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曝1月5号前已三次检测出新冠病毒

中国媒体财新网26日披露，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的实验室分析检测，最早去年12月27日就已出炉，接着又有多起病例被检测出带有新型冠状病毒。但是，直到今年1月11日，湖北卫健委才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国在非典后建立的“疫情通报系统”有没有失灵？

广州、北京和上海这三地都有基因检测的设施或实验室。去年底，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的博奥医学检验所以及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对来自湖北武汉当时还是“不明肺炎”病例的病毒进行了检测。

财新网的报导指出，武汉市中心医院将去年12月24号，一名65岁华南海鲜市场男性送货员发烧入院采检的病毒，送广州微远基因科技公司，3天后的27号，中心医院接到电话通知，病人染上的是“新型冠状病毒”。

另外，武汉中心医院去年12月27号还将2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检体，分别送到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与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其中，北京博奥医学中心在12月30号的报告中反馈写到，检测结果是“SARS coronavirus”、也就是“非典冠状病毒”。

当天也是已逝的武汉医生李文亮在朋友圈提醒亲友，小心武汉出现“非典肺炎”的日子，他后来遭武汉警方训诫，写下悔过书。

报导说，当时检测错认为是非典冠状病毒的原因是，“基因库不周全”。

中国自2002年非典爆发后，官方多次宣称，已建立一套严谨的疫情通报系统。去年12月份检测出非典冠状病毒后，中国的疫情通报系统究竟是警铃有响没人理？还是警铃虚设？

报导引述上海公卫中心一位研究员的话指出，上海在1月5号凌晨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完整基因序，他总结从研究到通报的16字箴言：“常规科研，偶然发现，事关重大，立即上报”。

“立即上报”，确实到了中国国家卫健委，卫健委5号当晚宣布，中国将与世卫组织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

武汉卫健委则是在1月11号、也就是首例检测结果出炉后15天，第一次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2015年，当时的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其中，明确规定“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和不明原因死亡病例，是重点监测疾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全国传染病信息报告业务管理，地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则负责辖区的传染病信息报告业务管理。国家的管理规范，这些机构有没有忠实执行？财新报道并没有对此做出回答。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崇生整理报导 责编：申铧 网编：郭度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anjing/rc-02262020145754.html

尴尬：200多项新冠临床试验，终将“一地鸡毛”

最近一拥而上、多达200项的新冠病毒肺炎临床试验，让一些学者坐立难安。

北京、上海、广州、南京、西安科研机构的多位卫生统计学与流行病学专家，对当下的新冠病毒肺炎的临床试验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他们的文章《关于科学、规范、有序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临床试验的建议》 （以下简称 “建议”） 近日发表在新一期的《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

本刊2月10日曾就此发表《疫情吃紧，40余项临床试验一股脑上马为哪般？》，没想到，短短十几天，新冠肺炎的临床试验已经由几十项飙升到200项。

一下子上如此多的临床，除了给前线救治增加负担外，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去哪找那么多合适的病人？如果病人样本量明显不够，又怎么能获得扎实可靠的结论？

遗憾的是，从几位专家的分析看，如果放任下去，新冠临床试验 “一地鸡毛” 的尴尬结局似乎不可避免。

01

病人样本不足，结论不可靠

此番注册的临床试验，除了有限的诊断性和观察性研究外，大部分是治疗性的临床试验，达到了139项。那么，理论上开展这么多临床，需要多少病人呢？

几位作者分析指出，如果临床试验以轻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治愈率提升5个百分点 （从目前的90%提升至95%） ，则每项试验需要近1000例病患参与；如果考察重症转化率降低5% （目前湖北地区重症不超过20%） ，同样需要800～1000例患者参与。

那么，如果研究重症患者的病死率，需要多少病人呢？几位作者指出，“根据目前资料看，初诊为重症的患者病死率为6%，如果试验药物能将病死率降低50%，理论上则每项试验至少需要800例重症患者参与”。

照此，以目前注册的139项计，保守算下来，假如每项要求800例患者参与，总的参与病人需要10万以上。可昨日 （2月25日） 的全国现存确诊人数，仅有4.7万多人，根本就不够用。

事实上，专家发现，一些临床试验的 “样本量明显不够，可能因把握度不足而难以获得预期结论”。

本刊查阅后发现，部分临床研究的样本量只有几十例，有的甚至才几例。而随着全国的疫情得到部分控制，确诊的人数正逐步下降，截止到2月25日下午5点，15个省地区直辖市的确诊病例不到50例，除了湖北、广东、浙江、山东，其余的确诊病例均在300例以下。照此推论，有的省恐怕一个临床试验都不够做。

而从目前一些发表的临床研究看，因为样本量的不足，恐怕也很难得出什么确定性的结论。

比如，天津中医药大学张伯礼等人最近发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34例临床研究》，对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出院的52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分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34例） 和西医组 （18例） 进行了研究，结论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能显著减轻患者的临床症状。

此外，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与免疫科的卢洪洲等人，最近也发表了“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阿比多尔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有效性研究”，对134例患者进行了分组研究，认为 “这项研究没有发现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阿比多尔对缓解症状或加速病毒清除有任何作用。”

苏州偶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谢雨礼告诉《知识分子》，“我个人对小样本临床试验的结果是存疑的，无论正反结果。对于正面结果，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链，包括临床前的研究，基本不太相信。”

不仅是样本的问题，本刊查询后发现，不少的临床试验设计，也没有坚持随机、对照，很多没有使用盲法评价。

前述研究者指出，临床试验如果没有高质量的设计，“如样本量不足，对照组的选择不合理，分组的随机化与遮蔽执行不严格，疗效指标的评价标准不客观，加之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保障不充分，那么这些临床研究就难以提供高质量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证据，使得首试患者、研究者和管理部门的努力付诸东流。”

02

不该上的临床也上

目前，多达200项的有关新冠肺炎的临床试验，涉及的药物和疗法五花八门，包括抗艾滋病的药物，治感冒、流感的药，干扰素、糖皮质激素，各种中药、中药注射剂、脐带血、干细胞等等。在一些病毒学家和药学家看来，显然并不是这些药都值得一试。

“一般来说，如果有一种药物在体外试验中证明对冠状病毒有效，特别是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效，在细胞层面上能抑制病毒的复制，或是在病毒感染的动物试验中证明有效，且该药物已经是上市的药，不管之前用来治其他疾病的，就有很充足的理由进入临床试验。” 亚利桑那大学药学院助理教授王俊告诉《知识分子》。

“既然是已经上市的药物，就证明安全性是有一定保障的，或者说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可供参考，意味着这个药服多大剂量，服多长时间，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副作用，这个是有据可依的。” 王俊补充说道。

此前，喧嚣一时的双黄连被爆出只是在1月29日晚到30日晨，由上海药物所做了一个简单的细胞水平的抗病毒活性测试，并未发表详细的试验研究数据。不过，这并不妨碍双黄连被用于新冠的临床试验研究。

本刊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网站检索后发现，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主持的400例确诊病人参与的 “双黄连口服液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随机、开放、平行对照、多中心临床试验 ” 正在进行，在盲法部分写着“开放”，意即所有各方包括病人自己都清楚吃的是什么。

对于当前几十种中医药的临床试验 （包括中药注射剂） ，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圣安东尼奥医学中心教授项焰也对本刊表示，“中医药成分不清，我个人觉得纯粹是浪费时间甚至有害无利。”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肺炎的轻症患者本身有一定自愈性，较多用于这类患者的中医药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也需要严格的试验证明。

王俊向《知识分子》表示，“中药我不做评论，就是说，我不清楚它的逻辑在哪里，依据在哪。其实另外一些药上临床的逻辑我也压根不明白。”

他进一步解释道，“因为我本身是研究流感的，我很清楚，从分子机理来讲，阿比多尔 （arbidol） 和奥司他韦 （oseltamivir） 所作用的病毒蛋白，只在流感病毒上存在，相同的蛋白在新型冠状病毒上是不存在的。就是说，从理论上讲，没有任何理由相信阿比多尔和奥司他韦能对新冠状病毒有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公开发表的试验数据证明它们对新型冠状病毒还有非典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的复制具有抑制作用。所以，我不清楚这里面的逻辑，为什么要用这些药物来作为候选药物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的临床研究。”

之前被媒体争相报道的李兰娟院士的重大成果——找到很有效的抗病毒的药物阿比朵尔 （arbidol） 和达芦那韦 （Darunavir） ，所做的其实不过是体外试验，且阿比朵尔的有效浓度是10~30个微摩尔，达芦那韦是300微摩尔浓度。这种体外上千倍浓度的药量根本不可能用到体内，有专家甚至评论，可能得吃上万片药才能在体内达到这个浓度，副作用将远远超出药效。

不过，本刊从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查到，目前有关阿比多尔的新冠临床研究已经有4项，且阿比多尔已经写入了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六版） 》。对此，王俊表示，“不清楚为什么会加入阿比多尔， （目前） 没有试验数据表明阿比多尔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效”。

03

该上的试验被挤占资源

值得警惕的是，正是很多没有什么逻辑的药物纷纷加入了新冠治疗的临床试验，本该有希望的药物却可能因为缺乏病人等原因，难以达到理想的预期结果。

在2月24日晚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冠状病毒病联合专家考察组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中，世卫组织代表布鲁斯·艾尔沃德 （Bruce Aylward） 博士的一番话颇耐人寻味。

他谈到，在武汉考察时碰到了一位名叫曹彬的研究人员，是负责抗病毒药物开发的。他问曹彬，研发抗病毒药物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曹彬回答说，现在是招募病人，因为病人数目在下降。

这固然是值得庆祝的消息，但随后在向全球提出的最后一点建议中，这位世卫组织代表提到其它的试验研究挤占了本该有希望的研究，比如曹彬正在领衔开展的瑞德西韦的临床研究——

“这一段争取来的宝贵时间要用好，尽管我们列出了很长的研究清单，但也强调研究项目应该有优先次重，以便快速地掌握知识以进一步阻断病毒传播，进一步降低重症率及病死率。我们认为瑞德西韦可能有预期效力。比如我见到研究人员曹彬说现在招募病人变难了，不仅是因为病例减少了，而是同时还在开展其他试验研究，而这些并未见得有多么大的希望。所以我们需要开始优先那些可能帮助我们更快挽救生命的研究项目。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

布鲁斯·艾尔沃德还强调，“我们认为，目前只有一种药可能真正有效，这就是瑞德西韦”。

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由中日友好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牵头，将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等多家医院中进行，拟入组761例患者，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方法展开，而曹彬是负责人。

瑞德西韦是美国吉利德公司的在研药物，研究发现，瑞德西韦对非典病毒 （SARS） 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 （MERS） 有很好的抑制效果，不仅有细胞水平的试验结果，而且还有动物模型的试验结果，且都有科研论文数据支持。

而在本刊此前的访谈中，王俊也将瑞德西韦列为排名第一的最有希望的候选药物。2月25日上午，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介绍说，瑞德西韦要到4月27日才能公布临床试验的结果。蜂拥而上的其它临床试验是否会对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的结果造成影响，尚未可知。

04

临床试验严谨性不应妥协

那么，针对新冠病毒的临床试验究竟应该如何做？在当下疫情紧迫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在样本量和试验设计上作些让步，无需做严谨、操作上困难的临床试验设计？ “建议” 一文的作者认为，这种想法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后果往往是得不出可靠的结论，也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

“SARS时期我们有了足够的教训，不能再犯这类错误。治疗无效不等于没有副作用，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不允许将无效药物的风险转嫁给患者。” 作者在论文中写道。

王俊告诉《知识分子》，从规则和程序上，平常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通过各层的审批，但这是一个新发传染病，来的比较猛烈，可能会有加快审批的一个程序，但是这并不代表它的相关的审查标准会降低。

“因为不管是什么药物，最终药物要给到病人，肯定要保证安全性和有效性，并且有效性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要有安全性，如果给大批量的患者服用这个药，你一定要有试验数据或者临床试验结果表明这个药物在人体内是不会有很强的毒副作用，或者不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的。” 他表示。

而最近一些新冠候选药物的副作用也引发了业内人士的关注。

一些专业人士注意到，在第六版诊疗方案的磷酸氯喹治疗方案中，存在氯喹剂量过大，用药周期过长的问题。如果按照现行方案用药很可能导致大规模药害，甚至有患者猝死的情况发生。磷酸氯喹的临床药代动力学报道说明，其口服半衰期长达5～60天，半衰期中位数在21～30天，氯喹临床致死量在2～4克，若按第六版方案完成0.5克/次，一天两次，用药10天疗程，患者体内存留的氯喹势必超过致死量的两倍以上。

而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网站上，以 “磷酸氯喹” 为注册题目检索，可见12项临床试验，这些临床试验的用药剂量安全性值得关注。

此外，国家药监监督管理局连续多年发布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一些中药制剂以及中药注射剂屡屡上榜，如双黄连、痰热清注射液、热毒宁注射液等等。由于缺乏循证医学研究证据，许多中成药说明书上不良反应一项均写着 “尚不明确”，如何在临床试验中避免用药的风险性值得重视。

鉴于当下 “一哄而上” 的临床研究可能导致的种种问题，“建议”一文的作者们发出了六条呼吁——

研究者需要自律，严谨科学地设计临床试验，避免利益冲突。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坚守循证医学的底线，一切为患者康复着想，一切为了让疫情得到有效的防控出发。

临床试验必须经过研发单位正常的伦理审查，如果在异地开展临床试验，其方案必须经异地的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备案，异地卫生行政部门有监督实施的义务与权力。

临床试验设计必须坚持随机、对照、重复的基本原则，尽量采用客观指标，尽可能使用盲法评价，并遵循临床试验统计学指导原则，避免仓促分析导致错误结论。

在临床试验没有结束时，课题组不应该发布未经审核的研究结果，一是避免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引入偏倚，二是避免媒体过度炒作影响公众对研究的期待。

此时更需要国家与地方行政部门加强管理，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应该科学、规范、有序地组织此类研究，呼吁有关部门应该实地现场检查、督导与调研。

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药物的疗效应该由权威部门发布，建议媒体谨慎报道基于个案的、缺乏对照的药物疗效。 研究者向公众宣称自己的治疗效果时，应同时公布有关研究的设计和相关数据，接受科学界与公众监督。

这些呼吁是否会引起重视并在当下的临床试验中践行，唯有拭目以待。




from 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c/7uNNbL8vC0M

北京新怡家园确诊者追踪：曾陷贪腐窝案 狱方送至高速口（更新）

监狱人士确认将黄女士送出了城，家属称黄女士离开武汉前不知其发烧情况；接到人后才从公开报道得知武汉监狱爆发疫情。黄女士此前曾陷入宣恩县水利水产局“窝案”，因贪污罪获刑10年，2月17日刑满，18日释放；疫情发生后已有多名刑满释放者离开武汉回到原籍

　　【财新网】（记者 苑苏文 覃建行 王梦遥）疫情严控之下，2月22日凌晨2时，自武汉女子监狱刑满释放的黄女士进入北京，之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公众普遍质疑，其是如何离开武汉，又是怎样达到北京的？

　　财新记者获悉，黄女士刑满三天后，监狱方将她送至武汉城外高速路口；黄女士家属拒绝向财新记者透露行程细节，只是强调当时对黄女士可能染上新冠病毒并不知情，之后才发现武汉女子监狱爆发疫情的消息上了热搜；回京后他们依法申报，配合疾控工作。

　　“他（监狱人士）一直让我们把人接走，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监狱情况，我不知道我们接回来这多大的危险。”黄女士的女儿确认，黄女士来自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其并未在武汉确诊。

　　黄女士离开武汉时，湖北省女子监狱起到了什么作用？为了令她抵达北京，她的家属作了什么准备？这都有待官方的调查。

　　据司法部官网消息，2月26日，经中央政法委批准，司法部牵头，由分管副部长刘志强带队，会同中央政法委、最高检察院、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赴湖北就武汉女子监狱一名刑满释放人员感染新冠肺炎到京事件进行调查。

　　湖北省委书记应勇26日午夜作出批示：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关键阶段，竟发生此类严重违反离汉离鄂通道管控的事件，绝不能允许。要迅速查清事实，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此事还是否涉及其他违法违纪问题，也要彻查。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离汉离鄂通道管控事关全国疫情防控大局，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切实把各项管控措施落到实处。据悉，目前湖北已成立由省纪委监委牵头，省委政法委、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立即开展调查工作。

家属称黄女士未在武汉确诊

　　“我们做的事情，既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我们没有做任何过分的事情。”黄女士的女儿告诉财新记者，黄女士刑满释放后，他们接到监狱通知，对方要求去接人，但并未提黄女士发烧的事情，“我们被欺瞒了。”

　　有媒体报道称，黄女士在武汉确诊后被接到北京，其女儿对此予以否认。“你要确诊了你肯定要住院了，证明已经在医院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一个确诊的人从医院捞出来，先别说能力做不做得到，也得考虑病人的安危，不可能在确诊的情况下，回到北京几天后再让他去住院。”这位家属称，自己也有疑问，“正常情况下监狱不是应该对每个人进行检测，然后该求助医疗机构的求助医疗机构吗？”

　　据北京市疾控中心的说明，黄女士在2月18日开始间断性发热5天，伴咽部不适，当时居住地为武汉。2月22日凌晨2：00，黄女士由其北京家属自驾车到京，经体温筛查后入住其家属所在的东城区新怡家园小区7号楼。

　　财新记者向接近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人士处确认，2月21日上午，警察把黄女士送到武汉城外的高速路口，交接给家属。2月21日下午，在黄女士正在随家属归京的路上，湖北日报首次发布了监狱疫情的消息，披露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确诊 230 例，其监狱长被免职。

　　“时间线已经告诉公安了，公安可以随时调取高速监控，也可以查我的设备” 黄女士女儿强调，自己并非有意散播病毒，接到母亲时，还以为监狱里很安全。

　　2月25日，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公号披露：截至23日，湖北监狱系统现有在押人员确诊323人，这一数字较21日首次公布时增长52例。其中武汉女子监狱279人，沙洋汉津监狱43人，湖北省未成年管教所1人；现有疑似病例10人；现有重症病例5人已转入地方定点医院，其余轻症患者将转入监狱方舱医院救治。

　　据北京疾控方面消息，2月22日凌晨2时，黄女士抵达北京的小区后，家属向社区报告情况并服从统一安排，黄女士于2月22日20：10作为武汉进京人员被送至集中隔离点隔离观察。2月23日19：00，黄女士因发热由急救车转运至东城区普仁医院发热门诊进行排查，2月24日被确认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并转运至市级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北京疾控方面消息称，经综合研判，该女士进京后的密切接触者为其3名家属，无其他密切接触者。根据《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第四部分第二条规定，病例归属以发病时的住址为准。该病例发病时住址不在北京，故不属于北京市发病病例。

疫情期间有多名特殊人员刑满释放离汉

　　财新记者注意到，武汉虽然自1月23日10时起开始“封城”，但此后刑满释放人员离开，已有先例。

　　据《人民法院报》报道，2月13日，武汉中院审结一起刑期届满的二审案件，5名被告人当日获释，其中3人为户籍在武汉以外地区的刑满释放人员。相关法院紧急协调落实出入武汉通行证明，同时与刑满释放人员户籍所在地社区取得联系，直至14日凌晨将3人送到各自户籍所在地社区。

　　另据黄冈市蕲春县公安局官方公号“艾都警事”披露，一名因故意伤害罪在武汉洪山监狱服刑10年的在押人员王某，于2月11日刑满释放。经协调，武汉蕲春两地接力将其送回，监狱部门将其送到八里高速出口，八里湖派出所将其接回。

　　也不乏户籍在湖北省以外、在武汉监狱服刑的刑满释放者被送回老家。

　　据新京报旗下新媒体《北京知道》披露，东北某市近日接收了一名湖北省洪山监狱的刑满释放人员，目前正在集中隔离观察。该监狱位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而据深圳新闻网2月11日报道，一名自湖北省沙洋汉津监狱刑满释放的深圳籍人员，在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司法所的协调下顺利返回深圳，而后被安置在健康驿站进行为期14天的医学隔离观察。湖北省沙洋汉津监狱位于荆门市沙洋县平湖路。

　　谁能在刑满出狱后享受护送？财新记者获悉，一般只有重点帮教对象，监狱内部才实行“必接必送”工作制度。重点帮教对象多指释放后可能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员，其中包括上访意愿强烈的、有精神障碍的或家中条件极差的人员。

　　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人士介绍，在犯人即将刑满的前一个月，他们就会联系其家属交接；如果联系不上家属，就会联系当地的司法局交接；如果犯人自行返回，还会给一笔路费。她还介绍，武汉封城后，监狱内部实行了自愿留宿制度，用以安置刑满释放后，因封城而无法回到原籍的人。

黄女士曾因贪污罪获刑十年

　　与此同时，黄女士的身份也浮出水面。据财新记者了解，黄女士是1959年生人，原为湖北省宣恩县水利水产局财务股副股长兼出纳。因犯贪污罪，湖北省宣恩县法院于2013年6月21日作出判决，黄女士获刑十年，其不服上诉，恩施州中院于2014年2月18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交付执行，黄女士在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服刑。

　　宣恩县水利水产局曾发生“窝案”。原宣恩县水利水产局局长、两名副局长、财务股股长兼会计、财务股副股长兼出纳等5人因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罪集体获刑。恩施州法院在当年二审裁定的新闻稿中提到，这起“窝案”暴露出涉案单位为了部门利益，肆意套取国家专项资金，违规设立“小金库”，工程的招投标在制度上存在漏洞。

　　服刑期间，经武汉中院裁定，黄女士于2017年9月27日被减刑七个月。武汉中院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的刑事裁定书显示，因符合减刑条件，再次将黄女士的刑罚减去有期徒刑7个月，刑期自2011年4月18日起至2020年2月17日止。也就是说，2月18日是黄女士刑满释放的日子。

　　一名熟悉黄女士案情的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黄女士是恩施州人，其有一名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当时还没结婚，案发时就在北京买了房子。“她的家庭条件非常好，从17岁开始就做财务工作，搞了几十年。”他说，黄女士在宣恩县水利水产局和几任局长关系要好，加之此前单位管理比较松散，她在用钱方面有较大自主性。“她的背景就是她在家全部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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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财新网 http://m.china.caixin.com/m/2020-02-28/101521131.html

财经捅天? 揭官方去年年底已隐匿疫情疑促毁证

武汉的新冠肺炎爆发初期，传出中国官方刻意隐匿疫情。台湾媒体指有中国媒体26日又踢爆，早在去年12月底前，已有至少9例不明肺炎武汉病例样本完成基因组测序，且已显示为“类SARS冠状病毒”，虽然陆续呈报给国家卫健委，却被官方要求销毁，且还下令不能擅自对外透露消息。

据联合新闻网今天报道说，中国去年底就在隐匿疫情？中媒指官方要求相关单位销毁资料。根据《财新网》报道，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赵苏曾表示，该医院去年12月24日将首例华南海鲜市场的武汉肺炎患者样本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基因检测，3天后（12月27日），检测机构以电话通知，检测结果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同时当天就有研究者从一名早期病例的样本上获得接近完整的病毒基因组序列，并与医院及疾控部门沟通，却未获得回应。

联合新闻网引述报导提到，当武汉市中心医院医师李文亮等人在12月30日透过微信群组发布警告讯息时，他们的言论被官方“辟谣”，且还遭到警方训诫，此外，根据一位基因测序公司的人士透露，他在1月1日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名官员的电话，该官员告知如有武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就不要再检了，而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全部销毁，他还警告不能对外透露样本消息，也不能发布相关论文和数据，“如果你们在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我们报告”。

该报道称，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在1月3日立即发布文件《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讯息，据病毒学家透露，通知下来后，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被要求停止病原检测，销毁已有样本。

据该报道强调，中科院病毒所从12月30日拿到病毒样本并入库，到进行病毒分离，完成病毒基因测序，分离得到病毒毒株，直到1月11日对外公布病毒基因组序列，距离12月27日第一例基因测序确定新冠病毒，已经过15天，那几天本应是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但大众却浑然不知。



from RFI 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227-%E8%B4%A2%E7%BB%8F%E6%8D%85%E5%A4%A9-%E6%8F%AD%E5%AE%98%E6%96%B9%E5%8E%BB%E5%B9%B4%E5%B9%B4%E5%BA%95%E5%B7%B2%E9%9A%90%E5%8C%BF%E7%96%AB%E6%83%85%E7%96%91%E4%BF%83%E6%AF%81%E8%AF%81

許寶強：黃色不止政見，經濟也是良知

疫症持續擴散，公共活動減少，百業相繼萎縮。在蕭條的環境下，早前出現並快速擴展的「黃色經濟圈」，亦碰上了重大的挑戰，被迫放緩步伐。於社會生活全面減慢的時勢，或可善用危中之機，反思「黃色經濟」的一些根本問題，釐清願景，校正方向。


當我們談黃色經濟時，在談些什麼？

有關黃色經濟圈的討論，大多聚焦於「黃色」，而對於什麼是「經濟」，着墨並不太多。然而，儘管流行的論述，更關注「黃」「藍」的劃分，但如何設定準則，仍然並不十分精確。籠統地說，「黃色」大概是指一種特定的政見或道德取向，也就是支持逆權抗爭運動，反對政權和警察以至其同路人。於是，有沒有捐助抗爭者或抗疫醫護，或曾否參與「三罷」，又或是否願意張貼支持抗爭者／反對政權警察的文宣等等，就成了劃分黃藍的界線。

以政見或道德來區分經濟，涉及兩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首先，政見和道德的標準，難以精確無誤地設定。因此，黃藍的劃分，往往只能依靠表面可見的「證據」，例如商舖是否提供連儂牆，或曾否作公開的政治表態。然而，用這樣的表徵作為判別的依據，很有可能會忽略或忘記抗爭運動的初衷。如果「五大訴求」最終指向的願景，是建立一個讓所有人都可免於恐懼地生活的自由民主社會，那麼一家願意張貼反政權反警暴文宣的商舖，但同時卻「要求所有員工必須認同店主的黃色政治理念」，是否與我們一起走近與「五大訴求」一致的社會願景？能夠被看作為一家認同民主與尊重人權的「黃店」嗎？

其次，特定的政見或道德取向，並不觸及根本的政治經濟結構和制度層次的問題，包括由政治特權和經濟壟斷的體制所構成的排拒和剝削，又或政經結構向地產金融傾斜而造成的資源分配不平等。這些不利民眾百姓的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內設了對不同社群「親疏有別」的取態，系統地製造權力的差距，才是造成政見差異最終被轉化為不公義的根源。

要建立有助運動走向其終極願景的「黃色經濟」，這些嘗試以政見或道德區分「經濟」所引伸的問題，必須認真處理。一種可資參考的進路，是把思考的焦點從「黃色」移向「經濟」。

不少「黃店」的支持者，在認同一種依據政治身分的消費之餘，對「經濟」的想像往往仍然離不開既有的框架，例如希望在「黃色」之外，能夠同時「在商言商」、收回「成本」，使「黃店」得以永續。然而，商業是否真的外在於政治和道德？「成本」又應如何計算？只考慮工資、租金、原料？還是應加上對社會文化與自然環境造成的破壞？缺乏對「經濟」的深入思考，剩下的大概只是認為它是不證自明之物的簡單想法。

「黃色經濟」論述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恐怕是將「黃色」與「經濟」分割看待，偏重於判斷「黃色」與否的政治和道德準則，而非「經濟」的運作、功能、性質、效果及改造的方向等問題。然而，「政見」與「良知」，真的是外在於「經濟」嗎？


對經濟的尋根扣問

「黃色經濟」論述的真正基進（radical）之處，也許並不在於其所代表的「政見」或「良知」，而是它促使我們重新面對和思考什麼是「經濟」，以至於如何設計和打造一種能夠體現民眾理想生活願景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制度。循這角度切入，我們可以理解眾多批評「黃色經濟」的論述，例如「政治不應該介入經濟」，或「良心杯葛不利效率」等套話，其實是建基於一種對「經濟」—— 一個能夠獨立運作、自我調節的系統——的僵化想像。

中文的「經濟」的原初意思，乃「經世濟民」，蘊含了透過經營管治天下，以求福澤萬民的政治和道德想像；而英語中economy的希臘詞源，則意指治理家庭（οἰκονόμος），於15至18世紀延伸至對身心、自然以至國家等範疇的規管經營。換句話說，視經濟為一個與政治和道德分割甚至無關的自我調節系統，只是人類史上十分晚近的一種認知轉變。更重要的是，這種將政治、道德和經濟割裂的認知框架，與現代社會運行中的「經濟」，其實差距甚大。

我們難以想像，現代經濟的運作能夠完全脫離政治和文化道德因素。缺少了相關的規管、法例和倫理傳統，股市外匯恐怕很快就被各種欺詐違規行為攻陷；沒有美軍強力介入中東政局，發達地區的民眾也難以享用低廉的石油；香港的樓價之所以長期高企，與壟斷土地供應的特區政府的賣地政策，以及中國政權的「量化寬鬆」貨幣供應，難道沒有關係？借用已故的歷史社會學者I. Wallerstein的說法：「市場價格」往往是由政治決定的。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生產、消費、交換、流通等環節之中，不同的規管治理安排，本身就蘊含政治和道德的效果。例如，當一家企業經常要求員工加班又不補水，又或限制員工組織工會，與另一家容許員工參與管理、用合作社營運的企業，明顯是兩種不同的「經世濟民」取向、兩種不同的政治和道德選擇、兩種不同的治理進路——也就是兩種不同的「經濟」。


來一場黃色經濟的革命？

愈來愈多人意識到，黃色經濟圈充滿改革社會的潛能，也明白這是一項長遠而持續的抗爭大計。而不太為人意識的，是其基進之處（radicalness）並不在於鼓吹特定的政見和良知，而是邀請我們想像和設計一種本身就能體現被邊緣化了的政見和道德的另類生產、消費、交換、流通制度和過程。與政權建制只顧「自己友」的紅色經濟不一樣，追求「五大訴求」、自由民主的黃色經濟，並不會僅僅滿足於以政治身分或倫理準則界劃的商圈，圍爐取暖，而是願意擴大影響，建立令所有人都能夠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生活。

具體的實踐，除了於疫症蔓延時分享口罩、於「手足」有難時提供工作和支援以外，亦可同時構想如何於不公義的社會中，建立一種建基於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權、恪守開放和平等原則的生產、交換、流通和消費結構和制度。事實上，世界各地已持續地發展出各種相關的想法和實驗，從教會寺廟開創的宗教經濟，到社區及跨國的生產／消費合作社，再到當代嘗試改造產權、市場、企業、投票的各式建議（可參閱John McDonnell編的Economics for the Many和Eric Posner & Glen Weyl的Radical Markets）。透過認真審視、改進和落實這些創新想法和實驗，推動一場徹底改造「經濟」的革命，也許能夠為我們於危機中找到出路。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20/02/20200224_72.html

抗疫期间政出多门造成混乱，外企敦促北京防控措施标准化

来源:
美国之音

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将因中国爆发新冠病毒疫情而出现“严重的”营收亏损。这些公司，主要是欧美公司，如果不能很快恢复运营的话，它们今年的营收就要下降。

中国美国商会周四（2月27日）发布的调查报告发现，受访的169家公司的高管预计，它们的业务如果不能在4月底恢复正常的话，今年公司的营收将会下降。

营收严重下降

受访公司中，有将近五分之一估计，如果疫情持续到8月底，它们今年的营收将会减少一半。10%的公司说，它们现在每天损失约7万美元。

中国欧盟商会和中国德国商会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说，它们577个会员中近半数预计今年上半年营收会出现两位数的下滑。四分之一的会员预计降幅将高达20%以上。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格雷格·吉利根（Greg Gilligan）在一份声明中说：“短期来看，旅行中断、员工生产效率下降、成本增加、营收大幅下滑等对会员企业的经营会产生清晰而重大的负面影响。”

受访的美国公司中约44%表示，疫情的不确定性影响到他们对今后两年美中关系走向的判断。三分之一的公司对中国的成本、利润和经济增长预测持悲观态度。

混乱的法规

欧洲在华企业有一半认为，中国不同地方的法院和政府所使用的法规不仅难以预测，而且相互矛盾，往往会临时改变。

比如，运输经过不同地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外国企业面临的其它主要困难包括隔离要求过于严苛，恢复生产的预设条件太过繁多。

中国欧洲商会会长约格·伍克（Joerg Wuttke）说：“抗疫期间出现的新规则相互矛盾，催生了数以百计的独立王国，在中国跨地区运送货物或人员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伍克说：“虽然疫情防控是最重要的任务，但不同司法区域的措施标准化应该有利于恢复经济。”

减轻税赋

除了增加透明度和政策的连贯性之外，美国企业敦促中国政府通过减轻税赋来帮助它们度过难关。

大多数企业要求美国政府放宽进入美国的旅行限制，提供更多有关美中阶段性贸易协议执行情况的信息，进一步明确美国在疫情方面的企业政策。

在另一方面，在湖北武汉的台湾电子和芯片制造商希望在3月10日之后复工。

位于台北的台湾电子电器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颜素秋说，如果推迟继续下去，它们协会的成员将会遭受巨大的打击。

供应链错乱

中国电子行业面临的主要困难包括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供应都被打乱了。

隔离措施造成季节工人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岗位，引起劳动力紧张。颜素秋说，这给它们会员企业的运转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颜素秋说：“如果说，他这些员工已经回去再回（不）来的，影响就比较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原料、供应链，他（公司）原来的备料都已经差不多用完了。所以，有一些供应链，如果没有开工，就会有断链的问题，这一块影响很大。”

她说，对于电子行业来说，一季度本来生意就比较疲软。但是，如果劳动力供应和原材料供应混乱的情况持续到3月份的话，该行业就会出现全年营收下滑。

幸运的是，在广东东莞和江苏昆山的数百家台湾工厂已经恢复了90%的产能。但是颜素秋说，这些工厂今后的订单还存在着不确定性。

尽管目前要弄清疫情对企业的长期影响究竟有多大还为时尚早，但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推出了减税、降租、金融支持等措施，改善在华外资企业的业务发展及其可持续性。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E6%8A%97%E7%96%AB%E6%9C%9F%E9%97%B4%E6%94%BF%E5%87%BA%E5%A4%9A%E9%97%A8%E9%80%A0%E6%88%90%E6%B7%B7%E4%B9%B1%EF%BC%8C%E5%A4%96%E4%BC%81%E6%95%A6%E4%BF%83%E5%8C%97%E4%BA%AC%E9%98%B2%E6%8E%A7%E6%8E%AA%E6%96%BD%E6%A0%87%E5%87%86%E5%8C%96.html

新冠肺炎疫情： 蔓延全球40多國 死亡近2800例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自1月在中國爆發後，目前已經蔓延到全世界。全球已經有超過8萬人感染，分佈在約40個國家，近2800例死亡。

感染者大部分集中在中國，在中國之外，韓國、日本、意大利和伊朗的疫情較為嚴重。
二十多國上調韓國旅遊預警

一周多的時間，中國鄰國韓國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從幾十宗上升到超過1500宗。

韓聯社報道，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周四（2月27日）通報，韓國較前一天新增505例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達到1766例。

報道稱，截至前一天上午9時，與新天地大邱教會有關的確診病例近600例。

韓國如今已成為中國以外新冠肺炎病例最多的國家，許多國家對韓國採取了入境管制措施，超過20個國家上調韓國旅遊預警。韓國外交部周三（26日）稱，17個國家和地區針對韓國採取禁止入境措施，還有13個國家和地區加強對從韓國入境人員檢疫。

日本總確診個案也達到將近900宗，其中鑽石公主號上的病例佔據大部分，有705宗。

日本經濟新聞引述日本政府的新型冠狀病毒傳染病對策專家會議稱，今後一兩周是感染迅速擴大或平息的關鍵期。

意大利成歐洲重災區

意大利當局周三晚間表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400宗，比周二晚增加80宗。

受影響最嚴重的地區是該國北部工業區倫巴第、米蘭周邊地區和威尼斯附近的威尼托地區。意大利已經有12人在疫情中死亡。

政府官員試圖安撫公眾，並稱正在採取措施防止疫情蔓延。當局關閉了學校、電影院，一些公眾活動也被叫停。

人們擔心疫情爆發或許會使意大利陷入經濟衰退。BBC駐米蘭記者馬克·洛溫（Mark Lowen）說，米蘭的咖啡館空空如也，許多酒店預訂取消，這是因為人們很恐懼。

歐盟衛生與食品安全事務委員基利亞基德斯（Stella Kyriakides）在羅馬會見意大利衛生部長後表示，情況讓人擔憂，但不能陷入恐慌。

她稱，對於這種病毒，特別是其起源和傳播方式，仍有許多未知之處。

在歐洲其他國家，西班牙、法國和德國等也報告了確診病例，英國有13人感染。

伊朗19人死亡，世界第二

伊朗是中國外因新冠病毒感染去世人數最多的國家，已經報告139宗確診病例，19人因病去世。伊朗衛生部副部長伊拉吉·哈里奇（Iraj Harirchi）也被確診感染。

儘管疫情蔓延，但伊朗總統魯哈尼稱，沒有計劃對任何地區或城市實施封城，只會隔離個人。

伊朗官員要求民眾不要前往疫情爆發中心、伊斯蘭教聖地庫姆，但並沒有關閉城中的朝聖場所。

伊朗鄰國沙特阿拉伯已經禁止外國人入境進行宗教有關活動，包括前往伊斯蘭教聖地麥加和麥地那。

當地電視台時間2月26日報道， 巴基斯坦首次確認2例新冠肺炎病例，兩人均有伊朗旅行史。
南美洲現首宗感染個案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三表示，美國做好十足凖備應對疫情，副總統彭斯將負責此事。美國的確診病例已有60宗。

特朗普還稱，研究人員正在迅速趕製疫苗。然而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弗契認為，疫苗至少要一年才能研製出來。

另外，南美洲周三也出現首宗感染個案，患者是一名曾到訪意大利倫巴第的巴西男子。
中國回應

對於疫情不斷在全球擴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周二曾稱，中方正密切關注韓國、意大利、伊朗等國國內新冠肺炎疫情發展，「對此感同身受」。

趙立堅還指，中國願意同這些國家分享信息和經驗，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根據中國媒體報道，中國駐伊朗大使館向伊朗衛生和醫療教育部捐贈25萬隻口罩，使館還同一家在伊朗的中資企業捐贈了5000人份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



from BBC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1657441

首份病理报告：新冠肺炎病理特征与SARS、MERS非常类似

研究揭示患者产生严重免疫损伤的原因，研究者建议了对重症患者阻止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发展恶化的方法，有关内容“可能有助于医生及时制定类似重症患者的治疗策略，降低死亡率”

【财新网】（记者 黄蕙昭）“新冠肺炎（COVID-19）的病理特征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感染者的病理特征非常相似。”首份新冠肺炎患者病理报告强调。

　　2月17日，《柳叶刀·呼吸医学》（The 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在线发表了首份新冠肺炎病理学报告。该论文研究团队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通讯作者之一为中科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王福生教授。

　　该研究主要基于患者死亡后微创病理检查，即，在患者死亡后，按照临床采用的组织活检操作提取样本。

　　研究病例是一名50岁的男性患者，1月14日，男子出现轻微寒战和干咳，1月21日，男子病情加重，因发烧咳嗽、畏寒乏力和呼吸急促就医，次日确诊新冠肺炎。住院期间，医院给予患者抗病毒、抗感染、有创通气等治疗，病情无显著改善，相继出现低血氧症、严重呼吸困窘、心脏骤停。因抢救无效，该患者就医一周后去世。

　　研究团队分别从患者的肺、肝和心脏组织中取得样本。组织学检测显示：就肺部样本看来，有弥漫性肺泡损伤，肺细胞脱落和肺透明膜形成，表现患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同时，有非典型的肺细胞增大，细胞中存在两亲性粒状细胞质和突出的核仁特征，表现出病毒性细胞病变。研究者称，新冠肺炎的病理特征与SARS和MERS非常相似。

　　不过，2月18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在广东疫情发布会上特别提示，根据其团队从肺移植经验中得到的资料，新冠肺炎患者的肺部情况和SARS“有点不一样”，值得关注。“（肺部）并不是想象中的严重的纤维化，是一部分肺泡还存在，炎症很厉害，有大量的黏液。”钟南山表示，黏液问题很重要，会引起包括气道不通畅等问题，阻碍呼吸。最终的结果，研究团队仍在观察中。他同时强调，进一步的解剖病理，能帮助临床医生认清新冠肺炎的特点，再贯穿到治疗中。

　　此外，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研究团队“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可能出现肝损伤”的研究呼应，该病理研究同样显示，患者的肝组织显示中度微血管脂肪变性，和轻度的肝小叶活动，不过，尚无确凿证据推断究竟是新冠病毒感染，还是药物性肝病导致的损伤。

　　研究团队还发现，患者心脏组织有少量炎性细胞浸润，但并无其它实质性损伤，表明新冠病毒或许不会直接损害心脏。

　　此前，曾有多位一线医生向财新记者表示，免疫紊乱带来的“细胞炎症风暴”，可能是导致新型冠状病毒重症肺炎和死亡的关键原因之一。（参见：封面报道|四大ICU主任详解病毒 来自最前线的防治之策）而研究团队对患者的外周血进行流式细胞分析发现，外周CD4和CD8-T细胞数量大大减少，状态却被过度激活。以Th17的增加和CD8-T细胞的高细胞毒性为表现的T细胞过度激活，这部分解释了患者产生严重免疫损伤的原因。

　　上述病理学分析“可能有助于医生及时制定类似重症患者的治疗策略，降低死亡率”，论文称。研究者建议，对于重症患者，应考虑及时、适当使用糖皮质激素和呼吸机治疗，阻止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发展恶化。

　　病理研究为何重要？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程远雄接受中新社所属中新经纬专访时解读：目前对新冠肺炎的诊断主要基于血液检查的炎症因子等数据，推测该病毒可能在呼吸道、消化道、心血管系统、肝脏等系统引发损伤；而病理解剖有助于解答哪些是新冠肺炎带来的原发性损伤，哪些是继发性损伤；以及为什么不同的病人感染新冠肺炎症状不同。

　　值得一提是，在这篇论文发表前一天，武汉金银潭医院于2月16日凌晨起先后实施了两例新冠肺炎患者遗体解剖手术，预计10天以内可以得出结论。不同于尸检取样，完整的遗体解剖病理研究有望在本文病理学新发现的基础上，为探索新冠肺炎患者临床病理改变，疾病机制更进一步。“尸体解剖非常关键。17年前SARS，有一些尸体解剖说明了，除肺部以外，全身脏器破坏情况，以及肺本身病变是什么。”钟南山称。

　　财新记者黄姝伦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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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财新网 http://www.caixin.com/2020-02-18/101517239.html

新冠肺炎死者尸检，可以揭示关于疾病的重要信息

去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我国科学家仅用一周的时间便将病毒鉴定了出来。之后，全球各大学术期刊相继发表相关临床病例研究结果，却至今未曾有任何与死亡病例相关的尸检结果披露。

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的刘良教授，呼吁尽早对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进行系统解剖，期望在病理学角度有所突破，以利于临床诊断和开发针对性治疗方案。[1]

尽管可能受限于目前的解剖条件和伦理因素，我们暂时无法从尸检中得知更多新冠肺炎的信息。但目前的研究进展提示，从病毒来源上，导致本次疫情的病毒SARS-CoV-2与SARS-CoV是一对姐妹花，基因序列相似。

2003年SARS疫情爆发后，法医学家对部分死亡病例进行了尸体解剖。或许，我们可以从SARS的尸检结果中，找到些有借鉴价值的经验。

细胞因子风暴，可能是SARS重症的重要因素之一

SARS的大名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起病急促，3~7天即开始出现干咳、血丝痰等非特异的呼吸道症状，10~14天达到顶峰，除了发热、乏力等症状加重外，大多数病例出现气促、呼吸困难等为表现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SARS患者的主要病理改变是肺部损伤，但其肺部损伤却不只是病毒直接侵袭而造成的，也就是说，还存在其他机制导致的“继发性损伤”。

一篇涉及香港6例SARS死者肺部解剖的论文，对继发性肺部损伤的机制做了推测。

解剖观察到的病理改变包括：

肺组织切片镜下可见弥漫性的肺泡损伤，伴有支气管上皮剥脱，纤毛脱落，鳞状上皮化生等病变；大部分死者肺泡和肺间质巨噬细胞浸润，肺泡上皮细胞增生形成双嗜性胞浆丰富的多核巨细胞，即巨细胞肺炎。大量的渗出以及白细胞的浸润，导致了肺部外观上明显膨隆、增大，重量增加[2]。




左）SARS肺炎伴部分形成巨细胞的肺泡上皮细胞，肺泡内可见大量纤维素性渗出液，肺泡壁毛细血管淤血，肺泡壁完整性被破坏[3]；（右）正常肺泡和肺泡囊｜Color Images of Histological Sections

上述以呼吸系统为主的症状，就是病毒对肺部原发性以及继发性损伤导致的。[3]





肺部切片的电镜检查，在II型肺泡上皮细胞内质网分泌囊泡中，观察到90纳米大小的冠状病毒颗粒｜参考文献[4]



文章作者根据这些肺部病变推测，SARS患者肺部的吞噬现象提示，细胞因子的失调有可能是导致SARS患者临床症状严重的重要因素。[3]


细胞因子失调（现在常听到的说法是“细胞因子风暴”），是机体短期内分泌大量细胞因子，引起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甚至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的一种过度免疫反应。而这些细胞因子可以诱导肺损伤-修复机制激活，最终导致肺纤维化，是患者最终呼吸困难、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原因之一。[5]文章作者同时认为，临床上适当的糖皮质激素介入，可调节细胞因子失调，避免致命性的后果出现。[3]

直至现在，当年的SARS患者激素治疗方案仍然有很大的争议，而这个解剖结果，为此方案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

现行关于新冠肺炎治疗的激素介入，同样有一定的争议。如果可以通过解剖了解新冠病毒在组织细胞内的免疫应答情况，相信结果会对治疗有指导意义。
除了肺部，SARS病毒还藏匿在胃肠道等处

另一篇涉及广东SARS和非SARS死者各4例的系统解剖论文发现，SARS死者除了肺部呈现SARS病毒阳性外，汗腺、肾脏、胃肠道等也存在SARS病毒阳性。文章作者认为，这个结果提示，SARS病毒除了经过呼吸道传播，也有可能会通过粪便、汗液和尿液传播。[4]

而后期也有临床研究表明，在SARS患者病发后数周时间内，粪便、尿液或咽拭子可检出病毒核酸，甚至提取到有感染活性的病毒。[6, 7]



SARS病毒阳性（红褐色）的小肠上皮（3A）和阴性对照（3D）；SARS病毒阳性的汗腺细胞（8A）和阴性对照（8D）



当年如果早一步知道SARS病毒可侵犯胃肠道，类似香港淘大花园下水道SARS社区传播的案例可能就可以提前预防了。而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粪便中可检出新冠病毒核酸，提示着粪口传播的可能性，日前钟南山院士团队等也在患者粪便中进一步提取到了活性病毒。

如果可以进行深入的解剖检查，就能为病毒的传播途径提供实质性的证据。

死后90小时，小肠和肺组织中仍可能存在活性SARS病毒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支研究团队，对11名病程不一致的SARS死者尸体进行系统解剖，通过检测不同器官的病毒核酸含量，分析了病毒在患者体内的分布。[8]其中用到的，就是这段时间的技术“明星”——实时定量PCR。

除了这项技术，文章还尝试从不同器官组织中提取病毒，以尝试了解患者死后病毒的活性情况。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两者不都是检测病毒含量吗？结果出来有差吗？

这个差别可就大了。

从组织中提取病毒，得到的病毒是有活性的，是可以感染人的；而从组织中提取病毒核酸，则并不能说明组织中仍然存在具有感染性的病毒。就像从薛定谔的盒子里摸到活的猫会咬人，可是如果只摸到猫毛，只能说明盒子里有过猫，但并不能确定盒子里还有没有会咬人的猫。

所以，对于门把手可以提取到病毒核酸这样的信息，大家也无需过分恐慌。有可能这段核酸，已经是不具感染能力的病毒残骸了。

文中，作者尝试提取死后90小时以上尸体肺、心脏、肾脏、肝脏、脾、小肠、腰大肌以及骨髓的活性病毒，结果仅可以从部分死者小肠（4/6）和肺组织（4/11）内提取到仍然具有感染能力的活性病毒。最长可在死后175小时的患者肺以及死后160小时的患者小肠内，提取到活性病毒。

同时，研究者检测了上述脏器或组织的病毒核酸含量，发现小肠和肺每克组织的病毒核酸含量中位数是其他脏器或组织的60~17万倍。作者推测，患者死后，病毒虽然会随之逐渐死亡，但死前肺和小肠的病毒含量已经十分高，所以死后90小时病毒还没“全军覆没”。

参考这些数据，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死亡后，殡葬工作人员的防护以及尸体的后续处理也显得十分重要。

同时，文章作者对比了病程不同的死者上述器官或组织的SARS病毒核酸含量变化，发现除了肺组织病毒核酸含量在发病后第12~13天开始有未知原因的明显下降外，其他的器官或组织病毒核酸含量比较平稳。

作者推测，有可能是利巴韦林和/或糖皮质激素治疗，对肺病毒抑制作用比较明显。也有学者认为，病毒核酸含量在肺部的下降，是体内免疫系统开始作用的后果。

肺SARS病毒核酸含量（♦）、持家基因（所有细胞中稳定表达的基因）核酸含量（方块）和SARS病毒相对含量（▲）的病程折线图，横坐标为病发-死亡经过的时长。每个数据点来自不同的患者，代表左右肺SARS病毒核酸含量的平均值。
为什么需要对新冠肺炎死者进行系统解剖？

从上述三篇SARS死者解剖相关文章，科学家们大致了解了SARS引致的人体各器官组织的病变，了解到SARS病毒在各器官中的偏向性，初步推测SARS可能导致细胞因子失调。

就像前文所说，如果早一步知道SARS病毒可在肠道中高浓度积聚，类似淘大花园下水道的社区传播可能就可以避免了。当然，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研究者在患者粪便中提取到了活性病毒，推测病毒可能可以通过粪口传播，这是在SARS抗击战中获得的经验。

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症状和SARS有不同点，不可能完全参照SARS的研究来推测发病机制、病理生理过程和传播途径。而且，哪怕现在有各种先进的分子病理技术，还是无法直观地了解病毒对人体的损伤情况。

当年如果没有这些为推进SARS研究而捐献遗体的死者和家属，SARS相关的研究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进展，衷心感谢这些捐献遗体的死者和家属。

现在，我们对新冠肺炎所知甚少，在疫情正酣、诊疗方案尚不完善的时期，相信如果可以对部分死者进行系统解剖，必定能有助于我们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理生理进展和发病机制，也会对预防和治疗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国内法医界专家提议尽快对COVID-19死者进行解剖. 2020; Available from: 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651485?st=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2] 呼吸系统疾病, in 病理学, 陈杰;李甘地, Editor. 20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
[3] J M Nicholls, L L M Poon, K C Lee, et al., Lung pathology of fatal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The Lancet, 2003. 361(9371): p. 1773-1778.
[4] Y Ding, L He, Q Zhang, et al., Organ distribution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associated coronavirus (SARS-CoV) in SARS patients: implications for pathogenesis and virus transmission pathways. J Pathol, 2004. 203(2): p. 622-30.
[5] 严冬, SARS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国外医学：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分册, 2005. 32(1).
[6] P K C Cheng, D A Wong, L K L Tong, et al., Viral shedding patterns of coronavirus in patients with probabl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The Lancet, 2004. 363(9422): p. 1699-1700.
[7] D Xu, Z Zhang, L Jin, et al., Persistent shedding of viable SARS-CoV in urine and stool of SARS patients during the convalescent phase. Eur J Clin Microbiol Infect Dis, 2005. 24(3): p. 165-71.
[8] J W Tang, K F To, A W Lo, et al., Quantitative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associated coronavirus (SARS-CoV) in post-mortem tissues. J Med Virol, 2007. 79(9): p. 1245-53.

作者：喵奴·Catherine 江小鱼
编辑：odette
发布于 2020-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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