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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中印军队在洞朗地区对峙了70多天后，终于结束了这场危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事件不会对中印关系起到任何促进作用。相反，它或许标志着，印度将其与中国在经济、外交、地缘政治领域的竞争关系，拓展到了直接的军事对抗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将印度视作一个竞争对手，但印度却一直视中国为其强国路上的最大障碍。尤其是以莫迪为首的“印度人民党”上台之后，印度开启了一波从各个方面学习中国、遏制中国、超越中国的针对性行动。从尼泊尔、不丹这样的喜马拉雅山缓冲地带，到斯里兰卡、孟加拉这样的南亚后院；从缅甸、越南等东南亚邻居，到西亚、非洲等拥有大量印度移民和劳工的地区；莫迪上任后频繁出访所留下的足迹，无一不彰显出其明确的针对性。
在从硬实力上赶超中国的同时，印度也希望在软实力的较量中胜出。“佛教外交”（Buddhist Diplomacy）便是莫迪政府力图增强印度软实力的一项举措。
印度的佛教外交
2015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参加了一场印度教与佛教的对话会议。会议分别在新德里和佛教圣城菩提迦耶（Bodh Gaya）设立了两个会场，其主题是“化解宗教冲突和增强环境意识”。作为会议的首席嘉宾，莫迪在发言中宣布：印度将“领导全亚洲，推广佛教文化遗产。”
正如他所倡导的“国际瑜伽日”或“印度制造”等国家战略一样，莫迪对自己宣布的每一项倡议都会做到身体力行，并甘当首席代言人。那次大会的最后一天，莫迪带领一众参会的代表们，前往菩提迦耶著名的摩诃菩提佛寺（Mahabodhi Temple），坐在传说中佛祖释迦牟尼当年悟道的菩提树下，打坐冥想了20分钟。
印度力图将自己打造成“佛教世界的领袖”，是从更早前就已开始的。2010年，印度国会批准在玄奘曾经求法的那烂陀（Nalanda）佛学院遗址上，重建那烂陀大学，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来自印度以外的国家。2012年，印度赞助了在缅甸仰光举办的佛教学者会议，当时的印度外长亲自出席，他还参加了仰光一座佛像的开光揭碑仪式，该佛像是早前印度总理访缅时捐赠的。
莫迪上任之后，印度的“佛教外交”更是正式升级为一项国家外交策略。2015年5月，莫迪宣布将释迦牟尼的生日定为印度的全国性假日。随后，他在访问中国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参观了西安的大雁塔，并特意前往密宗祖庭大兴善寺，在供奉“开元三大士”（创立中国佛教密宗的三位印度僧人）的殿中观礼。同年8月，印度政府的文化委员会宣布了一系列推广佛教的会议、讲学等活动，包括前面提到的印度教和佛教的对话会议。印度媒体立刻捕捉到了政府致力于“佛教外交”的新动向，《印度电讯报》（The Telegraph of India）惊呼：“印度有了一个新的文化大使！他就是佛祖。”
印度国内佛教影响力有限
佛教圣城菩提迦耶位于比哈尔邦——印度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在这里，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两类人，一类是来自世界各地、穿着不同颜色袈裟的佛教僧侣，另一类是成群结队的印度乞丐。乞丐们知道谁是最慷慨的施主，他们聚集在各大寺庙门口，等待着刚刚朝拜完佛祖的僧人和香客。
摩诃菩提佛寺于2002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菩提迦耶招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朝拜者。寺庙院子里枝繁叶茂的菩提树仍然与佛祖悟道的传奇联系在一起，来自中国的游客仍津津乐道于玄奘在书中对它的描述。但是，无论是印度人的记载，还是英国人的考证，现在的这棵树都与2500年前的那棵树没有多大关系。根据英国考古学家康宁汉姆（Alexander Cunningham）的记录，现存的那棵树是1881年他亲手种植的。
但这丝毫不影响四面八方的佛教弟子前来朝拜，不影响人们在树下打坐、冥想、诵经。院子里也不乏游手好闲的印度人，他们肯定不是佛教徒，但他们知道每一位佛教徒的心思。当你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低头寻觅的时候，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凑上来，从口袋里掏出一片菩提树叶，同时指指头顶上的大树。当你惊喜万分地向他道谢时，他会不慌不忙地伸手向你要钱。
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以为印度是一个佛教国家，或者佛教在印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印度的佛教信众只占总人口的0.7%，排在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之后。而且，佛教信众数量是印度各宗教人口当中下降最快的一个群体。
佛教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宗教，在印度并不受重视。尽管在其教义中，崇尚众生平等、反对祭祀至上的佛教与坚持种姓制度的印度教有着根本的区别，但许多印度人还是相信，佛教不过是印度教的一个分支，而释迦牟尼不过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Vishnu）的一个变体（毗湿奴有无数个变体，释迦牟尼是10个主要变体中的第9个）。
印度开启佛教外交的原因
对于印度大张旗鼓地推广“佛教外交”的原因，中印学者和观察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解读。
印度媒体《石英网》（Quartz）认为，莫迪上任后推出的“东进行动”（Act East）战略，与印度佛教外交形成微妙关系。“东进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强与东亚、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经贸、文化联系，而这些国家正是属于“佛教文化圈”的国家，所以，佛教外交成为印度重新平衡其与东南亚和东亚邻国关系的重要补充。
中国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毕研韬曾撰文指出：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以此提示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着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该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印度“中国分析与战略中心”主任拉那德（Jayadeva Ranade）则认为，印度开展佛教外交除了要与亚洲“佛教圈”国家拉近关系、掌握“佛教话语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依靠达赖喇嘛以及客居印度的藏传佛教势力，在喜马拉雅山缓冲地区，阻止中国势力通过佛教向周边国家渗透。
今年3月，拉那德在智库组织《卡内基印度》（Carnegie India）的网站上撰文指出：“达赖喇嘛的年龄增长，使得谁将确定他的转世问题变得日益重要。中共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最终解决达赖喇嘛对北京来说的不可靠性，从而加强对西藏的政治控制。”而达赖喇嘛对于印度的周边外交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莫迪和达赖喇嘛一前一后访问蒙古，莫迪在乌兰巴托的记者招待会上，多次强调印度与蒙古的“佛教纽带”（实际上是西藏与蒙古的纽带）。
中国的佛教外交
相比于印度，中国的佛教外交其实开启得更早。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佛教代表团访华，到90年代中国佛牙舍利到泰国、缅甸等国家巡回展出，中国很早就意识到佛教在周边国家外交关系上的作用。习近平在访问斯里兰卡期间，曾发表署名文章，专门提到中斯两国之间由法显大师（337年－422年）开启的“千年佛缘”。在印度访问时，习近平也专门拜访了玄奘取经的途经之处和修行故地。
中国学者们认为，佛教外交在与亚洲国家加强文化联系、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孔子学院之类的“儒教输出”于近年来逐渐式微的情况下，佛教以其“热爱和平”的理念与形象，恰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项极好补充。
2005年，中国发起成立了“世界佛教论坛”，并于2006年在浙江杭州和舟山举办首届大会。此后，世界佛教论坛每三年举行一次大会，与会者除了中国本土的佛教界人士，还有东南亚、东亚、甚至印度的僧侣和学者。
印度的观察家们认为，中国此举是为了“向中国和邻国的佛教人士传达一个信息，即中共当局允许佛教在中国自由传播。”而印度“中国分析与战略中心”主任拉那德在《卡内基印度》的文章中则表示，这些定期举行的世界佛教论坛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中国为了提升官方指定的班禅喇嘛的地位……并说服佛教界接受，他是这个位置的合法继承者。”
中国政府曾与达赖喇嘛因选择第十一世班禅的转世灵童问题发生过严重冲突，导致中国彻底断绝一切与达赖喇嘛的沟通渠道，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中印佛教外交的冲突点
2011年10月，中国宣布投资30亿美元，为尼泊尔的佛祖诞生地蓝毗尼（Lumbini）提供基础设施升级建设。此举在印度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被认为是中国进一步向尼泊尔施加影响的大动作。
尼泊尔是中印之间的缓冲国，但长期以来受到印度政府的控制。虽然，除了佛祖悟道的菩提迦耶之外，印度尚有佛祖初次讲法之地鹿野苑、世界第一所佛教大学那烂陀、佛祖涅磐地拘尸那迦等十来处佛教遗址，但是佛祖的诞生地蓝毗尼属于尼泊尔，印度曾因此与尼泊尔之间发生过“佛教发源地”之争，引起尼泊尔的强烈不满。
近年来，尼泊尔政府越来越希望摆脱印度的控制，而平衡印度的力量只可能来自中国。2015年4月，尼泊尔发生大地震，中国和印度的救灾团队在尼泊尔进行了一场“救援竞赛”。同年10月，印裔尼泊尔人因“单独建邦”的要求未能满足而发生骚乱，印度政府要求尼泊尔修改宪法被拒后，单方面切断了对尼泊尔的油气供应，致使尼泊尔经济几乎陷入停滞。尼泊尔总理随后向中国求救，并获得中国1000吨燃油的援助。
作为回报，尼泊尔多次重复中国在西藏问题的立场，并拒绝达赖喇嘛入境。在近期中印洞朗对峙期间，尼泊尔媒体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不能重蹈不丹的覆辙、在主权问题上被印度所掌控。为此，印度媒体曾发文疾呼：“印度正在失去尼泊尔。”
中印佛教外交之争在亚洲其他的佛教国家也有所表现，日本、越南明显向印度靠拢，而老挝、柬埔寨则更倾向于中国。缅甸、泰国、斯里兰卡、蒙古是双方争夺的对象，就目前来看，印度在蒙古取得进展，中国则在其他几个国家保持优势。其中，斯里兰卡自认为自从中世纪佛教在印度几近灭绝之后，继承了佛教的真传，成为上座部佛教的中心，并将上座部佛教传播到东南亚国家。斯里兰卡人不认为印度的佛教是正传佛教，也不承认佛教是印度教的分支，其国内佛教信徒更是与印度教势力进行过几十年的国内战争。
中印各自佛教外交的短板
尽管中印的佛教外交都是政府主导的外交策略，但相比于印度，中国的佛教界可以动用更多国家资源的同时，也受到更严格的官方管控。在对外传播的语境中，中国佛教难免受到政府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对国外的佛教受众来说，比较难以接受。
此外，一些国家将西藏问题从国家主权问题转移为宗教自由问题，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以及佛教界的影响力，也使得中国佛教界相形见拙、疲于应对。数次在印度召开的世界性佛教会议，因为邀请了达赖喇嘛出席，而受到中国方面的抵制。
对于印度来说，佛教在当今印度的地位并不显著，印度派出参加国际宗教活动的人士甚至曾因对佛教仪式和礼仪的生疏而遭到诟病。香港致力于佛教传播的佛门网（Buddhistdoor）评论道：“尽管莫迪正在大力宣传佛教，但他不可能为佛教在印度创造出更多的空间。虽然佛教在印度的传播没有任何限制（宗教自由被写进印度宪法第15条和第25条基本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佛教在印度几乎没有任何声音。政治家为了和平外交和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而寻求适宜的宗教，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如果莫迪政府真的想让佛教成为印度一支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就应该为国内的佛教徒提供一个更强大的声音，从而使信众人数得以增长。”
此外，印度官僚机构的效率低下和分工紊乱，也使得“复兴佛教”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2006年，印度政府提议重建那烂陀大学。然而，该项议案直到2010年才获得国会批准，但资金却迟迟未能到位。到2014年正式开学时，教室和宿舍尚未完全建成，只招收到15名学生，创始校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也于次年无奈辞职。
与之相比，中国在三亚设立的南海佛学院2014年立项，2017年4月就已建成招生，首批入学220名学生。印度媒体不禁感叹：“中国开办自己的那烂陀大学，令印度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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