當一個政權將人民迫到如此地步，我們的目標就是與全世界一起去孤立這個政權，令到這個政權瓦解。」

對劉祖廸而言，國安法當然是惡法，但亦諷刺地成為進一步參與民主運動的助力，「對我來說，被國安法通輯一次與十次都沒有分別，這只會令我豁出去做更多幫到香港時代革命的事情。當初要不是香港政府用國安法通輯我，或者我未必會這麼快走出來，諷刺地是國安法令我為香港做得更多更盡。未來隨23條立法，相信會有更多紅線，但我亦相信香港人是不會放棄。」

身在德國的黃台仰亦承認自己不時有心灰與罪疚的情緒交集，「香港好差但我無法跟大家一起感受，這使我有很強的罪疚感。過去三年令公民社會接近『收皮』，我知很多人都覺得民主運動已經完結，而事實上我自己亦曾經有相同看法。但當我有機會同一些過去生活在東德的人聊天時，他用其經驗告訴我，無論目前多麼絕望與黑暗，一個極權政體是可以突然倒下而且毫無先兆。有東德人跟我分享，他們過去沒想像過柏林圍牆會倒下、蘇聯會解體及東西德可以統一，所以當年以為沒可能的事，只要堅持下去都會見到那一天。」

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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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港人重新定义七一主权移交日 哀悼争取自由逝者

七月一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6周年，台港的气氛大不同。在台港人自发举办哀悼会，有数十人冒雨参与。在台港人团体表示，在主权移交日举办悼念活动，是要重新定义这个日子，立志为逝者继续走港人的自由路。

另外，在台举办的《国安法》座谈会上，流亡的香港抗争者表示，《国安法》改变港人信赖可以通过法庭换取公平的方法，有香港艺术家表示，离开香港也难逃《国安法》的影响。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一批在台港人以"没有欢乐，只有伤痛"为主题，在七一主权移交纪念日，在台北举办哀悼会，于“自由广场”牌匾下，摆放数名与反送中运动相关的逝者画像，播放反送中时流行的音乐和讲述逝者故事，并在晚上10时许进行默哀，再向逝者画像献花作悼念。

有数十名参与者冒雨出席，港人Ava回想2019至今香港的改变，更激动落泪，她表示，不应忘记为争取民主过程中的牺牲者。

Ava："他们代表勇气和自由，这些牺牲的人就是代表我们的香港人，但是这些事情在国内和在香港，好像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这是可悲和可笑。香港人不管到那里都是香港人，我们争取和勇敢的心是不会改变。"

参与悼念的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冯诏天表示，七一被定义为回归，对香港年轻人来说，并没有选择权。选择今天悼念，是要重新定义七一，以及显示离散港人会为逝者完成遗志。

冯诏天：“在香港过去的民主运动，是没有人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告诉大众这些事情是必须要争取，但在2019年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血告诉我们这件事。我们在2019有曾说过要代他们走下去，所以我们今天要带着他们的意志，好好照顾自己，把这条香港的民主路走下去。”

赴汤：《国安法》改变法官审案准则 被捕者失去法援争取公平判决的机会

另外，同日有多个在台港人团体的代表，在台北有关香港《国安法》3周年的座谈会上，分享在《国安法》下香港的改变。

移居台湾的香港抗争者赴汤表示，他2019年在反送中运动期间，与另外40多人同一天被拘捕，他被控暴动罪的案件，是当中最早、在《国安法》生效前审理。他表示，当时法官是按普通法"无罪推定"的原则办案，他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挑战和推翻不合理的保释条件和判决。但在《国安法》生效后，失去法律援助，与他同被拘捕的人，已失去上诉的权利。他表示，《国安法》改变了香港人享有公平审讯的权利。

赴汤："在《国安法》（实施）前，还是有公平的审讯，我可以把我旅游证件拿回来，不用宵禁，我可以有机会上诉。但是在《国安法》通过的时候，审讯已经是一面倒亲政府的状态，公平性全被毁掉。《国安法》最邪恶是没有改变你的制度，但是破坏了公平性跟法治精神，根本没有办法利用制度争取公义，审讯只是把罪名增加到他们（被告人）的身上。"

他表示，在《国安法》生效后，每天都有包括警察和不知名人士，到他的公司，用不同的理由阻碍工作，更有人在街上贴他的相片，严重影响他的生活，也是他决定离开香港的原因之一。

黄国才：已离开香港也难逃《国安法》的长臂管辖影响

已移居台湾的香港艺术家黄国才，以歌手黄耀明和何韵诗演唱会场地被取消、六四当天艺术家在街头表演被带走等事例，显示《国安法》对香港创作自由的影响。他更尝过《国安法》跨地域的影响力。

黄国才："不要以为离开了香港就没事了。去年的时候，我在英国参加一个小小的展览，香港的党报就派人去看和进行他们的抹黑工程。这个状态就是所谓的‘长臂管治’，是很不理想和很糟糕的。你在欧洲也不安全，因为欧洲在防CCP审查，警觉性也不太高，反而在台湾更安全。"

出席同一活动的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怡忠表示，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显示中共在东升西降的判断下，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不需要香港作为连通世界的桥梁。中国对自身实力的判断，以及如何看待与国际间关系，值得在台湾研究中国的学者和智库反思，不要让误判香港情势的错误重演。

 

记者：陈子非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梒青     网编：杰西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gtai/ec-07012023142231.html

民間電台開播18載 七一前夕「熄咪」 曾健成：我們不是名嘴但勇於說出現實

開播18載，民間電台七一前夕熄咪。

最後一集節目《打橫嚟講》，錄音室內擠滿多名開台戰友，「退後少少」、「入面聽唔到你播歌」等說話，也收錄在節目當中。這就是民間電台，有點蝦碌、有點瑕疵、但也有點平民化。創辦人曾健成在節目說，感謝大家18年來的支持，欲知後事如何，請看香港發展。

民間電台在2005年開播，也在黃毓民及鄭經翰被商台封咪後的大環境下創立。民間電台曾申請廣播牌照但不成功，往後繼續開咪，利用頻譜廣播，爭取開放大氣電波，結果多次被政府入稟指控非法廣播。近年則改以網台形式運作，在網上發布節目。

如果獅子山上「我要真普選」的直幡，到連綿不斷的人鏈燈光，都是近年公民發聲的回憶。那麼想當年，他們就是人肉揹起三個發射器上獅子山，將電台節目廣播到維港至沙田一帶，算是老一輩的公民發聲方式。「18年，無人因無牌廣播而坐監，算係咁啦！」

但曾健成形容，近年政治形勢「斷崖式」轉變，紅線處處，暢所欲言難，請嘉賓更難，民間電台的恆生銀行戶口早前「被封鎖」，再也收不到捐款，兩個月前已經注銷戶口，迫於無奈下，決定轉跑道，暫停廣播，放下大氣電波。他見記者時，再三感謝身邊戰友和市民大眾，相信往後的香港，難再有公民抗命出現。

今年67歲的曾健成，人稱「阿牛」，上年在獄中服刑，今年宣告民間電台停播。他說，人生前33年是成長；往後33年是政治。最後一夜開咪，他穿上印有民間電台口號「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衣服，象徵曾經走過的路。

錄影節目後，阿牛繼續留低，幾個老鬼圍成一團，喝喝汽水，剝著花生，談笑風生。他侃侃談起當日的「威水史」，保釣行動示威，霸了整條天橋，對著日本領事館，插滿旗……記者拍他剝花生的畫面，友人取笑，他就說：「我都無嘢做，唔剝花生，做咩？」

他們又談起最近有指，無糖可樂可能對人類有害的新聞。那時候，阿牛像演員林雪上身，似足電影《恭喜八婆》的橋段，他不斷著友人說中文，說出「Coke Zero」的中文，「Zero」就是「零糖、零糖、即是靈堂」，說出一個爛笑話。

他形容自己「我們不是名嘴，但我們勇於說出現實。」這夜，他們未有急忙清理或搬走民間電台的一切，節目雖停播，但他希望還有一個空間可以繼續圍爐。他記得年初生日時，這裡流水式都可容納七八十人。老人家，珍惜這些回憶。

民間電台內，還有一個個昔日在七一遊行高舉的政治人物頭像，就像有個「唐英年」是用發泡膠製作而成的，又有個「梁振英」是用英泥搓出來的，長期放在門外地下。每個頭像都是他自己創作出來，回想起來興奮又自豪。

他說，每年元旦、六四、七一，都有成千上萬人上街，形容「香港人傲視全世界」，因為每年六四晚會後，人們都會清理垃圾、剷走蠟燭；一百萬人、二百人萬上街，兩旁的金舖都能繼續營業。

說著說著，他覺得現在很難過，希望政府能修復社會撕裂，讓香港人能夠安居樂業，可以自由地發聲，「我67歲老人家唔知有無眼可以見到，我希望年輕人繼續堅持自己理念、信念，會有明天。」

午夜將至，友人陸續離開，找不到車，來電求助，幾個老人家，一人一句，互相找車。這夜落幕，仍然有份草根，平凡而有生命力，其實很民間電台。

from 大城誌 https://hkcitycreation.com/2023/07/01/%e6%b0%91%e9%96%93%e9%9b%bb%e5%8f%b0%e9%96%8b%e6%92%ad18%e8%bc%89%e3%80%80%e4%b8%83%e4%b8%80%e5%89%8d%e5%a4%95%e3%80%8c%e7%86%84%e5%92%aa%e3%80%8d%e3%80%80%e6%9b%be%e5%81%a5%e6%88%90%ef%bc%9a%e6%88%91/

于无声处听惊雷：港人的七一反抗声音

今年的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6周年。特首李家超在特区成立26周年酒会上说：须警惕香港的“软对抗”，维护国家安全。显示北京掌控下的香港当局对于任何所谓的“对抗”行动，不管是硬的还是软的，都要严防死守，否则就威胁到了“国家安全”。 

众所周知，过去多年里香港民主派都会在“七一”这天举办大游行，起点就是维多利亚公园。疫情大流行中断了这一活动，撤销防疫限制后的第一个“七一”前后一连三天，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庆回归”活动，特首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郑雁雄等人到场主持开幕仪式。“七一”当天则有多辆警车停泊于维园出入口，天后地铁站外有警员巡逻。香港警方明显加派警力在各区高姿态巡逻，多区有国旗及区旗旗海布置。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今年不设立公众观礼区，警方也在金紫荆广场一带实施交通管制。

香港社民连组织“七一”示威被迫取消

香港社民连组织“七一”当天原本计划到政府总部示威，就言论自由和输入外劳等议题有行动，但受到“强力部门”介入需取消行动。社民连副主席周嘉发告诉美国之音说：对于示威行动临时取消，他感到十分无奈，去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访港令到气氛紧张，但今年七一同样受到压力，施压的做法“恒常化”，以减少社会异议声音。就算讲环保（议题）都有问题，现在连讲民生（议题）都要看看你的身份，很无奈现在是因人废言，似乎是连关心社会都讲资格的年代。周嘉发表示要克服困难，继续关注劳工权益。

香港国安法实施3年，香港行动者组成的匿名研究团队日前发布：“国安法后：香港法律/非法律审查手段研究报告”。报告提出清楚分析框架，说明审查机制如何运作。

报告的第一个关键发现是，香港在后国安法时代，审查机制以三种方式产生作用，分别是“来自政府的法律手法”、“来自政府的非法律手法”，及“来自非政府的非法律手法”。

“来自政府的法律手法”方面，是指香港政府透过法律手段来达到审查目的，除了实行权力极大的国安法，也启动殖民时期的威权法律如“煽动罪”、“公安条例”，同时进一步以维护国安为理由去推动各个方面的修法。

全球数十个权利团体7月1日发表致美国总统拜登联署公开信

于无声处听惊雷，港人的“七一”反抗行动仍然在国际间进行。全球数十个权利团体7月1日发表一封致美国总统拜登的联署公开信，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制裁豁免，允许他出席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会议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

香港观察、人权观察、中国人权捍卫者等53个世界各地的权利组织联署了给美国总统拜登的公开信，内容表示：“我们明确反对解除制裁或给予制裁豁免，要求拜登政府立即明确声明不会允许李家超出席APEC峰会。”

这封公开信呼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允许李家超这个受制裁的侵犯人权者踏上美国领土。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对他的制裁实际上将变得毫无意义，并损害人们对美国对香港自由和人权承诺的信心。”

公开信指出：过去四年来，李家超一直是严厉镇压政治和公民自由以及破坏香港自治的主要策划者。在2019年的香港民主运动期间，李家超担任香港保安局局长，通过警察过度使用武力镇压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任意逮捕了1万多名公民。2020年，美国因此对李家超实施了制裁。

公开信还指出：自李家超2022年5月被中国政府任命为行政长官以来，他领导了对香港的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大幅限制，对法治的无情攻击，以及对政治参与权的有效废除。超过1,500名政治犯在香港狱中受苦受难。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而且港府系统性地打击仍在继续。 在这种背景下，豁免制裁，允许李家超进入美国将发出完全错误的信号，即侵犯人权行为不会产生持久后果。

公开信强调，不邀请李家超是有充分先例的。就在去年，拜登政府出于对这些国家侵犯人权和缺乏民主的担忧，将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排除在美洲峰会之外。

公开信说，具体到亚太经合组织，也并非所有领导人都出席，已经是既往的事实，可能是出于对中国的尊重，台湾地区领导人从未被邀请。香港与台湾不同，处于中国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中国政府将参加这次聚会。 这使得李家超的出席没有任何理由，特别是考虑到他受到了制裁。

发出这些联署公开信的权利组织担心：任何暂时或永久放弃对李家超的制裁都将为未来处理侵犯人权者的行为立下一个令人不安的先例，为更多的例外打开大门。除此之外，有迹象表明，西方在香港问题上的决心正在减弱，例如最近与特区政府局长们举行的高层会议。这使得美国坚定立场，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好榜样变得更加重要。

公开信呼吁拜登政府，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必须重申其对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承诺。“我们指望您做正确的事。”

“苹果日报文献及艺术展览”在伦敦举行

日前，在英国的港人团体举办展览，展出数十份翻印的昔日的香港苹果日报报章，从《苹果日报》创报起，到过去十多年香港人身份认同转变的一个阶段，以至报章的最后时期。还有11组艺术家的创作，纪念这一打压香港新闻自由的重大事件。题为：“抗争的回响：苹果日报文献及艺术展览”将持续到7月10日。

展览的主办机构“细叶榕人道支援基金”的董事Thomas Fung对美国之音说：同类的展览曾经在台湾举办，有几位艺术策展人希望将之搬到英国。他希望未来将把展览带到英国其他地方，以至世界各地香港人聚居的地方。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全世界人知道，究竟香港的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现时是什么程度，堕落得有多厉害。”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A6%81%E9%97%BB%E5%88%86%E6%9E%90/20230701-%E4%BA%8E%E6%97%A0%E5%A3%B0%E5%A4%84%E5%90%AC%E6%83%8A%E9%9B%B7-%E6%B8%AF%E4%BA%BA%E7%9A%84%E4%B8%83%E4%B8%80%E5%8F%8D%E6%8A%97%E5%A3%B0%E9%9F%B3

澳洲学者史鹤凌：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已大幅减少

来源:
法广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之后，同年10月，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此，这两项提议合称“一带一路”，在国际社会的普遍观望中起步。十年之后，根据“一带一路”官方网站的数据，“中国与全球151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截至2022年6月底，中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业直接投资超过1400亿美元……。”但随着内容繁杂的各类项目在世界各地铺展开来，原本半信半疑的观望正越来越多的转向批评，尤其是“一带一路”项目投资可能带来的债务陷阱更引来广泛关注。由于地理位置，也由于历史上的人员流动，东南亚地区可以说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推广的优先目标。而随着中美全球竞争升级以及美国的印太战略部署，“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地区的推进，无疑更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商学院教授史鹤凌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谈了他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亚洲地区推进情况的观察与分析。

世界银行的看法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法广：史教授，“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提出，如今进入第十年。这项倡议最早提出的时候，不少人猜测，这是中国对外输出过剩产能，但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这项倡议的真正目的。十年之后，这项规模庞大的海外投资行动所追求的目的，如今是否更明确呢？

史鹤凌：“一带一路”刚刚提出的时候，大部分国家都把它看作为一个经济的计划，类比于二战以后的马歇尔计划。从中国角度来讲，当时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它的剩余产能。从“一带一路”接收国的角度来讲，他们正好利用中国的资金、中国的技术以及中国的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管理能力，来发展自己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动机，实际上最明显的就是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比方说当时在斯里兰卡，然后在马来西亚，包括在马来西亚东部沿海建造铁路项目（法广注：连通马来西亚东西海岸的铁路-马东铁被看作是“一带一路”在马来西亚的标志性项目。设计全长600多公里。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23年2月，项目建设完成超过40%），诸如此类的，这基本上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上是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投资，并不符合经济的要求，也就是说这些接收了中国投资而进行的项目，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有适当的产出。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实际上最后是欠了很多中国的债。所以中国逐渐就成为这些“一带一路”国家的一个债权国。而这些接收投资的国家实际上背上了债务。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的解决方法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它基本上不是用经济的方法来解决，而是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比方说他们对斯里兰卡，对巴基斯坦，对马来西亚等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港口，提出控制权。这就使得国际上对“一带一路”到底动机是什么，产生了一点疑问。原来（大家）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现在就逐渐从经济角度就转向了：中国是不是在这些地区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控制？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我注意到，世界银行对“一带一路”的看法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从原来非常认可“一带一路”的态度，到最后，警告那些接受“一带一路”投资的国家一定要注意“债务陷阱”。世界银行对这些国家都提出了非常严重的一些警告。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变化使得更多的西方国家怀疑“一带一路”的目的根本不是经济动机，而是出于地区政治、地区控制的动机。所以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逐渐开始持一种比较负面的态度了。尽管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国家是属于“一带一路”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现在由于政府更替，逐渐开始考虑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意大利。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所在的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我所在的维多利亚州，2018年跟中国签署了一个“一带一路”备忘录。后来，在联邦层面换了政府以后，联邦政府就出面解除了这个备忘录！

我们可以观察一些相关数据。“一带一路”刚刚提出的时候，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的数目是非常庞大的。但是从最近的统计可以看出，投资实际上是变得非常非常少了，比方说对东南亚的投资降了三分之二！也就是说现在这段时间，投资是过去的三分之一！降得非常非常厉害。

“一带一路”在东南亚投资降低了三分之二

法广：但这是不是投资重点区域在转移呢？还是说投资整体规模在下降呢？

史鹤凌：我可以给你一个数字：对整体的投资大概降了80%！对东南亚的投资是降了三分之二，也就是60%左右。对非洲的投资差不多降了40%。所以，总的来说，降低得非常非常厉害。这里面当然也因为中国经济本身碰到一些问题，它没钱进行投资。还有就是说，原来跟中国签“一带一路”协议的那些国家，现在开始变得比较谨慎了，这些因素都有。

法广：提到债务问题，中国近期也开始对一些负债沉重、偿付困难的国家做出债务调整。但这些补救措施是否有效？而且这些国家无法还债的情况，对中国自身的财政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些评论所说的“烂尾工程”？

史鹤凌：这个说法是非常对的。因为说实在的，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的时候，对这些投资的项目并没有做很好的可行性分析，他并没有考虑这些所在国能不能偿债。这就是为什么它造成了很多很多的坏账。因为中国当时“一带一路”的（项目设立），很多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不是经济因素的考虑。尽管中国政府提出各种各样的债务解决方法，但是这些国家说：我没有钱，怎么办？……所以从中国角度来讲，等于是投入了好多钱，现在这些都成为烂尾工程，都没有办法收回了。中国在非洲的许多投资，实际上都是烂尾工程，根本就没有办法收回。

法广：这种局面对中国经济本身也是一种负面影响……

史鹤凌：那是肯定的。因为现在正好碰到中国经济本身下行，整体增长速度非常慢，而且很多行业现在碰到了破产的状况。在中国国内，失业率非常高，比方说，年轻人失业率都超过20%，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那些烂尾工程肯定会对中国的整个财政和它的金融产生很大的负面的影响。

法广：中美两国近些年可以说正开全面竞争。最近十年，中国在全球各地大规模投资一带一路，主要是基建工程，但中国如今与西方的竞争发生在高端芯片领域，也就是高科技战。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否走错了方向？

史鹤凌：我一直对“一带一路”持批评态度。我从来没认为“一带一路”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从经济角度来讲更是如此。我刚刚提到，就是最初设计整个“一带一路”战略的时候，主要是从政治角度、从地区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所以在经济方面，它本身就不是一个设计得很好的计划。

您刚刚提到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在芯片方面，主要在高端技术。但中美竞争现在也在一些地区政治方面显现出来。比方说，中国原来想通过“一带一路”计划，来控制太平洋上的几个岛国，这样就保证中国可以通过控制那些太平洋岛国，来突破第一岛链的限制。但是，现在美国注意到自己对东南亚国家、对太平洋岛国的控制力下降，所以现在对这些太平洋岛国增加了投资，澳大利亚也参加在其中，希望在这些太平洋岛国重新夺取话语权。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一招还是非常成功的。太平洋的好多岛国现在都已经重新回到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势力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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