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大陆投资一带一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并且以建设安全城市为名输出监控设备，迅速扩大了在当地的锐实力。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不断增多，外界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非洲大陆的大部分角落，在有些地方甚至为所欲为。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近期举办的系列活动中，来自非洲国家的研究者审视了中国在其国家施加影响力的不同方式，并在各自的报告中对中国的侵略性存在提出担忧。
中国在毛里求斯的安全城市陷阱
除了在非洲大陆投资基础设施，中国还积极输出监控设备。非洲东部岛国毛里求斯层被誉为非洲民主的典范，也正成为这种技术的牺牲品。
毛里求斯大学副教授、非洲可持续民主选举研究所主席卡萨那（Roukaya Kasenally）在一份报告中质疑在这个岛国推广智能城市的必要性，并批评毛里求斯政府与中国的交易缺乏透明性。
她写道：“毛里求斯安全城市项目类似于非洲各地的其他项目，与监视和控制密切相关。中国的老大哥模式是否正在一个被称为民主灯塔的岛国展开？为什么要推行这个项目？它为谁服务？它是否会使自由倒退？”
据毛里求斯当地媒体报道，在安全城市项目的部署下，近3000个智能视频监控摄像机被安装在近1500个不同地点，还有140台摄像机安装在高速公路和其他主要道路沿线。
卡萨那的报告显示，毛里求斯政府与中国贷款协议从2018年生效，为期20年，估计耗资4.55亿美元。这些监控设备主要来自华为、中兴和海康威视等中国科技公司。
然而，迄今为止，没有公开披露毛里求斯电信和警察与中国贷款方的合同期限，也不清楚谁来存储和最终控制这些公民信息数据。
卡萨那说：“这种不明确的情况很容易使数据被操纵和滥用，这对那些珍惜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的人来说是个严峻的前景。”
从2017年开始，毛里求斯在全球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的排名不断下降，该国政府引入了一系列被视为专制的措施，记者和反对派议员被逮捕和驱逐。卡萨那认为，这与安全城市的布局时间相吻合。
在中国提供有吸引力的贷款、宣扬促进数字主权的背景下，中国的安全城市项目正在非洲迅速展开，撒哈拉以南非洲有12个国家启动了安全城市计划。
卡萨那说：“对于中国帮助非洲弥合数字鸿沟的精心策划的言论，需要以谨慎的热情来看待。非洲的数字基础设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
中国在赞比亚建筑部门的腐败
建筑行业是推动赞比亚经济发展的主要领域，该国继续投资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作为其经济发展议程的关键部分。当地建筑部门吸引中国公司的目光，也滋生了腐败。
来自赞比亚的利富卡（Rueben Lifuka）是一名反腐败倡导者和研究人员。他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建筑公司通过本国政府补助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存在普遍的贪污腐败。
利富卡的研究显示，中国公司压低了当地价格，并以低于10%的利润率运作，而建筑业的平均利润率为15%至25%；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中国公司可能会在整体投标价格上压低竞争对手多达50%。
然而，虽然一些中国承包商为了赢得合同，出价很低，但最终的合同金额通常由于后续变化和价格上涨而被夸大。
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双边基础设施融资方，占2018年的基础设施融资总额的约四分之一。在赞比亚，提供了近85%的道路修复项目资金。在大型公路项目中，选择中国承包商往往作为获得中国融资的附加条件。
报告指出，除了通过双边安排促成的贷款融资外，来自中国公司的供应驱动型融资（CFI）也在增加。这通常意味着，赞比亚政府无力为一个公路项目预先付款，同意承包商以有竞争力的利率筹集资金，而政府则承诺按照商定的条款偿还资金。
利富卡表示，中国承包商积极游说赞比亚职能部门和专门机构的官员，提出特定项目，并承诺为项目的实施提供量身定做的贷款。但这些项目往往不是国家优先事项，而且设计过度，价格虚高。
他说：“海外投资活动主要与中国政府的政治考虑而非商业目标有关。关于在哪里投资和支持哪个部门的关键决定是基于加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以及扩大其国际贸易关系的考虑。”
来自中国的投资往往包含了未知条款和条件，为中国通过投资在赞比亚获得地缘政治利益，并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力提供了可能。
报告称，中国贷款人没有明确地披露附带的条款和条件，使得利益相关者，如媒体、赞比亚议会和公民社会无法清楚地了解赞比亚政府做出的承诺。
赞比亚在2020年成为非洲大陆首个在新冠疫情期间拖欠主权债务的国家。该国正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谈判，试图获得贷款援助。作为完成债务重组的一部分，赞比亚从中国获得贷款条件必须更公开透明。
据中非研究所（CARI）去年对贷款数据的分析估计，赞比亚对中国政府和民间贷款者的债务高达66亿美元，几乎是该国前政府所披露数额的两倍。
中国在南苏丹石油勘探造成污染
尽管石油生产占南苏丹国家收入的90%以上，但来自石油公司对油田的污染使得生活在产油地区的人们处于危险之中。
南苏丹媒体“天主教广播网”（Catholic Radio Network）主任、前媒体发展协会主席戈奇（Mary Ajith Goch）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自从几十年前中国的石油公司来到南苏丹后，大量的油田被污染和破坏。
她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说：“他们不关心废物管理和环境保护，他们想要更便宜的价格，而且协议不透明，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在提供服务和环境友好方面签署了什么”。
这位分析人士还指出，中国的石油公司不愿意遵守南苏丹石油部门制定的相关法律，逃避对社区污染问题的责任，“他们不想实施这些政策，最近还拒绝了全面的环境审计，说这些是西方的想法，美国的想法。”
在2011年南苏丹公投独立后，中国的石油公司继续成为该地区最主要的石油勘探和开采方。鉴于石油是南苏丹政府最大的经济收入来源，这给予了中国在当地的话语权。
报告指出，南苏丹产油地区的当地居民对倾倒在他们家门口的化学品和废料的危险性缺乏认识，这些化学品和废料与水井和池塘中的水混合，被社区居民用于家庭用水。
据当地非政府组织“尼罗河健康与环境倡议”的不完全统计，在南苏丹产油区上尼罗州（Upper Nile）和团结州（Unity），有超过218名儿童因石油污染而天生畸形。
戈奇还表示，为了维护中国石油公司不遵守当地环境规则的行为，中国政府还通过外交手段向南苏丹政府施压，在2021年支持联合国延长对南苏丹的禁运，一改之前投弃权票的立场。
她援引知情人称：“中国公司将一些职能部门视为威胁，与石油部进行辩论，因为（石油公司）对政府试图强加给（他们）的政策不满意，他们（认为）应该受到特殊对待……这些公司想支配国家的资源，这让人深感担忧。”
中国在西非和中非过渡捕捞
随着其他地方的海洋鱼类资源的枯竭，几内亚湾的丰富资源使该地区对远洋捕捞船队具有吸引力。然而，由于不公平补贴和非法捕鱼，现在由中国船只主导的做法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反对。
研究西非和中非的人权、治理和问责制的国家法专家艾波（Agnes Ebo'o）在报告中指出，远洋捕捞正将许多西非和中非国家的半工业捕鱼推向崩溃的边缘，这些远洋船只越来越多地采用“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IUU）捕鱼和其他犯罪行为，如过度捕捞、腐败政府官员、税务欺诈和洗钱等。
除了基础设施，远洋捕捞是中国在非洲的参与迅速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领域。外界对中国的远洋捕捞船队规模的估计范围很广，从3000艘至6000艘不等。相比之下，中国最接近的竞争对手美国只有约300艘。
艾波说：“中国贪婪地追求数量上的主导地位，而不是质量上的主导，这给中国带来了不好的声誉，特别是在西非和中非的几内亚湾地区。”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远洋捕捞的统治是由几个因素推动，包括对鱼产品的巨大需求、国家补贴的商业造船业，以及对远洋捕捞船队的燃料补贴。
艾波表示，中国政府维持对其远洋渔船不公平的补贴，导致中国的远洋捕鱼者相对于当地的手工捕鱼者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前者的船只耗资数百万美元，而后者整个设备只值几百美元。
国家补贴使来自远洋捕捞国家的渔民能够前往更远的地方，一次作业数周甚至数月。世界贸易组织估计，全球渔业补贴每年达140-540亿美元，分析家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些补贴，远洋捕捞将缩减一半。
报告指出，远洋捕捞船舶在外国水域作业时应悬挂其原籍国的国旗，但许多拥有中国船东的远洋捕捞船舶实际上悬挂的是外国东道国的国旗。
艾波说：“所有国家的当局都曾因IUU捕鱼活动扣押过中国船只。然而，中国政府似乎对这些行为视而不见，即使它没有明确地纵容或鼓励这些行为。”
她还表示，由于中国是非洲主要的投资者，对该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很多受中国远洋捕捞影响困扰的国家政府不愿意公开谴责中国渔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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