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29 February 2012

杜建国:看媒体如何布局推动“民资春天”——私人资本突然被支持进入铁路等领域的背景分析

一、

2011年12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座谈会时宣布:

“支持民间投资进入铁路、市政、能源、社会事业等领域”,同时“推进投资、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力求取得新的突破”。

对此,有人不禁欢天喜地:“中国民间资本的春天已经不远了”!

事情的发生看似有些突然,其实早有征兆。这首先得从国有企业近年来所遭受的舆论“围剿”和私企所享受的关怀谈起。

当前,经过媒体学界持续不断地宣传,国企几乎已遭到全民唾弃,沦为过街老鼠。国企罪名主要如下:国企钱赚得比谁都多,但凭借的不是竞争力,而是垄断地位;国企挤占了私企的生存空间,这叫国进民(资)退;私企的利润都被国企夺走了,老板们也就无法提高员工的收入,加剧了贫富分化;不光工薪阶层受穷,老板群体也一样,这就叫国富民穷或官富资穷。因此,国企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或盈利领域,让私企独享,这叫让利于民、藏富于民。与强梁霸道的国企相比,私企老板也变成了“弱势群体”,就跟为其打工的白领蓝领各式民工一样,成为需要“救助”的大熊猫了。

这套逻辑貌似有理,其实是讲不通的。

二、

抛开白猫黑猫、姓社姓资不谈,当下国企的市场竞争力被大大低估了。

首先,国企多数并非是垄断企业。比如,钢铁行业既有沙钢这样的民企表现不俗,也有国企宝钢等当仁不让。没有垄断作靠山,国企照样混得开。J-20隐形战机,难道不是国企研制出来的?2011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排行榜前十名中,既有如雷贯耳的私企三一重工,更有大名鼎鼎的国企徐工集团(另一家中联重科过去是国企,现在不知改制情况如何)。私企华为公司在全球电信市场上斩将搴旗,国企中兴通讯也一样能够摧城拔寨。国企上海振华港机集团公司,其产品垄断了全球港口机械80%的份额,这难道是因为发改委的手连旧金山鹿特丹也给罩住了?

垄断企业中,国家电网与高铁(后文有详述)就不说了,即使那饱受诟病的三桶油,也不是尸位素餐,起码他们保证了中国石油的供应,而且同时保证了油源的多样性。像苏丹和安哥拉,自然条件不说了,遍地都是地雷,西方企业都懒得去或不敢去。中国企业却能做到在那种条件下把石油采出来,同时又能保证足够的低成本,没有个金刚钻,他敢去揽这个磁器活吗?

北大副校长、深圳研究生院院长海闻,最近竟然代表西方(不止是自行的还是授意的)抱怨中国国企在海外扩张太快,将招致抵制。话音刚落,三峡集团就成了葡萄牙最大能源企业的头号股东,沙特也邀中石化共建大型炼油厂。抵制何在?还担心不来呢。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不赚钱,就说你无能低效,该分掉;你赚钱了,就说你与民争利,也该分掉。正反得要你死。

当下国企竞争力现状及其被低估的原因,笔者已有专文论述,近期即将发表,内容除了前述,还包括近年来国企如何主动进行产业升级兼并重组,中国官员为何比其它国家的更擅长管理企业组织科研,国企利润如何为全民所享,等等,届时再请读者们指教,本文暂不赘述了。

三、

国企竞争力被低估的同时,私企的盈利空间也被媒体刻意低估了。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不论国企私企,都是这一增长的贡献者和受益者。能够长期高速增长,得益于企业普遍存在竞争力;反过来,一家企业,只要不是过于差劲,那也总能够被大环境带动着前进,生存下去不会太困难。

私企其实是春风得意,根本不像媒体宣扬得那样捉襟见肘度日如年,尤其是最近数年来,外国老板简直对中国同行妒嫉的得要死。国家统计局最近披露,2011年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5.3%,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同比增长16.6%,股份制企业同比则增长30.3%,私营企业同比增长更是高达44.3%。

除了利润高涨,私企相比国企在税负方面一直享有优惠,同时私企还更容易逃税。这一点妇孺皆知,三十多年来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明明是老大(国企)好使唤,当爹的就多让它交税,老二(私企)不好使唤,当爹的就任由他偷漏税,可媒体偏偏报道说当爹的偏心眼,净给老大补贴。像《南方周末》,就公然鼓励企业偷漏税(2011-11-3,《给中小企业降税是一种政治智慧》)。到了2011年底,受尽窝囊气的老大忍无可忍,捅破了窗户纸:“我不客气地讲,没有国有经济哪有非公经济今天的发展?国家给了非公企业不少优惠政策,优惠政策的背后就是钱,没有国有企业年年增长交的税,国家哪有钱给出来?”(《专访李荣融:国企改革的信念从未动摇》,21世纪经济报道12月30日。注意编辑记者们玩弄的花招,李荣融明明是在为国企鸣不平,可非得被加上一个容易被误解的标题“国企改革的信念从未动摇”)。

陈志武为了证明老板们税负重,瞎话张嘴就来:“今年美国财政收入为GDP的14.5%,财政赤字为GDP的12%。相比,中国财政税收占GDP的22%,赤字3%。如果美国税收也达到中国水平,财政赤字就降到4.5%,跟中国差不多。美国与中国财政状况之别,完全源于国富民穷与藏富于民之制度差别。”

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微博上反驳道:“陈教授有权利和自由从各方面去论证美国好中国坏,但用明显扭曲的数字去证明就过分了。美国联邦一级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只有百分之十几,但美国政府财政收入之比就到百分之三十之上了,这还不算每年的巨额赤字。我们可以爱之深恨之切,但如果不实事求是,反而会适得其反。”

中国的问题是反向的累进税,“累退税”,穷人交的多,富人交的少,财产税迟迟没有开征。解决办法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结构性增税(贾康不久前也提出了这一说法),即多向富人征税。陈志武们力推的减税政策,三十多年来已经把美国祸害成了1%富99%穷,实际上是要中国进一步劫贫济富。

明明是钱赚得比谁都多,税交得比谁都少,可媒体偏偏报道说“资不聊生”,私企都要揭不开锅了(详见后面的论述)。这样一来,老板们问政府索要补贴减税也就义正词严,不给员工涨工资也就理直气壮。相对于企业飞涨的利润,员工的工资涨幅如此之小。只有资富劳穷,何来国富民(资)穷?老板们叫嚷国富民穷,无非是想借此推卸自己不提高员工待遇的责任,进而让生活改善缓慢的白领蓝领将怒气全都发泄到政府和国企头上。一箭双雕,攻防兼顾(参阅拙文《国富民穷还是资富劳穷?——兼论谣言盛行的时代背景》)。

至于抱怨国企与民企争利,也是毫无道理。首先企业与企业之间,并非是有你无我的零和博弈,国企发展了,相应的上下游私企难道不会受益?据闻,江浙一带的私企,最近就有好多争着要国企来入股的。其次没有“争”,何来进步的动力?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优胜劣汰正是市场经济的优点嘛。沙钢宝钢并存,未必不如沙钢一家独大好。当然也要注意到,三十多年来,老板们凭借压榨价廉物美的劳动力而大发其财,这也造成了部分私企不思进取的心态,总想赖在血汗工厂的路子上一直走下去。有的想另辟蹊径,无奈自己除了当吸血鬼没别的本事,拿机器代替工人的苦差事他们干不了,于是乎便去搞投机,无所不炒。国企近十年来则普遍地进行了技术升级。抱怨国企与民企争利,这首先是媒体的刻意夸大,同时也的确反映了某些不思进取或本事有限的私企的情绪。这些嗜血企业,死掉活该。

媒体还总抱怨国企比私企容易得到银行的贷款,造成了不平等竞争。其实,私企要是能保证不会发生像温州老板“跑路”那样的情况,贷款是一样容易获得的,毕竟银行离了贷款也赚不了钱。凡事皆有利弊,私企有自己的优势,不过也不可能把所有好处都给占了。即使是一家私人银行选择贷款对象时,在国企私企之间,也未必不会不青睐前者。

本来是国进资进,双赢互动,你捞你的,我赚我的,一起发财,何来国富民(资)穷、国进民(资)退?可现在却闹得水火难容、不共戴天了。井水河水,白猫黑猫,相煎何急?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国富民(资)穷、国进民(资)退竟然成为舆论共识,完全是媒体、学界以及掠夺资本这一联盟刻意歪曲报道炒作的结果。

四、

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对媒体学界的煽风点火看得很明白,2011年年末他坦言道:“我现在清华讲课,一半学生来自非公企业,可以说,我还没听到哪家民营企业骂国有企业,真正骂的是个别学者。”

“民间”资本中,牵强点说,常规一些的,像华为三一之类的,吃的是技术饭和成本饭,挣的是辛苦钱(与后面一类相比),这些企业的老板也少有像某些房地产商那样成天泡在微博上去怨天尤人。有的呢,却相反,除了劫掠盗窃之外一无所长,总想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空手套白狼,躺在床上赚大钱就是他们的理想。

三十年来,国退民进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最近这两年稍有中断或放缓,就被这帮人夸大为国进民退了。本来他们已经捞得够多了,可是却贪得无厌;胃口能撑破天,无奈自己一点正经本事也没有,于是乎就赖国富民穷妨碍了他们过好日子。早就有人指出,这帮人要求宪政,无非是这样一来,当年的赃物就可以“既往不咎”而神圣不可侵犯了。这不无道理,不过有些小瞧了他们的胃口。国企这几年做大做强了,他们垂涎不已,政府却碍手碍脚,磨磨蹭蹭地不把这最后最大的肥肉塞进他们嘴里,这样才能理解他们向往宪政、渲染国富民穷的那种兴奋劲儿。表面上披着反权力的外衣,骨子里却净想着寻租;自己捞得比谁都多,却指责别人是“既得利益者”。另外,当前官员群体里的某一些,盯着手里金山银山般的 “央企帝国”,保不准也想跟他们里应外合重新掀起第二波改制大潮,好过把书记变老板的瘾呢。

中国的媒体、学界与掠夺资本早已结成了紧密的联盟,这一联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由派”。“自由派”又可以被称作“怨妇党”,在他们眼里,天底下没有谁不欠老板们的。白领蓝领雇员对不住老板们呀,他们竟然要求涨工资、拿加班费!政府对不住老板们呀,竟然不让他们偷漏税!国企对不住老板们呀,钱都被他们赚走了!银行对不住老板们呀,竟然因为老板们老去澳门赌博就不再贷款给人家了!抱怨工资上涨、税负重、贷款难、国富民穷和国进民退,这就是中国媒体学界2011年的首要工作内容。2011年8月下旬传出消息,相对关照工人的《工资条例》近期将没有出台的可能。对此媒体反应平淡,这跟对老板们的关怀形成了鲜明对比。过去只是指责白领蓝领仇富,现在连官员都不中他们的意了:“谨防官员仇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样的白眼狼真是旷世难寻。“自由派”党羽《中国青年报》编辑童大焕为老板们鞍前马后效劳时,便将2011年概括为“中国民企怨妇年”。如此恬然不以“怨妇”为耻者,不知是否空前绝后。

“怨妇党”对国企进行了持续不断地攻击,胡舒立领军的媒体——从《财经》杂志到现在的“财新传媒”——就是其中的急先锋。胡舒立号称是“揭黑英雄”,不过笔者认为称其为“抹黑英雄”更符合事实,2011年堪称其掌管的《新世纪》周刊等媒体对国企的抹黑年。当然除了国企,像“支付宝”这样的私企在与外资发生冲突时也曾遭受胡舒立的敲打。2011年8月“支付宝”老板马云称自己“最讨厌的是留在公司拿着钱占着位,毫无建树并天天抱怨并不相信这公司的人”,可能就与此有关。“毫无建树并天天抱怨”!胡舒立之类的媒体人的确是这样一群一无所长却专挑别人毛病的怨妇,比如,当他们的编辑涉足评论产业升级这种需要真才实学的领域时,就会暴露出他们麒麟皮下的马脚来:空洞,干瘪,乏味,且信口开河杜撰(美国长期的高科技投入即将转化为生产能力的)事实而已(参阅《“世界工厂”亟待转型》,《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2期)。

众所周知,胡舒立是抹黑高铁的带头人,不过其抹黑的对象,可不仅仅是高铁。

国家电网公司近年来在特高压输电技术领域的创新已领先世界,这令抹黑英雄怀恨在心:“特高压之于国家电网公司的重要性,恰如高铁于铁道部,抑或更甚。”链接出处《新世纪》周刊一方面攻击特高压技术不过关——这一攻击已被实践所否定,另一方面却又忧心忡忡,公然以反垄断为借口来反对技术创新和进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灾难后,充分展示了私企的自私与无能,而民众与政府则无权干预私企内部事务,为此日本不断有人要求将东电国有化。可《新世纪》周刊在报道时,反倒以此来影射国家电网。幸亏国家电网没私有化,否则东电那样的事故中国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另外,国家电网不像铁道部那样倒霉,抹黑英雄于是一时未能得逞。

抹黑英雄们现在连地铁都不放过了,要求“地铁大缓建”。

2011年春节过后,媒体便对高铁进行了集中轰炸。高铁成了众多媒体和学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无非是因为:

首先,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的高铁最多才时速三百公里左右,你们怎么敢把他们甩下一两百呢?接受“普世价值”的难道还不如你们这群专制奴才了?上帝的羔羊难道还不如你们这群无信仰的土鳖了?其次,你们这群国有资本的职业官僚把私人资本家比下去了,这让我们这些哈耶克的信徒情何以堪?能不想灭你吗?再者,除了恨还有眼红,高铁做大做强了,就更愿把你给搞臭了:早有张大经济学家指出,有盛宴一桌,我一个劲地朝它吐痰,别人恶心不堪躲开了,不就白白被我独占了嘛!天公作美,铁道部今年恰逢多事之秋,温甬动车事故为吐痰党抹黑党提供了最佳时机。在将高铁贬得一塌糊涂后,媒体学界进一步又炒作高铁投资过大已资不抵债,以为将来染指高铁制造借口埋下伏笔。

五、

诡异的是,2011年有力影响中国走向的两件大事,竟然都发生在了温州。温甬动车事故发生后,经过媒体铺天盖地般的轰炸,国企和本国高端产业的的形象遭受了沉重打击,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官方干预经济的成就。

2011年盛夏,东莞零星工厂倒闭,媒体便企图大做文章,无奈效果有限。到了秋天,温州发生了所谓的老板“跑路”风潮,媒体如获至宝。与对国企的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相反,媒体学界此时却立即变了一副面孔,换了一套标准,一致高呼“救温州就是救中国!救温州就是救市场!”少数老板不务正业乱搞投机以至于玩火自焚,这本来不光彩,可是经过怨妇党一歪曲,舆论形势却发生了逆转:少数企业的困难被夸大成了普遍想象,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反倒比深陷危机的欧美世界更接近崩溃边缘;高利贷玩砸了,竟然只有靠将其合法化来解决;跑路的无赖罪犯们,地方政府和银行竟然请他们回来,不予法办反而追加贷款,卑辞厚币!投机奸商,本来是过街老鼠,应该人人喊打;结果呢,现在倒成了宠物狗流浪猫,应该享受呵护救助了,成了国宝大熊猫,需要保护了。2008年,美国救华尔街和底特律,好歹有个借口:大到不能倒。温州的那几个小投机商,竟然也享受到了这种待遇,华尔街和底特律的寡头们还不羡慕得要死。

在这种风潮下,巡视温州的领导人便要求银行要“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市场原则强调优胜劣汰风险自负,“救”,恰恰是助长腐败,破坏市场。再说,在当前中国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淘汰掉部分落后企业也属正常,否则中国将永远吊在血汗工厂这棵树上。至于那些跑路的老板投机商,更是赖账的罪犯,不去法办而去“容忍”他们、救助他们,成何体统?老板们跑路后遭欠薪的工人,你们怎么不去关心呢?去年富士康十三跳时,你们怎么不去救工人呢?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数百年,才腐败到私人企业向政府索要救助的程度,中国这才三十多年,就已经后来居上了。

怨妇党没忘记趁机倒打一耙。许小年认为,“【温州危机背后的原因是国进民退】不仅富起来的温州人转向金融,全国各地都呈现出这样的趋势。投机只是表面现象,反映的是实体经济中缺少投资机会,经营实业越来越困难,而这背后的原因又是国进民退,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日益受到挤压,资金没有出路,涌向看上去赚钱容易的金融。”

岂有此理!多年来,华尔街投机泛滥成灾害苦了美国,难道也是被美国的国进民推逼迫所致吗?投机是资本的天性,古今中西概莫能外,搞实业多辛苦呀。能投机就不搞实业,多数人如此。自己又贪又懒又笨搞不了实业,就别赖国企了。

多重标准,厚此薄彼,大骂国企、无视工人、救助跑路逃犯的“市场派”,其实是有条件的市场派。正是“市场派”绑架了中国,绑架了市场。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从鼓噪补贴减税为私企纾困到号召救助温州奸商逃犯,从宣扬中国国富民穷而美国国穷民富(美国人却说自己是1%富99%穷)到煽动移民,从夸大地方债务危机到控诉“保障房大跃进”,从攻击国家电网到诅咒高铁,从否定“四万亿投资”到借通货膨胀制造恐慌(南方周末:“在涨价的日子里”,乍一看这些照片还以为说的是1948-1949年的上海南京呢),从刻意歪曲事实到不惜靠谣言造势,经过媒体学界的联手布局,成功地促成了这样的全国性舆论:“国企是万恶之源,私企备受排挤是弱势群体,不对国企开刀,民不聊生,资不聊生,中国即将崩溃!”

六、

媒体舆论高压下,效果逐渐显现,变端开启了。

10月31日,抹黑高铁的媒体先锋就开始造势:“消息人士称,铁道部甚至连铁路项目投资控股权也有意放开。”11月6日,继中石化中海油之后,中石油组建集团董事会,“一位央企高层称,随着董事会的组建,中石油将开始由国有独资向股份化转变,不排除在未来合适的时候,实现集团整体上市”。11月9日,发改委突然敲打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央视紧密配合。12月10日,国资委宣布今后要将国企分为“公益性”和“竞争性”两类。12月14日,继铁路站段拆分改革后,铁道部内部的核心机构组织也进行了调整,原铁路运输局下基础部和装备部按照专业领域被分别拆分。备受瞩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拖到了12月12日至14日才举行,减税成为此次会议送给私企的礼物。据闻,当年倡导向国企吐痰的那位经济学家也成了此次会议的座上宾。

终于,12月15日高潮降临。现在不光允许你注资,同时还给你提供金融便利。可得大干一场了。

贱卖国资化公为私,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我们早就领教了。对于怀揣着与当年顾雏军同样理想的那类人来说,这怎能不是“春天”呢?今日的顾雏军们,沐浴着春光,准备大快朵颐了!辛苦了这么多年,痰没白吐,就剩据为己有吃干喝净啦!温甬动车事故发生后,某报纸(南方都市报)开香槟庆贺,现在,恐怕他们除了开香槟,更得放礼炮了。

12月23日,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铁道部长盛光祖宣布因基建规模过大,2012年铁路基本建设投资将压缩至4000亿元,比2010年整整减少3000亿元。可是就在此会议前一天,探听到风声的地方官员却成群结队般涌进了铁道部大楼,为阻止本地高铁项目因投资压缩被砍掉而做最后的游说。http://www.ce.cn/cysc/jtys/tielu/201112/24/t20111224_21090369.shtml正当地方官员在为渝新欧之类的高铁项目将带动中西部发展、并有可能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而欢欣鼓舞的时候,高铁怎么就成了遭弃的敝履呢?新中华帝国的思想先驱王小东扼腕道,在全球经济渐趋萧条的环境下,正应该大上高铁、保障房等项目来刺激经济(相应的通胀问题另外解决),否则悔之晚矣。

12月25日,最新型的高速列车在青岛南车四方股份公司下线,预计时速将超过500公里。微博上许小年对此咬牙切齿道:“打肿了脸,还要充胖子,用纳税人的钱,挽回自己的名声。”许先生,人家南车是家企业,也是纳税人,自行研发高速火车来赚钱,咋成了“用纳税人的钱”“充胖子”了呢?您那教授头衔是怎么混上的呀?

已得到减税补贴、金融优惠和允许染指高铁等大礼的老板们,喜讯连连。12月23日,广东省人社厅透露,将推迟明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时间。有专家说在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成本越来越低的情况下,此举将加剧民工荒。看来,只管做大蛋糕不管分好蛋糕的传统将继续发扬,只要工人不加倍上演“十三跳”,工资就只能原地徘徊。

已经不知祸害了多少国家的世界银行,1月11日发布报告,要求中国的铁路改革要借鉴国际经验。应声虫胡星斗赶紧附和道“外国资本、民营资本”不仅要“进入”铁路,还得要拥有“支配权、自主权”。

岁末年初,就连《环球时报》也来赶时髦,接连刊发文章表示对私企和富人的关怀。其中有一篇文章《国企应成“先富带后富”主力》(2011-11-10),公然要求国企替私企交纳社保基金。果真如此,私企老板们就不用辛苦打拼了,躺在床上拿补贴就得了。“财新传媒”和《南方周末》估计会有所不满:你《环球时报》咋也来抢我们的生意呢?

1月6日笔者发现一贯敌视国企的陈志武居然已经当上了中石油的独立董事。耗子管粮仓,黄鼠狼看鸡窝,这难道不是在鼓励监守自盗吗?许小年也没闲着,他已经开始着手考虑新一轮私有化后,如何遣散工人以减员增效了:“将来你从这个国企出去以后,失业了,怎么办?”链接出处

当然,还是《南方周末》最心细,大过年的也没忘慰问一下个别受委屈的老板:借盘点“2011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来为某位因拖欠工人工资潜逃而被判刑的老板大鸣不平。

七、

2011年“自由派”高举两面大旗——一面是国富民穷国退民进论、一面是中国崩溃论,一路无阻战果辉煌,那么与“自由派”似乎不共戴天的“(毛)左派”人士们和爱国人士们哪里去了?“左派”人士们和爱国人士们此时正两眼朝天,根本无视或无力回击“自由派”打出的组合拳。

长期以来,“左派”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死搬硬套世界体系论或中心外围论的逻辑,一方面依旧将日渐衰落的美国看得强大无比,另一方面则如鸵鸟般对中华资本在全球市场上后来居上的事实视而不见(对此的批驳可参阅拙文《中国是小姑娘还是钢铁巨人?》、《美国就不怕军备竞赛吗?》)。过去的理论依据是,只要一入世,那么民族产业就将全军覆没。直到现在,如韩德强、贾根良等人还在坚持要求中国退出世贸组织,果真如此的话,美国人得烧高香了。不过事实摆在那里,硬说中国产业不是在全球扩张而是被外资吞并,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幸好最近几年来“货币战争”“金融战争”论的兴起,又为“(毛)左派”和爱国人士门输送了新的理论弹药。“货币战争”“金融战争”因为是“虚拟”的,说不清道不明,更便于各路大仙们任意发挥充分利用,因此威力无穷。“美国正在打响灭亡、肢解中国的最后一枪”,“中国已被美联储、罗森柴尔德家族或共济会玩弄于股掌中”,就是这类理论的核心。美国反正都是如来佛,即使美国跌入危机,那在他们看来这也是在给中国下套子,2008年10月30日,“乌有之乡”的精神导师张宏良在《别总想着发美国的国难财》一文中的判断堪称经典:

“全世界的经济运行规则都是由美国主导的,由此形成了一种危机转嫁通道,将损失打向了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头上……现在美国的危机主要发生在金融领域,它的实体经济其实依然强大。实情是,美国破灭的是泡沫,但中国倒闭的多是实体公司,美国的实体公司在收购中国实体公司。”(这跟胡舒立们的论调如出一辙)

老一辈人士何新在这方面也与时俱进,前几天他发微博称:“中国金融危机即将显化,日本买中国债赌人民币贬值。”王小东不解道:“日本买中国债赌人民币贬值?这意思是说日本故意赔钱?为啥?没明白。”

这些“左派”和爱国主义者,把中国说得病入膏肓(永远外围),把美国说得强大无比(永远中心),无非是想推销自己的“大力丸”(王小东语)而已。

与“自由派”的中国崩溃论一样,“左派”和爱国人士也把中国经济形势看得一团糟,堪称“左派”式的中国崩溃论,两种中国崩溃论互通有无相反相成,助长了国富民穷论的泛滥。“自由派”说,中国就要崩溃啦,赶紧投降美国呀!“左派”说,中国就要崩溃啦,赶紧服用我的“大力丸”来发出抵御美国的最后吼声呀!“毛派”,是畏美反美,“自由派”是畏美亲美,双方的共同点是畏美,一体两极而已。双方表面上看起来水火不容,其实却经常从对方那里寻求理论与材料支持。

2011年4月22日张宏良撰文《中国央行将资不抵债,损失只能老百姓买单——美国再次发出了要兔死狗烹的杀狗信息》。http://blog.cnfol.com/zhanghongliang/article/47066728.html此文的灵感来自于参考消息刊登的“要警惕中国央行的违约风险”(2011-4-20)一文。张宏良对该文大加肯定,可能没有注意到文章作者是有名的亲美反华分子章家敦先生——要么就是对章家敦一无所知。章家敦早因2001年7月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有以下预言而声名狼藉:“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 张宏良作为反美挺华的毛派大将,竟然盛赞亲美反华的章家敦,就好比毛润之与蒋中正、武二郎与西门庆、林教头与高衙内义结金兰一样。真替灵光渐熄的郭德刚周立波们纳闷,他们怎么就不晓得来“南方周末”和“乌有之乡”这片沃土上挖掘素材呢?

中国经济形势在全球住大经济体当中是最好的,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是不容小觑的,只是先富起来的老板们都把蛋糕切走了,给白领蓝领留下的是些微残渣,这就是笔者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概括——资富劳穷(参阅拙文《国富民穷还是资富劳穷?——兼论谣言盛行的时代背景》)。“左派”因为坚称外资大举入侵民族产业危亡,认为“资不聊生”也就在所难免,可简称之为“洋富民穷”或“美富中穷”论。“自由派”也渲染“资不聊生”,不过那是被国企和重税给压的,即国富民穷。所以二者都认为资穷,都否认资富劳穷才是中国的现实。“左派”对“自由派”的国富民穷论未予重视或无力反击,便与此有关。

2010年富士康十三跳事件发生后,《时代周报》的主笔(现为《南方周末》评论员)急忙撰文为资方辩护,宣称国退民进导致企业利润微薄,没法给工人涨工资。某些“左派”则套用“中心盘剥外围”论,声称十三跳事件证明当前中国企业只能沦为最低端的血汗工厂,因此工人想改善待遇也不现实。不过郭台铭最后倒没给这些有意或无意的辩护士们面子,他指出中国工人的技能是很出色的,物超所值,自己的企业在全球也是具备技术竞争优势的,因此给工人涨工资没问题。(芮成钢对话郭台铭:对富士康事件,我很自责)

仅凭郭台铭这一番话,就足以驳倒“左派”和“自由派”的全部理论。

劳穷的事实摆在那里,白领蓝领日益增强的不满情绪摆在那里。“左派”将之归罪于外因——美国的盘剥,这太过于“虚拟”,自己也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伪左派。比如,2010年中国爆发了不少停工事件,国内正式媒体都纷纷予以了报道,而以左派大本营自居的“乌有之乡”反倒对此不理不睬。“左派”难以获得广泛支持也正在于此,当然这与他们遗老遗少般整日沉湎于历史口水仗也有关。“自由派”归罪于国富民穷和国进民退,虽然纯属歪理邪说,但是毕竟把原因放在了内部,于是成功地忽悠了众多怨气冲天却不知根源所在的白领蓝领。“自由派”一时看似声势浩大,除了得益于对媒体的操控,更与此有关。

年末岁初,“左派”和爱国人士们正因韩寒之流有了所谓“转变”以及某些“公知”退出微博而欢天喜地,吐痰党怨妇党则忙着清点一年的具体收获并着手瓜分国企,闷声发大财,偷着乐。

八、

吐痰党们已经抓住肥肉了,只是还没有吞下去。若吞下去了,将会怎样呢?

我们期盼,像当年顾雏军那样拿芝麻换西瓜似的国企收购,不会再出现。

我们期盼,即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后,失去相应利润来源的政府也不会以财政紧张为借口,拒绝再为校车建设拨款,拒绝再考虑减免学费,拒绝再改善工薪阶层的医疗条件。

我们期盼,开启退出高铁能源等领域的进程后,政府不会进一步停止保障房建设,或将其流于形式。

我们期盼,已大捞一笔的老板们不会乘胜扩大战果,将给自己减税却不给员工加薪的做法加以制度化。

我们期盼,那些辛苦打拼的企业不会在看到吐痰者们因低价买得国有资产一夜之间就超越了他们几十年的积累后而醋意大发。

我们不是心理阴暗者,不愿把吐痰者们往坏里想,我们期盼吐痰者注资后的市政领域,煤气和自来水不会大幅涨价。

我们期盼吐痰者入股后的中国铁路,不至于堕落到撒切尔私有化后的英国铁路那样集贪婪自私无能于一身的地步,不至于票价高涨而火车却天天误点处处降速,甚至隔三岔五出轨相撞;我们也期盼自己不至于像某位去英伦旅行的美女主持人那样,伫立在火车站台上看风景,突然间就被撞成了植物人。

当然,我们能做的并非只有无奈地期盼。现在就去阻止吐痰者们吞下肥肉,并非没有希望。

2011/12/20初稿

2011/12/26修改

2012/1/20凌晨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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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偉文:民主與獨裁:在變動和穩定之間的抉擇

信報財經月刊 2012年3月號

特首選戰正酣,醜聞揭了一個又一個,參選人誠信不斷受質疑,小圈子選舉似變全民普選。然而,學界的研究指出,在不完全的民主政制下,既得利益者必會運用否決權來減低管治的機會成本,令真正的民主無從誕生。

筆者執筆之際,距離新任特首誕生尚餘6星期左右的時間,但近日由於特區政府打破過去的保密原則,回應部分傳媒查詢的兩份新聞稿引發「政府政治中立」的質疑,掀起了這次特首選舉的高潮,各大傳媒的熱烈討論,街頭巷尾(網上論壇)議論紛紛,幾乎把一場小圈子變成像一次普選特首的盛事。更有時事評論員認為,這次700萬港人「假戲真做」,已經突破了原本小圈子選舉的局限性(註1)。筆者也認同市民以不同方式積極投入這個「我們不能參與的小圈子選舉。,可能有助影響兩個主要參選人的日後施政,或有利於香港未來的民主發展。

就民主選舉的功能和意義,在於更新政府的說法,筆者欲借一篇就政治選舉的動態分析有奠基意圖的文章來遻明問題。文章題為《政治選擇與低效率政府的持久性》(“Political Selection and Persistence of Bad Government”),出自《經濟學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0年11月號,由麻省理工學院應用經濟學教授阿齊默魯(Daron Acemoglu)、西北大學凱洛管理學院(Kellogg Scholl of Management )管理經濟學教授葉戈爾夫(Georgy Egorov)和俄羅斯莫斯科新經濟學院(New Economic School)教授索寧(Konstantin Sorin)合作撰寫(以下簡稱「齊文」)。

「齊文」利用經濟學的市場結構理念,透過大量的數學演算方法,嘗試建立一個方便分析政治選舉和政府更替的動態模型之平台式框架(a tractable model of dynamic political selection),以了解政府和政治人物被選擇和更換的運作機制和主要影響因素。「齊文」採用政府民主程度的差異作為分析主軸,引用政府能力、從政者能力、從政者利益和公眾利益水平作為影響因素和量度標準,來分析遻明政治制度的設計對公共管治素質的影響,從而了解民主選舉制度的功能和意義。

完全民主政制 不穩定是常態

「齊文」按政府的民主程度作為政治制度的分界,以執政集團成員及其相關的政治同盟在更換新政府的過程中沒有任何「否決能力」(Veto Power),即人民可完全透過選舉制度決定未來新執政的政府和執政者,這種制度被稱為「完全民主政制」(Perfect Democracy)。而只要有一個現政府成員或其相關的政治同盟,在更換新政府過程中有「否決能力」的職權(incumbency veto power),就定義為「不完全民主政制」(Imperfect Democracy)。最極端的情況是民眾沒有任何選擇權利,由執政集團成員及其相關的政治同盟決定政府的更替,這就是獨裁者政府。

研究人員分別推演了在沒有突發危機的「非隨機環境」(nonstohastic environments)和出現突發危機的「隨機環境」(stochastic environments)兩種情況下的政治選擇的動態過程和最後穩定下來的均衡結果。研究發現獨裁政府與缺乏完全民主機制的「不完全民主政制」的結果一樣,兩者均未能有改善低效率和缺乏管治能力的執政問題,意味着不同程度的不完全民主制度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優劣之別;只有完全民主政制的社會才可以有效提升政府和執政者的管治能力。改善管治素質,但制度同時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波動性的政治環境,即使在沒有任何突發危機的情況下,不穩定情況依然存在,可視為民主選舉制度的常態,意味着民主選舉制度的更新政權的靈活性,本質上含有不穩定基因。

民主與經濟表現 無因果關係

為什麼獨裁政府和不完全民主政制,未能有效改善低效率和缺乏管治能力的執政問題?原因在於政府變更的能力和實權,在自利原則假設下,既得利益者會運用政治制度給予的否決權來保障個人從政治權力而收獲得的利益,因為任何政治改革的承諾或嘗試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的措施,都會誘發不斷持續的改變,改變的推動力最終會迫使管治能力水平較低的現任執政者及其執政團隊和同盟交出權力,被迫離開政府,失去所有政治實權和相關利益。所以,獨裁和不完全民主政制的政府會阻止有能力的技術官僚人才進入其權力核心,恐怕這些技術官僚會成為日後有力的改革勢力。故此,這類缺乏民主選舉機制社會的政府管治水平,往往取決政治領袖的個人能力,而政治領袖的死亡往往會帶來社會重大變化的契機,這些情況不會發生在民主制度下的政治領袖身上,中國領袖毛澤東觸發的「四戈幫」倒台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便是明證。在「非隨機環境」下,獨裁和不完全民主政制政府的管治能力會長期持續同一水平,政治環境的穩定性相當高。只有完全民主政制下,長期來說,可能會出現一個高管治能力的政府,意味着完全民主政制不能確保任何時間(短期均衡情況)都會產生一個高管治素質的執政團隊,這結果符合了不少實證研究所指出,民主與經濟法規之間沒有任何清晰因果關係。

在出現突發危機的隨機環境設定下,政府成員和整個政府的能力都會受到衝擊而產生變化,這可能會導致政權更替或改善政府的管治能力。研究結果指出政治制度的民主成分愈高的政府,其面對衝擊和環境變化的靈活性和適應能力愈強,而執政者的個人能力和政府、執政者和人民對未來的不穩定愈恐懼,施政的有效性愈低和政府的更新能力也愈低,而有能力的政治人物成功執行的機會成本也愈高,如其他研究指出,選民往往不願意選出挑戰貪腐政府的候選人更替現有政府,原因是他們預期新政府同樣貪腐,對未來失去信心和恐懼新政府比現政府(已知的貪腐水平)更加貪婪。

研究也指出在隨機環境下,「皇族式」政制(royalty-like)的政府更新的靈活性和管治水平提升比「軍人集團」政制(junta-like)強,意味着「皇族式」政制在長期來說出現一個高素質管治能力的政府,機會比「軍人集團」政制高。原因在放皇室成員並不擔心政府的更換會導致他們失去原有的政權和基本利益,但「軍人集團」就會擔心政府的更換或高管治能力政府出現,最終會完全取代他們在政府的角色和位置,所以就算在嚴重的政治危機或經濟衝擊下,軍人政府和獨裁政權都不會輕言變革,這結論與北韓政府情況十分脗合。

民主真諦 防止政府長期腐敗

「齊文」已經詳細說明了政治制度對政府和政治心物更換的影響,人民在更替政府和從政者的影響力愈強,政府和從政者面對危機的靈活性和適應能力愈高,長期維持劣質管治現象的機會也愈少;但政府更換頻率會高於不完全民主政制的政府,政府和從政者處於的生態環境會相對波動,變化較多。

不過,即使民主選舉制度能改善政府更的靈活性,也不代表民主選舉能有效地選出賢能的執政者。因為選民或黨外成員基本不可能掌握到政治人物的能力和動機等充足資訊,我們極難確認參政者是否適合執政,這是資訊不對稱的問題(asymmetric information)。故選舉期間經常出現不同版本的「抹黑」新聞和事實真相混雜在一起,也許是參政者混淆選民和公眾視聽的一種選舉策略。文章強調民主選舉的重要性不是選出高素質的政府和執政者,這只能在他們真正執政後,才能體現出來;民主選舉的真正意義在放政治制度彈性和政府面對危機的靈活性,防止政府長期腐敗的問題出現。

「齊文」還指出其他影響民主選舉制度未能選出高素質政府的原因。例如,模型未有考慮選民對不同從政者的能力和意識形態的偏好,導致選民之間在選舉和政治取態的利害衝突,意味着不一定所有選民都會以從政者的能力作為選舉標準,結果執政團隊不一定是管治能力最好的候選人。如台灣的「統獨問題」和「本土意識」主導了一段時間的選舉方向,其他地方的選舉也會出現「階層利益」問題影響選民投票方向,如基層、中產、中小企和大企業之間均會存在或大或小的利益矛盾,這不一定與參政者能力有關。事實上,市民的差異性(heterogeneity)會阻礙政府有效更新和改善管治能力的運作,這些都是對民主選舉制度研究的重要課題。

小圈子選舉 礙政府更新改變

今屆特首選舉帶來一定程度的公眾參與,但這不能抵銷小圈子選舉其本身的局限性。小圈子選舉的問題正是「齊文」所指的,少數既得利益者擁有否決能力的政治實權,影響了政府有效的更新和改善,因為改變會帶來當權者和其政治同盟的恐懼,不明確的變化風險會增加他們控制成本,最終會行使否決權以減少變化,造成政府能力僵化和施政持續缺乏彈性、變化和創新。

有趣的是,今屆特首選舉的兩位主要參選人觸發了小圈子內部的利衝突,本來小圈子來自相近的利益階層,圈內成員差異性應較圈外群眾為低,這些衝突現象的機會率應較小。但兩位參選人在圈內運作經年,跟各方的恩怨情仇在所難免,更何況如唐英年所言,他的「透明度」較梁振英高,這個「透明度」當然不是民間所期望的道德層面和誠信水平,而應該是指他的可預測性較梁振英為高,畢竟唐英年成為政府執政成員之一有近10年,圈內成員對他的性格和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掌握,知道如何跟他打交道。

唐梁無論誰當選 改變料有限

但梁振英將如何執政,應如何跟他打交道,就較難掌握,不穩定風險較大|&2內成員和現特區政府高層存在這種憂慮和不安感覺的人應該較多,故一般人相信圈內成員支持唐英年的會佔大多數,因為支持梁振英做特首的機會成本較高。這就是「齊文」所指政府、執政者和人民對未來不穩定愈恐懼,愈不願意有較大的改變,影響了政府更新的可能性。

但更有趣的是,民意卻較多支持這位被圈內多數認為機會成本較高的梁振英做新一屆特首,這就是這場本來屬於小圈子選舉的事,變得複雜起來。當然,圈內成員還是擁有實質的否決權或代行否決權,但落實否決權的結果,若與民意背道而馳,政治風險就會上升,有效施政和管治的成本就會增加,這樣中央政府和圈內有實力的成員就應重新比較兩個選擇的機會成本誰較高,即是說民意增加了唐英年作為新特首的機會成本,影響了中央的決定。當然,中央周圍還有一群不同益考慮的圈內成員的游說,中央跟這些游說團體之間的利益差異,也影響了這場選舉的成本計算。這是「齊文」其中利用很大篇幅推演的「不完全民主政制」在「非隨機環境」下政府更替的過程,按他們的結論,這樣產生的政府(無論何者當選),其管治水平和執政能力都不會有很大改善和突破,還是停留在與過去接近施政水平的「超穩定」狀態。若以這角度來看,圈內權貴其實也不用太擔心誰當選,因為影響不大;圈外群眾也不應期望太高,因為改變不多。事實是否如此,有待日後證明。

註一 見《亞洲週刊》,2011年12月18日,邱立本的「封面筆記」

作者為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




from 政經評論 http://kurtlau.blogspot.com/2012/03/blog-post_9650.html

维稳压倒一切 严管网络与手机

西藏要求现阶段维稳压倒一切 严管网络与手机


本报2月29日讯 今天,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就做好近期维护稳定工作作出批示。他要求,要坚持抓早抓小抓快抓好,进一步把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做好,为全国两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陈全国在批示中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各级维稳工作班子、政法机关、驻藏人民解放军、武警和公安现役部队,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关于西藏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习近平副主席出席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活动时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的“一个中心”、“两件大事”、“四个确保”,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维护稳定的各项举措,坚持抓早抓小抓快抓好,周密安排、精心部署,履职尽责、全力以赴,实现了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小事也不出。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政法维稳干警、执勤部队官兵,牺牲节假日、放弃短期轮休,连续作战、坚守岗位,全身心投入维稳工作,充分体现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点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为保持全区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坚守在维稳一线的各级维稳班子、维稳指挥部成员、广大政法干警、驻藏部队指战员、武警和公安现役部队官兵,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希望大家珍惜成绩、再接再厉,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进一步把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做好,巩固发展西藏和谐稳定的好局面。


一是维稳警觉要提高、再提高。充分认识当前维稳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切实做到高度重视、警钟长鸣,未雨绸缪、防范在前,进一步强化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时刻绷紧稳定这根弦,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危机感,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全力做好当前维稳防控工作,彻底粉碎敌对势力、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为全国两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二是维稳责任要强化、再强化。要坚持全力以赴,各级党委、政府和维稳工作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要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恪尽职守,把维护稳定作为当前的核心任务、首要工作、第一责任,做到一切服从于稳定、一切服务于稳定,确保全天24小时有领导值班、带班;

落实分包责任,全面落实自治区领导包地市、地级领导包县、县级领导包乡、乡级领导包村(居)的维稳工作机制,下沉蹲点、深入一线、检查指导,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强化属地管理,各地、各单位、各部门要坚持守土有责、保一方平安,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真正做到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严格请假制度,近期所有干部必须坚守岗位,原则上不允许请假、更不能擅离岗位。

三是维稳纪律要严格、再严格。坚持明查与暗访相结合,日常检查与突击检查相结合,加大维稳工作督查和责任追究力度,对不坚守岗位、不负责任、失职渎职、工作不落实、措施不到位、在稳定方面出现问题的,要严惩不贷,无论功劳多大、无论是哪一级干部、无论过去工作干得多好,一律先就地免职,再移交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部门调查处理,并在全区通报、在自治区新闻媒体上公开曝光,以铁的纪律保证自治区党委、政府各项部署要求的落实。

四是维稳措施要落实、再落实。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好自治区党委、政府近期出台的十个方面的维稳措施,坚持完善党政军警民联防联动机制,确保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不留缝隙、不留盲区、不留空白点。当前要突出抓好八个关键环节:驻村工作队要强化维稳职能,做到全员在岗,认真排查各类隐患,及时调处化解矛盾,发现并处置好苗头问题;各寺管会(特派员)要尽职尽责,结合和谐模范寺庙、爱国守法先进僧尼评选创建和“六个一”、“九有”等关爱僧尼活动,做好僧尼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其爱国爱教、遵纪守法;便民警务服务站要严阵以待,充实警力、强化措施,形成网络、全天候防范,确保遇有情况快速反应、及时处置;社会面上要进行地毯式、拉网式排查,确保社会面的稳定;重点地区、重点部位要严密防范,加强对重点地区、“两边一线”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的管控,全面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管理措施要全面落实,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应急处置工作要坚决做好,确保联防联控力量、重点监管措施、应急处置装备“三到位”;舆论引导要科学有力,积极引导社会舆论,营造喜庆和谐、欢乐祥和的良好社会氛围。

五是维稳目标要确保、再确保。坚持抓早抓小抓快抓好,防患于未然,把各种不安全、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力争小事也不出,确保全区社会和谐、大局稳定,推动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来源:西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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