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3 May 2014

叶鹏飞；丰墙峭阯的民主政治

　西方阵营凭借民主政治尊重人类天性爱好自由的本能，终于在冷战中胜出，打败了苏东共产集团的专制主义。但是就在“民主”、“人权”搭乘经济全球化 顺风车，以“普世价值”姿态征服世界各国民心的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政体，却出现了自我颠覆的严重危机。套用“失败”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构成 民主政体豪厦的“下层建筑”，正被其“上层建筑”掏空根基而摇摇欲坠。马克思主义相信，人类社会由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组成，前者主要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也就是经济活动的性质；后者是指建立在前者之上的思想文化、社会制度、政治权力结构等等。下层建筑影响（马克思教条主义者甚至会说“决定”）了上层建 筑——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容易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政治，主要依靠自由市场，或者统称为资本主义来构成其下层建筑。自由市场假设个人根据自身能力，自愿提供劳力、产品或服务， 来自由交换所需的物品；市场则根据供应和需求的总量制定价格，作为调节供需的信号。个人因为资质、努力程度、运气的不同，而得到相应的报酬差异。换句话 说，财富分配不均是自由市场或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甚至是保障其运行的必要条件。要富有、要在社会上成功，就要不断努力、冒险。这种多劳多得的假设，不但 正当化了贫富差距，也让其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能够按照同样的逻辑——投票也是一种政治市场的自由选择——得到最大的认同。
　可是，近乎基本教义派的新自由主义，却鼓吹绝对的市场自由，反对政府监管市场。这股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成为主流后，逐渐造成“社会的市场 化”，连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需求也“按市价收费”。这种上层建筑异化的恶果，最近被社会学者用证据揭发出来。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丁·吉伦斯 （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学决策学教授本杰明·佩奇（Benjamin I. Page）的调查发现，美国的上层建筑其实并非其所标榜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已经成为寡头政治。他们在4月9日发表的文章《检测美国政治的理论——精英、利 益团体和一般公民》指出，美国公民（民主政治理论上的主人）的意见，已经越来越无法左右公共政策，主要利益团体和商界精英，才是决定美国政治结果的寡头。
　他们收集分析了从1981年到2002年的近1800项公共政策，结果发现“普通民众……对政策的影响极小，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富裕阶层却 “对政策有着极大的、重要的影响”，他们“比其他任何受调查者的影响力都大”。此外，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也“在公共政策上有着强大积极的影响力”。例如，超 过80%的美国民众支持对购枪者，立法强制对其进行身份背景调查，避免精神病患者或有前科者合法买枪；接近80%的美国民众支持政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可 是美国政府在这两方面却迟迟没有按照民意立法。
　美国的民主政治退化为寡头政治，肇因或能从其下层建筑找到线索。被誉为“摇滚巨星经济学者”，其砖头般厚重的685页新著《21世纪的资本论》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英文译本，意外打败所有类别书籍，登上美国亚马逊畅销书榜首的法国巴黎经济学院经济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恰好提供了这方面的思考。这本被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克（Branko Milanovic）在一篇长达20页的书评里，形容为“经济思想的分水岭之作”的巨著，提出了一些颠覆性的观察。
　皮凯蒂在研究了20个国家过去200年的经济数据后说，贫富差距是历史的常态，近代两次世界大战后财富相对平均，中产阶级产生，反而是历史上独一 无二的反常现象。1980年代开始的贫富差距拉大趋势，正是自由市场通畅运作的自然结果。同时，一战后持续60年的社会相对平等的特殊现象，恐怕将一去不 复返。今后的趋势，会是朝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中产阶级将无可避免地消亡。
　他也发现，与马克思所宣称的相反，资本回报率非但没有递减，反而一直远大于经济增长率——工作的收入永远落后于钱滚钱的收益。随着科技的进步取代 了许多传统工作岗位，生产力的提高将加速资本回报（也意味着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同时也会加速中产阶级的没落，让贫富差距现象尖锐化。更糟糕的是，经济增 长率越慢，财富反而更集中——无论景气好坏，富人的财富只会越来越多。皮凯蒂在一篇访谈中表示，在常理内的贫富差距是好的，但“民主制度无法在贫富悬殊的 条件下运作”。
　美国的政府停摆、泰国的红衫军抗争、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似乎都印证了皮凯蒂的研究——中产阶级的空洞化，将带来社会意识的两极化，让根据基本共识 的一人一票民主政治难以正常运作。若承认下层建筑确实会影响上层建筑，即贫富差距恶化将导致社会撕裂，民主难以正常运行；从经济状况入手解决问题，似乎是 当然的结论。皮凯蒂因此提出了在全球征收累进财富税的建议，用来分配给缺乏资本的民众。这也是《21世纪的资本论》争议最大的章节。
　新加坡已经意识到贫富差距的政治后果，政府近来大力补贴低收入阶层，用财政转移的方式降低基尼系数，针对特定低收入职业实行渐进式加薪、就业奖励 计划（Workfare）补贴等，至今也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新加坡对资本的优待——不征收个人遗产税、赠予税和资本收益税；企业所得税为17%，比个 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20%还低——以及还未尽全力保护中产阶级，意味着因为资本收益长期超越工资增长，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趋势，并没能得到釜底抽薪式的 解决。维护民主地基稳如泰山的努力，还有许多未竟之功。

原载2014年4月2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from Study Room 書齋 http://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4/04/28/%e4%b8%b0%e5%a2%99%e5%b3%ad%e9%98%af%e7%9a%84%e6%b0%91%e4%b8%bb%e6%94%bf%e6%b2%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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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 钱到哪里去了？

大陆经济有一个极其诡异的现象，一方面，2009年以来，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印钞机”，目前，经济货币化 程度非常之高，而另一方面，又在闹钱荒，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不断飙升，民间借贷和各种理财产品的利率也高到了离谱的程度，钱到底到哪里去了，成为一个饶有 意味的话题。
猜想一，腐败收入或藏之床底。这个猜想看似荒谬，其实不然，近年来，大陆查抄贪官，发现的现金之巨，令人瞠目，如铁道部宣传处前处长陈宜涵被查，其 家中查获超过就超过1000万元的巨额现金，又比如四川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队长李荣颷受贿3000多万，办案人员从李荣颷办公室搜出500万馀元现金，从 其家中搜出现金600万馀元，都是连号的钞票。
根据王小鲁等人的研究，大陆存在巨额的灰色收入，这些通过权力而获取的腐败收入一直在急剧上升，按其估算，2008年灰色收入就高达5.4万亿，比 2005年增加近一倍，一般估计，大陆年灰色收入，至少在5至8万亿之谱，这些钱因为其不能见光，相当大比例以现金的形式藏于床底，彻底退出了金融体系， 犹如一个巨大的漏斗，不断在抽吸着流动性。上面例子所举官员，不过中层，动辄都是千万现金的藏匿，足以证明这种现象的普遍。
当然，这些钱也有相当部分进入了房地产这个蓄水池，如上文提到的陈宜涵，同时也被抄出了至少9本北京市房产证，万科北京总裁毛大庆在一次演讲中也提 到，某厅级官员约拥有1至2栋楼房的巨量住宅，曾动用40多个人头试图抛售，灰色收入进入房地产非常普遍，以致王石要说，反腐是最大的调控。一个反腐败， 就对房地产尤其是高端房地产形成了很大的冲击，高价房地产这个蓄水池也吸收了相当的流动性。
猜想二，流出海外。这既包括上面提到的腐败收入，也包括民间高收入人士的资产转移行为。很久以来，沿海一些地方就把老板分为三等：一等老板把整个公 司资产都变为了外资，二等老板把自己变成了外国人，三等老板则是老婆孩子变成了外国人。公司资产变外资，运作过程较长且需要复杂的过桥，能做到这一点的老 板并不多，但资金量更大，后两者则越来越普遍，而每一个例子背后，都意味着一笔财产的转移，或对应着房产的购买，或对应着高额的学费生活费。
类似的现象当然也发生在“裸官”身上，大陆裸官数量之巨，已是公开的秘密，相应的财富转移，也同样巨大，如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 光，2002年便以86万美元买下了位于美国沃尔纳特市的别墅，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就近700万元人民币，而这只是其多套别墅之一，其妻女也常居于美国。
随着近年来移民海外人数的上升，财产通过合法或地下渠道流出也不断加速，这些钱，也等于彻底退出了大陆金融体系，当然也就意味着流动性的丧失。
猜想三，各种类似旁氏现象的积累，尤其以房地产领域为最。大陆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低落，各种贷款的获取往往需要通过权力运作而获取。一方面，银行 普遍对中小企业惜贷、抽贷，另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因为拥有政策优势，可以轻易获得贷款，转而投向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高收益领域。这种以生产经营的名义 获取贷款，再转投进房地产等高利润领域，乃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近年来，地方政府也参与到这种游戏当中，通过所谓融资平台，用短期资金运作长期项目。
这类运作需要较高的财务成本，而到期的贷款，则多采用变相展期，也就是所谓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延续，表面上看，银行在不断释放流动性，各种贷款数据 不断积累攀升，但实际上这些资金相当部分进入到了房地产等高利润同时也是高杠杆的行业，其安全性越来越寄托在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和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爆 之上，类似于某种旁氏现象。前些日子，宁波兴润置业的破产，就是此类现象的一个缩影，兴润置业留下35亿元的巨额债务，其中银行欠贷24亿元，兴润置业最 终是因为高利贷导致资金链断裂，但可以想像的是，其20多亿的银行贷款中，也不乏上述现象的存在。
上述的猜想或许不能获得统计数据的支持，更像是盲人摸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也都是大陆人耳闻目睹的普遍现象，腐败、移民、高房价，也都是近年来 大陆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核心词汇，而其共同折射的，其实都是权力经济的存在，解读巨大货币发行与钱荒并存，从这样的角度切入，更可能获得相对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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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無脊椎動物

香港傳媒北上「覲見」黨和國家領導人，已不是第一遭。今次所謂高規格接見，是因為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單獨與傳媒會面，聽說以前未試過。與其說這是對香港傳媒界的高度重視，不如說中共的統戰具體而微，已經統到每一個媒體老總的頭上。
要媒體老總挺起胸膛，錚錚鐵骨地「見大人，則藐之」，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苛求。但在新聞界打滾了幾十年才爬到今天位置的老總們，總不應被動地坐在那裏，陪 着笑臉，等着統戰吧。這些年來，香港新聞自由風雨飄搖，甚至腥風血雨，傳媒被抽廣告、名嘴被炒、老總被斬……一連串事件，都與中共收緊控制有直接或間接的 關係。
即使老總們「拿不出具體證據」來擺事實講道理，也不應該這樣的乖乖聽訓，低頭接旨，只聽主席說如何在輿論上要反對佔中，如何引導香港市民愛國愛港； 更重要的是要向黨和國家領導人說明香港對新聞自由的憂慮，新聞自由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意義，對中國面向世界如何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會面閉門進行，媒體老總們向黨和國家領導人說了甚麼，外界無從得知。但我認為，八九不離十，他們一句「新聞自由」都不敢說，一來是他們「鵪鶉」，不配合政治主旋律的不會開口；二來日趨保守的老總們，已漸與中國接軌，根本不相信有新聞自由這回事。
好了，不談新聞自由也罷。作為新聞工作者，無論在媒體處於甚麼職位，首先你是一位記者，無論在甚麼場合，都要發揮記者的本能。記者的本能是甚麼？就是憑記者的觸覺發掘新聞，無論對方是販夫走卒，億萬富豪，還是政客權貴，都要問該問的問題，不應錯過任何採訪機會。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說，在佔中問題上，如果特區政府尋求協助，中央會提供幫助。這是一條重大新聞，中央將會如何幫助？如何部署？是否動用解放軍？二十 多個老總，資歷加起來超過六、七百年，有沒有提問跟進？有沒有打爛沙盆問底呢？看來是沒有了。因為如果有問，如何問如何答，早已成了港聞頭條。
當這些香港新聞界翹楚，被在場外等候的記者問到相關問題時，回應卻令人異常失望：「沒有具體說明如何幫助……」如果這位老總是前線記者，連最基本問題都沒有跟進，回來輕則被「省」到一面屁，重則已經「炒魷」法辦了。
傳媒老總沒有捍衞新聞自由，做記者沒有就重大新聞跟進提問，這些資深新聞工作者，明顯沒有做好本份，失責失職了。在權貴面前噤若寒蟬，非今日始，而 是長期統戰攻勢的結果。陪港媒老總暢遊神州，看國家如何形勢大好，繼而曉以大義，媒體應如何愛國愛港，配合國家發展形勢，發揮輿論導向的作用。吃人嘴軟拿 人手軟，久而久之，老總都變成膝頭缺鈣的無脊椎動物。香港傳媒的命脈掌握在些人手上，新聞自由萎縮，媒體沉淪墮落，不是沒有原因的。

from (title unknown)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2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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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新疆学者眼中的地下经文学校

此次爆炸案发生在习近平主席在新疆巡视期间，显然是对习这一行程的直接挑战，事发后，习近平紧急返京。
官方公布的习近平的指示称，“必须深刻认识新疆分裂和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反暴力恐怖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昨天（5月1日）官方宣布的调查结果，这是一起与“宗教极端思想”有关的自杀性爆炸事件，作案人是色地尔丁·沙吾提（男，39岁，阿克苏沙雅县人）等两人。
官方通稿描述此人长期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参与宗教极端活动，但并未提及此案是否有同党在逃。
事实上，包括“七五事件”在内的新疆政治暴力事件，往往都有极端宗教圣战背景，因此，新疆广泛存在的民间经文学校在南疆暴力激进化中的作用，引起了许多关注新疆问题的学者和媒体的关注。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所长李晓霞教授的《新疆地下讲经的前世今生》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所谓非法教经现象，又称为私办经文班（点）、地下经文学校等，指未经中国政府批准擅自开办的以传授宗教知识为主要目的的讲经班（点）。在新疆，非法教经现象主要发生在信仰伊斯兰教的教民中。
在伊斯兰世界里，《古兰经》（阿拉伯语，意为“诵读”）被穆斯林认为是真主安拉的语言，要经常诵读，每一位穆斯林降生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和离世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古兰经》经文，而且只有诵读阿拉伯文本的《古兰经》才有意义。
对于非阿拉伯语系的穆斯林，学习诵读阿拉伯语经文，是其宗教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经文学校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垄断穆斯林的文化教育。
经文学校分三等，高级学校（大学）设在喀什、莎车等地大寺院内，专门培养上层宗教人士；中级学校设在较大的县镇寺院里，为成年穆斯林学习宗教知识的 场所；初级学校遍及乡村，入学者基本为少年儿童。学习内容包括宗教仪式、阿拉伯文、《古兰经》、《圣训》以及伊斯兰哲学、法学、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教材均 为阿拉伯文或波斯文。
根据李永峰的文章，《新疆民间经文学校初步观察》，目前，新疆目前官方认可的高级经文学校只有一所，就是设在乌鲁木齐的“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而中级经文学校只有五所，分别设在喀什、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州、伊犁霍城县。
至于初级经文学校，因为中国政府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教，所以，目前散布在各地乡村的经文学校，理论上可以说都属“非法”，都是地下讲经点。中立一点，或许可以称之为“民间经文学校”。
民间经文学校和国民教育的双轨在新疆一直存在，从满清到民国几任治疆督军，甚至到文革前都是如此，70年代末，中共消灭宗教的政策开始改变，特别是 1982年中共中央下发19号文件，新疆的宗教活动由分散、秘密的活动逐步转向集中、公开的活动，私办经文点的大量出现，并成为冲突的集中表现点。
此外，李晓霞认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瓦哈比派”在新疆一些地方迅速传播，是造成私办经文班（点）迅速增长、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新疆穆斯林绝大多数属逊尼派(也称正统派)，其中的瓦哈比派是传入新疆较早的一个教派。此后，随着到麦加朝觐人数增多，从沙特等传入的名为“瓦哈比派”的观点得到迅速传播，发展的重要方式就是通过私办经文班（点）方式培养信徒（塔里甫）。
根据李晓霞的研究，最为典型的是时任自治区人大代表、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叶城县政协副主席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阿上世纪50年代因参加“东突党”活动，被判20年徒刑，1977年刑满释放。
从1987年开始，阿大办地下经文学校，全疆各地追随阿学经的塔里甫约有800余名，号称“八百弟子”。
1989年，新疆武警强行解散了阿不力克木•买合苏力的经文学校，但他的弟子们已将他的思想散布到了新疆各地，许多人成为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骨干分子。
1990年巴仁乡武装暴乱的许多骨干分子是叶城县经文学校培养，一直到今天，被中国政府认定为恐怖分子的疆独成员，大多都受过阿不力克木•买合苏力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阿不力克木•买合苏力是新疆当前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潮的鼻祖。
此后，新疆当地政府的政策趋于严厉，开始由“疏导解散”变为“查禁取缔”。私人开办经文学校(班)遭全面解散，各地官方建经文学校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爱国”宗教人士。
1996年，中共中央7号文件把非法宗教活动列为影响新疆稳定的最主要的危险之一，1997年后自治区政府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实行集中整治，但非法宗教活动，包括私办经文班（点）屡禁不止。
目前的现状是，新疆地下经文学校并未偃旗息鼓，较新的数据是，2011年全疆查获的非法教经点数量仍呈上升态势，女性教经者增多，在校生学经者增多，跨地区教学经同“迁徙”相结合滋生的暴力恐怖团伙犯罪突出。
随着查处力度的加大，在新疆区域范围内私办经文班（点）的空间缩小，地下讲经日趋隐蔽和分散，有的是以走亲访友为名在家中进行，因此实际被发现被查处的地下经文班（点）只是非法教经活动中的一小部分。
李永峰认为，瓦哈比派（Wahhabism）因为主张“回到《古兰经》中去”，注重个人对经典的领悟而非学者的解释，门槛很低，容易接受，而且来自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沙特阿拉伯，更增加了亲近感，所以很快便在中亚立足。
当今世界最知名的伊斯兰经文学校，莫过于阿富汗人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所领导的阿富汗难民营伊斯兰学校，也就是阿富汗“塔利班”，奥马尔的经文学校最初也是只有800余名学生。
中共特克斯县委宣传部所做的“意识形态反分裂斗争教育宣讲”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将“本土化的瓦哈比”当成了意识形态的头号大敌。
官方描述，在新疆本土瓦哈比思潮影响之下，“年轻妇女蒙面、穿黑长袍和青年男子留大胡须的人增多，日常生活中强调严格遵循伊斯兰教礼仪的现象增多， 电子通讯工具中的宗教内容增多，要求朝觐的人员增多，学经人员增多，清真寺等建筑‘阿拉伯化’，以‘阿拉力’和‘哈拉木’即‘清真’和‘不清真’来约束人 们行为的现象增多”。
李永峰认为，地下讲经点是否会成为对抗政府的中心，取决于何种宗教思想主导经文学校的方向。对于政府来说，完全取缔地下讲经点是不可能的，但避免地下讲经点被极端宗教思想所主导，则应是工作的重点。
李晓霞建议，鉴于非法宗教活动中很多是普通信教群众以非法的方式满足个人的信仰需求，管理者对此进行处置时，“应更包容更规范，避免因扩大打击面而使信教群众站到政府的对立面”。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晏琼英则认为，从现实来看，同样是伊斯兰教，内地清真寺的各种学习班事实的存在着并成为清真寺服务穆斯林群众的主要职能之一；并且，上世纪80年代起存在的地下讲经点有些已经发展成相当规模的语言学校甚至成为当地教育局监管的民办中专。
晏琼英建议，到了该转变思想的时候了：以法律为准绳、尊重宗教发展的规律，尊重信教者的宗教情感和需求，消除“宗教是个问题”这一观念对管理者的潜意识影响，管理人性化，建立政府和民众的互信，这大概才是赢得信教群众、抵制宗教极端势力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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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敏志：黑暗从内部升起

2014-04-06  观察中国

导语：史景迁在序言里写道："我所关注的却是另外一些具体的个人，他们并不处于革命过程的最中心，却以其特有的敏感描述了自己的希望和苦痛。这些个人经验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那个时代。"


　1

　1920年夏，罗素（Bertrand Russell） 费尽周折地到了苏联，并见到了列宁，却失望地发现他智力平庸、性格狭隘，而且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恶作剧般残忍的气质"。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则是"封闭的暴 虐的官僚体系，特务系统比沙皇时期更厉害更发达，贵族阶层同样冷漠和傲慢。"同年年底，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中国讲学。待了一段时间后，他惊讶地发现，大部 分中国人竟然对那个在他看来"极端恐怖"的国家充满了幻想。

　于是，在长沙名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中，罗素忧虑地指出苏联这种以暴力夺取和维系政权、将无限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共产主义是不可取的。

　 毛泽东恰好被《大公报》聘请为这场讲演的特约记录员，但这位湖南青年却认为：罗素提倡的以教育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贫弱的 中国没有时间进行渐进改良，而迫切需要列宁所说的那种"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的革命。恐怖是不 可避免的，因为获胜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2

　毛泽东的思想代表着中国革命在1920年 代的一个重要转变：革命的目的不再是为所有人争取平等的权利；而仅仅是为其中一部分人，即"无产阶级"争取权利， 留给剩下的那些"阶级敌人"的将是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诉诸仇恨的马列主义是进行武装斗争时的利器，但其危险性在于：划分这两种人的界限是模糊 的，很多时候甚至仅仅取决于领袖的个人意志。因而，这就为日后从内部升起的黑暗埋下了伏笔。

　按黑格尔（G. W. F. Hegel） 的说法——马克思的观点与之相近——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革命领导人是 "世界精神"的代言人，他们能够将潜在的、不自觉的历史必然性带到自觉的实践。至于大部分民众，对历史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能做的仅仅是"追随这些灵 魂领导者，因为他们感受着他们自己内在的精神不可抗拒的力量"。

　但史景迁(J. D. Spence) 的 《天安门：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似乎故意要与这种史观相悖：仅仅关注革命领导人是不够的；有时候，反而是那些革命边缘人的经历，更有助于勾勒出革命真正的面貌。史 景迁在序言里写道："我所关注的却是另外一些具体的个人，他们并不处于革命过程的最中心，却以其特有的敏感描述了自己的希望和苦痛。这些个人经验有助于我 们了解他们那个时代。"

　3

　《天安门》是以康有为、梁启超坐蒸汽船赴京赶考的途中，在中国海上遭遇到了日本军舰的拦截和搜查开始的。同一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悲愤交加的康梁率领数千民上京赶考的举人联名上书，反对条约，拉开了变法维新的序幕。

　虽然痛恨日本的侵略， 但康有为变法的根本思想却是来自明治维新。在他看来：在外有居心叵测的列强虎视眈眈，内有愚弱的、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国民的情况下，最好是像日本一样，由一个强有力的威权政府来推动自上而下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一面抵御外侮，一面教化民众。

　 不可否认， 从今天看来， 康有为提出的主张自有其合理之处。在中国传统中，皇帝扮演的一直是政教合一的角色。民众对皇帝的依赖性非常强。所以，即使在制度上将皇帝废立了，两千多年 的王朝专制在民众内心留下的奴性却无法泯灭，他们无比渴望一个新的全能领袖的出现。尤其是在长久的动乱后，一旦有一个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合一的类"圣 王"，他们会立即匍匐于其脚下，高呼红太阳。

　由于操之过急， 维新变法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弹。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到国外，在日本，孙中山想要见他，却被拒绝了——康不屑与孙这种革命党为伍，"虚君共和" 才是其一贯主张。康坚持认为，革命只有可能在像美国和英国那样有悠久的民主传统的国家成功。而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除了将两千多年的专制沉淀重新翻搅起来 以外，革命还能做什么？但戊戌变法后，立宪派实际上大势已去，革命派则越来越得势。

　孙中山始终记得当年康有为对他的怠慢。作为报复，1911年 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他就派人拆了立宪派在日本的会所。梁启超在一封信里描述当日情景："所有什物相架门口匾额对联全行拆废，抛之街外，有中立人见而不 平，公论一两句，则被他党人随街驱逐殴打，曾打四五人不堪者，幸各同志知机，无与其争论，故无损伤者，然亦受辱不少矣。"信的末尾，梁近乎诅咒地写道：" 真是强横无礼，禽兽之不若也。俗云所谓'未登天子位，先置杀人刀'，天必不佑，且观其后矣。"

　梁启超的 预言最后成了现实。我们可以从孙中山那里看到中国几乎所有革命者身上普遍的矛盾之处：在纸面上，或未成功前，他们满口是民主、宪政、自由；但是，一旦进入 实际操作阶段，专制、独裁、党同伐异等各种传统的阴暗手段又会被同一个人熟练地调用出来。这种转变往往是不自觉的。

　这 种言行不一更深层的原因是革命者们确信"目的证明手段合理"：只要理想是崇高的，那现实中的任何残忍和黑暗都是可以被忽略的——瞿秋白在苏联期间，亲眼见 到了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下，饥饿的农民煮食尸体，或者绝望地点燃房屋烧死自己，但这都没有动摇他的信仰。瞿秋白并非冷酷无情，而是在他看来这些手段 与"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并不冲突："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 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觉得很有趣。"

　正是在这种"目的证明手段合理"的信念中，原本志在推倒一切的革命者们，欣然重拾那些被早已被唾弃的旧东西，并逐渐蜕变成当初自己要打倒的人。托克维尔（A.Tocqueville）研究法国革命后得出的结论也完全适用于中国。他发现，在革命过后，"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部恢复实施，并且固定下来。""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鲁迅却认为，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该归咎于革命者。1907年， 他在日本写出《摩罗诗力说》，热情地呼唤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健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 者乎？"可是二十多年后，他绝望了。因为即使这样的战士出现，等待他的命运也无非是"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 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

　 到底是"革命"还是"不革命"？鲁迅终其一生都被这个问题所折磨。有时候他认为，革命这个手段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可另外一些时候，他又不禁从根本上怀疑起 这一切："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

　丁玲的立场不像鲁迅那么犹疑不定。她始终信仰共产主义革命，这一趋势在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枪杀后更加明显。在被软禁3年多后，她于1936年辗转逃到了中央苏区，这位著名作家受到了中共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甚至亲自接见了她。虽然延安的条件很艰苦，但她却在那里如鱼得水。

　可是渐渐地，她发现延安存在着严重的"首长至上"现象，上下尊卑等级鲜明；作家只被当做宣传工具使用，没有任何创作自由；甚至连恋爱都是受限的，只能由领导介绍批准。1942年3月，为响应毛泽东鼓励党外人员"善意的批评"的号召，丁玲写出了《三八节有感》一文，并在自己主编的《解放日报》刊出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没想到，这些文章引得龙颜震怒，"发扬民主作风"很快变成了打击"自由化"。幸好丁玲在国统区的名气大，得到的处罚只是被下放至北大荒两年而已。作为替罪 羊，可怜的无名小卒王实味则被残酷批斗，不久被逮捕，从此失去人生自由。即使他无数次痛哭流涕地忏悔，写了无数交代材料，1947年还是在山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4

　韦伯（Max Weber）曾说过："打算用武力在地球上建立绝对正义的人，他需要有追随者，有一架由人构成的'机器'。他得不断为这些人提供精神的和物质的必要奖赏……领袖的实际收获，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所左右，而从道德角度看，这些动机大都不堪闻问。"

　 一般来说，革命机器的组织及意识形态控制越严密、领导人越权威、等级制越鲜明，效率就越高，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就越大，但也越倾向于专制独裁；而另一方面， 革命组织内部越崇尚平等、成员行动越自由、意识形态统治力越弱，那革命机器就越松散无力，因而更可能被镇压或淘汰——这是所有革命内部难以解决的一个永恒 悖论。如何在保持战斗力和控制内部黑暗因素之间保持平衡，是摆在革命面前的最棘手问题，其难度不亚于走钢丝。实际上，除了少数特例，所有暴力革命基本都失 败了。革命的目标定得越高，意味着对人性幽暗面的警惕越低，那么，它就越可能走向失控和暴虐，甚至可能反过来吞噬那些目标纯洁的革命者。

　5

　虽然丁玲经过延安整风后，对党无疑更加忠诚了，但她仍然在"反右" 时期被打成"文艺界的大右派"，再次被下放北大荒12年。1970年，文革小组找到了她，丁玲以为他们是来救自己的，没想到反而被关进了条件更为恶劣的单人牢房里。其后整整5年，她被殴打、虐待，所有亲友都被禁止探监，她陷入彻底的孤独之中。

　直到1978年，丁玲才真正重获自由。但几乎与此同时，一个30岁的年轻电工因为在西单民主墙上写下"人民还在被封建思想所愚弄，还在被封建的枷锁束缚着"的句子而被判十多年重刑。

　 书的结尾，史景迁问道，漫长的革命真的让中国人 "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争取到了那些在一个世纪里一再被允诺，却从未被实现的东西吗？"答案是否定的。和一百年前比，革命带来的最大变化，恐怕就是革命话语 的"名"与"实"被完全颠倒过来了：最恐惧革命的人完全垄断了"革命"的使用权，声称与他们相对就是与革命相对。而用一百年前的眼光看来无疑是"革命者" 的人， 现在却成了" 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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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富强没神秘——介绍Daron Acemoglu 与James Robinson 著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起源》（杜耀明）

社会走向富裕繁荣还是衰落贫困，是否有迹可寻？何以欧美国家远比非洲的富强？南北韩不过由三八线分隔，何以两地经济发展有天渊之 别？只求经济改革、政治不变的发展策略，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办法可以持续下去吗？连串问题，不外是寻找国家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也向来是不 少人努力探索的课题，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突出之处，是从古今中外多个国家的成败经验之中，找到走向长治久安、繁荣富强的锁匙。

两 位作者的结论只有一个：一个国家必须改革，采纳开放包容（inclusive）的政治及经济制度，才能打破历史宿命，走上富强康庄之路。他们指出，开放包 容的经济制度，保障产权、维护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及投资，从而促进经济成长，而开放包容的政治制度让更多人分享权力，从而建立管治权威，贯彻法治，无 须照顾特殊阶层的特殊利益。因此，由科技革新而产生创造性摧毁（creative destruction）的后果，把过时的生产技术甩掉，导致既得利益者受损亦在所不计。

相反，盘剥（extractive）的政治制 度权力高度集中，其制度目的正是盘剥更大的经济利益，既为自己的好处，也为取得更多资源，以维持统治者的权势及有利其统治的政治制度。至于盘剥的经济制 度，产权无保障，科技创新欠诱因，好让少数统治阶层剥削多数人的资源。在经济上及政治制度的双重盘剥下，经济只会日走下坡，万劫不复。

不 过，作者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开放包容制度的专利。一些政治上封闭集权的国家如中国及一些非洲国家，只要手握权力，亦可投入资源取得经济成长。但长远而言， 盘剥的政治制度即使实行较开放包容的经济改革，却始终要照顾特权阶层谋取巨利，无法保障产权，也难以鼓励创新，因为创造性摧毁的后果，即使提升了整体经济 力量，却损害既得利益而被禁止。同时，执政者权倾天下，独揽政经利益于一身，势必引发内部权斗，以夺取最大利益，因此注定是同室操戈频仍，政局难求稳定。

无 疑，按照作者的历史分析，开放的经济制度遇上包容的政治制度，不仅互相支持，更构成良性循环，让国家繁荣昌盛；而封闭的经济制度遇上盘剥的政治制度亦互相 加强，构成恶性循环，国家就在劫难逃了。不过，古往今来，中国中古由盛而衰，美国近代平地而起，都代表一些国家不但可以打破历史惯性，更可改变命运，扭转 发展的走势，由衰而盛，或者由盛而衰。

究竟国家会拨乱反正，还是步入穷途? 作者认为，关键在于现行制度如何应对重大历史关头。南北美洲的殖民发展，同样是外族入侵，但碍于两地政经制度不同，令殖民者只能采取不同策略，亦引致两地 发展殊途。南美洲走向独裁、盘剥的体制，而北美洲则逐步确立自由经济和民主政体。非洲的博茨瓦纳（Botswana）和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同样沦为殖民地，也由于前者向来倾向不同部族权力均分，而后者一贯是独裁体制，结果两地先后独立，博茨瓦纳经济蒸蒸日上，塞拉利昂却万劫不 复。同样是工业革命，结果是西欧由此日渐兴盛，东欧却无动于衷，亦是源于原有制度差异，使西欧趁机转型，东欧却原地踏步。

基于理论分析和历史反省，两位作者认定，要振兴一国经济，不能只靠国际组织所设计的经济措施，不能期待小修小补的外国援助计划，而是要加强公民社会成长，形成动力，让民间有效监察政府，并且参与决策，才能逐步建立开放包容的政经体制，让国家纳入长治久安的正轨。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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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流亡者的匿名之痛

中國政治流亡者影響力衰退，陷入匿名者境遇；為了確認自身存在，他們相互攻擊。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拉美文學研究權威Arturo Arias曾寫道：「如果他╱她尚未在以英語出版作品（或退而求其次的法語與德語），那麼他╱她就在現代世界尚未存在。」他目睹在軍政府統治下的拉美作家們的命運——倘若他們不想在本國被監禁、折磨、禁聲，他們就必須流亡。
在他鄉，你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卻陷入了新的困境。在你的祖國，獨裁者試圖用審查、監禁讓你消失於公衆視野，失去個人的身份與意義，而在異鄉（除去少數傑出而幸運者），你又成了匿名者——隱匿於陌生、經常也庸常的日常生活裏。
對於Arturo Arias來說，「拉美作家有成名的義務」，這既增加他們在國內時的安全性，也為他們的流亡做好準備——在異鄉你既保持了個人身份，也繼續為你受困的祖國 發聲。身在加州的他也提醒美國讀者，當說起「流亡（Exile）」，拉美作家面臨的境況與美國的海明威與愛爾蘭的喬伊斯大不相同，後者是為了逃避本國精神 上的窒息，前者則還必須面對直接的政治迫害。
在紐約，我不斷的想起Arturo Arias這篇寫於二十年前的短文。
流亡曾對我充滿浪漫的誘惑。在現代世界，倘若你想成為一個創造者，多少要宣稱自己是大地上的異鄉人，你要表現出與熟悉世界的強烈衝突，你要逃離、反叛自己的環境。從伏爾泰到略薩，一連串光榮回歸的流亡者讓我激動不已——他們浪漫，更重要的是，最終還獲得了榮耀。
但在這次的旅行中，這憧憬消失了，它甚至轉變成一種隱隱的焦慮與恐懼。倘若流亡僅僅是流亡，它沒有變成「奧德賽式」的歸來，我還會憧憬嗎？
紐約滿是現代中國流亡者的記憶，他們因不同的原因——戰亂、政治、個人追求，而匯聚到此。胡適的狹小公寓與宋美齡的豪宅都處於上曼哈頓區，比起他們 人生的輝煌時刻，他們晚年的流亡時光停滯、乏味。八十年代到來的當代藝術家們或許與「迷惘的一代」最為相似，他們是為了自我實現而來，在此尋找文化的豐富 性，並在其中確認自我的獨特性。他們中的一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從大都會、古根海姆博物館到《紐約時報》的文化版，他們成了當代藝術中最炫耀的景觀。但反 諷的是，驅使他們獲這成功的除去個人的創造力，更是他們曾試圖逃離的中國，先是中國內部災難、然後戲劇性崛起，把他們的思考推到了舞台中央。而在過去十年 中，北京與世界似乎達成了一種新協議，共同締造出一套半開放的市場體制，中國的少數的當代藝術家變成了這種體制的受益者——他們以輕微的不合作姿態，進行 了一場充分的合作。
但這次我在紐約碰到的朋友們，他們則是這場合作的犧牲者。他們不是自我的流放者，而是被迫的流亡者，他們是被中國的政治專制驅趕而來的。他們大多數人的人生在一九八九年被戲劇性的逆轉，被現實中國排斥。
他們是政治流亡者。政治不是孤獨的藝術，它需要群衆與舞台、需要明確的對抗對象，否則它就陷入失重的虛空。它不僅無法激發、反而摧毀創造力。為了確 認自己的存在，政治流亡者陷入無休止的相互攻擊、空洞口號中。他們目睹著自己的影響力迅速衰退。他們或許曾經吸引了某種注意力，但如今大多陷入匿名者的境 遇。在今日世界，他們是全球最後、也是最大的流亡群落。
同情、還是嘲弄？這是大部分人採取的態度。很少有人願意承認，這兩種態度都是道德上的逃避。你是一個專制體制的順從者，目睹著如此多的殘酷與不公， 你感到不安，卻沒有勇氣做出反抗。你該如何安撫這內心的矛盾，那麼就去攻擊那些反抗者的幼稚與荒唐，以此證明反抗的無效，自己的無能感、負疚感也隨之化解 了。
很可惜，這些彼此不同的流亡經驗從未被詳盡書寫、仔細的分析。不管對於文學還是政治，流亡都意味著另一種可能，對多元價值的尋求。而流亡者在其中的掙扎與發現，更是對中國社會的思想與情感的巨大拓展。
但在進行這探索前，我首先要扔掉長期以來的輕薄念頭——那種以成功為前提的流亡與挫敗，過分功利性。或許，我首先要開始理解挫敗、掙扎、恐懼本身的價值，儘管它並不一定導向我們期待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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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中国坚拒“全球最大经济体”头衔 为拒绝闹了一年

“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或将在今年取代美国，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世界银行最新报告的结论让外媒大为讶异。不过，中国并未高调接茬。英国《金融时报》网站5月1日报道称，中国曾努力阻止这份经济报告的起草，“已为此抗争了整整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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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72年超越英国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大多数经济学家此前预测，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9年超过美国。该报告援引了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对中美经济的预测数据：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经济将增长24%，而美国将仅仅增长7.6%。结论是：如果忽略支出结构以及通胀 程度的变化，那么2014年全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出美国0.12%。
世界银行赞助的国际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发表了最新研究报告，上述数据是对货币在不同国家的购买力的最权威估计，为IMF等大多数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机构所采用。这是自2005 年以来该数据首次更新。购买力平价被认为是比较经济体规模的最佳方法，能反应真实的生活成本。
然而，中国对此权威报告相当排斥。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帮助整理这份报告的知情人消息称，为阻止被冠以如此名号，中国已为此抗争了整整一年。
据该报告消息，中国国家统计局“并不赞成将其作为官方统计结果。”报告中有这样一行：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本报告采用的方法论的某些方面持保留意见。
但是，据那些参与收集这些数据的人说，中国对这些数据的厌恶不止于此。一位参与报告准备工作的人士说：“一年前，中国和相关组织还为此发生了激烈争 辩。中国不希望这样的统计数据被公之于众，不希望成为老大。他们对该统计结果将给中美两国带来的影响力感到忧虑。”这位知情人还称：“他们（中国）软硬兼 施，闹了整整一年。中国痛恨这个数据。
从美国手中接过世界最大经济体这一头衔可以被视作30年来经济迅速增长的最高成就。然而，中国领导人谨防自身承担的国际责任随之增加，该文章还称。 “若以人均基础来计算，中国仍然属于贫困国家。因此，他们并不愿意被推上国际舞台——至少目前不乐意。”一位服务于中国高层决策者的顾问说。
以当前汇率和经济增长率预测值角度看，若扣除物价因素按实值计算，中国可能在十年左右赶超美国。但即便预测成真，考虑到中国13.6亿的庞大人口，从人均角度测算中国依旧贫穷。根据世行的这份报告，假如以人均购买力计算，那么中国排在全球第99位，而美国排在第1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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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成跛腳總統　經濟學人：台灣未來可能在街頭決定

台灣的未來就在街頭？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報導台灣近況，指出台灣街頭運動越來越興盛，馬英九總統在服貿及核四兩大議題上不得不選擇讓步，該雜誌認為，這種情況不但導致馬英九成為跛腳總統，台灣的未來也可能從街頭抗爭來決定。
新一期《經濟學人》以「When the wind blows」(風起)為主題，分析台灣社會最近的變動。文章中分析，林義雄禁食數天引發新一波反核運動更加激烈，427當天更有萬人上凱道反對核四。儘管 馬英九還因為核四問題和蘇貞昌進行LIVE直播辯論，但馬政府很快就屈服了，先後在服貿及核四議題上讓步，核能議題也變得問題重重。
報導中提到，馬英九在反核群眾遊行時，曾召集顧問團開會，其中有人告訴馬英九，認為馬的論點都百分之百正確，但是「根本沒有人要聽」，勸馬英九讓 步，不要冒險面對林義雄可能死亡所帶來的後果。最後，在凱道滿是靜坐抗議人群的情況之下，行政院長江宜樺才宣佈核四廠1號機安檢後封存，2號機停工。
《經濟學人》雜誌指出，現在台灣的街頭抗議越來越頻繁，反映出台灣民眾已經普遍對政治體制感到厭煩幻滅。這種新型態的抗議活動也讓以抗議起家的民進 黨喜出望外，還有部分黨員要求黨中央全力配合，但頻繁的街頭抗爭只會弱化國家體制，同時也影響到民進黨2016選戰，儘管可能出戰2016的蔡英文認同抗 議觀點，但治國不能依賴社會運動，最終還是需要回歸政治。
至於台灣的未來將何去何從，《經濟學人》雜誌推測，儘管馬英九的任期還有2年，但馬已成為跛腳總統，台灣的未來很有可能會經由街頭運動來決定。《經 濟學人》的觀點恰好與大陸資深台海評論員畢殿龍的觀點相似，畢殿龍在「台灣距泰國式民主僅一步之遙」文中指出，如果走上是街頭違法的，只要以學生的名義組 織運動就能夠逃脫法律，那學生就會被政黨滲透和操縱，如果政黨間不能警惕，那台灣距離泰國式民主也僅是一步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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